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

第一篇：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

程曼丽：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

程曼丽

2007年06月04日09:05来源：新华网

内容摘要：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一种是传播失当（当传不传和不正确地传播）造成的形象危机。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国家形象的受损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轻国家形象受损的程度，或者从根本上避免形象危机的出现，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和传播策略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需要改变旧有的传播观念；树立危机传播意识；尊重国际传播规律；掌握有效传播的方法与技巧。

关键词：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危机 传播策略

国家形象一般是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知与评价。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为一国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负面的国家形象则有可能使国家面临重重阻力，最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修复方面不惜巨资，不遗余力，并将它作为政府公共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从联邦、州到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从事形象管理的公共关系部门，单是联邦政府就雇用上万人处理公共关系事务，每年的经费支出高达几十亿美元。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不断加大政府公关的力度。近些年来，在树立和改善国家形象方面，我国政府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如政府借举办2008年奥运会开展的各种形象推广活动），这是有目共睹的。

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一种是传播失当造成的形象危机。

一、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国家形象危机

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形象危机是由有形的危机事件引发的。危机事件种类繁多，就国际范围而言，有政治性的危机事件、军事性的危机事件、外交性的危机事件、经济性的危机事件、文化性的危机事件、灾害性的危机事件等等。无论哪一种危机事件发生，都有可能给当事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严重损害。比如一个国家违反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而对其他国家施以暴行，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必然是负面的，它也不可能有良好的国家形象。“二战”期间的德国就是如此。当时，德国政府有感于“名声”不好，于是抛出各种理论为自己开脱罪责，甚至委托美国一家老牌的公关公司为它做公关宣传，结果这场宣传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成为美国公关业中不正当宣传的典型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形象是多维度的，而不是单维度的。有一种误解，以为国家形象只是国际社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这是片面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内部成员或对另一个（些）国家主动施与的暴力性、攻击性的行为，固然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谴责，导致其形象下滑；一个国家被动承受的打击，同样有可能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尽管人们对它的道德评价并未降低），从而使它的国家形象大打折扣。比如一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安全事故、恐怖事件等，都会影响外界对这个国家安全性与可靠度的认知，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居住、旅游、投资环境的评价，其结果往往是其居住、旅游人数的减少、投资额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大幅萎缩。这同样是国家形象受损的表征。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尽管亚太地区不少度假景点并未受到破环，但来此度假、旅游的人数锐减。据威世国际为世界旅游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亚太地区旅游业因印度洋海啸所蒙受的损失高达30亿美元。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这座曾经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著名旅游城市陡然陷入沉寂中，当地居民被迫逃离，旅游者不再光顾。据新奥尔良旅游据透露，飓风过后，2005年所有会议全部取消，仅此一项损失高达35亿美元。正因为如此，灾难过后，这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无不致力于修复国家形象、恢复旅游者信心的宣传。即便是一些没有遭遇灾害的国家，仅仅因为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发展的认知与评价尚未达到预期的程度，政府也会主动出资，为国家形象做宣传。例如90年代中期，为了扭转亚洲地区对澳大利亚技术水平的不利认识，澳大利亚政府开展了名为“富于创造力的澳大利亚”的宣传活动。政府出资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出版物上刊登整版彩页广告，广告围绕电讯、航天、航海、卫生、教育、能源、环保、信息技术等主题展开，试图说明在所有这些领域，澳大利亚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国家形象推展活动。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国家形象的受损或修复，是国家、政府层面的事，与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个人无关，这也是片面的。事实上，外部公众或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不仅来源于对其政治取向、国际关系状态的了解，还来源于对其在外（或涉外）组织机构或个人的具体感知。如此说来，在外（或涉外）组织机构、个人就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他们所在的国家，或者说，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国家形象。美军虐囚是驻伊拉克、阿富汗美军基地少数官兵所为，此事曝光后，世界各国纷纷表态，矛头直指美国政府，其中既有先前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国家，也有美国的盟国、盟友，这使美军、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美国政府的海湾战略也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亵渎《古兰经》事件，也是个别士兵所为，却在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引起大规模的反美示威，造成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使美国形象再度滑坡。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曾遭遇过个人行为使国家形象蒙羞的尴尬。8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批个体商贩和一些小型企业将国内服装鞋帽等商品销往前苏联。这些商品中不乏质优价廉者，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不过关。久而久之，苏联人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货就是劣质货。曾经有人通过媒体发出呼吁，抵制中国货，甚至莫斯科大马戏团的串场小丑在表演自杀未遂（子弹未出膛）的小品时，也举起枪来不无嘲讽地说，“这是中国货”。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而后是俄罗斯人）对中国人、中国商品、中国国家形象的这种认知与评价，近20年来都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个人行为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及至意识到了，却要为扭转这些负面的认知与评价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代价。

二、传播失当造成的国家形象危机

除了有形危机事件的促发因素之外，信息传播失当，同样有可能引发国家形象危机。信息传播失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失当”：当传不传和不正确地传播。

（一）当传不传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

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常规的信息传播、危机前的预警警示以及危机来临时对于危机事件破坏程度及其所采取措施的通报，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一点），对此不应有任何疑问。如果政府没有充分履行职责，当传不传，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当传不传，致使主渠道信息缺位，那么非主流信息就会迅速填充信息渠道，其中夹杂着的大量的传闻和虚假消息难免混淆视听，造成人心恐慌和社会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

局势带来阻力，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威信的下降和国家形象的损失。

当传不传之所以带来严重后果，与公众心理，特别是危急状态下的公众心理有关。突发性危机事件来临时，人们往往会陷入恐慌之中，对事件带来的后果产生深深的忧虑。这个时候，由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受众往往会主动、积极地寻求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来规避风险。也就是说，此时人们对信息的寻求，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对信息知晓的需要，而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主渠道的信息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或者不足以令他们信服，他们就会转向非主流渠道，寻求补充性的信息，各种猜测也会随之而起。受当时情境的影响，人们的猜疑往往会朝着夸大或背离事实的方向延伸，一旦得到某些传言的“印证”，他们就会产生接受传言的倾向，并成为传言链条上的一个新的环节。2003年北京“非典”初期，由于主渠道信息不畅各种传闻在北京市民中大范围蔓延，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乘危机之乱有意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者固然存在，却只是少数，绝大部分人相信和传播谣言，是对信息过渡渴望和过分敏感所致。

就我国政府而言，之所以出现“当传不传”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传”的意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信息传播（或宣传）的职能，是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统一履行的。虽然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后，其中的一部分职责回归政府，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功能长期处于潜抑状态，加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政府的责、权及其与党的宣传部门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晰，这就使它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惰性或被动性无法消除。二是有意不传。这与我们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外扬”作为新闻报道，尤其是对外新闻报道的原则，因而尽可能突出成就和业绩，缩小或回避工作中的问题。此外，出于业绩指标的考虑，一些领导，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有意隐瞒不良记录，甚至公然阻止新闻记者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披露与报道。如果说，有意不传的行为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尚且奏效的话，那么，在今天信息全球传播的环境下，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例如由于我国矿难频发且曾经出现隐而不报的情况，国外舆论对此十分关注，并出现中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获取出口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采取以前的做法，势必带来更加负面的评价，甚至使国家形象受到拷问（当然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管理，减少或杜绝矿难的发生）。

（二）不正确传播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

所谓不正确传播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传播时机不恰当，二是传播信息不准确，三是使用了不适宜的语言，四是背离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

1、传播时机不恰当

时机是指事物发展在时间方面的有利条件。而事物发展在时间方面的有利条件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情况下，某一事件（特别是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告事件真相，表明当事者的态度，是最有利、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因为它可以从源头上阻断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流传，最大限度地消除恐慌心理，将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处理和扭转危机赢得时间。如果传播者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那么，各种传闻和谣言便会成为“替代品”，时间一长，不利的态度和舆论就会出现，“刻板印象”就会形成，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行动。及至传播者反应过来，然后再为辟谣、平息负面舆论、扭转“刻板印象”和改变对立行为进行传播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与成本就更高了。

2、传播信息不准确

信息传播的准确度，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传播者的信任程度。一般来说，公众对传播者（特别是作为传播者的政府）的信任是在传播之初建立的。如果传播者最初没有传播真实信息，或者存在有意隐瞒的情况，那么，即便传播者对其行为予以纠偏或校正，将正确的信息发布出来，公众对传播者的传播信任危机已经产生，对校正后的信息的信任也只能是防范性的信任。所谓防范性信任，是指公众对所传信息心理防范空间的扩大。在这个空间里，一切来自主渠道的信息都会受到质疑，都会被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去理解和诠释。“非典”期间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将北京市“非典”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如实公布后，突然增加的相差近10倍的数字和其后每日以3位数跃升的新增病例数，使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一位叫Sunway的网友在为离京大学生辩护时说的话，颇能反应当时人们的心态：“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长期间隐而不报，一旦公布疫情，我们害怕，我们不信任任何人”。显然，这种危机已经不单是传播信任危机，而是政府形象危机。

3、使用了不适宜的语言

使用不适宜的语言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与传播对象国（或国际社会）不能接轨的语言进行传播，具体来说，就是语言转换（写作或翻译）达不到要求。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对外传播中普遍存在。目前我国少数“外宣”媒体中的记者、编辑可以用外文直接撰稿，但是这个领域中更多的从业者却是以中文写稿，再译成外文。我们知道，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在语义、词汇、语法、语用等所有方面进行对应性的转换，是难以做到的。然而问题在于，在对外传播中，对语言符号转换的要求又是不能降低的。因为媒介语言一旦形成，就会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迅速传播出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时语言符号体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某个记者、编辑或译员的语言文字水平、翻译能力和综合素养，而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品质和整体形象。另一种情况是以传播对象国（或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话语方式进行传播，具体来说就是以伤害传播对象国感情的刺激性语言进行传播。事实上，这种语言带来的只能是更加刺激性的回应，甚至引发两国之间的危机，除此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4、背离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

进行对外传播或加入国际传播的前提条件，是遵循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与规则行事。反对恐怖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伦理标准，是国际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如果在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偏离国际社会的道德标准，不但会失去话语权，还将遭到世人的唾弃。参与国际传播，除了要与人类共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对接外，还应当在关注重心和诉求点上与国际接轨。战争与和平问题固然是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与现代文明发展、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资源短缺、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也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这些问题大都具有跨地域、跨国界的特点，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共同寻找解决的途径。如果一个国家对这些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国际社会形成不和谐的音符，轻则偏离国际传播的航道，重则引起国际社会对其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

总而言之，无论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还时是传播失当（包括当传不传和不

正确地传播）造成的形象危机，国家形象的受损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轻国家形象受损的程度，或者从根本上避免形象危机的出现，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和传播策略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首先，改变旧有的传播观念

如前所述，受传统观念和旧有信息管理模式的影响，出于业绩方面的考虑，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在信息传播（特别是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方面缺乏灵敏度或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使信息不能及时得以发布。其结果，“家丑”非但不能“不外扬”，反而“外扬”得更加充分，甚至引来更多的“揭丑”者。可见，这种观念已经大大落伍，不合时宜了。要想改变这种情形，变隐而不宣为及时传播，除了在政府传播者中倡导开明的传播观念外，还应当将信息公开制度化，使其与官员的任免、升迁相联系，并以法律性形式确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的观念。

其次，树立危机传播意识

危机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要想临危不乱，只有时刻树立危机意识和危机传播意识。危机状态与常态不同，这时的舆论环境与公众心理已经发生变异，常规的传播方式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必须改变传播策略，采取矫正型或修复型的传播模式。具体来说，危机发生时，传播者仅仅做到及时、准确地通报信息，或者校正先前不正确的信息，保证渠道通畅还不够，还要以比正常传播条件下更加细致的考虑、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对待传播中的每一个环节，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挽回声誉，重塑形象。如果忽略这一点，仍然以常规的传播方式应对非常规的情境，就会出现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传播效果。

第三，尊重国际传播规律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既然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就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二次编码”过程，即对所传信息进行必要的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这就要求传播者不但要将一种文字转化为另一种文字，并以传播对象国受众所能接受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传播，还要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与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才能避免因传播失当带来的形象危机。

第四，掌握有效传播的方法与技巧

国家形象危机下的传播，是一种高度策略性、技巧性的传播，其方法、手段不同，效果也完全不同。例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丧生。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很快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将罹难的宇航员视为“英雄”，并深情地说，宇航员们“挣脱了大地的束缚，去触摸上帝的面颊”。里根这篇“如诗般美好”的演说词，被称为“变失败为胜利”的讲话，对于扭转美国乃至世界人民悲痛、消沉的情绪，将其升华为对“英雄”的崇敬与礼赞，转化为完成“英雄”未竟事业的勇气和信心，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引导传播，使事实的报道，数据、资料的运用产生与己有利、有益的效果，从而化危机为良机、为契机，是传播者应当认真面对的问题。

（原文刊登于《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

第二篇：浅谈企业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

浅谈企业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面临着或这或那的危机，而当突发危机时，最重要的是有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一些企业因为没有正确的处理好危机而最终面临倒闭的命运。具备一项好的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越来越成为企业赖以生存的新鲜氧气。

关键词：企业危机；危机处理；传播策略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人们对精神追求更加的敏感。人们在享受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对它们服务水平和道德标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消费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就更加积极，而这种积极的姿态则构成了对企业的巨大压力。企业经营者明白，这种关注的压力既可形成对企业的赞美，也可能出现对企业的恶评。这种关注压力的存在，构成了企业危机产生的强大背景力量。

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讲，危机是指组织发生的损害其形象和利益，并给其带来损失及严重后果的事件。一般具有偶发性、未知性、不利性、严重性、危害性和关注性等特点。公共关系的目标是塑造组织良好的公众形象，创造良好的公众关系；其三要素分别是：主体——组织，客体——公众，手段——传播。运用公共关系的手段来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即所谓的“危机公关”。

虽然危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不陌生，但很多企业却缺少一个有效的处理及相关传播管理。而就在近年来，许多专家对于危机处理策略研究有很大的成果。并最终可归结为三个“度”——速度、态度和尺度。

一、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将影响缩小

必须在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小组，统一内部口径，包括领导和员工。媒体能在任何机会或场合下采访领导和员工。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人成虎，讲的是人多嘴杂的可怕。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人说出的话，经过多人传播后都会变了样，更何况话从多人口出。

对于同一危机事件，企业内部竟传出不一样的声音，这是危机管理的大忌，不仅会令原本简单事态趋于复杂，更会暴露出企业内部的“矛盾”，甚至可能由此引发新的危机。所以对内，必须杜绝那种未经授权便擅自发表声明的情况；对外则根据事前的部署，由危机事件管理者指定的发言人发布信息。对同一事件传出不同的声音不但让人觉得企业管理混乱，更会令受众对其真实意图莫衷一是。

企业一旦发生危机事件，要尽可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表明企业对事件的重视。如果事件刚发生时责任或原因不明朗，无法对责任主体做出判定，或者无法判断时间的延迟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的危害，这个时候，最好声明，强调企业将尽快采取行动，查明事件真相，并在第一时间告之消费者及媒体。

对于此，我要说肯德基对于“天绿香”事件就是个成功案例。事发当天上午广东肯德基对外事物部诚恳地向外界公布相关信息，话音刚落广东肯德基立刻主动将问题产品送检。最令人惊讶的是肯德基虽然说送检结果可能需要

一、两天才会出来，可是到了当天晚上上海百胜餐饮已经向有关媒体告之了上海药品检验所的验证结果：“芙蓉天绿香汤”中的镉含量符合国家标准，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伤害，可以继续销售。从宣布送检到检验结果出来在短短的十来个小时内就圆满完成了这一事件的处理，广州、上海两地的肯德基的配合可谓行云流水。

二、态度：不要回避，要坦诚

与危机公关打交道，组织要表达遗憾、保证解决措施到位、防止未来相同事件的发生并且提供赔偿，直到安全摆脱这次危机。公关专家帕金森认为，危机中传播失误所造成的真空，会很快被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流言所占据，“无可奉告”的答复尤其会产生此类问题。

“苏丹红事件”中的肯德基很聪明，肯德基做出了以一个另所有人震惊的动作，即主动向媒体发表声明，“．．．．．．我们已经很细心,但是非常遗憾,昨天在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还是发现了苏丹红(1号)成分”,肯德基的这份声明,主动、诚恳，表现出对消费者健康的重视，所以，肯德基被认可的举动迅速在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甚至是社论上出现。

肯德基自暴家丑，主动承认“涉红”，并诚恳地向消费者致歉。因为肯德基的不掩盖、不逃避的真诚态度，在第一时间赢得了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以及消费者的理解与信赖，从危机处理角度上看，无疑是最明智之举。

而不是学习非洲鸵鸟。在企业危机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是如何面对媒体。如果公司管理人员不能对外提供很好的信息和充足的信息，媒体就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求消息。媒体总是坚持不懈地寻求适于报道的消息，称当危机的新闻制造点和制造者。

在危机出现时，要正视问题，诚恳地与媒介和消费者进行沟通，也就是说，面对危机，企业切不可模仿把头埋在沙土里的鸵鸟，忘了自己大大的屁股正露在外面，自欺欺人地以为，那样别人就什么都看不见自己了。其实，那样即使回避了一时的问题，却可能为更大的危害播下了种子。

三、尺度：不推卸责任

从公共关系角度看，我们提倡减少敌意、亡羊补牢和自责的策略，而不是否认和逃避责任。因为组织形象的树立和维护，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百年工程，他需要真诚的沟通，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一旦骗局被揭穿了，真相大白，组织形象将毁于一旦。

“三鹿”奶粉集团副总裁张振岭在“奶粉结石”事件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致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的一封公开信，向因食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致病的患儿及家属道歉。当张振岭成为“三鹿”新任董事长、总经理后，还在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三鹿集团向社会各界道歉。并提出一系列相关措施回收产品、保障受害消费者权益。由此，便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总结：

当企业面临各种危机时，不同的危机处理方式将会给企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成功的危机处理不仅能成功地将企业所面临的危机化解，而且还能够通过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种种措施增加外界对企业的了解，并利用这种机会重塑企业的良好形象，即所谓因祸得福，化危为机。与此相反的是，不成功的危机处理或不进行危机处理，则会将企业置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以新闻媒介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压力将使企业形象严重受损；危机来源一方的法律或者其他形式的追究行动将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企业员工因为无法承受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而信心动摇甚至辞职；新老客户纷纷流失等等。

第三篇：形象危机

形象危机

近日，香港展出的一只大黄鸭，却变成了“片皮鸭”。有谣言称是因大陆游客破坏了展物，虽然后来展出方出面解释大黄鸭并没有受损，只是拖走例行检查，与大陆游客无关。但凡事都有原因。谣言的流传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一下大陆游客给游区的印象到底有多差呢？

其实，在很多国外的旅游圣地都有用中文标示的“请不要随手乱扔垃圾”等标牌。为什么用中文书写呀？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可见，中国游客给游区的印象真的十分不好！

事出必有因，为何中国游客会给游区留下如此之差的印象呢？这让我想起了5月25日《新闻晚报》报道的“在埃及最难过的一刻，无地自容。”网名“空游无依”的一条微博迅速引发了热议，他在埃及卢克索神雕上看到有人用中文刻上“丁锦昊到此一游”，为国人轻易破坏千年文物的行为感到震惊和羞愧。

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从小公园中的亭台楼阁，到名山大川的著名景点，从故宫的铁杠，到著名佛殿的涂鸦，人们看到了多少个“到此一游”。与刻字留言相比部分中国游客不顾场合地喧哗吵闹，在公共场所抽烟、随地吐痰、随手乱丢垃圾、不排队等不文明的陋习更为常见。我们应该从中反思什么？

很显然，教育的缺失，是导致孩子在文物上刻字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人的言行对小孩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要杜绝不文明出游现象，仅仅对孩子的惩罚和责怪是不够的。这些陋习是基于国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所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最重要的是，提高全体国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

提高全体国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就应当着眼于在家庭教育和学校素质教育上下功夫，而不是“铁路警察----只管一段”。

这次的“大黄鸭”事件就像一个警钟，敲在每个国人的心头，部分大陆游客的不文明出游，已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如果不加以约束，后果难以预料。

现在开始吧！着眼于家庭教育和素质教育，在事态没有更糟之前，努力于人们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的提高，从而不断改善部分中国人在各游区的形象!

第四篇：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摘要]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沟通。当今时代，随着传媒产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公共性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决定公共危机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起主导作用，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生体。本文侧重研究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三者关系的目前是什么状况，危机从何处而来，如何看待三者之间这样的关系。并通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得出结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和低水平的均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媒体的管理上存在缺陷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来重新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于此同时，可以看出通过公共性危机的传播来分析政府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能从中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关键词]危机传播；媒体；政府

I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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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性危机传播的概念„„„„„„„„„„„„„„„„„„„„„„1

（一）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1

（二）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1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重要作用„„„„„„„„„„„„„„„„„„„„1

三、危机传播的原因和特性„„„„„„„„„„„„„„„„„„„„„„2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3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4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4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4

（三）通过理性处理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5

六、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民众应达成良性互动„„„„„„„„„„6

（一）政府和媒体要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6

（二）政府新闻发布注意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7

（三）民众主动获取信息，提高自身素养„„„„„„„„„„„„„„„„7

七、结论„„„„„„„„„„„„„„„„„„„„„„„„„„„„„„8 参考文献„„„„„„„„„„„„„„„„„„„„„„„„„„„„„„9 致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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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一、公共性危机传播的概念

公共性危机不同于误解性危机、事故性危机、假冒性危机和灾害性危机，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性，即其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容易引发民众恐慌，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处理好不期的公共性危机，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分为自然灾害、人为危机、在自然灾害基础上的人为危机。在公共关系中，危机传播被认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指企业、组织或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旨在减少危机损坏程度的沟通信息、树立形象的公关策略。[1]

（一）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

要了解什么是公共危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社会常态可以界定为社会秩序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状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个人、团体、组织、企业、社会等都会遭遇危机的发生，但公共危机对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安全产生更大的危害和影响。

（二）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

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主要有六种，分别是自然灾害（包括火灾、风暴、地震、洪水）、公共安全突发事故、恶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疾病传播（即公共卫生问题）、自然环境恶化。公共性危机的实质是危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和生存空间，侵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无法根除这六种祸因，难免就会遭遇公共性危机。处理好公共性危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会幸福指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重要作用

在危机中，媒体的作用就在于按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媒体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互动关系，它既受政府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既引导公众，又需要满足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公众需求。媒体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树立其形象。媒体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使它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特大级地震，我国的各大媒体快速报道了此消息，并在后续进行了全面、持续的追踪报道。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紧紧集中于震区的声音；开打报纸和网络，关于震情和抗震救灾的文字和大幅图片，充满着大部分版面。四川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报道当日灾情和抗震的最新情况，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震区危机报道和信息发布如此公开、透明，达到国内传媒前所未有的程度，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此次灾情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与认知，担当起了媒体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地震突发时，成都市民从各自楼房或办公室惊慌失措地跑出来，迫切地想要知道灾难的根由和亲友的安危，却绝望地发现拨不出电话，站在马路中央的人们发现自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此时，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突然响起，有人想到了用手机收听广播，随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收听收音机，这是灾后人们首先能够接触到的媒体，电台周围迅速聚集了大量渴望获得信息的人们。紧接着，有人发现，尽管电话打不通，但用手机上网不受影响。于是获得地震报道的方式又多了网络这种频道。此外，广播电台还充分发挥互动性和服务性，在地震发生后的数个小时，广播电台承载的重要功能是帮助寻人和传递求助信息。正因为有了广播，信息才得以传递，恐慌才没有蔓延。

随着网络和媒体的不断涌现，广播媒体越发局限和萎缩。但正是由于传统的权威地位，它在正常通讯中断的及时性、无线和广泛的覆盖性，以及手机收听广播的便携性，广播在这次突发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广播媒体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这次危机传播中得到启示：找准媒体的特征和定位，任何传播渠道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价值。

三、危机传播的原因和特性

在人类历史上，公共危机的出现是难于计数的，而且危机的传播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形态和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使我们在研究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问题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在这里，我们主要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公共危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存在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从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来看，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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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信息源上看，信息传播系统内部因素可能导致信息传播“失衡”现象。正常情况下，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共的信息传播系统必然产生相应的“条件反射”，这种社会公共信息传播系统一般是以大众传播系统的方式出现。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大众传播系统在某种外力的干预下出现失真现象，与此同时，人际传播系统、群体传播系统的信息传播功能突然爆发，导致了信息在不同的传播系统中的“失衡”。

其次，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在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同时间阶段和空间领域也可能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我们先从时间层面看，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危机发生的过程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几个阶段。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信息传播的强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可能不一样。这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从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危机来看，这种不平衡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其主要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早期，信息传播被某些相关部门有意地压制，而一旦危机充分爆发，相关部门却对信息的传播无法正常引导，从而导致信息传播严重“失衡”。

再次，从受众层面看，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之间也常常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显然，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公共危机，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比如政府官员、商界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等等，更容易得到有关危机的各种信息。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比如边远落后地区的人群，或者普通的农民、工人等，都处于一种信息相对缺乏的状态中。这种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也很容易导致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或者产生新的社会危机。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可以说，政府形象是一种的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提高政府造福于社会、谋利于人民的能力。政府信誉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发出士气高昂、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励公众共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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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其次，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是指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凝聚力可以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进而能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2]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

信息公开是保证人民群众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民主权利的需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信息公开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超乎事件的本身，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真实的信息。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解释和公开相关的准确信息将会有利于危机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公众在了解真相后会更多地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这对危机的控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不提高危机信息的透明度，只会让危机扩大化。

危机发生时，市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主要与政府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3]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危急事件，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趁虚而入，扰乱人心，只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定时向社会公布危机信息，并积极引导舆论，让民众远离谣言，克服恐惧心理，减少不安定因素，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好互动，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激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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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危机的信心。敢于公开危机传播信息，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能力和信心的具体体现。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政府必须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将部门协调行动制度化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构，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准确判断，确保在各种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危机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控制危机局面，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

建立一个完善的危机处理系统，确保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有效察觉潜伏的危机，敏锐地洞见危机中隐藏的机遇，为危机处理赢得主动。危机发生前的预防是危机管理的重点，预防与控制是管理中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预先制定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分析预计危机情景，建立一套规范、全面的危机管理预警系统，明确组织、责任、措施、资源、训练，一旦危机发生之后，这些系统就会快速地做出反应。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及时掌握危机信号，分析事故原因，果断地采取措施，实施应变方案，明确指挥、协调和控制的组织与责任，实施危机评估，强化沟通与媒体管理，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尽可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象。[4]

（三）通过理性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所谓治理，指的是由民众或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政府仅仅是参与治理的一员，谋求社会的进步、全民利益最优是治理的目标。如果说“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统治”由政府行为组成，其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以国界之内为限;“治理”则是指由公民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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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其权威不一定是政府机关，而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一个“公共管理”时代的来临，必将揭示中国“有限政府治理时代”的到来。从国家领导人把“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他们明确而坚定的要求，政府不再将自己看成唯一的权力来源。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国家的权力在向社会回归。危机管理中，针对危机发展状况和人民的需要，政府广泛听取公众、社区和媒体的意见，及时做出充分反映民意的决策，对民意负责是政府政治责任的具体表现。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工作和活动透明度的提高，为公众广泛参与政府决策和管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提供了广阔的民主空间。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义就是人民群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有民主参与权，一个文明和民主的政府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赋予人民这种权利。政府主要责任是保障人民权利，增进人民福利。务实、负责的施政态度和理念，不仅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形象，还将会对我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民众应达成良性互动

（一）政府和媒体要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危机传播事件频发，媒体与政府应共同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

首先，政府要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充分认识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是社会公权力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媒体，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在危机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危机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雪灾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做法难让人满意。据新华社报道，由于被冰雪损毁严重的贵州东部电网突然断电，导致湘黔铁路动脉中断。新华社记者就此到相关单位采访时，个别负责人却不提供信息，还斥责记者“添乱”。

其次，媒体要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关键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能在公众群情激愤的感染下失去理智，极尽炒作，这丝毫无助于危机的解决。[5]要讲究艺术，学习西方媒体的经验，在不知不觉中传达了政府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政府的形象，在正确引导中维护了社会稳定。

总之，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导，媒体是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积极纳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去。

（二）政府新闻发布注意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

我国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发布会；二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中心，进行新闻发布活动。[6]迄今，我国三级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新闻发布的具体运作和相关法规仍然有待健全与完善，政府新闻发布时常与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有矛盾冲突，双方的利益、目标需要协调。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各省、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应该以民为本；改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发言人专业水平；切实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最大化；即使面对危机事件，公众也应该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这样民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同时凸显政府正面形象。

（三）民众主动获取信息，提高自身素养

在危机事件中，信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信息流通出现一点疏漏就有可能造成流言蜚语横飞的局面，这样危机中的民众很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做出一些不理智的集体行为。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人际传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口头传播。口头传播有其快速便捷性，但信息很容易在口头传播中失真，失真的信息会进一步造成人群的混乱。现代社会各种通讯工具日益发达，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外，手机、网络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有利于信息的快速获取，但另一方面也使谣言有了可乘之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应该具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尽量通过权威机构主动地获取信息，理智地判断获取的信息可信与否，不能人云亦云。当然，要求民众在人心惶惶的危机中保持镇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相信只要民众多接触一些应对危机的知识，培养自己良好的社会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在危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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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与政府、媒体达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就会实现。[7]

七、结论

处理与报道危机事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这三个因素，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共生体系。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是决策阶层，对外发布权威信息，政府的介入对事件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而相关的信息是否公开，责任是否到位又常常是关键，如果政府隐瞒事实甚至发布假信息，这就不是一个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作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坚实平台，它需要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同时也要传达民众的话语，监督政府的行为；民众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不能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如果政府、民众、媒体这三者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充分调动发挥三者的功能，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危机，解决危机，有利于社会真正稳定与和谐。虽然及时公开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是政府的职责，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但当某些信息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公众恐慌时，政府有权力进行信息控制，这是政府危机传播的任务之一，也是政府具有社会控制力的一种体现。当然，尺度的把握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不但要求政府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还要求政府系统和社会相关部门良好地沟通合作。这一过程需要我国政府在危机传播的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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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传播学概论》，周庆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危机传播管理》，胡百精著，中国传媒大学出报社2008年．

［3］《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朱德武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 ［4］《媒体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灾害》，董天策 何裕华，中华传媒网． ［5］《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高世屹 荣思远，中华传媒网． ［6］《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与传播》，靖鸣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7］《汶川地震的思考》，刘世凯，中华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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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历经数个多月，论文由初稿到最终定稿，花费了近来大量的时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这样一篇论文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我内心深处却满含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中山大学为我们提供的这次学习机会，感谢公共关系学中所有的老师，尤其要强烈感谢张宁张老师，没有他们的耐心指导和帮助就没有这篇论文的完成。通过论文的撰写，使我能够等系统、全面的学习有关公共关系学的、先进的前沿理论知识，并得以借鉴众多专家学者的宝贵经验，这对于我今后的工作和我为之服务的企业，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比较有限，论文中有些观点难免有疏漏和不足的地方，欢迎老师和专家们指正。

第五篇：危机传播管理

从7·23动车事故看危机传播管理

三月双汇“瘦肉精”事件、重庆毒血旺事件、碘盐抢购事件、四月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蒙牛毒奶门事件、五月塑化剂事件、六月郭美美事件、下半年达芬奇事件、7·23动车事故、校车事故······201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推动，社会飞速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其自身发展不确定性的加剧，各种社会风险充斥着我们的世界。

社会危机的此起彼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危机如虎添翼，其爆发频率和影响规模都有了爆炸性的增长，所有关于危机治理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都离不开信息传播的框架。

与信息包扎和危机高频发生相形见绌的是，社会组织尚未完善的管理缺陷和制度缺陷显露无疑，模糊的危机发展观使社会组织的控制体系在信息时代的危机面前形同虚设。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危机传播成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危机传播管理策略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做好预案、树立良好形象、降低危机负面社会影响。本文就以7·23动车事故为例，重点讨论危机传播管理机制的建立、对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监测、舆论疏导安抚提出策略。

危机传播是以传播学为核心，以政府、媒体、公众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传播学学科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危机管理中，在全社会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的过程。近年来，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迅速成长，对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战，也间接促进了危机传播管理的发展。

一、回顾动车事故

2011年7月23日20时38分，杭深线永嘉至温州南之间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北京南至福州D301 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 3115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这次特大交通事故共造成 40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以说这是我国自高铁通车以来发生的第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温州当地群众在第一时间纷纷赶赴现场参加救援。23日深夜，有百余人前来温州血站排队献血，以挽救同胞的生命。凌晨4时许，两列动车未受伤的约1500名乘客基本疏散安置妥当。十一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率负责同志抵达温州，指导救援、善后和调查工作，成立调查组。24日，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被免职。24日晚，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传达有关信息，新闻发言人表示道歉。28日，国家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查看现场，看望受伤人员，对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慰问。26日，首个赔偿协议达成。调查组称，事故报告将在九月底公布，然而，截至12.27日，调查报告仍未面世。

二、事故发生后的信息传播

就受众来说，经过2010年的发酵酝酿，微博已经成为广大网民表达观点、播报新闻最快、最方便的平台，并以其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的独特优势多次领先传统媒体披露重大事件。“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报道，微博以其信息的快捷与传播的迅速，“颠覆”传统传播模式，成为最早的信息源，充分显示了微博作为即时媒体的巨大作用和独特优势，不仅成为事故信息聚集点，同时参与舆论形成、发展和引导的过程。

微博在此次事故报道中空前火爆，将信息发布快、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与事故之惨烈、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等因素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微博在传播、沟通方面的作用及影响力、渗透力，确有超越传统媒体甚至电话、短信等通信工具之势。在此次事故报道中，新媒体明显快于传统媒体，微博甚至成为传统媒体新闻来源。

对管理者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政府的危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我们现阶段对于网络舆论的监管和危机的处理手段及策略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所用手段基本是：利用搜索引擎压制、利用公关删除消息来源、结合事件本身制定根本性解决方案、利用公关彻底平息事件、网络舆论监控，通过管理手段切掉危机滋生的温床。

事故发生以后，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调查组的成立、领导们的都可以算作是比较有效的应对措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不当言辞引发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反感，由此也可以看出，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水平提高也是有效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危机传播系统的不同阶段 1.准备期

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信息管理者应该做好几点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的 客观的危机传播管理。首先，网络的出现使公民自主获得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对于文明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其次，公民意识的大幅度提升。有数据表明中国的网民是世界上最关注时政的网民，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也是公民对于自身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第三，传统媒体的力量依然强大。传统媒体几十年来积累的权威形象使其在深入报道和资源获取方面都得到认可，如何更好地巩固传统媒体的说服力、给予其更多真实 及时的消息应该是危机公关中的重要一环。2.危机潜伏期

通过尽量完善的技术手段对决策者进行必要的数据支持，同时培养决策者的舆情敏感度。

第一，建立舆情检测模型。有针对性的舆情关键词数据库和重点站点词频监控等。而政府部门需要提高舆论敏感度来进行舆情热点条目的分析，从而达到对于区域内公共事件发生的预判。第二，网络危机预警分级模型。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的易引发网络信息聚集和爆发式增涨的网络热点信息，如时政类、民生类、自然灾害类等分别给予适当的预警分级，可参考话题卷入人数、日讨论量、ip分布图等，并针对不同的级别给出参考的操作策略。统一的预警分级模型可以督促和加速各级决策者对于当下新的传播规律的学习和理解，加强执政能力 3.危机突发期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避免谣言、掌握舆论主动权，否则在舆论上就会陷入被动。石首和瓮安事件，第一时间当地政府切断了网络，粗暴的行为更加激怒了关注的民众。南京公交车爆炸案，几小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舆论声音立即被发布会内容所指引。在第一时间选择开放信息的基础上，政府组织还应选择恰当的政府干预时机和政府干预方式。4.危机蔓延期

通常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危机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化解，因而在其必经的蔓延期中事件的处理和新闻的发布要避免相关的新的舆论热点的出现，如著名杭州飙车案中，通过舆情监测，在当地警方在新闻发布会给出70码的车速鉴定后，网络舆论达到峰值，甚至高于故突发期的舆论高峰。在舆论疲劳期，只有能够服民意的调查，处理结果发布对于突发的舆情危机才是最快的镇静剂。此外，这一时期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以深度调查、连载报道等方式，全面准确地回应各种舆论的问题。在技术层面，应该由信息管理中心，追踪热点信息源，并对政府和民间各方信息 进行统一汇总从而做好各阶段的舆情热点估计 5.危机解决期

首先，应及时做好数据的整体汇总，分析在此次危机中工作的得失，更新修改舆论监控系统的各项参数；另外，还应尽快进行组织形象修复，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制定形象公关的策略，在转移舆论关注后，选择适当时机进行正面的形象修复。

总之，我国政府和企业经历了很多危机事件，作为公众，我们感受到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传播管理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于现在而言，这些危机事件都是一种历史的印记，过去的我们无法改变。我国政府和企业只有汲取历史危机事件的经验和教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完善危机传播管理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不断强化危机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作出决策，把危机事件的影响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