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中商会：中国急需提高创新人才培养
美中商会：中国急需提高创新人才培养
剧烈的国际竞争以及创新的作用使得人才对于国家和公司一样都显得额外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里人才训练、培养以及留用会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21世纪初中国政府意识到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石油，而且出口和资本投资以牺牲廉价劳动力为代价，这一套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出于应付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以及维持国内稳定的需要，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中国领导人想推动中国成为知识经济体，而在这种模式下，创新和人才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中国领导人也知道知识经济需要包含高级科学家、工程师和有竞争力的专业人士的人才库。
聚焦人才
1999年起，数百万的中国学生得到了科学、工程和管理学位，在那时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量扩招。政府官员试图升级现有的科技劳动力，同时通过派遣人才赴海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和增加研究经验。这一举措将使他们接触国际最顶尖标准的科技知识。
几大发展因素正推动对人才的需求。接触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教育和现代科技方面，似乎已经激发了海归们的创业活动，他们试图把最新的科技知识转化为新的、可以投入商用的产品和服务。在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正通过升级制造能力并且向中国区增加大量研发能力来进一步升级产业链。同时中国商企和各级官员都在寻找最强的中国人才。事实上，如今中国商务和研究领域中对于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新的积极的人才和高端知识导向正在起效。国家近来的发展和未来的潜力也可以归因于新兴人才的生产力和业绩表现。但是问题仍旧困扰着我们：到底有没有充足的称职的富有经验的人才量在研究环境中担当领导角色，从而加强研发能力并且提高新知识商业化的前景？
人才流失的挑战
尽管对于科技人才的大量需求，过去三年里接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毕业生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坊间证据显示这些毕业生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雇主需求。在民营企业和外资公司以及政府研究官员中关于人才缺陷的怨声四起。通过2006-08年对60多家公司和官员的采访调查发现中国人才短缺由四个因素所致。
第一，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紧密相关的大量海外留学和研发措施造成了令人扼腕的人才流失。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国内用人单位的瓶颈，阻碍了中国的科技进步。这些人才没有在中国大学或主要企业中工作，相反，很多中国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留在了西方。
第二，文革留下的教育错位余波未平。中国的研发机构受限于经验丰富的专家和管理者短缺的瓶颈。相应的，中国政府出炉了许多政策和活动鼓励培养人才，其中包括由中共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千人项目”计划，试图召唤能够在中国科技体系内担当领导能力的人才回到中国。
第三，科技人才群体中的老龄化趋势影响到了未来的发展。中国人口开始步入老龄化时代，达到退休年纪的劳动力比例将在2015-2017年超过上大学的人群。
第四，教育质量的改善并没能使大多数理工科毕业生达到发达经济体所规定的国际标准。发达经济体更加需要灵活机动、懂得复杂技术和全球视野的个人，他们可以跨地域、跨文化地有效工作。几乎有50万08年毕业于三年制工程学的学生缺少国内外四到五年制的工程学毕业生的技术和知识。和过去的培养目标相比，如今要做的是培养创新人才而不是更多的毕业生。
许多中国大学生的质量问题至少部分来自于就业与专业不对口。这就出现了对教育和知识价值质疑。有趣的是，在中国官员中普遍有一个理想的预期：在人才方面招生量的飞跃会带来质的巨大改变。事实上中国还没有经历那一种党政最高层视作政经发展方面亟需的科技飞跃。在科技和创新结果所期望的那一种持续共同的进步还有待时间，而当今世界科技创
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层面上已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重要标志，这种现实让北京非常不安。
有一大批的科技劳动力并不一定能在和科技相关的其他各种矩阵中带来质量显著的飞跃。由于人口的巨大数量，中国在人均研发者数量上仍落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这一方面劳衡量的话，中国要赶上南韩、俄罗斯和新加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根据2005年对中国25-64岁的近7亿6千万劳动力的调查显示，只有6.8%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经合发展组织（OECD）中，平均数是26%——几乎是中国的四倍。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没有和近年来巨大的学生录取量一致增长。若从教育预算占GDP百分比和人均教育支出来看，中国的教育投资仍然位居世界末位。这使得提高人才质量的任务愈发艰巨。
人口的变迁会影响到未来中国高端科技人才库以及世界上的科技劳动力。相比于印度拥有的较年轻的人口，中国作为一个老龄化社会将在竞争中出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可能会演化成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潜在优势。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线生机创造合格的具有高竞争力的人才库来满足国家的科技目标。
中国怎么做？
中国应当做到以下措施来确保人才库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
首先，它必须解决培训和使用科技人才的体制性障碍。这包括填补课堂教育和工作要求，吸引高端人才进入领导职位，提供在职培训更新劳动者的知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能否解决其科技人才在三大科技中心——北京，上海，深圳——的过度集中。要想改变现状必须通过提供高薪职位，培养良好的生活氛围以及提供职业发展机会来加强其他地区的吸引力。尽管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国人才基地在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主要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在这几个地方找到人才反而不是问题。根据中国科技协会2004年的报告，58.6%的国家科技人才都位于东部沿海，23%在中部，仅有18.4%在西部地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二线省市不一定在科技发展和教育上落后于沿海一线城市。因此，更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发展安徽、河北、辽宁、山西、山东和四川的当地人才和基础建设。最终这些省份会因他们潜在的贸易和投资优势成为人才需求的重要推动力量。
为了弥补当前的不匹配现状，国务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科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共青团开始大力合作调度人才到有需要的区域并且鼓励毕业生在中小型企业工作，向中部和西部流动。在2009年2月，国务院宣布三年实习计划来安置大约一百万学生在2000家中国公司实习。
其次，中国需要加强研发力量投资来吸收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提高其工作的精密性和有效性。由于国内科研机构的低效能以及随之带来的心理沮丧，越来越多的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从2004年起选择为外资公司和合资企业工作。这种内部人才流失极大地阻碍了自主创新能力。国内人才正寻求更好的更有名气的就业机会和工作经验，这也为跨国公司外包业务打开了大门。尽管中国的科技人才从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中接触并获得了国际标准和先进的科技方面的知识，但他们是否会成为下一波科技的弄潮儿让人拭目以待。对于如今科技、工程以及管理人力资本的留用和有效使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依旧重要。
第三，中国需要更深更广地向学生、科技工作者和整个教育研发环境注入创新文化。枯燥的学习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缺少创造力。不允许学生质疑老师，有别出心裁的思考，冒险或失败。中国教育不仅需要重置教材来适应变化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引进促进发明性和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尽管中国意识到了改变教育系统来提升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性，在这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度缓慢，阻碍连连。
中国在人才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其科技劳动力的专业水平。这个高度的战略目标需要长期的投资并且中国领导人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来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说服在国外生活工作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返华来促成这项转变。中国各省市都派出了代表团去说服中国籍专家离开海外大学和公司岗位，回到中国担任待遇丰厚的、有吸引力的职位。除此以外，中国
公司如阿里巴巴正开始解决公司内部的人才需要。在08年12月，阿里巴巴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批准建立自己的博士后科研中心并且聘请了15名博士后研究者。
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只要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培养有效科技人才库问题上需要解决的各种挑战，中国的科技和管理基础明显在经济和科技层面构成了优势的来源。无论中国人才库有多原始和不成熟，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正以预想的一致的方式解决这些不足。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来源，而在于何时、何种条件下。劳动力的汇聚表明全球科技群体都不应该忽视中国作为创造和发明的重要源头。
然而中国创新拼图缺少的重要一块在于如何更好的调度和使用成长的人才库。那些必须跨越的障碍不仅有工作环境和绩效预期，还有和宏观战略相关的问题如设置科技发展的优先事务以及提供充足的资金以确保成功的高概率。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深层的文化障碍依旧阻扰着创新性氛围的建立。很明显，文化某种程度上在塑造代表中国社会形象和内部机制的执行氛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更显著的深层缺陷来自于科技体系中的交替性改革和不彻底的体制变革。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充分实现绩效导向的规定和数额来充分定义绩效、补偿、奖励和激励制度。许多中国组织也没能向他们的工作环境中充分注入所必需的个人责任和信誉，而这两点是和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紧密相关的。这些限制抵消了来自北京的许多新政策和金融投资的有效作用。
中国高端人才仍旧是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中国带入世界科技活动和知识体系的主流。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人才库会成为中国科技智囊形成的源动力。这些智囊的形成不同于庞大的科技体制，而是具有执行特征和原则的群体。这个人才群体的成员，大部分人会呆在国外，他们代表着中国科技领军人物的最新动态，同时他们会通过引进许多与西方成功创新有关的关键因素，从而有助于重新定义中国知识创造和创新的业务环境。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高端人才的群体会发挥引入外国合作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中国科技发展有兴趣的观察家必须能够辨别出这群智囊的独特性并且懂得他们会在何种情况下如何产生。智囊中存在的人才竞争会成为西方在下一个十年内和中国互动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它还会成为确保中国在全球科技事务中作为主要玩家的重要工具。
第二篇：中国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日前在辽宁大连召开。此次高校咨询会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推进高校改革创新、科学发展。
咨询委员们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学术水平、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高校队伍建设等重点问题，特别就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咨询委员普遍反映，这次会议紧扣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更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结合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此次高校咨询会安排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学术水平”、“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高校队伍建设”四个专题论坛。
“推进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专题论坛由吉林大学校长展涛担任主持。专题论坛上，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作主旨发言，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等校长参与讨论。
“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陈骏说：“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耶鲁大学校长莱文今年年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讲话，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但前提是，在人才培养上必须要强调批判性思维。在今年5月份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些国外著名大学的校长也指出了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认为，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讲座式为主，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学生不敢提问、不敢质疑。” 陈骏坦言，从以上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缺少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瓶颈。
我国怎样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陈骏介绍，南京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南京大学于2009年9月在一年级新生中开始启用新的教学模式。这个新模式被简称为“三三制”模式，即实行“三个培养阶段”和“三条发展路径”。“三个培养阶段”是指本科生在四年当中要经过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和多元培养三个阶段；“三条路径”是指学生在完成专业教育阶段规定的学分之后，可以在“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学术类、就业创业类”三条发展路径中自由选择其中的一条，执行个性化的课程计划。陈骏说，“三三制”模式背后的原理，概括来讲，就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的教育思想。
当前改革课程体系迫在眉睫。在陈骏看来，应通过新生研讨课计划、通识教育课程计划，以及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等举措，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质疑权威、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在改革课程体系的同时，还要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眼中，要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应该进一步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使之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点、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学科拓展的增长点。而政府部门给予政策支持也十分重要，例如对现有教学评价标准进行调整和完善，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专业设置给予更灵活的支持，对产学研合作教学基地建设给予更多的改革空间，这些政策投入无疑将会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达到新的高度。
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
实施教师岗位分类管理，为青年教师成长搭建平台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
教育改革实施主体是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认为：“教师能力跟不上，不仅是理念问题，还是教育的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问题。大学教师对教育的理解有多深，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过去我们的改革取得的进步是实施了较多的量化式管理和考核激励措施，虽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师的活力，但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人尽其才的原则，常常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师。”杨卫介绍，根据学校总体发展目标，浙大将现有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学为主岗、研究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及团队科研/教学岗等不同类型岗位。此外，浙大还为教师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平台与通道，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通过“分类引导、科学评估、强化激励、动态调整”，积极引导和激励教师围绕学校总体发展要求，根据自身特长、特点和潜能，合理定位，明确职业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杨卫介绍，近年来，学校还积极探索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先后出台了新教师职业导师制、青年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青年教师交叉学习计划、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学校对原有培养措施进行整合发展，努力把青年教师更快地推向学术前沿。
为青年教师提供学术研究条件的同时，怎样解决青年教师生活上的困扰，促进他们潜心研究，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迎军一直思考的问题。王书记如今最发愁的一件事，就是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与王书记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他在讨论时建议：“政府部门应推进解决青年教师住房问题。”
除了青年教师住房，教师总量不足和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矛盾，也引起咨询会上书记、校长的关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乔建永认为，当前教授很多都集中在40岁到50岁，学术资源过少，竞争激烈，导致急功近利情绪。如何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成为书记校长必须直面的问题。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党委领导是核心，校长负责是关键，教授治学是根本
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突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认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三个基本前提。这三个前提，一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理解，二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前提的理解，三是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旨意的理解。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顾海良认为，“党委领导是核心”，就是说党委负有对事关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决策的重大职责。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班长”，重要的是要摆正书记个人与党委集体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好书记个人在党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校长在行政实施过程中的职权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把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如何理解“校长负责是关键”？顾海良分析，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是要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作用，使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校长负责是关键”，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对学校党委的负责上。对学校党委负责，才能维护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党委领导职责与校长职权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学校和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学是根本”。顾海良认为，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职权和教授的学术权力，构成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方面，构成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教授治学这三个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资源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显然，能否实现高校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质量与效率的衡量标准。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受到很多传统因素制约，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探索。
两天的发言讨论，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高端智库”，20年来，高校咨询会见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今，高校咨询会成为高校交流办学成果和经验的重要平台，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重要机制，成为政府部门与高校加强沟通的重要桥梁。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一番话，代表了很多大学书记、校长的心声。“一所优秀的大学必定具备强烈的责任感。我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引领社会发展、担当国家重任的优秀青年。能否使我们的青年承担起与国家地位相称的责任，肩负起全球视野下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恰恰是由今天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付出的努力所决定的。”（中国教育报 唐景莉）
第三篇：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黄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法学教育与法治人才培养是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基础性工作。创新法学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和后备力量，是法学教育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优化法学师资队伍。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高水平法学师资队伍，是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为此，首先要坚定法学专业教师的理想信念，让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其次要优化法学师资队伍结构，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建设需求，从学科建设龙头地位和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出发，建设结构合理、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学术创新团队，推动法学理论研究发展与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第三是鼓励支持政法部门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到高校任教，鼓励支持高校教师到政法部门挂职，实现高校与法治实务部门人员双向交流，提高法学师资队伍素质。
优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要与法
治队伍建设现实需求充分对接，在法律职业教育总体目标与规格统一基础上，实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类型化。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三个类型人才培养基地为依托，以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需求为导向，夯实基础、强化重点、突出特色。进一步强化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重点加强与法治实务部门在联合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常态化、规范化体制机制建设。
优化法学课程体系。逐步建立与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完整知识结构、适度学分要求、丰富选择空间的法学课程体系。首先，法学课程体系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相衔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其次，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压缩必修课程学分要求，形成精炼的核心必修课程体系，保证法学专业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第三，形成丰富的选修课程模块，为法治人才成长创造自主学习与个性发展空间，重点开发建设一批实务技能选修课程模块供学生修读。
优化法学实践教学。法治人才必须具备法律职业技能和法治实施能力，这就要求强化法学实践教学。一是提高实践教学学分比例，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训要求。二是加强实践教学过程控制，切实增强实践教学效果。三是创新实践教学模式，重点将实务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入高校，建立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打破学校与社会的体制壁垒，加强校企、校府、校地、校所合作，引入政府、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实务部门力量参与法治人才培养，注重提高实践能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第四篇：打造“中国华尔街”急需加快金融人才培养 引进与培养双管齐下（写写帮整理）
打造“中国华尔街”急需加快金融人才培养 引进与培养双管齐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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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家人才网站发布了2015年应届生薪酬报告，数据显示，在十大高薪行业中位居第一，可见财会金融行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高薪行业。虽然是高薪行业，但财会金融行业人才匮乏，特别是金融行业的人才紧缺已经被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流动自由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上海金融领域“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计划是在2015年培养3000名CFA持证人，上海市金融人才总量达到32万人左右，持有国际通行的金融职业资格认证证书的人才数量达到1.5万人（含CFA等），而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多数企业表示其自贸区内业务需要更多的金融精算人才。不仅仅是在上海，在北广深、沿海城市、甚至内地的一些地区，对金融行业的人才需求也很大，有的地区针对金融人才还制定了特别的优惠政策。高顿研究院金融专家张老师表示，“随着“金融人才将进一步走俏。”
很显然，中国目前需要大批量的金融专业人才，要想在中国打造一条“华尔街”，必须加快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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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最终版）
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
【编者按】现年48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我们的大学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国大学导向的最大问题。】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 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 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 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 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 宴的时候，跟一位瑞 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 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 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 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 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 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 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 以转化的东西。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 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 有意义的发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 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 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 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 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 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 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 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 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 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 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 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 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 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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