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2007-01-23 21:09
作者: 张建君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
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
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
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
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实儒评论:
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懂得政治,这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什么那么走红的原因。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象美国的企业家,似乎只要研究市场和企业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错觉。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政治上的高手,要不然为什么美国总统组建内阁的时候,总是要挑选那些曾经在大公司干过高层职位的人?事实上,美国的大企业同样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例如,美国总统出访外国,总是带着一大帮大企业的老板,总不是带他们去观光旅游的吧。那么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的企业家要巴结自己的政府,明显比政府要矮一个头,而美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呢?其原因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及各级官员,他们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这是中国社会运转几千年来的一个特点;而维系美国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政府、法官、议员、企业家、教会等之间的合力,谁也不能成为一支绝对主导的力量,而是大家分权而治,达到互相平衡,互相制约。
因此,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覆盖度,尽量利用一切社会资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中国历史上的吕不韦,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出色的,他作为一个商人,利用秦王朝的王子,把个人覆盖度扩展到了全国。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企业家出事,被抓,事因都是和政府官员串通牟利,似乎只要是企业家和官员合作,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又是一种错觉。那些企业家、官员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合作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合作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捞取个人的私利,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为了维系中国社会的稳定秩序,反而变成了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秩序的力量,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想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最近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手段打击挪用社保基金给房地产商人的政府官员,其原因正在于此。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家或商人,和官员合作所做的事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不仅不会受到打击,反而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正如当年的商人胡雪岩,为清政府出了大力,清政府才赏给他二品顶戴,这才有了他这个唯一的红顶商人。
因此,目前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的是调整和端正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儒家把它称为“三不朽”事业,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可以实现人生的永恒不朽,永远被后人景仰,也就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了个人的最大覆盖度。
第二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
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
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第三篇:2010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名单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名单
http://2002年11月21日其他渠道阅读:33939收藏此文
北京沈庆利北京广大制药厂总经理刘振邦北京奥宇模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彭伟民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时代集团公司第一副总裁郑福双北京新奥特集团董事长汪承源北京源地粉体材料研究所所长王殿儒北京长城钛金公司总裁张兆东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总裁兼副董事长邓伟亿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宝贵北京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晓钟中国科学美容杂志社社长戴焕忠北京华讯集团总裁田志强科瑞集团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董事雷秀颖北京华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永基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洪德北京京海集团总裁张本正清华紫光(集团)总公司耿魁北京耿氏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树麒北京华昌新业物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洋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祁魁元北京生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文京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波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升益北京仁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聂启明北京天利深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北京三友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家林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池宇峰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顾兆梁北京比特瑞旺电脑有限公司总裁天津李金元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柴宝成天津宝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林天津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利天津市东方暖通设备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富智天津中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克荣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宋德成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栋天津市德凯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琪天津安琪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辰天津市晨光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金城天津德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学利天津德利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敏卿天津天大天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史玉柱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郭广昌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培植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宗球上海生大医保技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乔志刚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松涛上海绿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泓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信军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浩强上海天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熊明刚重庆必扬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秀东重庆东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甚林重庆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宗申重庆宗申摩托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尹明善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宋军内蒙古阿拉善苁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西王孝雄王孝雄建筑设计事务所总经理马林毅山西鹏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立宗太原显微手外科医院院长钟志孟山西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勇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德英山西德意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河北宋佳城海湾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同考河北平乡塑料企业集团董事长张俊民秦皇岛长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齐兴武辽宁海诺建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明宇沈阳津昌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超大连商务职业学院院长李荣华大连华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盛大连光电研究所所长(董事长)吴德贵营口市辽南橡胶厂厂长张歌今锦州俏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振福辽宁省本溪市亚泰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周鸿刚辽阳鸿飞电器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振洲铁岭龙海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烈辽宁省盘锦市种养示范场总经理白剑光辽宁银海锅炉集团董事长
王福海海城市福海高档滑石公司总经理孙荫环大连亿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凤祥沈阳凤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刘野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公司董事长王茂祥通化茂祥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恩玉吉林省郝育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曲江春吉林省旺豪通讯导航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哲东北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宋朝弟黑龙江省科利华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寅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虞纪浩密山市绿康蜂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场长刘小刚哈尔滨双新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所长王宝山黑龙江丹峰磨料磨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芦天罡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田哈尔滨市三元畜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黑龙江省鸡西市金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长军牡丹江市华兴节能锅炉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利军齐齐哈尔市宏顺消防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郭立文哈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在山哈尔滨红光锅炉集团公司董事长山东李登海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亓卫平青岛银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辅临沂保生堂骨髓炎研究所所长滕国利淄博泰光电力器材厂厂长张成如济南开发区星火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振升山东泉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绪山泰安市泰山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彬临沂金雀测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成爱华山东省滨州市白癜风研究所所长张伟山东迈英德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炳焦山东汇泉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友海枣庄海扬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学斌枣庄市多乐采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延新山东只楚民营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学枣庄市永学果树研究所所长江苏周政无锡正大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频江苏高能集团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裁浙江南存辉正泰集团董事长俞建虎浙江上峰包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钱沈刚浙江通普无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项青松浙江001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邱继宝飞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春雷舟山市金海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培仁浙江寿尔福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华强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冯海良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邱建林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胜涛神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立钻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金义浙江金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楼金富义乌市金富染整有限公司董事长石钟韶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安徽王平安徽天地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耀华安徽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左毅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王康宁合肥进毅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万勐安徽省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所长汪兆钧安徽国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肃安徽嘉日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兵合肥三立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林安庆市兴农家禽研究所董事长兼所长李方军合肥曼迪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靳展安徽安贝尔通信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正前合肥安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德华蚌埠市淮丰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程崇钧芜湖市科华新型材料应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福建胡盛益福建省天通电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国英福州三元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伟达福州伟达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安东厦门求实智能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学杰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维群南方机械(泉州)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郑跃文南昌科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贤忠江西新洪客隆工贸发展总公司董事长李华江西清华泰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翔九江民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惠南昌市东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鄢建华南昌远东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涂国身江西九鼎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龚斌赣州虔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苏南昌先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河南侯振东
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司俊杰河南庆安化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宋超河南麦佳啤酒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俊林新乡九州防腐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保军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中河南思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远思思奇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湖北徐晓铁武汉浩天集团董事长刘宝林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澎武汉光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少勋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齐民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斌武汉力兴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东武汉天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建国湖北追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圣明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张明云武汉市华云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海兵武汉团结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树海武汉海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司开松武汉多福科技农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文武汉楚天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向文波湖南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钟存仁广东中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顾雏军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炯辉深圳市科康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南林深圳市雷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生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裁张华农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飚高明金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梁炳泉广东省南海市科派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邱醒亚深圳市兴森快捷电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建平深圳市华烨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桂秋深圳市尚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家成南海石涌日用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谢伟垣广州市番禺明珠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程宇深圳科士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美照深圳市奥克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莫道明广州昊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宏生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永弟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清洲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傅启元深圳市邦凯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眭世荣深圳市力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云南李麟云南吉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杨振昆昆明风驰传媒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克云南文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云安云南云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源昆明野麦子企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云南南药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阮鸿献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蓝桂华昆明圣火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安康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波昆明儿童外国语研究所所长贵州王金华贵州东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柴立贵州宏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郝孝怡四川捷那环保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CEO夏朝嘉四川禾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陕西刘陕西咸阳五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华西安航联测控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荣海西安海星科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院长蒋智广西安汉港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家学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太川西安交大开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步长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舒良西安中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铨杉榆林市联慧高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吴一坚金花企业集团总裁来辉武陕西咸阳505集团公司总裁王武西安蓝溪科技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尚文智神木县三江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甘肃柴在军甘肃省高台县三鑫苗圃基地总经理齐进军甘肃大圣实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仁临洮三易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珊甘肃陇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雷菊芳奇正集团公司董事长宁夏朱振林宁夏大荣化工冶金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王根华西藏自治区山南泽当光彩农场场长(摘自:中国工商时报)
第四篇:中国民营企业家,只会讲故事
中国民营企业家,只会讲故事
柳传志越来越怀旧了。如果是比尔盖茨、扎特伯格在演讲,不知道他们是面向未来呢,还是缅怀过去?他在英国古德伍德的演讲,更多提及的是联想的、他自己的发家史,听着听着,感觉民营企业家是机会主义者,国企领导人是霸权主义者。这样的演讲,究竟是扬个人的威风,还是让世人为中国企业家骄傲呢?
当PC不再有多少竞争力时,决定购买IBM早想扔掉的PC,把好端端的THINKPAD,变成了SINKPAD。从PC到房地产,再造投资、煤化工、租车、日用品,联想真的很会联想呀!联想的种种做法,都是被动地顺应国内经济周期,赶在鱼群到来时很撒网,而且是拖网,大鱼小鱼一把搂。可当狂热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热潮褪去时,却发现自己一没有像样的核心技术、二没有靠谱的商业模式,要用沈阳机床股份董事长关锡友的话来说,就是就没有具备对冲经济周期的企业经营力。那么,联想的主业也就只能虽经济之波而浮沉了。于是乎,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就促成了现在联想的“多元化产业大格局”。
在最近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英国古德伍德之行时,柳传志在演讲中说:英国首相在百忙、千忙、万忙中接见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这是什么话呀?典型的民怕官、民爱官的心态,也许在他心中,机会是政府给的。要知道,您去的可是资本主义发源地,纳税人、企业家是政客的恩人,而不是相反。叶敦明觉得,做大之后的民营企业家,其官场心态甚至比国企更为浓厚,也许是受够了权利的压迫,一旦有机会把握就会更加穷凶极恶。
年轻的时候,柳传志是一个商人,一个从科研人员成功转型的商人,心怀理想,贸工技的大未来,始终在召唤着联想。再后来,等到他们有条件、但也有很大风险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正赶上房地产热、投资热,有理想的柳传志开始任意联想了,看看今天联想集团的业务,你还能想到柳传志当年的誓言吗?专
一、专注,早已消逝在浮躁的欲望迷阵。
柳传志,从商人开始,心向往着企业家,功业未成却又再次回到商人,而且是只顾着赚钱的商人,既没有胡雪岩的风生水起,更没有乔致庸的汇通天下,就是一个四处搂钱的钱串子。企业家与商人,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叶敦明认为,企业家是赌明天的,他们的命运还会牵动一个产业的生命线,企业家精神的魅力就在于让更多的伙伴、更广大的人群,去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去体验生命该有的价值。企业家,是中国走上创新之路的引领人。而商人呢,则只想着赚现钱、赚容易钱,至于别人的命运和前途,那不是自己该考虑的。商人呀,你着实伤人。
事业的理想,成了演讲的说辞,只溶在口、不容在手、难融在心。这些小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们,到处贩卖自己不相信、但希望别人相信的故事,也算是给自己圆一个肥皂泡之梦吧。
国企领导人,总是有实业梦,可能未来的及实施就被调往其他企业,而且经常不得不做着大领导的梦。民营企业家,算是有了自己的舞台和剧场,特别是那些有了强大立足之地的成功企业,也开始学习国企,想走政策的捷径。过去的艰辛打拼,成了而今的政治资本,是通往权力俱乐部的敲门砖,不再作为今后发展的立身之本。
民营企业家,别再空讲故事啦。把自己的成功当成必然,总结出什么模式来,无非就是要向政权献媚,获取一些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源。民营企业家,应该学会向国际资本讲故事,应该学会向消费者讲故事,把事业的根基建立在国际化、品牌化的基础上,总比置放在欲望的沙丘上牢靠的多。
企业家想中医,越老越是宝,比如稻盛和夫。而听柳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怎么越听越泄气,他停留在过去,未来怎么看都很难到来。叶敦明觉得: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会演变成企业宿命论的,对于创新型中国的大梦想,是一剂泻药,根本不是补药。
民营企业家,又该如何讲故事呢?会讲故事的人,首先得有令人称羡的经历,结果只是一个部分,过程的跌宕起伏和心路历程,才是激发同人和后辈们奋起直追的。故事,不必是激扬慷慨的,它最好是真实的、坦诚的,带着一点点伤感和遗憾,是会呼吸的,有生命的,犹如生活的再现。好的故事,不在于告诉别人怎么做事,它应该指导别人不做错事,指引别人走难走的路。这样的中国人多了,创新之路就会千军万马,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就会汗颜、羞愧,会被创新大军的车轮给碾碎的。
第一,讲自己相信的故事,梦想与行动不至于背离的故事。回头看看太阳能行业领军人物的大话、空话、谎话,就会发现整个行业的堕落,这样的行业又怎么担当创新大任,未来又怎么会来呢?拿自己的梦想,去糊弄别人的思想,然后悄悄地把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打着企业家的幌子,干着骗子的勾当,那些曾经和正在同流合污的人呀,你们一同是可耻的。
第二,讲对别人有启迪的故事,希望他们继往开来,而并非让他们来膜拜自己。企业有了不错的今天,但苦于看不到灿烂的明天。企业家在昨日的辉煌与明日的彷徨中转辗反侧,他们的故事就会扭曲。没有明天的故事,讲的再好也只是往事的追忆,与未来毫无干系。第三,讲对行业和社会有正能量的故事。实业需要创新,这跟生意耍手腕是两回事。企业家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力量,你们应该是青春的、向上的,给萎靡不振的当下注入更多的希望和活力。我们希望能把自己猥琐的想法,得到你们狂风暴雨的洗涤,让我们变得心向未来,让我们变得更善于行动。企业家的正能量,才是社会的新希望。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这是《最浪漫的事》的深情演唱,也被众多民营企业家传唱,以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占据企业名人堂的牌位。错了,错了。叶敦明坚信:企业家的影响力,不在于他苦心编撰的传记和故事,却在于他的精神感召力、事业指引力、行业变革力。没有这些,也就只能站在万众期待的大舞台上,絮絮叨叨地讲着发黄的老故事,成了僵尸企业家,悲哀。
第五篇:民营企业家事迹材料
最美民营业主
--记**市***家私有限公司经理***
文/金思畅
企业家风采
***,男,1962年7月出生,高中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任**市***家私有限公司经理、**个私协协会会长、**省家具行业协会理事、咸安区个体协会副会长。他几十年如一日、挚着追求,诚信经营、无私奉献,献爱社会,被人们称为最美民营业主。2005年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被授予“党员示范门店”、2008年被评为**市十佳个体经营户标兵、2011--2012被**省评为“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近年来多次被工商局评为“五星级”文明个体户、诚信个体户。
诚信赢市场 服务揽顾客
在香城泉都的家具行业,民营企业家***20余年来,始终以正确的思维指导经营活动。他不但诚信经营,注重商品质量,从不经营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商品,保证所售货物货真价实,取信于用户,而且以敏锐的眼光同察市场行情,引进了全国知名品牌-欧尔雅家私、宝莱佳家私充实卖场,满足顾客时尚精品的需求。由于他经营有方,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红。他的生意火红了并不骄傲,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从不坑蒙、欺骗顾客,做到了童叟无欺。他认为一个商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有社会责任心,要设身处地为顾客作想,把顾客当衣食父母。2009年,有一个担山顾客李女士在他家买了一套床具,用了4年后的2012年,这位顾客来到家具城,反映她家的床母断了,要求免费维修。按理说这已经超过了保修期,开始他的员工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免费维修的要求,对顾客说:“过了保修期,任何厂家不会免费维修的”。情况反映到***总经理那里后,他考虑到从担山来**到他的家具城来回需要一天的时间。顾客能这么远来找他,说明顾客对他是信任的。冲着顾客对他的信任和他一贯诚信经商的理念,他当即派维修工开着三轮车,带着备用床母和顾客一道赶到担山,对家具进行了免费维修。没想到过了几天,李女士带来了她的亲戚和朋友,在店里购买了很多家具。而且现在这些人又成了***总经理家具城的“铁杆”老顾客。
民营企业家***注重质量,诚信经营的理念不但赢得了生意的“火红”,而且也得了社会的认肯,他的事迹被**电视台《创业人生》栏目拍摄成15分钟的电视专题片,在2012年5--6月份多次播放。***总经理的家具城也因此迅速发展壮大,并且在亿丰家具广场设立了分店。到目前为止,经营面积由原来的不足200平方米 ,发展到今天有一定知名度,规模为4500余平方米的经营场所,经营形势良好,其中从业人员达到了20余人,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
致富反哺社会 引领会员献爱
“真诚人之本、智者常糊涂、放下天地宽、平和祥如云”,是他做人的准则。由于***总经理经营有方赢得了顾客,同时也赢得了利润。他富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大代表。他始终惦记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999年,他的一个员工儿子要结婚,可是结婚费用无着落,全家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总经理得知情况后,二话不说叫员工儿子到家具城任选家具,并主动借出三万元现金,解了员工之急。
身为个私协负责人,***总经理不但坚持带领会员致富而且引领大家帮困。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不但自己向灾区人民捐助了5000元钱物还积极组织咸安个私协的同志们献爱心,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他的引导下一时间就捐资了7.5万元和80套衣物缎带灾区人民。***总经理博大的爱心善举,同时也感染了身边的一大批人。今年雅安地震后,由他介绍发展的新党员简朴寨老板马锡更个人就捐资2000多元给灾区。
出钱献智增造血 扶贫帮困建基地
民营企业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进城经商,几经周折、几经拼博,终于富了。但他没有忘记农村,更没有忘记农民。他认为,现在农村需要科学,农民致富需要帮智。用科技知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农民致富的造血功能,才是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致富。2010年,他作为个私协的负责人,被派往郭湾村帮扶。他首先对该村的土壤及自然地理条件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认为那里种蔬菜是个有利条件。但目前这里农民以传统方法种植,效益不高。***总经理到农民家中进行走访,说明了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应种植蔬菜,他发现农民大多数积极性很高,但当地农民一是缺少资金,二是缺种植蔬菜的科技知识。***总经理带着两个问题四处奔波,先是找科技部门和农业部门弄到了相关科技书籍,并结合当地实际编印小册子,接着他又四处筹集资金,为搭建大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努力下,郭湾村的蔬菜基地终于建起来了。在蔬菜管理方面他又请了农业专家帮助指导。经过五个月的努力,这里的大棚蔬菜长势一片喜人,农民望着绿油油的蔬菜,喜在心里,笑在脸上,纷纷感谢党的帮扶政策,感谢***总经理的带头引领。郭湾村2010年下半年,仅蔬菜这一笔收入,全村人平增收500元。目前,这里的蔬菜一年比一年的收获大,今年预计年将有望增收800元以上。
据了解,2010年***总经理积极参加高桥镇党员一帮一活动,捐资2万元;2011年,他积极参加人大一帮一活动,捐资6000元,2012年积极参加人大对口帮扶活动,捐资8000元,2013年他的帮抉对像阳光社区的万传坤把***总经理资助贫困生上学的善举用感谢信的形式贴到永安办事处。2013年10月**电视台《咸安好人》专栏专题报道了***总经理桩桩件件博大仁爱胸怀的感人事迹。
民营企业家***诚信经营,企业发展越来越大;热心公益,反哺社会,党和政府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荣誉。***总经理以实际行动,默默地用诚信书写着精彩人生,用爱心回报着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他的事迹影响、引领着更多的人为咸安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他被广大客户认同和信任并褒称为“最美民营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