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作业,我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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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我错了吗
作者:蔡阳宗
来源:《甘肃教育》2013年第06期
寒假还未结束,**作业的广告帖已经铺天盖地地涌现在一些论坛和网页上。**者除了单兵作战者之外,还以“组团”形式出现,这一现象引人注目。
从性质而言,**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很难从现有的法律法规上找到约束的条款。然市场经济并不代表没有底线。**对学生成长、对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抵制的理由。悲哀的是,对**作业的抵制非但没有发生,相反**行业却是越来越火。
不可否认,**作业的火爆与其市场需求巨大有着直接关系,但社会公德和媒体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教育不仅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越是法律还没有触及到的地方,社会道德越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监督越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声音。放任就等于变相鼓励,而这种默许和纵容致使的“火爆”背后付出惨痛代价的的是我们的教育以及孩子的未来。
其实,**作业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对作业负担过大,产生的一种变相抵制行为;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有形讥讽;同时也是一种对片面追求成绩的教育理念的有声抗议和公开批判;更是当代中国学生,敢于对假期作业说“不”的意识和勇气的体现!
虽然长期以来,教育部门一直高喊要为学生减负减压,也为此大费周折,可总是收不到明显的成效。原因很简单,在唯成绩论的年代,不要说以升学为命脉的学校无法践行减负减压,就是家长和学生们也难以释怀,因此,减负减压终归只是口号。学校教育的极端走向和偏差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作业的悄然走红中展现得一览无余。
所以,当佛已无能为力,就让魔普渡众生。想要强迫教育改革,我们就算错又何妨?只是可叹诚实、诚信、坦荡、磊落的人格,在**作业的走俏中黯然失色。可悲中国的孩子和年轻人,一个是牺牲诚信才能轻轻松松地过个寒假;一个是昧着良心才能挣点儿钱花,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
期盼这一现象能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和重视,别让老师和学校孤军奋战,别让网上**作业走得太远,别让没有底线的交易有滋生的温床。同时也期望教育部门引以为戒,深度思考,将教育的基础和重点回归到人文素质上来。
第二篇:老师,我错了吗?(孔小)
我说我的生活故事
老师,我错了吗?
诸城市龙都街道孔戈庄小学
李 萍
我说我的生活故事
老师,我错了吗?
【故事背景】学期伊始,为了规范全校学生的行为,营造一个和谐文明融洽的校园学习环境,学校在学习、纪律、卫生、两操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值日考勤制度,每天由值勤教师带领值日学生大课间时进行两次检查,一周一次总评,评选出优胜班级进行表扬,并且发放流动锦旗。
【我的故事】我班也相继建立了严格的班规生约,班级内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奋发有为的态度迎接挑战,维护班级荣誉成为每个同学的责任。可是一连两周,我班的日常行为规范检查都不理想,更不用说评优了。为此,我为全班同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他班做到了的,我班要做到好,其他班做到好的,我班要更好。每一项常规都安排专门的班干部负责监督,发现违纪犯规学生严厉批评,在班内也会受到同学们的谴责。
在此的第二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下午我早早来到了学校,想关注一下学生常规真实情况。我刚进教室,值勤老师领着一个执日的学生来找我,说我班的徐放威胁过值日学生,若敢给我班扣分,放学后在路上找他算帐。我对那位执勤老师说,下课我会找他的,看他如何说,这事我一定会解决的。下课后,我把徐放叫到办公室,他不承认自己做错了。我说没有错人家怎么会找你?难道我们班的锦旗靠你这样去争取吗?若是这样既使争取到了锦旗,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班的形象就彻底毁了。道
理给他讲了一大堆,但他还是据不承认,我只好让他回去反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写一份说明书给我,他怏怏不乐的回到了坐位上。大课间时,一份说明书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本以为他会拒绝写的,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送过来了。我看后禁不住“啊”了一声,我怎么可能想到呢?
他在说明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起因,原来这个值日的同学和徐放在低年级时有过节结过怨,每次检查我班时,都会故意多扣分,他说这是我班连续两周评比都落后的重要原因。就在今天中午,徐放在车棚放车子时,无意中发现这次又给我班多扣了分,他感到这个同学素质低,公报私仇,就气愤就对那个同学说:若是再因为个人恩怨而牵及班级利益的话就不要怪他不客气。末尾的那句还圈上了圈:“老师,我这样做,难道错了吗?
大人之间常会有化解不了的恩怨,孩子之间的事情却也不单纯啊!难道能说他错了吗?此时我觉得既不能肯定他又不能否定他。若是肯定他一定会有更恶劣的事情发生;若是否定他又会觉得对他不公平,也会让他觉得班主任老师都不为班级着想,只会批评本班学生。最后我就先肯定了他为班级荣誉着想的动机是好的,值日的同学若是不按要求乱扣分,的确是不对的,既然是他的不对,我们应该找到更合理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当不对的事情来临时,我们一定要冷静,面对事情的态度过于激烈不够冷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更会激化你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结果会更糟糕的。
放学后,我和他一起找到了值勤老师,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执勤教
师也表示一定会查清事情的真相,还我们班一个公道。我用行动告诉了他正确的做法,从而在不伤他自尊的情况下学会了如何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故事感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成长中的孩子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我们教师适当的引导,错误总是会被纠正的,在改正的过程中学生会完善自己的心智,学会为人处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篇:六1戚茹萍 妈妈,我错了吗?
妈妈,我错了吗?
火烧寨中心小学六年级(1)班戚茹萍指导老师:苟大雄
在家里,老妈总是一手遮天。有一次,我的数学考了99分,原本以为从那以后就会拥有平等的待遇了,但事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尽管我的成绩还是前六名,可老妈对我越来越严,说什么:“才考了99分,就那么争强好胜!”我真想不通,难道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才是好孩子吗?还不停地说什么:“大喊大叫不像女生。”难道这也是做女孩子的错误吗?于是在我每天看电视、玩耍时,妈妈总是对我大吼大叫,让我做这,让我做那。为什么我做女孩那么失败呢?虽然我有时想痛痛快快跟老妈大骂一场,但我知道,老妈可不是好惹的!
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疯玩”,我对他们大吼大叫,却不知老妈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我还没反应过来,老妈就揪了个耳朵,一直揪到家。我的妈呀,这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吗?委屈的泪水涌出了眼眶,我向妈妈叫道:“我恨你!”我知道这三个字对她来说有点残忍,但我的确忍无可忍了,我就跑了出来,一直到晚上,妈妈也没来找我,我只好在同学家睡了一晚。
第二天,爸爸来把我接回家,回去之后,妈妈也没向我道歉。而且又到了原来的老样子。
我心里不断的问自己:“妈妈,我真的有那么多错吗?”
第四篇:丰田生产方式错了吗? - 天津财经大学范文
丰田生产方式错了吗?
王缨
发布时间:2010-05-19
尽管3月1日丰田章男的北京记者见面会在傍晚六点举行,但JW万豪酒店地下一层会议大厅的走廊里,还是从上午10点就有媒体在此守候。
尽管通知是在周日发出的,受邀媒体200多家,但是第二天足有超过400家媒体的近千名记者涌向了这里。
这场新闻发布会受到了来自全球媒体的关注!而在他们的背后,不仅有着一个庞大的消费者群体,还有全球制造业的无数追随者。
现场提问的“秩序井然”让人惊叹。发言者往往是从坐席里站起来,而周围那些一再高高举起的手臂却不见机会。国内记者对此心照不宣,主办方要控制这么大的场面也情有可原。毕竟,丰田章男“怎么回答问题”,更值得关注。
事业重心偏离了原点
丰田章男不再像在美国听证会上那般紧张,主旨依然是强调三个方面:
首先,这次召回问题的背景,是与这些年丰田的增长速度过快,而员工和组织结构的成长跟不上有关;其次,丰田要回归到“顾客第一”的原点,确保汽车的“安全”性能和“质量”体系,这是最重要的;第三,丰田已经确定具体改善措施:1.成立由社长直接管辖的“全球质量特别委员会”;2.强化真正与改善产品质量相挂钩、能够对顾客的车辆进行实地技术调查的体制;3.在各地成立类似本部“顾客第一培训中心”的培训机构,培养站在顾客角度进行质量保证活动的人才。
这些内容很容易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公关语言而忽略过去,远不如观察丰田章男的现场情绪更有“新闻”。但是业内的眼光大不一样。丰田管理咨询专家胡光书说:“丰田章男是从非常专业的角度做出了解答。” 随后,一汽丰田特向《中外管理》致函说明:“由于丰田生产方式被视为全球制造业的典范,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丰田内部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情绪,事业重心一度朝着收益为主的方向发展。对此,丰田已经做出深刻反省。”
我们今天再来探讨丰田生产方式,这些便是最基本的依据。
“原点”是立命之本
丰田“召回门”事件显然不能与国内“三聚氰胺”事件相提并论,但是丰田确实出现了质量问题,而且问题的积压已经由来已久了。
很多观点批评丰田这次“危机公关”做得不好,但是质量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靠“公关”来敷衍,更何况解决。质量有问题,就不要只想着“打点”别人,而要从自身去反思。
丰田章男说:“丰田一直以来都遵循几项重要原则,首先是安全性,其次是质量,再次是产量。但近年这些重要原则的优先顺序变得混乱,使得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停下来去思考和做出改进;我们听取客户意见来生产更好产品的基本立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动摇。”
七十多年前在丰田开创之初,由丰田佐吉和丰田喜一郎父子确立下来的《丰田纲领》,明确了丰田最根本的使命是“产业报国”、“奉献于人与社会”。这是丰田的立命之本。“数十年后丰田章男所要回归的‘原点’,应该就在这里。”胡光书指出。
质量的一个“轮回”
日本产品制造经营研究所IMAGI-NE所长日野三十四,在他的《丰田DNA》一书中,更是援引了丰田佐吉和丰田喜一郎当年的语录来解读《丰田纲领》。
丰田佐吉:“致力于研究与创造,掌握潮流之前端”、“若无实行完全之营业性试验,则不可能将其真价问世”。
丰田喜一郎:“调查研究顾客的需求,将其反映于产品上”、“不只是产品,要通过生产系统的监督来改良产品”。日野三十四指出:佐吉的名言更多地是在精神层面(本刊注:佐吉时代的丰田主业是生产纺织机,生产汽车是始于其子喜一郎),喜一郎的名言则是具体的方法论。尤其“要通过生产系统的监督来改良产品”,是至今普遍有效的企业之本。
可以说,喜一郎很早就洞悉以“流程管理”甚至“供应链管理”的大局思想来实现高质量,直到1987年诞生的ISO9000系列,还是与他的思想如出一辙。日野认为:丰田佐吉的精神论与丰田喜一郎的方法论相互融合,创造了现代丰田的质量观与丰田精神。
《丰田纲领》是丰田生产方式的源头。从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到大野耐
一、丰田英二,尤其战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一套指导产业实践的概念和方法的体系——丰田生产方式。1980年代再经过美国学者长达五年的考察研究,丰田生产方式便以“精益生产”在世界制造业传播。
近年美国著名记者戴维?马吉再度走访丰田后写道:从一开始,丰田就是一个学习型企业。他们研究了福特等竞争对手的运营情况,努力仿效他们最佳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同时在前进的每一步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进。丰田才有了“一系列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准则和方法”。
但是,在“世界第一”的诱惑面前,丰田安身立命的传统被动摇了。
“速度”背后的实力
对于这起召回事件的真因,丰田章男一再指出:“对发展速度的过快追求,令我们无法培养和发展自己的人员与组织架构。”
这又是一个管理命题:在环境多变的今天,企业发展是求快,还是继续求实?
丰田章男并没有抹杀“丰田速度”。症结在于“我们无法培养和发展自己的人员与组织架构”。换句话说,如果人才的成长与组织架构的匹配能够与发展速度保持某种平衡,速度,对企业就不是一件坏事。丰田生产方式,曾成就了日本制造业的辉煌。但从1980年代的高峰滑入1990年代的深谷,日本经济一直在寻找提振士气的出路,这时丰田的快速扩张与高速增长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拉开。
从奥田硕、张富士夫,到渡边捷昭,从CCC21(Construction of Cost Competitiveness 21st Century)成本竞争力计划,到VI(Value Innomation)价值创新计划,从挤压美国市场到进入中国后来居上,十几年来丰田一路加足马力,而这正是凭借丰田生产方式数十年的管理经验和实践积累,丰田才区别于任何企业而登上了“全球第一”的宝座。
“抢占第一,并不意味着就错了。”胡光书说。
鸠山首相上台后,征询了很多的改革议案。日本有的议员就曾提出,日本的超级计算机为什么要保持世界第一?第二行不行?这样,成本会比保持世界第一大大降低。但讨论的结果是:我们不是必须保持第一,而是真正需要这个第一。
因为第一能带来极大的无形效益:你所获得的信息是最全面的,你所获得的市场号召力、品牌认可度也将是最大的,优秀人才、资金、采购、销售、合作,也都会向你聚拢过来,使你的发展环境达到最佳状况。当然,要保持第一,尤其在全球化环境里,你将要比同行付出不知多少倍的艰辛和努力。
因此,丰田出现问题甚至大问题,并不奇怪。但这,不是丰田生产方式的错。
还得靠“人”站起来
这次召回事件,从产品本身看,问题出在设计环节;从生产过程看,问题出在零部件通用化。但这绝不是更换几个小配件那么简单的。
由数万个零件所组合、数千人共同作业而制作出来的汽车,其中只要有一个人的技术、技能不纯熟的话,汽车的质量、信赖度就将取决于这个人。这才有丰田生产方式中相信“人”的改善能力和重视协力一致的整体能力。同时,汽车又是合作厂商共同研究的成果。早在丰田喜一郎时代就提出了“大局思考”。即:为了使汽车的质量稳定,就有必要使所有供应厂商的质量也能稳定。不能因为丰田的工作量增加,就无限量地增加供应厂商;或因为价格诱惑就随意变更合作厂商——必须维持一定的稳定性交易关系,强化共荣共存的基础。
但全球化大潮下,即便丰田也还没有做好。
如今,丰田章男宣布了公司的改善措施:成立“全球质量特别委员会”、强化实地技术调查体制、全面推进“就地”培养人才。这几项措施实际、具体,是对滋生官僚主义,远离了“现场力”的组织架构和人才机制强行实施手术。一旦手术成功,丰田将具有新一轮的竞争力。
“成本”仍是竞争力
精细化、持续改善、降低成本,它们是丰田生产方式的精髓。
但是,丰田这十几年里的高速发展,一再将成本削减的幅度拉到30%,已经频频遭受指责。
在一次采访丰田在中国某合资企业的高层时,他也玩笑似地说:我们知道坊间对日本车的评价。事故发生后,从车里走出来的,那是德国车;从车里爬出来的,那是美国车;从车里抬出来的,那是日本车。
CCC21的执行让丰田汽车在2006年的净利润额达到了其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大约为170亿美元。但2006年丰田仅在日本本土市场宣布召回的车型累积在110万辆,这项数据已是它2002年全球召回总数48.5万辆的两倍之多。
而这次最大规模的召回车型几近10款,它们也是疯杀成本下的产物。
当年CCC21计划面对中国市场时提出的是:尽可能在不牺牲质量的情况下向中国价格靠拢。渡边捷昭也不断强调:“我们必须关注两个方面,其一是提高质量,其二是降低成本”、“我们的产品必须是全世界最好的、推出新产品的速度必须是最快的、生产成本必须是最低的”、“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丰田的扩张”。
应该说,丰田生产方式中“降低成本,杜绝浪费”的宗旨是符合制造业规律的。
但是,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要用更先进的设备给顾客提供更安全、更环保、更方便、更舒适、更个性化的体验,这就意味着汽车这个产品本身越来越复杂。而企业又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下保持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能够以新的技术与新的生产方式,来实现成本的持续下降。如今,平台开发、模块化构件组合与装配、零部件通用化,以及设计与生产过程通过网络协调来使众多企业共同完成,这些都是在付出努力,追求进步。“像零部件通用化,这是必然趋势。除了降低成本,它也是今天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胡光书说。
显然,“质量最好,交货期最短,成本最低”。这是丰田给自己的严格目标。可是,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生了汽车召回事件后,丰田章男虽然把成本的排序推到了安全、质量、产量之后,但挤压成本已经是丰田公司擅长的标志性做法。在这里,丰田具体会做出怎样的反思和调整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与天津华燊发展公司董事会主席沈家燊先生交流时,他谈了两点看法:第一,无论如何,丰田章男站出来向全世界道歉,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第二,再大的跨国公司也会犯错误。
《中外管理》2010年第4期
第五篇:孩子画错了吗教学反思[定稿]
幼儿很投入地绘画时,其绘画作品作为心理意象和表现力的结合产物,往往是其潜意识的流露,投射出幼儿的真实内心。透过幼儿的绘画作品,我们本可以充分了解幼儿的心理,但我们的传统美术活动却常常“重教授轻解读”。就在三八妇女节前,我们班组织了主题为“我的妈妈”的绘画活动,因为所有作品都要上墙,向家长展示,所以有两幅“不符合要求”的作品让我们格外为难。
小蕾的作品出乎意料地简单。记得小蕾在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不停地皱眉。可她的绘画能力并不差,平时画人物时,也知道面部器官的画法。当老师一再要求她画完时,她很不情愿地只画了妈妈的两只眼睛和脸,就不再画别的了。当其他小朋友都把妈妈的脸涂成米白色,而背景用别的颜色以烘托人物时,小蕾却坚持背景和妈妈的脸用同一种颜色。当时,我也想不通,平时特别乖的小蕾为什么这次如此执拗。
当和其他教师分析幼儿作品时,我忽然意识到小蕾的用意。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小蕾从小被寄养在大娘家,由奶奶照顾。父母因为小蕾是女孩,感情长期不合。小蕾缺乏正常的家庭体验,与妈妈的距离疏远,对妈妈的感情远比其他孩子复杂,想爱又没有机会爱,想恨又不能恨。
所以,在画画时,小蕾看似粗心地只画了一些线条和简单涂色。可以想像,当她听到老师布置画妈妈时,她多想逃避,多想草草结束这次绘画作业。在她心中,妈妈的形象已经模糊。也许,当其他小朋友把画妈妈当做一件无比幸福而快乐的事情时,小蕾却承受着尴尬和痛苦。
可是,相比小蕾画得“简单”的妈妈,润泽的作品更让我们为难。别人画的都是妈妈,他却毫不犹豫地画上了自己的爸爸,即便老师一再提示,他仍然坚持。为了主题的统一,配班老师硬是在他的作品上添画上长长的头发,让这个爸爸看起来像“妈妈”,不至于显得突兀。事后讨论时,老师反省到了自己行为的不恰当,后悔不已,但对于如何解决润泽给我们出的难题却一筹莫展。
不过,有了分析小蕾作品的经验,我们也试着考虑小泽的家庭情况。从平时的观察看,小泽每天都是爸爸接送,看起来爸爸照顾孩子更多一些,对孩子也更了解。详细了解后,我们才知道小泽妈妈由于生理原因提前进入更年期,常常脾气暴躁,动辄对孩子拳打脚踢,且平时工作很忙,很少照顾小泽。在小泽眼里,家里最亲近的不是妈妈,而是爸爸,对妈妈,小泽甚至带着讨厌的情绪。幼儿的美术作品中,常常会毫不犹豫地画上第一重要他人――最爱自己、也是自己看来最重要的人。在作品中,将自己厌恶的“妈妈”抛弃,这是小泽的一种“报复”。小泽画爸爸,充分说明了他与妈妈存在矛盾。
“画妈妈”这样的主题绘画在我们的教学设计中很寻常。表面上看,这两幅让老师为难的作品,违背了老师的初衷,脱离了预设的活动目标和要求,是这两个孩子没有按照成人的要求画出成人想要的妈妈作品。但成人的要求一定就合理吗?难道是孩子们画错了吗?
其实,我们设计《画妈妈》主题绘画活动的目标是引导孩子关爱抚养自己的女性家人,通常孩子的主要抚养人都是女性,但我们忽视了孩子所处家庭的差异性,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抚养情况越来越复杂。在组织《画妈妈》这一主题时,我们缺少对幼儿家庭背景的提前调查,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家长工作还很不到位,对班上孩子的家庭情况缺乏细致了解。用成人想当然的“预设目标”去要求孩子,这才是出现两幅“画错了”的幼儿作品的根本原因。
而孩子的“画错”行为,不是有意挑战教师权威,而是试图保护自己的内心。孩子是不会撒谎的,他们不愿用美丽的颜料画出自己不喜爱的事物。而我们却一味要求他们听老师的,画出老师想要的作品,只想着呈现统一的主题、风格,却忽视这些“强制要求”本身对幼儿的心理伤害。不是孩子错了,是老师错了。
基于这样的反思,在第一次“画妈妈”活动后,我们与两位孩子的家长进行了全面沟通,特别是向小泽的爸爸反馈了孩子偏要画爸爸、坚持不想画妈妈的情况,希望他妈妈能够在生活中多关注、关爱孩子一些。
与第一个主题“我的妈妈”不同,第二次我们选择了相对开放的“我的一家”。幼儿在把握这一主题的时候,选择的余地比较大。每个幼儿都可以在自己的美术作品中,呈现出喜爱的家庭成员,尽情宣泄。没想到,这次小泽坚持要画自己的妈妈。我们也不知晓,究竟是这段时间小泽妈妈意识到了,开始真正走进孩子内心,还是用了强制性的手段警告他以后要画妈妈。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泽在第二幅画中画了撅着大嘴生气的妈妈和笑脸相迎的小泽,在妈妈和他的中间还有一朵大大的红花和数字1(胡润泽平时对写数字很感兴趣)。幼儿往往对印象深刻的细节,进行夸大表现,那么妈妈撅着生气的大嘴,是不是反映出妈妈对他过于严厉、甚至看起来有点“凶狠”的态度?幼儿常常会在两个相隔较远的人物之间加上一些装饰物,大花和数字1是不是反映出他与妈妈的心理距离、对妈妈的疏远感?然而,小泽仍然把自己画成笑脸对着妈妈,是不是可以看出,他内心既想亲
幼儿很投入地绘画时,其绘画作品作为心理意象和表现力的结合产物,往往是其潜意识的流露,投射出幼儿的真实内心。透过幼儿的绘画作品,我们本可以充分了解幼儿的心理,但我们的传统美术活动却常常“重教授轻解读”。就在三八妇女节前,我们班组织了主题为“我的妈妈”的绘画活动,因为所有作品都要上墙,向家长展示,所以有两幅“不符合要求”的作品让我们格外为难。
小蕾的作品出乎意料地简单。记得小蕾在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不停地皱眉。可她的绘画能力并不差,平时画人物时,也知道面部器官的画法。当老师一再要求她画完时,她很不情愿地只画了妈妈的两只眼睛和脸,就不再画别的了。当其他小朋友都把妈妈的脸涂成米白色,而背景用别的颜色以烘托人物时,小蕾却坚持背景和妈妈的脸用同一种颜色。当时,我也想不通,平时特别乖的小蕾为什么这次如此执拗。
当和其他教师分析幼儿作品时,我忽然意识到小蕾的用意。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小蕾从小被寄养在大娘家,由奶奶照顾。父母因为小蕾是女孩,感情长期不合。小蕾缺乏正常的家庭体验,与妈妈的距离疏远,对妈妈的感情远比其他孩子复杂,想爱又没有机会爱,想恨又不能恨。
所以,在画画时,小蕾看似粗心地只画了一些线条和简单涂色。可以想像,当她听到老师布置画妈妈时,她多想逃避,多想草草结束这次绘画作业。在她心中,妈妈的形象已经模糊。也许,当其他小朋友把画妈妈当做一件无比幸福而快乐的事情时,小蕾却承受着尴尬和痛苦。
可是,相比小蕾画得“简单”的妈妈,润泽的作品更让我们为难。别人画的都是妈妈,他却毫不犹豫地画上了自己的爸爸,即便老师一再提示,他仍然坚持。为了主题的统一,配班老师硬是在他的作品上添画上长长的头发,让这个爸爸看起来像“妈妈”,不至于显得突兀。事后讨论时,老师反省到了自己行为的不恰当,后悔不已,但对于如何解决润泽给我们出的难题却一筹莫展。
不过,有了分析小蕾作品的经验,我们也试着考虑小泽的家庭情况。从平时的观察看,小泽每天都是爸爸接送,看起来爸爸照顾孩子更多一些,对孩子也更了解。详细了解后,我们才知道小泽妈妈由于生理原因提前进入更年期,常常脾气暴躁,动辄对孩子拳打脚踢,且平时工作很忙,很少照顾小泽。在小泽眼里,家里最亲近的不是妈妈,而是爸爸,对妈妈,小泽甚至带着讨厌的情绪。幼儿的美术作品中,常常会毫不犹豫地画上第一重要他人――最爱自己、也是自己看来最重要的人。在作品中,将自己厌恶的“妈妈”抛弃,这是小泽的一种“报复”。小泽画爸爸,充分说明了他与妈妈存在矛盾。
“画妈妈”这样的主题绘画在我们的教学设计中很寻常。表面上看,这两幅让老师为难的作品,违背了老师的初衷,脱离了预设的活动目标和要求,是这两个孩子没有按照成人的要求画出成人想要的妈妈作品。但成人的要求一定就合理吗?难道是孩子们画错了吗?
其实,我们设计《画妈妈》主题绘画活动的目标是引导孩子关爱抚养自己的女性家人,通常孩子的主要抚养人都是女性,但我们忽视了孩子所处家庭的差异性,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抚养情况越来越复杂。在组织《画妈妈》这一主题时,我们缺少对幼儿家庭背景的提前调查,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家长工作还很不到位,对班上孩子的家庭情况缺乏细致了解。用成人想当然的“预设目标”去要求孩子,这才是出现两幅“画错了”的幼儿作品的根本原因。
而孩子的“画错”行为,不是有意挑战教师权威,而是试图保护自己的内心。孩子是不会撒谎的,他们不愿用美丽的颜料画出自己不喜爱的事物。而我们却一味要求他们听老师的,画出老师想要的作品,只想着呈现统一的主题、风格,却忽视这些“强制要求”本身对幼儿的心理伤害。不是孩子错了,是老师错了。
基于这样的反思,在第一次“画妈妈”活动后,我们与两位孩子的家长进行了全面沟通,特别是向小泽的爸爸反馈了孩子偏要画爸爸、坚持不想画妈妈的情况,希望他妈妈能够在生活中多关注、关爱孩子一些。
与第一个主题“我的妈妈”不同,第二次我们选择了相对开放的“我的一家”。幼儿在把握这一主题的时候,选择的余地比较大。每个幼儿都可以在自己的美术作品中,呈现出喜爱的家庭成员,尽情宣泄。没想到,这次小泽坚持要画自己的妈妈。我们也不知晓,究竟是这段时间小泽妈妈意识到了,开始真正走进孩子内心,还是用了强制性的手段警告他以后要画妈妈。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泽在第二幅画中画了撅着大嘴生气的妈妈和笑脸相迎的小泽,在妈妈和他的中间还有一朵大大的红花和数字1(胡润泽平时对写数字很感兴趣)。幼儿往往对印象深刻的细节,进行夸大表现,那么妈妈撅着生气的大嘴,是不是反映出妈妈对他过于严厉、甚至看起来有点“凶狠”的态度?幼儿常常会在两个相隔较远的人物之间加上一些装饰物,大花和数字1是不是反映出他与妈妈的心理距离、对妈妈的疏远感?然而,小泽仍然把自己画成笑脸对着妈妈,是不是可以看出,他内心既想亲
近妈妈、却又害怕妈妈的矛盾心理?看来,关于对小泽的后续观察、干预、家园共育工作还有很多要做。
看着孩子们的第二批作品,回头想来,三八妇女节原本是所有女性的节日。我们如果想让幼儿通过绘画表现心目中喜爱的女性,不一定要限定在“我的妈妈”上。每个幼儿都有选择画他喜爱的任何女性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把主题适当拓展,要求幼儿画家庭里的女性成员就可以,题目也可用半开放式“我的××”,这样不就能有效避免类似小蕾和小泽给我们出的“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