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开放市场已成为规范民间金融的唯一选择
开放市场已成为规范民间金融的唯一选择
沸沸扬扬四年之久的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仍未落幕。2009年东阳本色集团创办人吴英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2011年4月二审开庭时，吴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二审已过3个月，判决仍未作出。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指出，此案在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是法律上如何定罪?在辩护律师看来，吴英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对吴英来说，这些人(本案11个债权人)是一个特定的朋友群体，而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吴英向他们借款只是朋友间的借贷，而不是集资诈骗罪中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二是政策上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开放问题。如果杀了吴英，相当于为中国的民间金融树立了一个极具恐吓色彩的反面案例：做民间融资的结果可能导致死亡。中国今年上半年银行体系之外的社会融资规模已达3.6万亿，其中不少就是民间融资。
在民间金融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一向是滞后的，市场准入严重不足，政策空间也不够。这是导致中国“地下”金融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杀不杀吴英，不止是一个人的问题，还关系到如何对待民间金融的问题。正如业内人士评论所说，收紧了勒在吴英脖子上的绳索，也就相当于扼紧了中国民间金融的喉咙。
现实中，民间金融不仅已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顶梁柱，更已成为众多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企业过去三年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中，73.5%的企业选择了“长期银行贷款”，55.3%的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而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更有近2/3(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
正如安邦先前指出，解决80%就业的中小企业缺乏对口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组织的支持。2010年典当业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贷款不足3800亿元，而在银监会的规划里，村镇银行在今年末才可能有1027家。虽然政策一再声称扶持中小企业贷款，但据央行数据测算，上半年1000多万中小企业获得的新增贷款是2.5万亿元，平均每家新增不足25万元!大量的政策监管限制造成了四大后果：一是典当业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小金融机构不是亏损就是违轨越界，以致于被银监会刘明康主席指责为有沦落为民间基金会的风险。二是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尤其在信贷紧缩下更是造成了第三个恶果——民间高利贷盛行，由此，便造成了第四大恶果，大量银行资金被变相拆借进入民间高利贷市场，中国银行业潜在的信贷风险被不断放大，形成了越来越可怕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增加还在不断放大。今年以来，随着信贷紧缩的持续，广东民间高利贷更已经高达月息6分!其对中国金融业乃至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已不容小觑。
我们认为，中国银监会已经没有最优选择，为避免银行业风险限制微小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倾向实际已经难以为继，当前面临着一个大抉择是：要么开放微小金融机构化解金融危机，要么就让民间高利贷盛行乃至间接放大银行业风险。而在我们看来，放开微小金融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次优选择，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在放开微小银行领域，美国的单一银行体制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很少有全国性的大银行，众多银行都是地域化和社区化，以至于美国银行多达8700家。这些银行植根于社区，对客户的风险和经营活动了如指掌，微观金融风险显然已经被降至最低。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吴英案凸显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和民间金融发展的困境，放开微小金融机构尤其是村镇银行等社区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和规范民间金融的次优选择，而且也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第二篇：民间金融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民间金融发展是民间资本由内向外的扩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民间金融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民间资本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造成了资金供求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重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实现民间金融规范化、法律化，加速发展民营金融，加强对民营金融的监督与管理。
关键词：民间金融 问题 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资本需求量和货币的收付量不断增加，民间金融快速发展，其规模迅速扩大，金融活动日趋活跃，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在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间金融的形式有以下几种：(1)民间借贷：它是当前农村最为普遍和盛行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借贷双方直接进行的资金借贷活动，也是最初级、最原始的民间金融形式，属于组织化比较低的民间金融活动。(2)各种形式的合会：它是各种金融互助会的通称，主要指各种带有互助合作性的自发群众融资形式。(3)私人钱庄：又叫做钱铺、钱店。(4)民间集资：它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以组织生产为目的，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的一种直接融资行为和方式。(5)农村合作基金会：它最早是一种新型社会保障织，后演变为农村合作基金会。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
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民间金融的产生是必然的。它是经济和金融发展不均衡的产物。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缺少国家金融制度的支撑。
二、我国中小企业规模一般较小，资金流量较小，很难从官方金融获取有力的资金支持。
三、民间金融交易方便，经营成本低，交易快捷，资金聚集效率高，能尽快完成交易。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形式有：民间借贷、民营银行、民间集资、当铺、合作基金会、小额信贷公司等。
对于全国来说，在2010年，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整个借贷市场比重已超过5%，到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达到了3.8万亿元，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截止2011年8月末，温州民间资本就超过了6000亿元，而其余各银行贷款余额只有6123亿元，可见温州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几乎可以和当地银行体系对抗了。我国民间金融发展有以下特征：
（一）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相互依存。区域经济、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不平衡，列如
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地区，中小企业有40多万家，而银行只有29家，中小企业无法得到银行的充分支持，资金得不到充分的运转，此时，民间金融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中小型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还处于创业阶段，对于流动资金需求特别大，他们的发展及日后的壮大都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我国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匮乏，加之相关金融制度有待提高和完善。尽管国家鼓励一些大型企业将资金投向中小型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有些金融机构不愿将资金放贷于中小企业。在缺少官方金融支持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只能依靠民间金融，因此民间金融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资金在供需两旺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在不断发展壮大。民间资本发达的地区，其民营经济也很发达，如温州地区。
（二）民间金融筹集资金活动越来越规范化。早期，民间金融是建立在一定的血缘、亲缘、地缘的基础之上的信用关系，许多情况下是口头承诺或纸条借据即可。然而现在的借贷活动需要签订合约，并约定借款金额、利率、期限、抵制押物等内容。
另外，我国民间金融并没有得到官方层面的认可，一直处于隐蔽状态。民间金融逐渐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国家也慢慢的承认其合理性，国家大力支持农村乡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等。2011年12月份出台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九条”特别把民间金融看作是合法的“融资资源”，应予以规范，这表明民间借贷的合法化首先在政策层面得到了肯定。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表示，民间借贷是官方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2年4月，在温州成立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的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制定规范民间金融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检测体系”；同时，经过三个月的筹备，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根据规定，通过中心的融资活动，借贷双方完成资金转账后，双方需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借贷合同等文件到登记中心备案登记。登记中心的交易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民间借贷在利率符合法律规定条件下的私下协议登记中心也接受，当借贷金额突破一万元时可以免交手续费。这一系列的举措反映了民间金融的日趋规范化、透明化、阳光化。
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在经济的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同时也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11年末，各地企业资金供给紧张，资金链断裂，企业老板携巨款逃跑，至2013年十月份各地因为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多例伤人杀人惨案，这些都折射出民间金融存在严重的问题。
二、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政府宏观调控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普遍不高，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流向一些过热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等。以上行业都是现在的需求热门，大部分属于高耗能、高污染
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正是政府调控的重点，但是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的无序，直接影响了政府对过热行业的收缩政策。央行对于民间金融活动控制力比较薄弱，体现在缺乏能直接对民间金融机构产生影响的政策手段。
（二）民间金融运营中产生较高的风险。我国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民间金融也呈区域化发展，各地区经济水平不同，发展水平不一致，另外经营管理制度不完善，国家没有办不相关的法律来规范民间金融。当民间借贷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运用有关法律来解决问题，也很难靠法律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这导致一些极端的事件发生，甚至山东，山西有些地区在2012和2013年因为借贷纠纷发生血案等。同时，加上民间金融的隐蔽性容易让一些不法分子假借民间金融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从而产生道德风险。此外，民间金融虽然与官方金融处于统一的金融市场中，但由于其成因等自身存在的特点，民间金融的抗风险能力太脆弱。当金融系统出现问题发生大规模挤压时，官方金融机构在自由资金不足情况下，国家可以最后贷款人，以国家的信誉作为担保，然而大部分民间金融在此种情况下一般只能走向灭亡，由于没有国家作为坚强的后盾，民间金融被挤压淘汰的机率比较大。
(三)民间金融加大了社会资金流动的不可控性。民间金融活动的过热意味着国家可以调动和使用的资金减少，使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投资项目得不到资金保证。而民间金融逐利性使其天然地偏好于高投资收益率的项目，这使得资金容易进入一些投机性较强的领域，尽管这些领域可能一直受国家的抑制，但民间金融活动却一直支撑着它的发展，结果造成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力度被削弱，经济中泡沫成分增加。此外，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但民间金融活动的存在使全国资金仍趋于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扩大了区域间经济的差距。
（四）民间金融引起的纠纷影响社会稳定。为了确保资金的安全，大多数民间金融机构会组织专门的追债人，而相当一部分追债人员是蛮横无理的人，素质比较低。一旦发生务拖欠和纠纷，往往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下面以温州为例子：据报，浙江2011年前9个月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温州以84起居首。(数据来源：上海证券报，2011年10月13日，丁骋骋，温州民间金融乱象的症结。)据了解，逃逸的老板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他们放弃主业，要么借高利贷去搞多元扩张，投资房地产；要么办起担保公司专放高利贷。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为24．4％，对微利保本的企业来讲，早已不堪重负。一旦某家企业信用链断裂就会危及众多其他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温州私营老板会接二连三集中出现跑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堪重负的债务、微利企业的频繁倒闭和追债队伍的紧紧逼迫，昔日繁华和充满活力的企业界，现在只剩下空荡荡的屋子。民间金融迫切需要规范和引导，不然社会将会持续不安定。
三、解决民间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决策
（一）改革并逐步完善金融体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民间金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利率套利空间。以利率管制为例，由于利率管制，我国正规金融部门的存款利率偏低贷款利率偏高，实行利率市场化之后由于竞争
加剧正规金融部门就会提高存款利率，这样就会把民间资金吸收到正规金融部门，相应的降低了民间金融的规模。利率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是正规金融部门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利润就会积极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能给我国的金融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使民间金融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作用是起到一个疏导的作用，把资金融通活动从民间疏通到正规金融部门，从而降低民间借贷、合会、地下钱庄、私募基金、民间集资等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的体量。
（二）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民间金融合法化，法律化。美国、日本、台湾均是通过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的，因而我国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金融，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
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律法规体系，引导民间金融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这样发生借贷纠纷时，当事人可通过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对于经营不善的民间金融组织，可以及时采取措施，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并对主要责任人追究责任等。
（三）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小企业。针对正规金融部门不能吸纳的那部分民间金融活动，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应积极鼓励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把参与民间借贷、合会等相对不规范的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引导到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比较规范的金融机构中去。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民间金融机构完善已有的运营机制，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适时创新业务模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制度数量越大，其成本越高；反之制度变迁的制度数量越小，成本越低，所以在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的时候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在部分民间金融发达的地区做试点，这样做有利于及时发现和控制相关金融风险。另外，为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中央及地方监管部门应在利率水平、融资渠道、税收减免、增资扩股及上市等问题上出台具体政策予以明确。
（四）民间金融的资金投向将走向多元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民间资本将走向多元化的投资道路。投资基金、信托基金、中小企业私募债、“新三板”、个人海外直接投资将是民间资本投资多元化的方向。以信托基金为例，上海通过信托基金，吸引民间资本购买基金，经过市场化运作，其资金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民间资本流向原有的国民经济领域，提高了经济的运行效率。此外，发行私募债和发展三板市场，一方面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我国民间资本多、投资难和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促进了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繁荣了社会经济。可见，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也必然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间金融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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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民间借贷乱象谈民间金融的法律规范
从民间借贷乱象谈民间金融的法律规范
一、民间金融乱象概述
（一）民间借贷**
自2011下半年，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神木等地卷起了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各地不断曝出老板“跑路”、企业倒闭、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事件。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陆续被查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1月18日对轰动一时的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了二审宣判，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分析“跑路”私营业主或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他们一般有自己的实业，但他们借贷的钱不是投向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实业，而是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有的办起担保公司放高利贷，有的是借高利贷盲目去投资房地产等搞多元扩张。
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民间资本越来越大，目前这种形式已经从江浙沿海发达地区蔓延到内陆中西部富裕地区。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民资汹涌，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
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末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个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预计将达62万亿元，中国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共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预计达到27万亿元。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和高净值家庭总数分别保持了32％和42％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的资金主要包括来源于生产生活盈余、投资回流、华侨汇回等方面的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资金通过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票据贴现融资、有价证券融资等方式，融通给有资金周转需要的民营中小企业和追逐高利润的金融中介，最终投入实业生产或进入融资中介进行项目投资。
民间借贷一般平均年利率达到25%，甚至更高，而企业的资本年利润率往往也只有5%—6%。对薄利企业来讲，在如此高的利息重压之下，一旦出现经营不善，信用链就会断裂，相继就会危及众多参与借贷的企业和个人，这就是参与借贷的私营业主为什么会屡屡出现跑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银行资金借道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资金不一定都是来自民间，其中还夹杂着银行体系和获得市场融资的企业的身影。当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与银行基准利率之间形成巨大利差时，由于信贷需求旺盛，银行、企业和高利贷公司间的利益链条也就“顺理成章”，造成银行资金“寻租”现象频现。商业银行“漏入”民间市场的资金多通过以下四条途径：借道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借入资本；假“壳企业”名义贷款以及委托贷款。
现在由于信贷需求旺盛，许多企业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一般为国企）的贷款。大型企业凭借财政信用担保获得低息信贷资金后，并没有投入到主营业务之中，而是高利转借到了民企手中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按现行利率，既使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从银行获取贷款，企业的资金成本仅有7.2%左右，如若投入月息2-5%的民间借贷市场，其每年的套利空间就达到20-50%不等，这一收益率已高过相当多企业的主业经营利润率。以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为例，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元拆借出去，以年利率40%算（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在月息3%左右），就有2000万元的利息。付给银行利息600万元，企业可以净赚1400万元。
银行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的另一主要环节是对担保公司等中介的监管不到位。担保公司由于有一定的融资杠杆，往往在银行存入一定的保证金，就能获得几倍于保证金的信贷额度。靠担保手续费是很难赚钱的，主要还是要靠放贷。这些担保公司往往和银行的相关人员有着紧密的关系，以便能够顺利获得资金，有的甚至与银行谈好了分成协议。而担保公司放贷也已经是行业内皆知的秘密。
同时，按照寻租经济学相关理论，权利分配总是和租金产生联系在一起。在转轨经济体制，国有商业银行面对国有企业对资本使用权利争夺，就类似政府某些部门许可证发放。资金需求竞争导致信贷配给。为了能得到信贷资本的使用权，资本需求方竟相出价。在约束机制不健全时，在租金诱惑足够大时，在预期不可能东窗事发，把资金配置给租金出价高的企业，对有权行使资金配置权者（简称为代理人）都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银行经营者同贷款人签订的信贷契约是不透明的，而且信 2 贷契约即不标准化又不是市场化的，一对一的交易方式给予资金配置权行使者为外人不易觉察的寻租权利。在资产交易不透明的情况下，银行经营业绩的衡量将非常困难，且容易受短期行为的影响，经理层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对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发放高利贷来增加信息收入。当借贷关系中渗透了租金交易，借款人就有违约激励。由于租金存在，企业使用贷款数量和企业生产需要支付利息使用资金的成本是两个不同的量，前者小于后者，从而提高企业借贷成本，当企业生产预期利润率一定，企业支付利息和租金，加大还款难度，增加企业逃债的概率。一旦租金支付者中断支付，借贷关系终止，贷款就转化为呆账、坏账。借贷交易关系的结果是资金配置行使权个人获得任期内的租金收入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因为租金交易违约形成大量不良贷款。
在这种畸形的利差和利益分配之下，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或个人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数据显示，2011年至少有70家公司发布了近130份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公告，总金额近170亿元。不少上市公司凭借融资优势，致力于高息转贷业务，或许能获得偶发性高收益，但若实体产业“空心化”，问题将积重难返。
（三）影子银行助推民间借贷
影子银行的概念最早于2007年，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Paul McCulley)提出。国际上对影子银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影子银行是一个体系，是指行使商业银行功能却不受类似商业银行那样严格监管的借贷平台，比如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影子银行”正野蛮生长，民间对它有很大需求及培育它发展的土壤，其“看不见”的部分，对现有规则和监管发出了强力挑战。
一个是官方的受控利率，另一个是更准确反映信贷的利率价格。随着民间利率不断上升，银行存款流失暗流涌动，让多金融机构倍感压力。根据央行数据，2011年以来，银行系统人民币存款增速一直低于贷款增速，存少贷多，令银行资金吃紧。2011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加8.11万亿元，同比少增2.09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贷款少增量。这使银行业平均存贷比达到2005年股改以来最高水平，近70%。
国内影子银行的发展，特别是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宏观政策以及监管措施合力下的产物。为摆脱信贷规模的约束以及负利率的桎梏，各家银行通过 3 人民币理财产品、承兑汇票、委托贷款等表外业务实现存款替代，绕过监管限制，求得事实上的信贷增发。
委托贷款允许企业存款人通过银行，以位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协议利率向融资人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以低于基准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贴现。理财产品，通常在保本的基础上为存款人提供较高收益率。这些产品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实际利率放开，尽管官方利率仍占据金融交易的主导。创新产品在低收益的定期存款和高收益、高风险并存的股市之外，为存款人创造出新的选择机会。
根据央行的初步统计，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1614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人民币贷款以外社会融资总量获得快速增长。中金公司在2011年发布的 《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中估算，至2011 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以此推算，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在11.5万亿元左右。而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三季度，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52.91万亿元。两相比照，则影子银行约占银行信贷规模的20%。
影子银行资金由于其负债不是存款，不受针对存款货币机构的严格监管，由于其受监管较少，杠杆率较高。它具有和商业银行类似的融资贷款中介功能，却游离于货币当局的传统货币政策监管之外。
影子银行的迅速膨胀，带来了利率市场化的自发动力，但同时规避了正规的金融监管，扰乱了金融数据的统计，而由此导致的信用扩张则极易给金融危机埋下祸根。民间信贷破产伤害的是市场自己的钱，而“影子银行”一旦金融风险泛滥，则要波及纳税人的公共利益。也在加剧利率双轨所导致的资金价格扭曲及配置上的结构矛盾，也会在民间金融、银行表外业务、非正规的资产证券化、私募投资等监管灰色地带产生体系风险。
二、民间金融模式
民间资本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符合了利率市场化，其利率走势实质上是资金供求力量的结果。民间金融分为公民之间、公民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借贷。主要运行有信用社、合作基金、合会、民间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小额信贷等模式，4 民间金融活动总体上看是无组织的金融活动。按利率高低划分，民间金融有三种形式：友情借贷(白色借贷)、灰色借贷(中等利率水平借贷)和黑色借贷(高利贷)。其中黑色借贷风险较大。形式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口头约定型。这种情况大都是在亲戚朋友、同乡、同事、邻居等熟人之间进行，他们完全依靠个人间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一般数额较小；而且双方关系密切；二是简单履约型，这种借贷形式较为常见，大都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人即可成交-一般数额不太小或双方关系不十分密切；借款期限或长或短，借款利率或高或低，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三是高利贷型。个别富裕农户将资金以高于银行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农户或企业，从而获取高额回报。民间借贷的资金筹集是多方面的。
民间个人借贷活动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应该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正常的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即是我们所说的高利贷，超出部分的利息，国家不予保护。
一般来说，民间金融是凭一种信任机制运作，一方面，民间借贷体系核心是熟人体系下的信任关系，风险大但较银行更高效率、更灵活。借贷双方熟悉且相信，流动性比较差。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非正规的制裁机制发生作用，即所谓的社会排斥。为此，借款者往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还款以维持信用。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相对较小。民间金融的安全性依赖于地域的相对封闭，如果业务范围特别广阔，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产生各种金融危险。
三、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
（一）民间金融存在的必然性
民间金融滋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是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不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正规金融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对弊端丛生的传统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一方面，行政管制经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纯属市场的力量又不断成长，由此产生的资金供求的 5 尖锐矛盾必然为民间金融留下巨大的生存空间。现阶段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壮大的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有供求必然会形成市场。我国的民间金融因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而显示出其“中国特色”，它更多的是由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经济体内各组成部分市场化步骤不一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滞后等因素造成的。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基本上被列为地下金融，一味地进行整治，而很少对其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进行客观分析，也没有对它的生存机理和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研究。但民间金融就是“整”而不倒，往往是整治的风头上收缩一下，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甚至更旺。这说明民间金融有其存在的客观性。
比较“国有化”金融，民间金融在信息成本、监督管理、经营机制上面有着自身优势。具体体现在：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自发的制度供给，往往成为金融创新的源泉。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可转让支付命令NOW账户、票据发行便利NIFs等等，无疑不是最初的民间金融交易活动，为逃避金融管制和满足客户对于风险和收益的需求，逐步规范，最终成为成熟的金融创新产品，为各大主流金融机构所接受。在经营上方式上，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规模较小、产权清晰、职责明确、经营方式灵活、手续简便的特点，并以其融资速度快，利率具有弹性，渠道广等优势较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及农村地区融资的需求。在信息和监督方面，民间金融由于发生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一方面有利于其利用地缘和人缘的优势，较好了解其地域范围内企业和个体财务、经营状况等信息状况；另一方面，借款者与贷款者之间往往具有持续的社会关系，便于对于贷款者进行有效监督。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已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金融“空洞”。虽然目前民间金融只能以 “灰色”或“黑色”的形式存在，表现却异常活跃；虽屡遭政府取缔或禁止，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民间金融的存在，也充分说明正式金融机构满足不了民间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贷款）需求，而民间金融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民间金融的发展，是遵循市场需求、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无疑是对金融改革方式的有益探索。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缓解了金融资源供需上的矛盾，缩小了城乡之间、国有民营企业之间在金融资源占有上的差距，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这么说，民间金融逐渐成为了融资困境中的一种必然性选择。
（二）企业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
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时期。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的渠道满足融资的需求。
企业融资主要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间接融资主要是指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直接融资则是指通过证券市场等资本市场进行的融资。具体就我国融资环境而言:在间接融资方面，我国国有银行由于在业务上有大量的政策性要求以及出于保证贷款收回和降低不良贷款的要求，因此倾斜于将大量款项贷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广大中小企业以及农村地区由于个人及企业的经济能力较差，偿债能力较低，违约风险大，又难以为贷款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从而不易从国有银行中得到相应的支助；直接融资方面，我国现有资本市场企业上市采用“核准制”，对上市企业要求较高，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上市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大多数中小企业上市比较困难，难以从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
特别是在2011年，在通胀预期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轮货币调控政策中，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又不断压低利率，存款的实际负利率导致价值扭曲，资源配置出现问题。中小企业本来贷款就比较困难，由于银根紧缩，贷款更是难上加难。
据了解，现在的银行正常贷款，除利息以外加各项费用，一般融资成本是年息20%-40%。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月息3％左右。据温州市人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每年增速14％。温州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银行贷款的20％。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浙江省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13%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在“从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接受何种条件”选项中，16%表示需要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25%表示有较大幅度利率上浮，12%表示需要支付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26% 7 表示所抵押的资产需要接受指定单位的评估并承担评估费等费用，仅有不到14%的企业表示不需要接受附加条件。这些额外支付的费用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融资难、融资贵，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民间金融的产生，正好弥补了现有融资环境的不足。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同样对这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献。
（三）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弊端
探究金融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在金融领域的高度垄断。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相关法律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滋生的同时，也在累计风险。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有的企业无法按原有的轨迹继续生存，只能将资金抽走从事热钱炒作。所以经常造成一些资产价格间歇性的、非正常地上涨。
去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诸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等多个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然而，目前大环境是，民间资本依然四处受到堵截。特别在金融领域，民企要获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准入牌照几乎不可能。所以即使有资金，也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银行储蓄，并贷放出去。本来，国家之所以在金融准入方面管制十分严厉，主要是考虑到银行过度民营化导致金融风险放大，形成较大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但现在由于国家在金融领域管制过严，在紧缩背景下高利贷盛行，反而造成了更大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民间融资本质上属于私人交易行为,一旦涉及不特定公众,就具有相当的社会性、公共性和连锁效应,容易引发欺诈和各种犯罪,甚至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从而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此轮宏观调控，拉大了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利率价差，引发新一轮金 8 融脱媒，强硬的行政性手段无法抵挡另一种政策意图以及套利冲动的侵蚀，反而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果利率是“非市场化”的，那么，在现行的以“信贷增量”为目标的调控机制，将被通过“抢占信贷资金就赚钱”的思路所统治，这是因为，以数量而非以价格为调控目标，在价格低于“应然价格”的情形下，谁抢占了信贷额度，事实上就在赚取超额利润。
随着CPI涨幅见顶回落，政府宏观调控可能也会有所放宽，这对中小企业贷款难会起到缓解作用。因此，从今后发展方向上看，应着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这不仅是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的，这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四、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宏观效率的损失主要表现为货币政策效率损失和产业政策效率损失。
民间金融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信贷规模和难以被监督与调控。借贷双方可能为存在业务往来的同业或上下游企业，借贷资金往来较为隐蔽，且资金分散度广，流动性强；民间金融主体由于担心实报借贷融资情况会影响信用社贷款指标而存在谎报动机，使得真实借贷情况难以通过要求融资主体申报的方式获得。鉴于此，民间金融造成的体系外的信贷量是难以估计的，难以纳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作为调控依据，货币政策的效率降低，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减弱。
在产业政策效率方面，民间金融充分发挥了资本的本质，即逐利性，在利率足够有吸引力的情况下，资本很可能流入国家控制的过热发展行业和着力抑制的非环保、高能耗、低效率行业，使得国家制定的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和行业鼓励和抑制政策的效力大打折扣。
（二）造成微观效率损失
虽然民间金融是基于地缘、血缘等基础，投资者对融资者的资信状况、资金用途较为了解，但是由于不存在竞争机制，民间金融只是进行了小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利率的确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一个地域整体来看，资金并不能通过利率这一价格机制进行最有效的配置,这造成了微观效率的损失。
（三）形成风险积聚
民间金融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小企业在目前环境下存在融资难的问题，然 9 而从资金流向上看，直接流入实业的民间资金的数量却呈现下降的趋势。据有关公告显示，温州民营中小企业高度依赖民间借贷市场融资，融资需求充分，但在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总量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即直接流入实业的仅占35%，相对于2004年逾90%的比例大为下降；且除流入实业和进行投资以外，还有部分资金在非正规金融主体之间流转或者无法检测，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空转问题。这说明民间金融的高利率部分是由于真实的资金需求推进的，但借贷炒作拉高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资金的炒作和空转使得民间借贷体系的风险不断积聚。
（四）产生信用危机
民间金资的资金最终需求方多为民营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且借贷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在经营或财务方面受到了某种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可能“救火心切”，对借贷的资金成本和产出效益缺乏理性的衡量；作为资金的供给方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和个人缺乏分析贷款风险的相关专业技能和资格，常仅受高利率趋使而进行借贷，借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一旦企业的收益难以弥补民间融资的高息负债，由于一般不存在抵押物和类似机制，企业容易陷入危机，而造成的连锁反应往往是整条信用链条的断裂。
五、民间金融的法律规范
当前信贷市场存在三层利率乱象，一是民间借贷，合情不合法；二是银行理财产品，半合法，不合规；三是银行存贷款利率，合规合法，但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解决民间融资乱象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我国的金融体制。经济不同发展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金融结构与之相适应。管理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如大禹治水，应当“疏导”为上，“堵”为下。缩小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利率差和银行表内外产品的收益，从而抑制民间借贷向虚拟经济渗透。与此同时，要建立资金流向的监控，随时掌握资金的流向，以便于实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尽可能使其阳光化，给它松绑，不能无视民间借贷的存在。
（一）法律规范的方向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表明，国家将为鼓励民间投资提供更多的政策与立法支持，规范与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以促进和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政策意图十分明确。今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 10 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在规范民间金融方面，继续完善民间资金运用的正规体系，充分发挥正规金融的融资供给作用，推动金融工具创新，为不同客户群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完善信贷机制、确保贷款期限与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相匹配。
（二）法律规范的意见和建议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
民间借贷蔓延，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这一轮货币政策调控中，一方面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又压低利率，存款负利率导致价值扭曲，资源配置出现问题。因此，当前应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要让民间金融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当务之急是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才能把资金配置到最需要、效益最好、最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上来，而只有通过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当前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民间借贷问题，实际上都和利率没有市场化有很大的关系。
我国已于1996年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向市场利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接着又放开了国债的市场利率，逐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货币市场与国债市场的利率形成机制，也为政府进行利率调整确定了一个基准利率。这都为利率市场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我国应首先着手调整利率结构，将法定利率由200多种减少到30种左右，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更为频繁地调节利率，同时完善货币和资本市场，丰富市场上的交易品种，逐步扩大企业融资中市场利率的比重。当国有银行商业化进展顺利，银行体系的竞争水平提高和监管机制得到完善时，就可以考虑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决定贷款利率的自由权，放开贷款利率。而如果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进展时，就可以逐步放开存款利率。通过这样有步骤、渐进地层层推进的改革，最终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尽管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大的方向，但对金融业的冲击较大。利率市场化现在还有一些障碍，比如银行业公司治理不彻底。如果现在利率市场化条件还不完全成熟，那么可以先采取一些措施，把银行的利差水平先降下来，逐步推进。国内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是6个点，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3个点，存贷差是3个点，发达国家是1 11 个点，台湾也是1个点。缩小存贷利差也是改革必然要采取的方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先把银行的利差水平降低下来。第一，非对称加息，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则不动，现在银行利差约有3个多点，可以减到1个点左右。第二，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贷款利率。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这一过程充满荆棘和风险。由于利率市场化，银行系统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不确定性。为了争抢市场，银行将不断上调利率水平，这意味着银行将承担更多的风险。利率市场化也将使金融借款合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利率自由化也会带来大量违约的出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个结果，即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给商业银行带来阶段性风险和恒久性风险。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依然承担着过多的社会责任，行政约束明显。中国资源配置绝大部分依靠金融体系，主要就在于资源配比情况，具体来说是央行对流动性的调控。在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银行拥有更大的定价空间，这反倒促使其息差进一步扩大。因此，监管部门对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措施，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2、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优胜劣汰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是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的保险机构或一种保险机制，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
金融市场化的另一方面在于风险承担的市场化，即银行机构破产、退出的成本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承担。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和利率管制需要首先形成一个金融安全网，狭义的金融安全网最初是指存款保险。广义金融安全网应该有三大支柱，第一是审慎监管者，第二是最后贷款人，第三是投资者保护机制。当前要通过兴办各类存款保险公司，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风险。我们除了用行政手段，通过监管来化解风险，还要通过市场机制，走保险的路子。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国金融业存在一个不好的倾向，不仅大的金融机构不能退出，一些小的金融 12 机构出了问题也不能退出。金融机构只有生没有死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我国金融机构就无法退出，退出去之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引入该制度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允许经营状况恶化的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做准备，当危机发生时，投资者的利益能受到保护。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以后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利益，这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也很重要。
3、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
我国在工业、农业领域基本上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经济都非常活跃的局面，但在金融领域仍然是垄断性经营，民间资金的进入还不是很顺畅。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兴办各类股份制、区域型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等等，将是未来几年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最有特色的事情。
当前我国金融改革方面，很重要一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允许民间资金设立各类股份制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这就可以使民间借贷浮出水面。通过竞争，信贷资本供给足够大，资金市场就会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利率就会降下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会得到较大程度解决。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由此可以大为改善。
扶持中小企业需要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在日本有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公户，我国也应该至少有一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政府要分清市场和政府的责任，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办好政策性银行，一部分国有资本可以从商业银行中退出来，集中力量办政策性银行。
国际上的小企业融资也不都是靠银行的，小企业融资来源很多，高科技企业很多是靠创始人的自有资金、风险投资以及民间借贷。只有当小企业有了一定的现金流，才会有银行信贷进入。支持小企业发展，并不能靠现行的银行体系，而是要大力发展社区金融机构。
银行准入有很高门槛，短期内不见得能改变，不过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方面做些文章。比如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PE（股权私募）、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的准入条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与金融机构合力为中小企业融资推出更多金融创新：比如金融仓储公司、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13 商标质押贷款等，都是不错的尝试。
4、加强对民间金融的服务，为民间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切实保护民间金融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金融环境。在制订涉及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听取有关商会和民营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民营机构的合理要求。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间金融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规范涉企收费，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为民间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政策、咨询、财务、金融、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
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例如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确立民间融资管理机构、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制度、信息监测统计体系、市场预警机制、规范民间融资组织和广告等。建立完善企业信用体系，指导民营金融机构建立规范的资金、财务、投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
统计部门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统计工作，准确反映民间金融的进展和分布情况。金融主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切实做好民间金融的监测和分析工作，及时把握民间金融动态，合理引导民间投资。要加强金融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市场准入标准、国内外行业动态等信息，引导民间投资者正确判断形势，减少盲目资金投资。
要建立一个分业监管的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理顺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把地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包括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赋予给地方政府。
营造有利于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客观、公正宣传报道民间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和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四篇：民间借贷愈演愈烈 “灰色金融”亟须收编规范管理
编者按：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为“三农”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不健全，且普遍存在着“惜贷”、“惧贷”现象，一些区域和领域信贷资金供需严重脱节，直接催生、催热了民间金融。近年来，被称为“灰色金融”的民间借贷活动，在我国城乡呈愈演愈烈之势，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和后遗症，亟须“收编”纳入监管范畴实行规范管理。
民间借贷再度火热 灰色金融规模庞大
记者调查发现，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直接融资形式，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巨大市场。尤其是在湖北、江西等“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和浙江、江苏等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受税费改革、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一度有所缓和的民间借贷又活跃起来，且规模庞大。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前不久对20294个农户进行的调查显示，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占这些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据测算，我国农户一年从民间获得的贷款高达2000多亿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专家黄孝武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远大于正规信贷规模，并正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湖北省农调队去年对3300个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农民一年里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借款占借贷总额的比例超过50％。
民营经济领域是民间借贷的活跃区。采访中一些专家透露，2000年以来，全国企业间直接拆借或借贷的金额每年不低于1000亿元。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企业间特别是民营企业间临时拆借、个人间直接借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些城市的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80％左右来自民间金融。
去年3月以来，温州市民间借贷利息和发生额都不断攀高。平均月息从8‰月月攀升，已突破15‰，最高的甚至达30‰。仅去年5月，民间借贷发生额就有6492万元，比上年12月增加964万元，增幅近18％。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在中小企业运作资金总额中的比重已从2004年初的6％回升到10％以上，民间借贷规模估计超过200亿元。
金融盲区盲点增多 企业农民求资若渴
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詹花秀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撤并，各大商业银行纷纷从“规模不经济”的农业信用领域退出，现在金融机构为农民服务的覆盖面不足农户总数的20％，农村地区的金融盲区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则是各金融机构眼里的“二等公民”，成为城市金融中的盲点。
据了解，从1998年至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万多个县及县以下机构。工农中建四大行已基本取消了对农业的放贷。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由于定位和功能的狭隘，无法发挥正常的支农作用。作为“三农”信贷“主力军”的农信社，服务网点有限，信贷投放不足，支农明显力不从心。有统计资料显示，农户从正式金融机构得到的贷款占其借款总额的比重，1985年以前约为40％，下降到了近年的大约只有20％。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便得以在农村发展壮大。
以湖南省的一个市为例，其下辖的7个农村县（市）金融服务网点，2004年比2000年减少了101个。农业银行剩下的51个营业所，大部分相当于储蓄所的职能，只揽存不放贷；支行也存在职能弱化的情况，有一家县支行5年来只发放贷款3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农民都是靠亲朋好友凑钱借钱，甚至靠高利贷来搞经营、搞生产。
江西省1998年以来金融机构从县域地区撤并的营业网点达2790多个，不少乡镇成为金融盲区。当地人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某县金融部门每年只能提供信贷资金1亿多元，而同期的资金总需求量达到5亿元。目前，这个县的个人借贷只有15％得到满足；企业借贷只有20％被授信，能得到贷款的只有7％，而且被严格限制了用途。因经营资金紧缺，县城的30家企业一年要有5至7次民间借贷行为。
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中99％是中小企业，却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近80％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求“资”若渴。湖北省企业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0％的中小企业把“融资难”选为首难，希望“从银行获得长期或短期贷款”的认同率高达61％。而银行普遍存在着所有制和地区歧视，2002年上半年，武汉地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的1025亿元资金中，只有27.53亿元投向了中小企业，仅占2.69％。
记者在武汉光谷采访时，这里的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为贷款之难叫苦不迭，不少企业称迫不得已从民间融过资。武汉光谷的一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副总监汪先生说，去年初国家宏观调控，银行停止给他们贷款，公司一下子陷入资金紧缺状态，如不跟进投入，企业将损失惨重。后来他们只有以4000平米的厂房和设备抵押，向一家投资公司借了1000多万元解燃眉之急。
无序交易纠纷频发 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作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灰色”交易行为，很容易发展成为非法吸储放贷的私人钱庄和组会。在浙江省宁海县，“抬会”、“标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十分活跃。据当地银监办调查，参与各种组会的人数接近全县人口的7％。由此引发的民事纠纷也明显增加，去年宁海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约有200起，占了所有执行案件的30％左右。温州市民间借贷有一种职业中介称为“银背”、“呈会”，前者为联系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人，后者为邀集若干亲朋参加、筹集会金轮流交会员使用的资金互助组织。温州曾对瑞安莘藤区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区的30个行政村中，平均每村都有一个“银背”在活动。
在武汉市，许多典当行、寄售商行都暗中开展吸存和放贷等金融活动。汉口前进四路被称为“典当寄售一条街”。这条街上有典当行、商品调剂行和寄售行数十家。记者暗访时发现，有不少从事违法融资行为。据业者透露，有的大行吸存和放贷金额以百万元计，甚至高达上千万元。事实上，全国许多省市都曾发生过典当行、调剂寄售商行高息揽储、违规发放信用贷款的大案。去年6月底，温州泰顺县查封的一处大肆吸储放贷的非法典当机构，其90％以上的贷款都是只凭一纸借款契约或借据进行的，没有正规的借贷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担保措施。天津社科院教授陈柳钦说，民间金融的确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它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如今民间借贷行为已演变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游资行为，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一是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规支持，容易引起纠纷；民间借贷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欠债不还，容易发生暴力收款行为，民间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
二是影响国家货币政策实施。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三是加重企业负担。民间借贷一般是高利贷，受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企业往往得不偿失。支付不起到期债务时，不得不再通过新的高息借贷来偿还旧债，使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
四是危害正规金融体系的收益性和流动性。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区域，银行吸收存款相应困难。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并未根本摆脱“以存定贷”的模式，资金来源决定资金运用，资金运用决定资金收益。大量银行存款流失到民间市场，必然影响银行存款规模和经营收益。
民间资本积累丰厚 亟须接纳融通规范
据保守估计，国内民间资本超过12万亿元，已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由于我国民营金融的发展一直处于抑制状态，这些民间金融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合法进入正规金融体系融通的，绝大部分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直接进行资金交易。
据陈柳钦教授介绍，我国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但迄今为止真正的民营银行在国内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都以参股形式介入。全国现有的11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其它10家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没有一家是民间资本控股的。由于民间金融未能纳入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一方面自身经营存在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大量无序非法交易也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危害和隐患。农村合作基金会自1984年在少数地区试办以来，由于政府支持在全国发展很快，但由于一度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二财政”和村级组织的“钱袋子”，造成严重亏损，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关闭。
另外，我国地下钱庄控制的资金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亿元，私募基金总额超过8000亿元，一级半市场上有数百上千家所谓的“拟上二板企业”股票以变相公募的方式进行私募。大量民间资金没纳入管理视野，形成资金暗流，潜伏着巨大金融风险。因此民间金融屡屡成为整顿的对象，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先后作为非法机构而
予以清理，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了营业执照，最终还是被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取缔。
尽管如此，民间金融活动因民间资本强烈的扩张冲动从未中止。相反随着国家宏观调控、鼓励“三农”和民营经济发展，呈现不断发展壮大势头。虽然标会抬会、私人钱庄等旧的形式不断地被取缔消失，但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在不断产生，不规范的私募基金、灰色的一级半市场等快速滋生。这些新的形式可以在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获得更多资金，以满足城乡个体私营经济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
黄孝武等专家认为，在民间资本日益丰厚，民间金融日趋火热，在一些区域和领域其规模甚至远超过正规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已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的现实面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已是有关方面的当务之急。首先要“收编”民间金融，让如各种基金合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民间金融形式合法化，纳入正规体系加强监管。其次应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用合法的民营金融取代非法的民间金融。另外，还应积极发展投资基金和信托基金，鼓励发行企业债券，发展三板市场完善证券市场，为民间资本的融通增值开拓出路，为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开拓来源，促进资金的供求平衡，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五篇：民间金融的两个逻辑
民间金融的两个逻辑
随着一些地方经济下滑，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纠纷等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据说鄂尔多斯出现了2000多亿元的民间借贷风险。而以炒房、炒矿出名的温州，也面临着民间金融链条断裂的风险。10年前我们写作了《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讨论温州民间金融如何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那么经过10年，在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受到这个问题的驱动，我们重新回到温州。
一、民间金融的两个故事
从温州机场出来，郑师傅举着迎接的牌子在等我们，一路上闲聊，郑师傅说在温州政府工作的人，收入普遍都不高，他早年做个生意，开过出租车，如今在镇政府开车，尽管端上了铁饭碗，但是收入却只能维持生活，要想为上大学的孩子在杭州买房子，靠工资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原来做生意和开出租都存下了一些钱，现在还可以用。这些钱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郑师傅说都放在一些亲戚朋友那里，开工厂、做生意的人都需要资金，所以每年郑师傅都有一笔不错的利息收入。现在这些资金是否有风险呢，特别是现在经济形势不是很好，许多企业都面临着很多困难。郑师傅很有信心，觉得没有风险，首先，都是多年的熟人，互相都比较了解；其次，借钱的人也都有资产，不会跑掉；同时，郑师傅的资金分散到许多企业中，一般不会出现同时破产的事情。郑师傅相信他可以有稳定的利息收入，本金不会有任何风险。这与我们30年前看到的民间金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浓浓的人情包裹下的金融活动，知根知底的熟人关系使民间借贷几乎成为零风险的行业，放贷人不仅了解借贷人的经济活动，而且了解借贷人的人品。但是下午商会会长却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他看来，郑师傅说的故事也许还存在，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了，多数的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依附于银行资金，受到政策重大影响的高风险行业。在他看来，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要高于20%，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依靠民间借贷来维持正常的生产，民间借贷只是充当银行收放贷款之间的过渡。比如，每年企业都要将银行贷款全部归还，经过一个审核期，企业又重新获得银行贷款，收放之间有个时间差，这就需要民间资金的补充。由于这个时间的期限并不长，所以企业可以承受短期的高利率。但是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却使这种模式无法维持。企业从民间借入一笔资金暂时归还了银行贷款，但
是预期的银行贷款却迟迟拿不到，或者拿到贷款，但是数额却少了许多，企业无法归还民间借贷，而长期占用民间借贷会大大提高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难以为继。同样，担保是民间资金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各种担保公司和企业之间的联保保证了企业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特别是2008年刺激经济措施出现以后，许多企业都是通过联合担保的方式获得了大量银行资金，这些资金被用于炒作房地产，但是出现经济下滑以后，银行压缩贷款规模，一些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出现问题，并因为联保而将影响传递到其他企业。
上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说明温州的民间金融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产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金融，依靠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将分散的资金汇集起来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这种民间金融活动曾经强有力地支持了温州乡村工业的发展。
但是当资金汇集得越来越多，并且出现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业以后，金融活动就超出了原有的熟人社会，而在超出熟人社会以后，熟人的社会关系就无法在为民间金融活动提供风险保障，民间金融的投机性越来越强，而在投机性的民间借贷中，盈利的欲望取代了民间的信任，在大的经济起伏中，民间金融不仅不能消减风险，反而经常会放大经济的波动。
二、从稳定的投资人到冒险家
温州的民间金融是伴随着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而产生的。在温州经济发展初期，缺少正规金融支持，许多最初的企业家都是依靠民间借贷，将民间的零散资金集中起来，开始创办企业；即使在企业逐渐已经开始发展以后，他们也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企业仍然需要民间资金的长期支持，在这种条件下就形成了农村工业与民间金融的相互依存。乡村工业发展为民间资金提供了盈利的可能，而依靠民间资金的支持，乡村工业才能稳定发展。这种民间金融带有很强的乡土性：
首先，民间资金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形成的，在熟人社会中，各种信息是相对透明的，比如，一些民间金融活动是透过亲属网络存在的，亲情关系保障了资金出借方不会上当受骗；资金的所有人不仅熟悉借钱的人，甚至也熟悉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甚至他们企业的经营状况，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以比较低的利率把资金出借给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
由此形成了民间金融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稳定，一些个人将资金长期出借给某些企业，从而形成稳定企业借贷关系；其次，利率也往往相对较低，在10年前，大多数民间借贷维持在8%-12%的利率水平。
分散也是资金所有人应对风险的一种策略选择，正想郑师傅所言，全部企业倒闭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少发生的，在不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资金损失。在过去的10年中，尽管温州商人的一掷千金已经名声在外，但是我们这次访问却发现，在温州本土还有许多小规模的企业仍然存在。在被称为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我们看到10年就已经存在的小作坊仍然比比皆是。与那些动辄数亿元投资的温商不同，这里仍然有许多胼手胝足，靠着辛勤劳作赚取一点加工费的小企业。这些企业也被成为草根企业，不仅因为他们的规模很小，而且也因为他们像小农一样，多年固守在有限的产业中。正是这些小企业支撑了郑师傅的资金收入。
但是早在1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温商就已经出现了，三五年之间从一无所有变为拥有数亿资产富翁的神话比比皆是。温州炒房团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12年前我们访问温州的时候，一位靠简单的手工机器印刷信封的老妈妈就问我，要不要到上海去买房子，真希望她赶上了上海房价上涨。有报道说，一位管理着一个有数十员工的企业家，如果经营的不错，一年有差不多100万的利润，而他太太在上海炒房，不到10年，已经赚了3000万。
自有资金往往不能满足炒作资产的需要，民间借贷就应运而生。从苍南县北部山区出去的一位商人早几年在北方购买了一个煤矿，但是他自己的资金有限，便回到老家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筹集了6亿资金。之所以如此快的时间筹集到如此巨额的资金，首先是关系网络，在筹集资金中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他发动一些人，这些人再去发动其他人，通过层层传递，很快就聚集了大量的投资人；其次是高额回报的诱惑，人们相信投资煤矿很容易获得数倍的资金回报。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当年一位顽皮的学生投资了煤矿，为了感谢他的老师，便让老师也投资了10万元，以便获得分红的机会。3年以后，煤矿转手，老师获得了150万元的回报。
这种大规模集资与原有的民间金融活动已经使完全不同的，首先，信息是不透明的，人们在注入资金的时候并不知道那个在外地的煤矿经营状况如何，甚至不知道那个煤矿是否存在，他们投入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赚取高额利润的梦想所推动，这实质上近似一种赌博。无论炒作房地产或炒矿，都是投机行为，当民间与这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民间资金也就成了赌博；其次，直接的人际信任关系也不复存在。尽管从表面看，他们的资金还是通过亲戚、同学和老乡等关系动员起来的，但是由于集资规模很大，在集资的金字塔上，顶层与底层之间隔了多层，底层的直接出资人往往并不直接认识并熟悉顶层的集资人。因此无论从集资的期限或预期的回报，与以往都不同了。在这种格局下，原来稳定的民间金融就转变为资金的投机。与所有投机一样，在投机中发生了许多不一样的故事。在经济泡沫中，多数投机都获得了不薄的回报，而在经济泡沫被挤破的时候，许多民间资金就可能陷入血本无归。
而那些机构化的民间金融，比如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等，要想获得较高的回报，就不能从事长期的贷款业务，因为稳定的小额贷款所获得利息回报是有限的。他们更希望通过给企业短期的融资服务或提供担保，获得更高的收入，民间金融成为撬动银行信贷的杠杆。
企业越大就越需要银行资金的支持，也就越需要民间资金的杠杆，如果没有民间资金支持，企业无法度过还旧账等新贷的空挡，也无法得到担保的服务，为了这些，企业能够支付民间资金短期的高利率。在经济运转正常的时候，这种经营方式很稳定，但是一旦出现经济波动，银行的资金减少，这种经营方式就会遭遇困难。在一些温州企业家看来，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困难时期，前期企业获得了太多的银行贷款，依附于银行贷款的民间金融也很活跃，但是当银行贷款突然大幅度减少以后，民间金融也成了城门之鱼。
三，为什么民间金融成为赌博？
与农村工业相互支持的民间金融何以会变成赌博？我想这与投资者的贪婪和经济运行的结构都有关系。
作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冒险一直存在于民间的借贷活动中，因为有太多人希望自己手中的余钱能够快速地生出新钱。上个世纪数次出现的抬会倒会就是这样。本来存在于温州民间的合会是10个左右熟人将资金凑在一起，相互帮助的一种民间金融活动，但是当这种会发展到数百、数千人，从上到下形成不同的会首和会脚，而且从早期入会的人从会首那里获得巨额的资金回报，大家便蜂拥而入，直到出现资金链断裂，发生倒会。集资炒房炒矿也是为了巨额的回报，只是因为有房屋和煤矿的存在，所以其风险更加隐蔽。抬会被看做是典型的金融诈骗，因为会首在将资金集中起来以后，没有任何投资，不可能有任何收入来支持其高利率的回报，因此必然倒会；炒房炒矿似乎是一种投资，但是如果将时间点放长一些看，就会发现，这也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会有泡沫破裂的时候。
当民间金融大规模地转变为冒险或赌博，这就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当全世界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大大超过实体资产，而且大部分金融资产都是在做投机的时候，温州大量的民间资金必然会顺应这个潮流，进入到金融投机中。在高通货膨胀的刺激下，民间金融必然要寻找更高的获利渠道，长期稳定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是无法满足资金保值升值的预期。
事实上，作为稳定的投资人，郑师傅与那些冒险家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隔开的边界，在预期利益的诱惑下，那些存了几十万或一两百万的小富翁，随时都可
能会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冒险的活动中。尽管从逻辑上我们看有两种不同的民间金融，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个人的时候，两种逻辑都会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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