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5篇）

第一篇：“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三农”问题是历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现象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那就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高成本的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期是农村凋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因此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都出现了的大型贫民窟。也不是绝对没有，北京朝阳区“河南村”、丰台区“温州村”之所以被拆迁，其实就类似于贫民窟。

尽管我们已经有1.4亿农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2004年底据说达到1.7亿），这几乎是整个巴西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调过头来随时准备跑，嘱咐我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说，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上发展中国家去看看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那就是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是大型贫民窟。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墨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仅2003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1.4亿了。我们转移出了一个墨西哥人口，发生过墨西哥的政变、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度，中央强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如果仅仅几个学者出来一讨论，我们就把这个制度改了，必然天下大乱。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就变成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用，但实际上，搬过来肯定不能用。也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前不久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跟我说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的，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个理论不是中国的。美国现在一共才两亿多人口，面积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大，且没多少沙漠、高原、戈壁，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中国已经是五千年农业文明，垦得很多地方寸草不生，55年前是在四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拉美化”问题与南亚的启示

江泽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指出，如果继续放任社会差别拉大，“恐会酿成大祸”。

近年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贫民窟、容易闹暴动的地方调查，跟老百姓交流，我在心里问：这么好的资源条件，这么富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还会闹革命？难道是受点苦受点压迫就反抗，就起义？中国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觉得能给你工资，让你吃饭就不错。这种理论已经成为主流。去

国外调查后，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社会暴力冲突问题在中国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不断发生了。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社会**，有几个案例也许可资借鉴。

一个是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那是全国范围的大型革命运动。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就解决问题了。可巴西土地完全私有化，资源条件极好，却既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又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参与运动。20多年中，400多无地农民在反抗中被警察和地主武装打死，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种暴力性的社会冲突。

再看墨西哥，有印第安土著武装控制的一千多个社区的游击区。我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去，坐他们的独木舟，住在他们的棚子里，不到那里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资源条件那么好，农民却会走传统的武装反抗道路。

再去印度看看。印度和我们人口接近，现在10亿多，估计再过10年，会跟中国齐平。但印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我们多60，而且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资源条件也比我们强得多。但在水土资源最好的北方现在却是印度两极分化最严重、农民游击队武装反抗最剧烈的地方，有的地方1/3以上的山区政府管不着，是游击队控制的。

我们计划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现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2020年预计达到的目标还多50；可为什么还有大量贫困、大型贫民窟，还有农民战争、社会**？巴西城市化率82，发生金融危机前，曾经达到人均国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们2020年要达到目标的两倍多。可巴西为什么也会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是好几个百万人的大型贫民窟？

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最后不得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我去美国十多趟了，有一回开车迷了路，在一个小区里转不出来，转了刚第二圈，两辆警车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转呢？可见警察系统很灵敏。还有一回我过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点，被别人撞了，我下来刚想跟他“理论”几句，警车来了。谁报案了？警察登记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就是靠这种警制维持，高效，却也是极高成本的。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6亿。这个社会矛盾只会不断增加、不断恶化。谁能稳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这样稳，过剩的人口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转移吗，没有，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

1980年代时，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无价。1990年代初北京郊区一个户口卖20万，那是等价交换，意味着一个人进城带来的城市财政增加对你的开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社保等，大体等值20万。为什么一般的中小城市的户口价值等而下之？因为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保障是越来越低的，到县以下基本没有了。再后来，县以下放开户口也没人愿意要了。了解了这些过程再看，城乡二元结构难道就是个户口问题吗？不是，是户口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城市体制问题。城市的体制没有深化改革，如果简单地取消户口，带来的问题往往大于解决的问题。

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

有人说，只要我们尊重农民意愿……我做了20多年农村调查，也长期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可是不能绝对化。同理，也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在理念上认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直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达到，也未必能实现预期的城市化目标，不妨以十五计划执行头三年为例。

中央给国家十五计划提供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强调“以人为本”。后来的十五计划提出每年新增就业至少应该比新增人口多，那时新增人口大约1100万，所以提出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可十五计划执行三年了，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达到9.4，国外的分析甚至认为是13点以上，但是，新增就业每年却是下降的。十五第一年大概1000万多一点，第二年降到900多万，2003年尽管GDP增长率最高，但就业不到900万。2004年GDP达到9.6，就业才略有增加。

连经济高增长都并没有带动就业增加，那城市化率怎么提高？近年来所谓城市化加快的结果，却造成数以千万的农民失地和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加大。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问题，背后隐含了大量的城市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延续到了2005年，国内外的人们都很奇怪，既然中国劳动力过剩，怎么会出现民工荒呢？客观上，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人数总量并没下降，出现民工荒是因为有些企业过分压榨了民工的劳动剩余价值。尽管今天在理论上不再讲剩余价值。但是城市人的人均收入这十几年来提高了多少？至少是成倍增长了；可农民工的工资呢，据说广东做了调查：12年只增长了86块钱。而物价呢？此外，延长工时算不算，假日不给休息算不算，这些都没有算进去。不管理论界怎么说，最终还是导致民工得到的收入，连起码的住房、起码的生活开支都不够，由于收入低到维持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不够，所以他不干了。

农民工不干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广东这一带大量犯罪，拦劫大巴，抢人，街上杀人……警察即使不消极怠工，也难以控制局面。继续这样下去国无宁日。今天的很多问题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接着又出现长沙那个毫无道理的爆炸，无辜的人牺牲生命。人如果长期被歧视，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写的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就要搞反社会行动，类似这种事情不胜枚举。

有鉴于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已经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因此才不能信邪，别简单化、庸俗化的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妨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现在中央采取的措施可以称为“均田免赋”，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但农业税一旦取消以后，基层治理将弱化，乡村债务问题也将爆发。这时候，农村各种非正规组织，包括家族势力、流氓或者黑恶势力，可能趁虚而入。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抓紧帮农民发育健康的社会中介组织，农村怕就稳不住。

因此，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这个重大战略转变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稳住农村。只有把“三农”困境缓解了，中国才过得下去。

第二篇：浅析“三农”问题

浅析“三农”问题

班级：xxx姓名：xxx学号：xxx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是指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地域、以农业为纽带相互交织为一体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三农”问题的存在是严重影响着国民的素质，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将分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一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三农”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对策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二）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二、“三农”问题对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三农”问题不解决，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将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影响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展将日益严重。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耕地资源将减少，水资源将不足，草原面临退化，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人类文明也是从农业文明开始的。人类要生存，首先要吃饭，所以说农业是根本。农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发展的基础。农业为工业其它各部门提供劳动力。农业又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原料，农业的高度发达，将为工业提供丰富廉价的原料，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工农产品剪刀差。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

2、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

3、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二）政策原因

从发展上看,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后,出现了滑坡。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

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税费体制不合理。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暴露。

（三）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相互分割、相互对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定在小块土地上，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四）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外生化特征

过多地依赖政策的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以农村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广大工人与农民勒紧裤带，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着改革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

（五）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

乡镇企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以及国际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改革开放之初，外资规模小，试探性强，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农村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外资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如服装、玩具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和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墨西哥抢走了我国在北美的贸易份额。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最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益,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

（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要放弃计划思维，树立市场理念，确立服务职能。实行县乡干部直选制度，使基层干部受上级领导，对下级负责。切实精简政府人员，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素质、管理素质和社会道德素质。

（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取消现行户籍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恢复宪法赋予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有条件、有步骤地将进城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纳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之中。废除农业各税，实行城乡统一的财税政策。取消一切农民负担，从根本上遏制乱收乱摊行为。开征高消费税、社会保障税，提高赠予税率和遗产税率。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计划生育政策

逐步废除退休工资制度，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三制的原则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失业而有所助。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加大计划生育的宣传力度和执法力度，消除城乡差别。只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会积极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五）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修改《义务教育法》，实行12年义务教育，在中小学开设科普课程并纳入高考。实行高校招生全国各省市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以扩大在农村的招生规模。颁布《义务支教法》，创立国家助学基金和支教基金，保障困难学生入学，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支教、任教。改革农、林院校的学科设置，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高新科技发展所需的农业人才。

（六）实行行政区划改革

实行行政区划改革，促进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加快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调整省级区划，把特大省区分割成几个省区，废除地市级行政机构，实行县辖市改革，缩短政府管理链，提高管理效率，以利于发展中小城市，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七）实行土地规模经营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组建行业协会和农民协会，促进农产品的流通，维护农民利益，增强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为完善农村市场，保护农民利益创造条件。

五、总结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

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虽然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坚定信心，奋力开拓，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在广大农村实现，三农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

第三篇：“三农”问题

4就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不超过1200字的篇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参考答案：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有新思路 “三农”问题的形成，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决定的，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也会不断涌现，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三农”问题靠以前的一套是不可行的。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有新的思路，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支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戮力同心，更需要每届政府薪火相传。第一，要在调整政策、协调城乡发展上有新突破。抓紧调整不平等的城乡、工农发展政策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金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特别是教育发展政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此外，还要积极研究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和优惠的问题，农业、农产品结构如何适应市场的问题，外向型农业、农业产品的经营体制问题等，切实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第二，要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有新突破。一是以规模经营为基础，大力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二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培养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三是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形成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搞好农产品市场流通。四是以优化发展环境为保障，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引导、扶持和服务力度。第三，要在农业科技水平上有新突破。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快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农业高技术研究，尽快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改善技术创新的投资环境，鼓励大型涉农企业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健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技术推广机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普及。第四，要在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上有新突破。健全村民自治体制，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并对基层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同时，要完善农村基层重大决策的规划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通过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调动和保护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总之，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思路。只要随形势的变化改变思路，就能保证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从而使“三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第四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

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

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年份农民收入(元)市民收入(元)城乡比乡为1农民消费(元)市民消费(元)城乡比乡为1农村市场()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

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

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

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原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第五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