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操的双重危机

第一篇：中国体操的双重危机

中国体操的双重危机

从央视美女记者张婕微信中给我这封长长的回信中我可以清晰地感知，体操，这个曾经的光环项目，曾经带给我们带来多少温暖，多少感动，多少收获，多少爱，多少恨，，，但如今，一切都已经随风而去。现在真的到了必须剔除掉皇帝的新衣，直面最残酷的现实的时候了。其实，如今的体操早已远离市场，远离普罗大众，在乒乓球羽毛球等都已经转身的时候，他们依然执拗地走向神坛。李宁割袍之举，和安踏倡导的快乐体操，或许吹响了他们重新开始的集结号。机会真没几个了。本文看于澎湃新闻客户端体育专栏。

10月，走进敞亮几净的体操馆，南宁市民将会欣赏到尴尬一幕——期盼已久的体操世锦赛如期上演，但男主们身着的，将不再是他们熟悉的李宁logo，代之以竞争品牌安踏。仿佛一瞬间，makethe change了。

对于南宁人而言，李宁从来就不是一个冷血的服饰制造企业，而是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宗教式的信仰。无论是漫步商业步行街，李宁工业园抑或是李宁体操学校，这里人总能感受到他的一呼一吸，也能体会到他成长创业的种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飞天的神奇，近几年屡屡见红的财务报表的焦虑，以及重金杀入cba的雀跃……

其实，对体操而言，情况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作为李宁当年教练的黄玉斌，业已退役的李小鹏(李宁已将旗下的非凡交给其打理)，还是张成龙、姚金男等晚辈，李宁哥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他存在于某个家庭式的饭局上，朋友式的高尔夫球场边，外教地道的发音里，以及退役后自荐信的抬头上(毕文静等不少体操人士都在这里就职。)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李宁放弃苦心经营23年的大本营，既源于竞争对手安踏据传每年4000万天价的巨大压力，也有企业体育营销策略分以及品牌“第二推动力”的决策考量

——李宁目前的战略营销重点，主要在篮球、跑步、羽毛球、训练和运动生活五大快速增长核心体育项目上。

正如关键之道张庆等专家所言，和上述相比，体操并不属于与消费者直接沟通的项目。如果剔除掉情感、竞技及竞争对手等元素，你会发现，这个昔日的金牌之队，已经错失了市场发展的诸多良机(就连乒羽等项目都在谋求联赛的转身)。而在未来，他将面临市场抛弃和人员培养的双重危机。

张婕在大学里习练竞技健美操。这个央视美女体操记者，这十三年感到最与有荣焉的，是自己可以第一时间分享队员来自赛场上的欢乐和伤悲。但在最近的国内比赛中，她却意外发现，队员们平常的问候语，已经从过去的“你得金牌了没”替换为“你安全了没”。这一充满无奈沧桑的自嘲式诘问，折射出的这个项目发展的巨大危机。

“安全问题，从目前来看是个无解的命题。自从国际体联将十分满分取消之后，体操就演变为追求难度的审美项目，其难度动作系数，往往和队员的伤害和危险成正比。”张婕感慨说。

前几年我曾调查过体操输出重地湖南、湖北的体操队，发现以往门庭若市的金牌学校，如今已是门前冷落，个别体操学校甚至长上了荒芜的野草。随便垂询其几个家长，代之以沉重的叹息和摇头。也许在既定印象中，必然存在着这样一幅具象画面：孩子们入行前，先像董芳霄一样被篡改年龄，后在训练中像网上那组著名的获奖照片一样，扭曲而泯灭人性。在比赛中，因为高难度，你可能就会像桑兰一样在轮椅中虚度人生，或者像张尚武一样，用倒立十字在西单等街头乞讨.中国家长的焦虑，和张婕在欧美时采访时的雀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欧美，体操俱乐部一直是很多孩子成长的首选。即便以后不练体操了，孩子们也都会热爱体操，懂体操。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体操比赛座无虚席，而在中国门庭冷落的原因。

安踏在牵手体操之后，将快乐体操作为切入点。邹凯此前曾进行过尝试，试图将快乐体操能推广到校园。邹凯解释说，“快乐体操”是让孩子们以玩为主，享受体操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这个需要像儿童乐园般的俱乐部，小孩子进去就想在弹网上蹦，在小平衡木上去走走，让他们在游戏中释放这方面的天性。”

“5+，+的这个部分，就代表人生的无限可能，还有快乐的体操，”8月10日，在为CCTV5+频道录制一周年宣传片的时候，曾制造5金传奇的邹凯如此表示。为了这份快乐，他又重新走进体操房，开始新的旅程。

但在张婕看来，快乐体操一时半会儿发展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最关键的是在观念的突破。“在中国问十个家长，十个都会觉得体操苦，体操危险，其实，体操很适合幼儿练习，以及心理的成长。在教练的帮助下，那些基本的体操训练给小孩子提高柔韧性、协调性、力量。比如学会简简单单后空翻以后，就会带给孩子的自信和成就感。”

“毕竟，竞技体操和快乐体操是两个概念。”张婕希望，下次和队员们见面，希望问候语变成，“你快乐没有。”

第二篇：当前中国大学的双重价值危机

当前中国大学的双重价值危机 作者：杨曾宪

2003年由北大改革方案引发的论争迄今未息。争论是好事，说明大家关心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命运，因为毕竟高等教育也是社会公器。所以，笔者尽管身处大学体制外，也曾发过两篇短文[i]，或表支持，或提建议，算是插话吧。最近，读过阎光才先生大作《对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反思》（《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我感到对这场争论本身也该进行反思了。如果我们只关注“应怎样建立”和“建立怎样”的大学人事制度，很可能忽略了对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迷向、结构错位等深层问题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示范效应很可能是负面的。这便是笔者不揣简陋，凭个人观察与经验做此发言[ii]动机所在。所持观点，如有不当处，盼方家教正。

需预先说明的是，我是赞成北大改革路径及策略的。中国大学是计划经济产物，目前面临的问题，诸多属共性体制之弊，譬如行政化管理、社会化内容等等。对这些弊端改造无疑是正确的。一个行政化大学里，教授以争当处长为荣，一个社会化大学里，校长们忙于应酬八方神仙，这都谈不上教学本位的。这些问题有目共睹，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立

马改变的。抽象地呼唤公平、主张正义，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道路难寻的道理，难免是空论，合理性被无边强调，必是非理性。因为能承诺实行这一点的，只有上帝。激进的改革主张，往往会葬送改革。世上没有抽象绝对的“好”；渐进式改革，就是追求相对的“好”。中国的改革一直是这样实践的。借用有学者用过的“鸡”做喻体：这以前被改革的都是些不会叫的菜鸡，现在触动的却是专司打鸣的报晓鸡，这不公就被放大了，就满世界都知道了。但北大不应因此便改变这一策略，个中道理，我曾在短文中阐述了，此处不缀。

但问题在于，北大就是北大，她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北大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追随北大的改革目标及路径，中国的大学改革很可能南辕北辙，越来越背离其价值本位。因此，本文所论，与北大本身倒是关系不大的。

一、现代大学的双重价值构成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评价现代大学[iii]的价值尺度是什么？这问题看似有些多余。大学，首要任务当然是培养大学生了。尽管对于研究型

大学来说，它还承担科研任务——西方国家，在没有或少有国家科学院、国家社科院情况下，科研任务主要由大学承担——但这也并不改变其教育属性。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都是一流的，不仅拥有“诺贝尔”，更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这些自然都是常识。北大此次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尽快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目标也没错。问题是，所谓“世界一流”没有统一尺度，而教育质量的标准更难确定，因此，许多先生所论及的“世界一流”，全都体现在科研上。尽管文章的观点可能对立，大家讨论的却都是“学术体制”、“学术自由”、“学术评价尺度”等等。既然“国际一流”大学要有被国际同行认同的科研成果，那么，那些没什么科研成果的应用型大学，便永远只能屈居国内“

二、三流”了。这样一来，作为大学首要任务的教学问题，反倒没人提起了，既往已经偏颇的现代大学评价尺度便愈加偏执一端了。

这里特别强调“现代大学”，是因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大学”依然是传统的象牙塔概念：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高级人才的地方，是学者、科学家的摇篮。无论中外，大学生都曾与“精神贵族”、“天之骄子”划等号，这说明他们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劳动者。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这样的概念早过时了。现代高等教育的首位任务，一面是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分工精细的工作岗

位培养有全面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一面是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为大学生提供求职谋生的实践本领。因此，现代大学的工具价值日益突出，人文价值相对弱化；前者已构成现代大学的价值重心。特别是在中国，强调大学的工具价值尤为重要。据统计，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2005年将超过300万。而目前，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不到15%，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准（17%）。如果将来达到30%,每年毕业生将达到600万人。显然，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要做普通劳动者的，其素质的高下，将直接关系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因此，对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追赶“世界一流”，而是要把这几百万人培养打造成高素质的劳动者。中国大学，应在特别强调工具价值前提下实现其人文价值，而不是相反。

所谓“人文价值”和“工具价值”[iv]，是我对大学研究型和应用型学科的价值属性归类。前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文学科的学问传习等等，目前大学中传统文理科，大多属此类；后者包括对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人文知识的传播教育，目前大学基础性、应用性学科包括工、商、农、医科及修养性本科教学任务，皆属此类。从文化价值角度讲，前者属于对人类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创造，是故称为“人文价值”；后者属于对人类文化的应用、推广和实践，是故称为“工具价值”。这里的“人文”，不是传统的狭义概念，而取其体现人类文化创造性本质的价值含义。“人文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生存的功利需求，却是人类“类本质”的体现，它是能创造“工具文化”的文化，能间接满足人类功利性需求。任何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这里的“工具”，也不是一个贬义概念。人是目的，也是工具；能创造丰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个体，同样实现了人生价值。比起空头理论家、泡沫学者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任何轻视应用型技能的倾向，更是错误的。

在这两种价值中，传统大学是畸重科研人文价值、轻蔑应用工具价值的。现代大学，却应是工具价值为“本”，人文价值为“末”。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要服从、服务于市场需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一所大学办得好坏，最终应由市场、由大学生就业率，特别是对口专业就业率裁定。说白了，现代大学首先是人才加工厂，它的产品要满足社会需求才行。那种认为文理综合大学地位高出应用型学院的观点是极为错误和有害的，因为那些培养出一流专业人才的学院，其社会价值要远高出二、三流的综合型大学。瑞士的酒店管理学院，德国包豪斯建筑工程学院（现为大学）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的综合大学即便也有

建筑学院、也开酒店管理专业，其教学质量却难望其项背。实际上，在市场的无情淘汰或调节中，发达国家的高教资源早已实现了这种合理配置。他们的高校，８０％以上是应用型学院，大学（university）不超过２０％。而这些大学中，又只有不到３０％的开设社会人文学科，属研究型综合大学，其余大学，同样以应用学科为主。我这些数据是否准确，有待行家指正，但西方国家应用型院校比重远大于研究型大学的金字塔结构，却是客观存在的。

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还在于他们对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重视（尽管这不一定形成权威理论，因为权威理论总出自研究型大学）。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刻。几年前，德国拜罗依特大学与青岛大学联合举办中德“跨文化”学术研讨会。餐桌上彼此介绍专业时，我称自己从事美学研究。谁知，几位来自美学故乡的副教授，硬是听不懂美学（aesthetics）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请教一老教授，该教授告我，德国慕尼黑大学有美学专业，你们中国学生在那里研究黑格尔。我不禁感慨系之。在中国，几乎每个文科生都知道美学，都知道黑格尔；岂止黑格尔，德国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哲学家，那一个我们不如数家珍地熟知且膜拜之至呢？人文学者谁如果开口不讲几句海德格尔，那简直等于没文化！但就是这些德国学者，他们研究中国面子的论文却给我很大启发，甚至令我感到震撼。德国教授研究面子，不单纯为了学问，更是为了帮助德国商人到中国投资（因为不懂面子曾使德商吃过亏！）。我们某些学者似乎以形而上为荣，总喜欢把形而下的东西搞到形而上，变成抽象的人文学问；西方一些学者[v]却不以形而下为耻，甚至很善于把形而上的东西放到形而下，变成具体的工具。

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西方许多大学应用型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都非常强调实用性、实践性。我女儿在荷兰一大学读酒店管理，令她感到惊奇的是，教师上课不讲课，只让学生不断讨论、实习、写作业。惟一系统开设的，是一门辅导学生进行自我设计的课程。结果，枯燥的酒店管理，她学得津津有味。据了解，原来该校这套教学方法是特别引进并创新的，他们且以此为荣。我去欧洲看她时，她开学不久，却能指出我所住酒店在管理上之种种特点和不足。这令我深感欣慰（因她在国内上学时完全是被动的，缺少兴趣），如此学下去，她肯定会学到真本领的，如果毕业后被酒店聘用，她第二天就能上岗顶班的。这也给我上了一课。能让大学生热爱平凡的职业，能在普通岗位上服务和回报社会，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为何非要让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些终极意义问题呢？侈谈玄学，好发空论，轻视实践，原本就是中国文人的弱点，如果因某种错误价值导向将这种弱点放大传播开

去，那必然是要误国误民的。这便是我对北大负面示范效用之忧虑所在。

三、中国大学价值倒置造成高校教育危机

事实证明这并非杞忧。由于北大有追赶“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国内其它重点高校纷纷跟上，也定出自己的时间表，地方大学，则有进入“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而且都迅速落实行动。不仅国内著名理工大学纷纷办起文科学院，笔者所在城市的理工院校，建立人文学院后，还都创建了艺术系。与此同时，各高校都在“大干争上”博士、硕士点，大学校园里的“教授遍地走”，变成了“博导遍地走”。这样，自1990年代由大学合并热、“ｘｘ工程”热刺激起的高教大跃进便呈再加速之势。中国的大学，好像也承担起了为国争光的使命。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姑且不说，它客观上却加剧了中国大学的工具价值危机。

尽管目前中国的“大学”占高校比重也在２０％左右，但随着“学院”不断向“大学”升格、普通大学不断向研究型大学转型、以及重点大学规模不断扩张，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已趋向倒金字塔型。加速这种趋势的，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的价值导向。评价大学质量、评价教授好坏的几乎惟

一尺度，就是科研，包括论文发表数量、获得科研奖项等等。在中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教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这种价值导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致命的。因为尽管许多大学都将“研究型”作为其发展目标，但由于市场调节作用，不断扩招的学生却只想进“应用型”专业，许多大学的传统的文理院系被迫取消或调整。这便使中国大学呈现一种悖谬的发展态势：大学中的应用型专业数量比重越来越大，但其价值地位却越来越低。这是因为应用型专业科研题目少，又难以孵化出博士、硕士点，与争“一流”无关，所以，自然得不到重视。应用学科的教师，仅靠教学无法晋升教授，他们自然也心不在焉。实践证明“大学教师不搞科研就教不好学”，绝对是“真实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大学教师纷纷搞科研、发论文的结果，只能使一些人成为“二半吊子”，既糟蹋学术，更误人子弟。何况，大学中某些面向市场的院系，原本就是为扩召而设、由改行教师任职的，其中，不少专业还属“高兴学”[vi]、不少知识原是“屠龙术”。这样，即便很敬业的教师，也无法扭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局面。其结果，便加剧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危机，这一危机的爆发形式，就是大学生就业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学生就业难，有人归咎于大学扩招。这当然没道理。中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５％，甚

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人才资源的匮缺，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说中国的大学生多了呢？于是，又有人将责任归咎大学生的择业观。这道理也只讲对了一半。但就是这一半，责任也不全在学生，而在大学脱离社会的教育本身。另外一半，属于客观的，则是大学生所学专业技能不适应社会、市场的需求。眼下，这才更为关键。笔者近年来留意对所接触的大学生做随机调查，用非所学的姑且不论，即便有幸走上专业岗位的，上岗后也要经过很长的磨合期，谈不上胜任愉快。课堂上的知识“离实际太远”，这是很普遍的一种评价。以文科大学生为例，无论专业是什么，起码应会写文章吧！但笔者不断听到企业老板或政府主管的倾诉：招聘不少文科生，却眼高手低，找个会写材料的，难上难！北大才子卖肉，那只是暴露出来的个案。在计划经济时代，拿着文凭混饭吃的，大有人在。但今天，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脱离社会需求的大学生，就业能不成难题吗[vii]？

当然，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还有其它社会原因，但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却是关键因素。问题是，目前高等教育对此却没有深刻反思，反而用扩招研究生办法缓解危机（这也正满足了一些研究型大学的需求）。于是，考硕热，考博热持续升温。由于文理科专业研究岗位毕竟有限，将来的硕士、博士将同样面临就业难问题[viii]。这种趋势，其实是对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更大浪费。对此，已有不少文章提出批评和质疑，此处不论了。

四、中国大学价值倒置造成高校科研危机

我强调现代大学应以应用工具价值为本，这肯定会召来质疑，认为它将影响大学发挥科研人文价值。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目前本末倒置的价值导向，才使中国高校科研陷入浮躁状态，难以发挥其人文价值创造功能。这便又涉及对中国大学深层危机的另一种表现：泡沫学术[ix]的认识了。我认为，中国的泡沫学术，就是大学过于强调科研人文价值导致的“人海学术”的产物。

尽管目前中国大学相对数量很少，但其绝对数量却已居世界前列了。而在畸重科研的价值导向下，全国所有的大学，甚至地方党校，都将重点向科研倾斜，都在实行量化管理，甚至都采取了“锦上添花”的重奖政策：重点刊物发文重奖，获省部、拿到国家课题更重奖等等……。表面上看，这非常有利于促进科研，繁荣学术，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后果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必然形成千军万马搞科研的“人海学术”局面，催生出大量毫无价值的泡沫学术。以高校文科为例[x]，目前共有教师20余万人，落实到每个学科，少则也是上万人队伍，按规定则应年产数万篇论文[xi]。这么多论文，什么题目做不烂呢？如同大跃进时期“万斤田”密植小麦收的全是麦草一样，有限的研究资源经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开掘，收获的自然多是学术泡沫或垃圾了。因为大家难以静下心走内涵开掘型研究之路，难免在外延拓展型学术道路雷同撞车。譬如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西方哲学史、美学史，几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问题是，就这样后来者也很快就无“路”可走、无“饭”可吃了，连像样的“新泡沫”都“泡制”不出来了，于是便忙着编什么“大典”了。这种泡沫学术看似是学界闹剧，实则是学界悲剧、学人悲剧！它浪费了学术资源，浪费了国家财富[xii]，更浪费了学者的生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教授比今天少得多，但却名家云集。当时没有量化管理，述而不作的先生，照样是著名教授。现在北大、清华依然在吃那时的老本；那时的北大、清华，起码在人文学科上当属“世界一流”。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大学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为这些优秀教授提供了潜心治学的优越条件。人文价值创造

与工具价值实践相反，它特别需要超功利。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静心玄览驰骋思想，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的天赋和献身精神。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不是人人想当就当的；宁静方致远，半百或成名。而眼下，茫茫“学术人海”中，即便青年才俊，也不能潜心学术，要３５岁拔尖，便只得走捷径。捷径之一，就是做西方学术“倒爷”，以“知道分子”（知道西方大师最近学术动向）自居，以当西方大师的好学生为荣。

问题是，这样的科研方向，即便有所成就，既与“世界一流”无关——大师再好的学生，也顶多属于“二流”；又与中国现实隔膜——对海德格尔、德立达倒背如流的哲学博士，面对中国现实，却不能进行哲学思考。像上文提到的“面子”，虽早已被称为了解国人秘密的“钥匙”，长期来却难入国内学者法眼。这样，青年才俊们同样被泡沫学术耗尽了学术青春，中国学者离“世界一流”目标也越来越远。其实，悠久的历史文化、复杂的社会现实、特殊的改革路径，谁能将中国这些本土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系统解决，便绝对具有世界意义。理科我不敢说，中国文科进入世界一流，不是遥不可及的；诺贝尔的大门，起码经济奖的大门是向中国学者敞开的。问题是方向要正确、心态要平和、人海学术局面必须终止。

五、对中国大学价值回归的改革建议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无论是研究型还是应用型，都先不要侈谈“世界一流”，关键是要价值归位，按教育规律办事。好比我们身体虚肿了，首先要减肥强体，而不是争做世界健美冠军。只要教授像教授、教学像教学、科研像科研，大家该干啥干啥，假以时日，以中国之大，有几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不是什么难事。为此，我建议：

１、立即扭转高等教育全面“升级”竞赛趋势，要同样支持和扶植重点的应用型院校（含高职学院）和应用型学科；如果一定瞄准世界一流的话，那么，就鼓励它们办成世界一流的专业学院。

２、将目前已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科学化、制度化，将一般就业率和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统计，每年排名次，以此作为对各类大学排行榜的首位依据。国家也以此为据加大教育经费投入，鼓励大学以就业为导向进行竞争，彻底扭转重科研轻应用的价值取向。

３、改变对大学教师的岗位要求及考核办法。应用型大学及研究型大学应用型专业，一律以教学实绩作为评定职称 的主要依据（设授业教授、副教授）。要制定可操作的、让学生参与的评定方法。授业教授必须具有相应实践经验，了解最新科研成果，这既利于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这也有益于提高研究教授的研究质量。授业教授也要承担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我坚决主张保留文史哲课程），这对于保证教育质量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型专业中，设部分研究教授岗位。研究教授上岗条件要苛刻，日常管理要宽松，考核时间单元以五年为宜。如此纵横两刀切下来，全国高校教师可能只剩下１／２０人员肩负科研任务。像哲学、美学、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等领域，全国各保留一、二百名研究教授岗位（含研究员）足矣[xiii]。这样一来，人海学术自然消失，泡沫学术产生动能大大减少，大学科研经费可大大节约，研究质量却可稳步提高。授业教师当然也可从事科研，但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高应用型教学的质量。

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看到北大的改革方案中已分设“教学型”和“研究教学型”岗位时，很是高兴。如果再彻底一些，效果更好。这也是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遗憾的是，恰恰这重要的一条，却没有产生应有的示范效用。

刊载上海《探索

与争鸣》２００４年３

第三篇：中国危机

1、1988年１０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此文震撼内外。

19**年，中国发生事变。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 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 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 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

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 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

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 遗患后来。

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 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 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 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 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引发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 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 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 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油 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９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 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７月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

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１０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两年，何 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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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到东欧、苏联剧变及对中国影响;

2.判读出 当今世界商品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

3.认为战略中心由中东转移到中国；

4.预言2008金融危机，其后通货膨胀时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啸；

5.揭示出 隐蔽的共济会组织

我想这五点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当代地位。

第四篇：中国,道德危机？

中国，道德危机？

单名扬 2011级法硕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随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流逝，对小悦悦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众人赞扬，碾压他人却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机被舆论声讨，女孩母亲的监护职责也被社会关注，而更多的人则感叹那18位路人的冷漠与无情，道德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舆论力量得到不断壮大，一些负面社会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现，让我们不禁反思，不禁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中国社会真的世风日下了吗？

二、长河落日，对传统的冲击与继承

还记得在小学时代，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主题电影，名为《离开雷锋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乔安山身为雷锋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雷锋同志那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讹诈的情景与今天的一些事件颇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执着与坚持最终换来的是大众对他的尊敬和对雷锋精神的继承。

回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

如果问起我们中国人，能够诠释传统道德的词汇有哪些？相信“孝慈”“爱国”“仁义”等必会高频率地出现。而在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与传统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国家四分五裂，礼乐崩坏，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孔子，这位在西方学者眼中，可以与耶稣并论的东方圣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启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凝结升华之路。从一定角度而言，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而萌芽、发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之举。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虽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别，儒家思想也经历过佛道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冲击，但至清末民初，其依旧是中国社会道德中的一条主线，影响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依靠着封建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也渗透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立而生的东方文明。

在中国社会对传统道德继承发展的道路上，近现代可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拐点”，而其中的五四运动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传播，而封建主义作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学说便被至于争议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纲常伦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着疾风骤雨般地冲击。笔者认为，对于五四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等针对儒家文化的号召更应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与地位理应公正科学地予以评价。诚然，在那个废旧立新的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苏俄“共产主义”的理想

更有号召力和社会价值，但过于盲目地否决已有数千年社会基础的儒家文化，极端激烈地摒弃纲常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混乱，甚至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在传统文化上刻下的伤疤似乎一直在隐隐作痛，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虽然儒家文化一直与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关，作为其思想工具统治民众，但其中的孝道、仁爱、忠义等核心理念也是从人性的本身出发，引导人们的个性发展，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价值。所以，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历史，并正视其影响，趋利避害，对一个民族的振兴至关重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劳作，团结友爱，进而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进标兵，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发展进入了更高更快的节奏，中国社会也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人民群众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价值理念在推动经济建设大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似乎也冲淡了我们对社会理想的坚守。“社会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已经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通过调查量化，也很难使人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过，“感动中国”等栏目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动人物对道德的坚守、对价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活动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对传统的关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设立、对国学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学者（如于丹等）对儒家著作的宣传介绍，即使有形式主义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引领大众思维导向的作用，在引导国人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辗转反侧，当代社会真的遭遇道德危机了吗

提到“危机”一词，不禁让人严肃起来。政治危机可能引发政府的倒台、国家的动荡，经济危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词汇于近年来更是不绝于耳，而道德危机虽看似无形，其影响比之前两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负面作用可能更加触目惊心、令人咋舌。近年来，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会焦点事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讨论，人们纷纷质疑、反思，甚至奔走呼号，“社会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吗”、“中国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

想要解答以上疑问，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以下几项因素值得参考。

（一）社会转型中的精神阵痛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依此而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传统意识形态形成有力冲击。举例示之，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各大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趋势以及世界市场形势的客观变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具有攻坚意义的体制改革，力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摆脱亏损困境，并以带头人的姿态引领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丰硕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但其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已经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态及理论在我国进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并发挥巨大作用，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战之势。封建传统中的集权制思维与现代西方的分权结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领导腐败、员工谋私之事例层出不穷。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层面的问题与缺陷，领导层基于功利、政绩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与工人阶层之纽带断裂，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凡此种种，都揭示出，在中国社会物质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存在着步调上的差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统治阶级的号召，不仅具有指示作用，在当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导人们的意识形成合力，团结、友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统治阶级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人生命题。

（二）信息时代的舆论导向

20世纪50年代末，以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现于西方国家。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民众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影响日益加深。可以说，网络等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受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影响局限于烽烟、驿站、飞鸽传书、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这些传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项以及人群范围。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当代社会，手机、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各种社会信息井喷式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事件。这种力量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发挥着一些隐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得受害者家属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将一个社会课题摆在了公众面前——“是什么让18个过路人如此冷漠”。接着，人们开始反思、声讨、游行，针对道德滑坡开始一系列讨论，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反观网络等媒体的作用，笔者认为需要一分为

二、结合其他因素来综合看待。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媒体对“见义勇为”反被讹诈这样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等角度出发，选择“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从而又引发了另一轮媒体关于道德问题的报道，唤起了人们的“循环”思考和思想矛盾。这里，笔者认为，部分新闻媒体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存在着夸大报道、失实报道等问题，而这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是媒体对利润、对关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体在将焦点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时，是否对深层次原因进行解读，是否对解决方式进行理性探讨，更值得我们去发掘。诚然，一些社会事件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之不足，但在综合考虑的角度下，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法律规范等社会力量是否也已经足够完备，这样的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锋

交通工具的发展，通讯方式的变革，让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GDP逐年攀升，国际影响也日益加强，意识领域的国际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眼中，“百善孝为先”、集体主义、勤俭等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超前消费”等观念看似则背道而驰，也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中国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舆论哗然，人们都在质疑身为师长的他为何在危难关头会有如此举动，而当事人范美忠的回应更是值得反思。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里，道德领域价值观冲击的真实写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说服力，还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颂扬，一时间莫衷一是。现代文明之中，社会尊重个体合法、合理的多样化选择，这是保障人权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质的一种必然反映，而提倡“礼义廉耻”、“包容厚德”的中华文明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选择的剧痛。在选择与扬弃的过程中，不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将决定一些焦点事件的社会效应，怎样去规范和引导，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精粹和西方瑰宝的完美调配，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负面社会事件的时候，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将有助于认清事件背后的本质。而在思考过以上问题之后，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因为“道德危机”本身并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作为人类意识领域的重要一环，其更难以像经济指标一样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集中于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国道德建设该何去何从。

四、长风破浪，道德发展方向之我见

在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其依旧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彼此共生。如何进行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营造良好的现实环境

作为社会调控方式之一，道德与法律、国家制度等规范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革。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内心的意识，其制约途径主要是个人的良心劝导与社会的舆论谴责，相比法律的国家惩罚手段，其强制力和威慑力要薄弱很多。在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人民意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单依靠道德力量来规范显然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设立及实施中的严格划一，将有利于道德发挥其内在的规范力量，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变革中的道德问题。

（二）积极借鉴，继往开来

如笔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经历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提倡、颂扬、质疑和批评之后，如何由当代中国人更好的评价与继承，是一个关乎道德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价值观对于当代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体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则势必导致中华文明的衰微，必将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价值差异，从实际出发，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积极借鉴，才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真正为社会大众认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设之路。

（三）明确媒体道德责任，正确利用舆论导向

在道德体系建设中，新闻媒体将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客观、及时地对善良、友爱等优秀品质进行褒扬，以及对自私、贪婪等恶劣品质给予批判，将有助于社会大众明晰

善恶，分清良莠，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应建立媒体监督机制，杜绝对网络等媒介的恶意利用、严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视听，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规范新闻媒体的道德责任，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舆情解决机制。

（四）共产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社会成员坚守自身责任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建设、纪律的维持将对社会大众产生重要影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具体工作的奉献精神，对个人作风的严格把持将起到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败行为、政绩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现象只会增加群众对国家的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质疑程度和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实践自己对美好道德的信仰，学校之教育，家庭之培养，工作单位之循循善诱，社会组织之宣传引导将形成道德体系建设之合力，使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道德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理应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仿先贤、开后世，担当起“匹夫之责”，以助我泱泱中华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之夙愿。

参考文献

[1]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

[2] 刘时工，《道德的个人与邪恶的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

[3] 蒋德海，《道德死了，司法能独活？》，检察日报，2011年第003版。

[4] 马慧茹，《医治道德危机媒体大有可为》，德州日报，2011年第002版。

[5] 汪玉凯，《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北京日报，2011年第021版。

[6] 谌娟，刘海元，《中西道德文化差异管窥》，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

第五篇：中国古人的养生体操

中国古人的养生体操

清人绘《导引图》止痨漱导引式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西汉马王堆导引帛画湖南省博物馆壹貳叁肆伍陆元彩绘童子导引俑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藏战国行气铭玉杖首

天津博物馆藏

《内经》中的“导引养身术”包括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器械运动等

自1984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体操项目一直是中国体操队的“小金库”，”不仅每届比赛都有金牌进账，2008年更是一举斩获9金。而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发挥不佳，无缘金牌，只在团体项目上夺得两枚铜牌，创下奥运参赛史上的最差战绩。【名词解释】

“导”是指导气，把胸中郁淤凝滞的湿气排出来，让身体机能正常舒畅；“引”是活动筋骨，运动身体，让关节柔软起来。“导引养身术”实际上是一种保健体操，通过呼吸、运动和按摩使人驱除风湿，保持五脏和四肢健康。养生源自神仙信仰

古人很早就开始追求健康长寿，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卜辞的内容与疾病、寿夭等有关。《诗经》中也有很多祈求希望健康长寿的诗句，如《小雅·楚茨》中有“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等句，表达了古人对长寿的希冀。成书于战国后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医学典籍之一，在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本书提出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养生保健思想，并从“天人合一”思想出发，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养生思想体系。

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长郝勤教授介绍，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愿望开始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由此产生了神仙信仰。一些被称为“神仙家”“方士”“术士”的人为了成为“长生久视”“延年不死”的神仙，他们四处寻觅“不死之药”，研究各种“不死之道”。

这些诀窍概括为药饵服食、房中双修、导引行气三大“法宝”。其中之一的导引术，“导”是指导气，把胸中郁淤凝滞的湿气排出来，让身体机能正常舒畅；“引”是活动筋骨，运动身体，让关节柔软起来。“导引术就是一种保健体操，通过呼吸、运动和按摩使人驱除风湿，保持五脏和四肢健康。”郝勤教授说。成体博物馆“镇馆之宝”元代泥塑彩绘童子导引俑，15个导引俑分别做出搓耳、侧卧、抬腿等动作，虽然其身材丰满似成人，但面部和发型饰物却是孩童模样，表现了导引术有助人延年益寿，返老还童之效。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先生曾提出，四川是神仙思想最早的起源地之一。此外，四川也是道教发源地之一，东汉时期，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今大邑县境内）创立正一盟威道，亦称五斗米教或天师道。导引行气等养生术都是其修炼之术。这些环境因素，让四川的养生文化欣欣向荣，不仅在德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发现了跨步伸臂的导引图，青城山、峨眉山等都是著名的仙道名山，很多古老的养生功法至今仍在道教宫观和民间流传。大禹独创“禹步法”

有关传说和文献记载，至少在夏禹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养生保健操。东汉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了一个传说：“尧命（禹）以为司空，继鲧治水，乃劳身涉勤„„手足骈胝，故世传禹病偏枯，步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意思是说，大禹在长年累月疏理江河、与潮湿环境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患上了偏枯病，为了战胜这种疾病，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健身操，即“禹步”。

“禹步”是一种仿生姿势，鲁迅称之为“鹤膝风”。大禹长期在野外潮湿的环境下工作，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逐渐得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禹步”健身操究竟如何走？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做了详细的解答：“凡禹步法，移步左右脚前后不同。凡欲作法，必先取三光气，又禹步，然后作法验矣„„”不难看出，“禹步”实际上是一种呼吸运气结合脚步移动的导引养生法。

大禹在治理江河时期，走遍了大江南北，见多识广。他可能在途中遇到了隐者逸客、养生之士，甚至是擅长方术的巫师。他除了熟悉中原地区“宜导之舞”为特征的导引之外，还有条件了解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保健养生法，再加以兼收并蓄，这才独创了后脚向前举步、跨度不超越前脚的“禹步”。后人崇拜大禹治水的精神，把禹步演化为一种祭祀舞蹈中的步法。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中国古代也有体操。不同于奥运会上的竞技项目，中国古代人玩体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强健筋骨、预防疾病的体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药学名著《内经》中的“导引养身术”，内容包括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器械运动等。另一类则是技巧运动，存在于古代乐舞、杂技、戏剧之中。

不久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京召开，会上国家领导人提出“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项系统化的工程，在养生研究者看来，是要把中国古代中医养生文化发扬光大，让古老的养生体育焕发生机，其中就包括这篇文章将要阐述的导引养身术。彭祖导引有十法

商王朝时期，传说中的养生专家不胜枚举，其中最负盛名的首推彭祖。汉代学者刘向所撰《列仙传》记载：“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篯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庄子·刻意篇》也记载说：“吐故纳新，吸呴呼吸，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士，养行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这些文献记载证明，彭祖是我国古代著名养生家，也是呼吸导引之术的创始人。关于他的导引养生法，东晋道教养生家葛洪在《神仙传》中有记载：“（彭祖）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疲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头面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俱至，觉其气云行体中„„寻即体和。”有人对彭祖导引术进行研究，概括出吐故纳新、按摩叩齿、闭气攻病、采气吞津、息虑宁神、存想内视等有十法，集意念、按摩、肢体运动为一体，可以疏通气血、强身健体。

坊间传说彭祖享寿800多岁，听上去那么荒诞不经，这实际是误传。郝勤教授解释，彭祖其实是一个存在了800多年的氏族，他们精于烹饪、养生，世代为皇帝提供御膳，获封于大彭（今徐州），商代末年彭祖族获罪于商王，被迫四散逃亡，其中一支后裔逃亡到蜀中。据《华阳国志》等记载，彭州仙女山自古有彭祖祠、彭祖墓等遗迹，可以推测，彭祖后裔把养生术带到了四川，为四川养生文化的繁荣打下基础。广播操借鉴导引图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一幅帛画《导引图》，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幅健身图。

由于这幅《导引图》出土时残缺严重，文物专家经过拼复，共有44幅小型全身导引图，他们从上到下分四层排列，每层各绘11幅图。图中男、女、老、幼皆有，人物或著衣，或裸背，均为工笔彩绘，图画旁还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有学者推测，帛画上人物术士呈4层排布，寓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每排11人，则代表了11道经络。从图中人物的形态和服饰来看，习练者主要是庶民阶层，说明早在秦汉时期，导引术已经不限于上层社会和专业人士。从整个图看，绝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病痛设计的动作，例如“引脾痛”采用蹲跪式。图侧不仅注明了所能医治的病痛，其动作设计与疗疾区的关系也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可见当时的引导主要是用来养生祛病，并且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有趣的是，《导引图》中除极个别的蹲、跪(坐)式外，其余全部为立式运动。我国第五套广播操中的八个动作，基本概括了《导引图》的精华，如上肢运动有“龙登”冲拳运动，扩胸运动有“印淬”，体侧运动有“螳螂”，腹背运动有“满政”，跳跃运动有“引颈”“坐引八维”，以及有图缺文的踢腿运动和体转运动。

《导引图》中除了有徒手操外，还有使用棍仗、圆球、盘形与袋形器械的运动。这些器械的加入，让古人的保健体操没那么单调乏味。图中的小人儿或双手持杖屈身转体，或脚下踩球并折腰转体，还有女性做出高难度的“螳螂捕蝉”。这些丰富多彩的招式，让人忍不住想起现代广场舞，一群嬢嬢老汉儿在空地上载歌载舞，有人徒手操练，也有人装备齐全，什么折扇、腰鼓、绸带齐上阵——玩儿的就是健康和快乐！

名医华佗创五禽戏

众所周知，华佗是三国时期的名医，他首创麻沸散为病人“刳破腹背”、“湔洗胃肠”、“除去积秽”。其实，华佗另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提出了著名的运动养生观点：“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以求难老。”这是中国古代对运动健身理论最重要的阐述，在中国古代体育养生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人体结构极为了解、又精通外科手术的华佗，在导引术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五禽戏”。据《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载，华佗在向弟子传授时说：“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五禽戏代表了先秦两汉以来导引术和中国体育养生术的最高水平，它的最大特点，是将古代导引术加以简约化和套势化，使其结构完整，编排合理，简约精要，易学易练，有利于传播和习练。

成都体育学院武术系养生教研室主任费永波分析，华佗创造五禽戏的时候，估计参考了庄子“熊经鸟伸”的记述，所以他选择了熊和鸟为原型。此外，老虎是百兽之王，鹿象征着长寿，猿猴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华佗仔细观察不同动物的特点以及他们最为神奇的习惯，精选特征动作编成五套健身操。五禽戏实际上运用了仿生技术，这种肢体动作非常类似现代的广播体操。

在华佗看来，人若“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他编创五禽戏之后，不仅自己坚持锻炼，还向学生、病人大力推广，收效显著。隋唐设“按摩博士”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养生理论取得突破，运动健身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仅《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载各类导引行气专著就达百余种。这一时期，导引按摩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正式进入了官方医疗体系，并在医疗保健中得到广泛运用。导引术由此正式分化为以治疗疾病为主的医疗导引术和以保健为主的养生导引术两大类。隋代设太医署，设按摩博士二人。到了唐朝，太医署设按摩博士一人，还将按摩医生分为按摩师、按摩工、按摩生几个等级。他们的主要医疗手段是“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即运用导引术一类传统体育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

《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被称为“隋唐三大医典”，其中均记载了大量的医疗导引术，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体育医疗理论。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一书，记载医疗导引术多达278条，是中国古代记载导引术最多的医学典籍。还有无名氏编纂的《古仙导引按摩法》，这部重要的养生导引著作，辑录有太清导引养生经、宁先生导引法、彭祖导引法、王子乔导引法等八种导引术，屡为后世养生家引用。司马承祯所创造的“天隐子导引法”、魏华存所创五脏导引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导引健身法。

八段锦沿用上千年

宋代的导引术以八段锦最为著名。八段锦是由若干种不同的导引动作组成的健身套势，并以歌诀的形式口口相传。“八段”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个约数。“子后午前做，造化合乾坤。循环次第转，八卦是良因。”根据明高濂的《遵生八笺》推测，“八”不是段数，而是像八卦那样，多种功法相互联系、循环运作。还有学者解释，其中的“锦”字是一种美称，用于比喻这种导引术精美可贵，像织锦那样绵绵不断。

宋人洪迈所著《夷坚志》一书提到，早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民，间已流行一种“嘘吸按摩”的“八段锦”。南宋《郡斋读书志》所引目录中有无名氏所著《八段锦》一卷，题为“吐故纳新之诀也”。南宋曾慥所编《道枢·众妙篇》，最早记录了立式八段锦的七种基本方法内容，其中的仰掌向上、左右开弓等动作是导引常用套路。《灵剑子引导子午诀》首次将《道枢》中的八段锦方法改为歌诀形式：“仰托一度理三焦，左肝右肺如射雕，东肝单托西通肾，五劳回顾七伤调，游鱼摆尾通心肾，手攀双足理于腰，次鸣天鼓三十六，两手掩耳后头敲。”

坐势八段锦的雏形也在宋代出现。《道枢·众妙篇》载有“七气之诀”，由叩齿集神、向上托举、挽弓踏弩、按摩面部、摇动身体、按摩肾堂、漱液咽津等组成一个完整的导引健身套路。这套功法虽未冠以“八段锦”名称，也未以歌诀形式出现，但从内容上看，与明代流传的坐式八段锦内容和创编思路基本相同，说明明清流行的坐势八段锦当是由“七气之诀”改造而来。

费永波透露，虽然八段锦的创始人是谁已无从考证，但这项运动已沿用了千年，至今还有不少人会打其中的“老四套”。“导引术的实质是牵动经络，如果你练八段锦能练出伸懒腰的效果，让身体处于非常舒适的状态，说明你练得卓有成效。”费永波给练习八段锦的市民提出建议，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哪怕不能像古人闻鸡起舞，但至少每天要练半个小时。

华西都市报记者 曾洁鸣谢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