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积极的财政将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
国常会:积极财政政策利好2018
下半年基建
本文通过宏观政策的定调及要求和具体落地的措施方式这两个维度对国常会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宏观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定调及后续要求
(一)宏观政策稳定,不再“大水漫灌”,财政金融相机抉择
2017年以来,金融系统开始排雷,“紧货币与紧信用”的去杠杆政策导致宏观流动性趋紧,在负债减少的大背景下,各家金融机构对其资产端的结构进行调整,映射到金融市场就是各类资产的波动。
“去杠杆、严监管”造成利率成本中枢上行已经传递到了实体经济,从债券市场近期的情况来看,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已经遇到一定困难,信用溢价飙升,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冲突又加大了这种波动,多期叠加的复杂背景下,更需要高度稳定的宏观政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既需要货币政策“相机抉择”,又要拒绝毫无节制的“大水漫灌”。
(二)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宏观大局
财政部与央行各司其责,财政政策难以指导市场经济中各企业公司的发展,货币政策也难以解决各级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的债务嵌套痼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同配合,站在更高的角度服务实体经济。
(三)积极财政政策——鼓励研发创新,刺激高端制造
在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可减税650亿元。
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加强相关方面衔接,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
这一部分主要两个方面,针对新经济、针对研发,希望激励企业创新,启动高端制造业投资。针对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来推动。
走稳发展之路,通过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走向经济强国。
(四)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支持中小微企业与债转股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通过实施台账管理等,建立责任制,把支小再贷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等政策抓紧落实到位。
年初以来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在流动性紧张局面的逐步纾解过程中不断确认,6月份以来央行增加MLF操作规模,中长期流动性支持力度加大,对长期流动性环境的呵护意图料高于短期资金面的维稳考虑,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稳定社会融资增速,近期监管政策细则纷纷落地,相比之前市场预期一些具体规定也做了柔性处理。
这些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在于与扩大信用相配合。
同时要引导金融机构将降准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等。鼓励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豁免发行人连续盈利要求。这也代表了目前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通过引导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支持,有利于控制经济下行和企业违约风险。
激发社会活力,推动投资增长的具体落地方式措施
要点
1.民企参与公共领域项目;
2.保障地方平台及基建项目资金稳定,盘活存量;
3.涉及民生发展需要的项目,大量储备,引入民营和外资企业。
一要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在交通、油气、电信等领域推介一批以民间投资为主、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商业潜力大的项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外商再投资鼓励政策,加快已签约外资项目落地。
二要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督促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
三要对接发展和民生需要,推进建设和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会议通过了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要求安全环保优先,并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独资或控股投资,促进产业升级。
这多是在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等方面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
有效投资有巨大潜能,经济活力与民众预期是支撑消费的重要本源,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地方投资、在公共领域持续发挥功用;地方财政要积极盘活存量资金,保障在建项目的顺利推进,与融资平台稳定持续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公司要依据市场化原则融资,杜绝违规融资建设;对于民生需要及地方发展的项目,政策上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多元化企业性质参与,促进产业升级。
总结:稳基建,扩内需,惠民生
今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二季度数据出炉,GDP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和工业增速不及预期,急需政策明确未来方向。与以往不同,今年经济受到融资收紧的影响非常明显,有必要通过宏观政策进行对冲,避免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互相传导和放大。
下半年的关键点在于通过相关政策刺激扩大内需,将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区间,避免产生系统性风险。国常会要求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未来将受益基建相关行业,稳住基建投资增速,扩大内需,对惠及民生等公共基建工程予以大力支持。
文章来源:元立方金服 宋书艺
第二篇: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两法合并”后,我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取消,但会改进和调整,使其进一步合理化。●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税收优惠过多,普惠性倾向突出而实际规则紊乱;二是政策目标不明确,区域优惠和照顾困难企业过多冲淡了产业性目标;三是部分优惠政策有失公平,妨害内资企业竞争力;四是税收优惠方式以直接减免为主,容易受限和扭曲。●优惠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以 “特惠制”取代 “普惠制”,提高规范性与透明度。●对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总体上将有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其依据,一是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二是没有税收饶让,外资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我们给予的政策优惠;三是“两法合并”后的新所得税制对外资仍有吸引力;四是流转税的平稳并轨实践证明政策调整得当不会影响外资进入。●目前是推出“两法合并”改革的最好时机,应与xx改革联动,尽快推出“两法合并”改革,既可以节约改革成本,又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下一步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其中,“统一各类企业的税收制度”是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有关方面拟定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方案(以下简称“两法合并”),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从反馈的意见来看,多数人都对“两法合并”给予积极的肯定,并希望能尽快实施,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对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会影响吸引外资。本文就此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两法合并”后,我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取消,但将合理化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各国为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而纷纷采取的策略。为了吸引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资源流入本国(地区),近20年来,各国先后调整法律制度,实施特别政策,而给予税收优惠即是各国普遍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从1986年到2000年,2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降了9个百分点,由41%下降到32%,而美国则下降了11个百分点,由46%降到35%。如果将地方税率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从1996年到2002年,3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调了6个百分点,由37.6%下降到31.4%,而同期美国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一直维持在40%没有变化。我国周边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也将其公司所得税率降到了28%-35%之间(OECD,2001)。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我国不会也不可能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因此,在总结我国20多年来吸引外资政策的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两法合并”改革方案继续肯定了给予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做法,并积极考虑其合理化,作了相应的明确而具体的规定。那种认为“两法合并”改革将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必要进行改进和调整继续对外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优惠政策原封不动地全部保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既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更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实行了25年,社会经济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因保持持续而快速的增长而受到世界的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在这种形势下,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既包括对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也包括对内资优惠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还是履行入世承诺的必要举动。调整税收优惠政策针对的是现行优惠政策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所得税优惠政策,是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陆续制定实施的,主要的优惠方式包括:免税、减税、加速折旧、亏损结转、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主要的优惠对象包括: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第三产业、利用“三废”生产加工的企业、农林牧渔企业、安置失业人员的企业及社会福利企业等;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各类开发区、各类开放城市、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老少边穷地区等。其中对外资的优惠幅度大,期限长,在整个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具有特殊地位。上述优惠政策在调节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容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税收优惠过多,普惠性倾向突出而实际规则紊乱为了支持企业发展,解决企业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国家不断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以至优惠政策的范围越来越宽,数量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谁也说不清企业所得税到底有多少优惠政策,仅中央出台的优惠政策就高达100多项。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2002年我国全国税收(不含关税和农业税)的减免额为901亿元,其中涉外企业的减免额为357亿元(周华伟等,2003)。当多数企业都能享受或多或少的优惠时,优惠政策便成为一种“普惠制”,而在“普惠制”下,企业名义上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等于大家都没有优惠,实际上则运用不规范形式争取五花八门的“吃偏饭”的优惠,“潜规则”盛行。结果,国家支付了高昂的财政代价,却未收到税收优惠预期的政策效应。而且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不仅肢解了税法,对税制造成了严重的侵蚀,而且还会扭曲人们的思想认识,形成“要改革和发展,首先要靠争税收优惠”的倾向。2.政策目标不明确,区域优惠和照顾困难企业过多冲淡了产业性目标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是分别根据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吸引外资政策、进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来制定的。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缺乏系统筹划,决策的多元化往往导致政策目标的多重化,造成过渡性、临时性和特定性的优惠大量存在,很难保证制度性政策目标的实现,甚至会引发政策目标间的相互冲突,造成优惠政策效率的降低。正如世界银
行专家韦特•p•甘地等人所指出的:“税收优惠在实现所有目标时,并非同等有效”,“一般说来,当税收优惠所包含的目标非常广泛时,税收优惠政策将不会有效”(许建国等,1993),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属于区域性优惠和照顾困难企业的优惠政策过多,不但冲淡了产业性政策目标,甚至可能与产业性政策目标相背离。例如,当产业调整目标与就业目标交织在一起时,一些限制性产业就很难关停并转。3.部分优惠政策有失公平,安排不当,妨害内资企业竞争力从企业所得税优惠来看,存在着内外资企业、行业、地区、规模类型等多种差别。其中,以内外资优惠政策的差别最大。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采取全面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优惠之多,范围之广,鲜有国家能比。对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必要的,到如今也不违反WTO的有关规定,但其负面影响却日渐显现:一是严重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竞争性生产领域,内资企业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而我国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还是依靠众多的内资企业,如果作为主力军的内资企业的发展受阻,绝对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安全。二是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是通过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特殊区域设立而取得的,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又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东部地区对外资的“超捕捞”或“超吸收”现象(徐菁,2000),加大了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难度,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三是“两免三减”的优惠方式更多吸引的是中短期外资项目,虽然在当期实现了外资流入,但从长远看却潜伏着未来外资流出的问题,未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四是优惠政策设计不当导致外资的结构不尽合理。不同性质的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偏好降低成本的激励措施,有的喜欢资产处理的激励办法,有的则更关注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而现行的优惠政策更多的是刺激引资的规模,而对外资的结构缺乏引导力,造成引进的外资中,中小型企业较多、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较少;亚洲国家及港澳台的投资居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偏少;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较多,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农业、交通业等投入较少,甚至有些外国公司把环境污染重、影响员工身体安全、资源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我国(郭永芳,2000)。五是税收优惠的政策效益不甚理想。我国以牺牲租金和税收为代价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但外资的财务效益不如内资企业,比如2001年外资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所交xx为3.37元,而同期国内工业企业则为4.64元。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关联交易多,常使用内部转让定价手段避税。据专家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在我国的避税高达300亿元以上(于保平,2003)。六是全面优惠政策导致了外资的鱼目混珠。外资并非铁板一块,也是良莠不齐的。我们引进的目标是具有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外资,但在全面优惠的政策下,不仅技术平平的外资大量涌入,而且“假外资”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它们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4.税收优惠方式以直接减免为主,容易受限和扭曲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主要是采取直接优惠方式,基本上局限于税率优惠和定额减免这样一种事后利益的减免,较少采取国外普遍通行的间接优惠方式,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加大费用列支等减少税基的事前利益上的优惠。税收优惠方式的单一,一方面使得优惠的规模往往受制于政府财力的多少,使需要优惠的企业不能及时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削弱了税收优惠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许多直接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这样就扭曲了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仅不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是税制本身完善的需要,也是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吸引高端资本进入的需要。
三、优惠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以合理的“特惠制”取代紊乱的“普惠制”,提高规范性与透明度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就在于以政策的差别来“人为”地改善受惠者的条件,增强它的竞争能力,从而起到鼓励扶持的作用。显然,受惠面越窄,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就越大,反之,受惠面越宽,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就越弱。此番“两法合并”改革对优惠政策的调整,其基本出发点就是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即税收优惠政策不再泛泛地给予各类企业,而是集中在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政策明确倾斜的产业或企业(既包括外资企业,也包括内资企业),并且优惠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很明显,特惠制更有利于吸引新兴产业和高端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减少引进外资的盲目性,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税收优惠政策之所以要进行这种调整,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首先,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资本融合速度加快,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相互参股、控股情况非常普遍。同时,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经济成份趋于多元化和企业资本“混合化”,客观上要求制订统一、规范的市场规则,对不同的经济成份应一视同仁。在此情况下,必须打破现行以经济类型为基础建立的税收优惠制度,制定规范、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否则其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并将难以继续实施。其次,从国际上看,各国税收优惠的政策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遍强调刺激投资、扩大出口、鼓励科技开发、支持农业和基础产业,以及促进区域开发和扩大社会就业等。在税收优惠方式上则具有不同特点,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定期减免、优惠税率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法,发达国家一般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增加税前扣除项目、提高扣除标准等间接优惠办法。上述两种税收优惠方式各有利弊,直接减免税短期效果较好,政策优惠易于计算,适合区域经济开发的要求;间接减免税长期效果好,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可以体现国家产业政策,适合全国性推开。鉴于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已从重点区域率先发展向不同地区全面发展推进,因此,我国税收优惠也应从直接方式为主转到以间接方式为主上来。第三,作为
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都被赋予实施一些特殊政策。但是,不论是初期还是现在,这些特殊区域都不仅仅只是特在税收优惠上,在外资的准入、管理机构的设置、政府管理的方式、人才的引入和流动等等政策方面,特区都享有一定的特殊权限,以便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与其说特区是特在税收优惠上,不如说是特在其灵活的机制、高效率的管理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比较完善、市场机制已经发挥基础作用的现阶段,特区税收优惠的作用已经大为减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取消特区在税收方面的特殊政策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相信没有了特殊的税收优惠,特区依然可以保持其繁荣发展的局面,在新时期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特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得出几点结论:一是仅靠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工作思路,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我们应当在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着力创造一个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二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跨国并购投资已成为全球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吸引外资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更多地鼓励外商投资参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三是国外大公司到中国投资,更多的是一种发展战略上的考虑,吸引他们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国内广阔的市场前景、高素质及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等,而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政策;四是当前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了部分外商投资投向一般加工工业,既造成了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又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经济效益;五是经济特区的市场机制已经建立并开始运转,税收优惠不应成为特区的主要政策手段;六是对重组改造成功的国有企业应该“断奶”,不应再通过税收优惠对其补贴。
四、对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总体上将有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有些人担心,外资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十分敏感,搞不好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冲击,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有些过虑,考虑的比较窄。1.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一般来说,对FDI(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是市场潜力因素,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对吸引外资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政局和法律因素。政局不稳定直接影响投资的安全性,而法律不健全又使投资者的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护,可以说上述因素是决定外资是否投资的两个基本条件。三是要素禀赋等比较优势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从发展规律来看,这些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四是成本和激励因素,包括地理优势节约运输成本,或是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目前来看,政府的优惠政策在吸引FDI方面的作用呈不断弱化的趋势。五是一国区域内部的集群因素。东道国特定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对FDI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它使东道国在吸引FDI方面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勒和莫迪进行的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过程中,最关心的因素为基础设施、现有外资状况、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而不是优惠政策。有两个例子可以证实这一点: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并没有对外资产生多大吸引力。相反,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最多的国家。因此,优惠政策在提升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方面作用非常有限,它只不过是一个辅助性政策,而不是决定因素。有学者对保加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5个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除了极高的税收水平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等两种特殊情况外,通常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国家之间较小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Jack M.Mintz、Thomas Tsiopoulos,1992)。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投资环境已大有改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进口关税水平大幅降低,国内市场进一步放开,国外资本和产品将大量涌入。在此背景下,外国投资者的关注点已从享受优惠政策转到占有中国市场上来,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总部的迁入,我国的产业集群优势日益增强,在这种形势下,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向大的外国资本进一步倾斜)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外资进入中国的决策,但会发生引进外资结构的优化,提高我国的外资利用水平。2.外资能否切实享受到政策优惠取决于国家间的税收协定给予外资税收优惠并不等于外资能够实际得到这部分优惠。跨国投资者能否真正得到资本输入国给予的税收优惠,取决于资本输出国能否实行税收饶让,如果实行税收饶让,税收优惠的好处将落入投资者手中,如果不实行税收饶让,税收优惠的好处将落入资本输出国家的政府手中。在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未实行税收饶让,这意味着我国因给予外资税收优惠政策而放弃的经济利益,绝大多数并未使跨国投资者直接受益,而是送给了外国政府。有鉴于此,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又怎么谈得上影响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呢?3.“两法合并”后的新所得税制对外资仍有吸引力“两法合并”最终通过的具体方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有几点是明确的:一是税率至少降低至25-28%,这个税率低于OECD国家目前的平均税率,也低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因而对外资仍有吸引力;二是对现有的外资企业给予过渡期的照顾,在过渡期内外资仍享受中国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这样就保证了外资的应有利益;三是外资若进入我国鼓励发展的产业或区域,将享受到力度更大的政策优惠。4.流转税平稳并轨的启示1994年,我国对流转税进行内外税制的并轨,取消对外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改征与内资企业同样的xx、消费税和营业税,并规定了5年的过渡期。外资企业缴纳的流转税要比所得税多得多,但实践证明,流转税的并轨非常平稳,并未影响外资进入我国的基本态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同样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5.国际税收竞争的局面将催生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当前存在的国际税收竞争是一个事实,特别是近20年来,由于全球经济融合度不断提高,国际税收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各国都
第三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农村稳步发展
——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调研报告
赵雨 刘艳丽 张丽娟 赵妍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也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支撑。2004 年以来的连续六个中央1号文件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均把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10年国家又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在重点支持农林水利重大项目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显著增加了对农村水、路、气、电、房建设等民生工程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因此,在2010年初,由行政学院几名教师组成调研组,深入白城地区镇赉县、通榆县、大安市、洮南市等县市,对白城地区各县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农村基础设施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向可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六小工程”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十五”期间,在继续搞好大江大河治理和开展规模空前的生态建设的同时,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投资始终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努力做到了“一个调整、三个倾斜”。“一个调整”是:不断调整投资结构,努力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三个倾斜”是:一是坚持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项目倾斜。二是坚持向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倾斜。三是坚持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明显滞后,还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仍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求 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在增加。据吉林省农村基础设施调查综合汇总分析,目前,农民群众对新农村建设最为迫切的一个需求是有关民生改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村内道路建设、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河道治理、垃圾收集处理、改厕、路灯亮化、通公共交通、电网改造、有线电视。这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三)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农业基础的紧迫任务
我们在调研中深深感到,如果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不首先搞好,现代农业建设就无从谈起。特别是对白城地区来说,干旱是制约白城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市是典型的风沙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1999年到2008年十年平均降水量下降为315.6毫米,干旱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由原来的“十年九旱”发展成“十年十旱”。全市1200多万亩耕地,半数以上缺乏井灌条件,依赖天然降水维持生产,受干旱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以玉米单产为例,1999年以来,10年间平均单产为715斤/亩,比全省低20.2%。以粮食总产为例,2006年全市粮食产量为48.7亿斤,2007年为36.7亿斤,2008年则达到63亿斤,年季间产量波动幅度超过10亿斤。持续的干旱,还造成地下水位下降,自然泡塘干涸,过境江河断流,土地碱化、沙化、荒漠化加剧,不但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给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农民增收大部分来自于农业,所以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更为紧迫。同时还必须看到,如果农村的交通、电力、供水等设施不首先改善,就很难有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繁荣兴旺;如果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不首先搞好,就很难有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所以我们必须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总量不足
目前,金融支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本来源,资金支持不力是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问题。以2007年为例,全省各市(州)平均农业贷款额为36.3亿元,而我市仅为28.6亿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1%,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投入到农村基础建设,与城市基础设施同期投入资金相比,我市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明显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的不足意味着用于改善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偏小,并影响到我市部分偏远农村的电网改造、公路建设等项目的开展,也拉大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有时甚至会引发群众集体上访等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包袱重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由于缺乏统一科学的规划以及强有力的措施保证,设计时往往只考虑到当前的利益,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超前意识不强,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在存量上与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增量上也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要求。另外,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卫生室、乡村卫生院的医疗条件比较差,需要进一步改善。部分农村的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建设标准低,严重滞后于城市。还有就是古建文物、特色民居、古树、大树和成片林地也同样缺乏保护。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供需双方沟通不到位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属于程序“自上而下”的上级政府主导型,忽视了农民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意愿表达,加之农户分散经营利益的多元化趋向和对政府官员考核升迁的利益驱动,导致基层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上出现了重短期轻长期,重新建轻维护,重“硬”基础设施建设“轻”软件投入,重表面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现象,农民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不能及时优先实施,不切实际的“花园城镇”、“样板农村”,却花样百出。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制法规不健全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类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监督制约办法》《农村基础建设公共招标实施办法》等配套的法律法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处于国家“大一统”的混乱模式,各级政府对那些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明确定位,也没有具体的规划,一味依赖上级拨款。加之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违法考核办法,拨款的“漏损率”过高,使用率不高,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认真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工作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必须科学规划,明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建设目标、区域布局和政策措施。规划既要立足当前,从实际出发,明确阶段性具体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推进,又要着眼长远,体现前瞻性。在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乡党委针对今年春季降水少,抗旱形势严峻的实际,本着早动手、早安排、早行动的原则,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科学规划,迅速掀起了以打农田抗旱井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乡党委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联系,向上争取到40万元的抗旱水源井配套资金,村民自发筹集20万元,乡党委拿出40万元,计划新打抗旱井110眼,增加农田灌溉面积4400亩。德顺蒙古族乡乡党委为确保打井工作的有序进行,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在打井一线建立了现场指挥所。以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施工单位,并安排一名副乡长级领导干部负责监管工作,对打井用的管材、滤料、井沙等各种材料严格把关,对各项技术指标进行跟踪监测检查,做到统一管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价格、统一验收,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每一眼井,截至到4月末,所有抗旱水源井建设工作全部结束。正是由于德顺蒙古族乡乡党委把做好抗旱水源井工程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盼,高瞻远瞩,科学规划,才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所以在制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时,既要做到尽力而为,努力把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去,又要坚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防止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既要突出建设重点,优先解决农民最急需的生产生活设施,又要始终注意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切实防止把新农村建设变成新村庄建设。
(二)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分类指导
各地新农村建设起点有高低、进程有快慢、特色也不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白城地区是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传统农业区,农村经济发展自身积累能力还比较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比较多,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把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同时协调推进其他各项建设,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新农村建设路子,确保农民群众实实在在得实惠。被农业部授予“2009年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的镇赉县,粮食生产实现“五连增”:产量由2005年的9.9亿斤,增长到2009年的15.3亿斤,平均年递增1亿多斤。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能够年年上新台阶,主要就是缘于镇赉县能够因地制宜,从本县实际出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镇赉县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和水,然而,滔滔南下的嫩江水,始终未能改变这个县大面积干旱的自然环境,大片土地盐碱化,大量的未利用耕地成了烫手山芋。长期实践证明,若引用江水开发水田,便可一举实现以稻治旱的多赢目的。为此,镇赉县制订了“双百规划”(百万亩水田和百万吨粮食)。2006年,贯穿镇赉县8个乡镇的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引嫩入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给镇赉县实施“双百规划”提供了机遇。到2009年底,万亩示范种植获得理想收成,其中,轻盐碱地块平均亩产510公斤;中盐碱度的平均亩产423公斤;重盐碱度的平均亩产273公斤。137户示范种植户,共收获优质水稻175万公斤。所以,镇赉县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分类指导方法,是他能够取得农业大丰收的重要物质保障。
(三)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亿万农民既是受益主体,又是主力军,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和引导他们用辛勤的双手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白城地区地域广阔,各县市自然资源状况、地形地貌不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需求优先序、建设标准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广泛听取民意,围绕农民需求进行谋划。要把国家支持与广大农民群众投工投劳有机结合起来,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群众自愿、民主决策,搞好引导服务,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层层压任务的做法,把政府支持与农民自觉自愿结合起来,由过去的“要我干”变为“我要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工商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帮扶农村,鼓励和支持他们投资、投劳、投物,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与资金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必须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地方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也要按照存量适当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增加本级财政预算用于农村建设的投入,加快建立新农村建设投资稳定增长机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新农村建设,吸引更多的银行资金、企业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元化的新农村建设投入机制。
(五)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开展新农村建设,亿万农民既是受益主体,又是主力军。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用辛勤的劳动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和谐农村。一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增加投入,大力发展生产,培育农村新产业,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壮大农村经济实力,提高收入水平,确保新农村建设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二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围绕农民需求进行谋划,突出建设重点和优先序,坚持把国家支持和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起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在坚持群众自愿、民主决策的前提下,通过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方式,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三是要加快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以明晰产权为核心,鼓励采取承包、租赁、拍卖、转让等多种形式,明确小型基础设施管护责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投资建设和管好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第四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过程监控,通过应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方法,不断降低扬尘、减少土地利用,提高节能减排效率,项目重点实施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1.开展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日常检查,开展项目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日常检查工作,明确检查工作任务与目标。
2.严格控制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源。对水泥、砂石、灰土、灰浆、灰膏、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加以严格控制,切实开展蓝天工程。
3.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做到“六必须、六不准”。即必须打围作业、必须硬化道路、必须设置冲洗设施、必须湿法作业、必须配齐保洁人员、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不准车辆带泥出门、不准高空抛撒溅渣、不准现场搅拌混凝土、不准场地积水、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不准现场堆放未覆盖的裸土。确保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总体受控。
4.扬尘防治工作实施目标化管理。在项目对涉及扬尘问题的作业班组进行专项防止扬尘交底,将扬尘防治工作具体落实到操作层,并建立奖罚制度以推动施工扬尘污染控制过程。督促项目部与作业班组签定扬尘治理目标责任书,对扬尘防治工作实施目标化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1)施工区域的围栏封闭。根据规划范围,确保整个施工区域与外界充分隔离,严格要求在建项目在施工大门口设置冲洗设备、沉淀池及排水沟,施工运输车辆、挖掘机械等驶出工地前必须清除泥土作防尘处理,严禁将泥土、尘土带出工地。
(2)施工场地的硬化处理。施工现场应平面布置要求做好主要道路、材料堆场、生活办公区域铺设混凝土路面工作,实行场地的硬化或绿化处理,确保无一处露土现象,以达到防尘控制要求。
(3)道路清扫扬尘污染的控制。安排保洁人员2名(佩戴标识)每日对施工现场的道路进行1—2次的清扫,清扫前对路面进行洒水。天气干燥或风力较大时,增加洒水频次,以保持路面的湿润。
(4)土方施工、堆放扬尘污染的控制。在土方开挖、回填施工中,主要采取淋水、降尘和防止车辆泥土外泄等措施。当雨天开挖、基坑回填时,应在施工临时通道上铺设麻袋。严格按挖土施工方案中所规定的挖土流程,堆土位置及车辆出入口线路进行指挥。加强对渣土运输车辆的车况检查,指派专人随机跟车监督,保证按规定线路行运,严禁偷倒、乱倒。在场地内堆放作回填使用土方应集中堆放。同时,在土方未干化之前,经表面整平压实后,用密目网进行覆盖。定时洒水维持湿润,以有效地控制扬尘。
(5)建筑材料扬尘污染的控制。①砂石设置专用池槽进行堆放,控制进料数量,做到随到随用,不大量囤积。堆放时做到堆积方正、底脚整齐干净,并将周边及上方拍平压实,砂石料如过于干燥,应及时进行洒水。②施工用的粘土砖、加气砌块必须在指定场地进行堆放。进场后及时进行洒水湿润,定时由专人对堆放场地进行清扫。③其他易飞扬物、细颗散体材料(如塑料泡沫、膨胀珍珠岩粉末等),必须进行严密的遮盖或存放在不透风的仓库内,运输车辆要有防止泄漏、飞扬装置,卸料时采取集中码放措施,以减少污染。
(6)脚手架清理、拆除扬尘污染的控制。在脚手架顶部设置喷雾装置,以减少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扬尘污染。脚手架设专人检查、维护,严禁擅自拆开。在使用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建筑材料、垃圾向外、向下散落。清理架体内的建筑垃圾和废料时,应采用洒水和吸尘措施,禁止直接掀翻、拍打底笆板。定期对沾上灰尘的密目网进行清洗,周期为2-3月一次,及时更换破损严重的密目网。拆除前,应先行清除脚手架中的杂物,并对积灰较多的密目网洒水湿润。
(7)混凝土、砂浆拌制扬尘污染的控制。在混凝土、砂浆搅拌操作间四周进行封闭围挡,以控制和减少水泥扬尘对大气造成的污染。袋装水泥设置封闭的库房进行堆放,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定时进行清扫,保持库内整洁,地面无积灰现象。如需露天存放应采取严密遮盖措施。装卸以及拌制作业时严格要求工人佩带口罩,做到轻搬轻放。混凝土、砂浆拌制时严格按石子(砂)→水泥→砂顺序进料,以控制和减少水泥扬尘。搅拌机储料池前应设置三面挡水,并做好排水沟、沉淀池,定期对沉淀池进行清理,减少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源,施工现场全使用商品混凝土。
(8)木工机械作业扬尘污染的控制。木工加工棚落实责任制,指定作业场所环境保护责任人,负责木工棚的日常管理。保持木工棚的整洁,及时清理木屑、刨花和边角料,必要时进行洒水湿润后再清理,并装袋运至指定地点堆放,定期处置。
(9)道路清扫扬尘污染的控制。在施工现场主要道路边、生活区域内场地适当位置安装一些水龙头,使洒水皮管、洒水车能就近使用,便于操作。道路安排专人每日对施工现场的道路进行1-2次的清扫,清扫前需进行洒水湿润,天气干燥或风力较大时,增加洒水频次,以保持路面的湿润。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粉尘经分类袋装后及时地投放到指定的地点。
(10)运输车辆扬尘污染的控制。运输建筑材料、垃圾和泥土等的车辆,在驶出建设施工现场之前,要加强防尘冲洗、遮蔽、清洁等工作,防止建筑垃圾、泥土的散落,污染道路和周边环境。冲洗车辆产生的泥浆水应通过二级沉淀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人城市公共管网。沉淀池派专人定期进行清理,一般为2-3天清理一次。
(11)砖槽切割加工作业扬尘污染的控制管线安装施工的砖墙沟槽切割,应采用湿作业法进行施工。装饰工程所用石材应优先组织半成品进入施工现场,实施装配式施工,减少因石材切割、加工所造成的扬尘污染。现场石材切割加工应设置专用封闭式作业间,操作人员必须佩带防尘口罩,以降低或减少扬尘对环境的污染和人体的危害。
(12)对涉及扬尘问题的作业班组进行专项防止扬尘交底,将扬尘防止工作具体落实到操作层,并建立奖罚措施。
(13)项目部与作业班组逐级签定扬尘治理目标责任书,对扬尘治理工作进行目标化管理。
5.沥青混合料实行集中场站搅拌设备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l6297--1996)中的一级标准的规定。搅拌场站必须设在离开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点300m以外的下风向处,且不能采用开敞式或半封闭式沥青熬化作业。
6.积极开展社会舆论监督。发动群众参与监管,设立施工扬尘举报投诉电话,接受公众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的举报和投诉。对违规扬尘的工地项目名称、相关责任单位、处罚情况,可以通过网站、报纸、媒体等向社会曝光公示。
第五篇: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适度超前的原则,以提高交通运输能力、能源外送能力和水资源保障能力为重点,全面抓好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这为今后五年进一步改善我区基础设施条件、增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力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一、深刻理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意义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内蒙古作为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正处在全面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特殊重要,而且十分紧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我区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过去五年累计完成投资超过3万亿元,一大批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工和建成,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全区经济总量跃上了万亿元台阶。尽管我区经济实力较以前有了大的提升,但欠发达的基本区情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基础设施欠账多与经济社会发展快的矛盾较为突出。我们要改变欠发达面貌,走进我国发展前列,既要通过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发展水平来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也要通过改善软硬环境来增强发展支撑能力和承载能力。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在部署经济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区仍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和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促进全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投资领域,既通过投资的合理增长支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又通过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人民生活质量直接相关。近年来,我区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使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区民生和社会建设仍然比较滞后,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中存在的城乡区域不平衡、经济社会不协调等问题,在住房、出行、通讯等基础条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我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干净的水、畅通的交通、便捷的通信、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就必须在富裕百姓的同时,不断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下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的需要。内蒙古煤炭、天然气等资源富集,能源产业发展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2010年,全区原煤产量达到7.9亿吨,占全国原煤产量的近1/4,其中跨省交易4.7亿吨,占全国的40%;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6500万千瓦,外送电量1064.6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同时,内蒙古区位独特,外接俄蒙、地跨“三北”,真正的发展优势在于紧临京津冀和环渤海市场,靠近出海口。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送、西电东输、西气东输能源流向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内蒙古与内地省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全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要把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建设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对内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就必须大力加强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外送保障能力,畅通与周边国家和省区的联系,加快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二、充分认识我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5年来持续推进,我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先后建成了一批重大项目,发展的软硬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一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2010年,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15.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2365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达到9500公里,机场总数达到12个,运输线路快速增长,运输供给能力得到提高。二是能源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建成10条500千伏电力外送通道,送电能力达到2500万千瓦,建成长庆至呼和浩特、长庆至乌海至临河2条输气管道,总长906公里,跨区域能源供应能力增强。三是水利灌溉工程体系不断完善。开工建设了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完成 134座水库除险加固,解决了农村牧区581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500万亩,节水灌溉面积3500万亩,治水兴水用水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全区超过9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采用了信息技术,全区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101部/人,光缆线路总长度超过20万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五是城市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全区城镇用水和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83.5%和68.3%,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74.9%和64.5%,人均道路面积和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14.5平方米和11平方米,各项指标均比五年前有了大提升。
虽然我区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基础设施瓶颈制约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交通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和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高速公路和铁路路网密度偏低,与周边8个省区20个地市只建成7条高速公路相联,铁路货运满足率不足40%,部分公路干线拥堵严重,不同运输方式缺乏有效组合和衔接。能源外送通道不畅制约煤电基地建设,2010年全区电力装机闲置1000万千瓦,电网容量小、结构单一,无法消纳大量风电,管道输送能力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全区现状缺水10亿立方米,未来十年缺口将达到30亿立方米,产业发展耗水量大、用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浪费等问题较为突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城乡宽带网络服务能力较弱,部分偏远地区通信设施依然落后,信息化应用亟待深化和广化。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五年后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明显缓解”的目标,这也是国务院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见里提出的2015年工作目标。同时,《意见》还提出了“到2020年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远期目标。这两个目标都是围绕增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力确定的,但不同时期工作重点有所不同。内蒙古地域广阔、东西狭长,与内地相比,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改善发展条件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寄希望于两三年内就完全解决。今后5年主要是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急需、最紧迫的领域抓起。交通运输重点是打通14个高速公路出区通道,提高铁路货运能力;能源通道主要是建设向华北、华东、华中、东北的大容量输电通道;水利建设主要是着力解决好工程性缺水和资源性缺水问题。如果这些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我区发展环境就会发生很大改变,在此基础上持续加大建设力度,就能实现2020年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目标。
根据以上目标,今后5年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加快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以畅通周边省区和毗邻国家联系为重点,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运输方式,建设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增强交通运输整体服务能力。一是加快铁路通道建设,推进呼和浩特—张家口—北京、通辽—京沈客专、赤峰—京沈客专、乌兰浩特—白城等快速客运铁路建设,畅通自治区与华北、西北、东北重要城市的联系;推进鄂尔多斯—曹妃甸、鄂尔多斯—湖北、锡林郭勒—曹妃甸、锡林郭勒—绥中港等煤运出区下海通道建设,扩大煤炭外运能力;推进自治区第二条东西大通道建设,完善区域铁路网络,2015年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二是完善公路通道建设,建成至周边省区城市的14条高速公路和16条一级公路出区通道,畅通连接俄蒙的口岸高等级公路通道,加强区域内部重点通道、乡村公路和国边防公路建设,进一步扩大路网覆盖面,提高通达深度和公路等级,2015年公路总里程达到1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000公里。三是完善机场布局,加快支线机场建设和改造,建设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空港经济区,大力发展通勤航空,建设阿拉善、呼伦贝尔等通勤机场群,提高民航机场对重要节点城市、主要旅游景区和部分县级行政单元的覆盖度。四是构建立体化交通枢纽,加强城市道路与铁路、公路站场与机场的有效衔接,逐步推行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对接”。
加快能源输送通道建设。适应区外电力市场需求,继续实施“西电东送”和“北电南送”工程,加快建设锡林郭勒—南京、蒙西—长沙等一批超高压或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电力外送能力新增2000万千瓦以上。加强蒙西电网500千伏主干网架建设,形成完整的“五横五纵”电网结构。实施城乡电网改造工程,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推进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输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适应国家能源基地建设需要,加快建设鄂尔多斯-京唐港、呼伦贝尔-锦州港等一批通往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的煤化工产品输送管道,重点建设呼伦贝尔-哈尔滨、赤峰-北京、鄂尔多斯-武汉等煤制天然气管道,大力推进长庆—呼和浩特天然气输气管道复线建设,提高我区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和煤基燃料能源产品管道外送能力。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统筹规划、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水资源,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强化水利基础保障能力。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加快黄河、辽河、嫩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堤防建设,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黄河防凌防洪工程,提高防洪抗旱减灾能力。强化水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推进海渤湾等一批重点水利枢纽和大中型水库建设,实施锡林郭勒引水、引绰济辽等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兴建一批农村牧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切实解决全区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问题。建设节水型社会,全面实施新增“四个千万亩”节水灌溉工程,鼓励工业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加快高耗水行业实施节水技术改造和示范工程,推进区域间、行业间水资源优化配置。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制定重要河流水量分配方案,明确用水效率指标,严禁取用地下水发展高耗水产业,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网络服务,加强统筹规划和网络建设改造,推进广播电视、电信、互联网络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煤炭、电力、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加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信息技术的应用,建设呼包鄂乌国家级两化融合创新试验区。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建设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三级电子政务网,推进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间业务协同、信息共享,逐步实现“网上审批”、“并联审批”、“一站式服务”和档案管理信息化。加强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和城市空间地理信息库建设,建立覆盖城乡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市规划,注重完善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宜居生活水平。加快城市快速路和主次干道建设,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建设呼和浩特、包头城市立体交通体系,缓解城市拥堵。加快供水设施建设,提高供水能力和供水质量,城市用水普及率达到95%。完善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中水回用和污泥处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达到95%。推进城市天然气管网建设,有条件的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逐步使用天然气,城市用气普及率达到85%以上。按照人口集聚和扩散的需要,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布局,实行城市基础设施地下、地上同步建设。加大城中村拆迁改造力度,基本完成城中村改造任务。建立统一、协调、高效、合理的城市管理机制,提高城市动态管理和精细管理水平。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事关我区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又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今后五年,随着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国务院促进我区发展意见的出台,我区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得到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我们要按照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的要求和部署,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使我区发展条件得到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