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户口的法律分析

第一篇：假户口的法律分析

假户口的法律分析

拥有四个户口、仅在京就拥有40余套房产的神木人龚爱爱被网友称为陕西房姐。随着房姐事件的不断发。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因在各地拥有四个户口及四个号码完全不同的身份证，陕西神木的龚爱爱瞬间爆红。

自房姐被网友通过微博曝光后，每天与其有关的信息都不断“更新”：先是户口从两个变成四个，再是其名下的房产从几套到40余套；从为其违法办理户口的民警被拘，到其利用违法办理的北京户口及身份证在京所购的10套房产及奥迪车被查封；有网友算了一下，依目前北京的房价，房姐在京拥有的40余套房产市价已近3亿元，而其此前的身份仅仅是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显然，现在有关部门查实的房姐名下的财产与其身份明显不符。

法律分析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对机动车开始限购政策；2011年2月16日，北京对住房实施限购政策。

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房姐在京的房产大部分集中在三里屯SOHO，该楼盘于2008年开始对外发售。虽然北京警方没有具体透露查封房姐的10套房屋及车辆的具体购买时间，但从行文可以看出，所查封的房和车应均与限购有关。

截至目前，尚未有消息称龚爱爱在京的车房系用违法所得购置。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立案后，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用非法所得购买了财物，可以对该财物可以进行查封。

根据相关报道，目前并没有发现龚爱爱是用非法所得款项来购买的房屋，在不能证明购房款是非法所得的情况下，不应对房屋予以查封。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

根据该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发现龚爱爱所购房屋、车辆与其犯罪行为有关的，可以予以查封。

如果仅仅是违反限购政策买车购房，并不涉及刑事犯罪。因此，从目前媒体揭露的信息看，龚爱爱用违法办理的户口购置的车、房不应被查封。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公安机关只能在自身职权内进行侦查，如果龚爱爱所购房屋与行贿、受贿或者其他依法由检察院行使侦查权的犯罪行为有关，应由检察院而非公安机关查封房屋。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在正式立案前，不得对侦查对象的人身和财产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否则即为违法。

另据我国刑诉法第110条，刑事立案的条件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前者是事实要件，后者是法律要件。因此，能否对“房姐”立案侦查，前提要看其是否有涉嫌犯罪事实、涉嫌何种罪名。

问题二：对于房姐获得四个户口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涉嫌什么罪名？

新闻背景：房姐因拥有四个号码不同的身份证而在全国各地拥有四个户口，目前，警方已经对其“问题户口”予以注销。与办理户口有关的7名民警被刑拘，其中北京房山的民警被开除公职。

户口本是国家颁发的具有国家证明力的证明公民身份的国家机关证件，按照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户口登记。户口本是只能由公安机关办理的国家机关文书，归入国家机关公文或证件之列。

房姐有四个户口，明显违反国家户籍管理规定，能够排除之前陕西警方回应的 “操作失误”，其行为很有可能是房姐与办理户口公安人员串通，伪造了三个假户口。

我国《刑法》第282条规定，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伪造户口的公安人员与房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为了伪造了户口就必然要伪造居民身份证，而且房姐的确拥有四个身份证。按照我国现有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证，房姐的三个房证应属于伪造。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还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此规定，房姐还会因其伪造身份证行为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除此之外，房姐在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过程中，如向办理相关证件的民警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了好处，还会涉嫌行贿罪。

根据已经公布的情况，“房姐”可能涉嫌的罪名，首先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虚假户口能够办出来，甚至能办到北京来，往往会涉及伪造假文件、证件、印章的问题。目前北京警方已经拘留的4人，均涉嫌该罪名。需要进一步查明的是，在这一犯罪过程中，龚爱爱本人是否参与了预谋和实施，如果参与了，则同样涉嫌该罪名。

其次，可能涉嫌的罪名是“行贿罪”。在我国实行严格户口管理的背景下，要办出多个假户口，没有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的配合，完全不可能。不管是北京警方已经拘留的涉嫌伪造国家公文证件的民警，还是山西检察机关已经拘留的2名涉嫌滥用职权的民警，他们敢于冒巨大风险，为龚爱爱办理假户口，其背后极有可能是权钱交易。因此，有必要对此深追细查，挖出隐藏的行贿、受贿问题。

问题三：有消息称，目前，龚爱爱已经利用假身份证办理的护照“逃之夭夭”，跑出了国门。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她的出逃涉嫌什么罪名？相关部门可否跨国追逃？

新闻背景：此前有媒体称，曾通过边检查询房姐的出入境纪录，但未查到相关信息。但网友在微博上称，房姐消失多日，实际已经持用假户口办的护照离开了中国。

仅就“出逃”行为自身而言，并不属于《刑法》规定的独立罪名，而是一种逃避法律制裁的方式。龚爱爱不会仅因出逃行为而犯罪，其涉嫌罪名应根据其出逃前行为确定。但就房姐“出逃”一事，因涉及假户口变得复杂了一些，其行为的定性还要结合其执照系用哪个户口办理而综合考虑。

若真如传言所称，龚爱爱利用假身份证办理护照，已隐匿到国外，其可能涉嫌“偷越国境罪”。即使她使用除原始真实身份之外的另外三身份出境，且持有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发的护照，其行为亦涉嫌“持用骗取的出境证件出境”，可能构成偷越国境罪。

如果龚爱爱人跑到国外去，但在明确其有罪的情况下，如果她逃往的是与中国签有司法引渡条约的国家，可以通知该国家，一旦知道龚爱爱下落，帮助引渡回国。

如果龚爱爱逃往的是与中国没有司法引渡但有司法协助的国家，可以通过司法协助送回国；如果龚爱爱逃往的是既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又没有开展司法协助的国家，除非龚爱爱自愿回国，否则会比较麻烦。

如果目前没有找到她本人，并不影响相关部门调查。如果根据调查资料，证明她有可能犯罪，就应该对其进行刑事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追捕犯罪嫌疑人归案。

问题四：如果相关部门采取了相关措施，但龚爱爱真的人间蒸发了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有效制裁“出逃”行为，挽回国家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三章专门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没收或裁定驳回申请。

人“没”了，并不代表此案就“就此打住”了。如果通缉一年，嫌疑人仍不到案，司法机关可以依法追缴嫌疑人违法所得的财产。

问题五：对于房姐的多个户口问题，北京警方已率先立案调查，但其家乡神木却“按兵不动”仍未立案。那么，既然北京方面已经立案，虽然目前还是调查其户口问题，此案牵扯出的其他问题，是由北京警方继续查，还是要由神木警方立案调查？

新闻背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对陕西“房姐”龚爱爱假户口事件挂牌督办，并下发通知要求北京、山西、陕西检察机关立即介入调查，依法查处假户口背后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犯罪。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18条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刑事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第19条规定，对管辖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有关公安机关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对于龚爱爱行为牵扯出的其他案件，龚爱爱犯罪地和居住地的公安都有管辖权，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优先由公安机关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龚爱爱在北京、山西及陕西均有假户口，故北京、山西、陕西警方都有管辖权。

虽然北京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对“房姐”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否针对龚爱爱本人立案、以何罪名立案，也并不清楚。

关于管辖问题，如果既有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又有检察机关管辖的罪名，则应根据涉嫌主罪来确定为主侦查的机关，另一机关予以配合。

地域管辖问题，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应以“犯罪地”管辖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犯罪地”涉及多地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情况特殊的，可以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本案是由北京警方继续侦查，还是交由陕西神木警方立案侦查，应由公安部予以协调指定。至于检察机关管辖的罪名，原则上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检察院管辖。

问题六：房姐事件将潘石屹卷入其中，网友称其为“潘十亿”和“潘洗洗”。由于三里屯SOHU近日被网友打上了“腐败”的标签，如果日后证实房姐确实是通过购房洗黑钱，那么，潘石屹是否会因审查不严或与龚爱爱“串通”而惹祸上身？

新闻背景：随着房姐事件的升级，龚爱爱在三里屯SOHO所拥有房产的共有人高引娥也被曝出有多个户口。而三里屯SOHO的开发商潘石屹也被卷入其中，有网友甚至说老潘是在帮龚爱爱洗黑钱。

对此，2月1日，老潘本人及SOHO中国均紧急通过微博欲撇清与房姐为“同谋”，声明称：龚爱爱在SOHO中国买房时持有的身份证，签约时经公安部身份信息系统验证显示有效。此外，其办理银行贷款时也通过了银行征信系统审核。

但是，老潘的回应并未让其脱离“险境”。2月3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龚爱爱一人便占据了三里屯SOHO2%的房屋面积，而她的共有人高引娥背后还另有其人——杨利平。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称整理于三里屯SOHO全盘业主资料的名单中，杨利平同样是作为高引娥的“合伙人”出现的。

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等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通过存入金融机构、投资或者上市流通等手段使非法所得收入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罪在主观方面的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为犯罪违法所得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为利益而故意为之，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是否

“明知”，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根据现有案件信息，尚无证据证明潘石屹明知龚爱爱购房资金为违法所得仍向其出售房屋，老潘本人及SOHO中国均声明：龚爱爱在SOHO中国买房时持有的身份证，签约时经公安部身份信息系统验证显示有效。此外，其办理银行贷款时也通过了银行征信系统审核。

初步可以认定，潘石屹及SOHO中国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房屋属于民事行为，对购房人审核能力有限，并且已进行了相关审核，不“明知”龚爱爱购房款性质，不具备洗钱罪要求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洗钱罪。

第二篇：法律分析

法律分析

一、问题引入:法院调査取证制度沿革及争议

证据是诉讼活动中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在客观真实无法还原的情况下,法院只能通过诉讼过程中对证据的把握实现案件事实认定的法律真实。德国学者罗森贝克指出，“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凡提出某种实体权利请求的或要求法院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在我国，无论是价值倡导还是实践操作，法院一直在调查、收集证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院调查证据制度的发展变革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全面取证阶段”：1982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这一规定进行了细化，“人民法院收集和调查证据,应当深人群众,依靠有关组织，认真查清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不受当事人提供证据范围的限制”。随着诉讼量逐渐增加，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得不面对全面取证负担过重的问题;第二阶段为“当事人主导阶段”: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调整,首先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确定了在举证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但考虑到当事人举证能力的现实情况，也未将法院从证据调查中完全剥离，“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査收集”;第三阶段为“限定范围阶段”:主要突破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它对法院主动调查证据类型进行了限定，并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调査收集。

证据的范围进行了具体细化，同时也留下了“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的主观判断余地。

有学者认为，法院参与调查取证易使法官产生先人为主的心理预判，破坏了居中裁判所必须的“等腰三角形”稳固结构，甚至为司法腐败制造温床但也有学者认为过分限缩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妨碍了实体公正的实现，希望通过适当扩大法皖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在民事诉讼中建立科学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虽然理论上存在分歧，但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变革过程可以看出，强化当事人自身的举证权及举证责任，相应限制法院取证已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大趋势。近几年来，“能动司法”理念悄然兴起,马锡五审判方式也得到了重新研究与提倡,在这种语境下，法院是否应当在调査、收集证据过程中发挥更为能动性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取消法院调查取证制度还是扩张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均易导致极端化的后果,理性思维是“按照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一般法理，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正确地划分当事人举证与法官查证各自的范围并完善相关的保障和约束机制，以便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笔者认为，在保障诉讼当事人调查证据权利及强化其证据责任意识的同时，重点适当限制、规范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及程序是当前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中应当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二、价值分析:以谱系性为基础的法理学阐释

(一）横向出发——辩论主义及职权主义下法院的调查责任

传统的辩论主义立场将当事人处于完全平等的诉讼地位作为条件预设，法官严格中立于二者之间，不得主动发现针对案件客观真实的任何证据，做出异于当事人诉讼上自证的判断。在崇尚辩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在民事审判中的消极作用非常明显，他们将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更多是应用于保障当事人“发现程序”实现上，即为了发现案件事实、明确争执焦点的需要，法律赋予当事人主动向对方收集有关证据和信息的一种权利，以及由此项权利而导致设置的一定诉讼程序或结构方式。气E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可以用多种方式向对方和诉讼外第三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一方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发出强制对方配合开示的命令，如果法院认为请求合理且予以认可，则被请求者必须服从。整个证据发现程序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律师所主导,法院发挥被动、间接性作用，但这种作用以强大的司法强制力作为支撑。辩论主义模式的缺陷在于将民事诉讼主体抽象为具有完全平等诉讼能力的实体，但在实践中不可能完全实现，严格、机械的程序性要求往往以牺牲实体正义为代价。

职权主义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法院通过主动行使调査权力援助因客观条件或自身能力限制无法行使取证权的弱者，实现诉讼程序中的实质平等，进而使诉讼结果更加接近于实体正义。当民事纠纷按照规则指引进入法院，利益关系由双方变成了当事人及法院三方之间的博弈，其中法院代表了国家权力，其利益体现在抽象于众多具体案件之上的司法公信力表征。民众通过司法机关主导的纠纷解决过程实现对公平、正义等本源性概念的认知,也是国家司法权力的正当性依据。然而,职权主义过于主动则在一定层面上挤压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原则与自治原则。有学者认为，在民事诉讼的舞台上，权利始终是备受瞩目的主角，而权力“从诉讼的一开始就注定要甘当默默无闻的配角”。®纵观所谓采取职权主义的各个国家民事诉讼程序中，较为一致的趋势是法院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强势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能够享有并实现独立取证的私权利上，而走出审判台主动参与调取或收集证据并不多见。司法权力仅作为一种潜在的能量，为权利的充分行使保驾护航。

(二)纵向出发——我国法院调查责任形成的传统因素及现实困境

首先，我国目前的证据调査模式与传统司法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关系。行政司法合一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司法官员担负着调查者与裁决者的双重角色，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他可以像父母支配子女一样，随时向当事人以及有关证人进行调查、询问，以实现诉讼结果的实体正义为最终价值追求。3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在当今社会的普通基层民众中仍有广泛影响力，以致过分夸大了法院在事实发现过程中的作用，造成了民众对国家司法公权力的过分依赖。

其次，法院调查证据责任成长于我国现实

本土环境。公民参与司法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与者自身的法律素养和庭审驾驭能力。当参与者欠缺这些能力时，参与模式不仅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而且将使审判的正当性和确定性成为问题。®虽然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曰臻完善，民众法治意识大为提升，应当看

到的是，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百姓的诉讼参与能力较差，他们更多只关心诉讼结果，而对程序的关注并不高。如果强行将英美国家盛行的辩论主义完全植人中国，只能导致水土不服的不良后果。⑨由此看来，法院参与调査收集证据成为妥协于当前现实压力下的必然存在，于是形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囚徒困境。

再次，循序渐进的改革步骤解决现实环境与价值取向之冲突。虽然民众在诉讼能力、程序意识上尚待提高，但应当看到司法活动中公权力过于活跃不利于当事人诉讼主动性、积极性的有效发挥，由当事人行使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是现代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基本发展趋势，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程序正义要求的内在机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能步子过大，应引导民众转变传统观念：法院审理案件时“尊重真相，但也要尊重这一现实——作为真相的事实虽然客观存在但却已消逝，在有些情况下它确为我们的主观认识所不及，一些案件最终只能在有证据事实但仍然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作出裁断。”》改革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从适当限制、规范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及程序入手，逐步强化民众诉讼能力，从而最终实现以民众诉讼主动性为主导并由司法公权力作为强力保障之举证环境的良性发展。

三、制度重构:我国法院调取证据制度之批判及重建

(一）从法院角度

1.建立申请事项范围限定及内容初步审查机制。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院有权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以及诉讼过程中遇到的程序性事项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另外,法院应一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可以调取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或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但它同时规定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就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一定的余地。笔者建议,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细“其他材料”的所涵盖的内容，或者删除此项规定，采用列举方式进行明确化规定。审判人员在接到当事人提交的调査申请后一定期限内应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予以调查的书面决定并送达申请人，申请人若对决定不服，可申请复议一次。审查内容包括申请事项是否与案件有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申请事由，申请是否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法院将书面决定及复议结果一并人卷,在上诉案件中，上级法院同样审查决定合法性，并作为发回重审或改判的依据。

2.“审判权与调查权分离制度”构建。办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亲自协助一方当事人调查证据使得法官具有证据收集者和证据判断者的双重身份，“就像在竞技运动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易产生先人为主的不当心理预判，因与价值中立的现代司法理念不相吻合，一直深受学界与实务界垢病。近年来，随着诉讼量的急剧上升，审判人员的办案压力不断增加，将调查权从审判权中剥离出来可减轻审判人员工作压力。所谓审判与调查分离是指审理案件实体纠纷的审判人员不应亲自参与任何形式的证据调查与收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为所涉事项须依职权主动调査时，应填写《证据调查令》，注明调査原因、调查内容及调查方式，交由专门调査人员进行调查收集。对在辩论终结前当事人提出的调查申请，审判人员有义务依据上述内容为当事人申请出具是否予以调查的决定书，对符合法律规定之调查事由的,移交调査人员。鉴于我国法院目前的队伍结构现状，调查人员可不必单列，可由从事非审判业务的立案庭负责送达或保全人员兼任。

3.取证方式的规范与公开。调查人员接受调查指令之后应在一定期限内对审判人员决定的调查事项或同意当事人申请的事项进行调查取证。调査取证应采取公开方式，调查人员不少于两人，必要时应通知案件双方当事人到场。调査人员对证据调查完毕之后将调査材料交由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公开质证，必要时调查人员可出席庭审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

4.取证费用负担问题。司法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同样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为防止部分当事人为拖延诉讼周期恶意申请证据调查或当事人出于凭感觉、碰运气等不负责任心态的申请，避免“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情形，应对申请人收取一定数额的调査取证费用。该费用可根据调查取证正常情况下预计的花费计算，如差旅费、证人出庭费用等，先由申请人垫付，待案件审理完毕后由败诉方负担。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巳有此类规定，如安徽省高院1999年6月通过的《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审理规程(试行)》第13条规定：“合议庭根据当事人申请决定调查收集证据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调査取证的费用。”这种做法既缓解了法院经费紧张的现实问题也有效避免了调查人员外出调查取证时与一方当事人有不正当接触或经济交往。

(二)从申请人角度

1.申请事项的真实义务。当事人在享有针对特定事项申请法院协助调查收集证据权利的同时，必须遵守保证申请事项真实的义务，禁止证据声请时无可信理由，而只是不确切地说明对象或只是碰运气的或任意的“摸索证明”。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列明申请事项并陈明举证受阻的原因，保证被调查事项的真实性，并缴纳一定数额的调查费用。

2.申请事项的具体化义务。当事人的申请事项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应在调查申请中提供详细的调査对象、调査方法、调査目的等，如在对因客观原因不能出庭的证人证言的调取中，申请人必须明确证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以保证调査取证权利的实现。对调查事项不明确的申请，审判人员应在初步审查过程中要求其提供补正，拒不补正的应作出不予调查的决定;调查过程中，调査人员发现申请人提供信息有误的可要求其补正，对拒不补正的应终止调査，一切不利后果由申请人承担。

(三）协助义务人角度

1.配合义务。目前来看，当事人申请调查的事项很多是涉及行政机关或垄断性企业（如银行、通信业等）依照法律规定有义务公开的内容，但这些部门作为义务主体往往以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当事人的查询请求。该种现象反映了部分行政部门或企业因惧怕承担责任而推御责任的心态，这样就将其公开责任转嫁于司法机关，无形中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解决纠纷的困难。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实践操作中，证人出于正义感和责任心而自愿主动出庭作证的也不多，作证难问题不容乐观。应从立法角度建立健全各种违反法定义务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对在证据调查中拒不配合法院取证行为的单位果断采取处罚措施，对明知事情真相而拒不配合的证人采取强制措施，以重塑司法权威。对积极履行作证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如误工费损失、车旅费等)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或奖励。

2.真实义务。《民事诉讼法》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罚主体包括诉讼参与人及任意案外人，但从条文内容来看，这里所指的证据并不包括证人证言本身。目前我国法律对民事案件中被调查者有意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民事案件中被调査的证人作证随意，即使作伪证一般也不负担任何法律责任，将使本就非常脆弱的社会诚信体系陷人每况愈下的危险境地。我国刑法中的伪证罪仅针对在刑事案件中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证人而将民事案件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一种“刑大于民”的价值判断误区。因此，必须进一步将调查协助义务人的协助义务法定化、规范化，以保证法院调查取证权力的真正实现。

本文参考资料：华鑫侦探社：http://

第三篇：法律案例分析

法律案例分析范文

案例：

2004年6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某临街小百货店的老板魏某准备回家吃午饭，刚刚迈出店门，突然就有一个东西砸在自己的头上，疼得他大叫起来，赶紧用手捂住头部，鲜血从手中流了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急忙上前扶住，发现其头部砸伤。同时发现，“肇事者”原来是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只圆盘大小的乌龟。魏某的小百货店在小区的一楼，上面还有2到7层是居民住宅，乌龟肯定是住在2至7层的居民在阳台上饲养的。魏某儿子拿着乌龟从2楼找到7楼敲门让邻居认领，但是这些邻居均不承认自己饲养乌龟。报警后，魏某表示，希望养龟的住户能够自觉承认，承担责任，如果无人承认，他将向2至7楼居民集体索赔。请用侵权法的相关原理对本案进行分析。分析

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在法律上却非常复杂，主要涉及的是本案究竟是动物致害，还是一般的物件致害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本案造成损害的是乌龟，当然是动物。但是，这个乌龟又不是一般的动物致害，而是在楼上坠落下来造成的损害，因此又比较接近《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物件致害责任。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为复杂的是，本案致害物乌龟的所有人不明，目前还没有查明究竟谁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最终无法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存在魏某所说的有可能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楼上6户居民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这又接近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对此究竟应当怎样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我的意见是：

1．本案的实质确实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

不论怎样，这个案件造成损害的都是乌龟，是动物，而不是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但是这个案件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区别。《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动物致害侵权责任，说的是动物的自主加害，是因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没有管理好，而使动物由于其本性，自主加害于他人。而本案则不然，是因动物管理不当在楼上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终究是动物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确定的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只要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

2．但是，本案毕竟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因此在确定其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参考《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这就是，乌龟是在建筑物上由于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按照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则处理。如果确认坠落的乌龟是何人所有或者何人管理，那么就应当由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尽管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对下面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3．如果经过警方侦查也无法确定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那么，这个案件就极类似于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在重庆法院判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人抛掷一个烟灰缸，造成过路人伤害，无法确定究竟是该建筑物的哪一个人所为，因此，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确定由该建筑物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是建筑物抛掷物责任的规则。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案件确立的规则，但是，法理认为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说是公平的。当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中，没有规定这个规则，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无法查清致害的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乌龟必然是魏某楼上2至7楼的居民之一所有或者管理，不可能是他人。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也就是依据民法同情弱者的原则，可以参照物件致人损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规则，确定由2至7楼的6户居民对魏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养过乌龟，也就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管理不当的行为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结论

可见，这个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复杂程度，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适用。因此，要经过以上这些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确定。至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倒是简单，就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确定即可，没有特殊的规则。

第四篇：常用法律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物质背景下的情与法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班级

手机号码

x年x月

故事背景

该事件中的女主人公叫吕盼盼，是南京某医院的护士，男主人公叫做俞坤良，是南京远洋运输公司的海员。他们中专毕业后相恋了。吕盼盼告知了自己父母他们的恋情，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但后来在男方的努力之下，双方父母最终同意，并领取了结婚证。

2010年11月9日，二副俞坤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在日本的冲绳附近的海域沉船，搜救无果，从此便下落不明。后来吕盼盼在焦急的等待中也没能等到一丝曙光，于是便选择了去追寻俞坤良，选择了自杀，后因发现及时，又经过医院及时抢救活了过来。在2010年12月1日，吕盼盼与公公婆婆与丈夫所在公司进行协商后达成协议，赔偿五十七万余元，如果将来俞坤良奇迹生还，应如数退还该款。

后来，吕盼盼又回到了自己与俞坤良的新房里，有自己的父母和公婆前后看护与照顾。她表现得一切很正常。但是白天的一切只是表象，每到晚上，她就开始在电子日志中诉说着一切。就这样，在俞坤良离开的一个月晚上，也就是2010年12月9日，她从十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陪着丈夫而去。幸福的一家也因儿女的相继去世而悲痛欲绝，可是在女儿去世后的第三天这对亲家就反目成仇，因遗产分配问题打起了官司。

案例介绍

吕盼盼的妈妈一想到女儿的死，以及在女儿安葬问题上与亲家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就十分生气，并且认为应该从俞坤良的57万元赔偿款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女儿的死亡赔偿。于是便咨询了律师，一纸诉状将亲家告上了法庭。但是俞坤良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失踪，不是死亡，因此没有理由分给他们。况且在儿媳的遗嘱中提到将她自己的17.3万元留给自己的父母，房产归自己的公婆。但是由于遗嘱格式不正确，法院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吕盼盼的父母坚持认为那17.3万元是女儿的赠与，与赔款毫不相干，要求获得赔款的三分之一，共计19万多。双方父母争执不下，互不妥协。两次庭审，双方情绪激烈，加上本案特殊，南京市六合区法院程桥法庭的法官为避免因诉讼给双方再次造成伤害，决定通过调节来达成此案。

协议结果

达成协议的内容是由被告方一次性给予原告方17.5万元，同时原告方放弃他女儿在购买房屋中应享有的相关权利。

案例分析

一.从法律层面分析

该事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有：

㈠ 宣告失踪死亡

㈡ 工伤赔偿金

㈢ 工伤赔偿金的性质

㈣ 遗产分配

㈤ 遗嘱格式

㈠.《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民诉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在本案中，从法律角度讲，俞坤良下落不明还不到一年，虽然生存的机遇很是渺茫，但是其利害关系人父母也不能到法院申请死亡，在目前的法律中只能定性为失踪。而吕盼盼确已死亡，并且她的死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是死于俞坤良之前的，所以当吕盼盼的父母在要求获取57万元中的一部分时，俞坤良的父母明确表示儿子现在只是失踪，不能定性为死亡，而且在当时与俞坤良公司协商所达成的协议也表示，如果俞坤良生还，应该将赔偿款如数退还，因此对赔偿款不予分配是合理的。

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案中俞坤良因为在工作中不辛遇难，遭致下落不明，甚至死亡。该公司应该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在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赔偿57万多，双方无任何异议。

㈢.关于工伤赔偿金的问题。在我国也是存在不同的歧义的，有些人认为赔偿金是对死者如果不死应得收入的补给，具有财产性质，按继承法规定由继承人继承。但是这种认定具有很大的瑕疵。

有人认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一次性支付给工亡职工直系亲属的补助金。因此，供养亲属抚恤金是仅仅是对工亡职工生前供养亲属的物质补偿，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对工亡职工直系亲属的物质补偿，更是对其失去亲人的一种精神抚慰，因此，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参照法定继承的规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毕竟丧失亲人对于近亲属来说，在精神上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案中公司对俞坤良的赔偿是对吕盼盼及父母家属的物质补偿以及精神安慰，但是物质补偿的结果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与悲痛。

㈣.《继承法》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当俞坤良因下落不明获得57万多赔偿时，由于其没有子女，父母健在，所以该款项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吕盼盼以及其父母继承。他们拥有对赔偿款的支配权。在吕盼盼决定去世之前向公公索取10万元作为自己对父母的补偿充分体现了自己对赔偿款的支配权。而在吕盼盼死后，其父母作为第一继承人继承其女儿为其留下的17.3万元。后又通过法律手段，由被告方给予其17.5万元作为对女儿死亡的赔偿。

㈤.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和日期，而在本案中，吕盼盼所立遗嘱在落款处名字不全，只写了盼盼字样，同时并没有标明日期，因此该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法院也就不会采纳该遗嘱。

二.从情感方面分析

在故事背景中可以看出，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多么的伟大，吕盼盼为了追随自己心爱的人，毅然决然的从十四楼纵身而下，踏上了爱的征程。有古诗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又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的这种爱很珍贵，也很梦幻，可是就种爱就这样在吕盼盼和俞坤良的身上上演了。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看到更多地是夫妻感情不和，频频出现老公有外遇，小三等背叛爱情的行为，吕盼盼的电子日志写到“女儿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俞坤良，他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安全感！如果可以，我愿意先走的人是我”这是多么幸福的语言啊，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幸福的感觉。

其实有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又可以得到不同的情感。

在关注到吕盼盼与俞坤良的爱情故事后，吕盼盼为了追随死去的丈夫的脚步而选择自杀，去另一个世界去寻找真爱，而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众多亲朋好友，这充分体现了与坤良给她的爱无人可以替代，给她的爱已满满的。有人这时就说了，这就是比较，人世间谁对你付出的多，谁对你的爱最多，那么你就是他的，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离。

可见，在吕盼盼的身上可以看出，她父母给她的爱远远比不上与坤良给她的爱。她父母只是农民，也许父母很爱她，但是一般农民对自己的子女的爱都很含蓄，手段也很冷，那种爱看起来不会特别温暖感，但那的确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而吕盼盼却始终没有感觉到，或者说她想要的只是很温馨的爱，而对于父母的爱始终是深深的隐藏在自己的心里最深处，不愿意去触及。结果就造成了她选择了最爱自己的人，选择了去追随自己的爱，而放弃了父母的爱。

也有人说，吕盼盼能宁可选择自杀而不选择忘记这段曾经的爱与悲伤，其实也很明显。吕盼盼有一个弟弟，在有些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自己又是老大，所以她父母给她的爱很少，她在自己父母身边始终感觉不到爱的温暖，而当那个她遇到俞坤良后，在与他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她获得了人世间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爱与温暖，从此她便深深的爱上了他，他便成为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全部。而当他走后，她再也感受不到曾经的温暖，总感觉这世界太冰凉，可是她渴望温暖，她对他的牵挂从未停止。

故事的背后，有很多的温暖，也有很多的心酸。

但是在温暖悲伤过后，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我们又能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得到些什么，不是去为了争夺财产而反目成仇，无所事事的去为物质而争吵，而是应该去思索些深层次的情感问题。当今社会，在农村是不是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父母与子女之间为什么总是存在鸿沟，我们为什么不能跨越那道沟，建立起爱的桥梁，父母能不能多留出一些时间去陪陪自己的子女，能够心贴心的与自己的子女交流。其实这种问题在当今社会越来越明显，父母为了能拥有一个较好的物质环境，而把大把的时间用在挣钱上，却忽视了与子女情感的交流，造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太多的爱，也许存在的只有那么一丝血缘关系和和父母之间的生活教育上的物质关系，也造成了很多的自闭症，抑郁症等情感问题。

当然，在此，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感动，看到了爱的伟大，看到了情为何物。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应该在牺牲最小利益的前提下去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温馨。

三.从道德角度分析

道德一词很深奥，但却很大众，很普通。吕盼盼殉情一事以及后来产生的经济纠纷直引我们用道德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吕盼盼的死是对还是错，还是中立？吕盼盼死后她的父母说要将自己女儿的骨灰放到新房几天而为何俞坤良的父母不让，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这样做是否符合道义？为什么吕盼盼的父母在得到女儿的17.3万元的遗赠后还要继续所要对俞坤良的赔款的一部分，他们这样做是否太过分？总之，一系列的道德层次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答案或许不一，褒贬也不一。可是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下面我所说到的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以及部分人的评价。

其实，吕盼盼为追随自己丈夫而选择自杀这件事在很多人眼里褒多贬少，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对爱情一直有一种陌生感，但又渴望爱情，他们眼里的爱情很唯美，很虚幻。所以每当自己身边发生了像吕盼盼和俞坤良这样的爱情故事，他们就认为这就是爱，是真真的爱，是古人诗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这种爱只是一种意境，年轻人所追寻的梦境。“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当您不曾体会爱情的刻骨铭心，请不要指责吕盼盼轻贱生命！因为吕盼盼知道，自己的这一生，离开了俞坤良，即便活在这世间上，灵魂亦早已去追随自己深爱的爱人。在年轻人眼里，只要是相爱的就应该为对方牺牲一切，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得起彼此，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才是符合道德的标准。

也许吕盼盼的殉情在某些人眼里是不可取的，应该遭到道德的谴责。吕盼盼为了自己的爱而不顾父母及亲朋好友的感受，抛下他们选择自杀来泯灭自己的痛，殊不知这只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有人认为她的这种做法只会误导当代的年轻人。天堂？为何物，谁又能见过，千生万世谁有能碰到？人是怎么来的，是父母染色体的结合，而不是前世投胎转来的。而选择自杀就是选择了懦弱，选择了向生命低头。在这里，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我们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选择了自杀，那么我们就太自私了，于情于理都对不起自己的父母。我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的是父母的血，亲情是超越一切的，吕盼盼的丈夫虽然已离去，但是你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啊。她的父母便道出了这一心声“盼盼太傻，太自私了，选择对得起死去的人，而不去选择对得起活着的人，二十几年白养了”。

神圣的爱情背后总是伴随着点点滴滴的伤痛，只是，亲情大于爱情、活着的人大于死去的人、较少的牺牲大于较大的牺牲，这些公式在纷繁的现实世界中，真的就一定成立吗？吕妈妈不知道，太深的爱情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尊重她、原谅她吧，她可以活着，但不可能幸福了。

在吕盼盼死后，两家没有和和气气的一起度过悲伤，而是为了抚恤金的问题走上了法庭。这在道德层面上应该是大多数人所争议批判的，难道精神上的寄托失去了，就只能去争取所能争取的物质上的财富吗，这种举动应该遭到道德的批判。财，为何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吕家就在自己的儿女尸骨未寒之际提出替自己的女儿索取赔偿款，根本不顾及死去的女儿的感受，俞家也为自己尽可能得多争取物质上的财富，他们忘了当自己为了争夺财产而反目成仇时他们的儿女正在看着他们，那是一种多么落魄的场面啊。这就引我们深思，在当代，究竟是物质重要还是精神重要，答案是肯定的，精神财富要远远大于物质财富。

四.对老师课程的评价（好评）注：这可是老师评分的关键，即使老师没让你写这一点也必须得写，多写点夸老师与课程以及自己从该课程受益的感受，一般能多拿分，要知道现在的老师是很经不起夸的。

第五篇：法律案例分析

1.王某和李某夫妻育有一子一女。长子王甲在公安局工作，娶妻刘某，生育儿子王进；次女王乙是银行职员，嫁夫徐某，收养一女徐丽。王甲于2000年因公牺牲，其妻刘某与儿子王进和王某、李某共同生活，刘某对公婆尽到了赡养义务。2003年王某立下自书遗嘱一份：死后给孙子王进遗产20万元。2005年7月王某突发脑溢血死亡。经查：王某与李某共同生活数十年，共有存款40万元，房屋、家具等财产折合人民币80万元。请问：王某的遗产应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答案:本案中王某的继承人有妻子李某、孙子王进（代位继承人）、刘某（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赡养义务，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孙子王进（代位继承人）和女儿王乙。王某的遗产60万给孙子王进20万，剩下的40万由4人平分，每人10万元。

王某与李某共同生活数十年，共有存款40万元，房屋、家具等财产折合人民币80万元。总计40万+80万=120万，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王某和李某各一半，王某的遗产也即120万的一半60万。

2.张某，女，1991年5月出生。张某2007年7月初中毕业后到一家商店工作，月收入950元。2008年6月张某自作主张花2000元为自己买了一条金项链。张某的父母得知此事后，以张某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购买项链未经其父母同意为由，找到商场要求退货。请问：商场是否有权拒绝张某父母的这一要求？

案例分析解答:2008年6月，公民张某已经满17周岁，在一家商店工作，能以自己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能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金项链的行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商场有权拒绝张某父母的要求。

3.农民张某在自己承包的责任田里耕地时，挖出了一坛子银元，坛内有一字条：“民国三十年张三元埋”。问：该坛银元应归谁所有？

案例分析答案:案例中由于坛内字条已注明所有人，因此不应属于无主财产，不能归国家所有，只能归张三元的继承人所有（张三元认定已死亡）。

4.甲15周岁，为一痴呆人，一日，甲父外出办事，匆忙之中忘了将甲托人照管，结果甲私自玩打火机将邻居家的房屋点燃后烧毁。问：邻居家的损失应由谁负责赔偿？

案例分析答案 :监护案件，由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如果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也要适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损害是由第三人故意引诱、教唆被监护人所引起的，则应当由第三人承担责任。

本案中，甲15周岁，为一痴呆人，甲父是法律规定的监护人，他外出办事忘了将甲托人照管，具有过失。对方当事人没有过错，邻居家的损失应当由甲父负责赔偿。

5刘迪，女6周岁，在某幼儿园学习绘画数年，2003年某机构组织儿童绘画展，刘迪的画被选中参展并获一等奖，得奖金5000元。此时刘迪父母已离异，其母张某为刘迪的监护人，刘迪之父每月给刘迪300元抚养费。请问：该奖金应归谁所有？

案例分析答案:本案奖金5000元是纯获利益的行为，应归刘迪所有。因刘迪属于未成年人，由她的监护人张某代其管理。

6.张家、李家、王家相毗邻，并连成一线，某日张家发生火灾，火势十分凶猛，为了阻止火势蔓延，救火人员将李家的房子推倒一间。请问从民法角度分析救火人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该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答案:这种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引起险情的张家负责赔偿。

7.甲和男友是大学同学，1995年毕业之后他们就住到了一起，平时也象夫妻一样生活，到今天已经三年了。可前不久男友向甲提出了分手，因为他与公司的一个女同事产生了感情。甲想告男友重婚，你认为可以吗？

案例分析答案:甲不能告男友重婚，因为甲与男友属于同居关系，而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相反男友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

8.甲欲毒害乙，将剧毒农药投入乙的食物内，乙刚吃下少量有毒食物，甲猛然悔悟，立即将乙送往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乙没有死亡。请问：甲是否构成犯罪？本案应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答案:甲的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属于犯罪。但本案中甲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属于犯罪中止。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予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本案中甲对乙已造成一定损害，属于应当减轻处罚。

9.李某将他人的一台彩电偷回家中，经其父、兄规劝，李某悔悟。在被盗者未发觉的情况下，又偷偷地把这台彩电送回原处。请问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答案:李某的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属于犯罪。但本案中李某能够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是犯罪中止，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予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本案中李某没有造成损害，应当免予处罚，不作为犯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