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第一篇：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蒋兴南

【学科分类】民商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由于其涉及到工伤保险补偿和交通事故赔偿两个法律关系，在现实中，对于这类纠纷的处理如何适用法律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的比较研究，结合中国司法实践及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观点。

一、关于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竞合时法律适用的主要观点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到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那么在不同的损害赔偿或补偿机制之间，尤其是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发生竞合时到底该怎样适用法律？这个问题不仅在法理上很有研究必要，在现实中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纵观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归纳言之，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

（一）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只能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即要么选择侵权民事赔偿，要么选择工伤保险给付。在此模式下，受害者有选择的权利，但这种选择是排他的，不存在两种方式同时适用的情形。

（二）相加模式

相加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有获得双份赔偿的权利，即既可以请求侵权民事赔偿，同时也可以请求工伤保险给付。在这种模式下，受害者可以获得双重救济，对受害者的保护力度最大。

（三）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只能获得工伤保险给付，而不能依据侵权行为法请求民事赔偿，即以工伤保险取代民事赔偿。在这种模式下，剥夺了受害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对受害者利益的保障极为不利。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可同时主张侵权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情况下，都是首先领到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主张民事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经获得的工伤保险补偿。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避免受害者获得双份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受害者获得完全赔偿。

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实践

（一）我国的立法模式1、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这一问题有所规定。该《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已获交通事故赔偿的，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不足部分，由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者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

2、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取消了上述条款，未对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关系作出规定，该条例自2004年1月1日取代《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实施至今。

3、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

4、在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也有类似规定。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5、在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十二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从上述立法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采取的是补充模式，即要求受害者首先请求按侵权获得民事赔偿，如果二者存在差距，再由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被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采取的是相加模式，即受害者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还有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在《解释》中，也赋予劳动者请求工伤保险待遇和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权利。由于《工伤保险条例》未对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关系作出规定，法律的缺失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分歧。

（二）司法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在处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案件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法院或同一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裁决不一。有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法规定的，也有优先适用民法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有支持双份赔偿的，有不支持双份赔偿的，有支持补足差额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法官都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支持双份赔偿的主要考虑的是工伤保险补偿和民事赔偿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且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标准均较低，因此，在二者竞合时，为了充分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允许其获得双重救济。不支持双份赔偿的认为，因同一事件造成法律关系的竞合，受害者有选择的权利，但不允许同时适用，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侵权与违约竞合时，法律适用的立法规定是一致的。支持补足差额的则认为，根据《民法》所规定的填平原则，一方面要让受害者的损害获得完全的赔偿，一方面也使得受害者不因受到侵害而获得意外收益。

三、关于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竞合时法律适用的建议

虽然1996年劳动部颁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处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事故有所规定，但鉴于该《办法》已经废止，而《工伤保险条例》对这一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因而造成了司法混乱的局面。在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就如何理解该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和第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仍然有不同意见。但争议的焦点集中体现在究竟是采用“相加模式”还是“补充模式”上。

笔者认为，我国在处理工伤赔偿和交通事故赔偿法律适用问题上，采取“相加模式”不失为合理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工伤保险的性质。

工伤保险是国家为了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强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合同关系。因为工伤职工在公法上的社会保障权利，只是一种可能的权利，只有通过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将法律赋予的可能权利变为现实工伤保险。可见，缴纳作为《劳动合同法》的一项法定义务，只要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在工伤保险关系中，工伤职工只享受劳动保险待遇，而无对应义务，相当于商业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基于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利。既然法律已经规定劳动者作为工伤保险的受益人，那么，参照商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再请求民事赔偿是没有法律障碍的。

（二）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互不排斥。

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伤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而不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次，基于交通事故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肇事司机之间形成了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由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劳动者已经获得了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可见，劳动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双份救济是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和肇事司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受害者）先行获得了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三）从立法趋势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立法趋势的加快。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都规定工伤劳动者可以获得双份赔偿。《工伤保险条例》作为一部调整工伤保险法律关系的行政法规，它不可能在条文中对劳动者享有的受其他法律调整的民事权利做出规范。对于这一缺陷，在稍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行了补充规范。以上充分说明，立法界已经对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的劳动者获得双份赔偿达成普遍共识。

综上所述，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的情况下，劳动者应该可以获得双重救济。

【作者简介】

蒋兴南，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金福海，王林清：“论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之关系”，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

2.杨立新：“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1期。

3.周开畅：“社会法视角中的‘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4.李理：“论工伤事故多种补偿机制的适用关系”，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喜佳：“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载《劳动保障通讯》2004年第12期。

6.雷涌泉：“论工伤事故的保险社会待遇与民事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6期。

7.王文海：“工伤保险立法应区分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的作用范围”，载《中国劳动》2003年第3期。

第二篇：工伤行政案件若干争议问题最新法律适用探析

工伤行政案件若干争议问题最新法律适用探析

发表时间：2010-3-30 10:03:04 阅读：4837次

由于我国劳动保障立法呈现法律空白、严重滞后、时有冲突的特点，因此，劳动保障的法治化程度较低，受害职工、用人单位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之间的纠纷呈高发的态势，且容易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频繁发生。据统计，近年来法院一审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行政案件一直位居一审行政案件的前三位，且占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比重保持上升的态势。建筑业是工伤事故高发的行业，而在全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行政案件中，数量最多、法律适用问题最棘手的是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目前法院审理劳动保障行政案件面临很大难度，由于法律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以及伤亡原因的复杂性，在是否能认定工伤的问题上经常存在重大分歧。且以工伤认定为代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行政案件直接涉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因此需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遵循劳动法倾斜保护的法律意识；通过裁判规则的确立来引导并规范劳动行政关系，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发展。

一、《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的有关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情形：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另外，《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还规定了视同工伤的三个情形：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

(一)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

(二)醉酒导致伤亡的；

(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二、关于工伤保障的覆盖范围界定

从立法层面看，《工伤保险条例》确定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标准有两项：一是用人单位标准；二是劳动者标准。但从现实层面分析，用人单位标准和劳动者标准已突破立法的规定。

(一)童工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工伤保障的合格劳动者

不能因为用人单位的非法用工而让童工失去享受工伤待遇的权利。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童工是指未满16周岁，与用人单位或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我国劳动保障部2003年9月23日发布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和劳动保障部等八部委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通知》(劳社部发[2003]9号)作了有别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专门性规定，在工作期间伤残的人，不需要工伤认定，可直接申请伤残鉴定，并根据劳动能力伤残鉴定的等级，依据特殊赔偿标准获得赔偿。

(二)超过退休年龄的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工伤保障的合格劳动者

达到退休年龄是劳动关系终止的法定事由，一般情况下，超过退休年龄不可以被认定为工伤保障的合格劳动者。但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退休人员被聘用的，构成特殊劳动关系，工作时受伤属工伤的审判案例。

(三)实习生实习期间因工受伤，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工伤

如果名义上是实习生，但实际上其提供的劳动与其他在职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可以认定其为工伤。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实习生纳入到工伤保障范畴，只有将其纳入，才能更好地缓解用人单位接受实习生的心理压力，从而鼓励用人单位给实习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

实习生实习期间，因工发生事故是否应认定为工伤，不应局限于实习生的身份，而应从实习生和用人单位的关系来判断，如果实习生提供的劳动与其他在职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已成为用工单位用工的组成部分，就应认定为工伤。我国原先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赋予了实习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但后来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这一规定。有专家学者呼吁，在今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时恢复这一制度。

(四)用人单位与受伤职工私下达成和解协议后，受伤职工又依法申请工伤认定是否受理 用人单位与受伤职工私下达成和解协议后，受伤职工又依法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法受理。

三、关于工伤保障义务主体的确认

(—)关于实习生因工受伤，实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工伤补偿责任的问题。实习生因实习原因受伤，原则上不应认定为工伤，但名义上是实习生，其从事的劳动已实际成为用人单位用工的组成部分的，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补偿责任。

(二)关于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因工受伤，应当由谁承担工伤补偿责任的问题。如果最终承包工程的主体有用工资质，则由其承担责任。否则由具备用工资质的转包方承担责任。

(三)关于承包制经营的企业，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由谁承担工伤补偿责任的问题。如果承包人具有合法的用工资质，则由承包人承担工伤补偿责任。否则由发包人承担工伤补偿责任。

(四)关于劳动关系的异议，工伤认定部门如何处理的问题。劳动关系的确定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劳动部门具有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法定职权。

四、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的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l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一规定是从工伤概念的最基本含义，即“工伤”是由于工作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伤害。这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一种最基本情形。

这里的“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例如国务院1995年3月颁布的《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这段时间就属于职工的工作时间。但是，如果单

位在合法的前提下对其职工的工作时间有特殊要求，比如对那些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来说，单位确定的工作时间，属于该职工的工作时间。

此外，合法的加班期间以及单位违法延长工时的期间也属于职工的工作时间，职工在此期间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应当认定为工伤情形的，应按规定将其认定为工伤。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81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第155号)第3条的规定，工作场所是指覆盖工人因工作而需在场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的一切地点。

这里的“工作场所”也应按照这一解释的基本精神去把握。这里的“事故伤害”主要是指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等事故。

需要指出的是，职工虽不在本岗位劳动，但由于单位的设施和设备不完善、劳动条件或劳动环境不良、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职工伤害的，也应当认定为工伤。例如，由于单位锅炉房的开水管安装不牢固，导致职工在打开水的过程中被开水烫伤，职工的这种伤害应认定为工伤。

五、关于“因履行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理解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所称“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依法要求的职工应当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时间前后所做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所占据的时间。

这里所称的“工作场所”，既应包括本单位内的工作场所，也应包括因工作需要或者领导指派到本单位以外去工作的工作场所。

这里所称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二是指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由于意外因素导致的人身伤害。例如，在施工工地上因高处落物受到的伤害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从工伤保险的基本精神来讲，都应将其纳入工伤的范围。

对于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的暴力等意外伤害，是否属于履行工作职责所致，应由劳动保障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在工伤认定工作中，应对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没有证据否定职工所受到的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非履行工作职责的因素后，应认定为工伤。

判断的核心标准在于伤害是否属于履行职责所引发。履行职责必须是伤害发生的原因。

六、关于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

申请工伤的主体与时限：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目内，向统筹地区(一般为企业注册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报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适当延长申请时限；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向统筹地区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注意：这里劳动者没有延长申请时限权利，也没有中断、中止的法律情形)，过了1年申请期限，劳动行政部门将不予以受理工伤申请。除非所在单位愿意协商此事，否则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

七、关于工伤行政案件的举证责任和查证责任分配

《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关于劳资双方对所发生事故是否属于工伤事故产生争议时应由谁承担证明责任的明确法律规定。对此条规定之内容，一般理解为工伤事故赔偿纠

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即劳动者一方只须对双方劳动关系的有效成立、事故的发生经过、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加以证明即可，当单位方认为事故不属工伤事故时，则由单位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作为劳动者一方，往往无法与具有雄厚财力之单位相抗衡，在双方的劳务对立关系中相对处于弱势—方，因此，这条规定对于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负担极其有益。

对于传统的工伤事故，在工伤认定标准上适度从宽；对于基于扩大劳动保障的需要而纳入工伤保障范畴的通勤事故以及视同工伤的认定，在工伤认定标准上应当适度从严。这种从宽从严的导向，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当有所体现。

八、关于工伤补偿中的多重赔付

当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事故时，同时满足了工伤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先寻求民事赔偿还是工伤补偿，应当由受伤职工选择。

第三方肇事发生的工伤事故，往往存在“多重”或“双重”赔付问题。工伤保险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工伤保险的目的，在于给因工受伤的职工补偿，以解决其康复、生活需要。当工伤系第三方侵权造成时，受伤职工本应向第三方主张赔偿责任，为保障受伤职工的利益，工伤保障部门应当先以工伤补偿的方式对其予以补偿。但这些损失本应由侵权第三方承担，故补偿机关补偿后，在补偿范围内就拥有了向侵权第三方的代位追偿权。

有关专家和法官建议，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时明确规定，因第三方责任造成工伤事故的，工伤保障部门在支付工伤补偿后，在其支付的工伤补偿范围内享有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第三方追偿。受伤职工得到工伤补偿后，有权就未经补偿的损失，向侵权的第三方主张赔偿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有些省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裁量和赔付尺度。

第三篇：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正处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发案率上升、主体扩大化、形式复杂化的趋势。基层检察机关在现有的工作框架内，理应发挥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作用，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工作，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提供公正廉洁的政务环境。

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现状；法律适用；犯罪预防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增加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经济期刊完善各种支农、惠农的政策。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农建设资金相应增多，“三农”职能部门负责人员手中权力不断被扩大，客观上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为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教育、制度、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高检院同时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为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农职务犯罪的现状分析从刑法理论上来讲，任何一种犯罪的发生，都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的变化，都会导致犯罪性质的改变。涉农职务犯罪也是一样，随着诱发犯罪因素的改变，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现方式都在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蔓延。长期以来涉农职务犯罪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城镇郊区，因为这些地方的乡村具有区位和土地资源优势，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近年来，国家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全面推进，大量的资金、项目流向尚不富裕的乡村。所以，犯罪区域蔓延到相对贫穷的乡村，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基层组织领导。

（二）涉案罪名扩大。据统计，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中贪污、挪用公款发案率较高，侵犯的公私财产包括拆迁、征地补偿款、农电改造资金、农村水利水电建设资金等诸多款项，其中尤以侵害农民土地征用款最为普遍。而近年来这些传统的涉案罪名有向贿赂型犯罪扩大的趋势。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由于涉农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农村建设资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较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为虚报、冒领、伪造单据，收入不入账、重复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对于侵犯的财产，或挪作个人使用、或挪作他人从事营利活动、非法活动。

（四）犯罪方式多样发展。既有单独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窝案串案频发。在基层农村，决策权、经济管理权以及财政审批权往往集中在个别或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利用职务便利，合谋结成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实现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两委成员勾结私分赃款；有的村基层干部与管理土地征迁工作的负责人合谋作案，共同医学论文发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补偿款。

二、涉农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从近年来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来看，导致案件频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机制方面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投入的支农惠农资金大、措施多，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在部分农村，没有建立财会制度，没有专职的会计出纳人员，财务公开和收支审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严格遵循收支两条线制度，收入不入账、白条入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给村级干部利用小金库搞体外循环提供可乘之机。

第四篇：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竞合问题研究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竞合问题研究

朱某系某销售公司的职工，上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事故对方负主要责任。朱某的亲属将该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抚恤金等相关工伤赔偿费用。在庭审时，双方就是否应扣除交通事故中已获得的赔偿部分产生争议。问题的分析

一、我国承认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赔偿能够竞合 根据《工伤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或者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或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都应当认定为工伤。在这几种情形下发生的工伤，大多数是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由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事故，劳动者自由选择寻求救济途径的权利，即受害劳动者既可以申请交通事故赔偿，也可以申请工伤保险赔偿，但受害劳动者是否可以同时获得交通事故和工伤待遇的全额赔偿，我国法律法规也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二、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竞合情况下赔偿模式

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竞合情况下产生的赔偿，审判实践中，各地操作不一，我国不同的省市区法院执行的标准不一，人们在维权时的产生了困惑，但实务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赔偿模式。第一种是补充模式，即受害劳动者先向交通事故肇事方追偿，不足部分由工伤赔偿补足。《黑龙江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黑政发[2003]89号)第17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再按工伤保险有关规定执行。第18条规定, 工伤事故兼有第三者民事赔偿责任的,先按民事赔偿处理,赔偿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此类规定基本沿袭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废止）的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第10条，重庆市《关于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渝规审发[2004]24号)第12条、13条，《厦门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第37条也有类似规定。

第二种是有限制的双重救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受害劳动者可以获得双重赔偿，但“直接费用”不重复赔偿。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鲁高法〔2005〕201号(1)）第六条规定，根据1996年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及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如果劳动者的工伤系第三人侵权所致，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仍应承担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待遇，但劳动者也可追究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即劳动者可以在工伤事故中获得双重赔偿，但因工伤事故产生的直接费用，原则上不予重复计算。《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0条，《上海市高院关于即是交通事故又是工伤如何主张双份赔偿的解释》中也有类似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2款规定“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的关系。对于劳动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如果劳动者已获得侵权赔偿，用人单位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中应扣除第三人已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和丧葬费等实际发生费用。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工伤保险赔偿的，可以在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 即目前江苏地区的司法实践是交通事故中已经赔付的费用（比如医疗费），工伤保险就不再赔偿了，实行的也是有限制的双重救济模式。

三、采取有限制的双重救济模式下的赔偿项目

采用有限制的双重救济模式的地方性法律文件虽然规定了“直接费用”不再进行赔偿，但并未明确说明“直接费用”的范围。笔者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各赔偿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通过比较和分析,进行分类处理，来确定具体赔偿项目。

（一）重复赔偿类 工伤事故赔偿和交通事故赔偿中相同并重复的项目主要有这样一些，即：工伤事故赔偿中的原工资福利待遇（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误工费）、医疗费、停工留薪期间的护理费和生活护理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外省市就医食宿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外省市就医住宿费和伙食费）、康复治疗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后续治疗费等）、辅助器具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辅助器具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补助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丧葬费）等费用，我们认为这些项目如果重复赔偿，则违反了民法的填平原则和实际赔偿原则。故对上述项目，采取同一赔偿项目按照就高原则进行认定的方式来处理比较合理。所谓就高原则是指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事故赔偿相同并重复的赔偿项目，按照各自的计算标准，确定两者之申数额较高的作为劳动者应获得的赔偿数额的计算原则。受害劳动者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已就相同并重复的赔偿项目按照就高原则获得足额赔偿，按照民法的填平原则，受害劳动者仍在工伤事故赔偿中主张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二）兼得类

兼得赔偿项目包括工伤事故赔偿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交通事故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此类赔偿项目是因人身受到损害而取得的补偿费用，具有人身专属性质，可以在两类赔偿案件中分别主张。

（三）专属类

专属赔偿项目包括工伤事故赔偿中残疾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交通事故赔偿中营养费、精神抚慰金、陪护人员住宿费、伙食费等项目。该类赔偿项目属于工伤事故赔偿和交通事故赔偿中分别特有的项目，在两类案件中并不重复，故不存在折抵的问题，可以在两类赔偿案件中分别主张。

四、关于用人单位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处理方式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但劳动者已被认定为工伤的，由用人单位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结语 综上所述，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工伤事故赔偿竞合的两种模式中，笔者倾向于有限制的双重救济模式，该种模式在维护受害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同时，也方便受害劳动者以多种形式维权；在保障受害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避免了其获得“不应获得意外收益”的可能，更加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同时，笔者呼吁国家应当在在立法上解决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竞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立法上更充分保障受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避免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不统一。

第五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司法资源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