人民调解在解决涉法信访工作中的作用及对策

第一篇：人民调解在解决涉法信访工作中的作用及对策

“大调解”在解决信访工作中的作用及对策

苍南县龙港司法分局局长 林敏

【摘要】：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笔者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多年，所接触的矛盾纠纷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到法律的案件，当事人往往是久访不解、案结事未了。在总结和分析这些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加强法律普及工作，建立“大调解”及控源治本的长效涉法上访工作机制等。

关键词：信访 涉法 对策

笔者通过对龙港镇近三年来的涉法上访案件情况进行调查统计：2008年共发生涉法信访案件55件，占全年信访案件201件的27.3%；2009年共发生涉法信访案件77件，占全年信访案件230件的33.4%；2010年共发生涉法信访案件92件，占全年信访案件281件的33%。纵观以上这三年来的涉法信访案件是224件，占信访总数712件的31．5％。其中涉法信访案件在各领域的调解组织里化解了129件，占涉法信访案件的57.6%。而且据调查了解，大多数涉法上访人都曾多次到各级党、政部门上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不断增加，其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不过就笔者在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工作经历和接触到的上访 群众来看，“摆平就是水平”恰恰是一句大实话，而且彻底道出了当前我国信访现状。有时其他当事人产生误导，助长其信“访”，不信“法”的不良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涉法信访案件增多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从根本上减少涉法信访案件久访不解的状况。

一、涉法信访有增无减的原因

“花钱息访”面临的尴尬境地已不是个案了，前段时间看到这么一个报道，广东兴宁村民陈伟华等多次上访，反映在水库移民身份确认时所遭遇的不公。上访途中，政府部门屡次截访，并陪同游山玩水。信访花费已成当地政府重要开支。一位工作人员说，“人民内部的问题用人民币解决”，很多网友认为这种说法就是权力病态的表现。因此，涉法案件增多的原因较为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办案人员因素偏低所致。有的办案人责任心不强、业务知识不高，工作方法简单，以至案件久拖不结超越时限，甚至草草结案；还有的办案人态度蛮横、作风粗暴．引起当事人极大烦感；更有办案人抗干扰能力较弱，抵制不住诱惑，办关系案、人情案，不能秉公执法。二是办案机关意见分歧所致。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有时对一些案件的意见不一致，以至在对案件的认定、处理上存在偏差，当事人产生误解，以至在处理案件时执法标准、依据不同，结果迥异，当事人不满意。三是领导对信访工作思想认识不到位所致。个别领导对信访案件中的调解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耗时 耗力，个别领导宁愿选择“花钱买平安”。四是职能部门、信访机构不负责所致。在审批、处臵等方面，相关法律已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互相推诿的现象仍旧时有发生，当事人觉得告状无门，便到党、政机关信访部门上访。而信访部门有的只是简单说明此类案件属某某部门管辖，便一推了事。这样当事人便越级或进京上访。五是上访人员个人原因所致。有的上访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依法信访认识不清，只信“访”不信“法”，还有的受传统观念如“告御状”、“权大于法”等思想影响根深蒂固，错误地认为上访的级别越高越能解决问题：有的上访人经济条件较差，不会走或走不起依法诉讼之路；还有的上访人思想偏执，明明原决定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省、市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也己确定为无理访，可当事人仍然认为决定有误，固执己见，长年、反复到政府机关上访。六是属地管理和一票否决所致。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其领导考核采取信访一票否决制、信访包案制。正是这一票否决制导致基层政府为了不让群众到上级上访，被迫采取花钱截访、堵访，导致“摆平就是水平”的出现，变成基层政府害怕群众上访，群众越是拿上访找基层政府要钱。事实上群众上访或越级上访，很多并不是基层政府不关心，也不是不满足上访群众的利益，而是有的上访群众的要求本来就不合理，当然这是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很多上访群众的要求，基层政府根本解决不了，或者是基层政府没有能力解决，有的根本就不属于基层政府的责任。

二、减少或遏制涉法信访的对策

一是要加强法律普及、宣传和教育工作，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上访人接待人员要耐心细致地向其讲解法律知识，使其消除不正确的非理性上访意识，向其讲明涉法案件应理性、有序上访，在穷尽法律程序，经上级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确认无理访后，便是终结访，不应再到处无理上访．如果无理取闹、严重扰乱党政机关、政法部门工作秩序，违法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构建“大调解”工作网络。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要与“网格化管理、五站式服务”工作相结合，进一步发挥“民情系列”与“矛盾化解”的联动作用，建立“四级”调解网络：

1、与村居“民情接待室”联动，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整合社区民警、驻村法律顾问、大学生村官等资源，负责本辖区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和信息上报。

2、与“民情分析协调会”联动，建立“联调中心”。整合人民法庭、公安分局、司法分局、信访、国土资源、工商、卫生、房管、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的调解力量，负责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

3、派驻龙港的基层站所以及具有行政职能的其他组织要建立“大调解”体系中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分别由有关职能部门牵头负责：一是基层司法所要结合“县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负责对本乡镇的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督查和人民调解员的管理培训。加强与“县大调解指导中心”的衔接联动，对诉调、检调、警调、交调、访调、医调等重大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要切实加强协调与指导。四是建立 “信访调解工作室”，在做好接访的基础上，分析引起信访的成因，负责做好信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和“调解中心”的联动工作。今年一至八月份，我镇各级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涉法信访案件及民事纠纷共2199件，成功化解2073件，其中非正常死亡41件，涉案标的达1.2亿。三是严格考核，落实责任。将“大调解”工作纳入各部门年终考核，作为“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各部门一把手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对调解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奖励，对“一年内无矛盾上交，无群体性上访，无严重违法违纪”的“三无”村居要实行评星制，每年开展一次表彰奖励活动。平原较发达的村居一年达到“三无”的获一星，山区村居二年达到“三无”的获一星。凡得一星可推荐为县级“民主法治村”，二星推荐为市级“民主法治村”，三星推荐为省级“民主法治村”。并分级给予一定奖金。对由于工作不力，导致“大调解”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要通报批评。对由于矛盾纠纷排查、控制不力，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发生恶性群体事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法信访案件，要实行责任倒查，逐级追究相关单位、人员的责任。

三、建立“大调解”在解决涉法信访案件中的几点体会 一是培育情操，提升修养。法律赋予的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工作是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职责，也是民声工程，因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需占用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与正常生活和工作会发生冲突，这就要求司法行政人员做出牺牲，义务工 作，无偿奉献。实际上是培养和锻炼了一个人的奉献精神，稳固了司法行政人员司法为民的理念。二是方便群众，把握实情。一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老百姓必须打的官司到法院去，意下想信访的通过我们的无偿服务，问题解决的快，减轻了群众的诉讼负担。案结事了，群众敢说实情讲真话，有利于司法行政工作者了解真实情况，加强了基层司法所对群众之间的感情。三是扩大影响，增加案源。通过普法及处理信访案件，群众面对面地了解司法行政部门，增加了对法律的信任度，帮他们调解，为他们解难，协调关系也赢得了群众的口碑。

第二篇：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

第三篇：涉法信访工作汇报

近年来，涉法信访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今年以来，根据市委、市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我县先后组织实施了涉法信访攻坚、涉法信访案件专项治理等一系列排查处理活动，工作中，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积极稳妥地原则，针对不同的涉法问题，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一大批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涉法信访问题得以妥善处理。据统计，今年我们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300余人次，重点案件47件，基中到市赴省进京12案，县35案，目前47案已结40案，结案率85%。下面，我将我县今年的涉法涉诉工作向各位领导做以简要汇报。

一、主要做法

层层重视，切实加强领导。一是进一步调整充实了处理涉法上访工作领导组及办公室。确定了由县委副书记李百选任组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邵明水、政法委副书记任和辰及公检法“三长”任副组长，各单位专抓副职为成员，政法委副书记任和辰兼任办公室主任的领导组，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坚持领导亲自动手。工作中，我们根据个案案情的发展趋势，多次召开“三长”办公会进行专题研究，各级领导亲自出面、约见当事人、参予协调。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因案制宜，对症下药。涉法上访案件千差万别，实际工作中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中有理的或部分有理的，实事求是，依法纠正，该赔偿的给予赔偿，对那些虽然走完法律程序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的案件，组织动员各有关方面力量，视情节采取经济补偿、社会救助等多种办法，满足上访人的合理诉求。对结案而不息诉罢访的，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做好思想工作，把道理说透、说细，防止简单行事，以势压人，对缠访案件，实行公开听证、公开审理、公开训诫等多种方式，伸张正义，释疑解惑，争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9月29日，县公安局针对王万万上访一案召开听证会，就王万万提出的县公安局存有两份鉴定书和办案不公及徇私舞弊等问题进行对证，王万万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举不出任何证据。月日，县法院针对刘慧多次无理缠访一案，在其安峪镇董封村公开审理了此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转变观念，实以人文关怀。让当事人在感受法律威严的同时，还能体会到“被尊重、被理解、被关怀”的司法人文氛围，由此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达到有效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目的。涉法上访案件中，当事人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对信访接访人员存在一定抵触情绪。我们在接访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做到“不打官腔、不绕弯子、不踢皮球”，特别注重对当事人的关心细节，实行人性化办案，包括适时向信访当事人反馈信息，保持与当事人的沟通联系。从而拉近了我们与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为涉法上访案件的～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矗家住绛县针织厂家属院的王廷玺老人因不服县交警大队对自己发生的交通事故所做的责任认定，先后多次越级赴市进京上访，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邵明水亲自登门拜访了王廷玺老人，耐心细致、入情入理跟他谈心，王某深为邵书记的真情所动，最终表示息诉罢访。县法院在处理周丁山涉法上访一案中院长张永平高度重视，先后五次约见当事人，当面进行解释说服，又安排纪检书记侯小旺驱车5小时上门做善后处理工作，周丁山感激万千，主动向县法院送来了感谢信，并表示再不上访。

加强联系，争取多方支持。实践证明，加强与各方联系，争取支持，齐心协力，才能使上访案件得到有效解决。基于这一认识，在工作中我们注重做好“三联”。一是加强对上联系，争取领导支持，及时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听取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指示。对上级部门交办的案件，及时上报结果，防止重复上访，形成及时、迅速、准确的信息渠道。二是加强内部联系，形成工作合力。全县政法各部门将涉法上访工作与侦察、起诉、审判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政法委的领导下，以信访室为龙头，协调涉法上访工作的各个环节，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使全县上下形成一盘棋。三是加强对外联系，争取多方配合。在办理涉法上访案件中，依法办案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息访，根据不同涉法上访当事人的案情，通过当事人的家庭、所在单位领导、当事人所在村委会等部门，做好上访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防止发生意外。

明确职责，强化执法监督。针对涉诉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创新思路、完善制度，落实信访长效机制。一是落实“大信访”格局的建立。在政法系统内部实现信访“进口”是信访室、“出口”是纪检组，使信访工作与纪检监察、案件督查工作协调统一，避免了久访不决等问题的发生。二是于7月份出台《中共绛县政法委员会关于错案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引发谁解决”的原则，由案件承办人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同时，对发现典型的执法不公案件，严肃处理有执法过错的责任人的责任。各单位以案示教，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畅通信访工作工作渠道，完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工作制度，从而从源头上减少了涉法上访案件。县公安局法医董xx在～年的一起伤害案件损伤检验中，由于工作不负责，粗心大意，错误引用已经废止的法律条文，引起当事人越级上访，我们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证实后，及时给予该董行政记过处分。一石惊百鸟，通过个案责任的追究，用身边的人和事，扭转了以往执法随意，粗心麻痹的不良风气，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司法～现象。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依法三是加强案件评查。工作中，我们采取普查抽查互补、交叉检查和专项检查结合的形式，开展案件评查活动做到责任不脱节监督无死角。在个案监督上，我们针对一定时期内影响大的案件，上级交办的案件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进行跟踪监督，确保案件公正、依法、高效。其次，为解决当前政法部门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现象，每半年开展一次案件普查，确保案件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确保法律文书制作规范。第三，适时组织政法各部门在本系统、本单位开展案件交叉互查活动，重点解决政法各部门的“面子”问题，即文书质量，通过对文书的评查，唤起了干警“文书制作环节处处要

第四篇：涉法信访工作汇报

涉法信访工作汇报

近年来，涉法信访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今年以来，根据市委、市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我县先后组织实施了涉法信访攻坚、涉法信访案件专项治理等一系列排查处理活动，工作中，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积极稳妥地原则，针对不同的涉法问题，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一大批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涉法信访问题得以妥善处理。据统计，今年我们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300余人次，重点案件47件，基中到市赴省进京12案，县35案，目前47案已结40案，结案率85%。下面，我将我县今年的涉法涉诉工作向各位领导做以简要汇报。

一、主要做法

层层重视，切实加强领导。一是进一步调整充实了处理涉法上访工作领导组及办公室。确定了由县委副书记李百选任组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邵明水、政法委副书记任和辰及公检法“三长”任副组长，各单位专抓副职为成员，政法委副书记任和辰兼任办公室主任的领导组，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坚持领导亲自动手。工作中，我们根据个案案情的发展趋势，多次召开“三长”办公会进行专题研究，各级领导亲自出面、约见当事人、参予协调。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因案制宜，对症下药。涉法上访案件千差万别，实际工作中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中有理的或部分有理的，实事求是，依法纠正，该赔偿的给予赔偿，对那些虽然走完法律程序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的案件，组织动员各有关方面力量，视情节采取经济补偿、社会救助等多种办法，满足上访人的合理诉求。对结案而不息诉罢访的，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做好思想工作，把道理说透、说细，防止简单行事，以势压人，对缠访案件，实行公开听证、公开审理、公开训诫等多种方式，伸张正义，释疑解惑，争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9月29日，县公安局针对王万万上访一案召开听证会，就王万万提出的县公安局存有两份鉴定书和办案不公及徇私舞弊等问题进行对证，王万万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举不出任何证据。月 日，县法院针对刘慧多次无理缠访一案，在其安峪镇董封村公开审理了此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转变观念，实以人文关怀。让当事人在感受法律威严的同时，还能体会到“被尊重、被理解、被关怀”的司法人文氛围，由此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达到有效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目的。涉法上访案件中，当事人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对信访接访人员存在一定抵触情绪。我们在接访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做到“不打官腔、不绕弯子、不踢皮球”，特别注重对当事人的关心细节，实行人性化办案，包括适时向信访当事人反馈信息，保持与当事人的沟通联系。从而拉近了我们与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为涉法上访案件的圆满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家住绛县针织厂家属院的王廷玺老人因不服县交警大队对自己发生的交通事故所做的责任认定，先后多次越级赴市进京上访，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邵明水亲自登门拜访了王廷玺老人，耐心细致、入情入理跟他谈心，王某深为邵书记的真情所动，最终表示息诉罢访。县法院在处理周丁山涉法上访一案中院长张永平高度重视，先后五次约见当事人，当面进行解释说服，又安排纪检书记侯小旺驱车5小时上门做善后处理工作，周丁山感激万千，主动向县法院送来了感谢信，并表示再不上访。

加强联系，争取多方支持。实践证明，加强与各方联系，争取支持，齐心协力，才能使上访案件得到有效解决。基于这一认识，在工作中我们注重做好“三联”。一是加强对上联系，争取领导支持，及时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听取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指示。对上级部门交办的案件，及时上报结果，防止重复上访，形成及时、迅速、准确的信息渠道。二是加强内部联系，形成工作合力。全县政法各部门将涉法上访工作与侦察、起诉、审判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政法委的领导下，以信访室为龙头，协调涉法上访工作的各个环节，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使全县上下形成一盘棋。三是加强对外联系，争取多方配合。在办理涉法上访案件中，依法办案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息访，根据不同涉法上访当事人的案情，通过当事人的家庭、所在单位领导、当事人所在村委会等部门，做好上访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防止发生意外。

明确职责，强化执法监督。针对涉诉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创新思路、完善制度，落实信访长效机制。一是落实“大信访”格局的建立。在政法系统内部实现信访“进口”是信访室、“出口”是纪检组，使信访工作与纪检监察、案件督查工作协调统一，避免了久访不决等问题的发生。二是于7月份出台《中共绛县政法委员会关于错案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引发谁解决”的原则，由案件承办人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同时，对发现典型的执法不公案件，严肃处理有执法过错的责任人的责任。各单位以案示教，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畅通信访工作工作渠道，完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工作制度，从而从源头上减少了涉法上访案件。县公安局法医董**在2003 年的一起伤害案件损伤检验中，由于工作不负责，粗心大意，错误引用已经废止的法律条文，引起当事人越级上访，我们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证实后，及时给予该董行政记过处分。一石惊百鸟，通过个案责任的追究，用身边的人和事，扭转了以往执法随意，粗心麻痹的不良风气，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司法腐败现象。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依法三是加强案件评查。工作中，我们采取普查抽查互补、交叉检查和专项检查结合的形式，开展案件评查活动做到责任不脱节监督无死角。在个案监督上，我们针对一定时期内影响大的案件，上级交办的案件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进行跟踪监督，确保案件公正、依法、高效。其次，为解决当前政法部门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现象，每半年开展一次案件普查，确保案件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确保法律文书制作规范。第三，适时组织政法各部门在本系统、本单位开展案件交叉互查活动，重点解决政法各部门的“面子”问题，即文书质量，通过对文书的评查，唤起了干警“文书制作环节处处要小心”的责任意识，使我县的案卷文书质量显著提高。自 月 日开始，我们对公检法三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案件评查，从这次的评查情况来看，二、几点体会

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经过一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县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涉法上访大量增多的势头还没有真正得到遏止，一批“老大难”案件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新的涉法上访案件还在不断产生，已经息诉罢访的案件有可能出现反复。因此，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涉法上访问题仍将处于高发态势，我们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自满、厌战情绪，坚定信心，从政治的高度，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做好集中处理工作。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法干警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不可否认，政法干警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造成涉法上访的重要原因。从集中处理涉法上访工作实践看，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细致、不作为。今后，我们要进一步针对这些问题，突出抓好整改工作，要用集中处理涉法上访工作中发现的执法不公、违法违纪的典型，对广大干警进行执法为民教育，切实解决对群众的感情和工作责任心问题，端正执法思想，改进执法作风，提高执法水平，全面健全完善执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一是加强错案责任追究，《错案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虽然出台了，但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并不断健全和完善。二是落实重大案件报告制度。对重大、重点、有影响的案件，政法委要重点监督、重点跟踪、重点检查，并及时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确保每一起案件都得到妥善解决。三是加大执法质量检查力度。对每项执法活动和每个案件的办案流程，进行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定期对执法质量检查通报，从源头上减少涉法上访。

第五篇：解读涉法信访

解读涉法信访

解读涉法信访2007-12-12 17:19:41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解读涉法信访解读涉法信访(2)涉法信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着，涉法信访的巨大功效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但是，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看，从发展的角度看，从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立法不断丰富和科学完善，另一方面却又要面对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以致于这些涉法信访案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现实看，我们有必要对涉法信访进行反思和探讨，从而获得一些前瞻性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1、涉法信访机制中的国家权力成分不清、界线不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公民对其不服的行政行

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解决，犯罪行为可以在由国家或者自诉人启动的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等法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为几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终局裁判者，即司法权为终局权。人民法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行信访机制中又存在着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这一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对这一权力的认识和界定远远不够：它的设定是否科学？它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它是对原有依法设定的国家权力的必要补充，还是多余的重复？它的行使是否有全局上的效果？它依照哪一部法律处理哪些案件？等等，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客观现实是，信访部门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彻底处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访案件却与日俱增，这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与原有依法设定的处理权之间，已经出

现了互为消蚀的倾向。另外，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属于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没有穷尽诉讼程序的案件，这又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往往有临时或者永久取代司法权的一面。例如这样一个案件：土地延包期间，某村违反党中央政策将原承包户种有成规模果树的土地无偿发包给另一承包户，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新承包户又分三次将果树全部砍毁，引发刑事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至此，该一案包含三个小案：土地纠纷、刑事、民事。但是，该案始终只能进入信访部门，并且在基层久拖未决，最后在省级信访部门的接待下，在省级内参的呼吁下，才以被害人得到赔偿后不得已息访而告结。从客观上讲，被害人始终没有要求放弃刑事诉讼，因此，该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处理，但在信访机制内，该案就这样结了。

2、信访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尤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等所谓信访经验的广泛流传，和它在某种程度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得公民或者单位进行信访大有不到北京不罢休的信心和理由，于是，大量本应由基层解决的案件不得已而摆上高级领导的案头。另一方面，我们“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指导思想，又往往使我们将很多公民或者单位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层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检查和落实。这样，既赋予公民或者单位有信访的权力，又将大量信访案件空批回去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不含狭义上的信访法律法规）的申诉渠道，这个申诉渠道就可以看作是具体法律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信访权的落实，我们只需要严格执行这个具体法律的规定，就应该是保障了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否则，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终局结论更是遥遥无期。打个比方，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工作）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公民都可以仅仅以此为由要求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选拔国家工作人员自有一套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只需要严格依照这一套法律法规来选拔国家工作人员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在前述这个申诉渠道（即本来能够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设定一个抵触或者部分抵触该法律程序的信访机制，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

3、涉法信访的成因。总体上说，基层工作（不含基层信访工作——下同）与信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领导、指导作用的有关机关的工作之间，互相成为对方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基层工作对“上”有依赖性，信访工作对“下”也有依赖性，双方互相依赖，质量与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分开来说，基层工作不过关是根本。但基层工作不过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如下：所处的环境不佳，缺乏按规律办事的机制，责、权不明，违法成本低，冗员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科

学竞争机制。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德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公民与法》审判版）2004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称，某基层法院共有工作人员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资格（含院领导）的仅21人。这就是说，该院具有审判案件资格的人数仅为21人，比例仅为1/6——一个绝对惊人的比例。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本身就有违反《法官法》之嫌——谁对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负责呢？再让这样的法院完全依法办案，理论上讲是不太可能的！等等。信访工作监督基层工作不到位是关键。信访工作就案办案，越办案越多，养成了基层工

解读涉法信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