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引领人类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果的消费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额的增长中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日益增多并日趋复杂。如何科学认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准确界定侵权责任成为立法和司法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基础上，对于知识产权侵犯行为认定和责任确定的制度设计这一适用问题的研究其为重要。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制度设计

一、制度设计的前提：关于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若干问题的澄清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阐述一下有关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几个问题，作为本文研究的前提。

1．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互为依存，确定侵权责任的前提是侵权行为的成立，认定侵权行为的目的是追究侵权责任。因此，只要侵权行为得到认定，侵权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得不到认定，即行为人的行为被认定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无须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人，其行为也不是侵权行为；只要承担了侵权责任，行为人的行为必是侵权行为。认清此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文章和法律文书中存在显而易见的错误判断和表达。如，“有的时候侵权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再如，在原告英特莱格公司诉告可高玩具有限公司、北京市复兴商业城侵犯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一案中，法官在判决书的法院认为部分中认定被告北京复兴商业城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判决主文中判令被告北京复兴商业城停止销售被告可高玩具有限公司生产的、含有侵犯原告著作权的积木块的系列玩具产品，这实际上是要求北京复兴商业城承担侵权责任。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归责原则的适用指向的是同一种活动，即，对某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的认定过程同时也必然是归责原则的适用过程，而归责原则适用的结果——该行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也必然得出该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因此，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是否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需要注意的是，归责原则一词中的“责”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侵权责任，它并不表示某种具体的侵权责任方式甚至是所有的责任方式。也就是说，侵权行为必然引发侵权责任，但有的侵权行为可能不会引发某种侵权责任方式。

2．侵权责任方式的构成要件不同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侵权责任方式的构成要件不同。我国《民法通则》列举了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谦、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方式。对每一种具体的侵权责任方式来说，其构成要件是不同的。侵权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侵害的权利种类、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及是否造成损害后果都会影响到侵权责任方式的确定。如，对已经停止的侵权行为的起诉，判决停止侵权就属于多余，有违法律适用的科学和精确。再如，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无须要求侵权人具有主观过错；而判令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要求侵权人有主观过错。正是由于未认清上述问题，有人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等同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等同于侵权行为的认定。

3．侵权行为侵害的权利种类和性质不同，决定了具体侵权责任方式的实现方法不一样。如，出版社发行盗版书，权利人诉请停止侵权，法院应当在判决出版社停止发行的同时，还必须要求出版社收回并销毁给书店的盗版书，否则就不能实现侵权行为的真正停止。这是

由于知识产权载体的可复制性和在最终消费者之前的流转的多环节性决定的。而对于物权侵权人，停止侵权的要求就比较简单。

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划分

在我国修改后的三大《知识产权法》中，除《著作权法》根据侵权行为是否承担公当责任对侵权行为作了分类外，《专利法》和《商标法》都没有对侵权行为作出分类。我国有些学者借鉴他国理论和立法例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划分标准，没有提示二者的实际内涵和本质区别。

我认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分类有其合理性，根据学者关于这两类侵权行为的列举和学者所认为的他国立法例关于这两类侵权行为的内容，应从法律所赋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内容和侵权人的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象相结合来界定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所谓直接侵权是指无违法阴却事由未经知识产权权利人授权行使法律明文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专有权利的行为，该行为直接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与此相应，所谓间接侵权是指，行为虽然没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但该行为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使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

根据上述定义，对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所作的划分不同于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发行明知是侵权复制物的行为，即直接侵权行为的继续，属于间接侵权。根据该观点，在我国不知作品系抄袭的出版社对该作品的出版、发行行为和书店对该作品的销售行为构成间接侵权。上述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因为从行为的内容独立地进行判断可以看出，其侵犯了版权人依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六项所享有的发行权。实际上，国外专利法领域关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划分标准备与笔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之所以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划分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是因为二者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同，适用不同的侵权归责原则。对于无违法阻却事由未经权利人授权行使了权利人的专有权的行为人来说，其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行为，无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即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对于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的行为人来说，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并承担侵权责任，还需要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即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现原则。

三、从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角度出发的制度设计：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的无过错归责和间接侵权行为的过错归责

（一）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的无过错归责

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从对外的客观表现看，是行为人无违法阻却事由行使了法律明确赋予权利人专有权的行为；从内部关系看，行为人未经权利人授权就从事了该行为。权利人的专有权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是否存在行使专有权的行为也是容易判断的；而由于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所有人的主定相对于作为有形物的知识产权载体的所有人的认定存在较多困难，加上知识产权载体流转的多环节，对是否得到知识产权人的授权的判断虽然可以实现，却成本高昂，仔细分析，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不要求行为人有主观过错的法理原因在于：

1． 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形式的特殊性

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它属于民法的新领域，与传统民法领域所保护的别一对世权——物权具有根本区别：前者的保护客体是无形财产，肯有无形性和可复制性；后者的保护客体是有形财产，具有有形性和可特定性。知识产权保护客本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一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体现

为对法律赋予权利人的专有权的侵犯，与知识产权的载体无关。而对于物权的侵犯则往往直接作用于客体物本身，与客体物直接、紧密相联，因此，知识产权权利人不能像物权所有人一样通过占有来保护其知识产权。二是对知识产权及其侵权行为的判断相对于对物权及其侵权行为的判断要困难的多。对他人来说，面对一含有智力成果在内的产品，通过物权的公示能够相对容易地判断出该产品作为物的所有人，进而与之进行物权交易；但对该产品所含有的智力成果是否受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谁是真正的权利主体的判断并不那么容易，加上知识产权本身及其许多可和转让的内涵丰富，更增加了判断难度。因此，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中，无过错而闯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有权范围行为人不在少数，因难以判断传播链条中上一环节的有意侵权而继续侵权的下一环节的行为人更是多见。这些行为显然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如果仅仅因为行为人无过错就对其网开一面，势必挫伤知识产权利人进行智力创作和积极性，而且也容易为恶意侵权人利用以作为免责的合法理由。

2.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多发性和损害后果的严重性 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作为智力成果，尤其是其中的优秀智力创作成果，饱含了创作者的心血与汗水，物化载体的价值与其价值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正是由于创作者的精心投入，其智力成果受到了社会和消费者的欢迎，物化于有形载体中的无形产品成为畅销品，其辛勤劳动得到了社会的回报和认可。而在这背后所蕴涵的巨大利益空间，也为众多人所觊觎从而积极进行相关商业性经营活动，总之，经营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尤其是在未经授权不支付费用的情况下，要比经营一般商品获利多得多。这就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多发性。而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特殊性还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后果的严重性。

为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根据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采取不同于侵犯物权等一般民事权利行为的归责原则。只要行为人无违法阻却事由未经授权行使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有权，从事了只有权利人或经其允许才能从事的行为，权利人无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就有权请求司法机关判令行为人承担停止侵权的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对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

（二）对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两点原因的分析

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主张受到了有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侵害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仍应当是过错责任原则。其论据主要有二：（1）适用无过错责任应有法律的明文规定；（2）TRUPs协议第45条确定的侵权归责原则仍然是过错责任原则。笔者认为上述二点无法支持其主张。

1.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体例的不当致使我国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没有明确规定，这是我国很多学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因。对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在我国知识产权特别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与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无过错责任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的要求不相符合。但不能因此说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不合法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我国民法侵权行为法设计不当才是真正应解决的问题。

2.对TRIPs协议第45条错误理解，是我国有些学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另一原因。TRIPs协议第45条的标题为损害赔偿，该条分为两款，第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已从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第2款规定：“司法当局还有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已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三）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的过错归责

间接侵权行为没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但由于行为人应作为而不作为或行为人的作为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一般认为，间接侵权行为包括辅助侵权和替代侵权。单独从间接侵权行为的外观看，看不出其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有直接联系。间接侵权行为人是侵权行为的直接行为人与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与直接侵权行为人相比，其行为离侵权为更远，是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或促使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让间接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就应高于直接侵权人，不应该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而应当适用过错归责原则。这是由间接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决定的。因为间接侵权行为并没有直接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如果行为人不具有主观过错，就很难认定间接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某种关系。中外立法和理论界对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是无争议的。

在我国，实践中有不少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案例，理论上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探讨也较多，但关于版权和商标间接侵权的研究则不多见。为入世而修改后的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对间接侵权行为仍然未作规定，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仅在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的两种间接侵犯版权行为，修改后的《商标法实施条例》仍然只有第五十条保留了关于“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等便利的”间接侵犯商标权行为的规定。可见，我国立法关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的规定并不完善。但在审判实践中有关间接侵权行为的纠纷并没有因为法律的滞后而畏缩不前。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法官也必须对诉至法院的纠纷作出判决。判决是否成间间接侵权行为，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该行为是否引起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二是行为人是否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主观过错。其中的难点是在主观过错的认定上。在这方面，国外丰富的实践和完善的立法值得借鉴。

四、从减轻无过错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角度出发的制度设计：无过错侵权人的返还不当得利责任和过错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让没有过错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这是在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及其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的前提下，为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设计也不应不适当地扩大侵权人的范围或侵权人的责任范围，否则，将会阻碍知识产权的传播，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最终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实际上，TRIPs协议中的有关规定尤其是第45条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规定已经反映了上述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要求侵权人必须存在主观过错，无过错侵权人一般只承担停止侵权等侵权责任，最严重的是承担返还还不当得利的财产责任。根据我国三大知识关权法，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是计算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的方法之一，但从性质和计算方法上的比较，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比损害赔偿责任的程度还要轻得多。

（1）不当得利责任与连带责任无关。承担不当得利责任要求侵权人不存在主观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要求侵权人存在主观过错，因此，以共同过错为要件的共同侵权就不会与前者有关，而与后者有关，无过错侵权人的返还不当得利责任作为一种财产责任就不会存在连带关系。

对共同侵权课以连带责任是因为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有意思联络即共同故意。共同侵权人之间的意思联络既包括明示方式也包括基于默契而达成一致的默示方式。主观上有意思联络的数人侵害的对象一般是特定的，此外，数人同心协力，不但主观恶性大，而且所造成的损害也较单一的行为重，故要求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情甚合。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无过错侵权人与过错侵权人的行为相关联造成共同损害的情形比较多见，但由于无过错责任人需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财产责任，但无须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而过错侵权人就存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能。

（2）不当得利在损害赔偿额计算方法中计算结果最小。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提供了三种方法：被侵权人因侵权受到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得到的利益即不当得利，法定赔偿金。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受到的实际损害往往不是侵权人因侵权而获得的不当得利所能弥补的，前者普遍要比后者大得多；至于法定赔偿金，其本身就含有对侵权的惩罚意图，肯定高于侵权人的不当得利。同时，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过错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允许其对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进行自由选择，因此，在请求过错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知识产权权利人为实现更多赔偿，一般会选择不当得利之外的其它两种计算方法。但是对无过错侵权人，知识产权权利人只能请求返还不当得利。这就意味着无过错侵权人相对于过错侵权人在财产责任上要轻。

2.无过错侵权人的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承担也不是TRIPs协议要求的最低保护义务。因为TRIPs协议第45条在这方面仅仅要求“成员可以授权”，而不是应当授权；即使是要求其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也只是在“适当场合”下，而不是一概而论。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是由于无过错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是其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也就是说，返还不当得利本质上是侵权责任的一种，但与同作为财产责任的损害赔偿责任有上述不同。实际上，作为债发生的原因来说，不当得利就是一种侵权。因此，实践中，权利人起诉要求无过错销售侵权复制品者侵权赔偿，法院判决返还不当得利并违背不诉不理的原则，因为返还不当得利是侵权财产责任的一种。

至于TRIPs协议所要求的承担返还还不当利利责任的“适当场合”，我国学者普遍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立法更未作出具体规定。法官可以对大量的复杂的案例进行类型化整理，从而归纳总结出哪种场合下无过错侵权人应返还不当得利，哪种场合下无过错侵权人无须返还不当得利。如，无过错侵权人因为销售侵权复制品获得了竞争优势，取得了额外利润，此时，应返还不当得利。再如，在有过错的出版社已全部赔偿版权人损失后，版权人发现书店销售该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侵权出版物，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出版社实际上没有完全履行判决所确定的停止侵权的义务，因此停止侵权要求出版社必须收回侵权出版物。在这种情况下，版权人可申请法院强制要求出版社履行停止侵权的义务，也可以诉请书店停止侵权，法院应该判决书店停止侵权，但由于出版社已赔偿了版权人的全部损失，书店在能够证明该事实的情况下无须返还不当得利。

综上所述，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认定和责任确定的制度设计中，一方面，为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根据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特殊性及其决定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应对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另一方面，为避免过分扩大侵权行为人及其责任，应适当减轻无过错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主要表现在，对于侵权责任形式中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损害赔偿仅仅要求过错侵权人承担，无过错侵权人仅在适当场合下承担相对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返还不当得利责任。

参考文献：《民商法理论》、《侵权行为两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知识产权保护论》、《TRIPs协议中的知识产权民事救济机制》

第二篇：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唐程

[摘要] 本文将针对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阐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专利

Tang 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analyze its causes,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China's urban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basis.[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te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patent

经济全球化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加剧了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提高综合竞争力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知识产权制度是一国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在技术、产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战略手段。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列为三大支柱，足见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在经济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当今社会，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知识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一、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是指专利权、商标权、版权（也称著作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法，就是保护这类民事权利的法律。

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一切经济活动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和信息传播手段的日益发展，当代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在质与量、深度和广度、内涵与外延等方面迅速扩张。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换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句话说，知识、信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先导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和智力资源的创造、占有和应用，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可见，拥有知识产权，特别是拥有一大批科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已成为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也强调，知识产权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有力手段。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主体通过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所带来的利润推动了技术进步。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创新对增强综合国力的作用日益突出。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鼓励技术创新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种机制和—种制度，为技术创新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良好的法律环境。国内外历史证明，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和保护技术创新的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有效机制，是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的核心手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己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进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变革。知识产权制度能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发明，促进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但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负作用，它会导致知识和技术的垄断，不利于知识产品的传播与扩散。经济学理论也指出，知识产权制度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许多影响，一些是积极的，另一些是消极的，这些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文化环境。

二、认识和正确对待知识产权

严格来讲，知识产权在中国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被广泛的谈及.大多数人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因此，当我们走向国际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诸如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确实遇到了上述的问题。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知识产权呢？

总体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方面的水平还不高。很多企业没有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的企业在做技术研发时.忽视专利查新。当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后.才发现同类技术已被申请专利.更严重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产品被诉侵权，结果造成更大损失;还有的企业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时怕应诉，放弃依法维权。因此，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正确对待知识产权。

第一，我们的企业家要认识到，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一种社会道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德。为了拥有一项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金和劳动.因此才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对他们加以保护。只有人人都尊重保护他人的知识产权自己的知识产权才不会受到侵害。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与开发，学会科学的创新与开发方法同时注重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不仅要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专利产业化.也要及时将自主创新成果、核心技术在国内外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三，学会自我保护和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方法，善于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第四，把对外宣传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所取得的成就当为己任。政府、协会、企业和中介机构，都应加强对外宣传与文流，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企业，了解中国的产品，了解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让世界明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力地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受益的是全人类，为我们需要的外国企业走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做了哪些

回顾我国近30年来的市场经发展历程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快速的.取得的成绩是令世人瞩目的。

首先.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知识产权体制和机制健全上，我国取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上个世纪70代末以来.我国先后公布实施了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法规并加入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设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这些政府机构分别负资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事务。

同时，在海关、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设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工作机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轨并行形成了权利人维权、产业自律、中介服务和社会监督融为一体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系。为加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还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领导小组和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担任组长。对于展会商务部和中国贸促会还专门为其联合制定了展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

其次，在加大对侵权人的打击力度、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近些年来，我们每年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权行为的高压态势.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专利局、工商局、海关联合打击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侵权犯罪行为.整治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仅2006年.就开展了“阳光行动”、“蓝天会展行动”、“山鹰二号行动”、“版百日行动”等7个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中，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836件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988人。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6441件;专利、海关、工商等部门受理和查处知识产权案件17243起涉案金额近10亿元人民币.有力地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护了权利人权益。

在宣传教育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培育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2004年开始每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有关部门都在全国范围举行“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2006年以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每年公布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各相关部门举办了“骨干企业负贵人员保护知识产权专题研讨班”.启动了“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等一系列宣传教育和普法教育活动。为方便社会监督.在全国5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综合性的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开通“12312”举报投诉电话和互联网在线举报投诉窗口.形成了便捷、快速、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网。实际上，欧美主要国家直到19世纪中后期知识产权制度依然非常混乱各国政府默许进口技术在国内注册专利以及对外国人专利的漠视等等。美国更是在建国一百多年后的1891年才开始承认外国人的版权。从最早开始出台知识产权法律到初步完善.西方国家用了100年的时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

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因素。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达到333.4万件，其中国内申请272万件，占总量的81.8%，发明专利申请达到109.0万件；累计授权专利173万余件。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三种专利申请57.3万件，同比增长20.3%；授予专利权26.8万件，同比增长25.2%。

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我国自主创新的关键保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我国经济、科技、贸易和文化发展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06年5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针对加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指出，“知识产权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正确处理激励科技创新和鼓励科技运用的关系、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关系、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满足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关系，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仍然相当滞后。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目标出发，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据报载，近年来我国每年取得的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达3万多项，而每年受理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1万多件，还有2万项左右的成果没有取得专利保护。这说明了许多人知识产权意识保护淡薄，他们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还有的发明人只是申请中国专利，而不申请其他国家和地区专利，也导致专利大量流失。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至20世纪末，我国向国外申请的发明专利不足3000件，反而将11.3万多项发明无偿地“奉献”给了世界各国。此外，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也存在历史性的原因。自清末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都是“强迫性学习”的产物。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使知识产权制度缺乏存在的环境。此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强制推行的，我国企业并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产生积极的要求。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缺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滞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至今尚未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虽然我国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但仍然很不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尚且存在。面对量大面广的市场，面对大量存在的违法侵权行为，仍然缺乏健全的管理网络和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第三，知识侵权行为屡有发生。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公民很难对这种无形财产归属与占有进行判断，所以许多人将日常生活中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皆视为“合法”。这也是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不断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仍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切实加以改变，必将给我国的知识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多数国内企业没有建立专业的知识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产权保护机制，对国际规则的了解比较贫乏，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

第五，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散、冲突、缺乏统一性的问题，执法效果不理想。由于各部法律实施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在制定目标、司法和行政保护范围和力度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定。另外，由于高新技术不断涌现，许多无形财产已超出了原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所涵盖的范围,我国立法尚显滞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层面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机构有七八家，这直接导致了执法过程中效率和相互协调性的缺乏,故知识产权执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和软肋。此外，市场机制不完善、研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运用管理能力不强、知识产权行政司法机制不完善等都会影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五、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有知识经济所带来的良好机遇，又面临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在新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国家的知识化，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就要从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来促进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我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牢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宣传工作，要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方式，广泛开展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使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知识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同时，要创新宣传途径和方式，把知识产权宣传工作与群众性发明创造、青少年发明创造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宣传效果。通过宣传，不仅要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知道依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的权益，依法与各种形式的侵权行为作斗争，而且让知识产权的利用者也要明白只有依法才能取得知识产权，才能使用知识成果，从而逐步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尊重知识产权，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努力开发知识产权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为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二）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法制建设

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经验，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修订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效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出的能力，为知识的生产、传递和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努力建设我国保护知识价值的制度环境，促进经济建设更快发展。同时，要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填补法律法规空白，形成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使知识产权保护有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

（三）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和打击知识产权违法侵权行为

要不断完善人民法院和知识产权行政机关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强化行政执法手段，严格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大幅度提高执法保护的水平和效率；要支持和鼓励建立知识产权自律和维权性组织，逐步健全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知识产权监督体系，逐步建立自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善于规避他人权利、有效保护自身权益的长效机制；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全面彻底地查缴侵权产品等违法活动，维护知识市场的正常秩序。

参考文献：

[1] 许春明．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8． 〃经济与法〃

[2] 董宏伟． 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 J 】 ． 电子知识产权，2 0 0 3(1)： 3 06 5 [4] 华鹰． 我国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策略田． 电子知 识产权，2 0 0 6(1 1)： 3 4-3 6

第三篇：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正处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发案率上升、主体扩大化、形式复杂化的趋势。基层检察机关在现有的工作框架内，理应发挥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作用，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工作，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提供公正廉洁的政务环境。

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现状；法律适用；犯罪预防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增加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经济期刊完善各种支农、惠农的政策。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农建设资金相应增多，“三农”职能部门负责人员手中权力不断被扩大，客观上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为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教育、制度、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高检院同时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为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农职务犯罪的现状分析从刑法理论上来讲，任何一种犯罪的发生，都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的变化，都会导致犯罪性质的改变。涉农职务犯罪也是一样，随着诱发犯罪因素的改变，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现方式都在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蔓延。长期以来涉农职务犯罪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城镇郊区，因为这些地方的乡村具有区位和土地资源优势，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近年来，国家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全面推进，大量的资金、项目流向尚不富裕的乡村。所以，犯罪区域蔓延到相对贫穷的乡村，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基层组织领导。

（二）涉案罪名扩大。据统计，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中贪污、挪用公款发案率较高，侵犯的公私财产包括拆迁、征地补偿款、农电改造资金、农村水利水电建设资金等诸多款项，其中尤以侵害农民土地征用款最为普遍。而近年来这些传统的涉案罪名有向贿赂型犯罪扩大的趋势。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由于涉农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农村建设资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较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为虚报、冒领、伪造单据，收入不入账、重复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对于侵犯的财产，或挪作个人使用、或挪作他人从事营利活动、非法活动。

（四）犯罪方式多样发展。既有单独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窝案串案频发。在基层农村，决策权、经济管理权以及财政审批权往往集中在个别或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利用职务便利，合谋结成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实现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两委成员勾结私分赃款；有的村基层干部与管理土地征迁工作的负责人合谋作案，共同医学论文发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补偿款。

二、涉农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从近年来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来看，导致案件频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机制方面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投入的支农惠农资金大、措施多，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在部分农村，没有建立财会制度，没有专职的会计出纳人员，财务公开和收支审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严格遵循收支两条线制度，收入不入账、白条入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给村级干部利用小金库搞体外循环提供可乘之机。

第四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现状

（1）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绩

二．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知识产权保护的比较

三．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几点建议

（1）政府方面

（2）法律方面

（3）教育工作与科技工作方面

四.知识产权保护意义

(1)对政治方面的意义

(2)对经济方面的意义

(3)对科技方面的意义

——11国贸一班陈皓

第五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司法资源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