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共5篇]

第一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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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

——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域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项目编号：10zd&048）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分化与凝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察”（项目编号：12YJC710051)的阶段性成果。

罗嗣亮，郭文亮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改革开放前29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守，也造成了严重的泛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由斗争型转向建设型模式，此时既强烈体现出开放的特点，但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淡化现象。历史启示我们：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工作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而应该在改革创新中强化其地位与作用，优化其内容与形式，促使其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实现科学发展。

〔关键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展;改革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12）04－００90－０5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已经进行了60多年。60多年来，尽管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主题、基本方针和主要宣传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延续性，但从总体工作模式上看，则鲜明地体现为改革开放前后这两个不同阶段。认真总结两个阶段各自的经验、不足并加以深入反思，将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60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也可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安全和发展提供借鉴。

一、改革开放前29年：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泛化

1949年人民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性质上由非国家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同时也为其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此时新生国家意识形态既面临着国内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各种斗争和考验，又遭到国外敌对势力的长期威胁和压制。在这种情形下，新中国选择的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1]（Ｐ304-307）。在毛泽东看来：“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Ｐ435）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持续发挥其政治功能，决定着国家各项事业能否取得成功。

为此，党和国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正面来说，首先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一直到60年代上半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面思想教育始终没有中断。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正面教育的开展。其次是意识形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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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作的制度化。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毛泽东提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一思想又通过宪法确定下来。20世纪60年代制订的《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从不同侧面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可以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初步走向制度化”[3]（Ｐ303）。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反面的批判运动即意识形态斗争，包括在党内开展的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活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社会领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如在50年代前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50年代后期对“人性论”的批判，60年代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和“文革”中的各种批判；在国际上则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中苏大论战。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4]（Ｐ345）由于对意识形态斗争的特别突出，改革开放前29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斗争型模式的意识形态工作。

诚然，这些意识形态斗争本身“也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和开展的思想理论教育”[5]（Ｐ143）。无论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希望通过这种批判运动，使持有不同思想的人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目的。事实上，也正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努力，这一时期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造就了一大批执着坚守和积极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和道德典型。然而，此时国内外严峻形势与国人的意识形态焦虑之间相互影响，导致对意识形态领域危险的严重估计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泛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认知层面，侧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和划定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视为“统帅”和“灵魂”，以至使文化意识、经济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界限极为模糊。这正是当时各种思想观点受到错误批判的首要原因。其二，在价值层面，赋予主流意识形态信仰以极高的价值，从而遮蔽了其他价值存在。如“文革”期间的“宁要„„不要„„”类型的口号，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其三，在操作层面，将文化、政治甚至经济生活中许多原本与意识形态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事件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造成社会各个领域工作的泛意识形态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庸俗化。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在艰难条件下确立和坚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29年尤其是“文革”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越来越走向泛化，并由此导致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混乱局面。实践证明，斗争模式并不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长效机制。

二、改革开放后30多年：社会转型中的开放与淡化

“文革”十年**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包括意识形态发展在内的发展模式转型问题。改革开放前基本延续了列宁主义以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当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时，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思路作根本性调整”[6]。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也就是要将原来的斗争型模式，转变为建设型模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意识形态工作的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29年。从物质层面而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人们在物质生活方式上逐渐由单

一、线性变得多元、复杂，生存性需求扩展为发展性需求。从制度层面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国特色现代民主，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扩大人民当家作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果断放弃了频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工作模式，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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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强调其主要功能在于服务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强调“稳定压倒一切”[7]（Ｐ331），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8]（Ｐ31）。但是，改革开放并不是要全盘抛弃前29年的所有理论，而是要在保留其中合理元素的同时，最终构建一套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口号的提出，可以看作对原有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质性突破，这一突破在工作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即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而非通过直接的意识形态斗争来消解“假大空”话语的伪革命性，建设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特别需要肯定的是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设。经过十年**，邓小平深刻体会到“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9]（Ｐ161）。在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写进宪法，以及在宪法中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条文。1984年《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和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的制定，为干部理论教育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确立了基本规范。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无疑是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又一重要举措。

如果与改革开放前29年的坚守相比，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最显著的特点则是开放。邓小平曾说：“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7](P210)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所谓“对外开放”，就是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取其精华来丰富发展本国意识形态；而所谓“对内开放”，则是让人们从各种束缚社会主义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错误思想包括极左思想中解放出来。倘若我们拿建设型模式与斗争型模式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在整个结构上都表现出与后者显著不同的开放姿态：在理论内容上，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保留斗争型意识形态重要概念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精神、包括改革创新精神在内的时代精神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目标上，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但又充分注意到理想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价值评判时避免过去的片面肯定或片面否定的简单化思维。在工作实践上，强调基于实践的意识形态工作模式，一方面通过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让“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7](P144-145)，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既在对待“旗帜”和“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又避免在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上进行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

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意味着思想观念多样化的合理性得到逐步肯定，从而导致在空间维度上多种思想意识并存，时间维度上新旧观念交替。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选择的可能性增加，原有的价值观也受到挑战，从而难以保持过去那种高度的思想统一。尤其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的国际碰撞中既可能获得有益的思想资源，也或多或少会受到侵蚀。同时，“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以更实际的态度衡量评判一切现实问题，并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根据自身利益来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而排斥所谓的‘统一意志’。”[10]（Ｐ90）这样，便出现了民众日常生活中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定程度的淡化现象：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和标准观察问题，甚至不愿意再提起意识形态的话语。

历史主义地看，此时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实际上是对过去意识形态泛化的理性回归，但这种淡化趋势如果走向极端，显然也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从改革开放初期起，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两个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不正常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邓小平在对历史和现状作出深刻反思后，尖锐指出：“十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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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7](P306)，“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9](P423)。这实际上是对当时意识形态处于危险状态的警醒。这种状态反映在社会上，最主要的就是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淡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吸取了过去的一些失误教训，但仍未从根本上扭转淡化的局面。

三、未来方向：在改革创新中实现强化和优化

总结建国60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归结起来就是既要坚守，又要开放；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

在当代世界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国际、国内的挑战，其主导地位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一面推行文化霸权，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一面却又炮制出“终结论”、“趋同论”之类似是而非的观点，作为同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从国内来看，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所构成的冲击不容轻视。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正是由于苏联东欧等国执政党在各种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面前应对不力，才导致这些国家在西方预谋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败下阵来。因此，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应当是我国执政党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能再靠过去那种泛化意识形态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干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秩序，实际上也并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真正巩固。今天所要做的是在正确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和深刻认识当今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基础上，以更加科学的定位，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切实发挥其作为旗帜和灵魂的作用。

第一，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关系，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外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与碰撞将日趋频繁和激烈。如何对待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采取封闭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封闭，表面上似乎可能有某种安全，实际上不是不发生安全问题，从根本上说，恐怕会发生更大的安全问题。”[11]（Ｐ206）因此，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开放政策，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由之路。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坚持主导性的原则下发展多样性，在发展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主导性。

当前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何在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前者对后者的整合能力。无论改革开放前29年主要通过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与持续进行的思想改造的直接整合，还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经济发展成就为中介的间接整合，都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实际。前者功能非常强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后者通过夯实意识形态工作物质基础来间接达到思想整合的方式，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常常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今天，“党不可能永远保证这一点”[12]。一旦经济不能快速发展，我们将靠什么来凝聚人心？因此，未来中国既需要以经济建设成就为中介的间接整合，也需要思想意识领域的直接整合，即不断加强正面宣传教育，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侵蚀和思想渗透。

第二，加强制度创新，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是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规范化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意识形态工作走向健康、平稳的道路，避免了改革开放前29年的主观随意性和扩大化。但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一些不容乐观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制度的不足有关。加强意识形态制度创新，关键在于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把党管意识形态和人民共建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尤其要为普通群众提供足够的参与机会，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其二，积极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为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将相对完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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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意识形态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以适应当前意识形态管理日益复杂化的趋势。第三，必须大力培养意识形态工作的精锐从业者和理论家。“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Ｐ526）引导党员干部夯实思想基础、筑牢思想防线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当前，尤其需要对党员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使他们在理论上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潮的界限；在行动上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新风和正气。此外，还要建设一支信仰坚定、使命感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二）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和传播形式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和作用的强化还必须与其内容和传播形式的优化结合起来。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扩张、开放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复苏、以及利益多元背景下各种思想观念的兴起，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冲击不断加大；同时，信息时代的来临也带来了瞬息万变的信息更新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和传播形式能否不断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是否能够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一，要在深入总结60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和深入研究当今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从根本上而言，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来源于其自身的科学性。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还体现在其对于时代发展的适应和推动上。因此，当前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要从时代精神的精华中不断获取其科学性的新的增长点。

首先，要对人们最为关注的时代问题作出理论反映。例如，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意识形态上应对这一问题，便必须清楚地解释当前贫富差距的根源并提供可行的解决途径，进而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当前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人们精神空虚的困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在价值观上具有天然的解构性”[14]。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挖掘主流意识形态中具有强烈打动力和凝聚力的精神因素，另一方面，则要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低俗现象展开尖锐批判。其次，要结合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原有的某些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如果我们拿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来比照，可以看到一部经典的历史其实就是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解释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既有依据一百多年前的时代条件所作出的具体判断，也有到目前为止仍属于超前性的构想。对于这些判断和构想，都应当根据当今时代条件作出新的解释。如“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经典作家文本中存在着社会形态、社会运动及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等多种含义。在阶级矛盾缓和、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较大满足的今天，从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的层面发掘其丰富内涵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阐述，应是值得重视的解释向度。

第二，通过内容和传播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和大众化。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是其大众性的内在根基，但“科学的”不一定就是“大众的”，而“只有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感受不到任何对立时，即，在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时，这种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掌握我们’。”[15]（Ｐ69）这就要求我们从内容和传播形式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不断的创新。

从内容上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频繁，以至于经济基础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表面上很少做意识形态工作，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深深渗透和体现在其经济生活之中。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就我国来说，“当人们享受到国有经济在实际生活中带来的好处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履行者。”[16]相反，如果理论与现实出现强烈反差，则必然加剧人们对理论作为“虚假意识”的判断。因此，根据时代条件逐步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诺，使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着实体验到主流思想的真实性，将是主流思想获得大众认同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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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来说，要努力创造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和手段。首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应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尤其应努力借助电视娱乐节目、手机短信、微博等新兴媒介。其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要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只有借助形式，内容才获得其独一无二性”[17]（P193）。政治家、学者和媒体人尽管有时阐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受众得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正是因为同样的思想内容每一次与不同形式的结合，都会产生出不同的思想作品。因此，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时，面对不同对象，语言、文体、风格等都应有所不同。再次，要积极探索信息化时代隐性教育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方式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而西方国家通过体育、动画片、电脑游戏、网络等流行文化进行价值渗透的方法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与传播形式的创新和优化之间还需要找到契合点，以使新的内容能与新的形式相适应和相结合。在目前的社会分工体系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创新优化和传播形式创新优化一般还只能分属于不同的主体。前者主要是理论家、学者和教师等，其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主要是理论内容的科学性。而后者主要是媒体从业人员、文艺工作者等，其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侧重的是形式的创新性和艺术性。这样，就容易导致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优化之间出现脱节。为改变这一状况，应当为上述两类主体制定更为综合、多元和灵活的评价体系，并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二者之间的协调作用，从而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和优化，促进意识形态的安全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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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Ｍ］．李小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作者简介：罗嗣亮（1981—），男，哲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讲师；郭文亮（1953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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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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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王岩

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第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诠释，抵御异质性文化的侵扰，而且通过其对社会成员的教化塑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和人力资源。意识形态在文化传承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最深层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一方面，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抵御和消解能力，发挥其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才能有效应对来自不同思想观点的挑战与侵蚀，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第二，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明确提出了正确把握这两项工作的实践要求，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安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安全，意识形态与其代表的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有着本质的联系。当前国内外一些人宣扬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要在推进私有化的进程中动摇和颠覆我国的经济基础，逐步确立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最终实现西方主流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消解和同化，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因此，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第三，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人民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遏制社会不公平现象，最大限度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鉴于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要搭建起各阶层意识形态的对话平台，处理好坚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社会思想多样化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包容多样，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显现出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第四，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核心。

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其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因此，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否直接关涉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受程度，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论是党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还是党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应对国际局势的能力，都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都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是关键。只有切实认识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真正实现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能力。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规导和制度建设功能，这既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先进性的重要保障，又为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建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五，提升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传播能力。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是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的较量。一国的传播能力、传播手段是否先进和强大，决定了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流传程度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因此，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我们的反渗透举措就是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力增强软实力，在加强媒体安全、加大对敌对势力

文化渗透的防御功能的同时，“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又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第三篇：2020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度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2020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度意识形态工作总结范文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部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委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系列全会以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为指导，按照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和年初的工作安排，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坚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切实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将2020年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责任履行情况

(一)领导班子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1.调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人事调整情况，我委于6月15日调整了以委党组书记、主任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部分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职责，进一步使意识形态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2.深入系统学习理论知识。中心组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组分别于3月15日、5月13日、7月24日、9月23日、10月14日、11月15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意识形态对发展改革工作的作用、以苦干实干业绩诠释对党忠诚、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开展集中研讨。

3.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班子成员于7月中旬、12月中旬分别听取分管科室、二级机构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党组书记任哲同志做了汇报。12月23日，我委领导班子召开了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均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了民主生活发言内容。班子成员的述职述廉述学报告均有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

(二)党组书记第一责任落实情况

委党组书记任哲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件亲自处置。1月14日，党组扩大会议上，任哲主任就贯彻落实市委宣传部《关于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1月22日，任主任在意识形态工作部署会上要求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深入融合到党建工作中去。3月24日，党组扩大会议上，任主任就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提出了要求。7月9日，在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上，任主任要求好做好中央、省委意识形态精神的宣传工作。8月5日，党组会议上，任主任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11月12日，在党组会议上，任主任要求开展多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培训。12月25日在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上，任主任提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三)分管领导直接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落实情况

分管领导宋一兵副主任协助党组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抓好教育引导、形势研判、检査督促、阵地管理等日常意识形态工作，认真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活动。班子成员抓好分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带头推动任务和制度落实，认真开展专题教育，结合业务工作抓好意识形态工作部署、检査。

二、落实重点任务情况

(一)强化统一领导方面。我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强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发展改革工作中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班子成员认真指导和检査二级机构意识形态工作，各科室、二级机构每年向班子成员汇报2次意识形态工作。

(二)阵地管理方面。我委印发了《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制度》，对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活动实行一会一报制，严格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督”的原则，实行分级分类归口管理与申报、审批、备案制度。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的管理。我委于4月8日举行了移风易俗专题讲座，7月24日开展了传统文化讲座，8月31日组织了诚信建设宣讲会。

(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认真贯彻《河南省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我委定期对相关设备及线路进行检查维护，仔细排查系统漏洞和安全隐患。制定网络安全预案，加强了网站抵御风险和网页防篡改能力。对官方网站每日进行巡查，查看网站运行情况，有效降低网站系统故障和外部攻击风险，切实抓好网络阵地安全守护。对所有在编在职党员干部的微信舆论进行引导，要求党员干部在上网时积极参与网络社会舆论引导工作，组织职工及时关注地方微信平台，积极参与社会舆论引导，我委邵建南同志获评“全市优秀网络评论员”称号。

(四)开展教育培训方面。3月25日，我委就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专题学习;4月21日，我委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开展了培训，宋一兵副主任作了重要讲解。6月6日上午，我委开展了文明礼仪专题学习活动，全体人员共同学习了《机关工作人员文明礼貌行为规范》、《机关文明礼仪公约》。9月30日，任哲主任“围绕坚守初心情怀，强化使命担当”讲了专题党课。2020年各党支部按照年初学习计划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我委荣获了“学习强国”先进单位称号。

(五)开展文化活动方面。7月19日，我委以“传承良好家风、培育良好家教、建设文明家庭”为目标，组织开展优秀家训家规展示活动。6月28日，开展了“庆祝建党98周年”活动。7月3日上午，由市文明办、市行政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暨“文明服务我出彩、群众满意在窗口”主题演讲比赛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我委王海艳参加了此次演讲比赛，最终获得优秀奖。8月15日，我委在食堂大厅开展了“文明餐桌”主题活动。8月27日，我委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参观周口市博物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三、坚持三项制度情况

一是专题报告制度落实情况，我委于7月份、12月份向上级党委专题汇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专题汇报。二是分析研判制度落实情况，我委于4月2日、7月9日、10月9日、12月31日分别通报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研判情况，于10月10日印发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的通报》。三是检查考核制度落实情况，我委于12月2日印发了《关于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检查的通知》，通过听取汇报、审核材料的方式对各科室、二级机构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检查，并于12月25日通报了检查结果。

第四篇：2018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责任书

2018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责 任 书

2018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责任书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和部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主动权，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落实党支部班子和支部书记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

党支部班子对部门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其他班子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二、落实党支部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有效管理，加强网上意识形态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领导和组织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处置，做好党员、群众团结引导服务工作。加强宣传和思想文化建设，定期分析研判、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每年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至少形成1份分析研判报告。

三、加强意识形态责任制监督检查

各党支部每半年向镇党委专题汇报1次意识形态工作，各党支部领导班子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镇党委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职责，全年就各支部意识形态工作安排1次全面督查，并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及时开展专项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上报旗委和旗委宣传部。

四、意识形态形态责任制考核

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支部班子实绩考核，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在目标考核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在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中的比重占到25%以上，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评价、使用、奖惩的重要依据。

五、严格意识形态责任追究

对出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十大问责情形”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严格追究责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六、确保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在本地区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保证本地区不发生意识形态事故，做到守土有则、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签名：

签名：

责任单位（盖章）：

2018年3月24日

2018年3月24日

第五篇：2017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责任书

2017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责 任 书

2017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责任书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盟委、旗委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和部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主动权，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落实党支部班子和支部书记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党支部领导班子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二、落实党支部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有效管理，加强网上意识形态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领导和组织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处置，做好知识分子的团结引导服务工作。加强宣传和思想文化建设，定期分析研判、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每年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至少形成1份分析研判报告。

三、加强意识形态责任制监督检查

各党支部每半年向镇党委专题汇报1次意识形态工作，各党支部领导班子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镇党委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职责，全年就各支部意识形态工作安排1次全面督查，并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及时开展专项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上报旗委和旗委宣传部。

四、意识形态形态责任制考核

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支部班子实绩考核，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在目标考核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在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中的比重占到25%以上，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评价、使用、奖惩的重要依据。

五、严格意识形态责任追究

对出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十大问责情形”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严格追究责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六、确保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在本地区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保证本地区不发生意识形态事故，做到守土有则、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签名：

签名：

责任单位（盖章）：

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