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对比[五篇范文]

第一篇：中西方文化对比

中西方文化对比

1.中西方在出席时间的差异：

在中国,时间的多样化模式使人更倾向于“迟到”,在规定的时间半小时之后,甚至更晚才“姗姗来迟”。对于这种“迟到”现象主客双方都习以为常,并不将之视为对主人邀请的一种轻视或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而西方国家中,正式的宴会要求准时到达,一般不超过10 分钟;否则将被视为不合礼仪,是对主人以及其他客人的不尊重。

2.在见面交往礼节方面的差异：

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去哪，吃饭了没，而西方人却认为，这是在侵犯他们的隐私，西方人对此感到很怪异。“吃了吗？”这是中国人在吃饭前后打招呼的常用语。西方人们分手时通常说Good-bye，Bye－bye，相当于中国人说“再见”。如有贵客或不大熟的人来访或串门儿，客人离开时，按中国的习惯，主人要把客人送到房门口或大门口。客人对主人说“请留步”，主人最后要说“走好”、“慢走”、“慢点儿骑（自行车）之类的客套话。而西方人微微一笑并作个表示再见的手势就可以了。

3.中西方对爱情的态度的差异

西方人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爱情是神圣的、至上的。他们崇尚恋爱自由，恋爱双方的选择与婚姻，安全是以爱情为基础。而不论出身、门第、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因素。在中国，恋爱双方的选择，很多时候长辈会从中掺和，会考虑对方各个方面的条件。爱情相对比较物质，缺乏西方人的神圣。

4.中西方在餐桌礼仪上对女性态度的差异：

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代,正式的宴席上根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从而也就无需考虑女性位置的安排,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西方“, 女士优先”是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是社交活动中的重要礼仪规范。

5.婚礼服饰及色调比较

西方的婚礼的主色调是白色。在西方婚礼中,新娘一般都会一直穿着白色的婚纱，新郎则是穿着笔挺的西服。在西方的天主教传统里，白色代表着快乐，代表圣洁和忠贞。中国婚礼的主色调是红色，所谓“中国红”，这是中国传统的代表喜庆的颜色，新娘一般都穿红色的礼服，象征着吉祥如意，也祝愿着希望新婚的夫妇生活能够红红火火。

6.中西方对数字的差异

中国人不喜欢说4，觉得8非常吉利，而西方人不喜欢13。中国人视4为不吉利，因为与“死”同音；而在荷兰语中4却是个喜庆的数字，因为与荷兰语“庆祝”一词的发言相近。

7.中西方爱情表达方式的差异

西方的爱情在我们看来是热烈、开放、浪漫的，而中国的爱情相对是保守的。所以西方人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尤为直接的，用直白的语言，用具体化的行动来表达爱意。在西方“我爱你”是可以很轻易的表达出来的。而在中国，就我们身边的父母而言，我们也很难听到这些字句的，爱的感情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的。

8.对孩子基本态度的差异

中国家长受封建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懂事”、“无责任感”的，对孩子负有全面的责任，所以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这束缚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发展。西方国家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家长并没有支配和限制孩子的行为，一般也不替孩子做选择，家长是要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在什么情况下对孩子说什么话，家长都要仔细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愿望和心理。

9.中西饮食对象的差异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10.中西方菜名的差异：

中国的很多菜名中往往包含了很多历史、文化的信息。如“东坡肉”,传说是根据宋代著名的大文豪苏东坡流传下来的食谱做成的;与之相比,西餐中的菜名要简单得多,往往一目了然。

以风靡全球的“肯德基”餐厅为例,光从店名就知道,这是一家炸鸡店;而店中的食品如炸鸡腿、香辣鸡翅、炸薯条、汉堡包,以及新近推出的墨西哥鸡肉卷、海鲜汤等,几乎无一不是以原料加上烹饪方法或地名来命名的。

第二篇：中西方文化对比

中西方文化对比

--对文化教化功能的再认识

以前曾经看过一则趣事，是说不同国家的人弄丢了一枚硬币后的反应，美国人只会摇摇头，不再回想，日本人会回家做一番深刻的反思，德国人会在丢失硬币的周围仔细寻找。从这则趣事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心理，而不同民族心理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体现的就是文化的教化功能。

比如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伦理道德与群体意识的儒家文化，其次就是宁静恬淡的道家文化。因此，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全面教化的中国人，在青年时期追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采取的是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与历经数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西方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厚遗产。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并经过人的心理折射后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三方面：群体与个体，保守与求新，讲“礼”与平等。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文化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来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生体验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情境，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说法，就是群体观念的典型反映。而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使人更倾向于不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指导自己行事为人。因此西方人推崇个体文化心理。

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极大。中庸中的“中”字意味着“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论语·率雍》也写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中国，标新立异是不被肯定的，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被众人所排斥。这种拒绝变化的儒家精神在中国造成强大的保守意识，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西方个体主义的文化心理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正是这种追求“差异”和“多样化”的“求变”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那种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推动西方社会创造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中国人信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中国，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也在其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男女老少等等。中国人推崇“抑己尊人”的处世原则，谈话时有意抬高他人地位而使自己显得卑微，因此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谦称和敬称。汉语自称谦词古代有：仆、小人、愚、鄙人等，近现代有：学生、晚辈等。自称亲人谦词有：家父、家母、内人、犬子等，敬称对方亲人有：令尊、令堂、令夫人、令爱等。而西方文化心理强调平等。平等意识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西方人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出平等观念。因此，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西方，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以直呼其名，晚辈或学生可以就一个问题或观点与长辈或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毫不顾忌后者的面子或权威。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人不同文化心理以及行为方式的比较，可以看出，文化的教化功能在于，不同的文化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体现出了诸多不同。文化虽无形，但它可以通过教化功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一个有形的人身上。可以说，正因为文化具有教化功能，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才得以保存和体现。

第三篇：全球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对比

全球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对比

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文化及其传播

一、全球化问题的两种认识

在全球化问题上始终存在两种主要认识和态度。

一是把全球化看作人类历史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和一种普适的进化过程，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及其职能的消弱和相互间依赖的加强；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的大规模运行从而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得到优化配置，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信息传播的空前活跃以及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盛行；

另一种认识与态度是批判性的，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新一轮全球扩张，即资本主义新一轮全球扩张导致世界性的不平衡与不平等格局的加剧，其中所体现的不过是资本永无止境的欲望。

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两种观点

1.萨义德与汤林森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汤林森认为, 当前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涉及四个层面的内容: 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和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我们借用汤林森给出的这一框架介绍汤林森和萨伊德两位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的争论。

（1）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

大多讨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都认为, 帝国主义依靠大众传媒传播、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

汤林森：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 媒介只是中性地、客观地传播信息, 并不存在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的问题;另一方面, 读者和观众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抵抗外来文化的渗透。

萨义德：在媒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对现代媒介是否拥有同样的控制权, 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意识、有预谋地利用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点上, 萨义德认为, 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

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而言, 它指涉的主要是这样一种观点: 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不均衡, 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过去曾经受到、而且现在仍在受着帝国主义文化的威胁。

汤林森认为所谓的“文化威胁”论并不存在。在他看来, “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 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都充满了矛盾。事实上, 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就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 相反, 其内部充满了不同的氏族(ethnic)文化或地域(regional)文化的抗争与冲突。因此, 汤林森非常赞同当代学者安德森的看法, 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其本质乃是一种心理现象: 一种寻求互相认同的情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 萨义德同意汤林森的“文化开放论”与“文化交融论”。因此, 他诚挚地呼吁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萨义德也注意到, 不管是殖民时代, 还是冷战结束以来, 他所期望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视东方, 东方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和西方平等的对话身份。因而萨义德号召第三世界抵制西方世界的扩张。其目的并不是以“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 而是改变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3）、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

汤林森主要反驳了一种功能论的说法：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锋, 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层面的“同质化”, 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他看来, 上述理论的错误首先在于颠倒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是经济决定文化而不是相反, 只有在人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物质基础得到建立后才有“文化”可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化不可能是经济的先锋。其次, 如果是文化社群自觉、自主地选择了资本主义, 那么即使资本主义的确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后果, 那么也没有理由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

萨义德：汤林森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自主性, 萨义德却正好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的扩张为条件的。萨义德主要考察了欧美“东方学”的产生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内在关系。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一直与欧洲诸国此消彼长的斗争有关。萨义德还注意到, 在整个殖民时代, 西方世界许多“高尚”的文化现象都打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记，有时这些印记是暗藏着的。所以他强调“对位阅读法”： 即不局限于作品的表层含义, 而去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

（4）、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 现代性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物质财富、科学理性和民主自由, 另一方面带来了异化、无序以及工具理性的“铁笼”。正是这样，现代性在冷战以后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迅速地向全球扩张, 以致于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诅咒”: 不但在经济上要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文化上也要纳入源自西方的叙事模式。

汤林森：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却不能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他指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帝国主义已经被“全球化”所取代。

萨义德：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 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冲突仍然触目惊心, 因而全球化、人类一体化的预测要么是某些理论家粉饰现实的违心之论, 要么是善良知识分子的痴人说梦。

（5）、两种看法的渊源

两人采取的方法差异：汤林森主要采用的是解释学的方法。萨义德采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正是萨义德和汤林森的差异所在: 汤林森以解释学为理据, 更多地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平等关系, 而萨义德受葛兰西和福柯理论的影响, 更多地关注文化交往中帝国主义霸权的隐秘运作方式。

两人的本体论差异: 回答“谁在说话?”的问题时两人的立场不同。葛兰西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汤林森是发达国家代言人；二者分属不同的知识分子类型。

三、支持文化帝国主义存在的辩护

1、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之一——好莱坞影像中的“东方主义”思维

何谓“东方主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对之作过明确界定:东方主义“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它“与帝国主义强力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萨义德指出“: 东方主义”是“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凡是以东方与西方这一基本二分法作为起点的对东方、东方人、东方习俗、东方“心性”、东方命运等等进行本质主义陈述的写作都属于东方主义。

西方电影关于功夫、伦理、侠客、中医、玄学、暴力美学等正是“东方主义”的典型表现。

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主义”

（3）．全球化语境下好莱坞电影的“东方主义”新动向

西方国家以美国文化产业为首，通过商业文化输出，把西方的价值观、世界观推销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形成文化霸权。

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主义”的政治功能丝毫没有减弱。自从穆斯林世界被贴上美国头号敌人的标签之后，“阿拉伯”就与“恐怖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华人好莱坞电影的“自我东方化”的色彩。“自我东方化”即东方人以西方人论述东方的逻辑为参照和出发点，固化和本质化“东方主义”的行为和话语表达。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华人电影可以说明这种趋势。“自我东方化”已经成为东方导演把影片推向国际市场的有力武器。“沉默的他者”不再沉默，转向迎合而不是挑战或推翻西方人固有的想法。

（2）典型的东方人

将东方典型化有两个用处:一是方便西方对东方的把握；二是这种典型其实蕴涵着丰富的含义，那就是对东方的敌意。负面的东方形象传达了西方对东方的看法与态度。固定秩序“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黑人女性”强调缺失，强调秩序，这些都是将东方人典型化的惯用手段。西方需要这些典型来强调他们的中心位置，将东方边缘化，并且使他们将东方的一切活动合理化。

3、新时代的东方主义

《明日帝国》

促使电影对东方形象作出修正的原因，第一，在欧美社会中面临着数量越来越大的非白人移民，他们的反对声音不容忽视。其次就是票房表现。电影中负面的东方形象令日渐清醒的东方观众反感，电影制作者在考虑利润的前提下，不得不推出貌似正面的他者形象，更标榜在他者形象上前所未有的真实塑造。

007电影一向以其敏感的时代触觉见称。在《明日帝国》中，它带出了潮流元素:媒体的力量。同时，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崛起，因为在电影中，在中国成立办事处是媒体大亨卡佛的目标。在电影中可以看到两股力量的交织:一是要维护东西方的差距，二是对中国发展的担心。进一步考量，由于中国的庞大票房，电影不得不对林慧这个角色有一番斟酌。观众看到的林慧，正是一个折衷的东方人物形象。

“所有的对于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社会学等等的看法我都称之为显性东方主义。任何关于东方的知识的改变都仅限于显性东方主义的改变，隐性东方主义是不变的，稳定的，永恒的”。

四、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存在的辩护

1、不开放不足以成文化——关于全球化中媒体保护与媒体开放政策

（1）限制性保护与扶植性保护

限制性保护：对文化产品的引入和展示进行控制；通过限制进口对国内产业进行鼓励和扶持的策略；关税和限额是限制性保护的常见形式；

扶植性保护：意在推动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同国外竞争的实力。通过资助和补贴推动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

（2）媒体保护主义的根源

媒体保护主义以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为前提，来自对外国文化的影响和本国文化完整性受损的恐惧；保护性政策常常与决策者的既得利益有关，政府精英除了实践他们自己的信念之外，也必须归纳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甚至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不平衡的文化交流容易引发媒体保护，对美国的文化霸权的担心不限于发展中国家，某些发达地区例如加拿大和西欧，也采取了若干媒体保护主义。

是一种精英主义文化观：认为大众对文化难有正确的判断。典型：中国，加拿大，西欧

文化帝国主义是其代表理论，与强媒体效果模式相对应

（3）媒体开放政策的根源

自由贸易政策是对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资源分配有效性信念的一种体现。

赞成自由贸易的观点认为：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和普通产品流通无异，并对个人自行选择文化有更多的信心和尊重。典型：韩国，日本，香港

自由贸易政策对外国媒体的冲击有更加客观的评价；

本地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斯特劳哈尔的文化接近性，即受众对和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熟悉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理解和产生共鸣。

文化开放主义倾向于强调受众的主动性

（4）全球化时代的媒体政策

全球化给保护主义带来极大问题，保护主义的政策越来越失效，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扩张、技术进步以及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加速全球化的过程。

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

（5）媒体开放政策的成功实践——一个极端开放的案例

媒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假设，是采纳开放政策纵容外来文化会引发本土文化的激烈变革，香港足以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

媒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假设认为，开放的文化政策会导致外国媒体一统天下。香港的案例表明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媒体发展不是必要的。

媒体保护主义假定决策者可以从文化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是如何分辨精华和糟粕并不容易。因为本土文化内部是有差异的，与外国文化接轨有时只不过是内部文化多元化的延伸。因此判断是否应该接受一个文化习惯，不该以其来源为标准，而是应该考虑这种习惯是否符合民众的需要，大陆和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香港、广州和北京的价值观比较

价值观与文化习惯

香港

广州

北京

赞同％

赞同％

赞同％

如果有机会我会走后门

21.2

50.4

47.5

拜访好友不需要预约

19.4

28.6

26.7

邻居吵架时不应该干涉

46.1

38.3

40.9

我肯定不会送自己父母去养老院

51.2

58.9

50.0

（6）以竞争促发展

全球化传播时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各种边界正在发生变化，被外来文化取缔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国家的本土文化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很难改变深层的特征，因为人的文化认同和所处的地缘、血缘和信仰息息相关，本地文化不一定此消彼涨，可能相互影响并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全球化时代各种政策依然掌握在国家政治精英的手中，全球化对国家民族的侵蚀作用是不平衡的，文化主权的概念依然会有市场；

采取一般的开放政策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不要求纯粹依赖市场引导文化发展。在满足社会对外来媒体需求和减少其不良影响之间求取平衡，采取有限保护政策，尽量开放是全球化下的主要走向，一个好的战略是分步骤、分阶段的开放市场，首先开放本土竞争为国际竞争做好准备

2、文化转移——对全球文化交流实际过程的分析

——以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和美国化为例

（1）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转移

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文化就是被西方文化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险，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无疑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趋势，但是全球化并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都是相对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Robertson提出“球土化（globcaliza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很好的概括和体现个中两者的相对性和辩证关系。

文化转移：指由媒介参与的文化生产形式，主要指不同文化相遇时，一个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据为己用的过程。文化转移的主角既可以是强势文化，也可以是弱势文化。文化转移通常有其目的性，通常获得利润是进行文化转移的原始动力，文化转移会导致两个或多个文化元素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成分的相对比重可能不同，由于人们在语言和文化情境中更容易接受本土文化，为了得到受众的认可，文化生产者趋向于在外国文化和本土文化中寻找一种平衡。

（3）、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和美国化

（4）木兰传说的美国化和普适化

孝道与双向的爱。花木兰在中国文化中是表扬孝道的传说，到了《木兰》中，“服从”的美德不受重视，孝道的观念变为次要，孝道被改造成一个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的观念：荣耀家庭和双向的爱取代了孝道成为影片叙述的主题之一。

适度的女权主义与个人主义。自我身份的追寻是影片的一个突出主题。走折中路线，表达适度的女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去情境化、本质化与再情境化。第一种，剔除中国故事的情境，确定核心要素，加以重构和重新情境化；另外一种，确定核心要素后按照故事令人信服的内在逻辑去重新演绎。

文化形式的转变。原文化存在的形式会影响文化转移的方式和幅度；文化成品采用的形式也会影响到改编的范围；媒介的风格和类型也会对文化转移产生重要影响。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哪些被保留，哪些被舍弃，哪些被翻新，取决于文化产品的艺术形式、媒介类型以及制作者的意向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原文化延续与跨文化参考机制

（5）全球化

3、关于文化转移的结语

文化的真实性与本土性：

文化杂交与全球文化：《木兰》既不是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纯美国的文化，它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文本：是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女性的服从与解放、孝道的奉献与父女双向沟通等等看似对立的概念的混合体。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使得这一个迪斯尼化的中国传奇成为了世界流行文化中的一员，它使得后来对花木兰故事的再诠释和再创作都无法回避与它的对话，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

文化转移与文化边界的跨越：文化转移不是两个不同文化的物理混合，而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反应之后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制作者总是尝试不断重新定义文化的边界，直到最后定于一个受众和他们自己都可以接受的新的边界。文化边界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全球传播的时代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边界也日益模糊并不断被改写，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化随着文化转移而改变，但是它的文化基因仍然将保持相对稳定。文化的边界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将不断受到冲击、改写以至再肯定。

国际传播再出发：文化的转移不仅限于传播媒介的内容与形式，还包括西方的教育理念、国际商业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强调文化转移的重要性可以推论出，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皆不应做决然二分，这种认识有利于破除自设的限制，对政策的制定与理论的推进也有好处。

第四篇：中西方文化对比论文

世俗与宗教——中西社会习俗文化比较

摘要：当今中国早已跻身全球化语境的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中西文化交往的规模和深度都在不断发展。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信息误解屡见不鲜。中西文化博大精深，社会习俗文化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中西方社会习俗文化 差异

前言：社会习俗文化包括社会生活礼仪与节庆、生活方式等，是各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反应，深刻揭示着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由于社会习俗范畴广泛，本文仅从觐礼、婚礼、葬礼、节日四个方面来比较中西方文化，以窥全豹。鉴于中国式宗教意识淡薄的国家，社会习俗文化是世俗的，而西方国家基督教影响甚深，故社会习俗文化的宗教色彩深刻。

一、觐礼：下跪与屈膝

在古代中国一向是皇权至上的社会。因此，古代觐见皇帝时都要行下跪的礼仪，以表示对高高在上的皇权的尊重。这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高度集中的权力，使皇帝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有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华夷有别，万方来朝的虚荣心理。而西欧则相反。在西方，王权有限，对国王来说，“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加上基督教的普世性，教皇才是权力的中心。西方国王与贵族大臣的契约关系并非像中国古代的“君为臣纲”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出现了双方觐见礼的冲突。

二、婚礼：红色与白色

在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中，婚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作为社会习俗的婚礼，是最重要的礼仪。然而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婚礼的具体形式与文化内涵也就不同。具体上说，中国古典式的婚礼是“红色”的婚礼；西方古典式的婚礼是“白色”的婚礼。

（一）中国婚礼的红色寓意

中国古典婚礼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男女双方全家族的盛大庆典，以及到处贴的红双“喜”，一对新人着红衣、红裤（红裙），新娘披着红盖头，桌上点着红蜡烛，床上摆着大红枣。在婚姻不能自主的封建时代，红红火火的婚礼主要不是对新婚夫妇个人的祝贺，而是对家族兴旺的集体联欢，对封建义务的重申。婚礼仪式中的“拜天地”的安排，但这里的“天”只是伦理化的“天”，是重申对天经地义的封建礼法的遵守承诺，完全是世俗性的行为。

古代中国的婚俗文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作为一项被古代中国人民长期接受的习俗，虽然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在流动性较小的农耕社会中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结婚也要按照风俗履行必要的程序。定亲和迎亲这两种程序在不同程度上历来为人们所遵守，甚至在当代的中国也仍然会有体现。其次“明媒正娶，大办婚事”是中国又一重要的风俗。中国婚礼大张旗鼓的操办，其社会意义在于“公示”，以此获得“本地认同”，从而产生“本地身份”。这些对于地位卑贱低微的女性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媒正娶”的本质同样仍然是为家族共同体的集体荣光增加一道红色的光彩。

（二）西方婚礼的白色意蕴

西方婚礼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庄严的教堂和白色的婚纱。白色的婚纱在西方象征纯洁、忠诚、美丽。在西方人看来，婚姻是神圣的，西方的婚礼多灾教堂举行，由神父主导婚礼进行，庄严的婚礼誓词是婚姻当事人对对方终生的承诺，也是对上帝尊重的保证。婚礼沉浸在一篇宗教的圣洁气氛当中。

西方社会婚姻制度也是某种社会习俗的产物，尤其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当我们把视角投向基督教，不得不提到《圣经》。《旧约》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可谓人人皆知，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果子而被上帝逐出。尽管上帝将人逐出伊甸园作为一种惩罚，然而他并没有拆散他们，而是令他们今生今世要相互扶持。其目的在于完成这种爱，在于延续生命。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带到一起，从而设立了婚姻，那时婚姻是神圣的，基督徒对这种婚姻的看法也赋予了荣耀和尊严。白色的婚礼使得西方婚姻获得了圣洁的认证。

三、葬礼：厚葬与薄葬

（一）中国的厚葬风俗

中国古代素有厚葬的传统。中国各地博物馆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从历代墓葬出土的殉葬品占有相当比例。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乃伊、西安汉阳陵出土的佣群......殉葬品之多、之繁、之奢华，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无不显示着中华厚葬之风。不仅皇家贵族如此，中国民间也不逊色。虽然民间不会想皇族那样奢华，但也不敢怠慢。直至今天，尽管社会发达，大办丧事的习俗仍让留存了下来。现在不仅焚烧纸人，还焚烧纸马、纸电视、纸汽车、纸别墅。

中华厚葬之风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所提倡的“孝”道。所谓的“孝”道，实质上并非真正对“人”的尊重，而是对规范——“礼制”的无条件服从。通过孝道来凝聚族人，以巩固社会秩序。而对死人的孝就体现在丧葬的厚薄和质量上。

中华厚葬风俗文化的世俗性关键在于中国人“视死如生”的看法，即把死人当作生人来供奉。丧礼设酒食、供品以祭，用整头宰杀的牛、羊、鸡等加上各种新鲜的水果做祭品。从常识知道，死人是不会享用这些供品的，只是人们心理上认为原来的人在另一个世界仍然会享受得到，他们按世俗的办法祭奠供奉死人。

（二）西方的薄葬风俗

通过欧洲的电影电视，许多人对西方葬礼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十字架和黑色的丧服。墓地也十分简单，一个两米左右的长土坑。下葬时人们只是向墓碑献鲜花，不见有其他的殉葬品。参加葬礼的是死者的亲属与生前挚友，但不会是像中国那样的家族大聚会。西方的丧葬礼仪很简单，其形式基本上属宗教式的。葬礼与葬礼弥撒一般由神父议定，包括祈祷词和经文，然后是圣餐，最后为告别仪式。葬礼过程主要是为死者祈祷，祝灵魂早升天堂，解脱生前痛苦。整个葬礼庄严肃穆，简单薄葬。

这种习俗主要还是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灵魂直接和上帝发生关系，崇尚灵魂升华，因为肉体是肮脏的、有罪的。因此西方葬礼风俗重精神性的超升，而对肉身简丧薄葬。

四、节日：人节与鬼节

民族民间节日是重要的社会风俗文化。中国社会是宗教意识很淡薄的社会，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人的人生是“无宗教的人生”。所以中国传统节日多是世俗性的，是人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当代青年人也喜欢上了洋节。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文化影响较深，宗教氛围浓厚，故西方节日宗教性强，是鬼节。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的宗教性节日也已日趋世俗化。

（一）中国节日的世俗性——人节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农业活动的节气有关，而农业活动又离不开家庭成员之间的集体协作，所以传统习俗要么与时令有关，要么与家族祖先祭拜有关。如在以团圆欢庆为核心的春节，仍要在饭前拜祭祖先，烧香烧纸钱。中国的传统节日提供了“天——地——人”合一的运行节律的时令节点，这些都是世俗性人的节日。传统节日经过几千年传承下来，不仅是译为它的一些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体现，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

（二）西方节日的宗教性——鬼节

基督教自罗马帝国成为国教以来，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基督教不止是一种观念体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以礼拜日为例。礼拜日也叫安息日，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工作了六天，第七日休息。因此，现代的西方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每个礼拜日都去教堂做礼拜。古代西方的节日也是极具宗教色彩的，以复活节为例。复活节原本是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向信徒展示他作为复活的救世主，也让基督徒坚定信念不惧怕死亡。然而现代社会中的复活节几乎丧失了宗教意义，越来越为人们所淡忘。“假日”也是一个宗教术语，意为“神圣的日子”，这个术语源于中世纪。而如今在说英语的国家，‘假日’的使用越来越少宗教的含义。因此，当人们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说‘假日快乐’时，他们往往也只是表达一种问候，一个毫无宗教色彩的问候，一个与耶稣的诞生毫不相干的问候。

中国是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而西方是海洋与商业文明。由于中西民族先民的自然条件、生存方式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中国的宗教意识淡薄，而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有无宗教信仰在中西方人民的社会习俗文化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总的来说，中国的社会习俗文化是世俗化的，而西方社会习俗文化宗教色彩深刻。但很难说哪种文化就是“先进”，哪种文化就是“落后”，如果把“先进”的现代文化强行移植到“落后”国家，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比较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文化是为了在比较中认识世界，更好地尊重彼此的文化。参考文献：

1.陈坤林、何强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2.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汪晓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茹东译，商务印书馆，1981。

第五篇：中西方婚礼文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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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从原型批评理论角度分析威利•洛曼的悲剧 190 公示语汉英翻译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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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To Obey or Rebel –A Study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Moment in Peking 194 论反语的语用功能

195 中式英语与标准英语的差别 196 双语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197 A Probe into the Spiritual Worlds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8 中西方家庭教育对比研究——从《傅雷家书》和《致儿家书》的对比 199 Etiquette and Protocol o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 200 不一样的颤栗—东西方恐怖片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