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共5则）

第一篇：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

近日闲暇之余，在淘宝网站上闲逛，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史》的书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商品中使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了，多日来我都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路径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的困惑将在你这里解开，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不多日，《中国现代史》便如约而至地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着。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中国现代史的七个阶段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示威，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第二篇：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读书笔记

莫修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中国现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的1919年—1949年的部分，它所叙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史，1919年—1949年这30年的现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在这个国内外矛盾激烈锐化的时期，除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这条主线以外，还存在各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这条线；军阀、地主、官僚、买办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北洋政府这条线；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活动这条线等等，往往呢，这几条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交叉进行的，并且，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政治领域，从1924年1月到1927年7月的国民革命战争便是这个时期一个突出的表现。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国民国民高潮的开始。

这本由莫修荣著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国共两党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统治，取得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终于达成共识，进行了历史上国共的第一次携手合作。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用四个小节分别从国际国内两大方面来分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历史背景；第二章呢，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形成统一的战线方针；第三章，叙述了国民党派领导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形势，接受共产国际及中共的理论指导，进行革命思想转变，开始施行革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认识到无产阶级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新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共同纲领的提出，以及国共两党通过恢复工农运动创建黄埔军校来壮大发展革命力量；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国共合作建立后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北伐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为1924年国民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坚实的铺垫。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

关于前者，在本书的第二章有所论证；关于后者，在作者第四章做了详尽的论述，集中体现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三民主义”的纲领的提出。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发表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高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以孙中为代表的国民党领导人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总结了长期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国民党的重新改组，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高潮，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根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精神，对旧的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式要求的解释，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革命内容，成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合作纲领，使国民革命有了完整的反帝反封的革命内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联共”作为三大政策的关键，是实现“联俄、扶助农工”的前提条件，是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相联系的纽带，只有实行“联共”，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才能彻底进行，毫无疑问，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指明了方向，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相符合的，因此，者便理所当然的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我认为，这至少包括两层含义。

首先，“国民”，说明其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国民党这方面来分析，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合作纲领，尤其是“联共”提出，表明孙中山开始接受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主动向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靠拢，并且意识到工农阶级是活的反帝反封带着胜利的中坚力量；从共产党这方面来分析，集中体现在中共二大民主联合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大会对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做了分析，认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的最大要素”，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联合战线，此外，在这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中强调，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广泛的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团结协助，一同合作，无疑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后盾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二，“革命”说明反帝反封的斗争形势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彻底革掉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命，从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国家。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明确规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形式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的前景是向社会主义过度，这一系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决定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国民党经过改组后以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封建军阀为基本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本政策，联合人民群众，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1926年1月，中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表了宣言，重申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对外打到帝国主义，对内打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及地主豪绅；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诚意地和苏联合作，必须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这表明了国民党坚定的革命决心，革命斗志和昂扬的革命勇气。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从1924—1925年，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的爆发、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以及广东革根据地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促进了反帝反封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提高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工人阶级的威信，密切了国共两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及工人阶级的联系，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仅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帝反封的革命精神，也证明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性、科学性。然而，历史总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共产党的右倾错误，加上共产党没有注意对军队的掌握，过分依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合作，同时又产生了左倾错误，结果，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不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高潮，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势力，使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种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军面的出现，正是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体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巨大威力和伟大作用，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篇：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

名词解释与简答：

梁漱溟《乡村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原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1、开发“乡村文明”，主张农业合作：所谓的“乡村文明”是乡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国的根在农村，只有农村经济发展，物质文明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农业是其它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合作使农业改变其单一的发展规模与单薄的产业模式。农业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人口。

2.促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业态，建立农业信用社：乡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乡村的经济建设，也就是促兴农业。所谓促兴农业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改进；一是经济的改进。第一，技术的改进，使得产品不仅在品质和数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要有很好的销路，这也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时刻捕捉科技信息，把先进的城市文明用于改良农业的生产技术和农业工具，从而加快传统农业步履蹒跚的局面。第二，经济的改进，建立起整个农村系统的合作体系和合作网络，建立“合作信用社”，把有效的农村资金和人、物力整合，发挥他们的最大效率。两个方面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技术的改进推动了经济的改进，而经济快速的增长又要求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换代。农业信任体系的建立又可以把两个方面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尽可能为农业发展募集到资金和生产项目。他们共同的努力，使农业的发展走上良性健康的方向。

3.加强乡村基础教育，改革乡俗教化：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应该走进农村，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农村基础教育的推广需要不断扩大的识字人口，相互学习与影响。如果有可能，这些人也可以为农村建立起自己的师资队伍，并且帮助农村谋划一切建设事业。在实施和推广基础教育的同时，也要把乡俗教化纳入教育体系，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制订新的乡约，重新让他们接受更为科学合理的乡俗教化。提倡合作与共享，而不是消极的疏离散漫。

4.兴办乡村自卫：举办乡村自卫，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有力的武装也能保证当地人民财产安全。在当时的中国，匪患四起，农业生产活动常常受到周围土匪武装和山贼的骚扰。建立一支强大有效的乡村武装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一来把当地一些有枪的帮会和“红枪会”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至于侵民扰民，不使其成一害。而且可以给他们以有效的开导，指导他们的方向，从而避免他们被人利用。二来，可以慎防他们的势力扩大，酿出祸患。越是这些愚昧的乡村武装，越容易被人所利用。当然这些武装在当地可以成为一支有效的执法队伍，对于消灭鸦片之害，整顿乡村面貌，树立良好风俗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中国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以平民教育作为救国和改良社会措施的团体。简称平教会。成立于1923年。是年8月,陶行知、朱其慧和晏阳初等人，利用“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的机会，邀请各省代表成立平教会,9月发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总会设在北京，并陆续在全国20余省区设立分会，开办平民学校。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部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1925年秋，晏阳初与陶行知、朱其慧产生分歧，平教会总会遂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分立出去。1926年秋,晏阳初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以翟城村为中心，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给平教会的工作规定了“调查、研究、实验、表现和推广”五个步骤。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活动当时吸引了一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参加。后出版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著作。定县实验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晏阳初遂转至重庆歇马场开办乡村建设育才院，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工作。

海瑞罢官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要维持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两个凡是反对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对整顿，反对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维持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以及让华国锋接班的决定，以稳固华国锋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因为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国领导人，其缺乏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资历及政治阅历，无法与元老们相比，只能凭借毛泽东的权威，而两个凡是则正好赋予了华国锋执政的“合理”性。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1.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2.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3.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对华临终指示）；4.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5.华国锋本人倾向于沿袭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以及延迟邓小平复出参与中央工作的时间，“两个凡是”是作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提出的。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该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９０００余人北移。６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７个师８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１７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般认为，此事件起因为此前黄桥事件。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 消灭总兵力达9000、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全称《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此称谓。该文件是1966年2月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专门会议后，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会议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3.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①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②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③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制定“逼蒋抗日”方针，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停止了敌对行动。

④1936年12月，积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的局面，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⑤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57年整风运动

1956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20日又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宣言、通电和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应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贯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进行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立了在抗战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独立自主地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倾向增长。为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战，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及时为全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竟然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了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大跃进出现的原因

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从主观错误方面来说，有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高指标。中央原定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但由于“大跃进”是以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开路的，谁把指标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标越报越高。二是大炼钢铁的过高指标挤压农业。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方面是“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四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在会后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对党造成极大损伤；又在经济上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

一国两制的形成过程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要“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一国两制”的构想写入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个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辨析： 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927年到1928年前后的中共武装力量，兵不过二千、三千之众，枪更是没有几条。可是就这点人马，在1934年短短五、六年间却拥有了三十万大军，甚至还有了飞机。蒋介石将军屡次剿共屡次失败，红军发展越来越快，上世纪30年代之初就可以成师级建制消灭国民党军，甚至可以击溃国民党军集团军建制。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瞎指挥，排斥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及战术原则。可是，遵义会议后呢？红军很快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随后面对国民政府重兵围堵，地方实力派军阀的层层阻击，越雪山草地之险，却是连战连胜。到达陕北和刘志丹部顺利会师。红军长征以后，部队虽然减少了十倍，但是，从领导阶层上看，政治上有毛泽东等坚强的核心，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也进一步恢复。军事上形成了以近代杰出的军事家朱德等组成的指挥集团。这时的红军虽然不足30000人，但是无一不是百战疆场经验丰富的老兵，都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诚战士，其战斗力之强远超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那几千乌合之众。部队的协调与机动性能力大大增强。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

国民政府集全国之众兵精锐，尚不能消灭能那几千乌合之众，而使红军越战越多，越战越强。从当时作战的情况看，红军长征之后除西征失利外。国民政府军无一胜仗，进攻红军的部队无不损兵折将。前往征讨的马步芳、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无不败阵。红军再次呈现了越战越强的态势，对国民政府军发动的进攻每每斩获颇多。如此可看，蒋介石将军坐镇西安所发动的围攻，只怕也难逃江西四次围剿的命运。多半是把1946年的陕北会战的结果提前十年而已。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军处在国民政府的限制和日军的扫荡中，夹缝中求发展，常常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这比单独面对国民党军压力大多了。如果日本不入侵，共产党军的发展空间大多了。对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红军整师整旅地歼灭国军，不用太大代价。而与日军作战，经常是杀敌500自损1000，即使是胜利，也是惨胜。日本鬼子对中华民族的野蛮入侵和疯狂屠杀，无论对国共两党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灾难，不存在帮了谁问题。如果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有所壮大的话，同样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另外的角度上，国民党军也经历了抗战血的洗礼，出现多个美式机械化部队。战斗力和整体协同作战能力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比解放战争开始时的中共军队，也同样是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对双方各有利弊，不能说单纯有利于哪一方！如果说红军时期的胜利得自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的话，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同样也是派系林立，国民政府一直到最后失败也没能最终消除派系，但在抗战后，国民政府中的派系已大幅度削弱，更有利于统一指挥和战役、战术上的协调，在这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对比的结论：没有日本鬼子，国军想消灭共产党军只怕更不可想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没有日本鬼子，国民政府军也许败的更快，多半八年以后的1945年国民政府就已撤向孤岛了。

这仅仅是从狭隘的纯军事观点上来比较，把战争只当作两支军队的对垒。纵观中华民族的国内战争史，“失民心者失天下”。战争的胜负最终是由“老百姓的小车推出来的”。美国斯诺先生1936年在陕北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并接触许多红军战士后得出了结论“红星必定照耀中国”。也就是在1936年的美国人，在进行了双方对比后都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日寇是否入侵，共产党都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左倾比右倾（分别是什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更大？

左倾：在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冒进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将脱离客观可能的经济目标付诸计划和实施。它给人们一种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表象，但因其脱离客观实际，结果往往是好梦变成恶果。经济建设中左倾冒进的表现及其危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至今天，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冒进行为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领域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左倾冒进倾向给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首先，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导致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其次，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其三，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还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产生和蔓延。

所以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但根深蒂固的是“左”。其原因是：（１）“左”貌似革命；（２）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３）多年的教训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左”可以避免惩罚；（４）“左”的思潮，在我国有比较深的社会阶级根源。

目前，我们为什么要防止“左”？第一，从现实情况看，对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干扰较大的因素是“左”。比如说，有人把改革说成是“自由化”之源，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把特区看成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把搞“三资”企业看作为引进资本主义，把乡镇企业说成是“不正之风之源”；有人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如此等等。第二，从改革开放实践所破除的东西看，也往往是以往存留下来的“左”的东西，所以，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左”的干扰就不足为奇了。

论述：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精神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坚定、全面、持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巨大贡献。主要有：

（一）关于改革的实质与功能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极为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则在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

邓小平同志在论及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是将这一论断同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相提并论的。他指出，过去只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不完全。要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两个方面讲完全。既然改革和革命一样，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说，改革开放是其量变发展过程的动力；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说，改革开放则是其质变发展过程的动力

如果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动力，那么搞好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领导、在班子、在人。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真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看，无论从宏观、从微观看都是如此的。另外，要搞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解放人的思想，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富有创新精神，进行创新实践。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是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样离不开市场。如果我们把问题说到底，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必然要承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就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市场经济，但它不能在完全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所以，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第二，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手段相结合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对于这个界定，应当作全面、准确地把握。既不能把上述三个内容隔裂开来；也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更不可任意抽取其中某一点，而加以曲解。

为了赢得对于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发展自己，必须利用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这里有几点属于方法论性质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对一切认识领域的文明成果，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决定取舍；第二，对一切属于行为方式方面的文明成果，如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要应用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加以检验，之后决定取舍；第三，要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为人类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兼容并包，不加分辩地照搬、照抄外来的或我国已有的东西。总之，无论是对待我国已有的或者是对待外来的文明成果，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四）关于姓“资”和姓“社”

关于姓“资”姓“社”的三条标准，亦即判断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标准的三个内容，主要是指：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标准，实质是个生产力标准问题。不然，这个标准，也还包括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在三个“有利于”前边的“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就说明这一点。

要正确把握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标准，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要注意改革开放对于发展生产力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有利，还要看是有大利还是有小利；第二，要注意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结果，是利还是害，是福还是祸。如果带来的是福和利，还要具体地看这福利是大福、大利，还是小福、小利。第三，要注意把这三点和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言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避免得出偏颇结论。

五、关于加快经济发展

在当前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后退”。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实现怎样的高速度呢？从小平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是与提高产品质量相统一的，即我们的速度是在提高产品质量基础上的速度；第二，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与增进效益是统一的，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关键的一条。第三，经济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是统一的。第四，经济发展的速度，要与人民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一致起来等等。如果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上述诸种要求相一致，就应当鼓励发展，以便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高速度。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实现这种高速度，能否实现这种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

六、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新阐发，集中表现在要坚定地、持久地、全面地、创造性地

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上。首先，要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指我们既不能动摇、又不能偏离这条路线。其次，要持久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再次，要全面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贯彻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关于“两手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１）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扫除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丑恶现象。（２）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和廉政建设；（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４）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的落实；（５）一手抓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一手抓对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专政等等。而且“两只手”都要硬，所谓硬，就是要把事情办好，即要抓紧、抓实、抓出理想的效果来。最后，要创造性地坚持和落实党的基本路线。这主要是指全国各地区、省、市，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结合建国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革等史实，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经验。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其封建社会的遗产很厚，这就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封建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认为资本主义进步于封建主义，但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远远重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从而放松对封建主义的警惕性，甚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推崇，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怪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后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力量也被摧毁了，但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传统，包括它的思想文化，却很少触动。封建主义的东西不仅在人民群众中甚至在革命者身上都打上了烙印。长期忽视铲除封建主义残余，使封建社会的遗物渗透到了社会主义的机体之中。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固守，甚至加以发扬，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这是从社会主义受挫的建设中总结的一个首要的经验。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研究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吸收它的积极成果，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对之进行批评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因此，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克服存在对资本主义诸多不正确的认识，甚至歪曲的理解，克服那种把社会主义与属于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把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观点。因此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仍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肃问题，只继承不批判，那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资本主义的翻版；只批判不继承，也不可能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继承和批判二者不可或缺。只能在批判中继承，继承中发展，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增强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第三，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深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廓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因此，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是经济成熟程度不同的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应同属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划为同一阶段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免就会在实践中遇到很多挫折。因此正确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样就可能避免潜在的超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的发生。因为超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比较困难的，都不是短期内所发生的，尤其是向人类所理想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过渡更是如此。

第四篇：世界现代史读书笔记

世界史读书笔记

书名：《发现——二战中的谜团真相》

学生姓名：易丹

年级：2010级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教育

班级：2班

学号：2010030238

读书笔记

——《发现——二战中的谜团真相》

秦叔宝（原名陈孝威著

章节大意：

第一章：天上的会议室——决战秘闻

揭秘协约国主要领导人在会议桌上的决策，一个个决定着千万人生死的决议从他们手上悄无声息的发出。这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是智慧的较量。

第二章：地下的发报机——间谍秘史

讲诉二战时期各国间谍的英雄史诗，他们的身份、任务、贡献大揭密。

第三章：幕布后面的枪声——战役内幕

揭秘二战中几大著名事件的历史真相，抛开人们惯常所知的，展现给你不为人知的一面。

第四章：铁甲威龙——武器揭秘

揭秘二战中各种特种武器大揭密，高科技、高威力、高价值的新型武器，从核潜艇到航母再到超级密码、电子对抗等等，讲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核武器的故事。

第五章：将帅终结者——将帅之死

讲诉二战中主要的战争罪犯、日德意领导人以及主要将领的死亡秘密，揭秘他们最后生命的内幕。

第六章：谁动了我的黄金——藏金之谜

揭秘二战中同盟国大量的财富的来源以及去处。

第七章：加里森赶死队——特种部队

揭秘二战中各种特种兵作战情况，他们对战争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最终归宿。

第八章：爱因斯坦的沉默——核秘闻

讲诉二战中核研究的各种秘闻，揭秘美国“曼哈顿工程”、爱因斯坦的功过以及美对日广岛、长崎投原子弹的最终原因。

第九章：枪炮上的玫瑰——花边故事

揭秘二战中各国领导人的绯闻趣事。

文章线索：

本书以谜团为线索，对二战中的秘密进行描述，本书强调谜团更强调真相。本书从九个方面对涉及二战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以记录的方式呈现了二战中的谜团极其真相。

观感：

看完这本书，让我增长了见识，书中讲诉了很多二战中的秘闻，那些我从没有听说过的、教科书上没有的历史真相。以前发觉的事实原来只是幕布下给大家表演的事实的一小部分，而幕后的真相却是让人不忍目睹的血淋。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便是政治背后的黑暗和血腥。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政治永远不能够用道义、公正、人权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评判，它比想象中更加的黑暗。一个好的政治家是很难成为一个好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人的。当然我无法说他们的决定是否错误，但是却真的是太残忍了。政治永远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因为伤害永远无法避免。

一个军人最多能够杀死几

十、几百人，而一个政治家举手投足间便是成千上万人的生死；一把屠刀最多沾染上几百人的鲜血，而政治家的一张嘴、一支笔足以毁灭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可笑的是，他们还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安然享受着人们的膜拜！

揭秘“丘吉尔为何要保护‘炸弹’轰炸他的祖国”这一谜团真相，让我惊讶！原来这场灾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最后无辜的考文垂的人民还是成了政治的炮灰，政治家们为了所谓的最终胜利，无情的牺牲了他们。原来，在二战期间的欧洲战场，德国的实力一直令邻国担忧不已，邻国也都在为能搞到德国的情报而绞尽脑汁。如果作出一点牺牲能获取其军事机密，那么是在所不惜的。考文垂市就是这种现状下的牺牲品。为了保护“炸弹”这一能够破解德方“哑谜”密码的高级机密，丘吉尔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考文垂以迷惑德军，眼睁睁看着一座昔日繁华的城市顷刻间被毁灭。虽然这的确是给了敌军莫大的打击，奠定了英国在二战中胜利的基础，但是他们是否想起过考文垂的无辜？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使命不就是保护领土上每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吗？我不懂，亦不想懂，可能我不是个政客吧，只是我真的很不忍心看着这样的结局：为了左手放弃右手，只因为右手更有用，这是明智之举？

“英美盟军坐视纳粹大屠杀——谁下的命令”真相大揭密，更让我痛心和震惊。从前人们总是在谴责德意法西斯的残忍暴虐，那如果说，英美盟军本可以将这场屠杀避免，至少是将至最小伤害的，但最后还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历史惨剧发生、无所作为，你会怎样？而这就是事实，英美为了不泄漏“炸弹”密码破译行动，也为了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竟弃上千万犹太人不顾。这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人权至上的英美？几千万人的生命在他们这些人眼里到底算是什么，微不足道的蝼蚁？同样的境遇，同样的选择，一样的牺牲，我该说是谁的悲哀？明明一句公告、一份警示而已啊！我不想说，主犯与从犯到底谁的罪过更大，让历史去评说吧！

“谁筹划了花园口决堤事件”真相揭秘。如果说以上是外国的事件，虽然真实但到底与我们无关，感触可能不是那么深刻。那么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而掘开黄河堤，使得滚滚黄河水一泻千里，淹没了上万亩土地，致使80多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整个豫东皖北一片汪洋，就真的让我很失望、心痛。同样的血脉，同为中国人，怎么能够如此对待同胞？一面说要保家卫国、冠冕堂皇，一面又做出此等丧尽天良之事，这与外国侵略者又有什么区别？

从古至今，政治都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不管是内部派系斗争还是对敌的不折手段，在政客眼中，牺牲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他们不管牺牲了什么，只管最后的胜利是否属于他们。一直以来我对于政治都没有太大的好感，现在看了这些真相，就更让我觉得厌恶了。我想我是个不够理性的人吧，从这些大揭秘中最先想到的便是这些残忍的、肮脏的真相——政治黑幕，就像那句话说的“理性不足感性有余”啊！

学术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战争，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为了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今，整整60年过去了，世人对这场战争的诠释也变得更深入、更理性、更全面。许多当年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曾经雪藏的秘闻在阳光下渐渐消融、一些神秘的谜团也有了更大胆的解释，使世人对二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战争和和平也有更多的感悟。

本书作者秦叔宝（原名陈孝威）对二战形势的精辟见解，对战局的准确预测，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高度评价；二位巨头及许多世界政坛要人都先后给陈氏写信，赞赏他的见解。香港总督也曾登门拜访，称其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有东方军事家的远见卓识。陈氏对二战的研究做了重大贡献，他也一度成了香港的风云人物。

第五篇：中国现代史分期

、中国现代史分期

1、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2、社会主义建设（或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1956—1966年

3、文革时期:

1966—1976年

4、社会主义建设（或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之间的关系

1、总路线是具有总体指导意义的东西。内容：一化三改

2、一五计划：根据总路线制定，将总路线内容具体化。内容：优先发展重工业，完成三大改造。内容包括三大改造，但 考试时多侧重工业建设成就，尤其突出重工业方面。

3、三大改造：二强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私有改造成公有。一般单独考，较少放在总路线、一五计划 之内。同理，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是错的，在它指导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错了。

三、各种会议

1、政协会议：各党派、各团体、各界等代表参加。

筹建新中国（比如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全国人大：人民的代表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3、中共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代表参加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路线等。

如：八大：分析了主要矛盾，指出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错误的建设总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大内容，伟大历史转折。

四、建国后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1、土地改革：1950—1952.由地主土地所有（私有）变成农民土地所有（私有）

促进了农业发展

2、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7年。

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完成。

土地由农民私有变成了公有。促进了农业发展

3、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一大二公。

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发展。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开始。

在土地公有基础上，将土地包给农民耕种。

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

五、政协会议、《共同纲领》；全国人大、1954年宪法 六、三次巨变、三个伟人：

1）1911，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两年多年的封建 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2）1949，新中国成立(意义），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毛。3）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

（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

七、西藏发展史：唐、元、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意义）一五计划期间修了三条公路、建国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西藏自治区。

八、巩固政权的几大措施：

九、中美关系史：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抗战后扶蒋反共； 建国后对新中国遏制，外交孤立；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乒乓外交等。

十、中日关系史：唐朝、明朝、甲午中日战争、参与八国、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中日关系缓和。

十、对外关系：

汉唐时期：对外开放：丝绸之路、唐朝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清朝前期：闭关锁国

晚晴时期：被迫对外开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史实： 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史实： 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意义（启示）：

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参与国际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和 国家的繁荣。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十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十二、1956年中共八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三、1964原子弹（核技术）、1970卫星（空间技术）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意义

大事年表

1、政协、《共同纲领》：1949

2、西藏和平解放：1951

3、土地改革：1950—195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

5、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1953

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第一届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万隆会议、求同存异：

9、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1、中国八大：

1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3、国民经济的恢复：

14、原子弹爆炸：

15、人造地球卫星：

16、中国重返联合国：

17、尼克松访华，签《中美联合公报》

18、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