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5篇

第一篇：中国教育事业30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事业３０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１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５００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万大学生和１．５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１６００万学生„„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年度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３０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４６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１９７７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恢复高考这一标志性事件至今，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巨变。回顾３０年的艰辛探索，教育事业前行的每一步，都使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回望３０年的非凡历程，教育事业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书写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第二篇：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

让我们以上述伟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力求正确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第三篇：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改革开放30年以来，xx的教育事业在党的优惠政策的普照下，在泽普历届党政领导和全县各族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下，与全县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校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教学质量多年稳居地区前列，师资队伍显著加强，双语教学稳步推进，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xx的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为xx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深化德育工作为抓手，教育阵地进一步夯实。

教育战线各级各类学校历来是反分裂、反渗透的前沿阵地。多年以来，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始终从讲政治的战略高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地区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始终坚持德育为首的方针，把稳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治家办教育、管学校，教育各项事业和谐发展。

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主题，认真落实党组织全覆盖化和职责具体化，切实加强了学校党组织建设，全系统党组织达到68个，党员教师达到1500多名，占教职工总数的65％,党员覆盖所有学校和教学点，学校党组织80％被授予“五好学校党支部”称号，每年有一大批学校党组织被评为地区和县级“先进党组织”，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学体制已确立。通过落实以党带团、以团带队，积极构建纵横贯通的德育工作体系，学校德育（政教）主任、法制副校长、辅导员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和无神论、民族团结、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公德教育和养成教育的课堂化，学生运动会、校园艺术节、民汉学校结对子、民汉学生一帮一活动及文明单位、家长学校、平安校园、绿色学校、花园式学校的创建等活动的深入开展，学校的两个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全社会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的氛围已基本形成，教育反分裂、反渗透的思想防线，社会主义教育阵地得到有效夯实，保证了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贯彻落实。

以“两基”攻坚为中心，基础教育程度全面提升。

30年前，我县的基础教育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学前教育滞后，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高中入学率和高考上线率极其低下，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等问题十分突出。多年来，县委、县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基础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普及教育，学前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至今全县已建成了22所农村学前幼儿园，实现了县城园、乡村园加民办园的全覆盖幼教办学模式。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等措施，我县的基础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全面开展“两基”攻坚和巩固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两免一补”和“管理到位、领导到位、队伍到位”的德育工作管理模式等一系列政策，使我县的基础教育事业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1999年，我县“两基”攻坚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两基”人口覆盖率达了100%，青壮年非文盲率为97%。目前全县学龄前幼儿入园率为50%，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48%,辍学率为0.15%，初中适龄少年毛入学率为105%,辍学率为0.15%，15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为95.95%,17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为93.1%，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

我县自2003年被列入喀什地区课改实验试点县以来，从两方面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课改活动，一方面，采用“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大力开展课改实践活动，多次聘请自治区、地区课改专家组的成员到我县进行实地讲课和召开经验交流会。同时加大课改师资培训，近五年来，共培训课改教师3000余人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多媒体应用、远程教育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多媒体渗透课堂教学”的现代教育体系。2006年我县被自治区授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实验区”。在新课程改革获得成功的同时，也使我县教育教学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五年来，我县共有404名学生考入内地新疆高中班，共有425名学生考入疆内初中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和疆内初中班录取人数持续位居全地区前列，高考上线率保持在90%以上，尤其是2007年高考中我县维高考生一举囊括了喀什地区高考理科第一名和文科第二名的好成绩，该校高考上线率和录取率更是稳居全区民语系学校之首，为我县争得了荣誉的同时打造教育强县的魅力得以彰显。

以增加投入为手段，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以建设双语幼儿园为突破口，双语教学稳步推进。

双语教学作为一件利民、惠民和未来工程，历来受到历届党政的重视与支持。各乡党政给政策、保投入、抓统筹，始终作为双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坚强后盾。在政策引导上，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泽普县双语教学工作五年规划》、《泽普县民汉合校实施方案》、《泽普县双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泽普县双语教学发展十一五规划》和《泽普县双语教学责任追究办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双语教学的良性发展。在抓投入上，尽其所能，倾其所能，通过积极争取上级支援、加大县乡政府投入、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搬迁机关部门让位学校等方式，经统筹规划学校布局，同时共投入建设与改造资金4000余万元，相继撤迁机关部门50余个，招聘双语教师300余名，培训双语教师2000余人次，完成了23所县乡村双语幼儿园、8所民汉合校建设，奠定了全县双语教学发展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全县双语教学发展势头迅猛，全县人民群众期望程度很高，今年我县还将投入1000多万元，完成1个县乡幼儿园、7所乡村幼儿园的建设，我县的双语教学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提高劳动力综合技能为落脚点，职业教育规模不断壮大

多年来，泽普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加快职业教育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了“重点建设职业高中、稳步推进职业初中、加快发展农村职业班”的总体思路，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强有力措施，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我县职业教育之所以飞速发展，与历届县委、政府和全县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据统计，近年来县乡各级党政制定下发关于支持和加快职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20多个，县乡财政共投入职教发展资金2000多万元，无偿划拨职教实践用地10000多亩，招聘各类职教专业教师150多名，为本县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提高教师综合素质为重心，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1978年，我县经济水平发展滞后，师资条件较差，当时全县仅有667名教职工，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教师仅有几十人，大部分为中专、高中学历，还有部分教师为初中学历，教师学历水平整体偏低。

目前，全县专职教师已达到2065名，其中特级教师4人，高级职称教师74名，中级职称教师603名；学历达标率分别达到：小学99.6％，初中98％，高中86.47％；59.46%的小学专任教师取得了专科以上学历，30.86%的初中专任教师拥有本科学历，教师资格认定人数为1960人，占教师总数的85%。

在加强师资建设的同时，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教师生活质量的提高，多年来，我县教师的政治、经济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先后投入资金数2400余万元，建设了教育园丁小区两个，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教师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潜心从教，为本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辛勤耕耘，开拓创新，教师工作愈来愈成为大家崇尚和羡慕的职业。

以促进教育和谐发展为最终目的，社会支教重教氛围日益浓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县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大力实施科教兴泽战略，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党以重教为本、政以兴教为先、民以支教为荣，全社会尊重教师劳动、支持教育事业的良好氛围。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新建扩建大批校舍，真正做到了制订全县发展规划时优先考虑教育；财政拨款优先考虑教育；选拔干部优先考虑教育；为群众办实事优先考虑教育；对涉及教育发展的困难优先研究解决。确立了“一切让位教育事业、一切工作优先支持教育事业”的思路。

为确保教育经费得到有效保障，我县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教育局设立了教育经费核算中心，开设“教育事业经费专户”，对农村中小学实行“校财局管校用”的管理办法，切实杜绝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和截留的现象发生。同时，我县建立了贫困生资助体系，按照《自治区农村中小学贫困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制度实施办法》的精神，及时组成了贫困学生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将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按月及时拨付各学校，使贫困学生享受到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尤其“两免一补”政策实施以来，落实“两免一补”资金3061万元，40余万人次学生享受了这一优惠政策。为了更好的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解决实际问题，在全社会营造重教、支教、助教的良好氛围，我县先后制定下发了《泽普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泽普县关于加强双语教学的实施意见》、《泽普县关于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泽普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关于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泽普县教育十一五发展规划》、《泽普县中小学教师竞聘上岗试行办法》《泽普县县级领导联系学校、县直单位定点帮扶学校工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不断推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在加强学校硬件建设的同时，我县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建立促进泽普县教育事业发展的激励机制的决定》，对先进学校、先进老师和高考状元进行物质奖励，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营造出一个社会重教、支教的浓厚氛围。

改革开放30年，是xx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30年；各级党政和各族人员支教重教的30年；各族人民群众得到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实惠最多的30年。当前，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社会的冲锋号已吹响，教育事业与其它各项事业一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良好发展机遇，广大教育工作者相信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县各族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下，有信心、有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排难而上，书写泽普教育事业发展又一个辉煌的明天。>>>>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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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初稿)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我国在政治走向国际化的强大助力.如今,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得三大引擎.若将目光观至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11.35亿元上升至206亿美元,实现了从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到制成品为主的跨越,但是对外贸易的收支差额仍然表现出周期性的态势,且贸易对象单一的问题也使得我们不能全方位的发展我国的技术性,原创性产业.那么改革开放后呢,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呢? 数据表明,在1978-1990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281.4亿美元上升到了1154.4亿美元;在1990-2000年间,由1154.4亿美元上升至4742.9亿美元;2000-2010年间,从4742.9亿美元上升到了29727.62亿美元.如果从1978-2007年计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增长了104倍,即从206亿增长到21737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附图一).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4%和9.1%.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单看这样一组数据可能会给人误导—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但是对全球的贸易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的确如此,但是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仅增长0.2%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进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为1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首位;进口占全球比重为9.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仍够能以稳定的态势发展,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当我们细化的观察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7--以调动对外贸易部门经营积极性为目标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增加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广开贸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贸易体制；

二、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向结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贸宏观管理；

四、探索促进工贸结合的途径；

五、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间,中国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并打开了两省的贸易通道,更是由点及面的在全国逐渐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国大陆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新体系(附图二)。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初步建交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体系。

1978 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效地运用关税政策。一方面为避免因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进口激增、贸易赤字和通货债务，一方面也为了可以得到较高的关税收入.而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是对交易权利的严重限制。国有外贸公司控制着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通。贸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规定区域从事规定产品的贸易，有时还会被政府限制贸易伙伴的类别。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较大的外贸公司拥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垄断贸易权.此时的自由贸易,可以说是建立在一道无形的“安全门”中的贸易.2.启动汇率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兑换 1.5 元人民币，这一汇率明显对出口不利。此后整个 80 年代，随着经 济发展与一轮又一轮的对外开放，人民币不断贬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兑换 3.5 元人民 币，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人民币贬值约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间，中国实际上存

在着两个汇率体系，一个是官方的固定汇率体系，一个是市场决定汇率的外汇互换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进口商与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汇供给或需求的市场参与者按照市场决定的汇率进行交易，这就是“汇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推动了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这也为中国在1997-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打下基础.此后,人民币曾于1994年一度贬值至8.6元,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至1:6.12.3.下放外贸经营权和进口定价

1978 年后，“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国家主要的大政方针。相应地，国家放宽外贸公司数目。同意各级工业部门设立外贸公司，原国有垄断外贸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变为独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国有约 5000 家国有外贸企业，约 10000 家制造企业有直接出口权利。

政府也逐渐放开进口价格管制。进口商渐渐能够决定进口价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价格加进口商的佣金进行定价。

总的来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外贸体系是由完全的计划贸易体系转变为以高关税、多非关税壁垒的典型的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体系。

自 1985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向东亚“四小龙”学习，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出口加工贸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摆脱原来中央对贸易的垄断。到了 1987 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独立的贸易体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传统的贸易体系。而且前者已经超过后者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 第二阶段:1988-2001--以建立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自负盈亏为中心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国家垄断外贸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将外贸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来改善外贸部门的经营状况，包括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两个阶段。而中国在1986年正式申请重新加入 GATT，即所谓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议中的缔约国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才成为 WTO 的第 143 个成员，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的大家庭也从“复关”变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史和世界谈判史上艰难的一次较量。在漫长的谈判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1989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动荡大大加大了中国加入世贸的难度。在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即复关/入世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时，中国大大深化在外贸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二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三是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中国还取消了近千种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四是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五是加强外贸政策的法制建设;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给入世扫清障碍，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连续 9 次降低关税。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稳步增长，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的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它所面临的反倾销也越来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国首次被欧共体控告倾销后，中国受到越 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中国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大的国家之一。从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个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反倾销诉讼，累计案件达 480 余起。针对中国的反倾 销案件占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3.6%，在 2006 年下半年新发起的 103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6 件是针对中国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强，远远超出中国在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项反倾销制裁中，有 22 项针对中国产品，中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多的国家。反倾销案例的增加无疑也使得中国的入世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总之，15年的谈判过程，既是中国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的 历程；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第三阶段:2001-2008

--以 WTO 规则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外贸体制也进入了 一个以 WTO规则为基础进行全面改革的新阶段。WTO的基本规则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入世之后，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规定的政策法规；其次，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许私营外贸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转变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研究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并向全社会提供相关信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分配外贸资源。

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主要包括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服务业市场两个方面。这些承诺具体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等法律档中。降低贸易壁垒是指：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关税的大幅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渐取消，为外国商品和投资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承诺，到 2008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将由 2000年的 15.6％降至 10 ％。其中，工业品的平均税率由 14.7%降低到 11.3%，农产品的平均税率相应地由 21.3%降 低到 15.1%。与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关税率相比，中国关税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贸组织成员国 6%的平均关税。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中国已经并且还将取消许多非关税壁垒，主要包括进口配额、投标资格、贸易经营权、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政府采购等。入世后，民航、医疗器械和 IT产品的所有进口配额立即被取消，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配 额也将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国已取消了粮食、羊毛、棉花、晴纶、涤纶、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轮胎等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开放服务市场是指：入世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开放幅度大的领域。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采取渐进式的开放，由管制较严的“试点”或部分禁入，到可预见的逐步准入，到完全开放。(附图三) 第四阶段:2008-现在

--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争夺战

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爆发的这场由美国房屋价格大跌,贷款和其他与房屋相关资产价值的损失引起的金融风暴,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出口11月开始负增长。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0%；进口下降11.2%；尽管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开始出现同比下降，但月度贸易顺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续下滑，月度贸易顺差开始减少，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迹象开始呈现，我国出口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附图四,五,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政策,而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则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WTO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其中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别保障措施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09年9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会以后，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99项措施中包括损害中国商业利益的内容。已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针对的重点目标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134项尚未实施的措施中，77项影响中国利益，影响美国和德国的仅分别为19项和30项。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为俄罗斯（13项）、印度尼西亚（9项）、印度（8项）、德国（8项）和西班牙（7项）、美国（6项）、法国（6项）。

但是在多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下,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进行对外贸易的增长.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仍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与中国贸易额分别增长31.8％、29.2％和30.2％。同期，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7.5%、42.4%、46.5%、47.5%和43.1%。去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附图七)2012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了外贸全球份额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扩进口政策力度加大，顺差处于合理区间,加工贸易增速回落，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中西部地区外贸活力增强的特点.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进出口分别增长为10.2%、11.2%和31.8%。对美国进出口增长8.5%，其中出口增长8.4%，美国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对欧盟、日本进出口额分别下降3.7%和3.9%。(附图八,九)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稳定外贸增长政策措施成效继续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突出特点是：

（一）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97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6.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088.7亿美元，增长18.4%；进口4658亿美元，增长8.4%。

（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两旺。在出口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633.3亿美元，增长28.4%，高出总体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进口1364.8亿美元，增长27.0%，高出总体进口增速18.6个百分点。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进一步迸发。广大民营进出口企业抓住国际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深度开拓国际市场，一季度进出口3613.9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占总体进出口比重为37.1%，比上年同期提高9.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1%，占总体出口的比重达41.5%。国有企业进出口1752.5亿美元，下降4.9%。外资企业进出口4380.3亿美元，增长0.7%。

（五）中西部地区出口强劲增长。中西部地区承接外向型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42.8%，高出总体出口增速24.4个百分点.（四）对新兴市场出口明显快于传统市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市场，中国对多个新兴市场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出口分别增长28%、19.6%和35.5%，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长3.3个百分点。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稳、零售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6.8%。随着欧元区金融稳定性增强、经济衰退程度放缓，中国对欧盟出口恢复性增长1.1%。受日本内需疲弱、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3.6%。对美欧日出口合计占整体出口比重为37.4%，比去年同期下降5.8个百分点。受过境中转增多、跨国公司向香港转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等因素影响，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74.2%。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会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发展.综观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长足性的进步,在国际上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下,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小觑的,入世是一个坎儿,如今的金融危机是机遇也是一个坎儿,只有在风险中稳定的求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机遇.

第五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了。3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历史的颠簸前行中，一些东西已经沉淀下来并初步定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也开始越来越清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面做一个概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简洁的概念，但它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从总体上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若干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把握，比如它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个理想目标，还是通向这个目标的发展道路和实践进程，当然也是一种制度的设计，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统一，就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单一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它是理论与实践、目标与过程、应有与现有以及活动与制度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理论，其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断，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现形态。在这些理论中贯彻始终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目标，即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能成为共同理想，就是因为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目标，而且是通向这一目标的现实道路和路线。它不仅向我们描绘了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想蓝图，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具体地说，这就是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套制度设计，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之所在。在经济制度方面，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实践进程。它的理论和制度都是这个进程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实践进程具有探索性和开放性。这一进程还处在进行之中，要从动态中而不是静态中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人民新的探索中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形态或模式。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些不同的理解甚至疑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实现，但不是直接的简单的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就是说，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当代中国的直接呈现，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它适用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也适应于中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或原则属于本质和规律的层面，它是经典作家透过社会历史现象把握住的历史规律及其在思维中的呈现。它并不能以纯粹的形态或理性的形态直接呈现为实践进程，而是必须经过转换，经过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变换过程，才能作为社会历史现象而体现出来。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在中国也不是直接呈现的，而是经过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经过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及其若干中间环节。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有关论述的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或原则是在他们的著作和论述中得到阐述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论断，都属于基本原理的层次。事实上，他们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思维王国中，而是密切关注和联系现实的。因而他们有时候也在更具体一些的层面上也有过许多论断和意见。这些论断往往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国家的情况而提出的，是属于策略和操作层面的。这样一些论述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来，而应从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创造性地提出适应中国情况的政策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遗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曾照搬过苏联模式，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尽管当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思想，但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是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后来，中国改革启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留的苏联模式影响进行了大胆的深刻的改革。现在中国形成的一整套做法，已远非苏联时期所能比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的探索，都已形成了鲜明的新特色。简单地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或用某种别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对它进行比附或说明，都会显示出解释力的不足。可以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崭新特征，是以往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更没有成功地实践过的。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来看它，必须对它进行认真的观察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基本特点。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有责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概括，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经常会问：这里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问题。从严格的概念上讲，二者不是完全等同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特色都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除了包括中国特色外，还包括它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但是，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离不开中国特色，而且主要就是中国特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不要搞得太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不是多余，不是点缀，而是突出的标志。中国特色不是一般性地谈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无意识地带有的中国特色，而是有意识地突出强调的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说法，是“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特色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侧面。

1．在思想理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同志最早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现在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成果，都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里，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这是一回事。而用传统文化来改造和改变马克思主义，又是另一回事。无疑，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会借用或利用传统文化中某些资源，但是这并不等于是把传统文化提高到指导思想(或之一)的地位。

2．在理想目标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并提出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现实，又是一种理想。它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有待在现实中进一步实现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设计的理想目标中，包括有实实在在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内容。在党中央有关文件中的表述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内。尽管严格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但它又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紧密相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必须有其历史主体，而承担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历经

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之后有着走向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和信念。而正是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为这一复兴指明了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中，小康社会是一个更为具体的理想目标，它指的是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的目标。小康社会的提法来自中国传统，邓小平把它拿来赋予其科学含义，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一种体现。

3．在发展道路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与发展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能把我们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条现代化道路，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以及与一些亚洲后发国家相比，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找到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首先是认清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并由此出发，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都是非常适合中国现实情况和发展要求的，并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4．在制度设计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情况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突出地体现在它的制度建设方面。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探索在中国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特别是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不断完善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取得重大成果。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探索和积淀，我们已经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在政治制度方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就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文化制度方面，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制度设计，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

5．在实践探索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它将随着中国的发展而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并将形成新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离开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进程，就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特色所在。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更高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将形成和体现出更新更多的中国特色。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在完

成“三步走”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并不随之终结，而是继续向前延伸，并越走越宽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实质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的特色是这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特色。我们可以突出强调它的中国特色，但这一特色并不掩盖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里，科学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发展自身的社会主义，但它不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面临着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任务，面临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因而必须有限度地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这里要搞明白，我们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我们也搞市场经济，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我们的经济过程和社会生活中有一些资本主义现象或资本主义影响存在，但从我们的国体，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都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这些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些政策方面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有一些表面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讲，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体现，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并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寻求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联系，只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的改良逐步得以实现。这与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都是根本不同的。他们从本质上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而且和我们在一些深层上有很多不能弥合的分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它不是涂有社会主义油彩的民族主义。亚非拉地区有许多带有民族和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流派，它们是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民族经济过程中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指导思想十分庞杂，混合了民族意识、宗教教义，政策做法也五花八门，有很多理论与实践是根本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民族社会主义只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此根本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带有中国个性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离不开社会主义原则，勿宁说，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底色上的民族化色彩。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一个工具，它还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和目标。我们中国人都渴望和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明确的含义，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社会主义前景，孤立地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狭隘的。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道路也是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与共产主义理想无关的民族复兴的期望而已，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的一个中间站，它的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