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推荐5篇）

第一篇：浅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浅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正确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本文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出发，论证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以及在经历挫折和曲折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

关键词：社会 发展 道路 改革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中的这段讲话，强调了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理解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开放3O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成功的，中国的道路选择是对的。

一、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就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清楚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深刻理解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极大帮助的。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911年辛亥革

命以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民族和国家发展做出过努力，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改良派也进行过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社会改良，但结果都没有取得成功。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贫困问题没有解决，面对资本主义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翻是必然的。但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对外还是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对内还是没有解决民生问题，人民还是生活在贫穷当中。中国社会必须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封建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的道路也走不通，只能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证明，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它解决了中国的独立和民生问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发展。

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存在几个误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是失败的，选择社会主义是幼稚的。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教条的，没有看到世界的统一本质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在发展定义上的重新选择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封建主义回头路是不行的，资本主义走不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越过经济的发展阶段，走更高的阶段，这是中围发展道路上的空想。虽然我们在制度上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但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立的根本，现在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因此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内部矛盾运动的内部出发，从中国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出发，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二、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唯物史观

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分析当代中国的走向，要用全球性视野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则，坚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二)要坚持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

从历史发展的演变，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从中国和世

界的关系，对立统一关系，以及从中同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都要坚持辩证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中国很多原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温饱问题。中国最重要的温饱问题，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带领全国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并且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通过新中围成立60多年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几经挫折和曲折，但是实践证明人民逐渐富裕了，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科技、文化、教育正在蓬勃的发展。坚持辩证法的核心应当是坚持矛盾分析法，现实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理论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中国社会存在矛盾，任何社会都存在矛盾，并且以后还会有矛盾。对矛盾的解决，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坚持辩证法就是要坚持总体性、开放性、系统性、结构性，并将其运用于分析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同时，还要坚持比较分析法，将中国与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通过科学的比较，来证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三、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要不断改革发展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有扬弃和抛弃，有在扬弃和抛弃中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因此说这条道路是变化发展的，是不断完善的，是开放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模式，人们实践自身解放、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一种模式选择，这种发展模式应当根据人类社会的实践发展，根据世界形势发展。邓小平曾说过：“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特别是2O世纪以来，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20世纪7O年代末在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就结合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发展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没有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和谐发展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应当是变化的，从变化中保持着基本制的丰富性、多样性、生命活力，变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的。如果说从根本制上改变成了私有制，那也不是社会主义了。

中国在今天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要赋予市场经济的活力，赋予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观念必须进行调整。中国在今天要避免市场经济的过度化，要避免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和正义的矛盾，要避免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个背景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从它的现实需要来看，是从现实角度出发谋求代价最小来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在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最初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科学发展阶段是谋求代价最小的转型阶段。从1956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到今天，我们的任务目标在不断调整，我们的发展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发展的价值指向应该是不变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肯定和发展。但随着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进行改革发展。

第二篇：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教案)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专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6学时）

教学目的、要求

本专题是根据第一章的教学内容所做出的延伸，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面临民族危亡之时为救亡图存所做出的选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近17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经历了重重的坎坷、曲折，希望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明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而坚定这一信念。

教学重点、难点

在近170年的历程中，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会遇到如此多的坎坷？

教学方法

历史文献法、讨论法、多媒体演绎法等

思考题

1、中国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背景

2、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

3、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4、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5、中国为什么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进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主要教学内容

前言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1912年—1949年10月）

三、第三阶段：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

四、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9年至今）总结

详细教案

前言

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最大任务，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日新月异的步伐向前迈进，令世界瞩目。但亦因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人困惑，有人迷惘。如何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顺利而稳健地向前发展，如何使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更加坚信不移？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明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70年的时间。在这170年中，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经历的历史事实，我们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

（一）1840年前的中国

当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之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从暗潮涌动到形成澎湃之势，并开始向东方潜流，这时的中国，已在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缓慢地发展了两千年，虽然传统的社会形态依然保持着，但是其内部构成和对外交往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和商人群体已有一定的扩展、商业资本已有一定的积累等，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触的因素，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适应因素。

举例：广州十三行

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了康熙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了台湾岛之后，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

波等设立海关，也就是允许外商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开海政策满足了沿海居民长久以来出海谋生的愿望，海洋贸易盛况空前。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又逢强大的商机，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已变得势不可档。此后，这片海面就不再平静。

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外贸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广东官府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解决办法。

长期的海禁，不但没有遏止广东沿海的外贸传统，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竟然使官府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当时，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广州的珠江边也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个商贸旺地。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船队。当时，来华商船回程获利高达200%以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就意味着财富。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幕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从垄断外贸中崛起的商人群体，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近代历史上我们读到的很多历史名词都与它有关，“闭关锁国”，“一口通商”，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从1727年到1840年，它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而十三行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笔，当时外商的活动基本都在十三行。

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5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鼎盛时商行多达几十家，那时，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人潮熙熙

攘攘，一包包的绫罗绸缎、茶叶、瓷器堆积如山。来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国、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十三行因而也获得大量的财富，使得当时的西关地区成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区。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广州在中西方贸易中的地位的确立与提高，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然地理的优势。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西方商人的商路开发正由南洋而来，这就使它具有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交往便利。二是清政府的政策。1757年，由于清政府对英商在宁波的贸易发展心存疑虑，认为宁波为内地海疆，如果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所以禁止洋船进入浙江海口。这一政策最后演变为广州独口通商，从而使广州的外贸地位更为显要。

在广州，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是粤海关，但具体经理外贸业务则委托“十三行”。“十三行”是明代以来广州民间商行的通称。1757年以后，广州独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也就成了全国惟一的外贸进出口机构。清政府赋予“十三行”专营进出口的外贸特权，“十三行”则负责向粤海关缴纳进出口货税，并且负责担保外商在广州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十三行”向清政府承包了外贸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外资事务。这种由官方许可、实际上起着官商作用的行商垄断贸易，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时期，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实行“五口通商”，广东“十三行”行商的外贸垄断特权才被取消。

行商垄断外贸的直接结果，是培植和造就了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在16世纪中后期，全国最大的商人集团要数徽商，但19世纪上叶，广东向商无疑成了最大的商人集团，后者通过与清政府的结合而获得外贸垄断，已经积累起了亿万巨资。行商垄断外贸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广州成了全国商品进出口的总汇，既直接地刺激了广东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它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为广东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同时，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并非禁止东南沿海地区同东洋与南洋诸国的民间贸易，并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商民随贸易而纷纷迁往南洋诸国定居谋生的高潮。这种民间的外贸活动以及华侨在南洋的商业、手工业和种植业经营，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些民间资本以及广东的行商资本和历史悠久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宁绍商人等，又面临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也成了近代民族资本的直接渊源。

（二）1840年—1895年

1、错失的黄金二十年（1840年—1860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商抚夷”的主张。

2、洋务运动（1860年—1895年）——器物的现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洋务运动的那些主导者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洋务运动从不自觉地走出第一步时起，就开始了“退不回去”的现代化过程。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防务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采矿业或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同时，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由于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

举例1——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海军造）：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也最长。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皆视为骇人听闻之论。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1884年，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成立了“海军衙门”，自此出现了中国铁路海军造的怪局。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

之流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

举例2——中国电报：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举例3——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

日本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甲午战败，其实是制度的腐败，当时北洋舰队的舰只吨数排亚洲第一，但缺经费，长年得不到维修，慈禧用海军经费修园，颐和园的立项是海军学校立项。甲午战争后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三）制度的现代化（1895年—1901年）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一起，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戊戌变法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维新六君子，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

总结改革派势力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变法人士采取了激进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于是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僵化和封闭，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祖宗之法不可行，鬼子之法可行吗？”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了根绝隐患，慈禧和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绮及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启秀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史称“己亥立储”。但是，他们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加痛恨洋人。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许多官员宣扬的义和团“神功”是否真实，便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实际上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此时反对义和团颇有些犯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颠倒黑白完全谎报，于是在报告中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持，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

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

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1900年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四）清末新政（1901年—1911年）

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

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只进行了3个月，而清末新政却进行了整整11年。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筹备立宪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

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1904年日俄战争，第一次有了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由此可见，中国屡战屡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因此立宪开始风生水起。

同时还有一批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1906年9月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举国欢庆。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

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众叛亲离，最终垮台。“革命是清政府逼出来的”。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30年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7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造成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1912年—1949年10月）

第三篇：中国政治社会发展

中国政治社会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但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那年开始，中国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的迈进。社会在政治体系的推动下不断的发展，各大一线城市在响应“先让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大力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建设，从而也更快的推动了中国社会大体的发展。社会也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也进入了更深层次，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深度层面，与国际的发达国家互相制衡。

一．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承上启下的关键期。

今明两年，中国在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仍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经济体制自身的矛盾会进一步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改革将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将推进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投融资体制改革、分配体制、民间投资、信用体系建设。

二．进入全球化的深度关联层。

随着中国的发展迅速，全球对中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也随之增长。国际贸易，连同大幅度增长的资金流动、跨国企业扩展，以及科技转变，都与新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样的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蹦向小康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

三．发展模式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体系也将随着政策的改变而转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日趋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突出，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另外一个国际形势是，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将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波动，中国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应对来自世界经济的各大冲击，包自身更救他国。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样也大大的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减缓了经济危机给他国的冲击。

从上我们得知自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步伐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开拓创新，与全球的经济发展联系越发密切，从进入WTO组织、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到建立国际性的运输枢纽站，这些种种的迹象都将你加快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所期望的目标也将不再遥远。中国的政治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我国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质上应该属于议会共和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更为凌厉精致，更快更好的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脚步。

第四篇：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城市化就两点，一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职业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这是从人口上说的；第二个是土地的非农业化，即土地由原来的农业用地变为二产和三产用地。城市化进程指的是原本不属于城市范畴的地域(比如农村),通过改革和其他措施,在产业结构上由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农业),逐步转向依靠第二(工业),第三产业,同时社会文化,服务水平接近城市标准的一个过程.城市化水平指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城市化水平的整体评价体系应包括下列要素：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实际包括非农业人口、居住城区的农业人口和流动人口）；适龄人口入中学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长度；城市用自来水普及率；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二、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预期： 在2005年中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6%。虽然在2008达到了45.68%的水平，但我们农村还有7.2亿农村人口。将来，根据有关专家的推算，中国将来的人口峰值是达到15亿，达到高峰以后人口就开始逐步递减了，就在人口高峰15亿的时候，即使中国的人口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按照65%的城市化来算，那个时候农村还有5.25亿人口，就是2500百万人口，但是这种大趋势是清楚的，现代化体现在城市化，使全体农村都能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虽然将来中国还会有农业人口，并且还会有村庄的方式来生活，但那个时候通过发展和建设，农村的水、电、陆、气，包括城市的文化，不断的向农村的输入，那么那个时候的村庄已经不是简单的现在的农村的概念。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他们仅仅从事农业，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也是现代化的，所以他们也是现代化的生活。

三、中国城市化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农村人口的巨大推力与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有限之间的矛盾；

2．城市规模的扩大占用土地和耕地资源不足的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增长，但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视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保护。

郑勇——从哪个另一个方面表述，中国城市化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也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虽然土

地非农业化了，但是人口并没有非农业化。

二、就是经营城市的误区。所谓经营城市，说白了就是借钱去搞建设，或者说是卖地去搞建

设。这是完全不对的。

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些连带问题。经营城市误区造成的典型问题就是开发区在全国范围

内遍地开花。开发区遍地开花这是绝对绝对的错误。开发区是重要的，有的城市老城推不动，就搞新城来开发，这是对的，但遍地开花就不可行。

三、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我们确定的城市化道路，但实际上的做法是以小城市为核心。城市化发展方针，即到底是以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还是小城镇为主，这是需要思考的。

四、关于道路的选择问题

1、关于城市化道路的几种观点：

综合各种观点可以发现，关于选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大都

市圈战略”，源于对日本和拉美国家城市化经验的借鉴；二是“大城市道路”，有关模型分析证明，人口规模在1百万－4百万之间的城市，其成本收益最合理；三是“优先发展人口低于30万的中小城市”，因为人口少于30万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比不合理；四是“优先发展县级

城关镇”，因为这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利于辐射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五是“小城镇，大战略”，20年的改革开放之中县以下建制镇受旧体制约束最少，发展最快，应该

加强规范引导，而不能抑制。其他的争论主要有“集中型的大中城市与分散型的小城镇”之争，“城关镇与建制镇”之争；另外，还有多元模式的主张等。

2、主张发展大城市

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原因是大中城市的规模效益最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因各方选择的工作不同，农民进城并不与下岗职工争饭

碗，而且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充分就业的时期正是“民工潮”的高峰期，农民工大量进城既转

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不仅大中城市扩容仍有相当潜力，而且小城镇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他还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就象分散的乡镇企业一样，小城镇建设也是分散的，难以担当转移几亿农民的重任。发展小城镇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而且过度发展小城镇会得“农村病”，比“城市病”的问题更

严重。

3、主张发展小城镇

他们反对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认为，在体制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

破除，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面临着许多障碍，而消除这些障碍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现有的大中城市方面，主要的制约是：

其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

其二，中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

环境的恶化；

其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形成了贫民窟和“棚户区”，导致黑社会犯罪等严

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因而在现阶段，大中城市还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依托，发展小城镇才是更为

现实的选择。

（1）小城镇的发展优势

在现阶段与中国的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有两个明显的发展优势：

其一，改革以来，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但近年来小城镇数量扩张明显，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还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应当说有一定的基础；

其二，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其三，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

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2）小城镇发展道路的两种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县级镇，即通常所说的“城关镇”。原因有四：一是有利于发展主导产业；二是县级政府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权限；三是县级的规模适度；四是县级政府更

关心城关镇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关镇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反对以发展城关镇为主：原因有三：一是城关镇地价较贵，“门坎”过高；

二是县城所在地部门设置健全，收费功能很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小，难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三是县级的主要财力用于支持地方国营企业，这将重蹈国企发展的覆辙。

4、主张多元模式

他认为，上述“大小之争”和“城关镇与建制镇之争”根本没有必要，要解决的只是现代化、城镇化的问题，而不是要发展哪一类城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

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城市人口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

中国人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

模式去解决城市化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具体地说，就

是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渐递推、综合发展”的战略。所谓多元化，就是指目标模式的多

样化；非均衡指各期主攻方向不一，各有侧重；逐级递推指实现战略的阶段性；综合发展则

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中期以社会效益为主；远

期以生态效益为主。

5、重视乡村经济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俩在经过深入的思考和沟通讨论的情况下。我们觉得，21 世纪的头50 年将是我国

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借鉴美国、巴西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探索中国城市

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觉得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应在加快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重视乡村经济发展,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从美国和巴西的经验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城市的发

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工作、娱乐等方面的便利,也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我国的城市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城市化水平从1979 年的18 %提高到2002 年的38 %左右,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城镇体系。但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比

较,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一般理论认为,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的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我国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但是,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考察中,我们印象较深的是美国城乡一体化的景象。美国现有的乡村不再发展成传统的城市,在保留乡村某些特征的同时,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乡村已经和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城乡进入了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而巴西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城市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城市的扩张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我国应该纠正传统的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倾向,采取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其农业也相应地较为发达。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

因此,我国应该通过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平等现象,实现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6、新的城市化发展思路——“县下设市”模式。

针对现行设市模式存在的问题,充分吸取整县改市和切块设市两种模式的优点,借鉴西方国家城市行政体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县下设市是较为理想的新模式。具体设想是,保留150～200个规模较大的市,其余的市恢复为县,将县域内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城镇改为县辖市,由县领导,但赋予其城市管理权,同时引进西方双层政府结构体制的成功经验,由市负责城市事务,由县负责区域性事务,并协调县域内的城乡关系。作为配套措施,将市、县分成不同系列的行政区划体系,综合考虑人口、面积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综合国力排序法,对市县实行分等、分类管理,把竞争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制定和完善市县行政机关编制法和市县人民政府组织法,使市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制度化、法律化。按照上述设想确立的县下设市模式,既可以克服传统切块设市的弊端,又解决了整县改市出现的矛盾;既保留了非县城切块设市和整县改市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们的不足,是更高层次上的城乡分立体制:首先,我国的县制始于春秋,历经数千年大体轮廓不变,近年来已有近400个县改为市,采用县下设市模式既可以避免县改市造成的县数量的锐减,又解决了切块设市增加市县总数和行政机构的问题,有利于从总体上保持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其次,既便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特点,集中精力管理好城市,又可以通过县政府协调处理涉及整个县域的事务。第三,既解决了整县改市城乡界线不清的问题,便于城乡分类统计,又克服了传统切块设市市县并存、城乡分割的弊端。第四,打破了整县改市对市数量的限制,有利于根据城市化的进程,增设城市政区。

7、对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共识

最终我们一致认为：世界普遍规律与国情有机结合 ,形成中国城市化模式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以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科学选择;同时也是“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工程。历经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等四个阶段的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总体目标应与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 ,必须澄清“问题论”、“限制论”和“均衡论”等认识误区;并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改革城镇化体系和制定科学政策 ,包括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培育、用地制度的完善、投融资新体制的建立和区划的重新调整等。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才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

第五篇：《如何选择职业道路》 读后感

《如何选择职业道路》读后感

从如何选择职业道路一文中，每个人都或许可以在其中一个角度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为何要读书？身边的人总是会说，读好书将来才会有一份好工作，当然这句话也不全无道理。然而，一个学历证明和所学的专业知识并不足以让自己的职业道路犹如康庄大道。曾经的大学就业课上，老师鼓励我们自己创业，但是，若人人都能创业，人人都能创业成功，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问问自己能干什么，能干好什么。

在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在这一职业的成就，若是抱着试试看，不合适就换的态度终将一事无成，对于我来说要么坚持努力，要么马上放弃。就好比播种，如一开始就抱着明天就发芽的心态撒下种子，那么必将沮丧地面对失败。任何的成功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即使是买彩票也得坚持才有可能迎来抱着大奖眉开眼笑的那一天。一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做了多少份工作，而是在一份工作中得到了什么。然而，我们所喜欢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所做的，而我们所做的又似乎不一定是我们所擅长的，我相信一句话“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滴水石穿”，持之以恒的学习可以让你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这份工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除了收入还有什么？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得到了就快乐了吗，幸福了吗？

选择了自己所喜欢的，坚持了自己所做的，不断学习着专业的，一直追求着正确的，只要脚踏实地的，秉着凡事求上进的，成功就绝不会是遥远的！

陈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