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网络著作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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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如何解决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信息业的快速发展，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呈快速上升趋势，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解决上述纠纷的问题日益突出。2000年 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全面解释了网络著作权纠纷应当如何准确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于解决大量类似的纠纷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文尝试依据上述解释，结合网络著作权纠纷的有关案例和法律实践，对网络著作权纠纷的常见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一、网络著作权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解释》第一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的法院管辖，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传统原则。在这里，“侵权行为地”解释为 “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即侵权作品通向网络的临界点[1]和实施侵权操作的计算机或服务器的实际所在地[2]，根据法理，这种解释实际指的是“侵权行为实施地”。《解释》还规定，当运用上述方法难以确定管辖法院时，发现侵权内容的所使用设备的终端所在地即可视为侵权行为地，即“侵权结果发生地”。
《解释》实际上确定：网络著作权案件以被告所在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为主，侵权结果发生地为补充的管辖原则，即当著作权人发现有人在网上抄袭他的文章时，著作权人应当首先向该抄袭人的住所地或者该抄袭行为所运用计算机的所在地法院起诉，如果难以确定，则可向发现该抄袭行为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法院起诉。
但是，该《解释》没有回答如何判定网络主体的真实身份和住所地的问题?因为网络本身是虚拟的，网络服务器所在地往往难以确定，即使判断出在某个城市，又如何确定它到底托管在那一处呢?这类信息通常都不是公开的。至于被告的实际住所地，对于一个具有中国域名的侵权人而言或许容易操作，找到它的住所地只需向CNNIC查询即可，但对于大量的没有独立中国域名的个人侵权行为却难以查找。因此，最高院应当根据网络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如何判定网络主体真实身份和住所地的标准。
网络案件的管辖问题确很棘手，纵观世界各国，至今尚无一个能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网络具有自己独特的全球性和开放性，因此管辖问题不妨参考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冲突原则，如最密切联系地原则等。其次，鉴于网络案件的专业知识要求颇高，法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院的管辖级别应该相应提高，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较为妥当[3]。实际上一些地方的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设置了知识产权庭来审理知识产权纠纷，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案例，而网络案件以知识产权纠纷为多，能够很好地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二是网络案件本身技术性很强，目前基层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能力令人担忧，提高级别管辖有利于执法的统一和法律准确适用。
二、传统作品数字化和数字化作品是否意味着产生了新的著作权?
传统作品被数字化，实际是将该作品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在磁盘或光盘等有形载体上，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 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包括数字形式，被数字化后的作品著作权仍应由原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如世纪互联公司曾将王蒙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上网传播，结果被法院判决败诉，必须向原著作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数字化作品指著作权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作品被使用的方式主要体现为网络传播方式。网络传播应当属于一种作品
使用方式，著作权人应当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因而未经许可上载他人作品传播、不付报酬的行为，就构成了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如著名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网罗了一大批网络作家，在该网站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中国社会出版社在没有征得“榕树下”网站以及网络作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数字化作品结集印刷出版，结果被控侵权，最后法院判决出版社败诉，宣告了数字化作品同样具有著作权。
《解释》肯定了上述法理和判例的正确性，规定作品的数字化和数字化的作品两种形式受著作权法同等保护，从此关于数字化作品是不是作品、作品的数字化是否属于产生新的著作权等问题的争论可以休矣。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只要符合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两个标准的作品，均属著作权法保护范围。
美中不足的是，《解释》对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属于何种权利并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解释》对此解释为《著作权法》中的一种作品使用方式，《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虽然这是不完全的列举，但显然《著作权法》并未写明“网络数字传播”这一崭新的作品使用方式在内，因此关于作品数字化是“演绎”还是“复制”的争论[1]仍然将会持续下去。故而通过人大修法程序，将“传播权”明确规定下来才是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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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平衡网络信息资源的充分使用和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网络作品作为一种可贵的信息资源，无论使用或者传播都十分方便快捷，如果让著作权人全部保留著作权利，事事必经许可才能使用，将极大阻碍信息的网络速度，必然影响网络的繁荣。再者，网络上的作品和作者数量不计其数，找到一篇文章的作者实如大海捞针，十分困难，事事必经许可将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解释》明确规定了著作权法的法定许可规则同样适用于网络作品，彻底摈除了上述弊端。
《解释》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同时，该条也说明，作品在网络上向公众公开，属于“发表”。如无相反意思表示，发表以后他人即可合理使用了。
此前，为了适应一系列国际著作权条约对作者权利的保护，我国对作品的法定许可采用的是国内国外分别对待的处理方式，即国内作品适用法定许可，外国作品适用授权许可[4]。《解释》没有明说法定许可是否包括外国作品，依据笔者的理解，上述做法依然没有改变。
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何种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
《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解答了上述问题并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何种情形下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具体包括参与、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或者明知他人实施而不移除侵权内容共四种情形，相应地，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侵权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及时采取措施移除侵权内容的，则毋需承担侵权责任。
为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自我约束和保护，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解释》第六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提供侵权证据的法定义务以及违反该法定义务所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该项法定义务是指：当著作权人确有证据证明被侵权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请求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义务向权利人提供侵权行为人在网
络上的注册资料，否则著作权人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5]的规定，要求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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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原则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这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大体是一致的[6]，也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精神相吻合。《大学生》杂志诉263“首都在线”侵权案就很能说明上述情况。该案中《大学生》杂志发现263“首都在线”为网民设立的个人主页空间中有一个人主页，其中部分内容抄袭于《大学生》杂志，于是向法院起诉首都在线，要求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法院判决认为，首都在线仅提供了主页空间，没有直接参与侵权行为，没有过错因而毋需承担侵权责任。
虽然有许多学者依据国际通行的版权保护惯例，认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7]，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互联网采取了特殊做法。因为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前提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信息内容负有监控义务，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唯一的可行手段就是通过软件技术对所有信息进行过滤，但即使再高水平的软件技术也无法分清一个作品是否属于版权作品、信息上载者是否合法版权人等一系列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显然，严格责任原则将会让网络服务提供者负上过重的法律责任，直接影响网络这一新生事物的生存与发展。而限制网络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并非法律本意，将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给予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对宽松的法律空间，无疑是比较合适的。与此相补充的是，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一定的协助制止侵权行为的义务，能够充分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利于更全面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解释》第八条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定了解除服务合同的法定理由和对侵权内容的删除权，即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发现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侵权证据的警告[8]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权单方解除与侵权人之间的服务合同，以及删除侵权内容。如果侵权人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此举违反了合同约定，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话，法院将不予支持。此举给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力的保护武器，使其能够理直气壮地制止网络侵权行为。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解释》没有对因网络链接造成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作出规定，这是极为合理的。因为链接原本就是互联网的根本特征之一，没有了链接，互联网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从理论上说，只要互联网上存在侵权，以任何一个网站为起点都可以链接到这个有侵权内容的网站,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本无从知道其他网站的内容是否侵权，如果因此而追究其他链接者的责任，正象一个著名的网络评论家在《PC WORLD》上所言：“那样只会毁灭互联网”。
五、网络著作权人享有何种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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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出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依照《解释》的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有：
(一)、起诉权。在发现侵犯自己著作权的内容后可以控告侵权人，这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也是每个权利人都应该积极主张的。
(二)、警告权。当著作权人发现侵权行为时，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当然，著作权人需要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何谓“确有证据的警告”?《解释》规定，提供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三项证明齐全就算是“确有证据”，具体范围指：
1、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
2、著作权权属证明，如有关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等;
3、侵权
情况证明，如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
只要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就应当视为著作权人已提出警告。显然，上述要求除第三项外，其余两项要求对于大多数网络著作权人来讲都比较困难。因为大量的网络作品使用的是笔名或者假名，大多数人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要想证明网络上的“张三”就是现实中的“李四”何其难也!在“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案” 中，原告采用的是排除法，即从登录密码、内容组成等有关证据推出作者“无方”只能是原告陈卫华，而不能是其他任何人。虽然这种方法并不十分科学，因为通过黑客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第三方身份验证机制并不健全和未被广泛采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此种做法可资借鉴。
另外，为使被控侵权人具有对抗滥诉行为的司法救济手段，《解释》规定如果著作权人指控不实，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给被控侵权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由提出不当警告的著作权人承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无关。
(三)、先予执行请求权。为了及时制止侵权行为，《解释》规定“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这一规定相当于民事诉讼法上的先予执行措施，但民诉法明文规定的先予执行措施中并无包括上述类型，《解释》实际已经采取对法律进行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扩展解释的形式创设出新法，本意虽好，但已超出了司法机构的权力范围，长远来讲不利于控制本已日益泛滥的司法裁量权，因此上述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
(四)、网上署名权。《解释》新规定了网络著作权人的网上署名权——“著作权管理信息”。何谓“著作权管理信息”?传统书刊的书号、出版单位名称、地址、作者署名、版权声明等信息就属于“著作权管理信息”。最早明确保护著作权管理信息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 WPP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9]。美国1998年10月通过的DMCA(《数字化千年版权法》)也开始保护著作权管理信息。我国在 1996年3月14日生效的《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中曾有类似内容，该规定第13条说：出版电子出版物，应当在出版物及其装帧纸上标明出版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子出版物的专用中国标准书号及书号条码、出版时间、著作权人姓名等事项。出版进口的电子出版物，还应当标明进口出版许可证号和著作权人合同登记证号。该规定列举的上述项目就属于著作权管理信息的范畴。
管理信息对权利人来说非常重要，权利人可以借此证明自己的权利地位，得到应有的经济报酬等利益。如果遭到删改，不仅权利人受到侵害，合法用户也会上当受骗。在网络环境下，此项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传统作品上要想改变权利信息，需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涂改，成本既高，还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但在网络上就不同，侵权人只要删改一次，就可以不限次数地复制传播，给合法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解释》将“故意去除或者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的行为归入《著作权法》中的其他侵犯著作权行为一类当中，这对准确适用《著作权法》制止剽窃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网上署名权有重要意义。
六、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法律关于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均适用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根据上述规定以及网络上可能发生的侵权形态，《解释》明确规定了侵犯网络传播权、网络著作邻接权以及网络署名权等行为，都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
责任。民事责任的形式，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权以及损害赔偿等传统形式。
对于侵权赔偿数额，《解释》规定了两种计算方式，一是按照被侵权人所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加上所失的预期应得利益计算;二是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对于被侵权人损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失额不能确定的，《解释》规定可以适用定额赔偿方法。定额赔偿的幅度可以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考虑网络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会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的侵权后果，上限可达50万元。
应当看到，尽管这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存在一些不足，但还是就目前网络上普遍存在的侵权现象作出全面概括性的规定，对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对网络法律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肯定会对目前网络上盛行的“copy & paste”的不良行为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至于它存在的缺陷，我们期待着正在修订中的《著作权法》给予充分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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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解决宅基地纠纷的法律思考
解决宅基地纠纷的法律思考
一、规范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消灭制度
1．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制度
（1）严格限定申请主体资格和申请次数。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申请主体，应该坚持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身份性限制的规定，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的申请权利原则上只能行使一次，使用权人对宅基地进行非法处分后，再申请宅基地的，则不符合申请条件。
（2）取消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行政审批制度，确立合理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程序。《宪法》、《民法通则》和《物权法》赋予了农民集体享有包括宅基地在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而按照《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必须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才能取得，这就意味着剥夺了农民集体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行使，这不仅不符合所有权的原理，而且无视所有权人的权利，因此，应当取消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行政审批制度，由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人依法行使宅基地使用权的决定权。
2．应当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而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自由流转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基本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宅基地使用权能否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主体流转。豎笔者认为，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制度。首先在法律上应当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允许继承，并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行使规则。在出现房屋继承的情况下，应当考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继承和集体经组织以外的自然人继承两种情况。
（2）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物权法》确立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但还不够完善，为了维护广大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切身利益，应当在遵循《物权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统一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机构，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登记机关处理宅基地相关事宜。
3．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制度
努力规范并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制度为了切实提高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应当建立并全面贯彻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制度，通过确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严格限定集体收回和国家征收的条件从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制度，这是科学的土地权利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实现相关政策透明化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宣传要有针对性、时效性，体现实用性。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宏观政策和不同地域用地管理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因地制宜的选择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避免泛泛而谈，不切要害现象的发生。宣传方法要形象生动，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宣传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党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被广大农民所了解、接受和遵守；（2）要切实做好宅基地纠纷的预防工作，在抓好宣传教育，增强村民依法用地观念的同时，还要从源头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堵塞违法用地行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编制切合农村实际的村镇建设规划。要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精神，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村镇建设规划应当通过各种为群众所认同的形式公布于众，接受村民的监督。这样做一方面是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的预防宅基地纠纷。
三、加大人口普查，保障无“裸户”
由于宅基地纠纷的特殊性，纠纷一旦发生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农村宅基地纠纷的解决应重在预防，同时也应当着眼于未来。从上文可知，当前形势下引起宅基地纠纷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适龄人群回乡安家，当前时期宅基地纠纷之所以会出现“井喷式”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政府部门和村委会没有尊重事实，仅仅按照户口登记人口进行宅基地分配，而事实是在当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很多父母并没有为自己的子女上报户口，导致了众多长大后没有宅基地可供建房安家的“裸户”的大量出现。所以我们应当那个吸取以前的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前，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刚刚结束，基层相关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乘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东风，对自己辖区内的人口进行一次彻底的普查，对没有进行户口登记的人员予以登记，其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可以予以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以此来调动村民进行新增人口入户的积极性。相关部门和村集体组织应当结合普查所获取的数据并结合所在村庄宅基地现有总数，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并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上下联动共同努力，力争制定出最为科学合理的中长期宅基地分配方案。在方案制定出来以后，应当对方案及时予以公示，征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并接受村民的监督，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及时予以妥善解决，努力把宅基地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最广大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基本利益。
第三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民通意见第177条为例的分析
作者：刘海银
发布时间：2013-04-16 15:13: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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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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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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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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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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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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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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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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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112号判决书，类似的案例有（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510号上诉人黄凤仙、周国权、周剑文、周爱莲、周茵、周筱、周丽华、周丽云、周国鸿、黄剑烽继承纠纷一案。
[2](2006)西民初字第10728号判决书。
[3]（2002）成民终字第1594号判决书。
[4]（2003）彭州民初字第18号判决书。
[5]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6页。
[6]沈爱玲：《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保护探析》，载《前沿》2010年第20期总第274期第19页。
[7]【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该批复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房屋，原为费宝珍与费翼臣的夫妻共有财产，1958年私房改造所留自住房，仍属于原产权人共有。费翼臣病故后，对属于费翼臣所有的那一份遗产，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
[8]关于物权请求权的类型，存在三类型说、四类型说以及无类型说三种学说，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请求权、确认物权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而展开的。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本文根据物权保护的特点采用三类型说。
[9]2002年11月30日，龙翼飞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分析了三种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基于身份关系的抚养费和赡养费的请求权、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及基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请求权。龙翼飞：《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09页。
[10]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当是：第一是请求权，而不是一切权利；第二是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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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只有债权请求权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制，其他的请求权如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杨立新：《中国民法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探索与意见》，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24页。
[11]2001年9月28日，王利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指出，物权的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继续行的侵害行为，如果严格以消灭时效的期间起算办法，则对物权人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护物权。王利明：《债权与物权》，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5页。
[12] 关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民法学界存在三种学说：
1、诉权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权利人所丧失的只不过是诉权而已。消灭时效届满后的债务属于自然债务，而权利则称为“裸体权利”。
2、实体权利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归于消灭。
3、抗辩权发生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与诉权均不消灭，仅发生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3]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4]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7页。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既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物权确认纠纷案由，也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物权法第三章“物权的保护”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即“物权保护纠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每个物权类型（第三级案由）项下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适用，多数可以作为第四级案由规定，但为避免使整个案由体系冗长繁杂，在各第三级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在涉及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确定时，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涉及“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一种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可以适用“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六种第四级案由；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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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应按照所保护的权利种类，分别适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各种物权类型纠纷）。
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16]杨立新：《关于共有的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7] 田少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方面的作用——中国和法国民事诉讼制度之比较》，载《法律适用》第2005年第6期，第38页。
来源：中国法院网 北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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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司法资源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第五篇：关于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
关于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
屏山县清平彝族乡冒水村三组彭XX在冒水村三组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时就承包到了现在所谓“争议”的河沟湾的土地，此后一直由彭XX家管理使用。一九九九年十月国家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人民政府再次确认了彭XX的承包经营权并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多年来此宗土地都是彭XX家在经营管理。二00七在清平乡进行移民实物指标调查登记中，同组村民刘XX和另一组的村民黄XX却提出了该宗土地内有他们的承包地从而产生争议。争议发生后清平乡人民政府于二00八年一月五日作出了《关于彭XX、刘XX、黄XX河沟湾林地争议处理意见》。彭XX不服该处理意见，于二00八年一月十三日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清平乡人民政府于二00八年一月十七日作出了《关于撤销彭XX、刘XX、黄XX河沟湾林地争议处理意见的决定》。但是，在无人申请清平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调解也没有接到任何人通知进行调解的情况下，清平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却于二00八年七月一日发出了一个《关于彭洪英、刘国桃、黄绍维河沟湾林地争议调解意见》。该调解意见完全照搬了原清平乡政府的处理决定的内容。将属于彭XX的承包经营权内的土地划分给了刘XX和黄XX二人。
彭XX不服调解意见，多次找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要求重新解决，乡政府口头告诉彭XX找县农业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彭XX向县农业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后仲裁机关又以不属于农业承包合同为由不受理。笔者受理彭XX的委托后于二00八年八月书面正式向屏山县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解决土地使用权争议。但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没有作出局面回复。后笔者代理彭XX向屏山县人民法院以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屏山县人民法院协调，清平彝乡人民政府同意受理。现正在处理中。此纠纷 1
从发生到现在已经二年多了还没有处理结束，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当地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给当地的稳定带来了隐患。
笔者的观点：
存在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下简称《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以来，在处理农村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纠纷中出现了一个误区。一些地方的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对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争议处理时都一律按《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交给农业合同管理委员会调解或仲裁。
笔者认为，这是对《土地承包法》的误解，是法律适用的不当。《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适用的范围不同、解决的实质问题也不同。前者适用于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实质问题是合同的履行问题，后者适用于因土地的使用或所有而发生的争议；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问题。在主体上，前者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因发包合同或已取得承包经营权后的村民因土地流转而发生的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此时的土地权属是明确的，主体是特定的。后者不是因履行合同而是因土地的使用或所有权不明确而发生的争议，主体也不特定，如果是使用权争议有的可能是同一经济组织内的村民，如果是所有权争议则只能是二个或多个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
主要理由和法律依据：
一、《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法》只适用于农村的土地承包和因此而产生的承包合同争议纠纷。其争议的双方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村民之间因发包与承包之间发生的承包争议；二是承包人之间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合同争议。即都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所说的“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也应该是在土地发包、转包等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三十八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发包方就开发、经营和利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以及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与承包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各承包方之间所签订的转让、转包和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合同。”依照上述规定，只有属于农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即双方是在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中产生的争议才应适用《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解决。因此《土地承包法》才规定了当事人协商不成时或不愿意协商时可以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争属于合同履约之争。
二、土地使用权的争议一般都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一方已经取得了承包经营权（即与发包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或取得了经营权证书）而另一方又提出其也享有经营权所产生的纠纷，此时对争议的土地来说就需要确认其使用权的归属。其性质属于土地使用权的争议。而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则大多是不同的经济组织间的村民都提出对同一宗土地享有使用权而引起的争议。这类争议表面看起来是村民之间的使用权争议，而实质上是二个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这时也需要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进行确认。《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依照这一规定，在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争议必需经过政府作出处理（确权）。此时，政府处理是诉讼的前置条件，不是由当事人选择的。没有政府的处理，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受理。其诉争属于确权之争。
综上所述，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纠纷应该属于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争议，而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争议。这类纠纷仍然应该适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处理。即仍然应该由人民政府来处理以确认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争议双方对处理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笔者建议：
除了笔者亲自承办的这个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外，笔者在参与涉法信访接待和平时的咨询接待中也了解到目前农村中这类事件还比较多。这个问题可以说还有普遍性。为了及时解决此类纠纷，维护农村的稳定。笔者建议：
一是加大对《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宣传，特别是对乡镇农村合同管理机构人员的培训，使其分清不同的纠纷应该适用不同的法律解决。
二是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这两类纠纷处理的主体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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