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精选五篇]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

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的联系

旅游泛指旅行和游览活动,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雄、奇、秀、幽的自然景观和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可以使游览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愉悦精神，同时,旅游者在浏览中的一些文化活动,诸如吟诗作画、题写匾额楹联,建造楼台亭阁,修建寺院宫观,又进而充实了自然景观,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名胜。所以,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属于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在中国有悠久的发展史,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比较起西方学者就旅游所下的定义及阐释,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的旅游;而中国的旅游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佛教文化对我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旅游资源历史之久，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是中外驰名的。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兵荒马乱，苦海无边。佛教以其大慈大悲、普济众生、因果报应、彰善惩恶的教义赢得了各层次人群的信仰。加之上层社会人士出于“家弃章句，人重异术”的文化心态，所以也乐于交游佛教徒。玄学与佛学共向交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峨眉山就是以佛的圣地闻名于天下，成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从某种意义讲，峨眉山佛教文化已成为峨眉山文化旅游魅力所在。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峨眉山市境内，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主要崇奉普贤大士，有寺庙约26座，重要的有八大寺庙，佛事频繁。1996年12月6日，峨眉山乐山大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藏传佛教中，峨眉山被称为“挺拔屹立的大象山”，是一座吉祥山，在四大佛教名山中，唯有金顶华藏寺普贤菩萨的坐像是面向西方。因此，在诸山中，峨眉山特别受到西藏僧众的青睐。佛教徒认为普贤菩萨将会以他无边的法力来庇佑西藏人民。

佛教哲学与道教哲学一样，都是宣扬出世的哲学，其基本精神是老庄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所以游方问道在佛教界有着悠久的传统。佛教有一部流传极广的大乘经典《华严经》，该经的《入法界品》介绍了广善财童子从文殊菩萨处发心问道，继而百城烟火，前后参访请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终于证明“华严法界”的生动事迹。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徒以善财童子为榜样，通过“西行求法”游方问道、朝礼山胜迹的活动，促进民间旅游活动的成长和发展。中国僧侣的游方是受佛陀“游行教化”传教方式的启发而形成的。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充满了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彻底摆脱生死痛苦，进入超脱生死的境界。为了脱离苦海，不少佛教徒不远千里，到异国他乡寻找真经。早在东汉中叶，中印佛教徒就开始交往。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佛经的历史记载，生动地反映了伴随着佛教传播而兴起的旅游活动。自那以后，不断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来我国译经传教。如安世高、安玄、竺佛朔等等。他们博学多识，孤身远游，在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带来了异国他邦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僧人寻求佛法，朝礼圣迹的热情，形成了持续千年的“西行求法”运动。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或走陆路，或行水道，“轻万死以涉葱河（今新疆一带），重一言而之萘苑（泛指印度）”。其人数之多，路程之远，行旅之艰，历时之久在古代旅游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显、玄奘、义净等最为著名。他们每到一地，即寻访名师，学习佛法，并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学成归国时带回大量的经籍图像，并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撰写的游记性专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有四个字，叫“千载一时”就是说历史虽已过去，但“已作不失”，众业所造积淀不来，成就了我们的今日。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以后，就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有独特结构和气象的中国佛教。而峨眉山就是这样在4700多年的历史中，以包容道教、佛教、儒学三教之宗的胸襟，历经多种文化形式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形成了道之源，佛之始，儒之境，并传习至今，形成了以佛教文化

为核心峨眉山文化。峨眉山佛教属大乘佛教，僧徒多是临济宗、曹洞宗门人。峨眉山先后住僧人数以万计，其中为弘扬峨眉山佛教有过贡献的名僧有：晋代慧持、宝掌和尚；北朝东魏淡然大师；唐朝慧通禅师；宋代怀古大师、茂真和尚、密印禅师；明代广济禅师、别峰禅师、宝昙禅师、无穷禅师；现代圣钦和尚、普超和尚。

佛教徒通过交游，佛学与玄学，儒学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旅游文化--禅宗。它随缘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的思想相联，又与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相通，特别与庄子避世、游世的思想相一致。三种思想的相容相摄，对峨眉山乃至对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的开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

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

法国旅游学家弗朗索瓦·韦拉曾把亚洲的主要旅游国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航空和港口交通枢纽以及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得天独厚的通道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另一类是工业国家，如日本；第三类是拥有特殊旅游资源的国家，如泰国。韦拉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很显然，中国属于其中的第三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古老历史记载又从未中断的国家。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记载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盛衰变化、强弱意识的曲折历程，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创造发明以及对人类曾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似一条嵌有无数璀璨明珠的银河，泽被后人无数。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遗物。祖国各地积淀着丰厚深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充分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内涵，是历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也是今日人文旅游资源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传统文化不仅丰富了现代中国旅游业的内容，同时在旅游中也得到广泛的弘扬与传播。

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或以固态留存于世，如古遗址、园林、陵墓石刻等，或以动态的人文资源存在，像民族风情、宗教文化、文学艺术、书法绘画、戏曲等。它们都有着各自的旅游功能及应用。

首先是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及旅游功能。我国古建筑具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规模宏大、技术精湛等特色，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和风格，从不同方面记录了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技术、艺术发展水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建筑物的性质和功能分为宫殿、陵墓、纪念建筑（塔、碑、堂、陵园等）、工程建筑、宗教和礼制建筑等大类。宫殿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从秦代开始，宫殿规模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皇帝倾国家之财力，集域内之能工巧匠，聚稀世之珍宝，务必使其宫殿恢弘壮丽。我国历史上曾建过许多极为豪华的王宫。例如，秦咸阳的阿房宫；汉长安的未央宫、建章宫；唐长安的大明宫、兴庆宫„„据《史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进五丈旗”。汉长安先有宫，后建城，使长安成为一个以宫殿为主的城市。唐大明宫包括大朝的含元殿、日朝的宣政殿、常朝的紫宸殿以及皇帝、后妃居住、宴游的内廷；另有宴饮群臣的麟德殿，面积约为明清故宫太和殿的三倍。以上皇宫，在历史长河中均已湮没，现在可供旅游参观的只有北京的明清故宫和沈阳的清初故宫。通过开展旅游活动，使人们不仅学习到一些建筑文化和艺术，还了解到封建的宗法礼制。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宗法礼制思想，作为伦理道德的规范，并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起着愚民和维护统治的作用。与此相应地出现了不少的礼制建筑，如今便成了了解礼教的历史书。像坛庙、祠堂，这类建筑无论从规模、形制和建筑技术而言，都是高标准的。应该指出，除了祭天、祭地等纯粹迷信活动外，礼制建筑往往与礼制代表人物，甚至历代名人的纪念有关，这就成为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和庙。“祠”和“庙”是同义词，就是“纪念名人的场所”。“庙”的级别比“祠”要高，往往是十分重要的人物纪念地才能称“庙”，如岳飞庙、孔庙、关庙等。“寺”则是佛教寺院的简称。这些礼制建筑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像北京有社稷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旅游过程中，通过导游人员的介绍，让人们了解更多的知识，对于破除封建迷信、倡导科学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古典园林是人文旅游资源系统中最能反映我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类型。皇家园林与帝王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私家园林也多于历史名人有关。慈禧发动政变于避暑山庄，陆游、唐琬洒泪于绍兴沈园，李清照与济南漱玉泉，薛涛与成都望江楼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园林之中建筑物多有匾额、楹联，山石多有题刻，表达园主志趣，启发游人思想。其文多源于名人名篇，常含典故，言辞隽永、耐人寻味。其书法艺术精湛，令人倾倒。它们对提高人们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从而获得历史文化知识，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古建筑的范畴是广义的，像传统民居、古陵墓以及少数民族的古建筑都属于此类。古建筑是一门艺术，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建筑是发展现代旅游业重要的物质基础。它不仅起着博物馆的作用，也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憩的场所。名山胜迹、亭台楼阁、园林花圃、店堂寺庙等对游人访古探幽、欣赏艺术、考察研究、陶冶情操、增长知识都有很好的作用。

再谈宗教文化的旅游吸引力。中国是个以佛教为主的多教的国家。各种宗教不仅发展快，对社会的影响也大。魏晋以后，佛教在帝王贵族支持下得到发展，佛寺逐年增加。西晋时长安、洛阳已建寺180所，到东晋更十倍于西晋。北魏时，仅洛阳地区就有大小寺庙1367所。唐代寺庙建设达到鼎盛时代。据会昌五年统计，全国大小佛寺40，000余处，僧尼26万余人。其中，仅长安都地区就集中了僧寺81所，尼庵28所，成为全国寺院荟萃之地。清康熙六年，全国仅佛教寺院就近8万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全国尚有寺庵4万余所，僧尼50余万人。如今，它们基本上都辟为旅游景点，成为今人了解宗教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当前，中国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合称中国四大宗教。我国著名的宗教场所有哪些呢？现总结如下：佛教寺院——北京法源寺、洛阳白马寺、上海龙华古寺、立佛禅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陕西西安大慈恩寺、嵩山少林寺、成都文殊院、西藏布达拉宫等；基督教堂——北京南堂、北京北堂、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国际礼拜寺、天津老西开教堂等；伊斯兰清真寺——广州怀圣寺、浙江凤凰寺、泉州清静寺、北京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上海松江清真寺、西安化觉寺、西宁东关清真寺等；道教道观——陕西楼观台、北京白云观、辽宁沈阳太清宫、成都青年宫、福建莆田妈祖庙、苏州玄妙观、山西芮城永乐宫、河南登封中岳庙等。

宗教对游人向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本身；二是宗教文化。每个宗教都有各自数量可观的信徒。教徒们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到寺庙宫观去烧香拜佛、祈祷还愿或到宗教圣地去求法朝圣，形成庞大的宗教朝觐流。像我国各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几乎每天都吸引着大批香客。另外一些游客虽非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因对宗教活动有着新奇和神秘感，而到寺庙宫观参观游览的，这可见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

宗教寺观要么处于城市之中，要么处于名山胜地，环境幽雅静谧，往往是历代旅行家和文人墨客必到之地。他们的诗词题刻、楹联匾额、书画佳作给寺庙增添了光辉。古来不少文人学士与僧侣结下了友情，留下佳话。例如，北宋苏轼与杭州龙井寺僧辩才“送客过虎溪”的故事；李白游峨眉山，留恋于万年寺，常与僧人对月歌吟；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自幼同和尚一起生活，晚年出家作了和尚；明代政治家、思想家宋濂、李贽、袁宏道等皆为居士；近代书画诗词造诣很深的李叔同后来在杭州虎跑寺出家„„这些都说明宗教文化与文人学士的思想感情有相通和共鸣之处，于是宗教与文化有了不解之缘。

宗教虽然是一种崇拜超现实的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宗教建筑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宗教建筑及雕塑、壁画等造型艺术都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游人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客观因素。

第三个方面谈谈文学的旅游意义。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传统文化中又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学本身就带有旅游资源的属性，而且是一种经过作者分析的富有感情色彩的旅游资源。旅游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享受。人们借助文学的形式和艺术的感染力，把作为资源的“景”、旅游者的“情”以及客观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实现情与景的交融和统一，从而形成一种具有隐形特征的的旅游文学资源。在我国古代山水诗文中，虽然也有不少纯粹是写景之作，但更多的作品融合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少作者或离家远行，或遭贬谪而被流放，或因战乱而颠沛流离。有的隐居田园，遁深山林；有的浪迹江湖，登临凭吊，寻幽探胜，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抒发了乡关之思、乱离之感以及渴望脱离世俗丑恶、憧憬美好未来的情怀，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怀和思想感情。这种情感往往是触景而生，因此文章触景于情，纪实和抒情紧密结合。纪实包括时序、环境、历史、山川游踪、游趣等；抒情又分自我感受、想象、幻想等。二者有机结合而成为旅游文学。前者富有旅游色彩，具有导游和介绍景观的作用；后者富有文学色彩，可使读者浮想遐思、情绪奔放，获得优美的艺术感受。读豪迈的诗文，使人热血沸腾，豪情壮志油然而生；读清新的诗文，使人心驰神往，陶醉于美的意境之中；读悲壮的诗文，使人感慨万端，禁不住潸然泪下；读平和的诗文，使人心境舒畅，私心杂念顿消。总之，旅游文学中的抒情和议论往往能使自然山水和名胜古迹增添深层次的内涵和情趣，而旅游文学作品本身也因此成为一种具有魅力的旅游资源。

旅游文学史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描写旅游景物的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益智作用。例如，有人没有去过南京，但从旅游作品中知道中山陵、玄武湖；没有去过我国宝岛台湾，但从旅游作品中也知道日月潭、阿里山、指南宫；有些游客在西安参观唐乾陵看到“无字碑”，不解其意，但当看了介绍“无字碑”的文章后，才知道是女王武则天为了让后人评论她一生的功过而立的。因此，我们说好的旅游文学作品，不仅会激发游兴，也会使人增加很多知识。有时甚至可以“以书代游”，足不出户而游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卧游”。

旅游文学的内容广泛，除诗词和散文外，还有对联、匾额、碑帖、铭文、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寓言、歌谣、戏剧、小说等等。

综上所述，古建筑、宗教文化、中国旅游文学，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典型形式，如今已广泛深入地运用在旅游活动中。对于它们与旅游之间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诚然，旅游文化是一门新型文化，需要自己的特色，更需要多元化才能永保生命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世界日趋大同的今天，保存生命力的最好办法便是自己的独立性。另外，人类有开拓创新的天性，但这需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是和传统一脉相连的。并且，人类一生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清醒的意识之中或一直都理智的思维，我们的喜好、情感、决策很多时候都仅凭直觉，而这直觉依赖于我们的人格和生存的环境，依赖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即使理智的思维，选择的东西依旧很大程度上是偏好传统。传统是如此的亲切，即使只是去古人生存过的地方，即使只有那么一丁点的联系，于内心便是慰藉和力量。所以，我们选择传统文化实质上是本身的一种回归。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旅游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假若传统文化内容从旅游中撤出，那么，令人向往的丰富多彩的旅游便瞬间便成枯燥无味、毫无情调的登山、过河了。这样我们怎么能说旅游文化是一门让人类过得更惬意的一门艺术？还有什么比亲切感、比人性的回归更令人向往呢？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具有古老东方文明的王牌与旅游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无论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还是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无疑都是具有长远积极意义的。

第三篇：旅游与中国传统文化

旅游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对旅游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论是思想上，建筑上，还是管理上，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字】中华文化旅游思想建筑管理

一．儒、道、佛三家旅游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

对儒家的旅游观可从近游思想、远游思想、重民传统和尚古意识四个方面认识。

1、中国人有着不喜远游崇尚近游的思想。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内倾民族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人旅游的动机。中国人旅游的动机。

2、至于远游，孔子则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良性指导。所以儒家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和基本的形象特征。

3、在中国历史上，受”与民同乐“思想的薰陶，产生了一大批将仁政实施与旅游开发结合进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他们把旅游看成政治的一部分，不肯脱离政治来谈旅游，在借旅游怡情的同时，又考察民情。这就是重民传统的体现。

4、中国有着好古传统，珍惜自已民族的历史，爱护先辈留下的遗迹信念传承至今。”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象中国这样富于历史责任感，这样重视旅游史料的保存。

（二）道家思想与旅游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重治世，佛重治心，道重治身。”道“是子庄建立的最高哲学概念。同时。庄子之”道“也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特殊形式。庄子一生酷爱自然，相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念时，庄子认为道即美，无为即美，无为即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应采取直接体验的同步方式，即庄子所说的”乘物以游心“的直觉体验方式，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天地自然与人契合的旅游。

庄子认为，”观于天地“的旅游能使人生境界”天人合一“，优游自在，无挂无碍，并能领略”天地之美“的无限风光，而这也是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

庄子之”道“与庄子之”游“是相融的，庄子之”道“即庄子之”游“，庄子之”游“即庄子之”道“。他用来论道的游，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一种抽象的旅游思想和旅游理论之游--即顺物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在抽象的”游“论”道“中，旅游的自然天放和畅神自娱的特征被作为”道“的原则贯穿于庄子”道"论的整个观念体系中。

（三）佛教与中国旅游文化

佛教哲学与道教哲学一样，都是宣扬出世的哲学，其基本精神是老庄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所以游方问道在佛教界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自然山水中居静修行，清淡佛理的旅游一向在僧侣中十分风行。

佛教徒通过交游，佛学与玄学，儒学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旅游文化--禅宗。它随缘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的思想相联，又与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相通，特别与庄子避世、游世的思想相一致。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神秘、异已变成为理解、亲和，都表明人的山水意识已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都将人性美（或道德，或情感、）和山水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历代大量旅游文化作品表明，儒、佛、道这三种旅游观念事实上都在影响和促进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中国旅游文化

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及旅游功能。我国古建筑具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规模宏大、技术精湛等特色，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和风格，从不同方面记录了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技术、艺术发展水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建筑物的性质和功能分为宫殿、陵墓、纪念建筑（塔、碑、堂、陵园等）、工程建筑、宗教和礼制建筑等大类。宫殿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从秦代开始，宫殿规模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皇帝倾国家之财力，集域内之能工巧匠，聚稀世之珍宝，务必使其宫殿恢弘壮丽。我国历史上曾建过许多极为豪华的王宫。现在可供旅游参观的只有北京的明清故宫和沈阳的清初故宫。通过开展旅游活动，使人们不仅学习到一些建筑文化和艺术，还了解到封建的宗法礼制。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宗法礼制思想，作为伦理道德的规范，并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起着愚民和维护统治的作用。与此相应地出现了不少的礼制建筑，如今便成了了解礼教的历史书。像坛庙、祠堂，这类建筑无论从规模、形制和建筑技术而言，都是高标准的。应该指出，除了祭天、祭地等纯粹迷信活动外，礼制建筑往往与礼制代表人物，甚至历代名人的纪念有关，这就成为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和庙。“祠”和“庙”是同义词，就是“纪念名人的场所”。“庙”的级别比“祠”要高，往往是十分重要的人物纪念地才能称“庙”，如岳飞庙、孔庙、关庙等。“寺”则是佛教寺院的简称。这些礼制建筑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像北京有社稷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旅游过程中，通过导游人员的介绍，让人们了解更多的知识，对于破除封建迷信、倡导科学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古典园林是人文旅游资源系统中最能反映我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类型。皇家园林与帝王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私家园林也多于历史名人有关。慈禧发动政变于避暑山庄，陆游、唐琬洒泪于绍兴沈园，李清照与济南漱玉泉，薛涛与成都望江楼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园林之中建筑物多有匾额、楹联，山石多有题刻，表达园主志趣，启发游人思想。其文多源于名人名篇，常含典故，言辞隽永、耐人寻味。其书法艺术精湛，令人倾倒。它们对提高人们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从而获得历史文化知识，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古建筑的范畴是广义的，像传统民居、古陵墓以及少数民族的古建筑都属于此类。古建筑是一门艺术，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建筑是发展现代旅游业重要的物质基础。它不仅起着博物馆的作用，也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憩的场所。名山胜迹、亭台楼阁、园林花圃、店堂寺庙等对游人访古探幽、欣赏艺术、考察研究、陶冶情操、增长知识都有很好的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旅游管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管理层面上，还体现在对新的文化旅游项目和产品的开发上。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提升我国的旅游管理水平，培养我国特有的旅游管理文化。

（一）传统文化下旅游管理所具备的特点

第一，文化旅游具有的非物质性和不可替代性。

第二，文化旅游行业本身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具备服务行业所共有的特点，服务仅仅是一种活动、是一种行为，是可以被交换的无形产品。这点体现在文化旅游当中，就表现出旅游文化产品中服务所占据的巨大比重，从某些层面上来说，服务就是文化旅游中的灵魂所在；

第三，文化旅游体现出了明显的创新性和稳定性，旅游文化资源是处于不断开发的过程中，但是一旦成为了旅游产品，基本上就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旅游市场。

（二）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管理理念中的以人为本。正是由于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旅游管理上都离不开的人的因素，因此，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上首先体现出来的必然是人。由于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作用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开始重视对人的尊严以及人自身价值重视和关注，因此就出现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而这个理念运用到旅游管理上，则必然更加的突出。近年来的旅游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提出了参与式管理的全新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让每个旅游企业中的员工都能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和精神去参与到管理工作。企业发展中的以和为贵。由于旅游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内容，一条旅游线路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包括休闲娱乐、门票、餐饮、住宿、购物、交通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上无论是哪一项出了问题，都会对整个旅游行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有每个环节都能做好相互配合，为旅游者提供最为优质的服务，才能实现旅游行业在管理中的最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充分地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

管理者的人格力量。在旅游企业中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在具体的管理内容和环节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依靠一个管理者的人格力量。一个企业管理者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企业的风格，这也是管理者人格力量的体现。儒家所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就彰显出圣人的人格魅力，利用圣人的各人道德来做榜样从而去影响他人，这也就说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重视榜样的作用，其中所展示的就是人格力量。

（三）传统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

虽然传统文化同我国的旅游管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目前一些地区在旅游上缺乏管理，盲目开发，其旅游事业的发展给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目前我国旅游管理中所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1、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传统精神文化内涵。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新时期的旅游活动肯定不会仅仅局限为自然景物的观光旅游，而是要朝向专门的文化旅游等高层次、高知识含量的旅游形式发展，因此在旅游过程中对精神消费以及文化感受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根据这种发展趋势，在相关的旅游管理工作中，必须要不断深入开发一些具有深厚传统精神文化底蕴的新产品和新项目。具体来说，我国的广大风景旅游区首先要对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旅游者的客观需求进行及时研究，同时要充分把握自身文化资源上的特点，在不断完成创新的基础上推出各方面都让游客满意的传统文化旅游。

2、发展参与式与体验式的传统文化旅游形式。

旅游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一般都需要用心灵去感悟，需要在旅游管理过程中让旅游者对历史文化和历史事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悟，而不仅仅是浅层次上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物形态的单纯展示。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兴起，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更高追求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具备了极为独特的精神价值。比如在旅游中经常提到的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这些红色精神不仅仅是通过旅游所能体现出来的，而是几乎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姿态展示在人们面前，让旅游者在旅游的同时，实现对历史伟人和历史事件的敬仰和缅怀。

3、实现文化旅游地区科学合理地规划和管理。

首先，在我国的传统文化旅游管理中，需要根据居住、商贸、金融、旅游等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加大文化旅游区布局调整力度。在突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调整优化老城区。在古城改造和扩建中，把生态项目建设放到重要位置在建设项目内部，区域内部和城市周边区域要按照要求留足留够并建设好生态用地，严格“绿线”管理制度，确保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地率、城市绿化率达到国家绿色园林城市标准。其次，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规划必定是一种跨行业、跨地区、跨的中长期计划，所以旅游管理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按照科学的原则合理进行。

4、做好传统文化旅游理念的基础教育工作。

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在于传统文化教育。今后，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普及文化传统知识，使国民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化旅游理念的实施过程中，要对全体公民尤其是青少年、遗产地居民和旅游者、遗产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有关我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知识、价值功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以期提高公众的传统文化意识，促进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有效保存和永续传承。同时，各文化旅游区需要把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宣传中的重点之一。通过举行文化旅游新闻发布会、推介会，散发精美的宣传册、制作光盘，在各旅游网站中专门开辟文化旅游栏目，策划文化旅游系列重大节事活动和传统文化主题的文艺节目，结合中秋、国庆以及党建等重大纪念活动和节假日组织好文化旅游的宣传推广工作，使我国传统文化旅游深入人心。

附件：

中国传统文化旅游名城（县级）预备名单

云南——通海县、会泽县、腾冲县、盐津县、宁洱县、巍山县、沧源县、丽江市古城区、广南县、建水县、剑川县、大姚县、孟连县、祥云县、石屏县、勐海县、香格里拉县、瑞丽市贵州——平坝县、江口县、独山县、贞丰县、剑河县、德江县、三都县、织金县、雷山县、大方县、石阡县、赫章县、仁怀市、贵阳市花溪区、安顺市西秀区、福泉市

四川—— 大邑县、荣县、剑阁县、南溪县、蓬安县、名山县、康定县、广汉市、阆中市、西昌市、峨眉山市、都江堰市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泰宁县、上杭县、惠安县、漳浦县、南靖县、长汀县、德化县、屏南县、武夷山市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佛山市南海区、大埔县、遂溪县、德庆县、饶平县、始兴县、新

兴县、博罗县、梅县、龙川县、封开县、惠来县、郁南县、雷州市、开平市

广西—— 宾阳县、三江县、兴安县、忻城县、昭平县、田阳县、平乐县、苍梧县

浙江—— 嘉善县、桐庐县、湖州市南浔区、东阳市、龙游县、宁海县、永嘉县、江舟山普陀区、玉环县、景宁县、海盐县、绍兴县

江苏—— 高淳县、沛县、盱眙县、苏州市吴中区、昆山市、句容市、高邮市、宜兴市江西—— 进贤县、浮梁县、余江县、龙南县、信丰县、玉山县、万载县、吉安县、南城县、弋阳县、樟树市

安徽—— 青阳县、绩溪县、亳州市谯城区、无为县、和县、灵壁县、凤阳县、黄山市徽州区、黟县、潜山县、怀远县、蒙城县、寿县、当涂县

湖南—— 宁乡县、炎陵县、湘潭县、衡山县、隆回县、汩罗市、安化县、桂阳县、江永县、怀化市洪江区、凤凰县

湖北—— 黄梅县、监利县、长阳县、钟祥市、恩施市

河南—— 登封市、孟津县、南乐县、禹州市、灵宝市、社旗县、夏邑县、永城市、商城县、鹿邑县、上蔡县、新密市、沁阳市、浚县、河北—— 正定县、遵化市、永年县、青龙县、磁县、安国市、易县、涿鹿县、吴桥县、内丘县

山东—— 章丘市、淄博市周村区、汶上县、滕州市、广饶县、龙口市、荣成市、曲阜市、邹城市、沂南县、聊城市东昌府区、阳谷县、东阿县、单县

山西—— 太原市晋源区、浑源县、平定县、长子县、阳城县、晋中榆次区、太谷县、祁县、灵石县、平遥县、洪洞县、寿阳县、五台县、夏县、芮城县、方山县、高平市

陕西—— 扶风县、乾县、凤翔县、户县、蒲城县、丹凤县、旬阳县、黄陵县、神木县、米脂县、佳县、宁强县、韩城市

甘肃—— 靖远县、秦安县、古浪县、清水县、静宁县、宕昌县、和政县、环县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巴林右旗、满洲里市、凉城县、正蓝旗

宁夏—— 隆德县、贺兰县

辽宁—— 新宾满族自治县、兴城市

吉林——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农安县

黑龙江—— 海林市、饶河县

青海—— 湟中县、同仁县

新疆—— 霍城县、鄯善县

西藏—— 乃东县、江孜县

海南—— 文昌市、定安县

重庆—— 永川区、丰都县

北京—— 通州区

天津—— 西青区

上海—— 青浦区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胜迹故事》朱一飞、汪涵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年10月 第一版

2、《中国传统文化旅游系列推荐活动专栏》

3、中国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浅谈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发展》

4、《旅游与中国文化》沈祖祥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2年9月第二版

5、《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第四篇：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时的泱泱大国，在诸多方面都令友邦无法企及。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在世界民族史独领风骚。古时候，“琴棋书画”并称，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琴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其地位不言而喻。要论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从古琴自身说起。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臵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至迟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古琴演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斫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

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有关古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已有七弦。东汉应劭《风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独奏两种。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阶层中流行，秦以后盛兴于民间。关于以琴为声乐伴奏的形式，早在《尚书》中，已有“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来所谓的琴歌。从汉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诗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间杂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人史册。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如器乐曲《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中国古代音乐历史进人了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

唐代诗人李峤、李颀、李白、韩愈、白居易、张祜、元稹等，都为古琴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薛易简在他著的《琴诀》中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作用是：“可以观风教、摄心魂、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并提出演奏者必须“定神绝虑，情意专注”，为后世琴家所重视，从而引伸出许多弹琴的规范。

晚唐曹柔鉴于文字谱“其文极繁”，使用不便，而创造了减字谱。即在文字谱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谱字加以减笔而成的一种谱式，近似演奏符号，是古琴减字谱的早期形式。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以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并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发展着。

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得到刊刻流传，见于记载的琴谱有一百四十多种，从中可知仅明代创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谦的《琴声十六法》，是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提出的理论。

清末与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濒于绝灭。当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琴会组织，如北京的“ 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智偕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们的活动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续时间最长，对琴界影响最大。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

古琴不是一般的民乐，不是普通的古代乐器。它是一种小众的精英文化，从孔子至刘安、刘向、蔡邕、阮籍、嵇康、王维、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耶律楚材、明清众多文人大夫„„一代一代传承它的都是当时的楚翘，古琴从来没有在民间昌盛普及过，但它的传承绵绵不绝始终未曾断过。它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是一种音乐，是一件乐器，而成为“道”，寄载、托付文人精神、气质的“道”。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中国古琴乃形神兼备天人合一；德艺相融，心声契合之载体。中国传统哲学把天道看着客体，把人道视为主体，但人要符合天道，要为天地立心，天地与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气，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动活泼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这种种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统一，并相互融合渗透的观念，从很早以前的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于历代先哲们的研讨之中。这其中虽含不同程度唯心主义的成分，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从中还是可以领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万物以奉养人类这种特殊的哲学理念，这种超越现世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对中国的诗论、画论、医论、琴论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作为历来为先哲文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琴，由于受这种哲学理念的渗透影响、疏导规范，使其从一开始发展的萌生阶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娱乐需要呈现于世，而是浓厚地体现着这种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等朴素的哲学理念。与 “天人关系”相呼应，《太古遗音》说：“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扣桐有音，削之为琴”。蔡邕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嵇康在其《琴赋》中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朱长文在其《琴史〃尽美》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无以发，故为之参禅复徽。攫援标拂，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乎”？苏王景

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中说：“琴，器也，具地之元音，养呼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正别有会心耳”。朱熹的紫阳琴铭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琴学，中国琴学的实质、内涵和形成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说是“综合为一”的规律和特点。正如宋代朱长文的在其《琴史〃莹律》中所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这个“常数”，似乎应该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既极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个“一”，也应该认为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这就是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意之深微的内在联系。不难看出，中国琴学是一种融人文中的道德、礼仪、理教、尚俗……与宇宙天地间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为一体，融天声、地声、人声与三尺琴面为一体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体。琴乐是人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维，因此，琴乐离不开天地自然界各种节气、风雨雷电、阴睛变化对人感官的各种作用和刺激，无此作用和刺激，也绝不会产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种种人的精神情绪不断变化波动。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分别是一种哲学境界，渗透到琴学中，这些境界又呈现了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种种艺术境界。弹琴正如太极和作画。武术一开始是刚，到了一定境界境界则是柔，其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说明代以前的还是以少林外家拳为主，有“花拳绣腿”之嫌的话；明代以后的，就更多讲究“意到气到，气到力到”的内劲了。如今练太极拳的人很多，但大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种“广播体操”；学会了套路，对健康有好处，但绝非武道。功夫要靠着正确的方法和时间的积累，才能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柔而刚。练习太极要求沉肩坠肘、含胸拔臂，力由脊发，极柔软达到极刚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画也是如此，用墨、设色、构图等基本功具备，画出来的画作，仍因个人修养，而有雅俗之分。

古琴作为一种文人的雅乐，它的声音如文人般含蓄温厚内敛，不似筝琶悦耳张扬。倘若不能够接受古琴声小、且期求悦耳，那应该去听筝，而不能强求古琴成为古筝。因为几千年以来，古琴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现代人要理解她、欣赏她，而不是让她变成现代流行音乐来适应社会。正如李白、杜甫的诗词，要用古代格律诗的要求去理解、欣赏，而不能用当代诗歌的要求去理解和欣赏。

总之，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艺术园林中的瑰宝，有着极为悠久和厚重的历史，而今也正以恢弘的气势向前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有意去培养对古琴的热爱，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有信心将这一文明传承下去，将华夏古琴文化发扬光大。

第五篇：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影响持续至当今社会。它虽隶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学与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庞朴《稂莠集》认为：阴阳五行“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探讨五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古人认为，万物由五种相关的基本物质构成，这就是五行

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是夏商时期的《尚书·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革，最早出现在金文，用刀剥兽皮之意。后指剥下的兽皮。如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兽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穑。润下作咸,(水为咸，因盐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为苦，因火焚物变焦，则现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结之果实，初皆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区)；从革作辛,(金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为，本指平头刀具，与„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穑作甘，(土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这里不仅提到了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还介绍了它们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五种味道。至春秋时期，古代思想家们进一步探索这五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论,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战胜、克制另一行。其内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战国时期，继五行相克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谓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关于五行学说的产生以及五行的本质含义，历代学者一直仁智互见，认识不一。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源自五种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五行物质说的产生依据是《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此书记载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另外，汉代《尚书大传》解释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27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25年》载“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国语·鲁语》载“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从五种实际物质来认识五行。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相生关系：木生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火燃烧以后会留下灰烬,就是所谓的土;金属矿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说土生金;对于金生水，通常解释为：金属在高温下可以融化为液体;而所有的植物生长时都需要水,所以说水生木。相克关系：植物种子最初埋在地下,当它发芽生长时就会破土而出，或一般的农耕工具均为木质，可以松土，意味着木战胜了土;用金属可以制成锋利的工具，用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金属矿石虽十分坚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温加热,便会熔为液态，这便是火克金;水能灭火，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挡住水流，就是土克水。五行物质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唯物论的普及化，这种学说的影响愈加深入而广泛。但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质疑，一则由于五行并非构成自然社会的五种必需物质，如金，属于可有可无之物；二则，以五种物质解释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亦存在一定的牵强之处，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钻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释为遇高温加热则金属变为液态;这种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关系，不符合自然规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问题，属于概念的偷换。因此，关于五行的起源与涵义，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2.源自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

“行”的甲骨文为，代表着方位，所以，有人认为，五行的原始涵义是指五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河南安阳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图及上古明堂宗庙平面多半呈字形，这种字形的构造，建造起来不仅费力，而且费时、费料。因此，有人认为取这一形状构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意义，应是早期对方位空间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张其成教授认为即东、南、西、北，逐渐地四方变成五方，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古帝武汤，正域彼四方”，即从中央看四方。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与此相关的，五时最早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长夏”，用来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对五方的崇拜。3..牲畜中以“牛”为尊

在古代，牛、羊、鸡、犬、豕(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这几种肉食，不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们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异。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郑玄注《周礼·庖人》曰：“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类称之。”“牲”的本义指祭祀用的牛，后来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们现代所用的“牺牲”一词，本来是指用于宗庙祭祀用的毛色纯净而体全的牛羊，一般纯色毛的称为“牺”，体全的称为“牲”。韩愈的一首诗中就有“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之语。现代借用这个词汇，指为某项神圣的事业舍弃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和机会吃到牛肉，而低层百姓则难以问津。因为中国是农耕国家，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力，不得随意屠杀。并且，牛的养殖、生长周期长，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国家一般都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样牛肉的价格就很高。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上就说:“牛者稼穑之资，不多屠杀。”古代祭祀活动频繁，在祭祀活动中，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作供品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动，仅仅用羊、猪作供品，称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动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场的祭祀，才会用到牛、羊、猪三牲，称为“太牢”。《庄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庖丁宰牛时，文惠君在一边观看，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思想，说明在古代，杀牛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宰杀牛这样多，我想，一国之君断无前去观看的可能。

猪的饲养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在家中圈养猪的记载，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家”字，写为“192.16rr”，这个字由上为房、下为“猪”的形状构成，代表了古人把猪养在下层，人住在上层的房屋结构，或者家家有猪的含义。“溷”字为猪圈之意，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已经出现，表明人类养猪的历史非常久远。虽然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很长，但在羊与猪之间，中国古人更偏爱羊肉，这从很多汉字构成就能看出。我们看很多与吃、食物有关的汉字，多数都与“羊”有关，如表达食物美味的“鲜、美”二字，均是由“羊”构成，说明古人以鱼、以羊为“鲜”，以羊为“甘美”；“珍馐”的“馐”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构成。除此之外，表达补养、哺养的“养”字，同样也是由“羊”字组成，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羊肉的补益之性、长养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猪肉。

这种牲畜中以“牛”为尊，以“羊”为主的文化，其实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4..甘为百味之王

由于甘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对人体补益作用最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食物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小麦、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会出现淡淡的甜味。同时，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参、桂圆、大枣、山药等。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五谷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为主体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对人体补养性强。相反，我们很难在辛味、苦味之中发现补益药。5.五脏之中尤重脾胃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人体之精、之神均由五脏所主。但在五脏之中，《黄帝内经》又尤为重视脾胃的特殊地位，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本，五脏的气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动，脾胃一病，则外而四肢，内而五脏，上而头面七窍，下而前后二阴无所不病;对于任何疾病，呵护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如外感发热性疾病，《黄帝内经〉提出“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应以清淡、少量饮食为主；对于内伤性疾病，应以观察胃气的状况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标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言“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在以脉象为主对疾病的诊断与预测上，脉象有无“胃气”是判断疾病严重与否、预后是否顺吉的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从生理机制的运转，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养生等无不体现着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医学中的延伸。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代学者对五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均无法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规范与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辩》)。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识萌芽于人类早期方位的观念。

对“中”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最早期阶段。在殷商时代，方位的观念便逐渐形成。人们对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东、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现五方的观念，即东、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领域称为“中商”。胡厚宣认为，当时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观察四方风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央的“商”有利，重视“中商”甚至导致了“中国”称谓的出现。“中”的甲骨文为“rr”，是一杆旗帜，上下有流苏。旗帜是军队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权力的象征，以旗帜的形象表示“中”，表达了“中”的主导地位。从商代就出现的“中国”一语，表达了我国古代先民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

这种重视方位中“中央”的意识出现后，便始终影响着意识领域。殷商时期的重要卜筮书《周易》中便出现了以“中”为上为顺的思想，如张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谈到：“《彖传》采用„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从爻德位次关系上解卦义。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临·彖》„说而顺，刚中而应‟。《观·彖》„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重“中”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发展。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是“中气”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进一步发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强调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生命之气产生的本位。同时，《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认为三代时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抚四方，并加以类推，认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将之推延到人体生命。《文子· 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在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哲学著作中，这种思想均有呈现。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将重“中”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认为在解决矛盾时应“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能否中庸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将“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庄子》提出养生的重要思想是“缘督以为经”。“督”是督脉，行于背部正中；“经”是经常。这一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亦有体现。中、中庸、中道均为同一含义，意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黄”为贵

自然界的色彩本来有多种，五行规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种，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同样，受五行思想的影响，黄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在《汉书·五帝本纪》中有“色上(尚)黄，用五数”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中华文明的始祖是黄帝，这一名称的由来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在五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最尊贵，因为黄为土色。其次是红色，因为火生土，红色为黄色之母，这叫母以子贵。在秦汉时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饰还没有级别差，秦始皇喜欢黑色，刘邦喜欢青色。但从隋唐开始，文武百官服饰的颜色就有明显的区分了，黄色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们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随意使用黄色的。

三品以上官员则穿紫色、红色服饰，所用的车马、家中的门扉也多涂成红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劝学》诗，说：“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作。这种观

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就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

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就是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通过乡试后几十年未取功名，比范进还不如，直到70多岁参加科考，依然一无所获，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一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说：

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级，四十年前三十三。

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当然，到了元明时期，青色也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明时期规定，凡乐工、优伶甚至卖淫者，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女人偷情说是给丈夫带“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发展来的。绿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地位总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线下跌，就称为“全线飘绿”；某人紧张、恐惧过度说是“脸都绿了”。绿色在西方国家其实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绿色和平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但绿色在中国人眼里，总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无法使用的颜色。

同样地位不高的还有白色，唐朝时为一般百姓和无功名者的服饰颜色，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语。至元明时期慢慢就成为丧事的专用色。

黑色则带有歧视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以至于现代依然有“抹黑”一说。近年来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类、黑社会、黑手党等类词汇，亦是这一含义的延伸。

我们再来看食物与人体的关系，也是与在整个传统文化中黄色地位尊贵相一致的。按照《内经》的要求，饮食应该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黄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地域中原地区，吃的食物主体的色彩是黄色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小米、土豆、红薯、南瓜、黄豆等；肉类如黄鸡、黄鱼等；同样，对人体有明显补益作用的药物，也多是黄色的，如人参、党参、桂圆、大枣、枸杞子、山药、蜂蜜、甘草等。中国古代文化对“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

《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多处出现以五计数的条目。古人习惯把事物分成五类、五个等级、五个方面等。如《尚书·皋陶谟》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尧典》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尚书·吕刑》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均为肉刑)其他方面还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伦有“五常”、“五福”,人体有“五脏”、“五官”,诗有 “五言”,粮食有“五谷”,药有“五毒”，音乐有“五音”等等。在这些“一分为五”的事物中,为首的“五行”显然是纲,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黄帝内经》以五行理论规范自然界事物与人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属性相近以及存在联系的法则，归纳为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之间，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则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贯通的整体系统。可以说，五行理论是组成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本构架。人体内外相应系统结构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东南中西北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人体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窍：目舌口鼻耳 五体：筋脉肉皮骨 五声：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忧恐 病变：握嚘哕咳栗

五行之中“土”为主导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观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据主导位置。战国时期的著作《管子·四时》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对》则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认为“土”不仅像阳热之火一样在万物的生化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宽缓、温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畴，如“忠、孝、仁、义”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归属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现出来。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单纯、对自然界缺乏足够认识的人类早期，变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星象的变化，大地出现的季节、气候、农作物的生长，亦进而使人们对天象、星象产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术”一直占据着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五行” 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五星的运行，是人们对天空中呈现的不断变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观测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体中是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称作五行。当时的劳动人民根据天象来定季节、律历，总结探讨四季时令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生活和生产实践服务。

4.源自手指的计数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五行之“五”与人身的手足之数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对人体的观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 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这个说法符合汉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提出，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认为气候的变动，伴随着规律的发生。高思华教授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范围内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长于其他三季。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发现春季气候温暖，且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季气候炎热，且夏热之时万物长大繁茂；长夏气候潮湿，且万物多在雨湿之时变化结实；秋季气候干燥，万物收敛凋零；冬季气候寒冷，万物闭藏。根据这一特点，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取象比类，以木的升发的特性来代言春天温暖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的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的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季湿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而变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的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凉燥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流于何处必然会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由此可见，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正如《尚书·洪范》所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五行中的木，表达的是春季的气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气候特征，土是长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气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时五季气候的自然转换，如春温变生夏热，夏热生长夏湿，长夏之湿生秋凉，秋凉变生冬寒，冬寒变生春温。而五行的相克，则是异常的气候相互制约:木克土，是风气对长夏之湿的制约；土克水，是湿对冬寒的制约；水克火，是寒冷对夏热的制约；火克金，是热气对秋凉的制约；金克木，则是燥气对风气的制约。五时气候通过相生，完成气候的自然转化，通过相克，完成气候的制约。

贺娟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目特邀专家。从事《黄帝内经》研究2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作10余部。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