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高薪`养廉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

在书中的这些人，好像身上都带着枷锁，像一个个被固化的灵魂，不知疲倦地想冲破牢笼。最后的结果，都是郁郁而终。其实处于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巨大的漩涡之中，挣扎不开，逃离不了。那个旋涡叫道德。但是今天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秘“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是道德。”最大枷锁的所有者，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墓，在明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万历也是其中一位。但不同的是，万历帝的陵墓开始修建的时候，他还不足二十岁。“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天。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它当做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这才是他真正可悲之处。“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人称为神显宗皇帝，而几百年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而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

这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他算是整个文官之中的一股清流，但消失太快。想想三百年后的中国，其实三百年后的中国所承受的苦难，从这里都可以看见。

书中的李贽，是个不拘于世俗的思想家。他的《焚书》《藏书》惊世骇俗，他本人也同样让人后人褒贬不一。他入了佛门，却不守僧规戒律。仿佛这时间没有一条世俗的看法可以阻止他思索人生的真谛。可他本人又是极悲观的一个人。他关于中央集权的想法十分先进，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从这一个小小的观点来看，当时明朝与英国还是可以比上一比的。但是仅存一点点的思想也在官府的压制下消亡了。李贽的行为让我心生厌恶，也不愿在他身上多费笔墨。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而我对这本书倾注的心血和严谨的历史态度，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

最近读得最好的一本历史书。之前对明史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个朝代好像真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时期。但是没想到，万历十五年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真的很有意思。

作者查阅了打量的史料，把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点给放大，有血有肉的重现了历史，没有史学家陈腐的史料和数据堆砌，却有很多人物故事和言语的记录，而且没有脸谱化的夸张，表现了多样的'人物性格。

作者分别选出了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统治者万历皇帝，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虚位元首，张居正，申时行是政治和经济的代表；戚继光是军事的代表，李贽是文化的代表。

通过对他们描写，以小现大，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行了一次宏观的总结。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

最近了研读了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我认为这本书与以往和历史有关的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历史书籍都是较为单调、乏味，绝大多数历史书都是以一种格式与模式进行撰写的，而本书的作者却将历史描绘得如此生动有趣，将历史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让读书对书中的历史故事充满了向往。

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作为故事的时间轴，叙述了在这个时期中的几个历史知名人物，他们分别是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官员海瑞与将领戚继光，最后一个则是哲学家李赘。虽然万历十五年从表面上来看，只不过是十分平凡的一年，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平静的外表之下大明朝早就已经是千疮百孔，因此这些人物的结局，最终也将是注定悲剧。

这些历史人物各自具备自身的优势与特点，他们都希望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从而改变大明王朝的现状，将明朝从衰败的边缘来出。可是结果如同读者所预料的那样，万历十五年注定是充满失败的历史，多数改革者都落得了锒铛入狱的下场，甚至有些人还因此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首辅张居正任劳任怨，费尽心力想要推动改革，申时行的中庸之道，呕心沥血试图为明皇朝构建一个和谐的时代，海瑞则是秉奉守儒家学说，意图维持大明王朝的生态平衡，戚继光忧国忧民，将抗倭当成了毕生的使命与职责，李赘高风亮节，想要打破僵持的局面。可是最后这些人的结局都是失败的，即便万历皇帝，也没能幸免于难，即便是皇室的事情，也会受到大臣们的左右，他最终在身处的位置上也感到了心灰意冷。庞大的明帝国没落于腐朽的制度，独裁统治缺乏有力监督。政府机构齐全，官员为独裁统治阶级服务，服务统治阶级的同时，也在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胃口；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改而不革，做到的只是对对人事稍稍改动，最终的局面根本不能够满足时代的发展，庸碌的官僚互相之间只是做到抱团取暖，从而抵制了大明王朝的发展。海瑞统治阶级树立的活神仙，任凭海瑞操作，最终落一个清官的名声。农耕社会，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军事制度已成欺压百姓的工具，军事力量不足维护帝国运行。文化思想也拘泥于宋明理学，意识形态建设仍靠四书道德来约束。

在书中我体会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不容易，尤其是对于那些心怀抱负却最终无可奈何的人，更是悲痛欲绝，即便是身为首辅的张居正，也是同样充满艰辛与波折。万历皇帝即位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孩童，张居正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帮助皇帝治理好日常事务，还需要对年幼的万历皇帝进行悉心的教导，可谓是鞠躬尽瘁为大明王朝呕心沥血，付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的时光。并且张居正在改革方面，也同样是采取了极大的力度，他希望通过改革，可以让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可是结果并没有张居正所设想的'那样，虽说明王朝重新得到了生机的注入，但因为张居正身居高位，一个人拥有着巨大的权利，所以一些遗留的问题也让朝中的其他一些大臣加以利用，找出了大量能够反驳张居正的铁证，皇帝在看到这些证据证据以后勃然大怒，即刻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抄家，张居正一辈子为大明王朝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结果却在死后换来了如此沉痛的后果。张居正的家人死的死伤的伤，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而那些当年跟随张居正的官员，也基本上是受到了革职的处分。然而明王朝的种种举措，又让已有好转的情形再次陷入衰败之中。

像大明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法律法规的原则所限制，而大明律历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大明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为了维护传统，即便是不择手段做出一些违背自我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所以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位以及朝中大小的文物百官，还是大明王朝统治之下的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都无法逃脱制度的束缚，最终只能成为一件牺牲品。在这样以德替法的制度之下，无论是身处何种位置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因此皇帝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将这至高无上的皇权传递下去，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关注程度可谓是少之又少。

在这样以道德来替代法制的政治制度之下，没有法律的约束官僚只顾吃喝玩乐，全然不会为朝廷做出应有的付出与贡献，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同样也不愿意为大明王朝效力，这样做恐怕最终还会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局面，在外来入侵者的干扰之下，以及大小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广大百姓不出力的情形之下，明王朝只能朝着衰败走去，没落腐朽的社会制度，明王朝最终只能坐以待毙，等着闯王、张献忠、努尔哈赤等王朝的侵略者叩关而入，等着他们来拨皮抽筋。所以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并不在于庙堂之上的大臣与君王，而是在于细致入微全天下的民众，倘若天下归心，人人都愿意为大明王朝效力，那么一个王朝的延续才具备更大的可能。作为后世之人，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从历史从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镜子、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9

历史长河之中，有时平静，有时会泛起些许波纹，有时惊涛骇浪。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这一年，对中国历史来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万历，朱明王朝第13位皇帝，在位48年，也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他极其精通礼法，最初，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辅佐下，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兴旺局面。

但是，这一年，拉开了明朝衰败的序幕。

张居正，两种官员的代表。一方面，他辅佐幼帝，治国有方，提拔了戚继、谭纶等忠臣，实行赋税改革和田地改革，为抵御外患、充盈国库做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生活奢侈却口称节俭，让自己的大伴冯保担任东厂要职，由此可以除去自己的眼中钉……诸如此类。也因此得罪了文官集团，落得个抄家的下场。

张居正啊，你究竟是为国忠臣还是败国伪臣？

自张居正死后，又一任首辅大学士，申时行。他和张居正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极为重视礼法和教导皇帝。

张居正在时，将隆庆帝荒废的早朝重新恢复，申时行则用多次经筵象征皇恩浩大；张居正生前是万历的恩师，而申时行虽不是皇帝的蒙师，却是任课最多的那一位。

其实，这两任首辅对待政务百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张居正因为是小皇帝的教师而权倾朝野，严对百官，那么申时行则是为了辅佐皇帝，联合百官，必须拿出自己的诚意，宁可被批评为牺牲原则也要调解百官。申时行更是看透了问题而设立文官，影响文官。然而，皇帝的懈怠和文官集团的利益冲突使他“万历之治”的想法最终破灭。万历十五年，正好是申时行八年首辅生涯的中间点，他用尽全力也无可挽回。

申时行啊，你是如此的可悲可叹啊！

二位首辅在时，明朝曾有过许多贤臣良将，海瑞、李贽、戚继光……

海瑞，大众心中的英雄，百官的眼中钉。他自身杜绝了原始武断的判刑方法，尽最大可能做出公正的判断。他一生节俭忠孝，坚持人有所用，用之得当，是少有的公正忠臣。

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学家。他反对朱理学，反对禁锢思想的封建礼教，追求自由。但他既不愿被禁锢，时代也不可能让他完全抛弃孔子的仁，从个人出发形成自己的理论。这让他的思想已成为神秘。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他南下抗倭，北上破蒙，立下汗马功劳。他训练了纪律严明的戚家军，编制了鸳鸯阵，把本来颓废的明军拉向一个高峰。

而后，海瑞在沉沉浮浮中死去，李贽在剃发为僧，落下监狱后自刎而死，戚继光则在疾病交迫中孤独的'死去……

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强而有力的人一个个倒下？

是万历皇帝吗？不尽然，皇帝为所欲为的时代早被伊尹破碎，朱明朝的重文轻武使文武牵制断裂，文官集团的形成让皇帝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傀儡，从而导致了万历近30年不上朝，毕竟象征性的傀儡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是文官集团吗？也不是，为何文官集团会如此负国？这还要从整个中国文化历史说起，从汉开始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被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中，至明朝，仍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反而更加死板迂腐，这种思想孕育下的社会和官员的私心使得整个明朝如一潭死水，灭亡是必然。而万历十五年开始的皇帝罢朝就是明朝毁灭的一个预兆。

同时期的欧洲正在解放思想，英西海战也已打响。思想，真是社会发展的大前提。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使我们重视历史，万事皆有因果，历史则是一切因的来源。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的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1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不见风雨飘摇，也触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隐隐发痛的“慢性病”，让人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阴的懒懒流逝。黄仁宇先生用历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巨匠的情怀，带领我们凝神此刻的中国， 在时间的温暖里，切开一个断面，揭开曾经的故事。作者截取了从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员、军事将领、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来组成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群像，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明代中国所谓僵化的、保守的官僚体制与落后的、混乱的、零碎的税收管理体系，并以极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刻画了为实现治平抱负而在体制中抗争与灵活变通的人物。为我们摹画出明代建国初始的小农思想与顶层设计，即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的清晰图景。

贯穿《万历十五年》整部书的一个思想主线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术、组织与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数目字管理化并没有在明代中国发生，而与此同时的西方正处于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关口。作者一方面是在为中国错失这样的良机而继续沿用传统的老体制不思进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而诊断病因。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沉疴痼疾就在于以道德、礼义代法律、以道德代技术的传统思维，而这两项是儒家思想规训下的文官集团的铁律。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在维护祖宗成宪、先圣经训、仁义道德的名义下坚守着他们所认定的“政治正确”，而这背后渗透了多少个人利益的考量与权衡，则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现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团裹挟与道德绑架的皇帝看起来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其所谓的专制权力并没有流俗理解的那样绝对独裁与不受限制。甚至于万历皇帝无奈地选择“罢工”来消极地回应，与整个文官集团作对。无怪乎，明代文官集团会推出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会涌现像崇祯这样试图重振朝纲、大权独揽的强势皇帝。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最终衰败从一开始明太祖建国所定的基调就被决定了。

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上，明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规训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术专家与法律思维。而这是与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技术与制度的理性化、科层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能够产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是明代从最初建国就定下的基调。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选取的极端典型就是被他戏称为“古怪官员模范”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极缺乏人情味的严厉法律思维却又推行极为重视人情味的人伦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义的价值推行到极致，以至于到了违背实情、不顾事理的地步。他所关切的并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伦的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否能符合圣人所认定的“正确”。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现出极为重视规则、不顾人情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的一面。不懂得变通与灵活性，对于儒家极为重视的经权问题并没有深刻的领悟。这就决定，海瑞只能作为一个官员楷模的道德典范被朝廷树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却是一帮深谙权术、懂得现实政治运行法则的更为务实的官僚(循吏)。作者认为，凭借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个人道德自觉，加之具体处理这些诉讼时的过于自信、自用，而没有任何周密的规章程序以及处理诉讼的专门机构，海瑞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国的.“铁笼”中，也有极个别以一己之力来冲击整个腐朽体制、试图改变保守落后的局面而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施展平生的报复、实现抗倭的大业，深谙现实政治的戚继光知道必须先获得权位，而他选择了一条捷径：直接攀附当时的权臣张居正，通过送名贵礼物获得后者的赏识与欢心。而张居正也是慧眼识英才，重用了戚继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业。然而，戚继光以一介武夫来试图革新军事体制与设备的努力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像戚继光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卓越军事将领想要提倡新的军事技术、极端军事效率的改革尝试必然失败，因为这打破了整个文官集团所维系的平衡，是与文官集团所要维护的轨道是相冲突的。“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技术、效率总要让位于文人治国与稳定性的考量。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他看齐，造成了整个行政的低效。

在税收和财政管理的体制上，明代中国显然缺乏精细的数目字化管理，并且体现了浓厚的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思维，以及对工商业的严重抑制。作者以来往官员的旅费这个事例说明财政管理的碎片化与自给化程度，根本没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杆子插到底的管理体制。按照明律，这笔费用由各大户分摊，根据固定的数字来征收，这样就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就连军队的军饷都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的五千个纳税人把它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军士家里。实际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制度的批评把矛头对准了儒家思想与文官集团对技术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国的思想。所谓“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铸造了传统文官集团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维上极力排斥与抵制“专家治国”式技术主义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国家。因此，这种政治体制设计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导，而是以稳定、遵守惯例或成宪为首要宗旨。

然而，作者的视野还是有非常强烈与明显的韦伯理性化理想类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明显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场上反观与评判中国。他更多地只是诊断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与政治教化模式的问题，而忽视了这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延续并成功占据中国人心灵的优点。历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时期的西方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并没有比明朝精确化与高明到哪里去。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征的描述与定义，比如分工的专业化、名实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级化等标准，中国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虽然它远非近代西方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模式。若是从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眼光看来看待明代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传教士们经过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后都惊呼中国已经实现了哲人王治国，他们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儒家士大夫担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赞赏与仰慕的，并积极地向西方推介。这是因为，“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铸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中国人的政治是培养精通儒家经典的、有深厚人文教养的德才兼备的通才而非技术性专家来教民、化民，这是中国政治的逻辑，它所着力的是安顿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业。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从源头起就是一种连续性文明，生产的发展、血缘被地缘取代以至于国家的产生都是由于政治的程序来完成的，而西方则是一种断裂性文明，生产的发展是依靠技术、贸易的突破性提高导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条向外索取与扩张的技术革新、航海发现、海外贸易的路线。

黄仁宇先生的笔墨，让我们看到静静潜伏于历史穴罅中的明朝，怎样呻呤着属于它的孤寂。也让我们聆听到作者抒情的挽歌中充满遗恨的沉重叹息。历史，是这样势不可挡地客观前行。只有学会在细节中窥视真相，懂得顺势而为，方可不溺于历史长河而延绵不息。站在40多年后反观《万历十五年》，我们更应清楚我们文明与道路的来龙去脉，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重新反思我们的独特性，以及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自觉坚守与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2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3

曾经耐着极大的性子把明朝那些事一本一本的看完了，结果对历史一点也不敏感的我也只是记住了几个常见的历史名人和他们的一些故事

不久前突然兴起，想在复习考试之余看些杂书，权当放松罢了，于是又去图书馆借了这本已经有些泛黄的万历十五年。

整本书读完让我感触最多的有2点，一个是作者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观点，另外就是书中对每一位人物的评价。

先说说大历史观吧，它聚焦的不是一个时代的贤愚得失，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帝王能力是否出众，一位女子是否为红颜祸水并不会撼动历史发展的程序，我们应该拉开视野，去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贡献，这样更有利于观察出我们古国社会的形态和构造。

接着是书中每个人物的描写，毫无疑问，如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等人，乃是一代英杰，但因为各自性格的差异，因为时代对各自的局限不同，导致了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万历变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不断的遏制他的创造力，最后无心开朝，他是时代的牺牲品；张居正因为仅凭个人的喜好厌恶就决定百官的升降，无视文官的尊严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最后惹众怒，落得了死后被清家的.下场。我最佩服的可能还是申时行，他能洞察皇帝的想法，站在居中人的位置上一边调和文官与皇帝的矛盾，一边又让二者之间互不感觉难受，可以说是一个官场的老滑头，自保。

所以我觉得吧，人还是要适应时代，当然是处在社会上才是如此，在学校还是有多真就多真吧，所谓的情商，在学校这样的学习之地确实不该蔓延，因为我觉得所谓情商在学校更多的是一种“虚假的意思表示”

但是又会有多少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呢，更多的只是说一句“哼，现在不学，出到社会就晚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4

《万历十五年》经过六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以讲故事的方式，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平平淡淡”的年份。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年仅23岁的万历皇帝执政的第，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调剂折衷”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当年，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1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吞并各部始定国政、女真部族崛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准备开征英国。

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系，但抛开历史的线性发展，切开历史的横截面进行比较，这些事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作者看来，这“平平淡淡”的一年恰是历史的重点。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喜欢把自我代入到每一个主角中，抛开作为之后人的客观和理性，仅仅从“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做”这个角度来思考，结果十分惊人，大多数情景下“我”都无法做出第二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抽身。举个例子，万历皇帝最出名的事情莫过于“三十年不上朝”，身为一个皇帝，这的确很失职，但当你了解到年轻时的万历也有过一腔热血，想要励精图治、治理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的权力被官宦集团用道德礼仪完全约束，批奏折本只需要画红圈走个流程，甚至连选妃、立太子都不能自我做主，皇帝只是“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帝国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个时候就能够知晓万历皇帝消极怠政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认为万历皇帝一无是处。

读历史类书籍的关键点在于，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在一个道德大于法制的社会里，人人重礼仪而轻实际，社会氛围虚伪矫饰，政治生态上下愚弄，人情之间黑色交易，规则与潜规则抵牾较量，而历史的惰性和惯性又让这些“癌症”延续至今。

身为一名国企员工，以个人愚见，国企归根到底仍旧是企业，当以效益为先，但我们的确有极小部分同志已然忘记了这一点，组小型团体，玩政治游戏，搞形式主义，路越走越歪。没有哪份工作是铁饭碗，公务员都已经试行合同聘任制，国企员工又岂能混日子玩心思，当你没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时候，面临的结果也只会是被淘汰出局。

努力工作，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效益高，反过来也会体此刻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很多人把这件事搞反了，认为企业没有给到相应的福利待遇，就不认真对待工作。但需要明白的是，公司是一个平台，个人需要平台来体现价值，平台离开某一个人并不会有太多影响，请时刻认清自我的定位。

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坚定意识，端正态度，加强思想工作建设；身为国企员工，应当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完成分内之事；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志存高远，不断学习，适应企业发展脚步。工作，不仅仅是为企业工作，更是为自我工作，此刻走的每一步都会在个人履历上刻下浓厚一笔，期望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自我的履历，充满自信，不存遗憾。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5

第一部分：作者小传

民国七年，湖南长沙。此时此地出生的黄仁宇，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传奇人物。生于潭州，求学天津，适逢华北告急。国难当头，电机工程专业的他技术报国之壮志未酬，一腔热血之下投笔从戎，辗转八年，随国军将对日战线从大陆推至印缅。

密支那一役，雨林之中他血战负伤，受颁一等军功章。及内战之时，未来的大师已经在美利坚学习军事了。然，世纪中叶风云际会，时代不允许一位“中国的拿破仑”的出现，怀揣钢铁雄心的黄仁宇就此心灰意冷卸甲还家。

一生坎坷，几经周折，无奈之下他留美钻研历史，其独到的“不能简单以道德评价一切，亦要以技术论史”的大历史观亦在一番煎熬中产生了。如此，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位以睿智开拓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第二部分：书评

《万历十五年》写一年之事, 窥一个朝代, 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 解剖了晚明帝国衰落之由，意在说明 16 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 也就是尚未与世界冲突的侧面形态。

—— 作者自序

明史，历来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本书作者以明代财政史为学术源头，以“大历史观”为研究基点，将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在几位人物身上的历史事件展开来，深入地研究了这些历史深处的细枝末节与历史上的大事件之间的关联，独到地从技术层面看待历史，从制度层面解释历史。这种以小见大，化虚为实的历史研究方法，无疑为后世对历史的量化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于作者的观点

“所以商业性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 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

——本书后记

如读者所见，本书以全文七个章节的篇幅介绍了万历朝中的几位历史人物。从“活着的祖宗”万历皇帝、“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在本书中皆有出场。

由此看来，《万历十五年》的内容涉及了诸多领域，牵扯到历史的方方面面，但是在我看来，本书的核心部分在于阐述儒家哲学在明帝国各个角落的运行状态，且更进一步的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我认为，作者对于这些观点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逻辑严密的论证。

作者的论证角度

政府——在前三章中论述。伦理替代法律，轻视科学技术。

明代政府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明朝以传统道德代替法制的症结所在,就是文官集团的过于庞大冗繁,处于绝对地位。在明朝,这一庞大的体系变成了天下独大的整体,国家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经过文官集团用传统道德加以粉饰,最后往往归结于美学或神学问题,再也不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或社会问题。”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保障及足够的技术支持，明代的文官集团依靠文牍行政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帝国内外频繁发生的各类事件。

作者从“政府中技术人员的高度缺乏和选拔渠道的阻塞，降低了政府在法律、工程、军事等专业领域的行政效率。”这个角度，论述了缺乏技术与制度保障下国家机器的低效与复杂，论证了作者提出的“技术强国论”。

军事——在戚继光的章节里论述。军队受儒家思想制约，现代化程度低。

洪武帝朱元璋说过:“吾养兵百万 , 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施军屯制度的明朝正规军实际上成了一个自己自足的武装集团，与其时西欧的军队职业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斗力更加难以保障。（本书第146页）

同样由洪武帝下旨实行的军官和士兵的世兵制（军户制度）,必然使这支军队老少搀杂。明代军官一般15岁可以袭职,60岁退役。袭职军官尽管经过考试,但经验不足,未经战阵,既难以带好部队 ,也不擅于带兵打仗。（本书第145页）这相对于前朝募兵制的实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儒家保守思想影响下技术的倒退。

就拿万历朝名将戚继光来说，“他的部队从来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本书第154页）明朝军队拥有数量庞大的兵员，但与其相配的后勤保障体系却混乱薄弱的可笑，出于孔孟之道中的政治组织一元化的思想，中央政府不能容许军队拥有独立的严密组织，明军在军需保障方面的制度（依赖各府县的分散供给）是与国防近代化背道而驰的。

在偏技术性的军事组织方面，作者通过讨论明代军事体制与近代化军事体制之间的明显差异，论述了技术和组织在军队乃至整个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的感想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从万历一朝中的小事件着力，一步步地展开了这幅晚明的历史图景，通过事件之间严谨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身上解读出技术与道德在中国古代的冲突和妥协，实是精彩，

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 即中国这样的社会, 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 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中国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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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