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篇：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文化是20世纪伴随西方消费社会到来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和生活方式，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以消费至上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虽然消费社会尚在形成之中，消费主义文化也并未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但现代消费观念正在逐步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之中。

在很多情况下，消费主义代表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和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它最明显的特征，是将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看作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实现，看作是高质量生活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消费主义文化，换言之，这是一种后现代消费观。后现代消费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它是一种“异化”的与炫耀性的消费。

有学者将当代消费行为归纳为六大特征：一是早熟消费，即消费水平和质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二是畸形消费，即消费内容过多、过快地向高档化和享受型倾斜；三是豪华消费，即追求不切实际的奢侈、气派和浮华；四是炫耀消费，即把高消费当作实现社会优越感和虚荣心理的手段；五是悬空消费，表现为追求一种脱离经济发展以及个人消费承受能力的消费；六是情绪化消费，即把消费对象的占有、享受作为弥补精神空虚的手段，等等。

二、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目前就我国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维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和侵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便推动我国走出全球化境域下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进而继续发挥其凝聚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作用。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

三、消费主义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多样化价值观不断冲击着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取向，使社会成员处在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原本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冲击下影响力不断减弱，表现在我国就是社会成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观出现不同程度的淡化，且经常被置于边缘的位置，个别情况下竟然面临着失语的危机。

其中，消费主义思潮就威胁着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一味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自由选择，承载的不仅仅是现代民众居家度日的准则和伦理，它强调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意志在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对民众日常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控制和主宰。

在现时代，消费主义文化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威胁，主要在于潜移默化地诱使我国民众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取向、处世哲学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认同，并不断剥离和解构着我国民众对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面对风险和挑战，如果仅仅一味依赖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屏蔽”思维和“封堵”策略，不仅无助于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凋零。为此，我们必须转换安危理念，建构安全机制，以软实力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创新和发展国家意识形态，使之切入社会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

第二篇：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

一、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道德现象，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方消费主义渐渐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层面，消费主义文化因此而出现。消费主义文化，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指为了使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我国，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会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消费具有典型的符号化特征，大众传媒对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下将从我国电影贺岁片的发展来谈谈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国电影贺岁片走向商业化，这是消费主义文化在电影方面渗透的表现。

（1）电影内容更加符合大众的消费心理，朝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加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更加具有娱乐性。许多贺岁片早期是比较有思想的，因为它们的拍摄是建立在小说基础之上，是对人性和文化的深层反思，但是现在中国电影跟文学越来越远，大众对于贺岁片的文学期待即审美享受逐渐转向愉悦期待，太过文艺思想的东西多数没有市场，因为受众现在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消遣。因此，商业化的电影很符合消费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朝着消费主义狂奔，而商业化的电影正是帮助他们狂奔的轮子和车子。这就是为什么批评家、媒体在批判这类电影的时候，它们照样能够成功，因为符合大众消费心理。刚刚上映的《非诚勿扰2》、《让子弹飞》，受众的褒贬不一，在表面的搞笑和冷幽默的对白之背后，却是与青春、情感和尘世莫大的疏离。而往往反映社会发展主旋律的电影却日日减少。（2）电影表现形式的商业化。宏大的场面、激动人心的音乐、美仑美奂的画面以及靓丽的演员等视觉表象。启用大批中青年明星尤其是港澳演艺界大腕参演，是一种创新，这对于扩大其吸引力、影响力，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变化巨大，从这个角度看，选择对当代青年有影响力的明星大腕参演，就不仅仅是着眼于电影票房号召力，更是长期以来党的宣传文化事业“三贴近”的追求，不失为是一种有效尝试。无论视觉还是听觉表现，贺岁片的编码逐渐走向纯粹供视觉听觉消费的方向，采用现代电影技术，尤其是特技和3D效果，满足受众感官刺激和需要。在市场经济之下，商业大潮的席卷使得电影不折不扣的要为市场的主人受众服务，愉悦价值成为贺岁片不仅是必须而且是首要的考虑对象。（3）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这是消费主义文化在电影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将商品信息的广告融合在影片场景、影片道具、电影台词、主演的生活和使用物品中，给大众留下印象，形成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是生产力，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电影的销售，广告起了主要作用，尤其是植入式广告。在《非2》中主演开的车都是奔驰系列的，还有最淡定的淘宝网广告，随处可见的旅游景区的广告。在《女人不坏》中苹果电脑的广告，《手机》中所使用的摩托罗拉手机的广告。电影中所使用的符合自身情境表达的广告，是在能够满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大众消费者消费意义的需要，实际会对大众的物质生活消费进行诱导。但是过多的使用植入式广告也必然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因为电影创造者要充分尊重大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

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在制造时尚化、标准化的大众文化时，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是互动的，但是作为一种体制和

机构，大众传媒总是更加主动，更有进取心。虽然大众的主动性和自主意识增强，但是大众传媒还是积极逢迎、靠拢或争取广大受众，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诱导和操纵消费者，它们左右着消费观念和消费时尚的方向，传播消费主义文化，建构消费意识形态，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卷入其中，使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消费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

第三篇：改革开放后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合谋

改革开放后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合谋” 消费主义对于女性杂志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杂志中出现日后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时尚杂志，其广告内容以服装、化妆品甚至奢侈品为主；二是影响当时现有的女性杂志或多或少的的向时尚杂志倾向，其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与以往逐步发生变化。

女性杂志中的各类显性以及隐性的广告和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甚至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是共生共长的“合谋”关系，很难说是杂志广告引发了人们心灵中对于消费主义的需求以及成长，还是消费主义为女性时尚杂志创造了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在社会中消费主义逐渐兴起、被接受、被推崇这个庞大的背景下，“女性时尚杂志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消费主义让时尚杂志迅猛发展，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处于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时尚杂志和消费主义文化都能从中获利。”[1]

在前一部分论述到，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女性杂志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市场体制逐步建立、人们生活逐步市场化的过程，社会意识也经历了巨大变化：消费逐渐成为理所当然、对于物品意义的追求逐步大于对于其使用价值的追求、整个社会风气的逐利化、寻求诸多外加式宣示身份地位、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等等。

躁动期——80年代

80年代中国的女性杂志中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主流还是还是家庭化，但是已经出现了消费主义倾向的躁动。

从消费主义在西方的产生以及发展可以看出，消费主义是与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积累、资本增值、市场不断开拓，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的转变为消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造就的“先富起来的人们”是消费主义的主力军，摆脱了计划经济中大锅饭的生活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产生了一批新时代的富人，这个群体主要由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靠非正当生意[2] 张德俊，男性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研究，兰州大学，2009

起家的“暴发户”等人组成，但是这类人大都缺少教育背景，属于资本富足文化缺乏的群体，其消费带有“炫耀式消费”特征。

女性杂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市场化，其中的广告产品内容逐渐向服装、化妆品甚至奢侈品倾斜，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逐渐摆脱改革开放前“又红又专”、劳动妇女等，有着完美无瑕的脸孔、曼妙的身材的女性的广告页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新旧女性杂志上。同时，女性时尚杂志的使得消费从物品本身转移到物品代表的意义，在女性时尚杂志上面刊登的各类广告将人们的欲望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可以说没有女性时尚杂志等相关媒体上面的广告的渲染，在女性中时尚就决不会成为一种公众现象。

但是，80年代的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尚处于躁动期，双方都是心潮澎湃，但是如何更好的结合，媒介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尚有诸多需要磨合之处，这与当时的整体环境不无关系，禁锢了多年的生活突然打开了大门，犹如江河决堤，来势汹汹但混乱躁动，无论是广大被改革开放后各类文化冲击的广大中国女性，还是需要适应以及创造消费主义的女性杂志，都没有形成各自理性的独立的风格。

理性回归——90年代

90年代的女性杂志分类更加细致，受众细分程度也愈加成熟，诸多女性杂志也采取了国际化战略：“《瑞丽》选择了与日本的时尚刊物《主妇刊物》合作版权并以“实用的时尚”为其定位模式，中国纺织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推出时尚期刊《听薇》，隔月出版，引进日本最新期刊技术;《追求》杂志版权页上打上了法国费加罗报刊集团的名字;时尚的《好管家》与美国《Go。dHouseKeeping》合作;《娇点》与《时尚COSMOPOL工 TANGirl》合作，还有互动集团的《青春一族》与美国的《SEVENTEEN))合作，就连1993年创刊的《时尚》也在5年后与美国著名女性杂志《时尚CosMOPOLITAN》进行版权合作”，[1]女性杂志杂志中的产品、广告设计风格、服装搭配化妆风格甚至广告中女性模特的选择都更趋向国际化。

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浪潮中倡导消费主义的主力军由“先富起来的人们”转变为中产阶级，主要包括白领阶层、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专业人士(智力[1] 吴茗，从瑞丽看我国时尚杂志的消费主义倾向，东北师范大学，2007

精英)、新型文化人等群体，他们不但是社会追中的中等收入者，也有用较高的的文化素养和消费品位。中产阶级中的女性群体的消费主义摆脱了“先富起来的人们”的“炫耀式消费”特征，逐渐称为较为理性的消费主义，人们知道自己找寻到了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并不断的憧憬、消费来满足自身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

女性杂志在这个时期“充斥着原汁原味的中产阶级情调，刻意渲染白领阶层品位、生活方式，向读者推销一种身份意识与文化观念，塑造“中产崇拜”的情节，培养白领受众的“中产品位。„„人们消费物品，意图不在其物质性，而在于其所象征的群体地位或者身份，在于购买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获得身份的认同和社会的提升”，从此之后消费不再是仅仅购买商品那么简单，而成为鲍德利亚描述的意义的消费、符号价值的消费。

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得到大幅的发展，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都前所未有的的得到提高，整个中国社会逐渐步入大规模消费或者称为大众消费的社会。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女性杂志的国际化战略，越来越多的人们(首先是中产阶级，其次是城市中年轻的“追星族”、“时髦族”)开始学会与“国际潮流接轨”，女性杂志中越来越多的出现日韩女性甚至是碧眼金发的妙龄美女，广告中的商品开始大量出现外国商品、广告中女性形象设计融入外国设计元素、化妆服装搭配也开始出现国际化倾向。

成熟多元——21世纪以来

可以说进入21世纪，消费主义在中国成为真正的主流，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经受着世界市场的考验，中国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人们的消费，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消费王国，国家对于消费的倡导从暗处转到明处，消费主义成为大众社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70年代末出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完全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的新一代正式步入消费年龄，他们的观念中消费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年轻人率领着中国人正在毫不犹豫地步入一个新的消费时代。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重大改变是互联网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角色，人们接收到的信息量达到空前的巨大，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的信息量和欲望是成[1][1] 王蕾，时尚杂志：文本背后的消费主义，编辑学刊，[J]，2009（06）

正比的，庞大的信息量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欲望；同时庞大的信息量使得人们心中原有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等发生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人形象、生活方式等。人们有了消费的欲望，有了在纷繁中个性化自己的需求，这个事情的女性杂志中的女性形象是多元化的，温柔的贤妻良母、彪悍的野蛮女友、精明的女强人、留着短发的中性女人、袒胸露乳的妖娆女„„她们都以女其相对个性化的形象向人们宣传着她们的商品背后的符号意义，在告诉诉求这种生活方式的女性们“购买它吧，拥有了它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女性时尚杂志出现电子版、网站，其中的广告形式更加多样，有印刷精美的大幅图片、不易察觉的软文、甚至出现在女性杂志电子版的动态广告。所有形式的广告都在倡导商品的符号意义，在这个时代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女性时尚杂志，都会被其中流光溢彩的世界所吸引，在这个世界中形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物对人的包围”。并且包围消费者的商品是以整体的面目出现的，即“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以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的动机。”’[1]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罗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参考文献：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罗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王蕾，时尚杂志：文本背后的消费主义，编辑学刊，[J]，2009（06）

吴茗，从瑞丽看我国时尚杂志的消费主义倾向，[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7

张德俊，男性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 魏红霞，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缘由考究，经济问题探索，[J]，2010（10）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八章加入WT0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创建和传承的物质精神成果。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征。加入WrO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既是资本扩张与增值的经济过程，又是思想文化激荡·与碰撞的政治过程。作为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一，经济全球化在产生经济整合的同时衍生出文化冲突，在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的同时引发民族及地区间的摩擦。加入W10势必加剧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机会，迎接挑战，在批判、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是人类为厂满足自己的欲求和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能力和结果，文化既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表现为内在的精神状态。为了物质上的满足，针对自然界，人类创造了物质文化；为了精神上的满足，针对人类自身，人类创造了精神文化。由于文化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通常对文化作出较为狭义的解释，而特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分为知识型文化和心理型文化两大类。知识型文化往往以相对稳定的形态表现在人们面前，它包括教育、科学、哲学、史学、语言、宗教、文学和艺术等；心理型文化则潜在地蕴涵于人们的风俗习惯之中，它包括民族精神、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等。概而言之，精神文化主要指人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教育、科学、哲学、史学、语言、宗教、文学和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心理定式和行为准则。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亦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就精神文化的现象而言，其内在蕴涵和外在形式极其复杂，它是社会因素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种文化的形成均涉及生物、地理、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对文化特性的形成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惟一的。虽然“经济与文化其他方面的关系要比地理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为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生活的每个·特征都由经济状态所决定。我们看不到经济力量如何决定艺术风：格、礼仪和特殊的宗教信仰的形式。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互为因果”①。文化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它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产物。文化拥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它是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必须直视的历史遗产。我们每一代人都面临着一定的、不容选择的文化环境，同时，我们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继承下来的文化加以改造，抛弃过时的理念，注人新的内容。有鉴于此，众多历史交织的同一社会里，先前文化的某些特征总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后续的文化现象中，民族国家的历史越是悠久，民族文化的积淀就越是深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文化是固化的过去，凝聚着古代思想理论之精华，体现着全部历史活动之表征。文化传统则是动态的现实，并不代表传统文化的全部，而是经过选择和积淀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本身，它是人为实现自身价值和满足自身需要，对所获成果的一种强调，体现出人主体性所特有的能动与创造。作为人特殊劳动过程的一种结果，文化传统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之中，得到了重新筛选和沿传。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的历史活动，文化传统不断获新的生命与活力，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力量与生机。因此，一定的文化总是历史的、时代的、民族的，由民族群体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由民族成员在共同的历史传承中保持、完善和弘扬。它植根于民族群体的土壤，反映民族群体的本质，折射民族群体的特征，维系着民族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独立性、稳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经济政治利益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一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意识形态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是千百年来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心理情感、风俗习惯、交往方式与现代社会中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以政治法律思想为核心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它渗透在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方式之中，既奠基于历史的传统，又受制于现实生活中的统治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源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意识形态的承继与演进，反映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不可割裂性。思想意识独特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惯性，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过去历史时代的思想烙印。在现实小挖掘历史的轨迹，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脉络，以古明今，以史鉴后，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流程，凸显出思想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使一定时期的思想意识具有时代性的同时并蓄了历史的延续性。与此相适应，某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总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物质经济关系，另——方面则往往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物质经济关系的思想观念。民族的从来都是世界的，传统的历来也是时代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表现为民族文化，显示出世界文明的斑斓和多彩；同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差异，显示出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作为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表现，文化同组成社会的民族群体相关，同民族群体的社会变迁相续，这正是文化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就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而言，文化传统是特定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对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导向和整合作用。因此，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不能离开现实社会的物质经济关系，也不能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节。在这甩，历史和现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协调。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无论产生于本土：，还是来源于外在，最终都只有在民族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山口以阐释和升华，方能生根发芽。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小断选择、改造着特定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亦在不断变化着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支撑。价值观是文化传统的核心，个人和群体行为受思想观念的激励，归根结底来源于价值观的支配。作为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精神成果，文化传统通过遗传和继承决定了社会个体的语言、心理、思维等结构，进而决定丁社会群体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并潜移默化地积淀为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心理支撑，发挥着价值导向莉t精神激励的功能。在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中，文化传统以其特有的运行机制通过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定式和价值判断来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此对社会团体的行为准则发生作用，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凝聚和提升。思想观念的历史特质和现实规范往往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这是历史发展的积淀与现实需要的彰显交织的结果。历史特质内含文化传统，构成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内在继承性；行为规范外现时代要求，反映出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时代特征。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心理支撑来源于社会群体对文化传统的认同，这种认同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民族意识，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先在的、作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的肯定和礼拜。任何一个民族、群体、个人，不仅包括了以特定遗传基因为内容的血肉之躯，而且包括了以特定文化遗传为内核的心理积淀。换言之，以一定文化心理为基础的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陶冶，并按照一定的文化准则形成社会的群体行为，作为社会存在思想反映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样的文化定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社会化的强制力除了统治阶级的因素之外，还表现为文化传统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同一种文化传统意味着信仰和遵循这一文化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统治阶级亦不例外。尽管在某些情形下，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可以推崇与文化传统相异的价值观、选择另类的行为方式，然而，无论是推崇还是选择，归根到底仍然要与特定的文化历史传统相结合，与社会成员俗定成规的心理定式相一致。(二)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社会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理论、艺术形式、道德风貌、行为方式、思维取向、风俗习惯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向性或阶级性。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其基石的构建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铺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爱国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维护祖国利益为最高职则，并反映了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模式。爱国主义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普遍推崇的思想情感，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以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团结御侮的不屈精神为特征，为历代中国人所注重和传承。“易之兴也，其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①中国主流文化体系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渗透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生存与发展前途的关注，以及对视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高扬。“君子忧道不忧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③；“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④；“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位卑未敢忘忧国，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Q)。综观中国历史，爱国主义如同一根红线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中华爱国传统的思想基础是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其核心是祖国的利益与尊严，其原则是维护祖国的利益。中华爱国传统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性和进步性，即历史上所形成的、反映历史进步趋势的“祖国利益”才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华爱国传统的形成经历了从感性上升为思想观点、再转变为行为模式，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作为思想观点，中华爱国传统表达了爱国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即为祖国的利益而奋斗的精神风貌，献身祖国的价值取向，以及自觉维护祖国利益与尊严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②，“僵卧孤村不自衰，尚思为国戍轮台”③等诗章就是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中华爱国传统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安全，实现民族间的平等与联合；在群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地方拥护中央，个别民族支持整体民族；在个人与祖国的关系上，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必要时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贡献生命。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是这种行为模式的突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华爱国者们为振兴中华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是千百万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历史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全体中国人通过实践得出的共同结论。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升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当代的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充满实际内容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个基础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了o2．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孕育了中华民族整体为上的思维传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将天、地、人合为一体，把三者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以三者的和谐统一为基础，以不破坏整体协调为特征的传统思维定式。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主要学派道家则在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协调的基础上，追求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引发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心态折射出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墨家的思想亦渗透了“天下尚同”的政治诉求。在文化心理上，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大一统的理性自觉积淀成深层的社会心理。所谓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在治国方略上，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中庸》所宣扬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匕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也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提出要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尊天、事鬼、兼受、非攻等。在价值推崇上，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个体和群体的协调为前提，从而建立起立足于群体运转之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了从整体存在和心理满足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生存的道义，人们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从而培育出一种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的高尚品格。在新的时代，集体主义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它内在地包含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蕴涵着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认知和选择，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与其他一切道德尤其与资本主义道德根本相左，集体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它是衡量个人行为和思想品质的最高标准，也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指导个人行为的最一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了。3．民惟邦本的人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念民惟邦本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早在夏初，人们就已注意到民众是护卫邦国的力量，所谓“众非元后，何戴?元后非众，何以守邦?”①。商周统治者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G)，因而有了“重我民”、“罔又惟民之承”、“视民利用迁”、“施实德于民”③的宣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所创立的“仁学”，其核心内容就是“爱人”，所谓“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④，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成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的民本思想。孔子还主张“泛民众”，要求统治者实行“庶民”、“富民”、“教民”政策。⑥孟子创立的“仁政”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⑦，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民众比国家、君主还要重要的思想。除此之外，先秦诸子几乎都有强调民惟邦本的思想。老子曾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咽。韩非子认为“闻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⑧，“利之所在，民归之”。⑩正因为民众是国家之本，所以“保民而王”，“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山所谓“民者，万世之本”，“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②；“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只有“行仁政”，才能合乎“天意民心”③。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思想家继承了古代民本思想的传统。在康有为所描绘的“至仁至治”、“尽善尽美”的大同世界里Q)，我们仍能看到民惟邦本思想的光辉。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民生主义方面更是直接继承了孔子“爱民”、“利民”和“富民”的主张。在新的时代，民惟邦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亦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给人民以实际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是现代条件下民惟邦本思想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因此，为人民服务始终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民惟邦本的人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念形成了现实的统一。4．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与团结奋斗的时代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⑤的历史传统，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顽强生命力，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完善进取的开拓精神，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风俗习惯与传统美德。它具体包括：顽强拼搏的勇敢精神，努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精神，除旧、革新的意识与观念，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与信念。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来源于孔子所倡导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奠基于孔子所推崇的刚正不网、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所谓“学而不厌”、“为之不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才之将至”。①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③。正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③“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④因此，“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⑤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于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⑥正是这种一予贯之的历史传统，凝聚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不断进取的民族斗志，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团结奋斗、一往无前精神的历史积淀。为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前进的征途不会一帆风顺。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难气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要自强不息，励精图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断攀登事业的新高峰。”山在这个基础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与团结奋斗、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现实的融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的精华，除上述几个重要方面外，还有许多宝贵的思想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抗击强暴、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同甘共苦、团结互助、顾全大局的伦理规范，艰苦朴素、勤劳坚忍的责己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自然观，言行一致、扶弱济贫、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良知品格等。

第五篇：论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

论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

摘要：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安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现在，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一、提高文化自觉，树立文化安全新理念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要的就是从民族和国家政权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维护文化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树立文化安全新理念。

首先，文化安全关系民族兴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文化是人类的DNA，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与意识形态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内容,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文化主导力,就等于失去灵魂,失去赖以凝聚的精神力量。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交锋, 在根本上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对异族文化的排拒、打压乃至消灭。每一个文明的失落几乎都源于其文化的断裂，而中华文明之所以存续五千年也正是因为其文化的传承不绝。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如果被外来文化占领，这个国家就不再具有真正的思想文化独立，这个民族国家便逐渐失去了文化主权。所以，必须及时地和牢固地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提升文化软实力对抵制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对抵制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再次，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实现全方位崛起的必然要求。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曾说过：“没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负(它甚至无须作出强有力的表述)，任何民族都无法立足于伟大国家之列。只有那些国家，具有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发地爆发出不断探索和取胜的、富于自信、敢于竞争和充满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转变成一个明显高出别国一头的实体。”[1]世界文明史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乎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具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亲和力的文化存在,就必须承担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具有的全球文化责任,即不仅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能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最后，提高文化自觉，树立文化安全新理念是提升综合国力的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后，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发重要，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软资源”，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与对外经济战略、军事战略以及国家整体发展意义上的大战略所受关注的程度相比,对外文化战略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消解民族文化，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加强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崛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免疫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建构一种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激励与整合人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集体认同，形成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解释及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促进国家软实力提升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首先，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中枢与灵魂。在当代中国，有多种意识形态成分的存在。在这多种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地位，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与先进性，通过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一种教育和规范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经受着许多新考验。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改革，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形象、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增强它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创造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总之，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不歪曲、不附加、不粉饰、不教条、不误读，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本土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其次，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个能够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有效凝聚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共同理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在当前中国，这个共同理想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出现就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业已成为欧美发展模式之外的另一条值得认真总结的发展之路。中国发展的突出成就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应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开始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为那些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选择。而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统一的价值目标和导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中国在软实力建设中，要运用政府、学界、媒体和民间的资源，加大对我国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以及改革开放成就的宣传，积极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改变我国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被动状态，努力取得国际社会对我们体制的认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心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当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只有热爱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坚守民族文化的根，才能热切参与民族文化安全保护，才能真正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也才能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第四，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引领整合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形成基本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思想道德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出现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善恶混淆、荣辱不分的现象，使道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滑坡的迹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为全体社会成员辨明善恶美丑、分清是非曲直、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准绳，成为引领中国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不能只停留在口号的宣传上，而是要通过全方位的科学的价值观教育，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弘扬中华文化，发展与世界大国相称的文化国力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仍然有限：中国的软实力中给世界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诸如太极拳、中华美食、水墨画、书法、功夫、舞龙等一些文化表层的东西，而在许多领域，中国的软实力表现还相当滞后。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要想实现全方位的崛起，不应该只向世界提供“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还要向世界提供具有吸引力、感化力的“中国创造”的思想、文化、制度、发展的经验、话语体系，能够站在国际公理和道义的基台上为世界的未来起到一种引领者和新秩序的创制建设者的作用，还需要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有自己积极的作为。

第一，变文化资源为文化软实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中国传统文化涵养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 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我们有责任使其世世代代传承、弘扬。在全球化时代，要对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和发展，就要确定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确定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向，明确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实践所要求的文化选择与再造过程中最需要和最急于克服的文化因素是什么。只有根据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最后确定应当继承什么、放弃什么，才能根据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的合理对接，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进步。

第二，开阔胸襟，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明中硕果仅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善于学习不同民族文化的优长。在日益开放的当今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更离不开同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邓小平早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人类不同文化间应当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在相互借鉴和学习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只有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信念和原则，才能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第三，实行必要的文化管制和文化保护。所谓文化管制或文化保护，就是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规范和思想方面的措施, 对文化活动进行调控。文化管制和文化保护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维护文化安全的途径之一。1989年，欧洲议会通过“无国界电视”指令，确保播放欧洲影视作品的时间限度。1992年，欧盟认同法国的“文化例外”概念，并确定了界定“文化例外”的六条标准。1993年，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提出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一样流通。1996年5月，在南非召开的“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上，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代表强调：要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保持全世界各民族的优良传统。“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出台“宣传指引”，要求传媒不播发有关本·拉登的录音录像或讲话稿。文化管制与文化保护虽然不是实现文化安全的治本之策，但是在文化发展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对于维护文化安全却是必须的。

第四，努力实践文化创新。创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倡导并努力实践文化创新，通过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和免疫力，是实现文化安全的根本途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融合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属于当代中华文化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艺术、新国学，全面寻回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自信。其次要不断扬弃、超越经典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文化框架及其文化理念,不断扬弃、超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感性和经验的制约, 建设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稳定性的文化价值系统, 为不同层级的人们提供安生立命之道,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精神系统的保证。第三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学术艺术界积极倡导独立和自由的文化创新境界，广开言路，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鼓励人们在精神文化领域大胆地进行科学探索。第四是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护公民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全新发展，国家文化安全才能获得全面保障。正如赵启正所说：“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有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

四、抵制文化霸权，维护文化安全

文化是一种潜形和无形的软权力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和改变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获取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达到一种“春雨润物细无声”的理想境界。在国际政治中，相较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文化的作用更为持久。

第一，文化立国，实现和平崛起。走“文化立国”之路,圆“文化大国”之梦,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将证明人类能够以理智与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这一千古难题。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要内核乃是博大精深的“和合”与“中庸”思想，这种“中和”内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和外交哲学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 “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乃至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与发展,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思想。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思想告诉世人：中国的崛起,是在不挑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引发国际动荡,甚至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后果，反而会增进国际社会的“公正”、“平等”、“正义”的价值取向。

第二，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文化安全利益。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安全主要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因为面对西方国家单方面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扩张,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文化产品上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甚至其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难以保持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针对文化安全面临的外来威胁,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首先,在文化领域里强化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共同倡导一种更为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在同北方国家的文化对话中为自身文化发展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其次,随时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文化的扩张，争取在文化领域真正建立起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各种文化,尤其是与西方及美国文化的战略对话关系。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机制的建设,通过国际文化规范、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反映中国的文化主张,在维护中国崛起进程中日益增长的文化利益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不同民族间的互信与理解贡献自己的智慧。

第三，用市场激活文化，以文化产业化为契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由内向型朝外向型转变。当今世界，发展文化产业成了繁荣民族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各国对外贸易能力,进而影响各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以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美国，在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英国从1997年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法国和奥地利等都举全国之力做好重大文化产业品牌项目的扶持和经营。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动漫外交”的口号，试图通过亲和力强的文化产品的海外销售，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韩国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文化产业振兴院，制定了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在短期内实现了文化产业从贸易逆差到顺差的飞跃。

从目前来看，我国文化产品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面临着对西方巨大的文化赤字：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图书主要出口到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高达100∶1。针对这种状况,从战略层面制定适时的文化产业化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就是，制定国家文化产业战略，将文化产业体系纳入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国民财富创造新体制之中，形成能够抗衡美国文化及其文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力量，达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同时，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只有中国的文化产品真正走出国门，中国的文化国力才能得以真正壮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才能迅速提升。

第四，增强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大小，是决定文化软实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华文化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的巨大贡献的可能，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居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与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世界影响力相比，中国文化的许多要素还没有建立广泛的世界认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主要局限于自己的周边地区，中国文化的世界贡献还极为有限。这种局面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地位是不相称的,也无助于建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防御别人的文化渗透，中华文化也应该满怀信心地“走出去”。近年来，通过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举办中国文化年、开设中文频道等方式，中华文化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提高文化软实力要突出重点，方法得当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应集中力量，在几个重点问题上下功夫。

第一，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在社会科学方面却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少有称得上创新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思想理念和艺术作品。在当今世界，对任何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都没有“中国学派”的声音，我们的学术前沿就是学习和传播西方的学术话语。正是这样的欠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华实施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个危险“接口”。

面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 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是要大力倡导中国意识,着力构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价值评判尺度。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受制于西方范式。学术概念是西方的, 研究方法是西方的, 评价标准也是西方的, 有的人已经到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地步, 表面上提倡所谓“与国际接轨”, 实际上是没有辨别、没有选择地全面认同西方标准, 从而在客观上全盘否定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学术价值理念, 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成果, 丢失文化建设的主导权。还有一些同志对一些西方首先提出来的范畴和要领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满足于人云亦云，或者赶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弃了的东西奉若至宝，表面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实际意义却不大，甚至还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广义的文化建设, 都应当大力倡导中国意识, 应当着力构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价值评判尺度。其次是要加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警惕敌对势力蓄意的文化渗透。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机制等方面一直存在僵化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僵化，造成了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灌输”，就是不需要研究，或者不允许研究，一提起来，往往显出不屑一顾的姿态。殊不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恰恰是最需要研究的领域，而且应该是各方面研究成果高度集中的体现。只有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才能够真正用代表先进文化的思想，对抗西方反华势力的所谓“话语霸权”。最后，中国要想建立强大的软实力，就要争取价值观思想和概念的定义权，创新和创造新的普世价值，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标准的制定力，全球议程的设置力，新闻报道的框架力，冲破西方对中国的软实力的约束。

第二，加强文史教育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点。历史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无法征服一个民族，但抹去语言和历史的记忆却可以同化一个民族。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文化趋同和文化殖民的挑战，语言和历史成为每一个民族维系其文化独特性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共识。美国、日本、韩国都很重视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培育，提出了对国民进行终身国史教育的计划，而且对新移民进行国史考试，不合格者不能加入其国籍。美国国家图书馆建立了“美国记忆”网站。这是针对国人进行美国历史文化教育的网站，上网的多是美国青少年。相比较于这些国家，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例如，语言是中国悠久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纯洁性关系到民族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期重视普及外语教育，甚至于形成了全民学外语的热潮，但与时同时我们的中文和历史教育却遭到忽视，以至于现在有很多人甚至大学生写出的文章都是错误百出。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历史文化教育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的工作。

第三，提高文化软实力关键是要把青年和党员领导干部作为主要教育对象。青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势力的争夺对象。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孩子有3亿，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肯定的价值认同对于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都至关重要。只有针对青年的特点，开展有效的价值观教育，才能保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领导干部也是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在当今世界深刻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世界格局正向多极化趋势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并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强大，对领导干部总是采取拉拢、腐蚀、渗透等多种形式，以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趁虚而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社会上的消极腐败、违法犯罪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新与旧、美与丑、进步与腐朽各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个别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出现了问题。苏东剧变表明，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果采取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态度，必然为自我垮台创造条件，必然造成民族的分裂和民族凝聚力的分散。可见，领导干部的价值观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加强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观教育时不我待。

第四，改革和创新方式方法是提升文化宣传和教育的有效手段。对人们进行历史文化、政治价值乃至意识形态的教育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必不可少的，然而教育的模式却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传统的教育，往往是拿一种既定的知识或观念对接受者进行由外向内的注入，而较少顾及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然而，随着教育对象自主性、独立性的不断增强，传统的以“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表现出诸多不适，还可能带来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方式不应该是填鸭和灌输的，而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不应该是枯燥的，而应该是寓教于乐的;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应该是富有启发性的;不应该是运动式的，而是要贯穿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教育才能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够形成切实的文化软实力。

第五，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增强文化传播效果。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加速了思想、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进程。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因为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拥有先进的因特网、卫星电视等传播技术和手段，正在竭力拓展世界思想文化市场，控制思想文化资源，把建立文化霸权作为谋求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这一挑战，我们一是要守住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新闻媒体的思想文化阵地，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进攻，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和反对强权政治宣传的力度，以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二是要加大信息产业的投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机技术和中文信息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使因特网上有更多的中华民族文化信息资源，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三是要以开拓进入美、欧主流社会的阵地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稳定地进入西方各种媒体，特别是影响大的媒体，逐渐增加我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同时打破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垄断。四是与时俱进地改进我国的外宣工作，加快战略、话语和技巧创新。

总之，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所言：“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影响。”

注释：

[1]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