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工作推进情况报告

第一篇：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工作推进情况报告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以来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工作推进情况

一、工作任务推进情况

2017年以来，云南机场集团航线全面推动“四级五网”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昆明国际航枢纽，生产指标平稳增长，航空市场有效开发，运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一是生产指标方面，2017年云南机场集团保障飞机运输起降50万架次，旅客吞吐量6277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6万吨，同比增长7.5%、6.5%、10.6%。其中，昆明机场保障运输起降3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47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2万吨，同比增长7.4%、6.5%、9.4%。2018年上半年，云南机场集团保障运输起降26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32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4万吨，同比增长5.7%、7.2%、9.8%；昆明机场保障运输起降18万架次、旅客吞吐量233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1万吨，同比增长3.2%、5.2%、9.6%。

二是枢纽机场建设方面，2017年云南机场集团航线总数485条。其中，昆明机场开通航线359条，国内航线280条，国际航线76条，地区航线3条；已开通5条洲际航线，构建连接东盟10国、南亚5国、东北亚2国、中东1国、澳洲1国、欧洲2国、北美2国的国际航线网络；南亚东南亚每周航班量250余班，南亚东南亚通航点39个，已成为国内连接东南亚南亚通航点最多的机场；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达415万人次，位列全国第6位，国际地区旅客占比提升至9.3%；开通至达卡、德里、孟买、马德拉斯、河内、班加罗尔6条等南亚东南亚定期国际全货运航线，国际地区货邮占比提升至14.5%，吞吐量同比增长134.7% 2018年上半年，新开昆明=兰卡威、昆明=西哈努克等国际客运航线，开通昆明=加德满都国际全货机航线。计划于下半年开通昆明=内罗毕、昆明=圣彼得堡洲际航线，开通昆明=卡拉奇、昆明=芭提雅国际客运航线，开通昆明=迪拜国际全货机航线。

三是泛珠三角区域连通性方面，云南机场集团已开通连接泛珠三角区域其余7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线，未开通澳门特别行政区航线。2018年上半年，云南省内机场每周至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湖南、江西、四川、香港等省市机场的航班量达到1269班，比2017年同期增长10.7%；昆明机场新开至遵义茅台机场航线，加密至泛珠三角区域各城市航线；丽江、版纳、大理、芒市、保山、腾冲、文山、思茅、泸沽湖等机场新开至广州、南宁、三亚、长沙、南昌、成都等城市航线。

四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方面，根据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确定的基础设施重点任务，云南机场集团并行启动了S1卫星厅及东二跑道建设前期准备、改扩建工程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修编、T2航站楼（区）设计方案国际征集等工作。目前，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已经完成初步审查，规划的调整完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5月22日民航局组织召开了第二次总规修编沟通协调会，对昆明机场总体规划进行再次审查；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行业评审工作已经结束，评审后的工程总投资由上报的983亿元调至736亿元，机场总用地面积由51平方公里调至41平方公里。

二、争取国家支持情况

一是推动云南省政府与国家民航局联合下发《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确定昆明国际航空枢纽的发展定位，从高位推动昆明机场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航空枢纽；西南对外开放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源。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将按照2020年年保障起降48万架次、6700万人次容量，2030年满足年保障起降82架次、1.2亿人次容量的规模建设。到2030年，航空运输规模进入全球前10位，2019年S1卫星厅建成，2023年T2航站楼建成。

二是争取国家民航局给予航权政策倾斜，2016年云南机场集团向国家民航局争取斯里兰卡开放与昆明的三四航权，2017年昆明被国家民航局指定成为中国柬埔寨间行使第五航权的首选城市。更为开放的天空政策将助力云南早日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三是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确保云南机场集团机场建设顺利实施。2017年收到各类补贴36.56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5亿元，民航发展基金11.9亿元，民航基本建设贷款贴息资金450万元，债务偿还资金20.63亿元，机场建设省级补助资金2.49亿元。

三、存在困难

因旅客出行习惯和水陆交通的不断完善，国内各城市选择航空运输至澳门人数远低于至香港人数，但随着澳门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澳门旅游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长。

近年来，贵州深化与澳门合作，推动贵阳机场于2016年开通贵阳=澳门航线，贵州省旅发委组织“澳门特区万人游贵州”活动，根据当地旅游数据，航线开通后贵州省于2016年接待澳门入境游客8.48万人次，同比增长4.69%；于2017年接待澳门入境游客9.2万人次，同比增长8.52%。从航空数据可知，2015年贵阳=澳门航线通航前，贵州仅有567人从贵阳机场选择转机方式至澳门，通航后贵阳=澳门航线OD旅客人数增至1.9万人次（2017年），旅客人数实现跨越式增长。

昆明机场作为全国第6大机场，于2009年开通昆明=澳门航线，因旅客人数较少，航司信心不足，该航线停飞，目前澳门成为港澳台地区空白通航点。2017年，我省通过昆明机场转机至澳门OD旅客人数为5865人次，该人数远高于贵阳机场通航前人数，相比贵阳更具备开通航线条件。恳请省政府从高位推动，加深云南与澳门合作，推动昆明机场恢复昆明=澳门航线，为滇澳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新通道，也推动澳门成为云南旅游新兴客源市场。、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打造“四级五网”航线网络体系。重点打造并强化丽江、西双版纳、芒市三个机场的省内环飞中心功能，开辟更多省内环飞航线，形成云南省内以昆明为中心的蛛网式的航线网络结构；在省内滇西北、滇西南、滇南和滇东形成四个协同区，形成省内机场大集群和次区域机场小集群的机场协同发展体系；在我国北部、东部、南部、中部、西南和西北六个区域，分别打造昆明至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成都、西安6条成熟的国内商务快线；重点拓展昆明机场辐射南亚、东南亚及周边的航线网络，开通、加密昆明至南亚、环印度洋国家主要城市的航线、航班，至东南亚主要经济城市和旅游城市的航线航班，积极拓展昆明至欧洲、北美、大洋洲、非洲新的通航点，努力提升昆明机场洲际通达性，确立昆明机场在南亚东南亚国际航空大通道的中转枢纽地位。

二是完善国际枢纽配套功能。昆明机场以满足2030年1.2亿人次运量下的高效运行为规划目标，规划满足3个独立平行进近条件下多跑道系统的构型方案。以T1航站楼为基础，规划建设中央航站区，完善国际国内功能分区，优化机位结构，缩短旅客步行距离，充分满足航空公司枢纽运行需要。加快实施东二跑道、S1卫星厅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同步开展T1航站楼功能改造，扩建停机位，缓解建设期基础设施保障压力。加快推进西区跑道、T2航站楼及卫星厅等相关工程建设。加快空管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实施东西塔台、航空气象及相关空管工程，完成昆明机场机坪管制移交。进一步完善货运、机务维修、航空公司基地、航空油料等各类配套设施能力。在机场北侧布置一个综合交通中心（GTC），优化各种交通方式在GTC界面的衔接方案及场内场外交通组织换乘流程，提升集疏运效率。

第二篇：关于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2008年5 月 16日在省政协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论坛上的发言）

滁州市政协主席 江 俊

根据省政协的工作部署，我市政协就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问题，提出如下思考及对策建议:

一、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思考

本世纪之初，蓝鲸咨询在研究了世界主要经济区特点，以及长三角经济区（沪苏浙）经济、地理、社会、行政等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更大范围的长三角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将包括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全部称作“泛长三角区”，后来又将江西的部分扩展进去，形成当前热议的“3+2”模式。蓝鲸咨询预测，泛长三角经济区将形成扇贝状分布的9条放射状高速增长脊，发育成高成长经济区，成为世界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心。这与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明天的太阳从安徽和江西升起》一文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央党校和一些省市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则用区域经济学的“扩散效应”和总部经济理论，从不同角度充分阐释了泛长三角的必然性。滁州在推进东向发展的实践中，将长三角地区作为开展区域合作的主战场，强势宣传，主动出击，大力招商引资，培育支柱产业，积极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打造长三角加工制造业基地。去年我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05亿元（不含房地产项目），来自长三角的占73.5%,一批长三角地区知名企业纷纷落户我市，已由单向融入向互动融入阶段转变。从滁州融入长三角的实践看，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外延扩张、拓展发展空间和腹地的客观要求，是东部地区解决资源环境要素紧缺矛盾、产业向中部地区梯度推进的必然选择，必将促进区域内各地在大开放系统整合资源、合理分工、协调发展。

二、从滁州看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一是互利共赢的思想亟待强化。遵循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规律，打破行政区域划分，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应该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在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必须把思想解放落实到具体工作和事项上，注重各方利益，否则发达地区就会“抵制我们”，甚至出现“不带你玩”的现象。比如，我们呼应南京跨江发展，在来安汊河建立了东向发展的“桥头堡”汊河新区，江苏在一河之隔的交界处设置了收费站，严重阻滞了江苏企业到汊河投资。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利益的共享问题，要解决跨省市间的税收分成，市一级政府是无法做到的，只能由省级政府从区域联合发展的高度来协调解决。

二是政府的推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我市目前开展的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大多是通过招商引资，以市场化引进的项目，通过两地政府间合作直接转移的项目基本没有。去年以来，我市多次到上海市经委产业转移办公室商谈产业转移事宜，上海方面很积极，组织企业家来滁考察，但进展不够理想，主要还是在税收分成、企业搬迁费等具体环节上无法突破。希望能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三是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在调研中，我们了解部分在安徽及滁州的投资者，他们普遍感到安徽的政策环境比长三角地区相对比较严格，尤其在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过于机械，在土地、税收、劳动用工政策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发达地区宽松。如我市一家企业在上海宝山投资建厂，从提出申请到办理好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只用了3天时间，而且该企业在运行期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内时，实行定额征税，税负大大低于我省、我市的水平。我们如何灵活运用国家的政策，降低投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行政效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四是企业融资渠道不够顺畅。目前，我市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主要依赖国有银行和徽商银行，而国有银行的存贷差很大，存贷比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保持同幅提升，直接融资一时难有大的突破，担保市场发展滞后，而企业贷款一年一评估又加重了融资的成本负担。这种状况与企业大发展、快发展的融资需求相去甚远，严重制约企业发展的步伐。

三、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几点建议

第一，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必须要在观念上融入。开展区域合作，观念的对接尤为重要。基层同志反映，有的事情在长三角能办，而在安徽则难以做成；到上级有关部门办事总是存在搬文件找依据，用条条框框去套；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着怕被查处，干着看着，等上面表态，等政策规定出台，不敢大胆探索创新。为此，建议在全省上下大力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大力营造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的氛围，冲破等靠要的唯条件论，树立路在人走、事在人为、业在人创的能动意识，拿出改革当先的果敢气魄、打破常规的非凡胆识，从具体事项、具体工作、具体环节上为基层干部的探索实践撑腰壮胆，确保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第二，要加快构建泛长三角区域的形成机制。要推进泛长三角跨行政区合作，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市场推动、概念推动三种推动因素的合力作用。市场推动是主体，以企业为主角，加强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与合作；政府推动应起着服务的作用，搭建城市政府与企业界的交流、对接和论坛平台；概念推动要发挥理论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的力量，形成理论与舆论的催生机制。我们认为，当前政府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省政府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政策建议，促成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意见》，构筑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政策洼地。

二是建立泛长三角经济区高规格的领导协调组织，由沪苏浙皖政府一名副职挂帅，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明确具体协调部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逐步发展成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区域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从经济区整体利益出发，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研究经济区综合开发规划，确定重大产业与设施布局，解决区域内经济矛盾，协调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利益，为区内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

三是省政府要指定部门（如省发改委）积极主动与沪苏浙三省市有关部门接洽，并发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就泛长三角合作的规划、远期目标和近期安排形成一致意见，重点研究解决区域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使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先行接纳我省部分城市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等为会员或观察员，建立与长三角城市的沟通渠道，享受现有经济协调会城市的优惠政策，促进更加务实广泛的合作对接。

四是由省政府与国家某个部委牵头举办一次高规格论坛，邀请长三角企业家、经济学者、政府官员、海内外客商等，对安徽主动融入泛长三角的主攻路线定位，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进行谋划，探索区域发展新模式。

五是省政府和长三角省市在我省沿边地区共同规划，建立若干个“泛长三角经济技术合作试验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并对长三角地区国有独资或控股大公司来“试验区”进行产业转移投资的，在企业搬迁费上予以一定补贴，在税收分成方面一定时段内予以一定比例的分成转移，以调动当地政府的合作积极性。

第三，推动泛长三角各城市的联动发展。在泛长三角经济区协调组织领导下，各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建立开放机制，突破传统的行政区经济的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市场准入门槛和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建立区域共同市场，统一政策体制，扩大市场开放，促进区域经济的梯度推进，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要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为目标，加快泛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间的城际交通、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进一步缩短各城市空间距离。要加快一体化信息网络建设，加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建设，加快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并在泛长三角等更大范围实现联网，共筑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同体；共同推动数字认证和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信用共同体。第四，建议省委、省政府帮助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一是滁州进出口总额连续5年居全省第5位，建议省里帮助并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尽快在滁州设立海关和商检机构。二是在滁州—南京、天长—扬州、104国道、合徐高速至宁洛高速凤阳连接线等重要省际干道建设上优先安排项目资金，使滁州东向交通对接率先接轨。三是像当年支持叶集镇那样支持滁州东向发展“桥头堡”的来安县汊河新区、南谯区乌衣新区建设，批准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和承接带动作用。四是鼓励帮助一些外地银行在滁州建立网点或相关机构，省担保集团整合滁州担保资源，在滁联合建立担保公司，拓展我市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第三篇：泛珠区域合作的人才要素及效应分析

泛珠区域合作的人才要素及效应分析

袁兆亿

国际经济格局演化趋势显示，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或是经济区域化，均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保护和相互压制竞争，到21世纪之交区域合作意识的迅速增长，这一转变显示出，在市场作用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冲破原有的地域限制，向经济关联度较大的地区延伸。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实践证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光靠竞争是难以维持的，区域合作正日益成为新一轮发展的主题，区域合作比区域竞争更重要已日渐成为一种共识，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潮流，中国经济格局中的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出现正是这一主题的有力诠释。

一、产业演化进程中的泛珠区域人才合作

近20年来，动力十足的国际产业大循环为中国经济成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珠三角奇迹般地抓住了世界产业两次大转移的机遇，迅速崛起。二十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欧美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产业迅速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恰逢改革开放的珠三角有效借助与香港的地缘关系，率先成为第一波传统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工业胜利起飞。这一时期仅香港就有上千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资本和产业结构。随着产业的发展，一大批适用性人才也迅速成长起来。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成熟饱和，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IT产业、重化产业、通讯产业也开始向中国转移，珠三角又率先成为第二波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快速推动了自身IT产业、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新兴产业的推动下，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又快速成长起来。这20多年是广东科技人才队伍发展最快的时期，全省科技人才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约19万人，发展到2003年的295万人，增长了约15倍。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长三角和京津唐经济圈的崛起，珠三角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腹地狭小、内源性动力不足等问题渐显。特别是当前新一轮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世界产业布局重新调整已经开始，而广东的信息产业也急需推动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升级，并将低层次的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向外转移。作为率先承接第一波、第二波世界制造业转移的珠三角，亟需继续把握机遇率先承接世界第三波产业转移，迅速提升产业水平。为了腾出足够的空间和资源，珠三角必须把占有大量生产要素的第一波甚至第二波制造业转移到新的承接地，以便通过地区间的产业“接力”，推动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合作正是可选的一种有效模式。按照产业转移规律，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产业转移将从粤港澳为核心的第一梯度地区向周边推进，随之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泛珠区域第二梯度、第三梯度地区将在21世纪前20年进入工业高度发展期。由于产业变迁与人才智力资源的密切关联性，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的各种人才效应必将随产业转移而迅速增强。目前，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大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技术水平较低，而广东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但人才实力较强，同时具有高度集群、产业链完备以及规模等优势，对泛珠其它地区的产业发展可以提供人才、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与服务。

虽然广东与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其它区域在产业方面存在明显的梯级差，但由于各地产业各具特色，在市场竞争、资源配置和对外开放上可以避免结构趋同而带来过度竞争。而且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内多个省份拥有的人才资源潜力、巨大市场空间、低廉的成本优势和明显的产业集聚效益，不但可以通过自身的产业升级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而且可以为广东新一轮发展提供丰富的互补性资源。像四川、湖南等省自身已具备相当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基础，不但可以为承接大珠三角产业转移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而且在人才合作方面可以与广东形成较强的互补效应。同时，随着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形成，处于广东东西两翼和粤北及山区的汕头、湛江，韶关、梅州等市被迅速推到了粤闽赣湘桂合作的前沿，使其处于泛珠区域合作的有利枢纽位置而获得明显区位优势。

二、泛珠概念框架下的人才体制环境构建

虽然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区域政府间通过加强战略合作共创地缘优势已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和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各种策略模式和思维理念的不一致仍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其关节点往往更容易集中于考虑如何从博弈的角度进行竞合策略的设计，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发展。当然由于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具有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地区需求的多元化，因此差异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既然泛珠区域合作是建立在地区差异的现实与追求发展的共同愿景之上的，那么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的人才合作就必须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从封闭的“地理圈”走向开放的“概念圈”，至此方可达至合作共赢这一泛珠概念的初衷。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概念中的人才合作这一题中之意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以客观需求为基础，依靠学者智慧与领导意识的结合，催生了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区域战略构想。从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概念的提出，到“９+２”最高行政首长联席会制度的形成，以及一系列具体合作项目的推进，无不体现出人才这个第一要素的关键作用。随着泛珠区域合作的深入，人才要素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主导作用。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人才战略作为一种高端战略，其推进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高层面因素，以及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同样需要依靠人的智慧加以克服和解决。“9＋2”区域人才合作是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其意义不仅在于地理概念上的延伸，还在于对人才资源共享理念的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机遇，以求最终通过区域内政府间的共同努力，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一省准入，9省通行的人才政策平台和统一的人才市场，使梯次差距的势能效应最有效地将大珠三角的人才、科技、市场和配套服务向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其它地区辐射，实现跨区域的人才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合作是构建在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一种战略模式，这一时代背景导向下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内涵必须适应新的深层变化，尤其要突出人才资本的先导作用。实践证明，在区域合作的各种构件要素融于一体的过程中，人才资本是最为有效的联系界面。近年来，各地为推动人才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转化，一直在着力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力求通过有效的组织设计，加速人才资本发展逐步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移，使其成为全社会自发倡导和认真实施的组织行为。区域发展中的人才资本能动性不但有发挥自身能力的功能，而且更具有吸收、消化新知识的功能。事实表明，那些拥有高人才资本存量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拥有巨大的内在创造力，而且更具有强烈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技术的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地改造和推进自身技术的发展，并最终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丰富的人才资本可以使一个国家和地区突破自身的局限去考虑和争取对外界资源、资本和技术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正是人才资本带来的财富创造力能够在动态上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之奥秘所在。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人才、技术、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具有向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效益的方向流动的趋势。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合作的优势在于地区差异明显，互补性强，由此为地区合作留出了巨大空间。同时泛珠区域的巨大发展潜力必将吸引国内外的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向该区域聚集，并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为泛珠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目前，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合作正逐步从领导决策层面转入实质性的技术操作层面，面对各种迎面而来的困难和问题，亟需我们加快转变观念，以开放的心境和务实的态度加强合作，消除各种市场壁垒和非市场壁垒，扫除各种人为的制度障碍，对区域合作中的制约因素进行沟通、协调和解决，改进和提高制度效率，为区域内人才合作提供实质性的对接平台，促进人才资源有效利用和合理共享，使泛珠区域人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不断提高层次。

三、泛珠区域人才合作的实质性推进及效应

长期以来，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区间密切往来不断。据广东省发改委资料，“九五”以来，广东与泛珠八省（区）之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同协议金额累计达5500多亿元，合作项目超过8000个，而且人员往来十分频繁。目前在广东工作的泛珠区域人员近千万，其中仅深圳市就有湖南人近百万。据资料，湖南在外省的人才有90%集中在珠三角，而且不少人是企业骨干，成为湖南与珠三角联系的重要桥梁。但是基于区间经济及人才之差距（表 1），如何寻求更大空间的人才资源共享，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延续人才发展后劲，正日益成为提升泛珠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借助新的合作机制，泛珠概念在区间人才合作模式的重构方面无疑将发挥积极作用。近期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九省区在湖南长沙共同举办“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大型人才交流会”以及“2005首届泛珠三角省会城市教育博览会”，为强力助推泛珠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湖南省在泛珠区域中具有与广东接壤而且交往久远的历史渊源，这一独特优势使其在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合作中先人一步。湖南省为了创造条件吸引珠三角产业的转移，加快信息产业的外源性发展，在郴州等邻近广东的地区，按产业集聚规律建设的信息产业园区，已成功吸引了中彩视讯、高斯贝尔、运通电子等10多家IT企业入园发展。广西也以积极姿态融入泛珠合作，在南宁、桂林、梧州等地专设了多个用于接纳广东信息产业梯度转移的工业园区。江西省充分利用其信息产业领域投资主要来自珠三角和港澳台地区的优势，吸引了珠三角一批IT制造业大公司如友利电、格林科尔、先科、ＴＣＬ、新索丽等知名企业入赣发展，创造了新的双赢合作模式。2004年9月，贵州与广州市结为友好城市，加强与广州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近年来，贵州省依托贵阳、遵义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推进硬盘、光电转换、数码视讯三个工程研发中心和硬盘、新型元器件、数字视听、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基地建设，目前１英寸微硬盘填补了国内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贵州省以拥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人才团队为支撑的创新平台在与广东高新产业技术及人才对接合作方面潜力巨大。四川省的科技力量在西部11个省区中名列第一，但在科技产业化方面差距较大，泛珠区域合作对四川的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将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实践证明，人才合作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随着泛珠模式的日渐成熟，人才合作正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领域。目前广西、云南等省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正积极谋划与广东的交流互动。广东旅游总收入和外汇收入均占全国1/4，但旅游专业的在校生仅2.5万人，这种状况与广东作为全国旅游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对此，广西和云南均表示愿意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与广东加强合作，发挥广西桂林旅专和云南大学旅游学院等八所大中专旅游院（系）的优势，为广东提供培养各种层次的旅游人才服务。贵州省的远程教育是国家批准的三个试点省份之一，其教育模式可为广东提供借鉴。澳门大学与广东省科技厅签署的《中医药人才培训合作协议》也正在积极实施之中，„„。

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在经济发展、体制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及积累的丰富经验，无疑是泛珠其它地区人才培训的宝贵资源。近年来，泛珠区域人才到广东挂职学习交流的工作的顺利推进，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人才合作注入了许多新的内涵。珠三角凭借其发达的经济所形成的汇吸能力，长期以来接纳了相当多泛珠区域人才在广东发展和锻炼，对于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亦具有积极效果。一大批经历了 珠三角市场经济磨练的人才重返故里后，在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已显示出生力军的作用。

四、提升泛珠区域人才合作成效的若干思路

（一）尽快完善人才法制建设

通过人才立法手段破除各种市场壁垒和非市场壁垒，构建公平竞争的人才法制环境，确保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人才资源共享的一体化进程健康发展。建立健全人才市场一体化运行的协商机制和监管机制，不断规范市场行为，避免人才的无序竞争。

（二）强化人才公共服务合作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区域内人才公共服务合作，建立区域间相互衔接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确保统一联网的“一窗式”人才服务大面积地覆盖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各个地区，为人才流动提供高效周全的服务。不断提高人才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效率。

（三）健全高层次人才柔性流动机制

为了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倍增效应，大力促进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的高层次人才交流合作，健全高层次人才柔性流动的特殊政策和推进机制，扩大高层次人才资源的共享效应。

（四）推进人才培训合作的深入发展

不断推进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合作，重点加强高中级人才培训和紧缺及急需人才培训合作，积极推进各类职业资格证书的互认和衔接。定期举行教育合作发展研讨会及教育交流活动等，推进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力。鼓励和引导区域内高等院校开展校际合作，推动联合办学、师资互聘、资源共享等。

（五）搞好人才信息网络化建设

加快构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人才公共信息网络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网上人才市场，推进现有各类人才市场的联网贯通，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信息发布制度，改变当前各地人才市场相互封闭和各自为战的状况，提高人才资源信息的共享度。

（六）构建人才交流合作大平台

顺应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合作的战略需要，尽快调整并统一区域内的人才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对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疏通人才流动渠道，消除人才流动中的跨区域、跨部门和跨所有制限制，力促人才市场机制能够在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区域内畅通无阻地有效运行，降低人才跨区域流动成本。通过努力推动人才市场与其它要素市场的贯通，更好地发挥人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第四篇：以共同利益推进中俄区域合作加快发展

一、共同利益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基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体现了两国对共同利益的不懈追求，双方战略和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合作质量和规模稳步提升。正是出于对和平与发展这一共同利益的深刻认识，中俄顺利地解决了东部边界问题，通过最终确定中俄永久边界，为两国关系的成熟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体系的积极作用，使我国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界安全稳固，成为我国应对周边复杂安全形势的可靠后方，并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构成有力的制衡。与此同时，中俄在两国东部地区的合作也充分体现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在各自国内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能源重要产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雄厚的战略资源作为保障，俄罗斯的发展亦需要大量出口能源保证其资金和外汇供应，而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蕴含巨大潜力。然而，由于两国比邻地区的经济水平、基础施设状况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直接影响了地区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加快发展中俄毗邻地区经济已经成为两国的共识，并先后制定了中长期振兴区域经济的政府规划。

共同利益推动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中俄两国政府于2009年签署的《中俄合作规划纲要》，充分反映了两国在发展区域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诉求。通过《规划纲要》的实施，将有力推进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和俄罗斯《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的落实。

《中俄合作规划纲要》提出了中俄区域合作的八个主要领域，以及在两国境内开发和建设的重点项目。在八个主要领域中，中俄口岸及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项目，涉及了中俄东部边界几乎全部重要口岸，是进一步扩大中俄合作的物质基础和通道保障。中俄地区运输合作项目，将打造一条由内蒙古东部经黑龙江省至海的对俄陆海联运和江海联运大通道，通过沿边开放带建设，大大激活周边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促进东北亚核心区域的经济腾飞。关于中俄合作园区项目，将采取保税区、出口贸易加工区、境外原材料加工区等方式，实现中俄贸易的利益最大化，为未来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准备条件。其他围绕劳务、旅游、人文、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将使中俄合作领域更加宽广，合作内容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俄合作规划纲要》夯实了中俄利益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标志着两国关系由政治互信、睦邻友好向经济领域务实合作的积极拓展，充分体现了两国毗邻地区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对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俄合作规划纲要》签署并实施两年多来，从项目启动及进展程度看，中方要比俄方快，所取得的成效也比较明显。黑龙江省沿边地区铁路和公路网建设经过三年决战，已经初具规模；一些重点项目完成设计、投资到位，逐步进入试生产阶段。黑龙江省在“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实施的“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规划中，哈牡绥东对俄出口贸易加工区、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和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等与《中俄合作规划纲要》项目相对接，已经开始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2011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接近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全年贸易额达到189.86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占全国对俄贸易额的23.7%左右，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的49%，同样创造了历史新高。随着2012年中俄“旅游年”的开展，以及两国人文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俄双方的共同利益将成为推动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的重要动力。

二、利益诉求差异对中俄区域合作的制约

在当代世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保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与之相对应的军事实力的增强，乃是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物质保障。因此可以说，政治关系往往是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经济关系的变化也可上升为政治层面，或者导致地缘政治的变化。从当前的周边形势来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着重发展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中国与周边最大邻国俄罗斯的国家关系，应该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得到稳步提升和深化，在这里，中俄区域合作的水平和成效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应该指出，由于中俄双方不同层面长期存在的利益诉求差异，致使《中俄合作规划纲要》等合作项目的进展仍然存在某些制约性因素，加之来自于不同方面的风险，使得一些项目在立项和投资等方面出现困难，这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的。

（一）中俄双方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对扩大区域合作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和目标选择上的不对称，影响《中俄合作规划纲要》项目的落实。从中方来看，上层更多地着眼于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深化和完善，谋求在世界格局大动荡、大调整中，形成强有力的支配力量，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着眼于长久的合作与发展；从地方来看，则更多地考虑区域经济加快发展，通过对俄贸易使地方的生产总值得到快速提升，使边境地区面貌有突飞猛进的改变，实现兴边富民目标，强调合作效益和口岸效应在短期内有明显的体现。从俄方来看，上层更多地考虑本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影响，在经济上则须通过出口能源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而地方和相关部门由于在能源资源出口过程中，既得不到更多利益而又耗费和破坏了本地区的资源，因此表现消极。这是近些年俄方对一些重要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消极拖延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理清和协调双方中央与地方利益、国家与民众利益的共同点，使中俄双方的利益尽量汇合，是未来两国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并取得成就的紧迫任务。

（二）“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成为制约中俄合作的思想障碍。尽管俄领导人多次指出，远东开发离不开中国，在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但是在俄罗斯“中国威胁论”仍有一定市场。部分俄罗斯人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颇感不安，加之人口稠密的中国（仅黑龙江省现人口已达到3700多万）与只有600多万人口的俄罗斯远东相邻，更造成了一种压力和恐慌。有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是对俄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和掠取，散布“中国对远东进行静悄悄的人口和经济扩张，将远东变成中国的原料附庸”等言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必将引起中国对俄远东领土和资源的要求，呼吁联邦政府对中国的发展保持警惕。应该说，个别政治家以及地方领导人和学者所散布的言论，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或是要求俄政府加大军事预算或增加对边疆地区的投资，或是对中国的崛起怀有戒心，但是这些思维确实影响了地方政府决策和普通群众的心态。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些重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迟缓，投资乏力，开工困难，劳务合作也受到严重影响。与此相关，由于对外贸易受到制约，又降低了通过外汇收入积累地方资金的速度与规模，使得俄方境内《规划纲要》项目多数处于立项迟滞、投资不足的状态。

（三）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特别是中俄两国都处于改革与转型的复杂时期，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经济行为，并不能确保其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俄罗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进出口关税，简化通关程序，对于中俄两国贸易都是积极因素。但是，对于双方企业来说，由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导致的风险依然存在，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制约性因素。中国在境外园区建设、林业合作、农业合作、投资合作，以及劳务输出等方面所面临的风险，是导致中方企业在扩大生产和贸易规模过程中遇到投融资困难，以及效益不确定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风险：

一是俄方政策变动存在风险。多年来，俄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能源经济比重，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维护本国商品市场占有率，仍时常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给中方在俄独资或合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二是国际汇率波动存在风险。尽管目前中俄本币结算已经开始运行，但是其浮动汇率是以美元为基准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汇率与许多经济体货币汇率的波动较大，也进一步加大了中俄跨国经营企业的外汇经营、交易、折算等风险。

三是俄方治安环境存在风险。近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不容乐观，中国客商和务工人员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问题时有发生，这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与农业开发具有一定风险，这也是影响俄罗斯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四是生态环保要求存在风险。中俄双方对于界江界河及毗邻地区的生态保护都有较高要求，同时，俄方对于跨境园区以及森林采伐、矿产开发、农业开发等项目，有可能造成自然生态的破坏或土地的过分使用已表现出关切，并对扩大开发能源资源、扩大租种俄土地持谨慎态度，因此对上述项目的投资风险评估应该引起重视。

五是俄方部门管理存在风险。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一直是俄罗斯体制机制的痼疾。2000年普京任总统后，很快实行了总统全权代表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领导。但是某些经济管理机构为追求部门利益或腐败严重，对已经纳入规划的项目审批拖延塞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合作项目的开工和资金的运转。

六是中方企业管理存在风险。从以往中俄经贸合作的经验中，中方企业的内部体制、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人员素质、文化水准、纪律要求、法制意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可能造成企业面对风险和危机时表现失当，或者由于内部员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导致企业收入减少甚至经营活动遭受损失。

上述困难和风险的存在，对于中俄区域合作的扩大和各类项目的落实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由于俄方项目进展缓慢，致使中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称现象，在通关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有可能出现无法对接问题。而克服这些风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建构利益共同体，化解矛盾，求同存异，推进两国区域合作的有效开展。

三、以互利共赢理念推进中俄区域全方位合作

中国政府在2011年9月6日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中俄区域合作的推动机制和目标选择。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为扩大中俄区域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市场将加快面向世界开放又对中俄合作带来新挑战，因此我们要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推进中俄区域合作，主要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强调中俄共同利益，实现双方互利共赢。中俄区域合作的共同利益，就是加快发展区域经济，通过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形成亚太地区强有力的国际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构建中俄利益共同体的基础和原则。我们要通过双方互办“旅游年”等方式，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在各级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普通百姓中更加广泛地宣传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原则和目标，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以此消除某些俄罗斯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克服“中国威胁论”对发展两国区域合作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规划和战略过程中，既要对俄为实现远东地区的发展和振兴迫切需要外国投资和外国劳动力有充分的认识，考虑对方的发展目标、迫切需求、战略规划、合作意向和合作心态，既了解国家层面的合作意向，也要充分考虑地方合作的重点目标；既要清楚政府的发展需求，也要考虑普通百姓的实际经济需要和复杂纠结的心态。要本着相互尊重、增进互信、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使双方更多地着眼于事关长远的发展大计，为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打下基础。

第二，加强利益诉求协调，完善各方会商机制。从中俄双方来看，目前还都缺少落实区域合作项目的专门职能机构。建立这一机构更有利于将中央和地方、部门和企业的利益相互衔接，解决落实《规划纲要》等项目中可能出现的相互掣肘问题。通过几年来《规划纲要》启动的情况来看，在中俄双方计划管理、工商税务、海关商检、环保监测等部门形成常态的协调会商机制，把双方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予以体现，把合作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并予以解决，是区域合作能够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先易后难推进落实，凸显现有合作成效。在落实《中俄合作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合作项目过程中，要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并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及时调整或充实项目规划。对地理条件优越、基础设施较好、交通运输便利的重点沿边口岸给予特殊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集中精力将这些口岸城市做大做强，将起到巨大的拉动和示范效应，促使俄方尽快启动对接项目，这将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中俄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合作。通过加快中俄保税区、出口贸易加工区等创新型园区建设，把历史形成的单纯的口岸过货通道和消费型城市，变成具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外向型经济占重要地位的新型口岸城市。

第四，建立健全法制法规，大力提高工作效率。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俄贸易无疑是一个积极因素。俄罗斯不仅要降低进出口税额，对一些外贸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还将为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加快解决长期困扰俄罗斯的贸易不规范、法制不健全、人为因素干扰、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使中俄合作有序健康发展。同时，我们应该增强风险意识，认真研究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政策的变化，并研究制定相应政策，将中俄合作纳入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轨道。应该加强中俄双方各级政府、立法机构、执法部门、仲裁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完善应对机制，切实解决好中俄经贸的法律问题，有效规避风险，促进中俄全方位合作健康发展。

第五，拓宽多方融资渠道，加大项目投资力度。在中俄区域合作中，资金投入一直是掣肘中俄双方大项目落实的重要因素。在俄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中，这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棘手难题。随着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俄边境口岸金融机构应该迅速提高服务中俄贸易的能力。一些对外银行应在条件允许时升格，提高审批权限和放贷效率，进一步加大对中俄边境贸易的信贷支持力度。在巩固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国际汇款、托收、信用证等传统业务优势同时，应积极扩展贸易融资等新业务，加大对口岸基础设施、园区建设、旅游开发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应该继续加强与俄金融机构的关系，面对俄加入世贸组织后多国金融机构进入远东地区的可能，加快推动在俄西伯利亚和远东重要城市设立中国银行分行，以此推进对俄贸易升级。

第六，加快陆海、江海联运，构建立体运输网络。加紧落实东北亚区域陆海联运通道项目，推动中俄物流合作的快速发展。2011年12月召开的中日韩俄东北亚陆海联运合作论坛和政府磋商会议认为，以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港口为出海口，以铁路、公路或多式联运为主要集疏运方式，构建以中国东北、俄远东出海运输大通道为基础，并与日本海海上运输网络无缝连接、覆盖中日韩俄的陆海联运网络，对于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加快这一多国运输网络项目的落实，使中俄物流合作达到新水平，从而拉动中俄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

目前，俄罗斯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再次竞选成功的俄总统普京，将继续把富民强国、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作为其首要任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务实、更有影响、更具活力的新时期。以建构利益共同体为动力，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结合起来，不断寻找中俄合作的机遇，扩大双方合作的领域，通过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东部开发的有机对接，必将实现中俄比邻地区的繁荣发展。

第五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区域合作协议书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区域合作协议书

甲方（流出地）：

乙方（流入地）：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切实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现就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区域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流出地）责任

一、加强对流出已婚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动员流出已婚育龄夫妇办理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并填写真实、准确的婚姻、生育、生殖保健服务、避孕节育措施等基本信息。

二、乙方收到请求查询信息后，应认真核实个案情况，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反馈，其中对政策外怀孕对象的信息查询，应在8小时以内进行核实反馈。对反馈内容为“查无此人”的，应在“备注栏”说明具体原因。

三、动员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主动到流入地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登记验证，自觉配合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四、动员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落实好一孩上环、二孩结扎长效节育措施，并要求她们按时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接受孕检服务，对不能通过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以下简称国家信息平台）通报信息的，要求其寄回全国统一格式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不得强行要求外出对象返乡孕检。

五、保持与现居住地镇（街道）人口计生办或社区居委会的联系，及时反馈流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信息和变动情况。发现流出未办证已婚育龄妇女的，在收到现居住地通报无证人员信息后，户籍地应及时进行核实，核实无误后应为无证人员补办《婚育证明》，寄交现居住地镇（街道）计生办或居（村）委会，并委托现居住地发给无证人员。收到涉嫌政策外怀孕信息的，应于当日将已掌握的当事人婚育信息告知现居住地，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派人出面配合现居住地做好对象的思想动员工作。

六、已婚育龄夫妇在流出前已政策外生育，户籍地要动员其一方落实结扎措施和按规定征缴社会抚养费，对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应在《婚育证明》有关栏目上注明。

七、接到流入地计生部门信息通报，对符合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应按政策落实。

乙方（流入地）责任

一、现居住地人口计生部门应及时查验《婚育证明》，并纳入计划生育经常性服务和管理范围。对未持户籍地《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发出《限期补办通知书》，在补办限期内，及时将无证人员信息通报户籍地。

二、对流入现居住地一个月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动员办理IC卡暂住证，建立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信息卡，纳入日常管理和服务，并通过国家信息平台及时向甲方通报流入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基本信息变动情况。对请求查询的信息，对象的姓名、身份证信息及户籍地住址应尽量做到详细无误。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夫妇提供免费的国家规定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其中每季度或半年免费提供一次查环查孕服务。为减轻群众负担，实行应用国家信息平台向户籍地通报孕检个案，并为有需要者免费

开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为流动人口提供免费的以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为主要内容的生殖保健服务。

四、当发现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涉嫌政策外怀孕时，应积极与户籍地取得联系，核实当事人婚育状况，一经确认，就地动员其落实补救措施。经反复思想工作，仍拒不落实补救措施的对象，通报户籍地共同参与处理。

五、积极动员流入已婚育龄夫妇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对符合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帮助与流出地联系，并及时衔接，让计划生育家庭享受政策关怀。积极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市民化服务待遇，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六、对违反人口计生政策法规的人和事进行查处。现居住地发现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后，应及时通报户籍地，并配合户籍地做好征缴社会抚养费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

以上协议未尽事项，由双方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友好解决。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人口计生局人口计生局

局长（签名）：局长（签名）：

二ＯＯ八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