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放倒逼”到“改革促动”

第一篇：从“开放倒逼”到“改革促动”

尊敬的党组织：

12年前的12月11日，许多人的工作方向都突然调整：政府工作人员扎堆参加培训，恶补WTO知识;公关和新技术类公司紧急开会，研究怎样沟通外国企业;涉外经贸、海关、金融、出版部门连续加班，制定并整理配套政策措施;垄断行业的老总纷纷表态，要更加重视服务客户……这就是媒体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一个工作日的真实扫描。

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使这个组织更加名副其实，而中国也因此具有了更显著的世界性。

在加入WTO的15年谈判过程中，中国人焦虑甚至忧惧的是：国门大开之后，中国经济和企业能否承受来自世界的冲击?现实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中国经济有着远超预期的韧性和张力，中国企业也比人们所担心的要坚强。进口大潮着实来临，2012年货物进口总额比2001年增长6倍多，跃至全球第二，但出口也同步增长，2012年货物出口总额达到2049亿美元，雄踞全球第一。当时的中国银行业刚刚引进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看起来弱不禁风，与虎视眈眈的外国银行相比，宛如学徒与大师决斗，然而2012年的全球十大商业银行榜单中，中国商业银行占了四席。

这成绩绝非唾手而得。中国政府利用加入WTO的契机，以开放促改革，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或许没有12年前的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仍将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然而速度和力度无疑大打折扣。开放的市场竞争迫使各级政府以市场化的思维来定位自己的角色，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也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外资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市场渠道、人力资源，中国也为各国的产品、资源、服务提供了巨大市场。市场化赋予了中国经济强大的活力，全球化给了中国经济展现活力的世界舞台。

加入WTO将我们锁定在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上，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辆列车大大减速，让我们更好审视全球化的弊端，思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仅表明了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决心，更显示出了中国超常的改革力和适应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有力回应了西方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指责，也厘清了近年来国内一些人对市场化道路的模糊和犹疑。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的经济，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的精神;推动政府简政放权，逐步退出微观、做好宏观，本身也是开放的举措。正如《决定》所写的，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如果说，12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更像是一场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提速倒逼，那么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无疑是对新的开放格局的有力促动。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历时12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几天前终于结出第一个硕果，在贸易便利化、粮食安全补贴、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对世贸组织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成果，而作为WTO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受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在开放中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不断书写开放新篇。今天的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迎来现代化征程上的再出发。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二篇：开放倒逼是深化改革的有效路径

尊敬的党组织：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的建立再次将上海浦东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自贸区不仅是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也凸显了开放倒逼机制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有效路径，必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

开放倒逼是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发展离不开改革内生动力与开放倒逼推力的共同作用。当然，开放倒逼推力是通过改革内生动力而起作用的。开放倒逼改革看似被动，实则是内生矛盾的外在需要。从历史纵深来看，改革内生动力一般呈递减趋势，而开放倒逼推力往往呈递增趋势。正是两大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致使开放倒逼成为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就改革内生动力变化趋势而言，改革开放初期，改革虽然受到陈旧观念的束缚，但由于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因改革而受益，故改革内生动力强劲;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愈发深刻，在固化利益的掣肘、路径依赖的羁绊、陈旧观念的束缚下，改革内生动力逐步呈递减趋势。与改革内生动力变化趋势相反，开放倒逼推力往往呈递增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陈旧观念的强大惰性使然，开放招致传统势力阻扰而推力不足;但随着开放的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浩浩荡荡，国内外两个市场相互融合的趋势无法阻挡，开放倒逼推力也自然呈递增趋势。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致使改革内生动力越来越小;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逐步增强，开放范围和领域会越来越大，开放倒逼推力也就越来越大。

开放具有倒逼改革的关键作用。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开放不断增强社会机体的多样性，高压力、可比选、强竞争等多样性的特点必然会带来应激反应、鲶鱼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倒逼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社会机体的活力。开放带来的应激反应倒逼观念突破。正如生物机体具备刺激后神经系统保持高度警觉的应激反应一样，社会机体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外迅猛发展与国内贫穷落后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观念冲击，冲破了当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念束缚，强化了“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信念。对外开放过程中，外资的引进在缓解国内资金、技术缺乏的同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给国内带来了强大竞争压力，倒逼国企、政府在严峻挑战下被迫应付，进而积极回应、主动改革并力争赶超。开放带来的溢出效应催生系统改革。正如一项活动对组织外的人或社会产生超出预期影响的溢出效应一样，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在更广范围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更宽视野与更高标准会逐步推动改革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35年的改革实践印证了开放倒逼趋势增强的特点。回顾我国35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开放程度与改革深度呈正相关。换而言之，开放倒逼改革的特点日益凸现。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深圳特区成为中国率先开放的试验田，开放在带来资金、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刮来了市场经济的新风，并开始冲击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90年代开发开放浦东，标志着开放由沿海向沿江、内陆纵深拓展，浦东率先开始培育证券、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开启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积累了宝贵经验。世纪之初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开放开启了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新阶段，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衔接倒逼我国修改了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带动了我国诸多领域的改革举措，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变化显著。当前建立自贸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与新一轮、高标准的世界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新阶段，推动改革自身由优惠政策向体制机制创新转型。总之，开放倒逼改革，开放越扩大，改革越深入。随着改革内生动力递减，就愈发需要以扩大开放来为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31

第三篇：开放倒逼机制的实践深化了对改革规律的认识

尊敬的党组织：

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与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自贸区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更表明改革自身也随之开始转型。

新阶段改革主要是由服务业开放所倒逼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领域的开放程度实现了新的飞跃，抓住了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加快了中国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服务业发展程度较低，故在谈判中对服务业设立了保护措施，服务业市场准入极为严格。区别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本轮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服务业的开放，主要特征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服务业整合制造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开放倒逼改革，但开放领域不同，改革重点也有所侧重。随着开放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改革本身也随之转型，即由过去直接有形的优惠政策向当前间接无形的制度创新转型。

新阶段改革越来越逼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由于制造业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加敏感，因此，以往的改革主要是通过“特区”“新区”来争取优惠政策。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则对公开公正、高效透明的综合营商环境更加敏感，也由此推动改革由政策优惠转向制度创新转型，并越来越逼近市场经济的本质。比如，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遵循“非禁即入”原则，其实质就是政府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在无形市场上错伸有形的手，必然会倒逼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又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和竞争中立原则，其实质就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原则，即各类所有制性质的市场主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必然会倒逼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新阶段改革鲜明地体现了勇气与智慧的有机结合。与优惠政策式改革相比，制度创新式改革难度更大。就涉及问题而言，制度创新式改革涉及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相互交叉与重叠;就涉及部门而言，涉及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层级越来越高;就改革路径而言，已对政策优惠式改革产生路径依赖，而普遍对制度创新心存畏惧。面对矛盾和挑战，自贸区的建立不仅体现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国家意志和巨大政治勇气，也彰显了对改革规律深刻洞察基础上推进深层次改革的智慧。自贸区所撬动的改革已不再是单一事项的改革，而是涉及制约中国发展诸多深层次、一揽子的改革;自贸区始终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汇聚了国家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共同智慧与力量，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有机结合;自贸区打破了对政策优惠的路径依赖，开启了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新模式，这种增量改革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改革阻力。

应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以改革开放为己任的浦东，在23年的开发开放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一条重要经验：在承担和服务国家战略使命过程中实现发展。面对自贸区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浦东必须担负起国家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战略使命，以率先形成开放倒逼机制为目标，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积累新经验、作出新贡献。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31

第四篇：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学习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

作者：张伯里 《光明日报》（2015年02月11日 13版）

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习近平同志长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他在各个工作时期都曾就此发表过大量重要论述。

我们的改革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

30年前，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曾专门讲到综合改革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改革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各部门之间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他尖锐批评有的同志思想保守、政治迟钝，对改革工作不主动、不敏感，缺乏改革责任感，等、靠思想突出，上级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宁肯不改革也不犯错误”，忽略了“不改革我们才是犯了大错误”。他明确提出，要把对待改革的态度如何、改革工作搞得好坏作为检验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党员干部做清醒的领导者，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各级干部要做好改革的保护伞。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的，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县委、县政 1 府一定做大家的保护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对于不满、抵制甚至反对改革的上访信件一律不要向下转，有关部门要负责处理、答复和解释这一类的匿名信件；对于陷害改革者、破坏改革工作的人和事件，一定要从严查处。

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

在宁德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必须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不适应我们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切并对其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只能是积极稳妥地推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态度要坚决，实施要谨慎。总体改革的设计必须是目标方案、过渡性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相互衔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他重视解放思想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树立“不耻落后，意气风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指出，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关于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在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他还具体阐述了“双向开 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把改革看作是活力之源。他高度重视抢抓战略机遇期，提出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用得好，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他大力倡导在各项改革中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超越原有的体制障碍，从根本上冲破束缚发展的桎梏。他提出，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同时，要正确处理改革与规范的关系，避免先改革后规范、先发展后整治的被动局面。要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新优势。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提出要步步为营，年年有成，积小胜为大胜。强调要善作善成，处理好部署与落实的关系；要再接再厉，处理好坚持与深化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强调我们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 3 心求证”。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习近平同志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指出浙江正处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他借用“地瓜理论”对此作了生动论述：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并非资源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

到中央工作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工程极为宏大，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要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强调要防止“改革与我无关，开放离我很远”的错误认识，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蹄疾步稳务求实效等。

从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少思想观点都是对他以前相关论述的凝练、发展和升华，是他多年思考和实践的结晶。我们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的思想和论述，深入 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同心同德、凝神聚气，不断把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刊于《学习时报》2015年2月2日，本刊刊登时有删节。）

第五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读后感.doc

不得不幻灭的梦想：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在国际事物中，中国似乎经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误解。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越来越透明。一个华裔美国人研究中国四十余年，为了写自己的著作100多次来华访问，这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精神。本文客观公正，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许真的得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我们的国家才够透彻。李侃如是美国对话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这些人的研究，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最深的美国，而每一次的对华政策总是那么的不偏不倚还是有其可靠根据和来源的。

本书第一部分名为“遗产”，追溯君主制和家长制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也长期困扰着中国。主要说明了中国儒家文学对中国后世的治理。等级宗族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儒家的利益文化对于控制人们的言行，以及教化人天生的顺从。文化对一个名族的影响，清晰而透彻的被说明了。

第二部分：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从中可见中国现行体制的渊源： 1949～1966, 中国的缩影似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当然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地址有关及中国的意识形体必然相联系的，习惯上中国民众需要一个万能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自己。毛对政治决定的严格执行，被意识形态狂热驱使的顺从的民众，藐视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华帝国的历史烙印。帝国传统养 育出这样的观念：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订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全国性的政府官僚机构。政府要为全社会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响力应当无处不在。

作者认为，中国政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机构，和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 相对于这么庞大的组织机构而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在毛时代中国甚至没有形成任何适宜的法律。而国家的政策也偏向于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农民。

毛时代政体的错误和毛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毛泽东“掌握着确定中国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他发动这些具有破坏性的 可怕的运动，更适合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习惯官僚程序，更喜欢户外政治。运动手段严重影响了国家政体，集中体现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发动群众去实现他为他们设定的几乎一切目标。

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毛轻视知识分子（他本身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一生都在做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认定其三大原罪：没有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是一些说“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知识 分子的迫害，使国家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所有的政府都会在公共政策上出错，但很少有国家遭受像中国这样因迫害知识分子而出现的巨大失误，其经济损失和人类 悲剧难以估量。

作者生动描述了毛时代领袖和体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毛很擅长划分阶级和派别，是不同派别和阶级相互斗争，而其一身也乐于这种战术的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赢家。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革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国多年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合 法的政治体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在作者看来，毛到了晚年，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给中国的影响也是悲剧性 的：“1959～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被人缅怀。”

重要的是总结教训。作者在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历史每10年遭遇后果严重的 政治巨变，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固有缺陷：

1、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纳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免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

2、中 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当局总是动员群众为政府确立的目标去努力，并在其过程

中参加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民众不曾在稳 定和自强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中国公民没有被赋予日复一日的机会，去发展组织自治团体或协会的技能。

第三部分：邓的改革时代

在这里必须说明邓的威望来至于何处，1920去法国等留学归来，参加长征，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担任了一个领导团的政委，这个团队囊括了，中国建国初期的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其在50、60年代的威望仅仅次于第一领导人刘少7，在文革期间夫妻，父子之间都相互揭发、和迫害，而邓没有检举和揭发任何一位战友，这对其以后付出铺平了道路。毛时代留下的满目疮痍正好适于邓的改革，意识形体不能控制民众的时候，只有真切的改革才能使民众感受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变。在改革的初期85年之前，民众确实感觉到自身利益的很大改变，但这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讲解是中国高层领导的任命制度，体制内的事情，决定最总成败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之间的博弈。说多了就是呗和谐的事情了。最过深刻的就是高层想过获得真实信息的可靠途径一直不得畅通的问题，信息时代相信这一问题后世会有所解决。

第四部分：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成长与成就，同时指出了中国现金社会的诸多弊端。

对技术的莫视，只注重劳动力的投入来提高生产率。

盲目的引进投资，及其后期的治理问题。

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浪费，水资源的合格率和耕土面积的流失，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对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探讨

看当下中国，在体制上虽有一些进步（比如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得越来越活 跃），但上述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层和底层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预见，中国未来的稳定并不乐观。六年过去了，预言应验。如果政体改革 仍然迟缓，这个“不稳定”的预言还将不断应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