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法律风险分析

第一篇：银行法律风险分析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特点

1、相对于银行面临的其他风险来说,法律风险不是一线风险,其发生具有隐蔽性。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发生,大都集中在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具体的业务处理或管理行为违反法律的相应规定并不都是即时产生法律风险,大都是在交易行为的后续管理阶段或对方当事人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才发生,所以,发生的时候往往已错过弥补问题的最佳时间。

2、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或然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会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但并非所有的法律隐患都会转化成法律风险。如贷款担保手续虽不完善,但借款人按时偿还了本金和利息,则法律隐患就归于消灭,不会成为法律风险;又如劳动关系中,银行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劳动者应享的权利,但劳动者不进行主张,也就不会产生法律风险。

3、法律风险涉及范围广,几乎覆盖了商业银行所有的经营管理活动。商业银行开展各种业务、进行各类交易、采购物品、建设基础设施、劳动用工等等都受相应的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调整。

4、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专业性。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只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学习、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并且熟悉银行业务的人,才能较好地揭示、防范和化解银行法律风险。

(二)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

商业银行过去面对的法律风险主要还是由内部的操作风险转化而来,但是,近几年随着各商业银行对有限的优质客户竞争的加剧和客户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客户也在开始着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过去历史原因造成的遗留问题风险还在继续释放,这就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法律风险防范控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相对还比较滞后。主要表现在(1)法律事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信息不对称,法律审查程序上滞后,造成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常常力不从心。(2)被诉案件多,牵涉到较大的人力、物力、时间投入。(3)在银行作为原告的案件中,败诉案件也时有发生。(4)案件执行效果不甚理想,不少时候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

二、经营中法律风险的防控

（一）完善机制性防控

1、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内部控制机制也是法律风险监控的重要工作之一，银行内部的每一个岗位都应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控制办法，并将之以内部规定的方式确定下来。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防范犯罪和违规行为的产生，在制度上给潜在对象以滴水不漏的感觉，令其没有可乘之机。

2、严格执行授权制度。银行的法律防控体系首先应做到对内部的每一个岗位特别是对领导岗位、敏感岗位及重要业务、管理岗位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授权与控制办法，并将之以内部规定的方式确定下来，逐步改变授权多、控权少，监督机制薄弱、权责制约失衡的局面。其次，应当建立通畅的内部违规报告制度，作为防控类似风险再次出现的依据，并对经常出现风险的岗位、人员考虑道德风险的防控。最后，对于各个部门制定的内部操作规范、业务规程尤其是授权性规范，应当严格遵照执行，以保障岗位监督、岗位制衡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过程性防控

1、事前防范：法律专职人员应当以事前防范为主要职责。立足银行业务及法律知识，研究业务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并及时提出防控方案；加强对新产品、新业务、新客户的了解、跟踪，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全行上下的法律风险意识，接受法律咨询，对业务及管理中有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尽到及时告知的义务。

2、事中控制：、法律合规工作人员以控制法律风险为前提推动业务发展，在动态的过程中对法律风险进行防控。包括对与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合同协议文本法律风险的全程管理，以及整合外部法律资源、发挥外聘律师优势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进行防控。

3、事后化解：法律专职人员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法律风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为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主要包括利用诉讼、仲裁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银行的利益，或者用和解等方式化解法律冲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披露要求，对相关重大事项进行披露，避免造成信誉及合法性危机。

三、构建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的建议

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涉及到人员的配备、机构的设置、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等等方面,更需要银行诸多业务部门的理解和相互协作。

(一)人是保证一切法律风险控制工作正常和高效开展的基础。要有与本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专职法律事务人员,主要业务部门、风险相对集中的部门或者县级支行应当有兼职法律事务人员,让他们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识别法律风险的基本技能,充分发挥其精通业务的优势,从业务最开始环节抓好法律风险的防范。

(二)组织机构的建设是保证法律事务工作相对独立于业务部门,从而顺利进行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的重要条件。从目前来看, 我行在总行和一级分行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在二级分行设立专职法律人员，保持了在机构、职责、人员上的相对独立性，对于法律工作人员参与重大业务决策、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强化制度要求,加强与行内相关业务部门的联络和沟通。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工作极强的专业性和将银行法律工作仅仅定位在“打官司”上的误区,使商业银行的部分管理者和其他业务部门对法律风险防范和化解的认知存在片面性,以致对法律风险视而不见,对法律风险防范和化解漠不关心。这一方面需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来证明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上而下地强化制度要求,对凡应纳入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管理的事项,要从制度上首先进行保障,以强化管理。

总之，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相对于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来说，前者是可预测、可防范、可控制的，关键是我们要重视它，落实好法律风险的监控工作。（何金钊）

行法律风险及防控(6)

B.法律尽职调查

在银行发展新业务、新产品、新客户时，法律合规部门应集中优势力量全面跟踪参与，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尽职调查，同时提供法律咨询、谈判、协议起草等多方面的法律服务。为此，应建立与相关业务部门的勾连机制，明确程序、职责，发挥尽职调查的事前防范作用，保证资产安全与创新发展并进。法律尽职调查应涵盖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投入市场的前期风险观察;新业务的签约、履约和争议处理阶段;新客户的资质说明文件、商业信誉和资金实力;对遭遇或可能遭遇的突发事件或变化进行谨慎地评估，作出合理的判断，使法律风险降至最低。上述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必须经首席法律顾问签字确认并提交给业务、管理部门乃至董事会，作为决策的依据。

C.法律合规咨询

首席法律顾问作为董事会的法律顾问，可以对董事会提出的法律合规问题给出咨询意见，并作为董事会的决策依据。在业务部门、管理部门面临法律合规问题时，应当咨询法律合规部门的意见，尤其对于某些重大事项，应当取得法律合规部门的书面咨询意见，这对于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将很有帮助。银行员工在业务操作工程中遇到法律合规问题的，应当通过“法律咨询热线”随时咨询法律合规部门的意见。此外，有必要对于特定岗位的特定事项建立强制性咨询制度，对应当咨询没有咨询的予以戒勉，对因没有咨询导致损失的予以处罚。

(2)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即指法律合规工作人员以控制法律风险为前提推动业务发展，在动态的过程中对法律风险进行防控。包括对与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合同协议文本法律风险的全程管理，以及整合外部法律资源、发挥外聘律师优势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进行防控，A.合同全程管理

在西方大公司中，企业的合同文本未有法律部门的附署不能发出。而在银行，虽然法律合规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合同的审查过程，但这个审查仅停留在签约前的文本审查阶段，而法律风险存在于整个合同磋商、订立、履行的的各个阶段;对于已制定的示范合同文本，业务部门在制定合同过程中，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如客户经理擅自更改合同，可能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有的签署保证合同时，保证合同中援引的主合同的序号、金额、等描述与主合同不一致，可能导致保证合同无效。这些风险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操作风险，但引起争议、涉及诉讼后，则实际上转化为法律风险，这就需要建立对合同法律风险的全程管理制度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认识及防范

【摘 要】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包括商业银行违法、不规范行为、外部法律环境和法律事件等，法律风险与市场、信用、操作风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系统性，其特性决定建立防范机制必须专业且系统，具体防范体系包括：专业性法律风险防范、内控体系建设、商业银行监管、外部法律环境完善。

【关键词】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认识;防范

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面临着信用、市场、法律等多项风险。风险意味着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的可能性，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其进行识别、评估、监控及预防，以防止不利后果的产生。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对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均有较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如在定量分析、内控模型设计、具体风险管理等方面均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相比之下，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理论认识则比较散乱，实践中的防范体系构建也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分布范围广，具体原因复杂，系统性认识和防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不置可否的是，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产生后往往带来一定损失甚至引发法律危机，因此了解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特点并进行专门性的防范颇为重要。

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再认识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是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目前并不一致，人们往往将违法、被诉等情形视为其主要内容，认识比较单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贯穿于商业银行的设立、经营运作以及退出市场等各个环节，并时常与信用、操作等风险交织，因此较难进行精确概括。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将法律风险与其他种类的银行风险截然分开，非要给出一个关于法律风险的标准定义”。[1]目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只是对法律风险作一个尝试性的规定:“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监管措施和解决民商事争议而支付的罚款、罚金或者惩罚性赔偿所导致的风险敞口。”实践中各国监管当局对商业法律风险的理解也存在差别，如英国金融服务局(FSA)侧重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法律风险，美国监管当局则侧重于从交易层面上来认识法律风险，我国银行监管管理委员会将法律风险归类于操作风险之中。①当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会影响对问题的认识，但法律风险的基本要素应该是基本明确和稳定的，如法律风险产生于法律实现的过程中，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有可能遭受法律制度的否定评价并产生不利后果等。因此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认识主要立足于两个基本面，一是商业银行自身行为的合法合规以及规范性问题，二是外部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问题。在此笔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所列举产生法律风险的主要原因上，以进一步增进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认识。

(一)行为违法

法律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强制等功能，商业银行必须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否则会遭受否定性评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最直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其自身行为的违法性。②

商业银行自身行为的违法性范围较为宽泛，在其成立、运营和退出过程中，商业银行(包括其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有可能违反民事、行政、刑事等各项立法，进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违法风险产生于违法行为之中，商业银行违法行为主要由以下几方面要素构成：

一是具体行为主体。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商业银行本身，但产生这一后果的具体行为主体却并不单一。现代商业银行往往组织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在对外开展业务、对内管理的活动中，代表商业银行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其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受委托人等。二是主体实施的行为。具体行为包括对外宣传、合同签订、业务经营、人事管理、内部规范制定、对外协助行为等。三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行为活动违反了民事、行政或刑事具体立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不规范行为

依法行为是商业银行开展各项活动的基本要求，但实践中其诸多行为并不明显的体现为违反具体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同样会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笔者将此类行为统称为不规范行为。商业银行在对内管理或对外签定业务合同时，因人员、机制等问题使合同条款不规范、权利义务配置失衡，一旦发生纠纷对商业银行不利，该类不规范行为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法律风险。

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是产生法律风险的另一原因。法律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人们据此可预测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但对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其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不绝对，法律规范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精确和完整。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语言的不确定性。如正义、公平等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法律用语有时并不精确。商业银行因经营的特殊性，其开展的行为多样、涉及面广，且经常选择市场性投机行为以提高经营效益，对此法律并不都有精确的规定，这些不规范行为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外部法律环境和法律事件

商业银行外部法律环境包括立法、司法、法律意识及法律传统等，也许外部条件并不直接体现为商业银行的实际法律风险，但其完善与否与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紧密相关。有法可依是商业银行运作的前提，当前我国立法总体上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银行业发展要求，但在立法形式、内容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商业银行经营联系紧密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银行监管、银行业务以及民商事基本法律，在立法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存在法律法规缺失现象，无法可依情况时有发生。如商业银行新业务开展缺少法律依据，存款保险制度、市场退出细则不明确等等。二是存在立法层次低，立法不系统问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这三个立法层次中，商业银行立法更多的采取规章制度形式，“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其体现为„部门规章为主、法律规则为辅‟之格局”,[2]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足。规章制度在内容论证、系统协调等方面并不完善，商业银行运作因此会遭受一定的法律风险。三是银行业监管规章制度的制定方面，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信息沟通和职责分工需进一步明确。四是与国际金融立法的衔接面临着诸多问题。《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39号》的实施，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出台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修订等，要求我国必须制定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银行监管规则

在银行业司法环境方面，主要存在行政干预、司法腐败等问题。具体表现在法院立案难、执行难，审结案件周期延长、审判不公、案件执结率低以及回收率低等问题。另外部法律事件、社会法律意识、法律传统等也时刻影响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产生。

(四)与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的关系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有其特殊的诱发原因和表现形式，与商业银行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相比存在明显区别。然而商业银行各风险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间联系紧密并有可能互相转换。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信用质量发生变化，影响金融产品价值，从而给债权人或金融产品持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法律风险往往相伴产生，如商业银行的违规放贷表现为一定的违法风险，而违规放贷又很可能造成银行的不能按时收回借款，体现为信用风险。当银行起诉借款人时又必然面临新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也同样存在这样紧密联系。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中将法律风险定义在操作风险中，有学者也认为法律风险是操作风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操作风险与法律风险确实存在共性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如商业银行内部技术流程不规范，可能存在操作风险，但未必引发法律风险。而法律理论、法律制度的变化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后果，但其并不一定体现为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

二、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防范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存在分布广、原因复杂、专业强等特点，全面认识其特性才能更好的建立起有效的防范机制。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专业性、隐蔽性决定了在防范风险时法律专业知识的不可或缺，而法律风险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复杂性又要求防范机制的全面和系统。纵观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法律事务工作状况可以看出，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具有的特点包括：具有健全的法律顾问工作机构;商业银行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法律顾问全面参与业务;具有健康完备法制工作环境等等。因此，根据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主要从专业部门建设、内控体系完善、外部监管以及法律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

(一)专业性法律风险防范

国际上著名的大型商业银行，如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及花旗集团等，都有一支很强的法律专业队伍。[3]法律部门在商业银行公司架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也要求商业银行设立独立的法律事务部门或岗位，③目前各商业银行一般在总行和分行设立法律事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参与法律文件起草和谈判签约以及管理法律诉讼等。虽然这些职责都与法律风险管理有关，但并未全面覆盖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各个方面，法律事务部门开展工作还缺乏应有的保障，系统化、整体化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缺乏，风险评估和防范手段很是单一。

1.法律专业人员和组织建设。商业银行业务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为法律风险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律事务人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还需要对金融知识和具体业务流程及管理的了解。法律与金融、经济、管理知识的结合是法律人才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加强对法律工作人员业务知识、管理知识的培训，同时为其掌握新业务、新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了解途径。对法律专业部门应保障其运行的独立性，为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提供客观的评价和合适的法律建议。

2.职责范围的明晰和拓展。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事务部门定位于发挥对主体业务的辅助保障功能，其具体职责主要包括：对诉讼事务的管理;行内规章制度建设;内部管理法律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业务决策和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把关;法律问题咨询和提示;法制宣传和教育等内容。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事务工作仅注重对个别法律问题和具体法律风险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关注。因此，应拓展思维方式，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加强系统性的识别、评估、计量、防范商业银行法律风险。

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认识与防范是项复杂而动态的工程，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主要法律风险点、发生概率、损失程度、相关度等问题，同时还要追问商业银行能够接受怎样的法律风险波动，能够容忍多大的法律损失，接受怎样的让步等与业务发展有关的问题。因此，仅仅针对个别具体的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十分片面单一，应着眼于商业银行整体的市场运作、内部管理进行法律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并对商业银行法律法律风险进行分级，进行系统全面的管理。例如尝试对信贷业务进行全面法律风险管理，识别、评估信贷过程中主要法律风险点，构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明确法律工作人员的介入时机和程序、运用定性定量评估方法以及具体化解法律风险的手段等。

对创新的金融业务法律风险防范也是法律事务工作重点。金融业务的创新和升级换代必然产生风险，商业银行要避免片面强调业务创新中技术的成熟性、稳定性而忽视防范法律风险，需要及时全面的进行法律上的可行性论证。

3.创新和发展法律风险评估和防范手段。法律风险管理人员应掌握识别、评估、监测以及控制缓释法律风险的方法和技术，而这正是我国商业银行法律工作者普遍欠缺的技能。[4]目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风险管理已形成一整套机制和体系，数据模型等定量分析工具等得到广泛运用。法律风险识别和防范也应逐步尝试新的分析手段和体系。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识别过程主要运用法律风险列表、法律风险分布图、风险事故树法等;法律风险分析方法则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包括准德尔法、风险价值法、风险收益法等;法律风险关联分析方法包括场景分析法、共性归纳法。因商业银行法律风险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定性分析方法在法律风险评估中具有较其他风险评估活动有更广阔的空间。[5]然而定量分析具有直观、科学等特点，因此有效结合二者的优势进行识别和评估颇为重要。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防范解决方案主要包括风险规避、风险转移或降低、风险分散、风险补偿。在法律风险识别和评估过程中，如发现法律风险水平较高或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法律风险，应主动放弃该业务或行为以规避法律风险。例如商业银行对违法行为的防范就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典型代表。风险转移或降低的手段包括完善合同条款、及时解决法律纠纷等方式。例如商业银行众多不规范行为可能导致自身义务的加重，必须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对权利义务的均衡配置。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分散的措施包括办理商业和社会保险等，而风险补偿主要是对无法避免或分散的风险事前进行一定的价格补偿。

(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

法律风险渗透于银行经营管理各领域和各环节，因此，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不能单独由法律事务部门完成，商业银行各机构各部门均负有相应的职责。要将商业银行整体纳入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是指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主要包括：组织体系，岗责划分，业务流程、管理流程设计，内部控制工具以及内控考评体系等内容。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7月出台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对商业银行建立内控体系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内控体系涉及商业银行运营的各个环节，严格执行对有效防范法律风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多数尚处于转型期，产权不清，内控机制不健全，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建设已势在必行。首先是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使各项权力得以合理配置;通过建立制衡与问责机制，改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仍存在的所有权单一及虚置、组织结构行政性、激励机制不健全、内部人控制所引发的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达到分权制衡和对经营者多层控制约束的目的。其次是明确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和职责体系，具体规定管理层、各部门、分支机构在内部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研究整合各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利用风险度量和管理工具对流程中的风险进行管理防范。要建立好内部控制考评体系(包括道德建设和管理层评价、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信贷内控评价、房贷管理内控评价、个人银行业务内控评价等)。[6]最后是搞好内控配套体系建设，培育企业内控文化、完善信息系统建设等。

(三)完善银行监管

完善银行监管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之一。因商业银行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等特性，加强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有利于限制消极因素，防范金融风险。商业银行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运营监管、市场退出监管几个方面，广义上的商业银行监管还包括市场约束等内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4年6月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首次将法律风险纳入了银行资本监管框架。加强外部监管能有效降低商业银行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提高经营效益，增强金融安全和稳定。

当前我国在银行监管方面主要存在监管立法相对落后，监管方式单一，国内外协调不够等问题，因此应完善的银行监管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健全银行监管协调机制，明晰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分工合作职责;加强有效银行监管的经济学、法学研究，利用成本效益、公平正义等理念分析政府监管的重点和边界;明确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建立商业银行危机预警和危机救助法律机制，抑制商业银行被迫退出市场情形的发生;严格商业银行监管执法;提高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水平，保证重要信息的公开透明，利用市场机制约束商业银行各项行为;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监管经验。

(四)金融法治环境的改善

我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建立法制的，传统体制所遗下来的计划权力运作痕迹，再加上历史上人治传统影响，商业银行外部法律环境存在较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立法执法建设，如出台新物权法、破产法，修改公司法等，商业银行外部法律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目前需重点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有效转变基本理念，平等保护市场主体，限制行政权的随意干预;二是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三是完善金融立法，明晰商业银行产权机制，规范商业银行市场运营，注重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可考虑的立法包括宏观调控法、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等;四是加大执行执法力度和对失信、违法行为的打击，强化司法公正，解决执行难问题;五是有效打击金融犯罪活动，防范金融诈骗，遏止逃废债风气蔓延。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面临分析

法律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一种特殊的风险，其发生具有隐蔽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了勿为模式的禁止性规定和应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会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但并非所有的法律隐患都会转化成法律风险。

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法律风险的特性。法律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一种特殊的风险。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相对于商业银行面临的其他风险来说，法律风险不是一线风险，其发生具有隐蔽性。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包括三种，即可为模式、勿为模式和应为模式。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发生，大都集中在违反了勿为模式的禁止性规定和应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方面。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具体的业务处理或管理行为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都是即时产生法律风险，大都是在交易行为的后续管理阶段或对方当事人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才发生，所以，发生的时候往往已错过弥补问题的最佳时间。二是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或然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了勿为模式的禁止性规定和应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会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但并非所有的法律隐患都会转化成法律风险。如贷款担保手续虽不完善，但借款人按时偿还了本金和利息，则法律隐患就归于消灭，不会成为法律风险;又如劳动关系中，商业银行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利，但劳动者不进行主张，也就不会产生法律风险。三是法律风险涉及范围广，几乎覆盖了商业银行所有的经营管理活动。商业银行开展各种业务、进行各类交易、采购物品、建设基础设施、劳动用工等都要受相关的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调整，这一点是由商业银行作为民事活动的主体和法律的特性所决定的。四是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专业性。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只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学习、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并且熟悉商业银行业务的人，才能较好地揭示、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

(二)法律风险的类型。在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当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风险，最常见的就是资产类、负债类和中间业务类法律纠纷。二是商业银行因自身经营的需要，为保障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而进行的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法律风险，如采购、基建等法律纠纷。三是商业银行作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产生的劳动争议。

(三)法律风险的形势。商业银行过去面对的法律风险主要还是由内部的操作风险转化而来，但是，近几年随着各商业银行对有限的优质客户竞争的加剧和客户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客户也在开始着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过去历史原因造成的遗留问题风险还在继续释放，这就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法律风险防范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各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相对还比较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事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信息交流、反馈平台不对称，法律审查程序上滞后，造成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常常力不从心。二是被诉案件多，损失巨大。三是在商业银行作为原告的案件中，败诉案件也时有发生。四是案件执行效果不甚理想，不少时候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 的情况。

第二篇：银行风险案例分析

叶文忠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道滘支行 1379045269

4案例名称：

浙江江山邮储银行3000万存款失踪 职员当掮客

（内控风险类型案例）

一、案例情况简介

“存折上明明显示有3000万元，账上的存款却莫名不见了。”最近一段时间，江西省南昌市黎萍一家人寝食难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存折一直放在家中，好端端一大笔钱岂会离奇失踪呢？

一年前，她的堂哥经老乡刘某的介绍办理了一笔银行“高息揽储”业务。其堂哥调集了其公司3000万元的现金，用她的身份证开户将这笔款项全部指定存储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江山市支行青湖镇储蓄所。双方约定：存满活期一年，一年内“不准提前支取、不得对外抵押和担保”，一年后即可取回。然而，3个月前，当黎萍和堂哥赶往该银行网点取款时，却惊讶地发现存折里根本就没钱，3000万元存款不知去向。

二、暴露的问题或隐患

（一）银行对员工的监管“篱笆”扎得不严，以“吸储规模论奖赏”的考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更是“误导”了银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业绩压力大，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可能会铤而走险非法揽储。

用银行内部业绩导向的考评机制漏洞，从事非法揽储的犯罪行为。把责任推给“贪心”储户的借口经不起推敲。这得说说一种叫“贴息存款”的金融服务，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在正常利率之外，还要贴上更高的利息来招揽储户。该业务屡禁不止。银行会搞贴息存款有两个目的，一是到了季末考核的时候，要冲存款量，补业绩；二是拉存款给急需贷款但是又不符合条件的企业用。对于前者来说，贴息者是银行本身，对于后者，额外付利息的其实是企业。尽管“贴息存款”已经被明确喊停，可潜规则还是蔓延。

（三）储户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在本次案件中，“内鬼”承诺给储户的高额利息。类似的案件都有高利息忽悠的特征。而储户一般也特别听话，在存款期限内不查账户，不问信息，不开通短息。期待高利息，并答应不太合理的要求，这两点成为大量类似事件中银行等单位指责储户的理由，并据此认为是储户太过贪心。所谓存款“失踪”原来是“被骗”。

银行自身灰色行为的存在，一方面让许多“内鬼”有了诈骗的基础和空间。另一方面，也让储户容易上当，因为机构性的“贴息存款”可是实打实存在的。所以事情败露后，银行怪储户贪心、没有预见到风险的指责是非常站不住脚的。

三、防范措施与思考

（一）加强内部控制理念，完善内控环境。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绝大多数人想的都是如何增加收入，节约开支。但内部控制作为防范企业风险，减少可能发生巨大亏损的一套机制往往被人忽略。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案例中3000万巨款的无翼而飞无疑是该行内部风险制度的缺失，如果没有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勾结，钱无论怎样也出不去，这对该行内部员工的职业道德沦陷与相关考核风控制度的缺陷是密不可分的。

（二）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处罚违规行为，确保内控执行的有效性。约束人员，再严密的制度，不执行都是空话，所以得来点硬的判例。案例中该储蓄所确实保留了黎萍本人一年前办理“转汇”的视频，在该视频中可以听到，银行柜员告知了黎萍“钱已经转出去了”的提示。视频中，还可以清楚的看到柴晶晶在场，她对柜员说了一句话：“存折不要打印。”而且当3000万元转账给杨超法和林涌的汇款单确实非全部由黎萍本人填写和签名，有他人替代填写和签字的迹象。这都反映出该行人员的胆大妄为，其相关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约束员工从而保障客户的权益，体出该行内部风险控制管理的缺陷。

（三）改变环境，期冀于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实际执行差，源于银行自身的导向与纠结。银行要赚钱，所以在业绩考核中给了员工非常大的压力。然而，在利率“内外不一”的情况下，想要揽储，银行得出很多“灰色”的招来，随之产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带”业务。为了拉存款，拼回扣、拼关系十分常见，腐败也应运而生。存款失踪事件的肇始——“贴息存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

那么，要解决问题，需要让这片“灰色”消亡。要消亡，得寄希望于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如湖北社科院经济学所所长叶学平所说，利率管制导致了资金市场的双轨制，有价差肯定就有寻租空间，要铲除金融领域的腐败土壤，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让金融机构的竞争回归正轨，把精力集中到主业当中。

（四）加强业务运营风险管理。根据准风险事件核查监督发现“三高网点”和“三高柜员”，对办理的业务和其他异常交易情况进行密切关注、综合分析，适时确定重点关注网点和重点关注柜员。

第三篇：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防范问题

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防范问题

仉飞宇

我国入世后，面对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巨变及借鉴国际银行同业的发展经验，尤其是结合今年国家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紧缩的背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共识。与中间业务蓬勃的发展势头不相适应，我国相关金融立法明显滞后，诸多领域的法律空白、分业经营法律体制、严格的金融监管法律体制以及过时的法律限制等严重影响了中间业务的发展，法律风险日益成为制约中间业务发展的瓶颈。因此促进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防范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无疑是非常迫切的。

一、银行中间业务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

1、立法方面的缺失

立法上的空白使银行开展中间业务面临较多的法律风险。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商业银行才开始逐渐开拓中间业务，而且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银行中间业务。2001年才公布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相对于中间业务的发展而言，仍有不少空白，而且有关中间业务立法内容侧重监管，忽视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法律上的空白，造成了较多法律风险，相关监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时增加了自由裁量权，使监管部门对违规行为的认定及其处罚均有一定的随意性，各商业银行则无法可依，商业银行和客户的许多行为在法律效力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分业经营限制法律风险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模式，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保险业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领域的拓展因此受到一定限制，也限制了银行与保险、证券业的合作空间，中间业务品种和服务手段的创新也因此受到束缚。《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将银行中间业务分为结算类、代理类、担保类。而承诺类、交易类中间业务和其他中间业务，则规定在经过央行审查批准后，才可开办金融衍生业务，如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这些新规定相对于《商业银行法》来说有一定的进步，但我国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并未有实质性改变，依然制约着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影响着商业银行拓展中间业务的服务领域。

3、收费法律风险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五十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业务，提供服务，按照规定收取手续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国家有统一收费或定价标准的中间业务，商业银行按国家统一标准收费。对国家没有制定统一收费或定价标准的中间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业协会按商业与公平原则确定收费或定价标准，商业银行应按中国银行业协会确定的标准收费。”央行的中间业务收费管理办法至今未出台，较多中间业务产品没有收费标准，而仅有的少数中间业务手续费标准长期未调整，有些已严重偏离市场成本。同时，广大客户对银行收取手续费缺乏认识，不能接受中间业务收费的观念。在此情况下，银行中间业务收费面临双重法律风险：被人民银行、物价部门处罚的法律风险和被客户起诉的法律风险。因此，中间业务收费问题成为制约业务发展的瓶颈。

4、法律、法规的冲突

我国现有部分法律和国际法律惯例的矛盾、冲突亦对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构成消极影响，产生法律风险。我国现已加入WTO，作为现代商业银行，只有遵循国际法律惯例来操作，才能把中间业务作为核心竞争力来发展，而中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在较多方面与国际法律惯例不相吻合，甚至相互冲突，而国际法律惯例又不能自动在国内发生法律效力，因而阻碍了中间业务发展的现有要求。如根据法律惯例，票据具有无因性，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无需审查票据业务的基础交易关系，但根据我国法律，尤其是票据行政规章，票据不完全具有无因性，商业银行必须在票据业务中严格审查票据的基础交易关系，影响了票据的流通，阻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特点

1、风险的分散性。中间业务种类繁多，业务范围广泛，服务范围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加之中间业务的开发、推介、经营涉及银行内部众多部门、众多环节，分散、面广是中间业务的一大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非集中性、广泛性。

2、风险的隐蔽性。由于银行在办理中间业务过程中，不是作为信用活动的直接一方参与其中，而是以中间人的身份，以居间、中介或代理的角色提供有偿服务，使隐含的经营风险不易暴露。并且中间业务大部分不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加之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中间业务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致使中间业务的开办过程透明度低，业务操作缺乏公开性，导致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形成较大的隐性风险。

3、风险的关联性。银行开办中间业务一般不运用或较少运用自己的资财，它一般只替客户办理收付和其他委托事项，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但这并不意味中间业务与银行的资产、负债一点关系也没有。相反，有些中间业务与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业务关系还十分密切，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转化成银行的资产业务或负债业务。一旦发生法律风险，必然会将风险迅速传导至银行的资产业务或负债业务，进而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影响银行的经营成果，形成全局性风险，甚至影响银行的社会信誉，给银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防范

1、及时向监管部门申请审批和备案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准入监管制度和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商业银行开办中间业务的业务性质、风险特征和复杂程度，分别实施审批制和备案制。适用审批制的业务主要为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以及与证券、保险业务相关的部分中间业务；适用备案制的业务主要为不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同时该规定正式确立了“一级审批”的市场准入原则。根据该规定，商业银行新开办中间业务，应由其总行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申请，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查同意后，由其总行统一授权其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开办中间业务品种，不应超出其总行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同意开办的业务品种范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开办中间业务之前，应就开办业务的品种及其属性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管辖行报告。基于上述规定，商业银行在新开办中间业务时要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审批或备案，并及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报告，同时严格在人民银行审查同意的业务品种范围内经营。

2、构建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

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首先要针对银行中间业务拓展情况做好法制教育与法律培训，使银行经办员工及管理人员尤其是业务一线员工熟悉与中间业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导员工树立依法开展中间业务工作的观念，帮助员工意识到中间业务中的法律风险，把握好中间业务开展中的法律界限，注意防患于未然，做到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确保实现既拓展中间业务，又切实防范中间业务经营中法律风险的目的。

3、完善银行内部法律部门的职能

重新定位银行内部法律部门的职能，充分发挥其事前防范、控制和化解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功能。要让法律部门提前介入中间业务，充分论证中间业务新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客观、公正、合理的设计和安排中间业务的法律框架；要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法律专题研究，研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并予以积极预防；要建立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后评价制度，研究、总结中间业务法律咨询中的疑难、有价值的法律问题进行评价，形成法律指引，规范相关中间业务的发展。

4、加强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法律性审查

鉴于目前我国的中间业务立法仍有不少空白，有关中间业务立法内容侧重监管，较为忽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在此情况下，银行要重视中间业务合同的审查和签订，通过合同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明确有关收费标准的条款，进而增强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因此，银行要重视对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和使用管理以及合同的履行及跟踪监督，以充分发挥合同文本对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功能。

（作者系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四篇：银行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银行风险管理现状

一、风险管理现状

美国花旗银行前总裁沃特•瑞斯顿曾指出:“银行家的任务就是风险管理,简言之,这也是银行的全部业务。” 由此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是以承担风险、管理风险来盈利的。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已经逐步建立风险管理的体系。但是，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限制了银行风险管理系统在揭示和控制方面的作用，阻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

首先，传统的管理理念与科学的风险管理存在差距。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而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很多企业的融资都是间接的。因此，银行的运作空间比较狭小。而且，我国银行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风险是一触即发。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过分追求经营的规模，看重短期目标，把风险控制看成是业务员创造利润的碍脚石。

其次，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系统的构架还不完善。我国很多商业没有制定一套科学的、合理的风险管理规划，各银行设臵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也不能尽其所能，风险管理系统仅在某个业务部门有所表现，但是就整个行业而言，它是零散的，缺乏统一管理。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程序，首先是要风险识别，然后是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和应对计划，最后是对监察风险。但是在我国很多商业银行中却不是这样操作的。以信贷为例，当客户提出信贷申请时，信贷部经理首先会调查客户，收集客户的相关资料，进行初步审查。信贷经理认可后，收集的资料会送到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门评估和控制风险，并将研究后的资料返还给信贷部，由信贷部决定是否发放贷款。这里只有审查和审批两个环节，从风险管理的程序看，只有识别风险和评定风险两个步骤，它没有制定风险管理计划，也没有对识别的风险进行监察。

第三，我国商业银行评估风险、量化风险的技术还比较落后、简单。风险被识别后，接着就是要量化风险，以便制定应对风险的计划。我国商业银行量化风险的技术还停留在风险量化的最初阶段，而关键的一些参数和计量模型，因为成本、技术等原因，还没有被大部分商业银行采用。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主要还是制度与资金计划层面的，比如资产负债指标、头寸管理等。

第四，缺乏风险对冲的工具。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是商业银行获取收益、规避风险的重要工具，成熟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可以促进金融的创新。但是，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目前还不成熟，它们不能为商业银行提供有效的风险对冲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向现代化迈进的脚步。

第五，我国的商业银行缺少风险管理的文化。风险是企业战略中不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将风险融合到企业文化和价值中是风险管理重要方面之一。企业文化对企业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能否把风险意识融入企业文化决定

了企业是否能进行成功的风险管理。如果银行的员工都没有意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作用，这种疲软的风险文化会像管理风险妥协，而这也许是致命的。

2010年，中小商业银行将特色化、差异化作为经营方向和发展目标，培养国际化竞争意识，提高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加快转型步伐，审慎拓展业务范围，目前已形成一批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样板。充分考虑目标市场的竞争性、高度重视目标市场的互补性、客观评价自身经验的可复制性和风险管控的可行性，审 慎开展跨区域经营，并科学合理制定分支机构布局总体规划和计划，逐步培养审慎稳健的发展文化。部分中小商业银行审慎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将业务范围扩展至证券、保险、租赁等领域。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开办节能减排信贷业务，发展绿色信贷，支持低碳经济，在加快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也加大了支持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力度。

二、银监会2010年报风险分析

2011年中国经济率先回归平稳增长轨道，为银行业发展提供难得历史机遇，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银行业仍存在诸多风险挑战。

——贷款科学化管理水平亟待提高。2009年、2010年我国分别新增人民币贷款9.59万亿元、7.95万亿元。年报指出，近两年贷款规模和业务量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粗放、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多有发生。同时，贷款中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部分中长期贷款行业集中度高、整借整还风险突出。

——融资平台贷款后续风险防控不可放松。2010年，平台贷款的清理规范得以初步推进，但由于平台贷款总额高、涉及面广、结构复杂，清理和化解任务艰巨。而且，新一轮投资冲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值得关注。

——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因素依然存在。国家已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调控，但由于深层次原因，推动房地产市场泡沫积聚的因素还在增加。土地储备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是银行业风险防控的关键领域。

——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基层网点和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有待完善。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经验欠缺，尤其是面对货币政策转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的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

——国内市场流动性逐步收缩，部分银行流动性风险上升。2010年，央行6次上调准备金率，2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逐步回落，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性不断加大，部分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压力上升。高息揽储、高价交易存款等违规行为可能出现。

第五篇：银行运营管理风险分析

目前会计一线，风险监管日趋重视，自律监管及各项检查重复、频繁，检查频率过高，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牵涉基层精力，人为增加基层压力，且检查效果不够显著，不少还是走过场。笔者以为，防范风险不在于检查次数多少，关键是在于检查质量、纠错效果、违规、违纪的威慑力度、风险控制能力。现阶段，我行拟强化临柜业务风险管理，结合农行股份制改造，再造会计监管工作流程。

（一）强化会计主管、会计监管员、事后监督员的队伍建设。要提高三支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关键在于改变目前会计主管不加培训，应急上岗；事后监督员人员老化，业务素质偏低；会计监管员重检查、轻辅导，忙应付（ARMS系统核销）、少总结的现状。新提拔使用的会计主管、会计监管员、事后监督员，上岗前拟进行资格考试及培训，会计主管、会计监管员除有一定的业务技能外，还要考察个人的政治思想品德、业务素质，首先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其次还要有一定的业务理论基础和写作技能，善于总结经验，调研风险性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全行推广。

（二）理顺监管顺序，重划会计主管、会计监管员、事后监督员三道防线的职能界限。会计主管受市分行或县支行向所辖基层营业机构的委派，代表委派行行使监督、服务、指导和协调工作，管理受派机构严格执行各项会计规章制度及会计操作规程，正确组织会计核算，防范操作风险。会计主管即是会计核算的组织管理者，又是现场风险控制的监管员，负责受派机构的会计自律监管工作。会计主管作为自律监管者要转变思路，摆脱日常繁琐事务的纠缠，变操作型会计主管为管理型会计主管，重点放在受派机构的风险控制上，除处理日常业务授权、审批外，会计主管每季拟安排一次常规自律监管检查，检查内容参照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会计监管工作手册》除会计主管履职以外的流程；会计监管员是市分行一级从事检查、监督、辅导辖属营业机构（包括非营业会计单位）贯彻落实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中国农业银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办法，以及检查监督营业机构岗位设置、劳动组合合理性，内部控制有效性和业务操作规范性、安全性等情况，并对营业机构会计主管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人员，是会计内控建设的第二道防线，是制度执行与维护、风险防范与执法的监督者；事后监督员的工作是对柜面业务实时监督基础上的补充，是对临柜业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业务票据的合法性，会计核算的正确性，业务操作过程规范性的一个全面检查、监督与评估的过程。事后监督工作实行集中式监督机制，拟建立在县支行或市分行一级，事后监督中心场所拟配套监控设施，对辖内网点进行全面监控，其监督范围除临柜业务外，拟增加对ARMS系统预警信息的核销，省分行、总行科技部门拟抓紧开发事后监督新系统，改变现有“翻翻传票、查查漏缺、勾勾流水”的原始手工操作模式。

（三）结合农行股份制改革，缩短会计监管链条，提高会计监管层次，再造会计监管流程。

1、强化会计主管的自律监管职能，提高会计主管的风险监管能力。营业机构要根据业务量的大小，配足会计副主管，承担和处理一般性的日常事务，协助会计主管工作。会计主管作为代表委派机构行使监督、服务、指导、协调和管理受派机构执行各项会计规章制度及会计操作规程，组织会计核算，防范操作风险的管理者，同时也是控制现场风险的实时监管员，兼负着风险监控的重任。会计主管要转变观念，调整角色，改变目前的被动等待状态，即由主要依靠上级行的来人监管辅导、帮助查找问题，转化为会计主管主动自找风险隐患、承担风险监管的角色，负责做好本机构每个季度日常自律监管的事项。同时《会计主管日志》拟增设会计主管自律监管内容，增设会计主管季度自律监管检查报告，报告一式三份，一份网点留底，一份上报委派行，另一份报送市分行监管中心。

2、缩短会计监管链条，提高会计监管层次。由于营业机构常规自律监管工作已由会计主管承担，且每季要求全面自查一次，会计监管员拟上收到市分行一级，县级支行不设会计监管员岗位，设想每个市分行成立会计监管中心，会计监管中心实现主任负责制。每个中心，设立若干检查组，由组长负责日常监管事项，对会计监管中心主任负责。会计监管中心检查频率以每半年一次为宜，会计监管人员配备按20-24个营业机构配备一名会计监管员的比例，同时配套相应的管理岗职级，减少监管链条，在不削弱风险防范能力的基础上，减少检查频率，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监管质量。为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力，会计监管员不再承担一、二级及三、四级ARMS系统预警信息的核销工作，ARMS系统预警信息的核销工作拟由事后监督中心负责，对ARMS预警信息系统的管理督促和检查，拟列入会计监管员的常规或专项检查内容，结合会计监控系统，推进内控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

3、提高事后监督员的队伍素质，强化事后监督工作的风险监控能力。事后监督中心除要有一定的业务技能外，关键是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业务素质不在于精，但至少要全面，改变目前部分事后监督人员年龄偏大且业务单一，素质偏低的现状，当然人老与否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业务是否全面、是否精湛。设想开发出事后监督业务流程的新系统，结合OCR光学识别技术和风险预警功能，实现凭证影像录入识别和流水数据双线碰对，监督临柜业务流程，增设ARMS预警信息系统的核销工作，承担原由会计监管员核销的一、二级预警信息及现有全部三、四级的ARMS预警信息系统核销工作。

4、结合股份制改造，强化临柜业务风险管理，再造会计监管工作流程。市分行一级作为会计监管工作的中心，要强化职能，充实人员，增强其风险监控的能力。县支行级会计监管员队伍拟上收，市分行一级会计监管中心的会计监管员作为会计内控建设的第二道防线，制度执行与维护、风险防范与执法的监督者，人员的选择除工作责任心、业务技能、写作技巧之外，关键在于监管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市分行成立会计监管中心后，承担全市所有辖属营业机构（包括非营业会计单位）的检查、监督、辅导工作，贯彻落实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落实中国农业银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和办法，检查监督营业机构岗位设置、劳动组合、内部控制、规范操作等情况，并对营业机构的会计主管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市分行的检查以突击检查为主，以增强会计监管对违规、违纪事项的威慑力度，其中常规监管的检查半年一次，但检查面要达到100%，专项检查按每个县级支行抽查20%的比例掌握。市分行会计监管中心拟实施“监管集中，分片负责，职责到位，责任到人”的模式，以片为单位下设若干检查小组，由组长负责检查监管工作的具体事项，监管程序、监管内容、要求参照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会计监管工作手册》流程，其中《会计监管工作记录》的常规部分拟重新设计，统一格式。设想将会计主管履职、金库出纳业务管理（含现金箱及限额管理、现金调拨、假币收缴情况、全面检查现金箱、凭证箱、代保管抵押物品、权证、质押存单等）、授权管理（每个机构抽查2个柜员，柜员及会计主管授权最少各抽2笔）、碰箱管理（“一日三碰箱”及换人监督盘点制度执行情况、双人开关钱箱及钥匙存放情况、凭证清点情况）、银企对账签约率、收回率情况、系统往来账核对、特殊业务处理、科目使用、账户开户及管理、有关账账、账薄、账卡余额的核对、各项登记簿的记载、重点风险预警信息抽查、《事后监督情况报告表》中发现问题的核实、上期监管检查问题的整改等情况，可表式化，提高监管检查的工作效力。

5、以查促改，以检查通报为平台，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的规定，加大对员工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力度，提升监管威慑力，充分发挥会计监管的威慑作用，有效地降低和化解会计操作风险。

当然，会计监管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随着农行股份制的实施，新的会计制度，新的会计核算办法和操作规程的不断推出，会计监管工作必将面临新的考验。科学的管理是防范风险的钥匙，只有强化会计主管、会计监管员、事后监督员的三道防线，再造会计监管流程，做到每一项细节都“举轻若重”，才能达到“举重若轻”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