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电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

第一篇：中国水电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水电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

学号：姓名：龙中亚

中国水电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GDP的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以上，2003年GDP已达5.8万亿美元，但人均GDP仅为3566美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必然的趋势。国民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对能源电力需求的增长。2010年底全国电力总装机已达9.62亿kW，年电量为19000亿kW h，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仍然出现了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拉闸限电频繁。由此可以预计的电力增长前景为：2010年达到9.5亿kW，2011年将突破10.4亿kW ,2020年将达到19亿kW以上，这是一个可观的增速。

二.中国一次能源储量及评价

中国的电力主要依靠常规一次能源获得，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太阳能和风电等一次能源。据勘查统计资料：

1）煤炭资源相对较为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也只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5%。煤炭是我国电力的主要能源，其年产量的50%以上用于发电，煤电占全国电力的74%左右，是中国的主力电源。但大量燃烧煤炭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是难以克服的。每燃烧1吨原煤（相当于0.7~0.8吨的标准煤）要排放2.49吨CO2—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有害气体，要排放0.075吨SO2、0.037吨NO—造成酸雨的有害气体，同时还排放粉尘类固体废物0.68吨。再加上煤炭开采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故不可忽视要付出的代价。但从中国能源结构看，电力工业以煤电为主的格局在可见的未来难以转变。为此，要推广洁净煤的使用，提高煤电的燃烧技术，推广循环硫化床、超临界及超超临界的发电技术，以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然而煤炭是不可再生的，总储量肯定逐步减少，按当前年开采量17亿吨计算，80余年就将耗竭。

2）石油是中国紧缺的能源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0.71%。石油是可携带能源，主要是用于飞机、汽车、船舶的动力和化工原料。不宜大量地用于发电。

3）天然气也是中国的紧缺能源，人均占有量只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99%，主要用于化学工业原料及居民生活用能源。也不宜大量地用于发电。

4）水能资源在中国相对较为丰富，人均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5.1%。它既是清洁的能源又是可再生能源，是用于发电的优质能源。水力发电是利用江河源远流长的流量和落差形成水的势能发电，是一次性能源直接转换成电力的物理过程，它不消耗一立方水，也不污染一立方水，不排放一立方有害气体，也不排放一公斤固体废物，是清洁的能源。此外，只要地球上水循环不中止，江河不会干涸，水资源是永恒的，是可再生的能源。水力发电获得的电量是不耗减总资源量的。因此，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开发水能资源。据统计，世界上有24个国家

依靠水力发电提供国内90%的电力，如巴西、挪威等；有55个国家水力发电占全国电力的50%以上，如加拿大、瑞士、瑞典等。中国当前的水电装机容量约占全国电力的24%，年发电量占14.8%。当然，水电开发会改变原来的河流状态，而最重要的是水库将淹没部分土地，居民要搬迁，用部分陆地面积换取了水面面积，而且由于河流流态的改变会影响部分鱼类的生存环境以及水库泥沙淤积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为此，水电开发过程必需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估体系，以作出准确的决择和采取相应对策。

5）核电是优质高效的能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核电不论从技术上和安全上都已得到公众的认可。当今世界核电总装机已占电力总装机的16%。随着技术的发展，由安全的裂变反应堆发展到中子堆和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将是人类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核电事业起步较晚，目前仅有636.4万kW的装机容量，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1.6%，应在近期大力发展核电，预期到2020年达到3600万kW的装机容量。

6）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是洁净的可再生能源，但由于能量转换密度和效率很低，目前利用技术尚处于初始阶段，应该加快科技研发，以替代部分能源，但在可见的未来还不可能成为电力的主角。

三.中国的水电开发及现状

中国有众多的河流，地理特征和气候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水能资源。经过全面的查勘计算，我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88亿kW，年发电量5.92万亿kW?h。经过最新的经济、技术、环境综合评估、筛选，我国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为

4.48亿kW，年发电量2.47万亿kW h，约相当于每年燃烧9亿吨煤炭的能量，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总量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而可贵的资源。

1）中国虽然在1912年就有了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省石龙坝，装机500KW），但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滞后，水电开发利用真正起步于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经过50多年的建设，到2010年全国水电总装机已达2.134万亿KW，约占全国电力的22.2%，年发电量6622亿KW.H，约占全国发电量的16%。从水能资源的储量看，中国水电开发水平远低于世界上水能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

2）在中国已经开发的1亿KW的水电装机中，有2800多万KW属于单站5万KW以下的小水电站，约有40000余座，占水电总容量的33%。小水电资源丰富，为解决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等大电网难以播及的地区用电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代替了一部分燃煤电源，保护了环境。小水电投资分散，私人和集体投资者多，筹资容易，技术和设备相对简单，建设周期短，是不可忽视的可再生能源。国家已将小水电列入可再生能源的优惠政策扶植之列。

3）单站5万KW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是中国水电的主力，经过五十余年的开发建设，已建成230余座，其中百万KW级以上的水电站25座，五十万KW级以上的40余座，奠定了我国水电开发领域的勘探、科研、设计、施工的各类人才、专业队伍、规范标准、组织型式、工程技术的完整基础，中国已有能力开发各类水电站。长江三峡水电站的建设成功标志着特大型水电站的开发建设能力上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的水电开发建设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可以说当前是中国水电开发建设的最好时机。

四.中国水电开发的经验与教训

积累了五十余年的实践经历，中国水电开发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可贵的失败教训。

1)要有一个良好的建设管理体制。

八十年代以前，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拨款，政府行业部门管理，施工企业自建自管，竣工后移交给电力部门运行管理。虽然也成功地建设了一批水电站，但由于投资者、项目负责人、工程承包人和经营运行机构的界线不清，互相错位或脱节，职责不明，投资者不管回收，没有项目负责人，工程承包由行政决定，缺乏有效的监督，缺乏竞争意识，效率低下。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体制，水电开发建设才实施了一套全新的建设管理体制，即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多渠道融资解决资金筹措；实行招标承包制，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工程监理制，健全了工程监督管理机制。项目法人以合同的形式组织各方建设者，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管理体制，有力地推动了水电开发建设的速度。

2)要做好流域和项目规划。

从本质上讲，项目的规划是对大自然、对河流以及对流域的人文社会认识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准确的原始数据，进行科学的选择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项目的决策过程，必须坚持科学和民主，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切忌主观意见决定一切，才能做到项目的准确决策。

3)要有一个优质的设计和技术管理。

要充分掌握河流的水文、地质、地震等自然条件，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是项目成败的关键之一。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必须严格科学管理，水电站的施工受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工程技术复杂，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技术管理制度，尽可能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和高效的施工机具创造良好的施工业绩，切忌盲目无序的管理，是保证工程顺利建设的关键。

4)要有完善的移民政策和行动，做好水库移民搬迁，是项目成败的关键。中国地少人多，尤其在中国东部，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1.5亩，在东南沿海地区已建的一些大中型水电站，为每年得到1亿KW H的电量平均约须搬迁1000人以上，西部地区则为200~300人。早期建设的一些水电站没有足够的补偿，简易的搬迁造成了大量的遗留问题。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加强了水库移民工作的法规和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把移民工作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移民与脱贫致富结合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总量达113万人口，除了补偿足够的迁建资金，还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对口支援和部分外迁移民，从1993年开始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到2004年6月已完成约90万居民的搬迁工作，其中外迁到平原地区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有16.5万人。三峡工程的成功移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也得到了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好评。

5)要充分做好生态和环境的评估。

水电站要兴建水库，必然改变河流的原始状态，淹没区的生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于水体流速的减缓河流水质是否会变质，水生动物生活习性的改变是否会导致鱼类的增多或减少乃至灭绝，以及河流的泥沙运动规律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的。水电站利用水势能发电，替代了矿物燃料的开采燃烧，减少了环境污染，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总之，水电开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会有不利的一面，必须客观地分析其利弊得失，关键在于如何兴利避害，如何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五.可持续发展的电力政策建议

水力发电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可以起到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有效作用。联合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要求，在今后半个世纪内把目前占全球电力生产80%的矿物燃料的比重降低到25%左右。《京都议定书》要求在2002~2012年期间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水平基础上降低5.2%。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3.6%，居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环境形势要求：只要资源允许，应该尽量地开发利用水能，尽可能多地替代不可再生和污染环境的矿物燃料发电。

1)科学地评估每一个水电站的利弊得失。淹没一些土地，改变河流的状态，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都要有科学的数据分析，避免概念性判断，并提出相应的可行的对策。同时，还要用同等出力和电量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电力进行比较，作出选择性决策。

2)良好的市场机制是发展水电的有利因素，应该加快电力体制的改革。

3)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解决农村和边远山区居民用电问题，小水电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它是可再生和清洁的能源，应该在政府政策上予以扶植，但也切忌盲目开发，破坏沿河的用水规律和自然景观。小水电建设相对简易，可靠性较低，不宜同大电网联网。

4)税赋政策：对具有防洪功能的水电站，其发电税率要不同对待，因属于非经营性的公众效益，应实行低税率。

5)在可见的未来30年内，中国的电力结构应将水力发电的比率从目前的24%提高到25%以上才是合理的，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对策。

6)为了适应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电力政策应立足煤电，但逐步缩小其占有比率；大力发展水电，充分利用水能资源；加快核电建设的步伐，并积极研发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的商品化开发。

第二篇：老挝水电资源及其开发情况调研报告

老挝水电资源及其开发情况调研报告

2010-11-26 10:18文章来源：商务部

文章类型：转载内容分类：新闻

老挝是中南半岛的内陆国家，周边分别与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及中国云南接壤，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地形南北长，东西窄，地势北高南低，西北向东南倾斜，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80%。老挝全国有20多条流程200公里以上的河流，其中最长的是纵贯老挝的湄公河，境内全长1,877公里。近年来，随着老挝政府不断强化革新开放政策，扩大对外合作，外资企业纷纷进入老挝寻找投资商机，其中水电资源开发已成为外国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为便于我企业了解老挝水电资源及其开发情况，促进中老经贸务实合作，现将有关情况整理如下，仅供参考。

一、水电资源丰富，可开发潜力较大

经电力勘察设计部门勘查，老挝境内水电资源理论蕴藏总量约为3000万千瓦，技术可开发总量为2,347万千瓦，其中湄公河干流1,225万千瓦（国际界河按1/2分摊水资源）约占全国技术可开发量的52.2%，湄公河支流及其它支流1,122万千瓦，约占全国技术可开发量的47.3%。老挝政府高度重视本国水电资源开发和利用，提出要将老挝建成“中南半岛蓄电池”的目标，为实现摆脱国家贫困和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战略依托。

二、审批项目众多，实际开发利用较少

在第六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2006-2010年）期间，老挝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开发本国水电资源，将境内5万千瓦装机以上50多个可开发水电站项目悉数批给国内外公司，但截止目前大部分项目还未进入实际开发阶段。据老方统计，已投入运营的水电站有12座，总装机容量187万千瓦，仅占全国技术可开发量的8%。目前在建项目有7个，总装机容量282万千瓦；有15个项目已签署开发协议，装机容量585.2万千瓦；有47个项目已签署合作备忘录，装机容量1,270万千瓦。未来5年还将有7座总装机344万千瓦水电站投入运营，届时老挝全国建成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将达到502万千瓦。

三、电网建设滞后，等级有待提升

老挝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电网，部分农村和偏远山区仍无电力供应。现有电网最高电压等级为115千伏。据老方统计，截止2009老挝全国输变电线路总长19,503公里，多数为单回线路。其中115千伏输电线路2,364公里；35千伏输电线路194公里；25千伏输电线路165公里；22千伏输电线路13,844公里。电网连通各县市、村庄和家庭的比重分别是69.3%、58.2%和69.3%。未来5年，老挝政府将重点建设115千伏国内电网和230千伏、500千伏连通泰国、越南电网，其中230千伏输变电线路共1,377公里，22千伏输变电线路370公里，全国用电家庭比例达80%。

四、发电总量有限，但财政贡献率大

2009，老挝国内发电总量仅为33.9亿度，从邻国进口8.2亿度，其中中国2,158万度，泰国7.72亿度，越南2,539万度；老挝出口电量2.3亿度，创汇835万美元（3.6美分/度）。随着新建成电站陆续投入使用，老挝政府预计未来5年的电力税收总额将达8.8亿美元，年均约1.75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约15%，占GDP约3%。

五、中资企业积极参与，未来潜力可期

近几年，我企业积极参与老挝水电资源开发，已有14家专业企业进入老挝参与水电站投资和工程承包，以及输变电的工程承包项目。据统计，截至2010年9月，中资企业与老挝政府签署开发MOU及投资开发的水电项目共19个，总装机约535万千瓦（约占可开发总量的22.8%），其中正式开始商业运营的一个，即：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以BOT方式投资的南立河1-2号水电站（10万千瓦、投资1.5亿美元，于今年8月份正式发电，发电量为7,200度/月，平均超出设计30%；在建项目一个，即：中水电建设集团以同样方式投资的南俄5号水电站项目，装机10万千瓦，投资2亿美元，预计2011年投入商业运营。此外，我企业积极参与老挝水电站建设工程和输变电线路项目工程承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六、几点建议

（一）找准合作对口部门。老挝的电力规划、开发、实施及运营由老挝国家电力公司（Electricite du Laos，简称EDL）负责。EDL为国营公司，隶属老挝能源矿产部，主要负责管理全国主干电力网络的发、输、配电系统，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电力进出口，是老挝唯一的电力开发和运营机构。目前老挝规划水电站的建设分为两

种方式：10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以外商投资的形式建设，如采用BOT或BOOT方式；10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以EDL为业主，以总承包方式由外商带资建设。

（二）掌握有关政策。老挝政府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开发老挝水电资源，投资模式以BOT模式为主，特许经营期限一般为30年（含建设期）。在项目经营期内，老挝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税费减免和法律豁免等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免费租用项目建设用地以及除1%的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外，全部减免其他税费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建安税、关税等，但具体项目的税费优惠条件需要与老挝政府进行协商和申请。

（三）科学核算投资成本。在老挝投资开发水电项目，需考虑其建设成本和融资成本。建设成本中发电设备和主要建筑材料如钢材和粉煤灰需从国外进口，项目施工所需要的高级工和熟练工必须引进。此外老挝政府在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中不承担主要责任，开发商需承担约为5万美元/户（户均人口5.5人）的移民安置费。融资成本方面，由于老挝缺乏资金，当地金融机构没能力提供资金支持，而世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苛刻，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的利率水平与中国境内项目相近，或有一定程度的利率优惠，与境内项目贷款条件的主要区别是要求项目必须购买政治保险。

（四）合理规避风险。老挝国内电力市场容量有限，湄公河干流上的大型水电项目无法在老挝境内销纳，必须外送泰国、越南或中国，在中泰两国电力销售的当前价格条件下，湄公河干流上的水电项目由于河床宽、水头低，单位电能成本高，项目在经济回报上存在较大风险。

第三篇：县级审计工作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

关于县级审计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由于受经济环境、执法环境、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限制，致使基层审计工作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制约了县级审计机关的科学发展和管理体制转型。在此对县级审计体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对策作以探索。

一、县级审计机关的现状

我国的政府审计制度始建于1983年，属于行政模式，对政府负责，保证政府财经财经政策、法令、计划、预算的正常实施，对我国30年来的经济建设发挥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领导体制

《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负责。审计机关在本级政府行政首长（正职）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开展审计工作，对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作为县级审计机关来讲，同时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

（二）审计人员

审计机关原则性强、业务能力要求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愈发凸显出其监督作用的重要性。现各级审计机关对人员配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县级机关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基层审计机关的人员更新，由于编制有限，高学历专业人才不愿“回归”等原因，造成专业人员缺乏，人员更新困难，年龄结构老化，存在青黄不接现实。

（三）审计经费

审计经费是保证审计监督独立性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承担着对政府资金的监督职责，《审计法》第十一条规定：“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但在现行体制下，县级审计部门工作环境艰苦，工资待遇较低，因预算安排不足和临时追加任务等不可预见的支出造成的经费缺口，为审计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再者说，地方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审计经费来自于被监督的财政部门，存在交叉制约，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审计监督存在流于形式风险。

二、县级审计机关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县级审计机关面临着独立性相对较差、人员配置不合理、专业技术相对落后、审计经费不足、审计结果披露受限等等情况，制约了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导致审计质量和效率难以有质的提高。

（一）独立性不强，职权未执行到位

依照《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国家审计主体在依法独立行使其职权时，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保持独立地位”是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客观公正进行审计的基础。独立性相对较差的问题在县级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县级审计机关在本级行政首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审计人事任免受制于本级政府，工作重心也转移到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方面，更多考虑的是地方经济利益，因此，“县级国家审计机关”实际上是“县级地方审计机关”，一定程度上审计机关不能依法严格进行监督和处理，审计的客观公正性大打折扣，不利于县级审计机关的发展。

（二）人员配置不合理，业务素质不够高

一是年龄结构老龄化，青黄不接现象严重。现在实行的公务员考录制度，明确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进人方式和用人办法，人事部门紧把人员入口关，编制受限，身份得不到明确，使得基层审计机关人员不能及时补充年轻干部，年龄结构得不到优化调整，现有业务骨干的“传、帮、带”作用难以发挥，严重影响着基层审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专业人才短缺，业务素质不高。较高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审计人员做好本职工作，提高审计质量的必备条件。县级审计机关受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吸引人才的能力较弱，人才流动性也差，金融、计算机、工程造价、预决算等专业人员很稀缺，目前“金审工程”已在全国审计系统逐步开展，审计机关运用计算机、数据库等方法实施审计监督，这些高科技的审计手段必然由高素质的复合型审计人才来实施。所以，当前县级审计机关复合人才稀缺状况，将影响其向高质量、高效率方面发展。

（三）经费不足，制约审计质量发展

一是制约了审计力度。众所周知，财政是审计监督的主要对象，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是，财政部门具有编制预算、安排各部门经费的职能，所以审计机关为了能够顺利解决自身经费而不愿得罪财政部门，往往在一些问题的定性、反映和处理方面作出退让，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审计质量和审计执法力度。

二是制约了审计创新。“交叉审”、“上审下”是已被实践证明有利于加大审计执法力度、提高审计质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得到充分推广运用。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交叉审”、“上审下”都要比同级审需要更多的经费，需要适当加大审计成本。但目前情况下，多数审计项目因经费不足的制约只能采取“同级审”，审计质量所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

三

第四篇：浅谈怒江水电开发（范文模版）

从怒江水电开发说开去

怒江是一个以丰富自然资源和极具传统民族文化特色著称的自然宝藏，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自然景观，而在这里实施的“两库十三级”怒江水电开发方案刚出台便引起了巨大争议，一方面支持开发以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反对破坏生态环境。因此，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用科学发展观的恩想统领环境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势在必行。

我国是个资源大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开发利用中，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由开发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也远远超过开发项目本身，但同时，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因此，为了实现工程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水电建设必须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从以下措施着手，实现生态文明。

第一、严格遵循先规划，后开发的原则，确保工程方案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有序进行。针对各项目开发方案要反复论证地质情况，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要严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介法》做为依据，制定出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第二、加大对生态移民的补偿力度，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百姓生活正常有序进行。从开发项目的生产效益中按比例补济给老百姓，大力吸引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为百姓提供就业机会及服务性工作机会。

第三、明确责任，设立专用机构，对开发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及时处理，避免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威胁基至损害。

第四、完善责任追究制，制定完善要关责任追究制，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和领导，对于违反规定要严肃处理，必须防止政府和领导的不作为。并建立以保护生态工能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即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清山”，有关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议，讨论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因此只有深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结构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

第五篇：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校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脖。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脖、“以规划减少城市脖、“以管理医治城市脖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

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劝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劝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矗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

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劝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孝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脖、以规划减少“城市脖、以管理医治“城市脖。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

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7）本报告评价的结果仅限于以上所列城市的比较。

本报告的一些基本观点，参考了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由同一研究组所做出的结论，并且在科学发展观统帅下，对当时的认识做了相应的提高和修正，在此一并说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