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小编推荐]

第一篇：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小编推荐]

中国当前民族宗教问题之忧患

按：本文是2013年西北一位党员干部给最高领导人进呈的关于中国当前民族宗教问题的万言书，虽言辞激烈，但拳拳爱国救党之心天日可鉴，刚劲之性，戆直死谏，诚为养威避事者所难能也，苏联、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痛殷鉴未远，望肉食者能善纳之。欲绥远者必先安近，汉族百姓，国家之根本，四夷之人，犹如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华夏以信，驭夷狄以威。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一、政策歧视

民族问题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不可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2004年河南中牟发生大规模回汉冲突，回族人高呼杀死汉人卡菲勒（穆斯林称所有非穆林为卡菲勒，即所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一些回民赤裸裸地告诉汉族人：“我们少数民族杀汉人不偿命,这是GCD的政策!”。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偏坦的“两少一宽”即少捕少杀宽大处理，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冲突时，敢大开杀戒。

近年历次回汉冲突、维汉冲突中，回族人、回鹘人杀死杀伤很多汉人，都根据“两少一宽”政策重罪轻判、大罪化小、小罪化了。

特别是内地回族还经常组织攻击政府，现在他们在全国各地正改变过去民族杂居格局，利用城镇化建设和民族政策，逼政府和开发商大建清真寺，并围绕着清真寺建回民定居点，附近的汉人和其他非穆斯林民族都被他们赶走；由于少数民族政策，政府、警察根本不敢去碰这些定居点，形成一个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基本上不受政府控制的回民自治王国，如青海、甘肃、宁夏、云南的一些地方，原是汉回杂居之地，汉人占大多数，但近年回民恃着民族、宗教政策，暴力驱逐不信回教的汉人，现在这些地方有的四五十公里内没有一个汉人！汉族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少数民族打杀驱逐、背井离乡，是不争的事实。“两少一宽”和优惠政策，还让少数民族有了优越感：如西域回鹘的切糕党，青天白日敢拦截汉人强卖天价切糕，甚至敢众目睽睽之下拔刀冲进警车内杀死受害人，闹出人命也大事化小。

普通汉族人基本上成为四等贱民，如今流传：“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一些少数民族利用“两少一宽”和民族政策，跟政府讨价还价谋取民族利益；一些少数民族罪犯恃着“两少一宽”进行杀人、放火、贩毒和暴力犯罪（如西域回鹘青年故意杀死无辜汉女，只判两年半；宁夏、甘肃、青海、云南、河南、山东等地回民以清真寺为据点进行贩毒、杀人，回民强奸汉女还说给汉族”换种”，这些刑事犯罪有清真寺罩护，警察碍于宗教政策，根本不敢进去搜查和抓人）；而吉林延边人大出台的人口政策：一边要求朝鲜族生二胎奖励五万元，一边要求严格控制本地和外来的汉族超生，白纸黑字的文件，直接赤裸裸的歧视汉族！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如此张狂地歧视主体民族、优惠保护少数民族！更没有任何国家如此自虐计生主体民族，却如此有计划地增长少数民族人口。

这些令汉族人非常不满，部份人想办法改成少数民族形成民族逆向同化；汉族与其它民族通婚的后代户籍几乎都不报汉族身份-大部份汉人强压不满，民族积怨越来越深。

这种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一些少数民族并不买账，特别是笃信伊斯兰教民族并不感恩。因为伊斯兰教认为真主独一，认为天下所有土地和财富，都是真主赐给穆斯林的，现在被强大的卡菲勒们（卡菲勒意指所有非伊斯兰教徒包括无神论者和世俗政党、政府）强占去了，等穆斯林强大时，穆斯林一定要夺回来。当年印尼**屠杀华人，那些穆斯林抢劫华人工厂、商店的财物，口号就是“拿回真主赐给我们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抢劫这个意识。在中国，政府给穆斯林们所有优惠政策，他们都认为这是卡菲勒欠他们的，永远做得不够，因为其信仰诉求就是中国人都要成为穆斯林,建立伊斯兰政权,实行伊斯兰教法。这种不公平的民族政策，既让汉族产生屈辱和愤恨，又得不到少数民族认同，真正的作用：一是助长某些少数民族的嚣张气焰；二是助长了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的胆量和杀气，三是使一些分裂分子和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更加胆大妄为；四是让一些“通婚必须入教”民族的通婚陋习，越发有恃无恐；五是让喜欢闹事的民族享受越多，还成为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和少数民族犯罪分子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护身符。

特别是“两少一宽”民族政策，最初的借口是某些冷僻小民族的特殊婚俗；但在文件上，却是扩大到所有少数民族；而在执行上，事实上成为了所有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保护符。享受“违法优待”的主体并非用来作借口的民族婚俗，却是越擅长闹事的民族享受越多，也成为一些当地政府放纵犯罪不作为的政策借口。这个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两少一宽”严重捆绑了政府打击犯罪、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手脚，是导致西部、西域分裂势力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民族政策”还对我国民族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所有的民族政策，都是岐视政策。以民族属性来分别实行不同的政策对待，优惠了一部分民族，就等于岐视了另一部分民族，而真正的民族平等，就是没有民族政策，没有任何以民族属性制造的差别对待。

淡化所谓的民族政策，才是消减民族矛盾，促进民族间和谐融合。原本用来实现民族政策的“扶贫助弱”等内容，应当回归本源，民族间相互尊重，回归到公民权利义务，该扶贫的纳入经济政策，该支教的纳入教育政策，使社会资源让实际需要帮助的群体获得，而不是强化民族血统论。

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确实缓解了人口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政策的弊端越发显现。特别是根据民族而区别对待的计生政策，正在动摇中国的根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调查，全国人口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15.88%。也就是说2001年－2005年新增人口中，汉族人口占58％，而少数民族比例达到42％。随着单方向计生汉族，预计2010年－2015年，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比例将发生逆转，而到2025年，符合兵役年龄的人口中，少数民族将超过40％以上。未来中国军队中，汉族士兵数量将少于少数民族，再加上民族政策长期强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上升，必将产生相应的利益诉求，从而带来潜在的民族纠纷，台独、藏独、蒙独、疆独等势力将逐步壮大，给国家统一带来严重威胁。

汉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仁德宽容的民族，而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信奉某些极端宗教的少数民族正好相反。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占有绝对优势时，总是善待少数民族，但一些少数民族占优势时，会不会善待汉族呢？

五千年的历史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每当汉族处于弱势时，伴随而来的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是血流成河的民族大屠杀：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元及满清入主中原，屠杀了几千万汉人！还有同治**，陕、甘、宁、青等省汉人，差不多被回民屠杀殆尽。近年来，在西域等穆斯林占优势地区的屠汉事件，也层出不穷。

这一切的一切，让汉族人明白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足够的人口优势，稍微一不小心，悲惨的厄运马上光临汉族。

一是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中华民族是棵大树，汉族是树主干，少数民族是枝叶。只有强主干弱枝叶，大树才能茁壮成长；削弱主干强枝叶，大树非枯即死。从五千年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汉族强大时国家就强盛，汉族弱小时国家就被外敌入侵或者陷入分裂，汉族衰微则中国被异族奴役。今天的汉族人口基数，是五千年形成的，而一些少数民族有的是几百年前外来的，有的是几十年前因各种原因形成的，总之是汉族收容了他们。如果要把五千年形成的汉族人口基数和几百年、几十年形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基数拉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二是GCD执政的根基在汉族。离开了汉族GCD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是一些信奉极端仇视世俗、极端仇视无神论者、极端仇视其他宗教的伊斯兰教民族，GCD实是他们的肉中刺、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只是他们的力量太小罢了。

三是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仅只起到削弱汉族的作用。我们实行计划生育32年，人口一直还在急速增长，减少的仅仅是汉族人口。现在很多汉族人认为：计划生育就是杀死汉族的子孙，为少数民族后代腾出生存空间！而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因一些特殊问题根本不可能落实到位。比如，开始搞计划生育时规定，人口达到1000万的民族，都要搞计划生育。现在回族、维吾尔族都超过了千万；虽然政府也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但因民族、宗教政策偏向他们，计划生育在回族和维吾尔族中执行不了。计生人员进村搞计生，不是被打伤，就是被打死，又因为民族政策，打死打伤计生人员的凶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一般情况下都是大罪轻处，小罪不处。事实上没有人敢对他们实行计划生育了。

现在，一般城镇的回族、回鹘都有两三个孩子，农村的回族、回鹘都是四五个，七八个，十几个的也很常见。仅分裂分子热比娅一个人就生了十一个孩子，可以断言，西域维吾尔族和西北回族、藏族问题，不是经济发达不发达问题，不是政策优惠不优惠的问题，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到时必将引爆。现在西北临夏、吴忠等地区，穆斯林人口终于超越汉族人口，汉族在这些地方成了少数民族，中国几个伊斯兰网站上一片欢腾，穆斯林们庆祝回族人口局部超过汉族，并宣扬回族必须努力多生孩子，争取几十年内成为中国第一大民族，顺利实现建立中华伊斯兰斯坦国家。

另如热比娅把国家照顾她的大笔金钱，投进分裂组织危害国家；国家却千关怀、万照顾，无微不至地奖励她，让她生育十一个儿女，人为地使分裂者后代众多、后继有人，而国家的真正保护者汉族人，只能生一个孩子，将来谁来保卫国家？谁来遏制人口占优势的分裂分子和极端宗教分子？

纵观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境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小相当的民族能够和平相处。所谓民族和谐发展、团结建设祖国是有条件的，是必须建立在主体民族足够强大，特别在人口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一旦人口天秤出现倾斜，就是分裂、战争、**和杀戳的开始。

世界各国历史上和现在所有分裂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并在局部占有一定的优势而引发的。最近的样本就是分裂南联盟的科索沃地区，二战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只占当地人口的39％，当地60％以上的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在铁托的民族政策照顾下，到了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塞尔维亚人。

在穆斯林人口占据相对优势之后，对塞尔维亚人的排挤和骚扰，就成了家常便饭，导致更多塞族人背井离乡。一方面穆斯林人口在激增，一方面塞族人口在逃离，结果到了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只占到10％时分裂成功了。而恐怖分子在西域不断的袭扰，也是为了赶走汉人。现在西域回鹘人口超过千万，回鹘人自己说已有1500万，正向2000万大关逼近，科索沃历程在西域进行中。

四是所谓少生优育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愿望，被不公平民族政策破坏。计划生育只限制汉族人口，却有计划地增长少数民族人口；恰好与提高人口素质相反，民族政策优惠的理由之一：是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发展水平低，所以要考试加分，要投入援助；而计生政策却大量增加贫穷落后的低水平人口，又跟民族政策背道而驰。

计生的理论基础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以减少人口来实现减少消耗。计生本身不是快乐的，而是要付代价的。荫及子孙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一代人为下一代吃点苦，也是深入人心的。但谁付出谁受益，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但如果一部分人口计生节省的资源，被另一部分人口的扩张侵占，留不到自已的子孙后代，承受计生代价有何意义？

五是计生汉族所节省的空间和资源，还被外来非法移民侵占。这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公平。“三非”偷渡客的滞留，并且逐渐扎根于中国，形成非法移民问题。这跟那些合法的来中国出差外派的外国人完全不同，大多数来华的外国精英只是出差工作，最终要回去的。而三非偷渡客则是留在中国繁殖低素质后代，这些在中国出生的后代很难回去，最终都由中国承受。这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值得警惕。中国人承受苦难所省下的空间资源，是留给自已的后代的，不是留给黑人和其他亚非人口来填补的。而且来填补的偷渡分子，都是“盲流”一类，在我国民族问题的麻烦上，再加一个种族问题。

2012年6月19日下午，广州发生上百名黑人聚集并堵塞道路交通事件，这不是唯一的一次，早在2009年7月15日，广州就有上百名黑人冲击派出所，这些过去在美国上演的“黑人斗争”，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且会绵绵不绝。

有资料显示，在广州非法滞留的非洲人呈逐年递增趋势，据五年前的粗略统计，有将近20万非洲人居住在广州，其中仅有不到一万是合法经营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法滞留且还在不断涌入，这些黑人大都是穆斯林。虽然广州警方也进行过清理，但是收效甚微，更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非洲人，开始往其他城市转移，根据网上翻阅的资料，除北京、上海外，杭州、宁波、义乌、温州、厦门、大连、长沙、武汉、兰州和西安，都出现了非法滞留的非洲人聚居。

近年来，黑人在中国各地的恶行，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许多非法滞留的黑人，都来自战乱极端贫穷的国家，他们大部份是文盲，都是被欧美国家拒之门外，才来中国的，素质之差可想而知。他们无正当职业，在广州喝酒闹事，打车不给钱都只是小事情，有许多黑人铤而走险进行抢劫、强奸、杀人、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给中国留下暴力、毒品和爱滋病，给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只不过许多媒体受到了来自某方面的压力而选择了沉默，加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更加重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更可恶的是，有许多黑人为了能留在中国，想到了和中国女性结婚的办法，经常去骚扰中国女性，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对黑人缺少警惕上当受骗，一些无知女性不仅被黑人骗财骗色强奸，还沦为他们的贩毒工具，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同样，义乌的阿拉伯人问题也不可小视，他们来中国经商，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清真寺，清真寺就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而且他们胆敢在中国强行规定：清真寺附近方圆五百米内的建筑物，不准高过清真寺塔尖，一旦高过塔尖就会引来暴力；中国妇女夜间上街必须蒙面，不然即遭强奸。

另外，云南瑞丽接受数万缅甸难民罗兴亚人，我们的政府善待他们，除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外，还为他们建造清真寺。他们以清真寺为据点，进行贩毒等犯罪活动，中国警察不敢随便进入打击。

这些穆斯林黑人、阿拉伯人和罗兴亚人，或经商、或偷渡、或作为难民，来到中国土地上且不想离开，他们有的用跟中国人通婚的方式逼中国人入教，有的拖带家小在中国居住、生育；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实行计划生育，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将来会回去。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会走也没地方去，这些在中国土地上出生的黑孩子，将由中国负担一生，并繁殖出更多的黑人。他们在中国疯狂地生育孩子，挤占中国人生存空间，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数代之后他们就会成为中国居民，当他们的人口占到一定数量时，就会重演回族的演化史，为中国的民族宗教矛盾添砖加瓦。很多人认为我们对本土人搞计划生育，就是杀死汉族的孩子，变相为黑人、阿拉伯人和缅甸难民腾地换种！各地出现这样的流行语——计划生育好，黑人来养老；计划生育好，绿教（伊斯兰教）来养老。任何一个中国人，必须思考我们未来的忧患，任何装作看不见的驼鸟政策，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灭顶之灾。

三、宗教 我国的主要宗教有道教，佛教（藏传另外）也本土化了，他们不干涉世俗生活，远离政治，也没有外来宗教母国的控制，宗教最大的问题是要防止被人利用，与迷信结合愚弄民众。基督教制造了中世纪千年黑暗，虽通过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有所改变，大规模传入中国时，已经脱离了政教合一，但是其西方信仰母国，一直以宗教自由为名，寻求将其作为政治工具搞乱中国，并且基督教与本土迷信结合，也成为了邪教的“模本”。历史上有太平天国，今有全能神、三赎基督等。

伊斯兰教还停留在中世纪，一心一意想搞政教合一，一心一意想消灭异己，一心一意要回归《古兰经》，且根本没有改良的机会。

现在基督教在城市、农村疯狂传教，跟GCD争夺群众基础；伊斯兰教人口疯狂膨胀，他们的野心更大，想用伊斯兰同化中国，逐步蚕食并取代世俗政权，彻底消灭华夏文明，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中华伊斯兰斯坦国，他们甚至已经设计出了中华伊斯兰斯坦国旗。如果说基督教是要GCD的命的话，而伊斯兰教不仅要GCD的命，而且要断中华文明的根。

中国政府对于佛、道、基督等宗教的管理是有效的,敢于管理,敢于打击邪教。在国家认同方面既没有基督民族的说法，也没有佛国的诉求。而伊斯兰与政府之间，似乎并非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是对等博奕关系。各级政府害怕伊斯兰，他们依托国际伊斯兰势力，擅长闹事作为制约政府的手段。当西方基督教国家指责中国的宗教自由，中国政府敢于回击，而不必考虑国内基督徒的情绪，因为国内基督徒的国家民族认同上没问题。而一旦涉及穆斯林，政府首先考虑的就是安抚情绪，为此不顾公平和法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只要不满意就会闹事、打砸抢烧杀、围攻各部门。穆斯林也以此为荣，经常吹嘘并叫嚣“伊斯兰世界有二十亿，他们要引二十亿来踏平中国！”

穆斯林知道政府最害怕“民族矛盾”，所以回民最喜欢将任何与异族产生的生活矛盾，宣称为民族矛盾，通过清真寺等组织煽动民族仇恨。

我国各级部门的维稳压力大，怕事心态也造成了欺软怕硬的解决方式，放弃原则，只求平安。为了避免所谓的“民族矛盾”只得就范。而善于闹事的回维等穆斯林族群，从中占尽便宜，也更加乐于以此要胁当局。汉人往往在民族团结的旗号下，成为牺牲品，长期的屈辱和歧视，也成为激发汉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穆斯林是中国事实上的第二大政党，规模仅次于中共，但是信仰忠诚度更高。而且其效率极高，组织性非常严密，动员能力超强，策略很精明，用暴力对付底层汉族百姓，以谈判姿态威慑政府，迫使官员牺牲汉族来平息事态，同时也牺牲掉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

伊斯兰同时在寻求壮大，他们已经明确号召教徒入党，考公务员，加入军队，通过渗透达到目的。对于穆斯林来说，党纲就是在中国建立伊斯兰政权，清真寺就是党支部，阿訇就是支部书记，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就是党的集体生活。他们恃着民族宗教政策，拒不实行计划生育，正在逐步取得人口优势，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伊斯兰教协会和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具有政府的特性，一有事就作为代理人，与政府讨价还价，表面上是政府与教众沟通的桥梁，实际上却架空了地方政府，成为实际控制教民的宗教领袖。现在回族等信伊斯兰教民族，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对他们没有任何效力，只有阿訇等神职人员说的话才是圣旨。很多伊斯兰宗教协会和清真寺，出高薪聘请人员在网络上进行“人肉”搜查，搜到伊斯兰教批评者就绕过国家执法机关，直接找批评者“喝茶谈话”；伊斯兰网站还组织”水军”在各大网站宣传,窃取版主编辑等职位,封堵涉及伊斯兰世界的负面消息评论,编著倾向性的百科词条,引导舆论向有利于伊斯兰的方向.它们悬赏通辑改变信仰的教徒和批评者，直接威胁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中国穆斯林网上，已经有人鼓动成立穆斯林暗杀组织“伊兴会”，叫嚣暗杀对他们不利的军人、官员和批评他们的社会人士。

伊斯兰更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没有国界，他们的国土就是清真寺，清真寺虽然是宗教场所，实际上是一个准军事据点，担负着洗脑、动员和组织教徒进行暴力行动的场所。每个清真寺就是一块伊斯兰国土，他们的教传到哪里，就把清真寺建到哪里，只要清真寺一建起来，就永远不允许拆毁；若是哪个地方或政府想拆迁，他们必诉诸暴力。这十年来全国近千次回汉冲突，冲突地区的清真寺，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全国各地召集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回民赶到出事地点，冲击政府、打砸公安局，打杀异教徒；七·五事件中，西域一些清真寺也成为据点；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清真寺的可怕动员能力，一个小小的清真寺，胜过地方武装部。

宗教是分裂恐怖势力的源动力，疆独、藏独屡剿不灭的根源就是宗教。疆独、藏独是我们大力打击的分裂势力，但是在宣传上我们往往不敢触及其宗教本质。**流亡海外60年，还有能力在国内煽风点火，因为他是宗教领袖。虽然他出去60年了，现在的藏人基本上不认识他，但是他们都信仰黄教，这个宗教对藏人有多大的影响力，那么作为这个宗教至高符号的**，就能对他的信徒产生多大影响力。

一般情况下，信仰是不会被利益所收买的，所谓“贫穷导致恐怖主义”，恰恰是恐怖势力用来索要筹码的借口；拉登、热比娅都是富豪，暴徒中也不缺少富人，所谓“被钱收买的贫穷的暴徒”是个伪命题。我们能不能出双倍的价钱，让他们去杀同伙呢？这是做不到的！随着信仰的继承，冲突将延续一代又一代，所以分裂势力为了维护其信仰基础，往往指责中国毁灭少数民族文化，而政府为了所谓“安抚”，反而迎合它们的信仰，狂修寺庙，抱薪救火，给予超国民地位，以维持暂时的稳定，结果使他们不断地加强神权，给政府培养了下一代掘墓人。其中东突所利用的宗教信仰，有着广大的国际后台，一旦国内外神棍连成一体，疆独将不可避免地国际化。民族分裂问题，靠经济优惠和安抚政策，根本是事与愿违，还吊高了分裂分子的胃口，觉得政府软弱、使得他们得寸进尺。

伊斯兰教名义上为宗教，实质上是个黑社会形式的政治组织。它们将所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卡菲勒——即不信道者，其终极目标：是全世界伊斯兰化，消灭卡菲勒，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这是它们为之奋斗的信仰，称之为圣战。因此伊斯兰奉行的干涉主义深入到国家、个人的方方面面，它们不仅搞政治要权力，还干涉别人的生活：别人吃什么、喝什么、过什么节、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它们都要以自已的意志，加以强制干涉。它们天然仇视与自已不同的对象，永远难与非穆斯林和平相处。

伊斯兰的这个特性，直接导致了它们跟所有的异端文化都产生冲突。他们的教义要求穆斯林在弱小时，可以对卡菲勒撒谎，骗取卡菲勒的宽容和同情，以保存穆斯林的实力，一旦穆斯林壮大起来，就毫不留情地消灭卡菲勒，决不充许有丝毫的宽容，若不遵从即是叛教！在他们认为自已有能力挑战对方的时候，就开始行动。伊斯兰占优势的时候，采取无差别屠杀和大规模迫害的方式进行伊斯兰化，不容异端的共存。其从阿拉伯半岛起源，到现在占据22个伊斯兰国家，大多数是单一穆斯林国家，其它文明被消灭殆尽，连印记也被清除(巴米扬大佛)，其中的惨烈因年代久远湮没在历史未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一些记载和当代的现实，感受那血腥的冲击；象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灭绝、同治**、印尼屠华，塔利班灭佛像，苏丹扫黑等。

在非伊斯兰国家，伊斯兰采取了两种策略：如果在聚居区具有局部优势，就进行分裂活动；它们在中国、俄国、印度、巴尔干、菲律宾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分裂的目标是建立优势政权，然后象印尼苏丹那样挟局部优势，将异教徒灭绝掉，再作为前进基地向周边扩散，直至全部伊斯兰化。

故而伊斯兰的分裂，从来不会是最终的和平共处，它们分裂以后，原先的母国将是不共戴天的最大死敌，印巴就是个例子，车臣也是。如果是杂居，无法分裂，他们就采取“子宫”武器狂生人口加闹事**的方式，让人见人怕，为自已争取超越法律的特权，从事黑道谋求非法利益（如国内回民利用民族政策垄断部份交通、矿产、牛羊肉及一些商品市场等），待机扩大势力影响，等着主导占优的机会。现在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支持下，正在中国内地疯狂渗透，一些阿訇叫嚣伊斯兰教要从娃娃抓起，完全无视国家有关十八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入教的宗教法规，他们在教徒中灌输回族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完全无视回族有90%以上的汉族血统这一事实。由于伊斯兰教的排他性，这些宗教人员还暗中宣传圣战思想，宣传等他们人口数量上来后，要征服、同化、杀戳不信教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卡菲勒们。在宗教人员长期仇恨宣传下，导致很多回族人非常仇视汉族和其他非穆斯林民族。

历史和事实证明:当穆斯林在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2％，该国穆斯林聚居区发生小骚乱。[河南中牟回汉冲突]、[山东德州回民冲击政府]、[海南回民围攻海军训练场地]。达到5％，该国穆斯林聚居区发生大骚乱，全国发生穆斯林引起的小骚乱。[西域,云南沙甸、广河和怀远]。达到10％，该国发生全国性的穆斯林骚乱，他们将提出一系列超越他们人口地位的要求，如在各处聚居点大造清真寺、给予他们超国民超法律待遇、强制非穆斯林遵守他们的习俗。[巴黎骚乱]、[伦敦**]、[中国西北、西域等]。达到20％，该国必然会发生穆斯林引发的战争，要么该国其他人口因怕被杀而改信伊斯兰，要么被穆斯林杀掉。[苏丹达尔富尔]、[南斯拉夫]、[印巴分治]。达到30%——50%的时候，就是异教徒的灾难。[印尼屠华]。

达到60%----70%的时候，他们就要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并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而伊斯兰政权极端保守、极端反科学，全世界四个用法律判处无神论者死刑的国家，全部是实行伊斯兰教法、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如阿富汗灭佛、沙特等]。

警惕，中国的穆斯林人口目前在2～5％之间！由于少数地方政府认识模糊不敢作为，某些地区症状更加严重。当穆斯林理性时，只代表他们弱小。一旦他们觉的有半分把握，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行动！

尤其要注意。他们的特点是避免与军队作战，而尽量对平民下手。面对正规军，他们战斗力确实是渣，但他们对和平居民的杀伤效率是非常高的。他们叛乱的目的非常巧妙，用无差别屠杀消灭驱逐大量非穆斯林居民，面临军事镇压就求抚请降，转身装成平民，利用对手的文明人道以保存实力。这种稳挣不赔的方式，确实体现了穆斯林的狡猾！

最大的敌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敌人，最大的威胁是提都不敢提的威胁。在中国很多邪教都受到政府的打击，按照邪教的定义和行为，伊斯兰教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伊斯兰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势力强大而广泛，敏感又暴躁，没有人敢说出真相。

在中国可以抨击外国组织，可以监督各行各业，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但一旦涉及伊斯兰，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宗教自由，他们已在局部超越党的权威！因为他们动不动就会围攻各级机关打砸抢烧杀，在不断地闹事压力之下，可以说各级机关团体、广电媒体、文化影视、网站出版等都形成了一股“自我审查”思维定式，连中国几千年的生肖传统和春节，都受到了影响，猪年春晚不敢提猪字。

这种心理恐怖主义，让你自觉自发的开始对这个宗教心存畏惧，进而产生恐怖。套用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说法，早已在无形中威慑到了我们中的所有人，以致于让我们在面对涉及这个宗教的话题的时候，总会首先把自己放到了“罪人”的位置，开始自省自己是不是犯了禁忌，哪怕你现在还不是这个宗教的信徒，哪怕你甚至连一条这个宗教的教规都说不出来，反正，你已经自认有罪了，并且开始自发自觉的把这种原罪论，推广到你所看到的每一个身边的事物。迟早有一天，一个原本不信仰这个宗教的人，会动摇自己的观点，因为恐惧转而投入它的怀抱的。四：贱华贵夷之策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的民族政策不平等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公开的规则，比如加分、二胎、经济补帖等，所有的少数民族同享，这些让汉族感觉不平等，但是规则公开可控，老百姓心理压力尚可。如果只有这些，也仅仅是老百姓不满。但更严重的是无原则的纵容，包括对犯罪和闹事的屈从，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给汉族群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进而对于现有体系失去信心。一涉及那几个喜欢闹事的民族宗教，政府也害怕三分，老百姓就完全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这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会非常愤怒。结合第一条的政策歧视，产生极大的屈辱感。切糕事件的群潮，就是这一背景的表现，这是民族政策长期纵容某些民族敲诈和霸道所累积的结果。

在网络社会，穆斯林问题的讨论，几乎是唯一让左派和右派，毛左和普世党，五毛和美分，中产和底层，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取得一致立场的话题。这就是凝聚力，它既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穆斯林的横行霸道，比如切糕事件和各种回汉冲突以及穆斯林与其它各民族的现实矛盾。

更是在网上的讨论中，大家认识了穆斯林的内心。网络的匿名隐姓，更容易让人袒露心迹，穆斯林也不例外，反正大家谁都不认识谁。通过网络，穆斯林让大家了解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政治立场。知道那些“守法的普通穆斯林”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他们最希望发生什么，他们最想干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越了阶级、民族、政治、国别，关乎人类未来。因此基于现实利益博奕的社会各阶层，所有人只要了解了穆斯林的普遍内心，就会不约而同地团结一致起来。在现实社会，穆斯林问题一样影响了民心向背。在天价切糕事件中，偏袒切糕党的岳阳警方被喷得狗血淋头，不平等民族政策也遭群嘲恶搞。汉族在无数起涉及民族事件中，被牺牲、被压制、被残杀，所长期累积的不满情绪，严重损害人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甚到有人对于党对汉族的代表性提出疑问。但也有徐州城管和宁波警方敢于强力管理切糕党的消息引发了网友一片叫好，为执法部门争回些脸面。要知道，城管在我国的形象一贯不佳，即使正常的执法也会被妖魔化。城管强力执法能够获得民众一致认可的事例实在不多。

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而排外民族主义往往作为对外转移矛头的渲泄口。我国目前也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生恐怖袭击和民族冲突，我国第一时间指责来自境外的挑拔，在国内大唱团结，打中华民族的旗号压制汉族。而境外的媒体和政要，也很配合地指责中国政府压迫少数民族。委屈的汉族一方面忿恨外国势力的不公，一方面也对国内压制汉族的民族政策不满。我国各级部门的维稳压力大，怕事心态也造成了欺软怕硬的解决方式，放弃原则，只求平安。而善于闹事的回维等穆斯林族群，从中占尽便宜，也更加乐于以此要胁当局。汉人往往在民族团结的旗号下，成为牺牲品，也成为激发汉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政府以中华民族代表自居，如果一味偏坦穆斯林打压汉族，可能会陷入尴尬。而且与穆斯林冲突的不仅仅是汉族，也包括大多数少数民族。老实守法的少数民族，除了享受政策规定的刚性福利，在与擅长闹事的穆斯林冲突中，一样成为地方政府欺软怕硬的牺牲品。

虽然中国一直宣传敌对势力庇护挑拔少数民族的恐怖分裂,但是大家也都清楚外国势力并不能给中国武警下达不抵抗命令，而是来自于中国内部的某种势力以“民族团结”的借口阻扰国家武装保卫人民，使得警察甚至连自身也不保。它们还以“宽大拉拢”等名义营救了大量的暴徒，保留了分裂火种。并且把这种做法归因于避免外国压力。但向外转移矛头的宣传策略不能把我们自已也忽攸进去，如果我党真的害怕外人说三道四，又如何能打败西方支持的国民党建立政权呢。现在外国势力指责中国政府压迫少数民族，支持疆独等恐怖分裂活动，却使得人民群众必然将政府看作是民族利益的代表。那些反华势力污蔑汉族，等于在帮助中国政府，如果它们倒过来指责中国政府迫害汉族，那变数就大了，毕竟汉族是中国的社会基础。而且，长期的压制汉族政策，从来不缺事实证据，汉族群众早已亲身感受到了。一旦“西方势力”转向指责中国当局压迫汉族，肯定会得到大部分汉人的共鸣，这种瓦解现政权的方式，比支持少数民族分裂更加精准有力。

伊斯兰**是世界性问题，也逼得欧美的右冀民族主义抬头。西方媒体以人权自由等“政治正确”立场，污蔑中国反恐的新闻后，网站上跟帖的西方网民评论，却大多数都是支持中国打击穆斯林恐怖分子，嘲笑西方左冀媒体的虚伪粉饰。这现象同样也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媒体偏袒巴勒斯坦的报道下面，跟帖的中国网民，大多支持以色列。这主要是反映了一种群众情绪，并非关心巴以，而是大家意识到穆斯林的恐怖和威胁。所以，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穆斯林问题同样催化了西方左冀与右冀的矛盾，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西方人民的不满和右冀的扩张，去制衡反华的人权左冀势力。

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缺不止是中国，俄罗斯普京就是民族主义领导人，剿灭车臣奠定了强硬民族主义的角色。虽然他不受西方的欢迎，却在俄罗斯人民中威信极高。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表现强硬，为俄罗斯人民的精神依靠。西方越指责普京压迫中亚少数民族，面临车臣恐怖分子威胁的俄罗斯人民就越支持他。但中国目前既排外又压汉的双重标准，使得民族主义双刃剑可能会伤到自已，这将取决于谁先转向。

各位读者，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恳请您能影响政府高层和知识阶层，让大家形成共识来解决这些问题，提醒中央拿出过人的智慧，为中华民族未来，留下健康的生存空间。

中国现在的民族问题

最近，听到不少同学谈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存在民族性的隔阂，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态度都不到好，存在一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隔阂。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壮族，虽然不是民族方面的问题专家，但自身的经历还是可以让我能够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不少人认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态度，恰如清朝时期的汉族对满族的态度，一直都存在被统治和耻辱的心理以及由之形成的文化隔阂。他们的看法不难理解，用教科书上，估计也有金庸小说中的“天地会”的影响，汉族与满清族的关系来看待这一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原因，很有可能是一种借口罢了。实际上，根本问题是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交流不足所致，而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提出要振兴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绝大部分人口是汉族，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集聚地，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经济的真正复兴，这无疑会加重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带来的各种隔阂，诸如文化和心理隔阂。既然存在经济不平衡和差距，就会存在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而这也导致了地区之间文化心理的不平衡，以及地区隔阂。西藏问题，**肯定利用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来扇动地区的**。本来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但恰好与地理人口问题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导致西部少数民族对汉族存在文化和心理隔阂问题。如果政府再不搞西部大开发，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那么，少数民族地区会可能比同是西部地区的汉族率先发生**。

经济的不平衡，也会导致民主法治的迟缓进步，这也会给少数民族地区那些未能当官的民众带来不好的影响。中国政府虽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很大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但由于中国历来的政治文化心理，广大民众并未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政府中那些拥有权力的岗位仍然是汉族占据大多数，少数民族官员自然不能对政府做出多大的改革，何况地方要听从中央。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官僚世袭问题也一直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这让在地方权力机构中本来就处于少数地位的少数民族官员更加少，即使是那些少数民族官员也会受到这种不良的政治文化影响，从而使明清之际少数民族地方出现的土司世袭复活，这在封建时代是正常的，因为其他地方也如此；但在今天就不同了，接受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子弟，会对这种不合理的地方政治现象不满，而那些地方的较为顽固的老旧势力就会以此为契机，以大民族统治小民族为借口，与汉族人不和，甚至互相歧视、对抗。实际上，在少数民族地方政府机构人员构成中，汉族始终是占据大多数的，于是，再加上中国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这更是让地方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相处得很好，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平衡问题的出现，以及随之出现的对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要求的出现，少数民族对存在问题的中国地方政治体制就会产生排斥心理，对主导者——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员就会存在文化和心理隔阂，这是很正常的。

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度减缓，导致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族政策缺乏足够、正确的认识。民族自治政策并未为大多数少数民族所知晓，只是那些官员知道罢了，即使知道，但现实和政策的擦差距还是让民众不满。地方文化和社会心理是深深扎根于地方经济、政治和社会中的，经济不发展、政治不民主、社会不公平，这必然导致文化的滞后、封闭和顽固，导致地方社会心理的不平衡、不满意和抗拒。

所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发展问题。少数民族聚集于西部地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让东部先发展，以致落后于东部地区，这是根本问题所在。而中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是，非少数民族地区表现不满的方式不带有民族名义，而少数民族地区则带有这一名义，而且也因为这而变得更加明显。根本解决措施，就是协调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着力解决好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全面健康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严格监督权力运行，严惩腐败；继续实行民族优惠政策，切实保证政策落到实处；加强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交流合作，改革开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中国的民族问题，既带有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带有地方问题；而主要是目前中国存在的主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问题，地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问题只是小问题，只要大问题、大矛盾得到解决，那些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中国的地方民族问题需要，也鞭策中国加快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加快政治民主化，加快社会公平正义化，加快文化教育平等协调发展。现在，既然出现了，那么，中国就要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不可怠惰，稳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科学发展。

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它用专章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从而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重大抉择既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伟大创举，又是顺应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必然要求，充分体现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完美统一。

一、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国内民族问题解决途径的历史结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根本原则，但在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基本途径或形式上，却经历了从“相对自决”到“区域自治”的历史演进。

为了解决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蒙古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中共二大首次提出了“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决，用自由联邦制度，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同时，明确规定“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可见，中共二大提出了一个符合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相对自决”方案，这是幼年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理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最初尝试。它同以往一切民族压迫政策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历史进步性，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和少数反动民族上层鼓吹的旨在分裂中国的所谓“民族自决”有着本质的不同，同苏俄实行的普遍的民族自决和全面的自由联邦也有着显著的差别。正因如此，中共早期民族自决主张虽然因不符中国国情而逐步被放弃，但它在团结和争取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方面发挥过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作用，同时，也在理论上和逻辑上为中共进一步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途径预留了发展空间。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民族自决主张一直局限于上述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由于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中共的民族自决主张被迅速泛化。到中共六大，明确把“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作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治口号之一。这标志着中共早期的民族自决主张已经由最初的解决蒙古、西藏、回疆三大边疆民族问题的方案，发展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然而，在土地革命时期民族地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实践中，中共从来没有实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自决。中共在民族问题纲领与政权建设实践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一致性，是民族自决主张具有相对进步性，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深刻反映，也是中共在承认民族自决权这一前提下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新途径的具体体现。正是在这一看似矛盾却又合理的历史发展中，中共酝酿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自决”口号日益蜕化为日本分化、肢解中国的遮羞布，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步建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共对包括民族政策在内的一些重大政策进行了调整。1931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首次给民族自决权赋予了“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之外的第三层含义——“建立独立的自治区域”。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致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他没有再提“民族自决”和“自由联邦”，而是强调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对口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并初步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具体政策，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上升为实际指导中共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

然而，在民族理论和未来纲领的层面上，中共并没有立即放弃民族自决主张。因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出现了新旧两种民族问题主张并存与消长的局面——民族自决提法日渐淡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从抗战后期开始，中共在蒙古族、回族和黎族聚居区中相继建立了一批民族自治政权，特别是1947年建立的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示范。直到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被载入《共同纲领》，终于宣告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正式确立和民族自决纲领的历史终结。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其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经过深入研究和慎重考虑，作出了在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抉择。

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当时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的意见。经过调查研究，李维汉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其一，少数民族所占人口比重及其分布格局不同。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十月革命后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而且绝大多数聚居在一起。我国的民族情况与之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因此，在中国不适宜建立也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其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逼出来的。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主张在统一（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其中大多数经过内战成为苏维埃型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

李维汉在认为中国不适合实行联邦制的同时，还研究了斯大林把自治分为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4级的论述。他觉得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这就是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同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阐明了新中国的民族基本政策和国家结构形式。他说：“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日，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他指出：“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随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共同协商，民族区域自治被载入《共同纲领》并获得一致通过。这说明，新中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而且是各族人民共同做出的历史选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少数民族管理内部事务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权利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的政治优越性。正如周恩来在1958年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适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

三、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般普遍原则”

建立集中统一的大国，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列宁和斯大林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基本上是反对联邦制的。列宁也说过：“在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斯大林在1917年发表《反对联邦制》一书，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对国家联邦制度的否定态度”。但是，俄国许多民族因长期遭受民族压迫，对大俄罗斯人已产生一种严重的不信任。特别是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后，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已经处于完全分离和彼此完全隔绝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感难以在俄国建立集中统一的单一制大国，不得不改变初衷，在俄国实行联邦制。尽管如此，列宁同恩格斯一样，仍然“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可见，苏俄实行联邦制的这一“例外”和“过渡”，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

与此同时，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民族区域自治。他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不仅如此，列宁还把民族自治（包括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两种形式）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般普遍原则”这一高度上来。他说：“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斯大林更是明确指出，区域自治是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和“必要条件”。

可见，在各族人民已经翻身得解放、民族平等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单一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

四、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顺应中国大一统思想观念和单一制政治传统的必然抉择

迫求大一统、维护大一统和巩固大一统，不仅是中国历代各族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取向和最高原则，而且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认同和政治诉求。早在夏商周3代，大一统思想就有了萌芽。到了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观念已经比较明确。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以大一统为宗旨的公羊学说。而秦帝国以中央集权制为特征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则使“大一统”由政治理想初步成为政治现实。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公羊学说取得统治地位。大一统被尊奉为“天地之常经，万古之通宜”。这无论是对中国的民族心理，还是对后世政治体制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代汉族帝王及其大臣在论述民族关系时，都致力阐发大一统思想，把中原华夏与边疆四夷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贾谊的“首足”观，司马相如的“遐迩一体”思想，司马迁的诸族同祖论，韩昌和张猛的“汉与匈奴合为一家”思想，《淮南子》中的“夷夏一圈”思想，《盐铁论》中的“肢体与腹心”论，隋文帝的“华爽同重”论，唐太宗“根本与枝叶”“爱之如一”的思想，明太祖“华夷无间”“抚宁如一”的思想等。在这些观点中，虽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上下主次、内外轻重的差别，但这毕竞是大一统格局内部的差别。

即使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从不自外于中华。有的甚至同汉族攀宗认祖，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如，前秦符坚自称“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俨然一派中华天子架势。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与汉在历史上形成的甥舅关系，以汉为国号，追尊后主刘禅，表示上接汉统。此外，夏国铁弗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之后”，北魏拓跋氏称自己为“轩辕之苗裔”，北周宇文氏和辽的契丹统治者均称其先“出自炎帝”。事实究竟如何，应另当别论，甚至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一历史现象之后的华夷一家观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蒙古族和满族这两个为中华大一统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民族，其民族观和国家观较汉族统治者更为开明。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不久，立即诏告天下，以示他所统治的国家是“绍百王而纪统”的中华大一统正统王朝，而不只是蒙古族的国家。清雍正帝更是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凭借清朝对中华大一统的贡献，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华夷之辨”的观点。

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仇敌汽，共御外侮，涌现出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许多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抗日力量，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与此同时，中国各族人民还同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进行策划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东突厥斯坦”、伪“满洲国”等民族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民族认同得到进一步升华。伟大祖国是各民族的共有家园．只有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发展进步；中国各族人民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历史性飞跃，从而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总之，“中华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它的影响下，秦帝国开始建立的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逐步完善。而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治思潮影响主张联邦制的呼声虽然也几度兴起，但始终没有成为政治现实。新中国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顺应“大一统”民族心理和单一制政治传统的明智之举、必然之举。历史已经证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原则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在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是正确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

西陲紧张掣肘全局 中国开始调整民族政策

据据海外学术界的观点，5月22日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再传爆炸声音，数十名老人无辜横尸菜市场，近百人伤情不一，其惨烈程度令人惊讶暴恐分子之嗜血，李克强之后随即谴责称袭击者行径“令人发指”。中共当局力图强化反恐的努力正在遭遇正面挑衅。而在此前，不独新疆域内，中国大陆内地城市也胆战心惊，大规模军警屯驻街头枕戈待旦。一时间，草木皆兵不敢稍有懈怠。与此同时，在新疆乱局如瘟疫蔓延对国家全局形成掣肘之时，尽管西藏局势已略显平复，已连续数月不见再有藏人诉诸惨烈的自焚以要挟中共，但流亡藏人与中共的明争暗斗、唇枪舌剑始终未曾结束。

幅员辽阔的新疆以及西藏虽地处西陲边地，但局势不稳必然震动全局。于是，中共自建政至今一直苦心孤诣，在铁腕与怀柔之间寻找平衡，至今民族矛盾非但未能消弭反而愈演愈烈并向恐怖主义演进。虽说当下之格局原因复杂，但中共民族政策难辞其咎，必须接受彻底全面的审视，尤其是破除对苏联拼盘式民族政策的迷信。近年中共内部争论不少，御用学者早已有向美国式大熔炉模式靠拢的表示，如胡鞍钢等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但值得警醒的是，无论是用融合还是同化政策，都绝非万能的灵丹妙药，中国不是美国式的移民国家，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始终无法忽视。而任何更弦易辙都注定将是一次冒险，中共若决意界定清楚民族关系模式，必须审慎推进，避免使自己陷入被动，遭致更为激烈的民族不满。

西陲危机四伏

新疆乌鲁木齐菜市场的这场爆炸袭击事件只是新疆局势**的一个缩影。5年前的“7•5”骚乱虽然是一个顶峰，但更像是一个暴恐频繁时期的开始。据多维新闻此前的统计，自“7•5”事件以后，中国境内经过官方证实的重大暴力恐怖案件至少有20起。梳理这些案件信息可见，案发地域上呈现从南疆到全疆，从西部至东部，从新疆向北京、昆明等大城市扩散的态势；发动恐怖袭击的暴徒籍贯也同样存在着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分布情况；暴恐团伙均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甚至是国际恐怖组织直接策动；发动袭击的时间选择上更加突出政治考虑，借以博得影响力；袭击形式从主要攻击派出所、巡逻队、当地政府等国家强力机构逐渐转变为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群密集场所袭击平民。

尤其在当下，中国开始快速反应铁腕反恐的局势下，近期的每一次恐怖袭击事件都极具政治挑衅意味。去年10月底天安门汽车撞人爆炸事件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而当时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七常委正在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出席活动；转年3月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案恰值两会前夕；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则更是正值习近平率高级别考察团巡狩新疆部署铁腕反恐基调返回北京当天；而此次造成上百人死伤的乌鲁木齐“5•22”暴恐案时机，是选在了习近平主持上海亚信峰会呼吁各国共同反恐的次日。

涉疆恐怖主义活动如同瘟疫般四散传染，西藏更是令官方不敢掉以轻心。尽管最近超过半年时间，此类自焚趋于沉寂，但抗议集会仍在西藏周边藏区时有传出。而西藏更是中共的禁脔之地，接受严格外来人员管控。除此之外，中共还不得不分神应付来自境外的流亡者对国内的渗透。比如，流亡藏人尤其是**喇嘛的多年海外经营，已经在西方世界获得相当程度的支援力量，中共已经与其进行了持续数十年的拉锯战。

尽管这些已经足以让政府头疼不已，甚至疲于奔命。

不过，中国在新疆、西藏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显然不是如何应付这些突发的暴力反抗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消除彻底消除这些危机的根源，即如何从根本上化解民族之间的隔阂。相较于内地省份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不安的局势早已令藏疆普通民众备受刺激，经济地位悬殊、资源分配不均、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

可以说，中国传统民族政策被推至一个临界点，迫使中共必须重新检视。而这种检视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通盘的彻底的考虑，乃至新的制度设计，尤其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将其奉为不可逾越的圭臬。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必须接受彻底的重新检视与反思，但这种检视绝非之前民族政策具体化的修补和调整，也不仅限于软硬的二元选择，而是必须就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通盘更新换代，脱胎换骨。此外，中共的民族政策脱胎于苏联模式的母体，却在内在指导思路上出现前后矛盾，在“同化”还是维持“多元”的预设目标间始终首鼠两端，言行不一。

苏联模式走入死胡同

1991年12月25日，曾经与美国并驾齐驱，驰骋二战后世界政坛的超级大国顷刻间轰然倒坍。在此之前的一年间，以立陶宛为起始，各加盟共和国通过民族自决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被肢解为十五个国家。更早之前，以苏联为师的东欧卫星国也在短时期内分崩离析。南斯拉夫则在此后的1992年不断分裂，最终一分为七，期间民族间杀伐不断终于酿成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当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即脱胎于苏联模式，是为当下世界两大主流民族关系之一的拼盘模式。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中共将民族矛盾简单对应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随之采取包括认错、补偿在内的一系列动作。这一形式在早期的确团结少数民族，减少统一阻力颇为有利，但是这种做法隐患重重。比如由此制造了对多数民族的不公平，强化民族认同更可能埋下分裂主义的种子。

斯大林如果不是误解了列宁那便可能是缺乏担当。当初列宁率先以民族自决形成联邦奠定国家根基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并非将之视为传至久远的方式。有文章称，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列宁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在现实中做不到，只能通过承认自决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原则组建一个大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他希望在理论上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后，各国的无产阶级会回过头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列宁的意思非常明确，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完全统一（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而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中国将其奉为圭臬。苏联以民族命名个加盟成员，而中国也在中共建政后十余年间相继成立5个自治区。虽然中国的宪法没有“愚蠢”到轻易地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可自决是否留在“苏联”中，但毫无疑问它也同时在进一步强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认同，并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利益。中共体制内学者胡鞍钢说，民族融合自然会有矛盾磨合的阵痛期，但不至于形成分裂，而强化民族识别便无疑在培养分裂主义的倾向。

而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在位时期更是将这条道路走得更远。有资料显示，当时胡耀邦视察西藏对汉族干部的作为很是不满，于是下令多数汉族干部撤出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闻风而动，中共影响力和控制力被实质性削弱。

同时，伴随当时的政治空气松动、民族学校匮乏，新疆地下讲经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甚至成为此后不断挑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火种。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观。

而在应对民族矛盾危机中，经典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变机制便是归咎于民族压迫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裂”给予了人们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诉人们并不是经济便可决定一切。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制得到确立，而且从历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良好的传统友谊乃至民族血缘，但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仍然走上分道扬镳的之路。须知，起初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下，斯洛伐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直到最后双方已经不分伯仲。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经济地位决定民族关系的偏执一如当下的中共，但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够有效减少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冲动吗？坦白讲，经济落后虽然是造成当前民族矛盾尖锐对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绝非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万能灵丹妙药。当下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柔性策略，大规模的援助源源不断，改善民生似乎成为最为根本的釜底抽薪之策。当然并不否认其积极意义，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大熔炉模式是唯一选择吗？

苏联模式之外，还有路可走？大熔炉（英语：melting pot）指的是在各种民族混杂的都市中，由不同民族文化不断地影响、同化和融合，形成一种很独特的新的共同文化的社会。也即是将一个主流价值观视为基本盘，以近似绞肉机的方式吸纳同化所有的个体，使其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也即是对个体认同感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包括美国、巴西等国的模式。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适应并接受他可能需要痛苦的磨合，但的确不会形成受到与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的群体势力，因此基本没有分裂风险。

但是这一思路也会遭到批评，中国媒体曾刊文称那只是假象。而美国智库的评论还似乎支持类似的判断。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2013年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被视为对“大熔炉”神话的挑战。这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40%的美国白人只与白人交朋友，而非白种人的美国人中，大约25%的人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种族的人。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安•莫宁说：“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限制异族接触的历史。对于白人和黑人而言，即使限制已成过去，但是到了今天仍然留有痕迹。”调查结果还表明，跨种族关系在地区间、种族间和不同的年龄段之间都有不同。西海岸和夏威夷的居民拥有的异族朋友是最多的；而南方人是最少的。

而且美国、巴西均为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更具有代表性。美国价值观宣称尊重每个独立公民的公民权利，但并不认同族群作为权利主体的正当性（出于殖民历史的考量，美国“破例”允许“保留地”的存在以保护土著印第安人是个例外）。其实质上是让个体在抗拒盎格鲁—撒克逊化时不接受揉碎本民族价值重新被同化的过程，美国以标榜民族文明多样化的声音批评其是对多民族文化的劫持。也许大熔炉的神话即是如此残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显然那更被视为一种姿态。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则必然有意无意地不断融入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价值观为根基的美国价值观塑造中。

向左走，向右走？

至此，拼盘式的苏联模式已濒临险境，甚至可能崩解。大熔炉模式也与中国制度相左甚至遭致少数族裔的反制。那么题解何在？实际上中国的其他学者、专家中早有触及，以中华民族一体化建构国族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大熔炉有其不可复制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无法克服的现实缺陷。中华民族政策必须改弦易辙进行彻底的自上而下的全面变革，但也并非轻率照抄某一模式便可万事大吉。

曾为中共建政后的民族识别以及民族调查研究立下功劳的御用学者费孝通曾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这一内容在于强化域内56个民族的身份认同，这是对传统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的修正。其要点包括如下：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确认汉族在多元融合中的核心作用；允许少数民族在承认中华民族的高层认同的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基础层级”认同。

胡鞍钢、马戎等人在汲取大熔炉模式的同时更改了“民族实体”的基础，即彻底抛弃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确定主流价值观（由汉族主导）。其“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认为中共应该汲取大熔炉模式，消解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至少从政治含义上剥离，使其退回到社会文化的层面。

但这一理论当然会遭到不满。流亡藏人便反驳并指称其目的就是要同化藏人。这对于始终保持文化危机感的藏人来说以及同样以此指责中国的流亡维吾尔人而言，的确是不可逾越的难题。因为不同意在公民个人层面上构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黄铸也公开称，中国的民族政策用不着学美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还有**和三股势力破坏的威胁，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不仅称得起我国历史最好的民族关系，也称得起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之一”。

今年，中共前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也在尝试调整民族政策思路，与其在位期间的语调和态度已显然出现不少区别，至少渐渐异于中共正统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这甚至一度引发外界的关注，被视为改变中共民族政策的试探性信号。

朱维群的新思路论述颇为分散，多涉及具体的事务性内容，但核心只有一个，极力弱化本民族身份认同，消除以民族区分为优先考量的执政思维，“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一致性和共同性。”2012年2月朱维群在《学习时报》刊发文章敦促中共调整当下的民族政策，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在这篇文章中，朱维群同样要求在国家政治界定层面弱化对民族的认同。对目前中国政府的西部地区投资开发和扶贫措施，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他建议，不再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实质上，这一思路已经十分接近大熔炉模式的内核。

实质上，刨除大拼盘以及大熔炉模式的形势考量，世界主流的民族关系有其“大势所趋”——民族的身份识别正在逐渐弱化。当然，这并非由于正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民族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的判断，而是因为同样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规律。它并不比动用国家强制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更为人性化或者温情化。美国大熔炉或许只是将民族同化的权杖“狡猾”地转交给全球化而已。

但对于中国来说，无视民族差异以公民个人身份“平等”地将每个人丢入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熔炉中肯定不贴合实际。中共重新而彻底地检视当下的民族政策急需通盘设计稳步推进。首先，应该避免将民族认同政治化；其次，树立国家主流价值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最后，对于煽动、制造民族紧张局势者做“定点清除”，不渲染不强化其民族身份。

第二篇：民族问题特点及中国目前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五性”：

一是普遍性。当今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族问题广泛地存在于不同制度的国家中，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是一种普遍存在、内容宽泛的社会现象。

二是复杂性。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生活方式、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与非法的民族宗教活动、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等相互交织在一起。世界民族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国家主权问题、领土问题、国家关系问题（多边关系、双边关系）、人权问题等等。

三是长期性。民族问题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发展、融合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长期存在，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民族问题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四是国际性。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民族问题往往超出一国的范围，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第二，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上多民族国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国际化则是指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达到干涉和控制他国内政目的的一种手段。

五是重要性。“民族、宗教无小事”。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解决好民族问题无论是对多民族国家，还是对由多民族组成的世界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特点？

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

一、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交织。民族问题涉及到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协调。民族发展是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协调包括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关系的协调。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属性，决定了民族问题往往是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阶段我国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尤其是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交织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现阶段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最重要的任务。在国家整体发展中，逐步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二、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相交织。民族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民族存在相伴相生的民族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现阶段我国某些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活动问题，这是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最突出的表现。我国某些民族地区的地界、山林、草场纠纷，其中有些也是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上曾有过的纠纷和冲突，如因为所属行政区域变动、历史上区划界限和资源权属不明确等引起的问题未能很好得到解决，从而引起了现实的矛盾与纠纷。另外，影响我国民族的许多思想观念，如民族偏见、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等，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东突厥斯坦”问题，都与20世纪初帝国主义策划、煽动和制造的分裂中国的活动有关联。这些都会影响我国的民族关系。

三、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交织。在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里，宗教问题有时会与民族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虽然民族与宗教分属不同的范畴，但民族与宗教之间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相互交织。例如，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在民族文化领域（包括民族风俗和民族宗教信仰）发生的民族问题就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一些民族宗教信仰差异会成为民族之间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领域产生的问题会

间接导致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不仅是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表现出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四、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交织。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本属该国内部事务，属于国内问题。但是，种种原因的存在决定了它与国际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同一民族跨境而居是国内民族问题与国际民族问题交织的原因之一。我国有3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这些民族与相邻国家的同一民族在血缘、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这些民族相关的国内民族问题会引起相邻国家的关注和反映，由此还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民族分裂分子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国际敌对势力把民族问题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这是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的突出表现。另外，西方某些大国打着人权的幌子，企图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甚至企图把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国际化，图谋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也会促使国内民族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交织。

总之，民族问题既表现在民族发展方面，又表现在民族关系方面。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对于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国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达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何理解民族平等是权利,义务的统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平等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而且是由宪法和法律保障实施的政治制度。当前在民族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中对民族平等的论述,往往只是限于思想或政策方面的一般分析,很少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加以论证,即使有的作者偶尔从法学的角度谈起,也主要是讲民族平等指 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往往忽略了履行相同义务的内容,从而使这种研究和宣传缺乏全面性,实践性、使社会主义 的民族平等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平等缺乏质的区别性,使理论研究和宣传的社会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要着重从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谈民族平等,才能使这种研究和宣传充 分体现其全面性、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和与资本主义民族平等具有质的区别性。

第三篇：学年论文中国的民族问题

论我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作者: 01163030

内容摘要: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重大影响。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发展，民族问题也不例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本文从我国民族问题的情况、特点及相应的解决政策和措施等方面来讨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政策 和平团结 繁荣 发展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重大影响。1990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 [1]胡锦涛同志又一次强调：“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 [2]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坚持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尤其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族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民族中占主导地位，享受到了经济、文化平等发展权利和社会生活的自由权利。

一、我国民族问题的内容及特点

在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这些差距导致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并影响民族之间团结与合作关系的发展。因此民族问题还表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关系是民族和民族之间交往联系的状态。民族之间关系的状况既有团结合作，也有冲突对抗。就世界民族发展过程的规律而言，民族之间团结合作是主流。但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普遍存在于多民族国家中，如果不处理好民族问题还可能导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国家混乱，甚至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这个层面上讲民族问题还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一）、民族问题的普遍性。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有横的联系，又有纵的联系，纵横交错、相互渗透，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存在于所有多的民族国家。

（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问题作为民族出现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民族和民族差别相伴始终。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民族问题就不会消失。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接近，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将长期存在，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也必将长期存在。

（三）、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八个交织”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生活方式，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与非法的民族宗教活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

（四）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民族问题一般涉及的不是社会的个别或少数成员，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一个民族一旦在诸如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受到歧视、干涉和破坏，就会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损害，往往会因此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并有可能很快从一方面的问题，波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五）、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经济发展、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国家关系日益密切，一个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尖锐化不仅会使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周边国家，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

二、我国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民族问题无论是对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还是对世界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国把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我们党和国家为此而做的大量工作和制定的民族政策体系都充分体现着这一核心政策。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民族平等、团结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标志。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样，同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它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国家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各方面的优势。

（二）、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是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

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是保证民族地区人民充分行使平等权利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各地在工作中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通过各级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二是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三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三）、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必由之路，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一些地区仍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措施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其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四）、发展少数民族各项社会事业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

首先，优先发展民族教育，全面提高少民族文化道德素质。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言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等。尊重，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财富。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重要会议，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 7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文件译本和这 7 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声翻译。我国人民币主币除使用汉字之外，还使用了蒙古、藏、维吾尔、壮四种少数民族文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 21 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播音。其次，大力发展科技事业，提高民族地区的竞争力。在发展少数民族科技事业方面，国家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重点培养、培训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在普通高等院校有计划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或举办民族班；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扶植提高传统科技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等。再次，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国家加强民族地区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等。

（五）、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是民族平等、团结的具体表现。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3]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诸多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在我国，宗教和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贯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的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有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我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还采取很多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国家对佛教的庙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其他宗教的寺庙和教堂以及各种文物、古籍，采取保护政策。一些名寺古刹还被列为国家或地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 国家出资进行维护和修缮，中央财政还为此设立了专项资金。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不会自行消失，还将长期存在下去。民族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发展，民族问题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稳步进行社会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消除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2]《人民日报》，2005年5月28日。

[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页。2

第四篇：民族问题

一、关于新疆七·五事件

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共同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① 居安思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惕性。②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③ 切实加强对外宣传。

建国以来，国家修建了新藏、川藏、青藏等以国道和14条省道为主干的通往西藏的公路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青藏铁路穿越高原冻土，最高海拨5072米，创造了世界高原铁路的建设奇迹。

（一）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

1、和平解放后，西藏受到了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得到全国各民族兄弟的无私援助。

2、在计划生育、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政策方面，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享受着更加优惠的政策和待遇。

3、藏族干部一直是西藏干部队伍的主体。**集团和一些人所谓的“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分裂中国的手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坚决反对；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历来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坚持捍卫。

（二）西藏问题不是宗教文化问题

（三）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

1、《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2、旧西藏，人分三级九等，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农奴无生存权。直到和平解放后，百万农奴才享有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3、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西藏和平解放后，经济多年连续保持12%的增速，政府对农牧民实行免费医疗、其子女免交学杂费和免费吃住的政策。

4、**集团一直宣传“保护人权”，多年来非但没为西藏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反而不断损害境内西藏各族人民利益。

（四）西藏问题的实质

1、西藏问题的要害是“西藏独立”.2、“藏独”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3、“藏独”是西方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

1、现在西方一些势力坚持冷战思维，要西化、弱化中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种分裂活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既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违背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处于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面前，这场时断时续地折腾了近一个世纪的闹剧，是不可能出现**集团所希望的结局的。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间，“西藏独立”是西藏僧俗贵族中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子为维护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在帝国主义帮助和纵容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表面上看，这些人鼓吹“西藏独立”，似乎是为西藏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但实质上不过是西藏封建农奴主这个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

统一、稳定、繁荣、强盛的中国是每一位中华儿女成长的摇篮!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行为！我国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民族平等团结，既是创建新中国的重要历史基础，也是建设国家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政治保证。每个民族都有全国人大代表。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个、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第五篇：民族问题

（一）十八大规划各民族和谐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二）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

2012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在《规划》中指出少数民族事业建设的主要任务：①着力推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条件。②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基础公共服务水平。③着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④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营造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⑤加强少数民族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民族地区发展的智力支撑能力。⑥加强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和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高民族工作的决策和管理水平。⑦继续加大民族工作交流合作力度，不断提升对外和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水平。⑧努力构建民族事务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民族事务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经验交流会

2012年8月21—23日，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经验交流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召开。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必然要求。

（四）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2012年12月5日国家民委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产业结构、民居式样、村寨风貌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文化特色，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聚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中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凝聚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体现了中华文明多样性，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