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司法的论文-股东表决权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第一篇：有关公司法的论文-股东表决权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股东表决权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摘要：股东表决权纠纷是因剥夺或限制股东表决权，或对其它股东表决权行使效力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具体分为侵害股东表决权引起的纠纷和因表决权效力发生争议引起的纠纷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纠纷的当事人有所不同。但股东始终是股东表决权纠纷诉讼最重要的原告当事人，被告则均为公司本身。在救济途径上，股东可根据具体情形诉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

关键词：公司法；股东表决权；表决权纠纷

表决权作为股东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是股东干预公司经营决策最为积极有效的手段。股东表决权争夺与行使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公司内部各方利益的分配，从而成为平衡公司利益、促进公司治理的有力工具。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以加强股东表决权司法保护为目的，在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机制及救济途径等方面均有较太突破。但从诉讼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定仍略显粗疏，在具体案件处理中可操作性不强。本文在理论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就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当事人确定及救济途径等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背景分析 股东表决权的内涵。股东表决权又称股东决议权、投票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所享有的，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作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就其内涵而言：首先，在性质上，股东表决权属股东共益权。股东权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是股东以自己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包括营利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和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共益权则是股东为公司的利益也为自己的利益参与公司经营监督的权利，包括会议召集权、表决权、知情权、查阅权等。股东表决权作为共益权，其行使固然要体现各股东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由各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汇集而成，其行使也必然地介入和体现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其次，在行使方式上，股东表决权实行会议表决和集体表决的原则。即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一般应在公司所召开的股东会上进行，而且根据表决权集体行使的结果确定决议的内容；在股东会之外不得行使表决权，也不能决定公司的日常经营。再次，从股东表决权的适用范围上，凡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均属于股东表决权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我国新《公司法》第38条和第100条。但这些事项中，最为各股东关注的事项即选任和解任董事。因为在选任或解任董事事项上，表决权的行使直接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管理人员的控制，是股东干预公司事务最为积极有效的手段，同时也反映了股东在公司的地位及对公司的控制能力。最后，股东表决权实行一股一表决权原则。即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该原则是股东平等原则，特别是股份平等原则在表决权领域的必然体现。根据一股一表决权原则，股东具有的表决权力大小与其持有的股份成正比，股东持股越多，表决权力就越大，其意思在法律上拟制为公司意思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股一表决权原则与资本多数决原则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表决权纠纷的产生。实践中，虽然股东大会趋于形骸化，监事的监督功能低下，董事及董事会的经营专断现象日趋严重，但是，在立法上，股东大会依然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对于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和更换、公司章程的修改、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重大事项仍具有决定权。尽管这一决定权经常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但在董事与董事会控制公司的背后，仍然隐藏着股东的决定权，股东对管理层以及管理层的行为仍然存在着有效的控制。管理层则时时处于股东的监督之下，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权力，以便他们的职位获得晋升和避免被公司驱逐。所以，在股东与管理者的关系上，仍存在着股东对管理者的控制关系，而这种控制关系，恰恰要通过表决权来表现出来。同时，由于是否掌握公司控制权与股东利

益直接相关，股东之间对控制权的争夺始终存在。股东间对控制权的争夺也是通过对表决权的行使来实现的。当股东已获得公司控制权时，股东表决权是当权派维护其对公司控制权的手段；当股东还未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时，股东表决权则成为其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工具。实践中，这种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相应较多地体现为表决权纠纷。它一般是指因公司剥夺或限制某一股东或某一类股东表决权，或对其它股东(包括代理人、受托人等)表决权行使的效力存在争议而引起的纠纷。表决权纠纷的立法现状。修改前的公司法对股东表决权并无相应的可诉性规定，股东虽然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但缺乏权利的司法救济，表决权缺乏有效的保护。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诉讼案由中，虽规定了股东表决权纠纷的案由，以试图对股东表决权无法诉诸司法救济的状况有所改变，但因缺乏有效的救济方法，股东表决权诉讼案件仍较为少见。新《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使局面有所改观。据此，当股东的表决权受到侵害或其它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存在争议而导致决议瑕疵时，股东可诉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或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对大多数股东来说，这一立法变革使股东表决权从形式上的权利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权力，成为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力的权力，使股东得以回归其公司所有人的角色。但上述立法规定仍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在表决权纠纷当事人的确定及救济途径等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较大分歧。

二、股东表决权纠纷当事人的确定

根据当事人起诉理由的不同，股东表决权纠纷一般可以分为股东会议侵害股东表决权引起的纠纷和因表决权效力发生争议引起的纠纷两类。前者是由于股东会议的召集、决议方式或决议内容直接侵害了股东表决权的合法行使，当事人为维护其股东权所提起的诉讼；后者则并未直接侵害股东表决权的合法行使，而是基于对他人特定表决权行使的效力存在异议而提起的诉讼，此类纠纷虽未直接侵害股东表决权的合法行使，但特定表决权行使的效力影响到股东表决权能否在公正环境下得以行使，并关系到股东权益的实现。两种类型下，适格的原、被告的主体范围有所不同。原告的确定。关于股东表决权诉讼的原告，不同类型纠纷的适格原告虽然会有所不同，但股东始终是股东表决权纠纷诉讼的最重要的原告当事人。关于可以提起表决权纠纷诉讼的股东身份，各国立法对原告股东持股的数额、持股时间、是否参加决议等因素并无限制性的要求。口对于股东会议侵害股东表决权引起纠纷的，原告应限于认为自己表决权受到侵害的股东，同时，该股东也仅能在股东会作出积极决议(即通过决议的议案)的情况下起诉，而对于股东会作出消极决议(即否决决议的议案)的情况，即使存在侵害股东表决权的情形，股东也不能对此提起诉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优先股的股东，由于此类股票的性质决定，亦不具有表决权，不能提起表决权纠纷诉讼。对于社会公众股东，根据《关于加强社

会公众股股东利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只能在涉及上市公司增发、配股、可转债以及重大资产重组、股抵债、子公司分拆上市等重大影响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事项中表决权受到侵犯时，方可作为原告提起集团诉讼。至于股权转让后尚未登记于股东名册或工商档案的股东、出资不实的股东、挂名股东、隐名股东等特殊股东能否以表决权被侵害为由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股东资格确定问题。享有股东资格的，因表决权为股东权的内容之一，股东当然可以以表决权被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否则，当事人则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关于因表决权效力发生争议引起纠纷的，利害关系人则均可对此提起诉讼，这些利害关系人包括股东、董事、监事和公司的债权人，这里的股东并不限于有表决权的股东。被告的确定。股东表决权纠纷诉讼的被告，无论原告是以表决权被侵害还是确认表决权效力为由起诉，均为公司本身。因为股东表决权纠纷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在于表决权本身，而在于通过诉讼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决议无效。而股东会的决议，在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之前，已不再是某个行使表决权的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是通过股东会所形成的公司的意思表示。所以，要撤销公司的意思表示或确认其无效，自然应以公司作为被告。在因表决权效力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一般应追加被确认表决权效力的股东为第三人。因为此时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三、股东表决权纠纷的救济途径

股东表决权受损时，如何救济?这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方面，类型化趋势，即：不同的场合，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另一方面，从损害赔偿走向撤销公司决议为主的救济方式。根据救济方式的不同，股东表决权诉讼可以分为损害赔偿之诉和否定决议效力之诉。损害赔偿作为当事人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可以单独主张，也，可以与其它民事责任方式一并主张，否定决议效力即使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归于无效，包括撤销决议与确认决议无效，是我国《公司法》新增加的一种公司案件责任方式，主要适用于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程序或内容瑕疵等情形。损害赔偿作为主要的民事救济方式，是各国早期对表决权救济的主要方式，但该民事责任方式在对股东表决权提供救济时，有其固有缺陷。一是股东表决权作为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的主要方式，股东对通过行使表决权参与、影响公司的决策有着的合理的期待，如果采取赔偿损失的方式，虽然股东经济上得到了必要的补偿，但这与当事人企图参与和影响公司事务决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并不能使股东表决权得到充分的救济；二是此种救济方式对有瑕疵的股东会决议也不能提供必要的救济。股东会决议是将多数股份投资者的意思吸收为公司意思的过程，股东会决议的程序和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及章程的规定，如果程序或内容存在瑕疵，则该决议不是正当的公司意思。对该决议如不提供司法上的必要救济，则不能确保公司目的的实现与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三是损失数额较难确定。认定股东表决权受到侵害或特定表决权不当行使后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损失的数额及损失与行为的关联关系均难以认：定。为此，各国法律一般都设立了股东会决议诉讼和股东会议决议撤销诉讼，允许股东诉请否定股东会决议。我国《公司法》第22条也作了类似规定，目前，股东会决议撤销、股东会决议无效也已成为股东表决权诉讼的主要救济方式。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股东表决权的救济方式已经从损害赔偿为主建向了撤销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为主的救济方式，但仍不能排除损害赔偿救济方式的适用，以及当事人在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同时要求损害赔偿。撤销股东会决议。股东表决权纠纷中，当事人可以诉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主要有股东会召集程序存在瑕疵、股东会决议方法存在瑕疵二种情形。召集程序是股东会召开的准备阶段，其所要解决的是股东会由谁召集和如何召集的问题。股东会召集程序瑕疵，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召集股东会的过程中未能通知某一有表决权的股东；二是未按规定方式通知某一有表决权的股东，如非召集人召集或通知方式、通知期限、通知内容存在瑕疵等。股东会决议方法瑕疵的情况则较为多样，主要有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方法和表决权的计算不符合法律或章程规定和决议过程不公正等。对于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存在瑕疵的，新《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但如果股东在该期间内诉请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的，应如何判处?是否只要存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决议方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一律予以撤销?从各国立法及实践看，倾向于认为：即使股东会的召集或决议方式不当，法院也不一定要作出撤销股东会决议的判决，法院如果认为公司股东会的违法情节并不严重，而且对所做出的决议无影响时，可以驳回当事人的要求，维持股东会的决议。可见，如召集程序、决议方法存在瑕疵时，当事人诉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主张并不必然得到支持，法院对此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在自由裁量时应考虑的因素一般有：股东会违法情节的严重程度，股东会违法情节对股东表决权行使的影响，受影响的股东表决权或效力存在争议的表决权对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影响等。如果股东的召集、决议过程中只是存在轻微违法情节，且该违法情节并不影响

股东表决权的正当行使，或者受影响的股东表决权所占比例较小，对股东会决议的通过影响不大的，则应维持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驳回原告的起诉。对于在累积表决、表决权代理、表决权征集、表决权信托、表决权拘束协议、表决权排除等情形下特定表决权的行使存在瑕疵的情形，则应首先依法对该特定表决权的效力予以认定。如依据法律规定其效力应予否定，则对这些表决权不予计算，而根据有效的表决权重新统计表决权，依通过决议所需的表决权比例从而决定是否撤销该决议。如果除去被认定无效的表决权，其余表决权仍足以确保决议通过的，则应驳回原告起诉。为了维护公司决议的稳定及公司正常经营秩序，在判决确定之前，即使存在瑕疵，也应推定其为有效的决议。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期间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自决议作出之日起算，而不是从股东知道之日起算；逾期不提起，则该存在瑕疵的决议即转变为有效的决议。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当事人可以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主要涉及股东会决议违法剥夺股东表决权，或者违法限制股东表决权行使的情形。股东表决权是股东的固有权，未经股东同意，不得以章程或股东大会多数决予以剥夺或限制。新《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未经股东同意，股东会决议剥夺或限制股东表决权，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决议应属无效。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只是违反了公司章程关于表决权行使的规定的，则不属于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形，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这是因为公司章程为自治规则，股东有权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如果股东未对股东会决议提起撤销之诉，则应视为股东接受了该决议，同时也意味着股东对公司章程的非正式修改。

第二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民通意见第177条为例的分析

作者：刘海银

发布时间：2013-04-16 15:13: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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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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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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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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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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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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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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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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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112号判决书，类似的案例有（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510号上诉人黄凤仙、周国权、周剑文、周爱莲、周茵、周筱、周丽华、周丽云、周国鸿、黄剑烽继承纠纷一案。

[2](2006)西民初字第10728号判决书。

[3]（2002）成民终字第1594号判决书。

[4]（2003）彭州民初字第18号判决书。

[5]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6页。

[6]沈爱玲：《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保护探析》，载《前沿》2010年第20期总第274期第19页。

[7]【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该批复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房屋，原为费宝珍与费翼臣的夫妻共有财产，1958年私房改造所留自住房，仍属于原产权人共有。费翼臣病故后，对属于费翼臣所有的那一份遗产，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

[8]关于物权请求权的类型，存在三类型说、四类型说以及无类型说三种学说，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请求权、确认物权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而展开的。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本文根据物权保护的特点采用三类型说。

[9]2002年11月30日，龙翼飞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分析了三种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基于身份关系的抚养费和赡养费的请求权、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及基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请求权。龙翼飞：《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09页。

[10]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当是：第一是请求权，而不是一切权利；第二是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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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只有债权请求权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制，其他的请求权如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杨立新：《中国民法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探索与意见》，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24页。

[11]2001年9月28日，王利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指出，物权的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继续行的侵害行为，如果严格以消灭时效的期间起算办法，则对物权人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护物权。王利明：《债权与物权》，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5页。

[12] 关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民法学界存在三种学说：

1、诉权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权利人所丧失的只不过是诉权而已。消灭时效届满后的债务属于自然债务，而权利则称为“裸体权利”。

2、实体权利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归于消灭。

3、抗辩权发生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与诉权均不消灭，仅发生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3]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4]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7页。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既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物权确认纠纷案由，也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物权法第三章“物权的保护”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即“物权保护纠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每个物权类型（第三级案由）项下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适用，多数可以作为第四级案由规定，但为避免使整个案由体系冗长繁杂，在各第三级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在涉及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确定时，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涉及“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一种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可以适用“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六种第四级案由；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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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应按照所保护的权利种类，分别适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各种物权类型纠纷）。

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16]杨立新：《关于共有的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7] 田少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方面的作用——中国和法国民事诉讼制度之比较》，载《法律适用》第2005年第6期，第38页。

来源：中国法院网 北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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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司法资源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第四篇：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正处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发案率上升、主体扩大化、形式复杂化的趋势。基层检察机关在现有的工作框架内，理应发挥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作用，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工作，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提供公正廉洁的政务环境。

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现状；法律适用；犯罪预防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增加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经济期刊完善各种支农、惠农的政策。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农建设资金相应增多，“三农”职能部门负责人员手中权力不断被扩大，客观上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为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教育、制度、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高检院同时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为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农职务犯罪的现状分析从刑法理论上来讲，任何一种犯罪的发生，都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的变化，都会导致犯罪性质的改变。涉农职务犯罪也是一样，随着诱发犯罪因素的改变，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现方式都在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蔓延。长期以来涉农职务犯罪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城镇郊区，因为这些地方的乡村具有区位和土地资源优势，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近年来，国家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全面推进，大量的资金、项目流向尚不富裕的乡村。所以，犯罪区域蔓延到相对贫穷的乡村，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基层组织领导。

（二）涉案罪名扩大。据统计，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中贪污、挪用公款发案率较高，侵犯的公私财产包括拆迁、征地补偿款、农电改造资金、农村水利水电建设资金等诸多款项，其中尤以侵害农民土地征用款最为普遍。而近年来这些传统的涉案罪名有向贿赂型犯罪扩大的趋势。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由于涉农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农村建设资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较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为虚报、冒领、伪造单据，收入不入账、重复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对于侵犯的财产，或挪作个人使用、或挪作他人从事营利活动、非法活动。

（四）犯罪方式多样发展。既有单独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窝案串案频发。在基层农村，决策权、经济管理权以及财政审批权往往集中在个别或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利用职务便利，合谋结成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实现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两委成员勾结私分赃款；有的村基层干部与管理土地征迁工作的负责人合谋作案，共同医学论文发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补偿款。

二、涉农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从近年来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来看，导致案件频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机制方面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投入的支农惠农资金大、措施多，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在部分农村，没有建立财会制度，没有专职的会计出纳人员，财务公开和收支审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严格遵循收支两条线制度，收入不入账、白条入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给村级干部利用小金库搞体外循环提供可乘之机。

第五篇：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蒋兴南

【学科分类】民商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由于其涉及到工伤保险补偿和交通事故赔偿两个法律关系，在现实中，对于这类纠纷的处理如何适用法律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的比较研究，结合中国司法实践及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观点。

一、关于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竞合时法律适用的主要观点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到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那么在不同的损害赔偿或补偿机制之间，尤其是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发生竞合时到底该怎样适用法律？这个问题不仅在法理上很有研究必要，在现实中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纵观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归纳言之，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

（一）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只能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即要么选择侵权民事赔偿，要么选择工伤保险给付。在此模式下，受害者有选择的权利，但这种选择是排他的，不存在两种方式同时适用的情形。

（二）相加模式

相加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有获得双份赔偿的权利，即既可以请求侵权民事赔偿，同时也可以请求工伤保险给付。在这种模式下，受害者可以获得双重救济，对受害者的保护力度最大。

（三）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只能获得工伤保险给付，而不能依据侵权行为法请求民事赔偿，即以工伤保险取代民事赔偿。在这种模式下，剥夺了受害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对受害者利益的保障极为不利。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发生后，受害者可同时主张侵权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情况下，都是首先领到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主张民事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经获得的工伤保险补偿。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避免受害者获得双份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受害者获得完全赔偿。

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实践

（一）我国的立法模式1、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这一问题有所规定。该《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已获交通事故赔偿的，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不足部分，由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者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

2、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取消了上述条款，未对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关系作出规定，该条例自2004年1月1日取代《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实施至今。

3、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

4、在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也有类似规定。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5、在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十二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从上述立法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采取的是补充模式，即要求受害者首先请求按侵权获得民事赔偿，如果二者存在差距，再由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被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采取的是相加模式，即受害者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还有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在《解释》中，也赋予劳动者请求工伤保险待遇和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权利。由于《工伤保险条例》未对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关系作出规定，法律的缺失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分歧。

（二）司法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在处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案件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法院或同一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裁决不一。有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法规定的，也有优先适用民法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有支持双份赔偿的，有不支持双份赔偿的，有支持补足差额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法官都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支持双份赔偿的主要考虑的是工伤保险补偿和民事赔偿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且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标准均较低，因此，在二者竞合时，为了充分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允许其获得双重救济。不支持双份赔偿的认为，因同一事件造成法律关系的竞合，受害者有选择的权利，但不允许同时适用，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侵权与违约竞合时，法律适用的立法规定是一致的。支持补足差额的则认为，根据《民法》所规定的填平原则，一方面要让受害者的损害获得完全的赔偿，一方面也使得受害者不因受到侵害而获得意外收益。

三、关于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竞合时法律适用的建议

虽然1996年劳动部颁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处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事故有所规定，但鉴于该《办法》已经废止，而《工伤保险条例》对这一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因而造成了司法混乱的局面。在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就如何理解该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和第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仍然有不同意见。但争议的焦点集中体现在究竟是采用“相加模式”还是“补充模式”上。

笔者认为，我国在处理工伤赔偿和交通事故赔偿法律适用问题上，采取“相加模式”不失为合理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工伤保险的性质。

工伤保险是国家为了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强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合同关系。因为工伤职工在公法上的社会保障权利，只是一种可能的权利，只有通过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才能将法律赋予的可能权利变为现实工伤保险。可见，缴纳作为《劳动合同法》的一项法定义务，只要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在工伤保险关系中，工伤职工只享受劳动保险待遇，而无对应义务，相当于商业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基于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利。既然法律已经规定劳动者作为工伤保险的受益人，那么，参照商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再请求民事赔偿是没有法律障碍的。

（二）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互不排斥。

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伤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而不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次，基于交通事故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肇事司机之间形成了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由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劳动者已经获得了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可见，劳动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双份救济是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和肇事司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受害者）先行获得了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三）从立法趋势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立法趋势的加快。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都规定工伤劳动者可以获得双份赔偿。《工伤保险条例》作为一部调整工伤保险法律关系的行政法规，它不可能在条文中对劳动者享有的受其他法律调整的民事权利做出规范。对于这一缺陷，在稍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行了补充规范。以上充分说明，立法界已经对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的劳动者获得双份赔偿达成普遍共识。

综上所述，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的情况下，劳动者应该可以获得双重救济。

【作者简介】

蒋兴南，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金福海，王林清：“论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之关系”，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

2.杨立新：“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1期。

3.周开畅：“社会法视角中的‘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4.李理：“论工伤事故多种补偿机制的适用关系”，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喜佳：“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载《劳动保障通讯》2004年第12期。

6.雷涌泉：“论工伤事故的保险社会待遇与民事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6期。

7.王文海：“工伤保险立法应区分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的作用范围”，载《中国劳动》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