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农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3三农问题及对策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了农产品剩余、卖难；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收入问题不得解决。

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是农民的贫困、落后。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缴税重、缴费多，负担沉；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甚至失去“生存权”；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对本应是自己的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价征用的义务；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这是农民的“民权”问题。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补助”、接受“指示”，还时刻接受同村的党支部的领导；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是农民的代表极少，而且越到高层越是稀少，说话的份量也越轻；在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政府中，干部是专职的，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吃皇粮”、“吃财政饭”的，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农民选的，而是上级指派、上级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农民。农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间接选举各级政府甚至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领导；政府决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员，农民不能参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既定政策，这是农民的“民主”问题。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参加；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定的候选人；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级待遇”的纪律处分。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三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要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劳作，沦为公开失业者。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和自我创收的能力。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1．农业问题

（1）同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比较效益低，投资于农业的生产要素一般难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和平均劳动报酬，农业部门的盈利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状态，（2）农业受气候条件和其它自然力因素的影响极大，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农业生产效益的脆弱性、易损性要求有外部力量的扶持甚至救助。

2．农村问题

（1）农民还需要承担修路、办学、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公共福利性支出。

（2）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也是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看病难，吃药难，受教育难，上学难，社会保障难，文化享受难，这些都反映了农村公共服务缺乏。

3．农民问题

（1）生产经营权。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农业长期实行统购包销制度，产品价格背离市场供求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农业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但粮食生产依然是一项硬性任务，农村支援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设

计虽然有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实施却影响了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生活迁徙权。以城乡分治、户口管制为特征的行政性分割制度使亿万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

（3）农民自身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思维方式较为保守和僵化。

原因：

1．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缺乏制度基础。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约１．４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是耕地面积较大国家的１％。如此的生产规模，即使搞成“绣花农业”，也无法实现整体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存在诸多制度约束。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１／４。按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约相当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４０％―６０％。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依法有序转让和形成规模经营。

2．农村发展长期存在金融服务的制度性缺失。从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的６个省１２个乡镇看，近几年银行贷款几乎为“零”，信用社贷款平均每乡只有１００万元左右。全国大部分乡级信用社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基本上失去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

3．农村发展缺乏公共财政的制度性保证。

（1）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短缺。长期的投入不足，使得乡村公路、小型农田水利、通讯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普遍落后。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欠账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刚刚起步，支农资金严重分散。

（2）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其他负担依然较为沉重。除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过快以外，主要是教育、医疗负担重，农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策：

1．加快财政制度创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建立疾病防疫监控体系，防治农村地方病、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加快解决农村改厕、改水、改灶问题，切实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今明两年全部实现９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十一五”期间全部消灭农村中小学危房。同时，设立农民技术培训专项资金，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通过民办公助等方式，对青壮年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推进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

（3）整合“三农”资金投入渠道。将目前分散为１５个渠道的政府支农资金，按使用性质和方向进行调整。

（4）大力支持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增加农业科技及科研成果推广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在国家科技投入中的比重，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补贴机制。

（5）逐步完善粮食生产补偿机制。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6）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方式，以有效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提高服务“三农”的能力。

2．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从体制上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1）应加快改革以户口管制为标志的城乡分治二元体制，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从法规制度上为农民就业和有序流动创造条件。

（2）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尽快制定保护务工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发放保障机制，彻底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工资拖欠问题。

（3）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务工农民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并积极探索建立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得业”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

3．建立有效的农村融资渠道，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基本的要素支持。

（1）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提高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覆盖面。

（2）改造中国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应重新定位，使其从单纯的“粮食银行”转变为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

（3）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借鉴国际经验，采取强制措施，实现农村资金的体内良性循环。

（4）完善农村信贷政策。可考虑适当调大农业贷款浮动利率的空间，以适应农村融资规模小、风险大的特点。可通过财政贴息制度和必要的税收优惠，支持农业项目开发。

（5）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

4．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保护机制。

（1）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应尽快转变到维护社会稳定和组织引导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上来。

（2）把新农村建设纳入本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突出建设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确保稳步推进。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扶持农村商品生产经营，着力扶持龙头企业，依靠市场力量实现规模经营；引导和鼓励支持农户根据自愿原则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由组织内成员共同完成从生产资料供应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的全部过程。

（3）建立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机制，建立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积极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建设，实行“村财乡理”，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第二篇：三农问题的调查及其对策

三农问题的调查及其对策

摘要：“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一些长期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同时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又产生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被综合概括为“三农”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关键字：农业农村农民策略

正文：

一：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缺乏专业化分工导致的生产低效率。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二十多年来，实际上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传统农业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分家分户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土地产出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也不高，因此日益缺乏竞争力。(2)缺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曾指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从外部注入新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以及新制度要素。然而在现行体制下，这个过程是反向进行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是导致农村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城市和工业，形成支持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出现三个净流出，即土地价值净流出，农村资金净流出和优秀劳动力净流出，使农业发展的支撑条件日益弱化。这就使中国改造传统农业的速度和效益大打折扣。有人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占用农地的差价，约在2万亿元之巨，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价格剪刀差总额的4倍。近几年，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业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业。农民创造了40以上的居民储蓄，但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村企业贷款则占比只是5左右。非凡是农业优势劳动力外流，使

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下降。如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27，但19-30岁年龄组的转移率达55。“青壮劳力不下田”，务农主要是老、弱、妇、幼。(3)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导致农产品卖难伺题经常性突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沟通城市、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难以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二：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农村问题，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庞大的乡村治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农民素质差、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文化消费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原有的严密组织被破除后，乡村社区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区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互帮互助机制，缺乏行业协调机制，从而农民成为最无组织性的群体。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也无法得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村容、村貌不堪人目。乡村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三：农民问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统一于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直接动力。其次，乡村城镇化是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园区化的空间载体和依托，并促进产业化和工业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再次，工业园区化作为农业加工企业和城镇工业发展的载体，有利地提升了产业化发展水平，增强城镇经济的集聚辐射功能。这在增强城镇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也使城镇功能布局趋于合理。解决好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求突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有所突破。

第三篇：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财经学院财务会计教育（对口）1102班 学号：0761110215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三位一体的问题。我国“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效益差、竞争力弱，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过于分散化，无法获得良好的 专业化服务，因而导致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字】：“三农”问题 财政支农政策 发展 治理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农业、农民和农村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党中央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

二、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特点

（一）、一般特点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其中既含义经常性支出，也含有投资性支出，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

对农业和农村来说，政府主要是提供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农民急需的生活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可以说，凡是具有“外部效应”的牵涉面广、规模巨大的农业投入，原则上都应由政府承担。

（二）、特殊性

首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产生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因此，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职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加u对农业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国家投资只应发挥辅助作用。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必须高于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否则，农业部门的积累就无从产生；二是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否则，农业部门即便产生了利润也不会向农业投资转化，社会资本也不会转向农业投资。

三、从财政支农角度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的分析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一）、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二）、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三）、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 《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 《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 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 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 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四、我国财政支农出现的新问题

（一）、财政直接投入比例失调，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尽管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增长，但始终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低下，而用于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上升。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的比重更低，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

（二）、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来，因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下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几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着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

（三）、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模式，即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保证不了工程的质量，造成极大的浪费。涉及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实施效益不理想。而且，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并存；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执行缓慢，资金到位率低，且内支农资金支出不平衡；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资金使用效果差。

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

（一）、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短期内，由于我国长期，由于我国长期扭曲的农村不合理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乡镇财政收入造成重大冲击，加之各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参差不齐，基层财政收入不足造成支出的缺口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对农村公共物品筹资制度的重新安排，能够稳定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同时加大农村财政的转

移支付力度，填补税费改革中发生的财政收支缺口，减少改革的阻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二）、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而我国现阶段仅为39%，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很大。因此，我国要重点支持那些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农业科技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包括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研究、杂交优势的利用等；要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积极发展农业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辐射技术等研究；加强重点的农业基础理论研究，有计划地使一批农业技术项目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使利益驱动成为农民吸纳科技的动力。

（三）、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实现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于”的要求：即确保每一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高于上年，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法定增长，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同时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市县财政也要逐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积极探索利用补助、贴息、保险、担保等方面手段。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以县为主，制定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整合支农资金；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通过合理配置机构和职能，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使用分散的问题。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性措施，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四）、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实行“三补贴”政策

所谓的“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按种植面积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总之，各财政部门要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扎实做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1] 牛若峰,李成贵,郑有贵.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 李慧.时刻把农民收在心上十六大以来支农惠农政策扫描[N].光明日报.[3] 李焕章,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

[4] 张晓山，崔红志。“三农”问题根在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J].中国改革，2001，（8）。农村经济,2004(8).[5] 赵鸣骥.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创新农业财政工作机制[J].财政与发展,2007(5).

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08-11-18 18:12:05

1、城乡互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乡互动是指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广大农村区域的支持，而随着城市的成长壮大，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摆脱困境，促进与拉动农村区域增长，而广大农村又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市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广大农村，城乡互动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前提。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农民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就是因为没有遵循市场规律；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它包括农民素质问题和减负问题。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目前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不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而且制约城乡互动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有是两个：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城乡分割体制而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三农问题”的一切根子，都在这两个矛盾上。

城乡互动发展使城市要素、产业与职能向农村区域有序扩散，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在不同产业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这不仅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动力与物质保障，而且为城市盘活闲置资产、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产业升级开辟新的路径。

城乡互动的发展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进而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逐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从区域社会整体利益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出发，将城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纳入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协调了城乡两大集团的经济利益分配，不仅形成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乡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城乡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空间，保证了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乡互动发展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和互补性等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城乡互动的机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发展过程存在两种类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由于它们的非平衡运动，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就业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会加大，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2002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5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9％，当年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为1009万人，当年净转移1349万人。其中转移到工业的占37％、建筑业的占15.6％、第三产业的占43.3％。据有关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为530万，上海的外来人口为456万以上。而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据估计不少于8000万。特别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人数众多的外来劳动力。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暂住户口居民现在已达到280万，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镇，外来劳动力也都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人数。

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下，农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这样也产生较大的推力。江苏省宿迁市到2003年4月底，输出劳59.01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6％。2002年宁夏转移农村劳动力为13.5万人、内蒙古自治区转移102万人，1997年至少有3400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将近2000亿元，平均每人5642元，广东外来人口每年至少给家乡挣回30多亿元(新华网)。这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互动关系。

2.2 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

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地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进而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有2084.66万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解决就业人口12819.57万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农村非农劳动力为15164.6万人，占乡村劳动力的31.62％。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8812亿元，占全国国民经济工业增加值的47.3％，全国工业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乡镇企业创造的。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我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20315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比1989年增长了12倍，年平均增长为23.8％。

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它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2.3 农村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所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产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

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较高，特别是1996年以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城镇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城镇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也可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对城乡互动的作用。

但小城镇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及农村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的网络式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2.4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般是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先导，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资料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力(占85％)。全国共有2344万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九五”末，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达1282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岗职工104.5万人“九五”末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来自于乡镇企业，占33.7％。乡镇企业近10年以来，有7年每年从农村吸纳富余劳动力，共吸纳4853万人。这不仅有利于土地流转，而且更有利于进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等。

2.5 体制和制度

有效的机制还必须靠完善的体制和制度来保证，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就要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许农村土地的自由转让、抵押、出租和继承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建立农民与市民同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解除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碍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城乡互动模式

3.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00至1000美元时，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市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能带出“双赢”的结果。由于城市的发展，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同时城市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2亿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统计显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

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占27％，从乡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镇的占74.4％，流入乡村的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城乡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工作和收入问题，而且更重要是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2001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67.3％，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32.7％，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长6.4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 城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城乡隔离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三农”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要变城市因素的负面作用为正面推动，达到既能缓解农村剩余劳力，又能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双重目的，就要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实现城乡市场、产业结构、保障体系和土地市场等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互动可以促使城乡都得到有序的发展。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化率也从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个百分点，这种城市与农村互动的良好发展势态，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树立了楷模。

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长非常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5.25％；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增长也比较缓慢，年平均差距增长仅为0.85％。说明了城乡差距正在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即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长江三角洲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国同一类型总数的38.8％，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三分之二，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苏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产业三元(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区域三元(城市、城镇和乡村)、劳力三元(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和产权三元(个人、集体和国家)推向一元。

3.3 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仅能解决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区域城市化发展使我们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市民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实行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可以达到城乡互补，共同繁荣。一方面，城市里有技术、人才、资金和文化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农村有土地资源和人才资源，利用两者的优势，则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补偿。牛文元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韩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关系证明，确立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现代城市发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年末人口为7469.54万人，城镇人口3072.44万人，占总人口的40.94％，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36.22％高出4.72个百分点，上海高达74.62％。GDP为13739亿元，人均GDP为18393元。区内有大、中、小城市54个，1396个建制镇，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镇。2001年8月，浙江省在中国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把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网络，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82元，江苏苏南农民纯收入达到4990元，长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城市的郊区事实上已经连成一片。

3.4 城镇网络化

城镇网络化是城乡互动的有效途径，所以要大力发展面向“三农”的新型城镇体系，形成小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并举的城镇网络化结构，进而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三农”和整体内需不足的问题。如内蒙古全区已有建制镇273个、乡集镇1216个，各类小城镇人口达到625万，占全区总人口的1／4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县所在镇为中心、建制镇为骨干的小城镇网络。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城镇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结构正在演变为各具特色的城镇群，或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多层次城市圈(城市经济圈)。如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长株潭城镇群等。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较大，网络结构发达(如上述的长三角)，也是近年来我国农民进城的重点流入地区，也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良性互动的典型区域。

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的措施

目前影响城乡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障碍有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源性障碍、经济结构和素质性障碍。因此要更新观念，要跳出农村，通过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繁荣农村；跳出传统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民身份的束缚，实现农民非农化和提高农民现代化水准。

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权力，不再因血统、居住地、职业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真正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4.1 处理好几个关系

城乡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处理好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和工人的关系，使工农、城乡、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三农”的“裂变”，即农民怎么变成工人，农村怎么变为城镇，农业怎么逐步实现工业化，其核心是如何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它是实现“三农”裂变的载体，只有处理好这几个关系，并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如创建一批农业科技产业园)，才能真正体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推动农村的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4.2 加快市场化发展、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才能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进而促进城乡良性互动。

只有按着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促进城市的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3 城乡统筹、相互促进

目前我国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场经济，而近10亿人口的农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资源要素未能在城乡之间统筹配置，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形成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

城乡统筹可以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可以跳出传统思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考虑“三农”问题；可以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希望。

4.4建立保障机制、促进经济发展

要实行城乡良性互动，就必须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农民真正融人城市和社会”(十六大报告)

为确保城乡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在农村建立与城市政策统一、形式有所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兑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逐步建立对农业和农民的保障机制。

第五篇：解决三农问题要思路清晰对策得当

解决“三农”问题要思路清晰对策得当

牛毅琴

董永红

（甘肃河西学院管理系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还应统筹城乡公益事业的发展，加大对农村的救济力度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支持，有序而进、依法而行。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保障、户籍管理、福利制度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和逐步深入，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许多影响“三农”问题解决的障碍与难题依然存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仍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它是由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建国后特别是20C5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由于中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殖民地，而只能来自国内的农业剩余。为此，必须构建旨在使农业剩余顺利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宏观经济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由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农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实行强有力控制。78年 开始的农村改革，取消了农村公社制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20C后20年的社会巨变。但是，在改革的后10年，三农问题重新变得紧迫和尖锐起来：农民收入增幅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的弱势地位积重难返。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民名为国家的主人，实为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廉价农产品的提供者，在就业、户籍、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

所以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乡之间资源占有和支配的严重失衡，即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资本流向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却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其结果必然是农村越来越贫穷和落后。应该看到：现在已很难从农业本身，从农业内部寻找到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如果跳出农村的圈子，从外部也许能找到一条出路，即城镇化。就是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其变为城镇居民。从大的方向上来看：三农问题的出路则在于保证城乡之间各种资源的顺畅流通与结合。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大思路、一条新思路。

为什么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大思路？因为这条思路，是党的十六大针对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削弱农业，伤害农民的教训提出来的。这条思路既是建立新的城乡关系的理论创新，又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实践创新。其深刻含义，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既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又要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农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立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平等、和谐协调的发展关系。这条思路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把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放在一个统一的系统里，形成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而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历史进程，必须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建立起完善的城乡发展的统筹体系。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关系，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的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受到严重削弱：在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农业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而且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虽然显著增强，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尚未根本解决。外出农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居住和生活了很多年，但仍然很难融入其中，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1、从社会保障看，91%的城镇人口已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农 村只有2%的人口纳入。从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看，占全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只占总数的11%，而占全国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总数的80%。在医疗保健方面，占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近几年，国家在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经费开支很大，其中85%用于城镇，而农村得到的经费不足15%。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全国大部分农村没有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仅有7.8%的农村人口参加了保险。所以必须改变“土地就是农民的保障”的片面认识，改革原来主要涉及城镇居民和国有单位的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过去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错误作法，为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编织一张社会安全网。

2、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家庭承包制放开了农民手脚，使他们可以进城务工、经商，然而到了城里又要办暂住证、健康证、交治安保证金、就业管理费，有的还要办计划生育证、边境证。上岗还要交押金，他们干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受歧视不说，还要在就业、上学、医疗、迁移、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改革开放以来，虽有改观，但总体上仍处于隔离状态。应该把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的福利性成份全部剥离出去；除对大城市进行户籍管制外，应取消对中小城市的户籍管制，让农民自由选择户籍登记地，赋予农民自 由迁徙的权利。还可以取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带有等级色彩的划分方法，按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进行户籍登记。但是，也应该看到：只有当进城务工的农民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并取得比较稳定的收入，户籍管理的放开才有自己的物质生产基础，否则大量缺乏稳定生活来源的无业游民在城市中聚集，一方面会大大增加维持城市治安的难度，另一方面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出现城市农民工向农村的巨量回流，又会影响农村的稳定。

三、“三农”问题的解决还需采取配套措施：

为了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我们除了要坚持和完善支持民间经济发展、启动民间投资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外，还需要采取如下配套措施：

1、进一步发展小城镇的问题。200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到5.02亿，其中小城镇占50%左右。小城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对缓解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大中城市具有多大的优势，都不可能取代小城镇的作用。这是因为：发展小城镇的过程，就是农村逐步变为城镇，农民逐步变为市民的过程。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得把农民减少下去，不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变为市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使之尽快完善功能、聚集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而且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应当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离开了大中小城市的 辐射功能，小城镇就不可能独立地发挥改造农村经济社会的重任。因此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党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世界各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乃至在实现工业化以后，总是把减少失业作为自己决策的重要出发点。日本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增加就业。比如，它在很长时间里限制大商场的开设，鼓励投资少，用人多的“阿信”式小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应确立这一方针，鼓励兴办餐饮及商业、咨询、邻里服务等小型企业，凡是能用人的地方，应提倡多用人。

3、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收入和财产权利。目前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实质，是农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和在经济上私有财产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因而某些党政机构和干部在不经纳税人及其代表同意的条件下以各种名目强征暴敛。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主要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减少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数量，降低农民负担；另一方面要彻底切断各级政府机构和部门以非法律手段收取农民收入的渠道。没有这两项改革的协调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4、要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兑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在农村建立与城市政策统一、形式有所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应提上议事日程，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应抓紧加以解决。现在，某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已开始建立城乡衔接的福利保障制度，如浙江省已于200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首次用法律形式将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范围。

5、应统筹城乡公益事业的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国家财力不给农村与城市一样的公益事业发展的支持，政府不给农民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产品，势必扩大城乡差别，对农民不公。统筹城乡公益事业的发展应该是多方面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就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发挥市场在城乡劳动就业中的作用，尽量扩大就业空间，使城乡劳动者自主择业、平等就业，既要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又要鼓励城市劳动力到农村从事农业开发，扩大城市就业空间，形成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

在中国，农民是最大的一个群体，又是收入最低、最不稳定、生活水平最需要获得社会保障的人群。可现在农民所谓的生活保障，就是那几亩承包地，而这些承包地，虽然对农民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但其收入性保障稳定性差、风险性大，现在农民因灾致贫现象时有发生，所以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加快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必须尽快建立适应农村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国家在1999年颁发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被排除在外。实际上，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6、还应加大对农村的救济力度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支持。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农村抗御灾害能力较弱，对农民的救济，直接保护着农民的生存权，必须完善救济体系，增加救济力度。还应建立起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对农民的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障。

总之，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解决“三农”问题，就应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完善这方面的法规体系，使这些领域的活动、行为有法制保障，这样才能顺乎民意、合乎发展规律，有序而进、依法而行。

参考文献：

1、曹泽华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大思路

求实

2004年第1期

2、姜长云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

宏观经济研究

2003年第8期

3、许经勇

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财经问题研究

2003年第7期

4、石培新

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就业新思路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