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第一篇：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2007-02-10 16:49:08

⒈城乡互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乡互动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广大农村区域的支持，而随着城市的成长壮大，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摆脱困境，促进与拉动农村区域增长，而广大农村又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市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广大农村，城乡互动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前提。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

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农民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就是因为没有遵循市场规律；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它包括农民素质问题和减负问题。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目前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而且制约城乡互动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有是两个：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城乡分割体制而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三农问题”的一切根子，都在这两个矛盾上。

城乡互动发展使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

这不仅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动力与物质保障，而且为城市盘活闲置资产、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产业升级开辟新的路径。

城乡互动的发展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进而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从区域社会整体利益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将城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纳入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协调了城乡两大集团的经济利益分配，不仅形成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乡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城乡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空间，保证了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乡互动发展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和互补性等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

合起来，有利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城乡互动的机制

“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发展过程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由于它们的非平衡运动，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就业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会加大，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当年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为万人，当年净转移万人。其中转移到工业的占％、建筑业的占％、第三产业的占％。据有关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为万，上海的外来人口为万以上。而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据估计不

少于万。特别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人数众多的外来劳动力。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暂住户口居民现在已达到万，是常住人口的倍。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镇，外来劳动力也都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人数。

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下，农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这样也产生较大的推力。江苏省宿迁市到××年月底，输出劳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年宁夏转移农村劳动力为万人、内蒙古自治区转移万人，年至少有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将近亿元，平均每人元，广东外来人口每年至少给家乡挣回多亿元新华网。这不

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互动关系。

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

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地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进而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年全国民营企业有万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解决就业人口万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万人。农村非农劳动力为万人，占乡村劳动力的％。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亿元，占全国国民经济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工业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乡镇企业创造的。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年我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比年增长了倍，年平均增长为％。

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 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它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农村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所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产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

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较高，特别是年以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城镇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城镇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也可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对城乡互动的作用。

但小城镇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及农村各类要素的自

由流动的网络式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般是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先导，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资料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力占％。全国共有万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和％左右，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的城镇就业机会“九五”末，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达万人，占全国农村

劳动力的％，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万人“九五”末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元中有元来自于乡镇企业，占％。乡镇企业近年以来，有年每年从农村吸纳富余劳动力，共吸纳万人。这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而且更有利于进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等。

体制和制度

有效的机制还必须靠完善的体制和制度来保证，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就要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许农村土地的自由转让、抵押、出租和继承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建立农民与市民同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解除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碍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城乡互动模式

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至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市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由于城市的发展，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同时城市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亿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万人，占％。统计显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

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占％，从乡村流出的占％。流入城镇的占％，流入乡村的占％。即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流入城镇的有％。

城乡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工作和收入问题，而且更重要是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年上升了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年的元提高到年的元，增长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年的％提高到年的％。

城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城乡隔离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三农”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要变城市因素的负面作用为正面推动，达到既能缓解农村剩余劳力，又能

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双重目的，就要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实现城乡市场、产业结构、保障体系和土地市场等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互动可以促使城乡都得到有序的发展。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年的％降低到年的％，共下降了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化率也从年的％，提高到年的％，共提高了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这种城市与农村互动的良好发展势态，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树立了楷模。

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长非常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增长也比较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说明了城乡差距正在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长江三角洲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

国同一类型总数的％，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三分之二，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以上。因此，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如上海人均为四川、江西、安徽的倍、倍和倍，浙江、江苏为四川的倍和倍。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产业三元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区域三元城市、城镇和乡村、劳力三元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和产权三元个人、集体和国家推向一元。

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仅能解决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区域城市化发展使我们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市民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实行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可以达到城乡互补，共同繁荣。一方面，城市里有技术、人才、资金和文化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农村有土地资源和人才资源，利用两者的优势，则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补偿。牛文元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韩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关系证明，确立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现代城市发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年末人口为万人，城镇人口万人，占总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上海高达％。为亿元，人均为元。区内有大、中、小城市个，个建制镇，平均每就有一座城市，不足就有一座建制镇。年月，浙江省在中国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把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网络，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元，江苏苏南农民纯收入达到元，长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城市的郊区事实上已经连成一片。

城镇网络化

城镇网络化是城乡互动的有效途径，所以要大力发展面向“三农”的新型城镇体系，形成小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并举的城镇网络化结构，进而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三农”和整体内需不足的问题。如内蒙古全区已有建制镇个、乡集镇个，各类小城镇人口达到万，占全区总人口的／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县所在镇为中心、建制镇为骨干的小城镇网络。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城镇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结构正在演变为各具特色的城镇群，或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多层次城市圈城市经济圈。如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长株潭城镇群等。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较大，网络结构发达如上述的长三角，也是近年来我国农民进城的重点流入地区，也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良性互动的典型区域。

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的措施

目前影响城乡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障碍有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源性障碍、经济结构和素质性障碍。因此要更新观念，要跳出农村，通过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繁荣农村；跳出传统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民身份的束缚，实现农民非农化和提高农民现代化水准。

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权力，不再因血统、居住地、职业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处理好几个关系

城乡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处理好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和工人的关系，使工农、城乡、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三农”的“裂变”，即农民怎么变成工人，农村怎么变为城镇，农业怎么逐步实现工

业化，其核心是如何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它是实现“三农”裂变的载体，只有处理好这几个关系，并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如创建一批农业科技产业园，才能真正体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推动农村的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加快市场化发展、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才能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进而促进城乡良性互动。

只有按着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促进城市的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统筹、相互促进

目前我国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场经济，而近亿人口的农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资源要素未能在城乡之间统筹配置，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形成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

城乡统筹可以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可以跳出传统思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考虑“三农”问题；可以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希望。

建立保障机制、促进经济发展

要实行城乡良性互动，就必须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农民真正融人城市和社会”十六大报告

为确保城乡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进行制度创新，特

别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在农村建立与城市政策统一、形式有所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兑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逐步建立对农业和农民的保障机制。

第二篇：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08-11-18 18:12:05

1、城乡互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乡互动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广大农村区域的支持，而随着城市的成长壮大，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摆脱困境，促进与拉动农村区域增长，而广大农村又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市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广大农村，城乡互动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前提。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农民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就是因为没有遵循市场规律；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它包括农民素质问题和减负问题。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目前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而且制约城乡互动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有是两个：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城乡分割体制而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三农问题”的一切根子，都在这两个矛盾上。

城乡互动发展使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这不仅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动力与物质保障，而且为城市盘活闲置资产、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产业升级开辟新的路径。

城乡互动的发展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进而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从区域社会整体利益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将城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纳入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协调了城乡两大集团的经济利益分配，不仅形成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乡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城乡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空间，保证了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乡互动发展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和互补性等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城乡互动的机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发展过程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由于它们的非平衡运动，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就业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会加大，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2002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5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9％，当年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为1009万人，当年净转移1349万人。其中转移到工业的占37％、建筑业的占15.6％、第三产业的占43.3％。据有关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为530万，上海的外来人口为456万以上。而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据估计不少于8000万。特别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人数众多的外来劳动力。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暂住户口居民现在已达到280万，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镇，外来劳动力也都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人数。

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下，农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这样也产生较大的推力。江苏省宿迁市到2003年4月底，输出劳59.01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6％。2002年宁夏转移农村劳动力为13.5万人、内蒙古自治区转移102万人，1997年至少有3400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将近2000亿元，平均每人5642元，广东外来人口每年至少给家乡挣回30多亿元(新华网)。这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互动关系。

2.2 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

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地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进而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有2084.66万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解决就业人口12819.57万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农村非农劳动力为15164.6万人，占乡村劳动力的31.62％。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8812亿元，占全国国民经济工业增加值的47.3％，全国工业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乡镇企业创造的。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我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20315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比1989年增长了12倍，年平均增长为23.8％。

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它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2.3 农村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所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产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

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较高，特别是1996年以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城镇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城镇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也可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对城乡互动的作用。

但小城镇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及农村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的网络式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2.4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般是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先导，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资料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力(占85％)。全国共有2344万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九五”末，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达1282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九五”末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来自于乡镇企业，占33.7％。乡镇企业近10年以来，有7年每年从农村吸纳富余劳动力，共吸纳4853万人。这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而且更有利于进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等。

2.5 体制和制度

有效的机制还必须靠完善的体制和制度来保证，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就要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许农村土地的自由转让、抵押、出租和继承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建立农民与市民同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解除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碍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城乡互动模式

3.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00至1000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市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由于城市的发展，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同时城市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2亿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统计显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

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占27％，从乡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镇的占74.4％，流入乡村的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城乡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工作和收入问题，而且更重要是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2001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67.3％，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32.7％，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长6.4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 城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城乡隔离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三农”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要变城市因素的负面作用为正面推动，达到既能缓解农村剩余劳力，又能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双重目的，就要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实现城乡市场、产业结构、保障体系和土地市场等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互动可以促使城乡都得到有序的发展。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化率也从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个百分点，这种城市与农村互动的良好发展势态，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树立了楷模。

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长非常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5.25％；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增长也比较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0.85％。说明了城乡差距正在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长江三角洲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国同一类型总数的38.8％，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三分之二，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苏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产业三元(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区域三元(城市、城镇和乡村)、劳力三元(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和产权三元(个人、集体和国家)推向一元。

3.3 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仅能解决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区域城市化发展使我们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市民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实行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可以达到城乡互补，共同繁荣。一方面，城市里有技术、人才、资金和文化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农村有土地资源和人才资源，利用两者的优势，则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补偿。牛文元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韩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关系证明，确立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现代城市发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年末人口为7469.54万人，城镇人口3072.44万人，占总人口的40.94％，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36.22％高出4.72个百分点，上海高达74.62％。GDP为13739亿元，人均GDP为18393元。区内有大、中、小城市54个，1396个建制镇，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镇。2001年8月，浙江省在中国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把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网络，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82元，江苏苏南农民纯收入达到4990元，长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城市的郊区事实上已经连成一片。

3.4 城镇网络化

城镇网络化是城乡互动的有效途径，所以要大力发展面向“三农”的新型城镇体系，形成小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并举的城镇网络化结构，进而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三农”和整体内需不足的问题。如内蒙古全区已有建制镇273个、乡集镇1216个，各类小城镇人口达到625万，占全区总人口的1／4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县所在镇为中心、建制镇为骨干的小城镇网络。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城镇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结构正在演变为各具特色的城镇群，或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多层次城市圈(城市经济圈)。如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长株潭城镇群等。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较大，网络结构发达(如上述的长三角)，也是近年来我国农民进城的重点流入地区，也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良性互动的典型区域。

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的措施

目前影响城乡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障碍有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源性障碍、经济结构和素质性障碍。因此要更新观念，要跳出农村，通过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繁荣农村；跳出传统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民身份的束缚，实现农民非农化和提高农民现代化水准。

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权力，不再因血统、居住地、职业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4.1 处理好几个关系

城乡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处理好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和工人的关系，使工农、城乡、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三农”的“裂变”，即农民怎么变成工人，农村怎么变为城镇，农业怎么逐步实现工业化，其核心是如何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它是实现“三农”裂变的载体，只有处理好这几个关系，并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如创建一批农业科技产业园)，才能真正体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推动农村的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4.2 加快市场化发展、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才能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进而促进城乡良性互动。

只有按着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促进城市的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3 城乡统筹、相互促进

目前我国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场经济，而近10亿人口的农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资源要素未能在城乡之间统筹配置，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形成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

城乡统筹可以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可以跳出传统思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考虑“三农”问题；可以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希望。

4.4建立保障机制、促进经济发展

要实行城乡良性互动，就必须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农民真正融人城市和社会”(十六大报告)

为确保城乡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在农村建立与城市政策统一、形式有所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兑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逐步建立对农业和农民的保障机制。

第三篇：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1城乡互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乡互动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广大农村区域的支持，而随着城市的成长壮大，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摆脱困境，促进与拉动农村区域增长，而广大农村又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市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广大农村，城乡互动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前提。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农民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就是因为没有遵循市场规律；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它包括农民素质问题和减负问题。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目前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而且制约城乡互动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有是两个：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城乡分割体制而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三农问题”的一切根子，都在这两个矛盾上。

城乡互动发展使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这不仅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动力与物质保障，而且为城市盘活闲置资产、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产业升级开辟新的路径。

城乡互动的发展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进而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从区域社会整体利益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将城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纳入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协调了城乡两大集团的经济利益分配，不仅形成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乡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城乡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空间，保证了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乡互动发展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和互补性等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互动的机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发展过程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由于它们的非平衡运动，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就业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会加大，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2002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5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9％，当年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为1009万人，当年净转移1349万人。其中转移到工业的占37％、建筑业的占15.6％、第三产业的占43.3％。据有关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为530万，上海的外来人口为456万以上。而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据估计不少于8000万。特别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人数众多的外来劳动力。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暂住户口居民现在已达到280万，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镇，外来劳动力也都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人数。

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下，农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这样也产生较大的推力。江苏省宿迁市到2003年4月底，输出劳务59.01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6％。2002年宁夏转移农村劳动力为13.5万人、内蒙古自治区转移102万人，1997年至少有3400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将近2000亿元，平均每人5642元，广东外来人口每年至少给家乡挣回30多亿元(新华网)。这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互动关系。

2.2 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

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地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进而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有2084.66万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解决就业人口12819.57万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农村非农劳动力为15164.6万人，占乡村劳动力的31.62％。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8812亿元，占全国国民经济工业增加值的47.3％，全国工业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乡镇企业创造的。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我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20315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比1989年增长了12倍，年平均增长为23.8％。

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它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2.3 农村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所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产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

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较高，特别是1996年以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城镇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城镇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也可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对城乡互动的作用。

但小城镇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及农村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的网络式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2.4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般是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先导，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资料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力(占85％)。全国共有2344万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九五”末，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达1282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九五”末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来自于乡镇企业，占33.7％。乡镇企业近10年以来，有7年每年从农村吸纳富余劳动力，共吸纳4853万人。这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而且更有利于进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等。

2.5 体制和制度

有效的机制还必须靠完善的体制和制度来保证，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就要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许农村土地的自由转让、抵押、出租和继承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建立农民与市民同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解除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碍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城乡互动模式

3.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00至1000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市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由于城市的发展，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同时城市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2亿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统计显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

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占27％，从乡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镇的占74.4％，流入乡村的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城乡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工作和收入问题，而且更重要是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2001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67.3％，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32.7％，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长6.4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 城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城乡隔离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三农”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要变城市因素的负面作用为正面推动，达到既能缓解农村剩余劳力，又能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双重目的，就要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实现城乡市场、产业结构、保障体系和土地市场等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互动可以促使城乡都得到有序的发展。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化率也从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个百分点，这种城市与农村互动的良好发展势态，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树立了楷模。

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长非常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5.25％；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增长也比较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0.85％。说明了城乡差距正在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长江三角洲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国同一类型总数的38.8％，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三分之二，在农村

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

5.87倍，浙江、江苏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产业三元(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区域三元(城市、城镇和乡村)、劳力三元(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和产权三元(个人、集体和国家)推向一元。

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财经学院财务会计教育（对口）1102班 学号：0761110215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三位一体的问题。我国“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效益差、竞争力弱，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过于分散化，无法获得良好的 专业化服务，因而导致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字】：“三农”问题 财政支农政策 发展 治理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农业、农民和农村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党中央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

二、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特点

（一）、一般特点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其中既含义经常性支出，也含有投资性支出，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

对农业和农村来说，政府主要是提供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农民急需的生活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可以说，凡是具有“外部效应”的牵涉面广、规模巨大的农业投入，原则上都应由政府承担。

（二）、特殊性

首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产生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因此，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职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加u对农业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国家投资只应发挥辅助作用。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必须高于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否则，农业部门的积累就无从产生；二是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否则，农业部门即便产生了利润也不会向农业投资转化，社会资本也不会转向农业投资。

三、从财政支农角度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的分析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一）、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二）、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三）、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 《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 《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 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 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 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四、我国财政支农出现的新问题

（一）、财政直接投入比例失调，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尽管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增长，但始终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低下，而用于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上升。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的比重更低，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

（二）、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来，因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下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几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着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

（三）、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模式，即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保证不了工程的质量，造成极大的浪费。涉及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实施效益不理想。而且，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并存；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执行缓慢，资金到位率低，且内支农资金支出不平衡；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资金使用效果差。

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

（一）、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短期内，由于我国长期，由于我国长期扭曲的农村不合理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乡镇财政收入造成重大冲击，加之各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参差不齐，基层财政收入不足造成支出的缺口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对农村公共物品筹资制度的重新安排，能够稳定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同时加大农村财政的转

移支付力度，填补税费改革中发生的财政收支缺口，减少改革的阻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二）、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而我国现阶段仅为39%，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很大。因此，我国要重点支持那些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农业科技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包括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研究、杂交优势的利用等；要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积极发展农业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辐射技术等研究；加强重点的农业基础理论研究，有计划地使一批农业技术项目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使利益驱动成为农民吸纳科技的动力。

（三）、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实现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于”的要求：即确保每一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高于上年，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法定增长，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同时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市县财政也要逐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积极探索利用补助、贴息、保险、担保等方面手段。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以县为主，制定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整合支农资金；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通过合理配置机构和职能，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使用分散的问题。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性措施，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四）、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实行“三补贴”政策

所谓的“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按种植面积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总之，各财政部门要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扎实做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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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工作倍受重视。全党、全社会形成一个共识，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养活农民、转移农民。从河南自身的实践看，传统的发展思路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农‛字做文章，把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走向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民，就必须注重对农民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增强他们的转岗就业本领。而要培训农民，就必须依靠各级党委、政府来加强领导和组织。

一、认识要更明确

去年国家六部委启动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省里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河南省又提出‚完成技能培训20万人，引导性培训40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00万人以上，有组织输出比重40％以上‛的目标。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认识，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实施力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首次把实施阳光工程写进中央文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改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业环境，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引导和帮助农民就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抓好农民工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强外出就业、稳定就业的能力。‛今年国家更加重视阳光工程的实施，培训规模不断扩大，由去年的250万人增加到今年的280万人；投资力度也在加大，中央财政的培训补助资金由去年的2.5亿元增加到4亿元；补助标准有所提高，由去年的每人每期补助100元提高到139元。

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采取积极措施强力推进。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劳动力资源量居全国第一位。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劳务经济。2003年，在制定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时，就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基本途径，指出要跳出‚农‛字做文章，通过‚三化‛来‚化‛农业、‚化‛农村、‚化‛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且提出，到2020年全省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达60％以上，城镇人口达50％以上。徐光春同志到河南工作后，更加重视推进劳务经济发展。他多次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着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民择业多元化，为农民增加收入拓宽渠道。他多次到基层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问题深入调研，并把劳务大县固始县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联系点，全国‚两会‛期间还专程看望河南省在京务工人员。今年5月10日，徐光春同志在《河南日报》发表了《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意义》的署名文章，对河南省劳务经济的发展作了深入探讨和指导。今年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作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工作之一。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实施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转岗就业能力，实现农民就业多元化。‛最近，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诺办好‚十件实事‛，其中有两项承诺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劳务经济，一件是解决好提高农民致富本领问题，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和农业科技培训，在3年内分期分批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培训一遍；另一件是解决好外出务工人员中党组织建设问题，力争用4年时间使外出务工农民达2000万人左右，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

河南省阳光工程实施一年来的实践表明，这项工作既有益又有效。去年，河南省开始启动实施阳光工程，全面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一年多来，全省筹集培训补助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对参加培训农民的补助，认定培训基地960所，重点开展了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三大类共41个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学员20万人，转移就业18.7万人，圆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和转移就业目标，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被群众称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一是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就业技能，经过培训的农民93.5％实现了转岗就业。二是降低了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政府安排的财政培训补助资金直接补助给受训农民，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平均降低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甚至达一半以上。三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提高了转移输出的组织化程度，河南省农民外出务工有组织输出比重由2003年的3.2％提高到36％。四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参训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平均达到724元，比未接受培训的人员普遍高出200多元。2004年河南省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0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1411万人，已有超过50％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和农村二、三产业；农民务工总收入613亿元，比上年增加85亿元，增长16％；农民务工收入比重首次超过30％，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4％。正像一些农民工所说的那样，‚出来一人，全家脱贫‛。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劳务经济，任务紧迫，机遇难得。所谓任务紧迫，就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不仅有近1400万人亟须转移，而且每年还在产生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要实现2020年非农产业就业率60％以上和城镇化率50％的目标，每年需要转移100万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实现4年时间使河南省外出务工农民达2000万人左右，每年需转移农民150万人左右。所谓机遇难得，就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河南省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劳务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紧缺，很多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今年春节期间又出现‚保姆荒‛，这为河南省加快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河南省近些年重视发展基础教育，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整体较高，外出务工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经过多年努力，河南省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一大批省内外知名的劳务品牌，河南民工已经在外界树立了良好信誉和形象。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重大意义，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更好地推动河南省劳务经济发展。

二、培训要更扎实

阳光工程实施以来，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没有按要求及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影响了工作任务的完成；培训规模小，享受阳光工程培训补贴的农民只占当年转移农民的20％左右，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享受培训补贴；培训针对性不强，培训质量不高；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力。总结以往经验，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努力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办成劳务经济的样板工程、龙头工程。

一是抓好资金投入。资金投入是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保证，各级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今年河南省财政投入是556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支持河南省2500万元，比去年增加800万元，增幅和总量均居全国第一；省财政配套2500万元，比去年增加2040万元；省辖市财政配套560万元，不再要求县级财政配套。此外，省扶贫办今年还从扶贫资金中拿出4500万元，用于贫困乡村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各方面加在一起，预计全省用于农民转移培训的资金高达亿元以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各省辖市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配套资金的足额到位，并管好、用好培训资金，切实提高使用效益。阳光工程培训是示范引导性的，仅靠项目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有条件的市、县要尽可能加大财政投入，扩大培训规模，同时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个人资金参加，形成以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

二是抓好基地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业覆盖面广，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加强基地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参与。要通过分开竞争的办法，集中一批优质培训资源参与政府公益性培训项目的实施。要积极引导培训机构围绕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要引导和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培训规模，努力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要发展和改革农村教育，使农村职业学校、成人学校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基地。要加强农民工培训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培训质量。

三是抓好订单培训。订单培训是确保农民稳定转岗就业的最有效形式，也是最受欢迎的形式。要继续采取订单培训的形式，坚持培训就业一体化的运作方式。认定培训基地必须把职业介绍能力、有无用人订单作为首选条件。有用人订单，才能承担培训项目，有多少订单才能承担多少任务。不仅要看订单，还要看订单质量、看就业单位收入、就业稳定性和就业环境。在培训内容上，要以当前用工量大的制造、建筑、服务业等行业的相关岗位为重点，按照用人单位的需要和岗位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使学员获得从业资格，顺利进入有相关准入要求的行业和岗位；在培训模式上，要通过‚校企联合‛、‚校乡联合‛等形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现培训与输出的良性互动。许昌市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的优势，及时掌握本地企业用工信息并定期发布，使大量的农民实现了就地培训、就地转移。全市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38万人，其中就地转移72万人，占一半以上。

四是抓好监管规范。阳光工程必须‚阳光操作‛。去年个别地方在实施阳光工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基层管理部门工作不认真、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后要在阳光工程的规范运作、制度化管理上狠下功夫、多做文章。要严格执行国家六部委和河南省制定的项目管理办法、基地认定意见、资金管理办法、检查验收办法，落实好第一节课、培训券、公示、台账、培训月报、检查验收等六项制度，规范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培训内容、资金使用、基地认定、项目单位评选、培训机构监管，确保阳光工程的顺利健康实施。

五是抓好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广大农民宣传‚劳务致富‛、‚劳务光荣‛，宣传党和国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动员他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参加培训，走出家门。要在加强技能培训的同时，注重行为规范教育，使外出务工农民尽快适应现代城市生活，遵守社会公德，诚实守信，同时强化自我保护意识，树立河南农民工的良好形象。要采取适当形式对农民工中的优秀代表进行表彰，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特别是突出宣传李学生等河南杰出外出务工人员的事迹，以此产生示范效应，让‚河南农民工是好样的‛这样的说法广为人知。各地要根据当地人文、历史和已经形成的就业特点，树立劳务输出商品意识，发展劳务输出产业，提高劳务输出水平，努力打造像‚林州建筑‛、‚长垣厨师‛、‚西华的哥‛、‚唐河保安‛、‚遂平家政‛、‚新县涉外‛等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享誉国内外的劳务经济品牌。

三、服务要更周全

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农民工、公正对待农民工、关心善待农民工，满腔热情地向农民工伸出关爱之手，搞好服务，想方设法组织农民工、服务农民工、维护农民工。

一要组织农民工。河南省各地的实践证明，农民有组织输出比自由外出效果好。农民工因为有组织而有保障、有靠山、心里踏实，也便于管理。我们要在积极支持农民自由外出务工的同时，特别强调农民有组织的输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各级党委、政府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形成健全的工作体系。要大力发展从事劳务输出的社会中介机构，提高河南省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要加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宏观调控力度，重视联络和签订跨地区大规模的劳务协议。要加强外出务工人员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团组织和维权组织的建设，使他们真正实现‚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转岗不转向‛。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都能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商丘市调动各级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和民间就业组织的积极性，统一联系用人单位，统一时间运送务工人员，变‚散兵游勇‛为‚正规部队‛，变无序流动为有序转移，去年输出142万人，其中政府部门指导性输出16万人，民间组织引导性输出81万人。

二要服务农民工。要适应劳务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积极探索和寻求服务农民工的新办法、新途径，向外出务工农民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公益服务。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搞好信息服务，通过驻外机构、各种用工信息平台搜集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用工信息，通过举办农民工用工洽谈会、供需见面会等形式为外出务工人员转岗就业搭建平台，减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降低外出就业的成本。乡村基层组织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时便利地办理外出务工手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提供社会服务，通过组织‚农机跨区作业‛和帮工队，帮助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搞好农业生产；认真做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免除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出现突发事件要给予积极帮助。城镇要进一步认真清理不利于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和法规，让进城务工农民在子女上学、户籍管理、订立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权益和征收税费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逐步打破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城乡、地区和体制分割现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政策和法制保障。各地要借鉴信阳市‚金桥工程‛的做法，经常到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开展慰问活动，为他们送去家乡的关怀，鼓励他们在外地安心工作、创业致富。

三要维护农民工。近一个时期以来，为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农民工进城落户、工资兑付、子女上学、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各级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把这些政策贯彻好、落实好。要加大劳动保障的监察执法力度，认真清理整顿用工市场，加强对民办中介机构的监管。要从源头上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延长工时、使用童工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尽可能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安全宽松的务工环境。

四、领导要更有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大事来抓。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劳务经济，各级要舍得拿出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劳务经济。要把劳动力转移培训提到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建立由党委、政府牵头，农业、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建设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编制培训计划，落实扶持政策。要把阳光工程实施纳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目标，实行严格的目标考核。要加大对阳光工程实施的督导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各有关部门要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阳光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工作职责和系统资源，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形成条块结合、部门联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农业部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牵头单位，要在搞好协调管理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培训机构的认定、招标、监管工作；财政部门要负责落实补助资金，加强对补助资金拨付前的审核把关，确保政府的补助资金真正用在农民身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做好农民工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工作，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建立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并搞好进城农民工权益维护等工作；教育部门要着力发挥现有资源优势，组织系统内职业院校和职业初高中学校开展培训工作，解决好外来务工农村劳动力子女的入学问题；建设部门要重点解决好建筑单位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科技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类科技培训中心、星火培训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扶贫部门要重点做好扶贫对象的转移培训工作；中小企业服务局、供销社、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也要结合本部门的实际，积极参与转移培训工作。

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实施阳光工程、培训转移农村劳动力，既是党委、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各界一展身手、服务农民的舞台。要进一步调动农民个人、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要以现有教育培训机构为主渠道，发挥多种教育培训资源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培训中心，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

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项实实在在的‚阳光工程‛，惠及亿万农民。我们一定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实办好，让党和政府的阳光普照更多农民群众。要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上下功夫，使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既有数量、更有质量，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