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市场的经验教训（共5篇）

第一篇：中国开放市场的经验教训

中国市场开放的经验教训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向当时的中国走私鸦片，诱发了鸦片战争。在被迫的情况下，中国打开了国门，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市场开放。列强借这个机会向中国倾销产品的同时，也开始收购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逐渐地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市场。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外国商品倾销中国，阻碍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大量白银流失。一百年后新中国成立，我们从经济集权于政府的计划经济，逐渐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其中，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一项标志性的尝试：一九八四年，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后，我国又开放了十四个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沿海城市。国家对这些城市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帮助，使这些城市不断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和海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扩大了出口和吸收外汇的能力。不得不提的是，不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家宏观调控的手一直在背后统领大局，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和我们不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政策为主导。以美国为例，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其才被迫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美国等国家也依赖在战争时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市场开放似乎与生俱来，经济也更侧重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而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二十七年前初试经济体制改革，后开始学习中国，最终出台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并认识到了开放市场的重要性。

以上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差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经济体制上要坚持自己的特色，在市场开放这一块也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做主导。其次，开放市场要在本国经济条件成熟的时候进行，被迫开放在带来先进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会对本国的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剧的今天，我们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市场时间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市场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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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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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建自贸区基本文件以来，双方已逐渐减免关税。开放市场，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

(一)“早期收获计划”

“早期收获计划”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尽快使区域内消费者享受到自贸区带来的好处。根据双方确定的“早期收获计划”，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实行降税，2006年，这部分产品的关税降为零。

这部分产品主要是《海关税则》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农产品，还包括少量其他章节的产品，主要是：活动物、肉及食用杂碎、鱼、乳品、其他动物产品、活树、食用蔬菜、食用水果及坚果，部分国家椰子油、棕榈油、植物油等也列入“早期收获计划”中。在“早期收获计划”中，中国与泰国先行了一步，于2003年10月1日开放实施。

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时间框架，中国和东盟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关税消减和取消时间表是，最惠国关税税率高于15%的所有产品，2004年1月降到10%，2005年1月降到5%，2006年1月降到0%；最惠国关税税率在5—15%之间的所有产品，2004年1月降到5%，2005年1月降到0%；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5%的所有产品，2004年1月降到0%。

对于东盟新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最惠国关税税率高于30%(含)的所有产品，2004年1月降到20%，以后每年降低5个百分点，2009年降到零税率(柬埔寨2010年降到零)；最惠国关税税率在15(含)—30%(不含)之间的所有产品，越南2004年1月降到10%、2006年1月降到5%、2008年降到零税率，其他新东盟国家2006年降到10%、2008年降到5%；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15%的所有产品，越南2004年1月降到5%、2006年1月降到零税率，其他新东盟国家2006年降到5%、2008年后降到零税率。

(二)货物贸易开放时间表

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自贸区降税进程全面启动，这标志着《货物贸易协议》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也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全面拉开了帷幕。《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早期收获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外，其余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

1、正常产品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货物贸易谈判采取的是“负面列表”(negative list)方式，凡是没有列入敏感产品清单的产品均视为正常产品。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两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均为零，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

正常产品的降税步骤如下：

中国和东盟六国(东盟老成员，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一轨产品自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2007年1月1日和2009年1月1日各进行一次关税削减，2010年1月1日关税最终削减为零。二轨产品在2012年1月1日取消关税。

东盟新成员(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的一轨产品从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2006年—2009年每年1月1日均进行一次关税削减，2010年不削减关税，2011年起每两年削减一次关税，至2015年将关税降为零。二轨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前最终取消关税。

2、敏感产品

敏感产品是各方出于国内产业发展考虑，需要进行保护的产品，因此其最终税率不为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敏感产品按其敏感程度，分为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中国对东盟十国提出一份敏感产品清单，同时适用于十国；东盟十国则分别针对中国提出各自敏感产品清单，其中所列的敏感产品只适用于中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各方按照其各自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敏感产品。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木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

敏感产品的上限：敏感产品要受到两个指标，即税目数量和进口金额的限制。也就是说，敏感产品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定税目，同时一方敏感产品所影响的进口额也不能超过该方进口总额的一定比例，但协议同时也对东盟的新成员做出了特殊安排。各国的敏感产品上限如下：

(1)中国与东盟老成员：不超过400个六位税目，进口额不超过进口总额的10%(以2001年数据为基础)。

(2)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不超过500个六位税目，不设进口额上限。

(3)越南：不超过500个六位税目，不设进口额上限，但越南应在规定时间内对敏感产品进行一定幅度的关税削减。

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有所不同，一般敏感产品由于敏感程度较低，其最终税率要低于高度敏感产品，但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也要受到一定约束。

(1)一般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中国与东盟老成员：2012年1月1日削减至20%，2018年1月1日进一步削减至5%以下。东盟新成员：2015年1月1日削减至20%，2020年1月1日进一步削减至5%以下。

(2)高度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应在2015年1月1日将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至50%以下，但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不应超过100个6位税目。东盟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将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至50%以下，但越南的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不应超过150个6位税目，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不应超过150个6位税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削减时间表

起始时间

关税税率

覆盖关税条目

参与国家

2000年

对所有东盟成员国0—5%

85%的CEPT条目

原东盟6国

2002年1月1日 对所有东盟成员国0—5%

全部CEPT条目

原东盟6国

2003年7月1日 WTO最惠国关税税率

全部

中国与东盟10国

2003年10月1日 中国与泰国果蔬关税降至0

中泰水果蔬菜

中国、泰国

2004年1月1日 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

农产品 中国与

东盟10国

2005年1月 对所有成员开始削减关税

全部

中国与东盟10国

2006年 农产品关税降至0

农产品 中国与东盟10国

2010年 对老东盟成员国零关税

全部减税产品 原东盟6国

2010年 关税降至0

全部产品(部分敏感产品除外)中国与原东盟6国

2015年 对新东盟成员国零关税

全部产品(部分敏感产品除外)东盟新成员国

2015年 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关税降至0 全部产品(部分敏感产品除外)东盟新成员国

2018年 对东盟自贸区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所有成员国零关税 剩余的部分敏感产品 东盟新成员国

(三)服务贸易开放时间表

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并于2007年7月实施。各国以减让表的形式列出各自在服务部门的具体开放承诺。具体承诺是各国在其各自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基础上，做出的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中国具体承诺的主要内容：中国的承诺主要涵盖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包括计算机、管理咨询、市场调研等)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部分服务领域，允许设立独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及允许享受国民待遇等。

东盟国家具体承诺的主要内容：

1、新加坡：在商务服务、分销、金融、医疗、娱乐和体育休闲服务、运输等部门做出了超越WTO的出价，并在银行、保险、工程、广告、非武装保安服务、药品和医疗用品佣金代理和零售、航空和公路运输服务等部门做出了高于其WTO新一轮谈判出价的承诺，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如在外资银行准入方面，取消了对新国内银行的外资参股股比在40%以内的限制。

2、马来西亚：在商务服务、建筑、金融、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相比，新增了会展、主题公园服务、海运、空运等部门的具体出价，并在金融、建筑及工程等领域做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如在保险领域，放宽了对外籍管理人员的市场准入限制。

3、泰国：在商务人员入境、建筑工程、中文教育、医疗、旅游餐饮和海运货物装卸等领域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

4、菲律宾：在能源、商务服务、建筑及工程、旅游等部门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相比，在采矿和制造业建筑服务等我方较为关注的部门做出了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5、文莱：在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特别是在运输服务方面，增加了海洋客运和货运服务、航空器的维护和修理服务等我方关注领域的市场开放承诺。

6、印度尼西亚：在建筑及工程、旅游和能源服务方面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特别是在民用工程、煤的液化和气化服务等我方关注领域做出了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7、越南、柬埔寨、缅甸：具体出价与其WTO的承诺基本一致，主要涵盖商务服务、电信、建筑、金融、旅游和运输等部门。

8、老挝：在银行、保险领域做出了具体开放承诺。

根据渐进自由化条款的规定，上述出价作为第一批市场准入承诺的减让表，同《服务贸易协议》一并签署。目前，双方正就第二批市场准入承诺进行谈判，在谈判结束后，将签署《议定书》，以将第二批减让表纳入《服务贸易协议》。同时，根据审议条款，未来双方可就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问题进行磋商，实现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目标。

第三篇：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

随着免疫规划工作的发展和健康教育宣传力度的加大,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群众对预防接种的认知和对预防接种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接种单位必须规范预防接种各项工作,避免出现接种事故,同时还应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强预防接种疑似异常反应应急处理能力的训练。在学校开展群体性接种工作时必须持谨慎态度,接种前一定要做好筛查工作,认真进行询问诊,必要时还要测量体温。对于身体有任何不适的儿童,都必须缓停种疫苗,切忌一味追求高接种率。同时与受种学生进行沟通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仅局限于通过询问是否发热来判定能否接种疫苗。另外,发生疑似异常反应后,必须给予受种儿童家长和公众明确的解释,正确引导大众传媒的渲染,避免引起公众疑虑和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第四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

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好的方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主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提出过反特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如此快速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教训。

7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用这句话来来理解当前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过多，给予的太少。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

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

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中国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

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再次是社会道德问题。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

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以腐败问题为例。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单位，正直廉洁、洁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胆大妄为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以诚信问题为例。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以公德问题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让上述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第五篇：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 晖·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而９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我国就形成了比较。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Ｕ”型曲折，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而且回升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至少是不如中国成功）的评论。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东剧变起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这种说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就摔惨了。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修改为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东欧一来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与今年“两会”之后，我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且指向了国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诸说渐衰，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就涨，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一降，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显然，这里讲的是越南，实际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则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原因。还有种说法是：东欧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这些说法在驳论方面有些道理。“渐进激进”或“存量增量”之说并不能揭示中国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许多领域（如对外资的优惠和在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优势）中我国实际上远比东欧更“激进”，而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８０％人口的变革，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国改革中成效最著的不正是这些领域的改革么？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铁腕寡头强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等、民主量化、历史欠账——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说白了：这个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因为Ｒ·Ｗ·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想了。换句话说，如果把强权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无法规范预期，“成本”也就无法比较。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有人宣称：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们也会问：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交易”呢？

因此，如果说２０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资”、“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末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２０年改革都是有经验的。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则是无疑的。在存量方面，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１９６６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１９６６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

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６０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工业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之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 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农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我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我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１９９３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５５％～５６％，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的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到年限后低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而我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而就是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被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或者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末无论是“分”是“买”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

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前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增量领域“自由的公正”与存量（主要指农村）领域“起点的公正”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而把“起点公正”推广于其他存量领域（如住房、国企等）则是我国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东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Ｊ·Ｒ·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利、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那里建立的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勿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之“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勿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就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再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都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