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调研报告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尤其是对著作权的保护是激励和促进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保障，坚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必要前提。近两年来，我省的著作权纠纷案件受案数量承井喷式的增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文化信息产业的产值在我省经济发展总量的权重不断增加，我省的文化经济在近年来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大量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出现。从最开始的准备不足，疲于应对，到现在建立双向监督、沟通机制，确立相对统一的赔偿标准，近两年来，吉林省法院系统通过大量的审判实践，对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审理积累了一定经验。今年一月份以来，我庭组织了对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进行了专项调研，现将调研结果总结如下：
一、系列案件发展的趋势
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相同、诉争的标的相同或标的的性质相同、侵权手段相同或近似、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提起的关于著作权纠纷的若干案件。
我省近年来受理的第一宗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始于2007年，该系列案件仅为5起，2008年、2009年，我们陆续审理了3起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但涉及案件数量很少，没有形成规模，我们并未充分重视，仍旧按照传统审理方式办案。从2010年开始，大量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集中涌现，各级法院受案数量激增，到目前，已经形成了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占据我省各级法院受理的著作权案件总量的80%的格局。如何集中精力、保质保效的办理好这些系列案件，已经成为我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系列案件的成因
通过审判实践，和与当事人的沟通，我们发现，大量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出现原因主要有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事人维权意识不断增强。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颁布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权利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权利内容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于自己权利的维护逐步由过去的放任和被动保护，转变为主动维权;
(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权利所包含的经济利益不断增长。随着国家对文化市场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的文化市场在近年来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吉林省的文化产业产值也屡创新高。自2006年起，吉林全省文化产业增速连年保持在20%左右，超过全省GDp增速。2010年，吉林省文化产业已占全省GDp的4.9%，其中仅动漫产业产值就高达62亿元。在市场的作用下，文化产品的价值得到巨大提升，权利人的相关权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利益的驱动下，当事人对于权利更加重视，对侵权行为进行打击的要求也更加迫切;
(三)、侵权行为大量增加。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固有的非物质属性，同时伴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知识文化产品价值的增加以及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承载着作者权利的作品在传播、流通的过程中极易被模仿、复制，导致权利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事实上，近年来网络著作权侵权已经在吉林省乃至全国著作权侵权的主要方式，同一侵权人以相同或相近的侵权方式批量式的对一个或多个权利人的同一性质的权益进行大规模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系列案件出现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四)、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的方式更加便捷、途径更加多样。网络技术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在侵权人利用网络大肆侵犯他人权利的同时，权利人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商务网站等众多途径更加便捷、准确的发现侵权行为，并固定相关证据，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一般情况下，权利人对于已发现的由不同侵权者实施的对同一权益进行侵害的行为，为方便诉讼，在不违背相关管辖规定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在同一法院提起告诉，这也是系列案件的成因之一。
(五)、吉林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相对较大。为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吉林省各级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中一直坚持将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作为衡量裁判效果的第一标准，在同类案件中，吉林省法院裁判的保护额度相对较高，因此，在以侵权行为发生地为确立管辖的连接点的案件中，当事人倾向于在我省提起诉讼，这也是我省近年来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大批量增加的一个原因。
三、系列案件的特点
著作权系列案件既具备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涉案的主体或标的在一系列案件中基本相同或近似，这些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又不同于一般著作权纠纷案件，有其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兼具民事和商事属性。著作权项下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之规定，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人身性权利，其他权利为财产权，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侵权行为可能同时侵害了权利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这些权利的救济，长期以来一直是由传统民法所调整。而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特点在于，侵权人通常只侵犯了权利人的财产性权利而并未侵犯其人身性权利，而作为权利人，对于著作权项下的财产性权利通常以商业化的模式运作，以期实现其经济利益，且权利人提起诉讼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就其商业利益的损失获得补偿。因此，在审理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中，要求法官在运用传统的民事法律判定侵权事实的同时，还要以商事的思维来确定如何对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救济。
(二)、案件涉及地域范围较广，各地区保护状况差异明显。由于被告的不同和侵权行为发生地的不同，近年来，我国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一直存在着权利人就某一系列类似案件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情况。我们通过调查比较发现，对于案情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各地法院在侵权与否的认定上一般能够保持一致，但在最终确定的侵权赔偿数额上却存在一定差异，这其中，既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原因，也有各地区法官对法定赔偿数额的自由裁量的把握不同的原因。对此，我们认为，在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为加权参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一个可参考的赔偿标准，既有利于保证司法的统一，又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争取最高法院的指导和兄弟高院的帮助。
(三)、案件维权成本降低，并不必然导致侵权人赔偿数额的降低。由于是系列案件，对于部分证据的取证成本，尤其是公正费用，在平均到每个案件后都大大降低，同样，权利人维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和差旅费用也相应的减少，如果单纯的考虑民事审判的平衡原则，侵权人为此所承担的赔偿数额也应相应降低。但系列案件的特点在于，侵权人所实施的行为可能是对一个权利人所享有的对不同标的的权益进行大规模的、成批量的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等情节均应作为参考因素。显然，在考虑系列案件的法定赔偿数额时，我们不应只就个案考虑侵权行为和所造成的后果，而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和起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辩证统一的适用法律，才能使系列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裁判结果。
四、审理系列案件的做法和经验
吉林高院在系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力求区分情况，把握系列案件的成因，区分系列案件的特点，坚持依法办案、调判结合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严把立案关，审慎对待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我们认为，既然法律规定了各种确立管辖的连接点，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的选择权，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案件。但在审判实践中，不乏当事人经比较后，认为我省的保护力度较大，判决赔偿数额较高，在没有管辖连接点的情况下认为制造管辖连接点，意图在我省进行诉讼。如在某权利人诉数十家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的系列案件中，对于部分在我省没有销售的图书，权利人主动与图书销售商签订图书订购协议，要求其购入相关侵权书籍，并借此制造连接点在我省进行诉讼。被告人在一审提出管辖异议，在管辖案件二审过程中，吉林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与立案一庭相互配合，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共同协商，形成处理意见。最终，经吉林高院裁判认定该系列30余起案件中的12起案件管辖异议成立，吉林省法院对该部分案件不享有管辖权。虽然在部分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我们认为已经事实上构成侵权，但我们认为只有严格的遵守法律程序，才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处理。如此严格的控制自己的收案，我们损失的，只是吉林法院小环境下的数字统计，而换来的，是吉林省公正、和谐的发展软环境和在全国范围内对著作权依法保护的大公平。
(二)、灵活组织合议庭，尽量减少当事人诉累。系列案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多起案件的一方当事人相同，二是涉案的标的和案情基本相同或相似。在把握这两个特点的基础上，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吉林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在系列案件的审理中灵活组织三人合议庭或五人合议庭，在排期开庭前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力争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列案件的逐一审理，避免了当事人多次异地往返，极大的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减少了双方当事人的诉累，同时，为下一步的调解工作打下基础。
(三)、严格区分案情、坚持分别合议，坚决杜绝套用判决。由于系列案件大部分案情相同或相似，一起案件的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其他案件审理的模板，部分办案人难免产生“搭便车”，套用他人判决的想法。这一情况引起了吉林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领导的高度重视，主管领导在对下指导工作中多次强调对于此类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在某权利人诉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系列案件的二审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审法院将另一起案件的侵权事实直接摘抄到相关系列案件中，引起了当事人的极大不满，对法院的司法能力和态度提出了怀疑。庭领导经审查认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对于人民法院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经研究决定，对该案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报，同时，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著作权侵权系列案件中，办案人必须就每个个案的案情、与相关系列案件的异同、判决的论理和结果逐一向合议庭汇报，由合议庭对每个个案分别进行评议，办案人必须独立完成个案的裁判文书，严禁套用、抄袭他人判决的情况发生。在保证同案同判的同时，确保每一份裁判文书的事实认定和分析评判都能够经得起推敲，力争使当事人“胜败皆服”。
(四)、综合考虑案情，在全省范围内确立统一赔偿标准。系列案件诉讼的目的主要就是获得赔偿，但在系列案件中，当事人一般都只能证明侵权的成立，而难以证明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利益，人民法院须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适用法定赔偿。如果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会打击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阻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如果判决赔偿数额过高，将会过分的加大侵权人的责任，违背公平原则。因此，最终判决赔偿数额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法院的裁判能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针对系列案件的特点，我们在确定赔偿标准时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以商事思维来评判商事问题。我们认为，既然当事人要求赔偿的依据是该权利在商事运作中所可能实现的经济价值，那么我们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就应当用商事的思维来分析和确定。具体的说，在确定著作权侵权赔偿标准时我们一般参考以下标准：(1)、商业交易的惯例、(2)相关的行业标准、(3)、与涉案作品具备可比性的其他作品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用。在审理涉及影视作品网络传播权侵权系列案件中，在能够查证的许可使用合同许可费用畸低，无法对权利人构成公平保护的情况下，吉林高院主动参照影视著作权协会的相关标准，以影片投入和播放档期作为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依据，分级分档确定涉案影视作品的保护数额，使法院的裁判尽可能的符合商业行为的一般效果，适当的维护了当事人合理的可预期利益。
2、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出了对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用的考虑外，我们更加注意对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考量。例如在某网络著作权侵权系列案件中，涉案作品被侵权人在互联网上公开提供下载，但该网站属于某高校的教育网站，尽管并未与互联网隔离，但实际上除本校学生极少有人访问，成为事实上的局域网，并且，通过调查发现，涉案作品被下载的次数极少，侵权后果并不严重，吉林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经过研究，适当的参照了局域网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的行业标准，降低了赔偿数额。
3、兼顾公平性和惩戒性。公平性是民事法律的天然属性，无庸赘述，而惩戒性在相关的知识产权立法中并没有明确提及，但不可回避的是，商业社会本身就是道德社会，对于契约的违背和对他人权利的侵害都是有悖于商业道德的，违约金具备惩罚性功能已被实践所承认，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对侵权人的惩戒也应是法律的应有之意，因为，无论从行政法还是刑法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民事救济的基础上，国家公权力还将对侵权者实施惩戒，但目前看来，引发行政和刑事处罚的标杆还是相对较高，如果在公平的补偿救济到国家的公权力干预之间不以法院酌定赔偿数额中加入惩戒性质作为缓冲，无异于为侵权人提供了灰色地带，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正。因此，我们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除了考虑正常的商业成本和利润外，还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无法确数的损害，通过对侵权人的经济惩戒，达到对权利人保护的公平，构建公平、公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五)、调判结合，积极利用系列案件特点，开展调解工作。近年来，吉林省法院对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调解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2010年对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共调撤109件，2011年1-9月份，共调撤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82件，我们认为调撤成功的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当事人的诉讼心理，正确运用诉讼技巧。在系列案件调解过程中，权利人通常能够同意在系列案件整体调解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诉请赔偿数额，以期节约诉讼成本，尽快解决纠纷;被诉的侵权人在对侵权事实认可的情况下，为最大限度的减少赔偿数额，往往更倾向于把系列案件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进行调解。因此，我们在对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审判工作中，在明确侵权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拟判决的赔偿标准，并以此为参照，对当事各方进行斡旋，力争促成案件整体调解。对于部分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报有不合理的预期，不配合法院调解工作的系列案件，我们会考虑对该系列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起或几起先行裁判，通过裁判文书的辩法明理，向当事人阐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最终达到案结、事了、人和。
(六)、双向沟通、双向监督，建立全省一盘棋的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审理格局。2011年吉林高院在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审判监督年”工作，知识产权审判庭通过在全省开展巡回调研活动，与各中院相关业务庭室建立起了顺畅的双向沟通、双向监督的机制。要求各中院对于案情复杂、影响广泛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在最终宣判前，主动与省高院沟通协调，交换意见;省高院只在不违反审级独立的前提下，就法律问题给出指导性的意见，指导各中院的审判工作。同时，省高院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充分发挥审级监督职能，对于全部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的上诉审保证100%公开开庭审理，严格审查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在尊重下级法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对于案件程序违法、定性错误、适用法定赔偿数额畸高或畸低的案件，坚决依法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
以上是吉林高院对近年来全省法院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以及相关审判经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式，是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审判职责，服务深入文化体制改革事业的的必然要求。吉林省法院将更多的争取最高法院的指导和各兄弟高院的帮助，积极探索、勇于创新，通过司法审判实践构建健康和谐的文化产业发展软环境，为提升地方文化产业效益，增强地方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贡献!
第二篇：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网络用于交流学习
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
作者：吴国平律师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吴国平律师代理了一起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原告在某一行业经营多年，几乎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被告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经营的软件产品如果进入市场将分取原告的一定市场份额，原告以被告开发的软件侵犯其软件著作权为由将被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关损失，并同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发函，要求停止行业主管部门的内部审批，后行业主管部门以被告软件涉嫌侵权为由暂停了相关的审批手续。案件审理之中，原被告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后法院应原告的申请，调取了被告于版权中心备案的源代码等文件，并委托鉴定机构对两套源代码及执行程序进行对比，案件承办律师针对软件侵权认定中的问题，完成本篇文章，希望对软件行业的编程人员和企业管理者有所帮助。
一、源代码侵权的认定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往往涉及编程语言源代码、程序文档及程序运行的硬件要求等计算机科学领域比较专业的问题，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通常没有办法进行此类侵权案件的认定，因此，专业鉴定机构的选择，似乎成为所有此类案件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而鉴定机构对于软件源代码侵权的认定，需要首先解决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的问题。关于判断标准，需要强调的是通行的编程语言全部为西方语言，尽管中国的软件界不乏尝试用中文编程的专业人士，但是，从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自硬件到软件都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人发明的，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欧语的语言特征，在硬件上CPU、I/O、存储器的基础结构都体现了印欧语思维状态的”焦点视角”，精确定义，分工明确等特点。计算机语言也遵照硬件的条件，使用分析式的结构方法，严格分类、专有专用，并在其发展脉络中如同他们的语言-常用字量和历史积累词库量极度膨胀。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功能，计算机语言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有500多种计算机语言出现，按照TIOBE世界编程语言排行榜，最为常用的有JAVA.、C、C++、VB和PHP等，目前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侵权案件基本上集中在上述的几种语言中。
对于源代码是否相同的标准，严格的探究可能会成为一个超出法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哲学家的参与，即需要解决什么是相同的问题，有一点相同的两个整体是否是相同的两个整体，更或者仅有一点不同的两个整体是否是不同的整体，实践中人们对于哲学家的思维可能会怯而退步，所以开始讨论实质性相同的问题，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反映了对于源代码判断标准的变化，即原始的“镜像复制”标准向“实质性相同”的变化。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网络用于交流学习
镜像复制标准，即认定两种软件的所有源代码达到100%相同，才能认定两种软件之间存在侵权关系，这是一种比较刻板守旧的看法，这种标准处理早期的、原始的软件盗版是有效的，但是不能适应不断翻新的抄袭手法，对于部分抄袭、抄袭加创作的方式是无法确认侵权的，实践证明不能保护软件著作权利人的权利。
实质性相同也因此成为此类案件判断侵权的重要标准和通行的做法，但是实质性相同同样需要解决判断临界点问题，即如果达到某种标准则构成侵权，否则不能构成侵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曾经利用鉴定机构报告认定的20%相同的比例认定侵权，如果这一比例仍然为很多人接受的话，那么如果1%相同是否侵权的问题似乎又把我们拉回哲学的思维，实践中这一界限无疑是模糊不清的，需要法官依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判断。
正如所有程序化的东西都有缺陷一样，固定化的检测软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科学，例如针对部分鉴定机构使用的Beyond Compare软件，如果选择代码长度为一的话，那么所有同种语言编写的源代码都将大概率的相同，鉴于鉴定机构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人工的方式完成十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的源代码的对比，检测程序又成为不得不采用的方式，但是对于鉴定机构最终出具的报告，法官应当对于此类的局限性有充足的认识。
不同种语言编写的代码如何认定实质相同，不同的编程人员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缺少一一对应的字符关系，例如由将C语言的代码编译称JAVA语言代码的过程本身包含了大量的智力创造，不同的程序员出于对C语言代码的理解可能会编写出不同的JAVA代码，因此对于不同语言源代码之间抄袭的认定对鉴定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法官在委托鉴定机构时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鉴定机构便采用的结构、顺序与组织为标准认定相同，即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结构、顺序和组织相同，即使程序的编码不相似，也可认定两者实质性相似，实践中此种认定方法争议较多，鉴定机构对于此类委托格外的慎重，少数鉴定机构则直接表示无法认定是否相同，有的鉴定机构则采用折中的方式来出具鉴定报告，即以两种软件的屏显顺序、选单内容、布图设计、用户信息输入格式和输出格式是否相同来确认两者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二、数据库与软件侵权的关系
在我代理的案件审理中，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认定原被告的数据库表格相同的为4%，相似的为94%，对于数据库是否为软件的一部分，以及数据库字段相同是否就是软件侵权，原被告有着不同的观点。
被告认为，包含数据库内容在内的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条的内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权利人所主张的权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网络用于交流学习
利载体共分为两个部分，即计算机程序和文档，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根据以上条例可知，如果将数据库列为应在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应保护的权利，那么数据库要么为程序，要么为文档，但是数据库肯定不是程序代码，而且数据库并非是用来描述程序内容和组成的文字和图标，所以数据库也不是文档，因此数据库不应当成为计算机软件的一部分也不能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主张其著作权。
被告还认为数据库是完全可以从某个计算机软件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另一计算机软件的数据库。数据库只是“数据”的组合，对他们的操作是由数据库外的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因此，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程序是两个独立的著作权保护对象。“对数据库中信息的具体安排、检索都是由计算机应用程序进行的，提供创造性的安排、检索功能的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同数据库中信息的著作权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数据库的内容及结构。
被告还认为其观点也一直为最高院所确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帝慧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连樟文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函（[1999]知监字第18号函）中明确表述“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也构不成数据库作品”。
原告的观点认为鉴定报告所依据的鉴定原则就是从软件的系统架构、源代码、数据库、运行界面和编译过程来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鉴定机构所作出的结论应当视为认定被告软件是否侵权的依据，同时软件的编程人员大多数都认同数据库与软件的同一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专业人员的观点应当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
我个人作为被告方律师当然支持被告的观点，但是跳离当事人的角度，我仍然认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源代码相同比例问题应当以鉴定机构的结论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对于法律问题，应当严格遵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尽管很多有条件的法院都已经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庭，但是对于该类案件，部分法官仍然对鉴定机构有很大程度的依赖性，即把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抛给鉴定机构，而忽略了软件专业人员的观点（例如数据库）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出发。
三、案件审理中细节问题对于软件企业的启示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网络用于交流学习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可能会影响法官判决的细节问题，对于该类问题，并不是影响案件性质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与鉴定报告的相关内容相结合，小的细节也可能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简述如下：
首先，很多软件企业对于开发的软件产品，只是在开发完成时做登记备案，但是后续因为运行环境、通讯方式、加密验证方式甚至软件的功能都会因为种种原因做或大或小的调整，但是对于此类更新的版本，所有的管理者及技术人员都缺乏将更新版本重新备案的意识，一旦该款软件涉及版权诉讼，则管理人员的此项疏忽很有可能影响案件的胜败！
其次，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实质接触”往往成为主张侵权方的举证难点，尽管法律界对于该条件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源于编程人员管理的水平问题，往往在庭审中成为争议的焦点，建议软件企业在劳动合同的竞业条款、保密协议、软件源代码等信息的传递和存储方面征询专业律师的建议，以防止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
某种程度上讲，该类案件中涉及律师能力的比拼、证据的比拼，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企业综合实力的比拼，这一点无疑应该成为软件企业管理者的警钟！
第三篇：关于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关于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随着我县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物业管理服务成为新生事物，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物业服务市场不规范的状况下，社会各界需要不断对其探索、完善。鉴于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涉群体性，处理不当不但会制约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而且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本文拟从本院审理该类案件的情况出发，找出问题，分析成因，提出对策，以期我县物业管理市场能够良性运作，使业主、物业公司实现双赢，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院受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近两年来收案量激增。
五年来，我院受理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尤其近两年收案总数占近五年收案总数的80.7%。
（二）业主多为被告。在已受理的案件中，97.7%的业主为被告
（三）案件类型较为集中，有以下几种：
1、物业管理企业向业主追缴物业管理费、水电、取暖费的案件；
2、物业管理企业认为业主私搭乱建拆要求予以拆除的案件；
3、业主认为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物业服务质量不合格要求退还已交物业费的案件；
4、业主要求物业管理企业退还装修保证金案件；
5、业主认为物业管理企业乱收费要求退还的案件；
6、业主认为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有瑕疵造成财产损害要求赔偿损失的案件；
7、业主委员会解聘物业管理公司案件。
（四）收缴物业费逐渐成为主要诉讼请求。
（五）结案方式以调解、撤诉为主，但判决率有所上升。
五年来在所有已结案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262件，占结案总数的86.75%，其中撤诉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原告起诉后被告自动履行；二是经法院调解被告履行；三是被告下落不明，原告不愿公告；四是不符合法院管辖范围，经法院劝说，当事人自行撤诉。呈逐年上升趋势。
（六）收缴物业费案件成为审理难点。
收缴物业费的案件判决率明显高于其他物业管理纠纷案件，这主要是因为收缴物业费案件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矛盾较为突出，不易调解。
（七）业主拖欠物业费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部分业主无故拖欠；第二，部分业主因没有经济能力负担物业费而拖欠；第三，业主反映物业服务有不到位、绿化面积不足、物业费过高、丢失车辆、保安不尽职责、没有签订协议、收费项目不合理、房屋质量等问题，故要求减免物业费而拖欠。
（八）被告的辩解意见多因证据不足难以被法院采纳。在全部物业公司收缴物业费以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共计34件），仅有6件案件因业主辩称物业管理企业曾暂停服务而减免了部分物业费，其余28件案件，尽管被告提出的辩解理由多种多样，但均因证据不足或与案件无关未能被法院采信，最终法院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物业管理纠纷的成因分析
（一）国家政策及物业管理体制方面
1、我县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近年来我县城区改造进程加快，新建住宅小区43个，建筑面积500万平方米，拆迁改造面积达215万平方米，拆除危旧房屋180万平方米，近万户居民喜迁新居。许多物业管理企业从2004年起由原先的免费服务逐步向有偿服务过渡，这是我院2005年起出现大量物业费纠纷案件的直接原因。
2、立法体系尚未完善。现行的有关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这样的立法体系效力位阶较低，在很多方面规定较为笼统，不具备可操作性，已不适应当前物业管理工作的需要。大多相关法规都规定了业主的一系列权利，但如何保障这些权利，义务相对人不履行相应义务又应承担何种责任，却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详细规定。例如，几乎所有相关法规都规定居住小区具备一定条件应成立业主委员会，并规定了登记部门，但却没有详细规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程序，导致实践中很多小区业主委员会难以成立。
3、物业管理行业市场化程度低。目前我县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由于行业市场化程度不够，没有形成一种市场化的竞争格局，更谈不上优胜劣汰。我县物业管理企业大都直接从开发商分立出来，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开发商在初期选用自己分立出来的物业管理企业，从而剥夺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业主选择、更换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开发商的这种行为导致：（1）有的业主与开发商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如房屋有质量问题，开发商未能履行对业主承诺等等，业主即以拒交物业费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抗辩；（2）物业管理企业缺乏服务意识、服务水平难以提高，从而造成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4、物业管理企业缺乏第三方的有效监测和评估。《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虽然规定了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分级和年检制度，但并未将资质等级与服务等级、收费等级挂钩。目前也没有对物业服务标准、物业公司资质等级、物业管理费分级收取进行动态评估、监测的部门，不利于物业收费、资质管理、服务标准等向社会的公开、透明，业主难免怀疑物业管理企业实际提供的服务是否与服务标准相符、是否与交纳的物业费相适，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质量也难以得到保障。
5、业主委员会不健全，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县绝大多数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即便设立了业主委员会，因业主委员会的权利行使的途径尚无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业主委员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直接导致缺乏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督和制约，业主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既不利于维护业主权利，也不利于物业管理市场有序竞争。
（二）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和服务方面
1、缺乏详细的服务标准、服务价格。一些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将详细的服务价格、服务标准向广大业主公示，业主难以对物业管理的质量进行有效监督，一旦对簿公堂也难以证明物业服务不符合标准。常常导致业主在和物业公司对簿公堂时各执一辞，由于业主要承担举证责任，败诉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有的物业管理企业私自制定收费名目，如出租车驶入费、上楼顶费等，引发了业主的强烈不满。
2、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由于物业管理行业处于发展的初期，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没有完善的资质认定体系，物业管理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对其人员缺乏系统的岗前培训，这导致物业管理人员工作能力、精神面貌、工作责任心都难以满足业主的需要。
3、部分物业管理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工作不规范，管理水平低，服务质量差。相当多的业主认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不到位，普遍反映社区卫生环境差、公共设施维修不及时、保安不负责任等等，这也成为业主拒交物业费的最主要理由。
4、财务收支透明度较低，业主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与物业管理机构相比,业主是获取信息的弱势群体,目前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缺乏透明度，一些物业管理机构并没有依照有关法规规定将有关财政收支进行公示，业主不知道其所交纳的物业费都用在何处。由于物业管理机构在财务运作、日常管理、收费项目制定等方面采取对业主保密的方式，经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以致引起各种本该避免的纠纷。
5、物业管理合同的单方性。目前我县物业管理合同的签订有以下几种模式：（1）在入住的同时强制业主签订，不签合同就不办理入住手续；（2）入住后与业主个别签订，有相当多的业主担心今后受物业合同制约，不愿签订合同；（3）虽没有签订书面物业管理合同，但按照相关规定，因其实际上接受了物业服务，也应当交纳物业费。上述三种模式都暴露出当前物业管理合同的单方性。强制签订合同的物业管理企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制定一些对业主不公平的条款，单方确定、调整收费标准或强制提供服务，严重违背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而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业主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具体确定的内容，极易引发纠纷。
（三）业主方面
1、回迁户等低收入人群经济能力差。近年来，由于我县城区改造速度加快，大量房屋拆迁，出现了很多回迁户，同时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平衡，出现了诸如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群。虽然相关政策对这类群体给予了照顾，如减免供暖费等，但总体来说他们仍难以负担高额的物业费。当前这一人群与商品房业主居住在同一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对待这一人群与其他业主采用相同的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造成了收费难度的增加。
2、业主维权意识薄弱。如前所述，大部份案件起因是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而几乎所有业主拖欠管理费的原因都是业主认为物业一方未尽服务义务：如未及时修缮损坏的设备，垃圾未及时清运等。当物业管理一方不能提供适当的服务时，作为业主应积极与物业管理公司或其上级主管单位沟通，通过反映意见或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现实生活中，一些业主找不到解决争议的正当途径，在诉讼过程中，业主也不知道如何通过举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我院受理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中，相当多作为被告的业主对物业服务都有一肚子的抱怨，但真正走上法庭维护自己权益，作为原告起诉物业管理部门的案件只有5件。
3、个别业主素质较低。由于业主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个别业主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如私搭乱盖、随意丢弃垃圾、任由宠物随地便溺等，破坏了社区整体的和谐，给其他业主造成不便，也给物业管理服务增加了难度。同时个别业主对物业服务这一新生事物不理解，认为以前没有物业也可以正常生活，现在却要负担一笔数额不小的物业费，从心理上和经济上都无法接受。
三、案件审理难点及对策
由于我院目前审理的物业管理纠纷大都是追缴物业费、水电费的案件，业主通常会以物业管理企业未履行物业服务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要求等违约事实进行抗辩，而如何认定物业管理企业是否构成违约，成为审理中的难点。市高院《意见》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业主可以要求减收物业服务费用或要求返还多交的物业服务费用：（1）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项目和质量与合同约定标准差距明显的；（2）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费的。”由此可见，“服务项目和质量与合同约定标准差距明显的”可以认定有违约事实存在。究竟何为“差距明显”，并没有相关规定，应属于法官自由裁量范畴。从拖欠物业费人数日益增多、业主普遍反映服务不到位的现实情况来看，物业服务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些问题也造成了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矛盾。但如前所述，在我院的审判实践中，没有一件案件因为“服务项目和质量与合同约定标准差距明显”而判决减免业主应缴纳的物业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如果业主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而物业管理企业又不能妥善解决，必将造成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矛盾的激化，甚至可能造成业主对法院的公正性的怀疑，从而加大了执行的难度。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原因有：
1、没有物业管理合同或合同中服务标准不明确，法院无从判别差距是否明显；
2、业主举证能力较弱；
3、法官考虑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由于物业服务具有特殊性，其服务通常情况是针对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业主，不同业主之间接受的服务质量是相同的。部分法官担心判决减免物业费，其他已经全额缴纳物业费的业主要求物业管理企业返还物业费，给社会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此案之前还有同一住宅小区业主被诉，在提供证据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没有违约事实的存在，还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局面，影响法院判决的公信力。
在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认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人认为，认定物业管理企业有违约事实，判决减免诉讼费会造成大多数已经交纳物业费的业主要求返还物业费，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这种情况下应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法律不能因为主张权利的人是少数就否认其权利的正当性，若长期如此，物业管理企业可能会倚仗自己的强势地位，肆意侵害业主的合法权益；而业主必将产生抵触情绪，其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矛盾势必会不断升级，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由此可见，在物业管理纠纷中出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难以统一的悖论，无论法院如何判决，都会给社会造成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该衡量何种决策给社会的消极影响更小，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现阶段物业管理市场机制不完善，物业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对物业管理企业严格要求、敢于认定违约事实，有利于市场的规范，有利于物业管理企业服务质量的提高，而对交纳物业费的业主要求返还物业费的疑虑，可以通过物业管理企业统一减少下收费的方法来解决，从而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到最小。相反，如果法院认定是否违约时对业主要求过苛，虽然维护了短期内的社会效果，但却不利于物业管理市场的发展，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的矛盾也没有真正解决，给社会留下了不安定的隐患。综上所述，法官应该正确认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消除不应有的顾虑，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敢于认定物业管理企业的违约事实。
2、对弱势群体适当倾斜。由于物业管理合同的单方性，以及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在经济实力、举证能力等方面的悬殊性，物业管理纠纷中，业主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业主做出适当倾斜。这样不但可以保护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也可以使物业管理企业慎重选择诉讼，把矛盾消除于法庭之外。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对业主做出倾斜：（1）充分行使释明权，指导业主的诉讼。由于业主对诉讼程序比较生疏，往往不知道法律的相关规定、不知道如何举证支持自己的观点、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审判人员有必要充分行使释明权，为其讲解相关规定、指导其举证和参加诉讼。（2）确定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时，应考虑双方的举证能力，不宜对业主要求过于苛刻，另外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争议较大的案件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证据。应当指出，对业主做出倾斜应有必要限度，如果过于倾斜，则不利于物业管理企业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助长部分业主无理拒交物业费的不良心态。
3、认定是否构成违约时应按服务项目具体确定。物业管理合同是一个合同群，依据具体服务项目的不同，通常包括若干个具体服务合同，比如清运垃圾的合同、修理公共设施的合同等等。每个具体合同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标准均不相同，因此在审理过程中，应该区分业主提出的抗辩理由是针对哪个合同，如果抗辩成立应在该合同项下对该项收费进行减免，而不能笼统地减免物业费。
4、统一裁判尺度。物业管理纠纷案件涉及当事人众多，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往往同时起诉数十名业主，法院在裁判同一物业管理企业同一住宅小区的案件时，有必要根据其服务质量，统一裁判尺度，确定是否减免和减免幅度，避免同案不同判情况的发生。
5、加大调解力度。调解制度作为享誉世界的东方经验，能够彻底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有利于当事人的和睦相处，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物业管理纠纷是涉群体性纠纷，一味以判决方式结案极易引起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矛盾的激化，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法院应该尽量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审判人员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大调解力度，尽可能把矛盾消除于法庭之内。
6、及时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是社会矛盾的直接见证者，其独特的视角经常能发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难以察觉的社会矛盾。因此，法院应该充分运用司法建议这一职能，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反映，全社会通力合作，化解矛盾。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时，法院应当将发现的问题归纳、总结，及时从司法的角度对物业管理企业或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比如对业主集中反映服务不到位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发出司法建议，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对行业管理制度的缺陷则可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四、化解物业管理纠纷的相关对策
法院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相关体制和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法院并不是万能的，诉讼也未必是化解矛盾的最佳途径。单凭法院的一己之力难以化解的物业管理纠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用诉讼以外的方式化解争端。
（一）立法机关及政府有关部门方面
1、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物业管理法律。如前所述，目前物业管理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并不完善，有关立法机关应该在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完善立法体系，在充分总结近年来物业管理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对已过时的规定应尽快修改，并对成功的经验和可能实施的目标应及时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
2、引入监督、测评机构。在条件成熟时，有关部门可以引入具有评估、监测功能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对物业服务标准、物业公司资质等级、物业管理费分级收取的评估、监测等服务，通过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可以保障物业收费、资质管理、服务标准等向社会的公开、透明，这将有利于物业管理市场的良性运作，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3、帮助成立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自治组织，其价值在于监督、制约物业管理企业，为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提供更为有效更为专业的帮助，同时也有利于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签订物业管理合同、互动交流等。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帮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成立难度较大，可以考虑将业主委员会的部分权限交予居民委员会代为行使。
4、推行物业管理的市场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提高物业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应当逐步采取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服务商，给予广大业主选择权。建议价格管理机关根据不同档次的物业服务标准、不同资质等级的物业公司，科学核定不同级别的物业费收取标准。同时在市场化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逐步由政府指导价向市场调节价格过渡。
5、成立物业管理纠纷调解组织。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探索诉讼外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物业管理企业成立调解组织，一种是政府拨款，聘请具有较高法律水准的专业人员担任调解员，专门针对物业管理纠纷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如东城区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委员会。笔者认为成立民间调解组织是化解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一个创新举措，设置民间调解组织不仅可以减轻司法部门的工作负担，同时可以使纠纷的化解更为快捷、有效。
（二）物业管理企业方面
1、物业管理因该加强岗前培训，提高员工素质和服务水平，主动与业主进行互动沟通，听取业主的意见、建议，同时借鉴其他物业管理单位的成功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质量。
2、对低收入人群降低收费标准。鉴于我县的实际情况，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对低收入人群适当降低收费标准，这样有利于物业费的收缴，加快资本流转，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诉累。同时，物业管理企业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标准的服务，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和支付能力。
3、物业管理企业应该强化合同意识，签订合同时，应细化合同内容，为以后的服务提供可供判定的依据。同时，物业公司在收取物业服务费后，应当严格履行服务义务。
4、物业管理企业应该加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制定详细的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收费细则、收支表，并向广大业主公示，接受业主监督。
（三）业主方面
业主应当提高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在发现物业服务问题后，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与物业公司的沟通和谈判，指出物业服务的不足，帮助物业公司提高服务水平，妥善处理纠纷。在争议难以解决时，应注意收集证据，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而不应以拒交物业费的形式进行抗辩。同时业主应当自觉爱护社区内公共设施，配合物业管理企业的工作，共同创建良好的居住环境。
编辑：常红玉
关于沈阳市物业纠纷诉讼情况的调查报告
作者：王时钰
发布时间：2010-01-12 13:47:54
------------------
近年来，随着我市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物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物业管理作为一项新型的服务行业在我市得到普遍推广，已深入到千家万户，几乎涉及了每个家庭的生活。随着这种新兴业态的兴起，各种因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随之出现，起诉到法院的物业纠纷案件不断增加。针对近年来我市物业纠纷诉讼迅速增长的情况，市法院研究室对全市基层法院2005年以来审理的物业纠纷案件进行了调查研究，查找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提出了相应对策。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近四年来沈阳市物业纠纷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物业纠纷主要集中于市区和郊区，郊县（市）法院几乎没有受理。2005年至2008年9月沈阳市各基层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物业纠纷案件9490件，全部集中在市区和郊区，四个郊县（市），因为发展较市区滞后，除少量供暖纠纷外，尚没有物业纠纷诉讼。
（二）物业诉讼案件增长迅猛，且市区增长幅度大于郊区。近年来，伴随着全市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物业管理行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已涵盖了市区和郊区部分普通住宅小区、全部高档公寓、别墅区，物业管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物业管理行业得到发展的同时，物业纠纷也相应地大量涌现，起诉到法院的物业纠纷诉讼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其中，市区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郊区。（见图一）
（三）调解撤诉比例大，物业公司胜诉比例大。根据统计结果，物业纠纷的综合结案方式大致为判决占25％；调解、撤诉约占75%。但各院均反映，不论是何种方式结案，物业公司实际胜诉的比例远远大于业主。
二、近四年来沈阳市物业纠纷诉讼的主要特点
（一）案件类型以物业服务企业追索物业费纠纷占绝对比重，其它纠纷比重很小。从各基层法院反馈的案件类型看，物业纠纷主要有以下六类：一是物业服务企业追索物业费纠纷；二是物业服务企业认为业主私搭乱建或占用小区共用部分要求拆除或腾退的案件；三是业主以物业公司多收费、乱收费而要求返还多收费用纠纷；四是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解除物业服务合同案件；五是业主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纠纷；六是开发商同物业公司物业委托管理合同纠纷。上述六类纠纷中，以物业服务企业追索物业费纠纷比重最大，约占整个物业纠纷的75%-85%左右，其它五类物业纠纷仅占15%-25%左右。
（二）物业纠纷致讼原因呈现多样化。由于物业服务和管理涉及建设单位、水、电、煤气、供暖、有线、电信、消防等多个供应或管理主体，物业服务合同涉及千家万户，物业服务内容涉及共用设施、附属配套建筑和设施、设备、公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公用环境卫生、公用绿地、花木、建筑小品的维修、养护和管理，交通与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公共秩序与安全的维护与管理，与物业相关的工程图纸、住户档案与竣工验收资料的保管与管理等方方面面，故围绕物业服务合同的形成、交接、履行、违约及侵权均存在着引发纠纷的因素，导致物业纠纷诉讼发生的原因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以业主拒交物业费纠纷为例，根据各院的反映，就有六种诉因：一是业主以物业公司没有收费许可证、收费依据不足或未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为由拒交物业费；二是业主以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未得到及时修复为由拒交物业费；三是业主以在物业服务区域内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未得到赔偿为由拒交物业费；四是业主以物业公司的服务低劣、质不符价、相邻业主私自改建影响自家、小区商服污染环境、噪音扰民而物业公司不能制止为由拒交物业费；五是业主买房后长期不在此居住或出租给他人认为自己不应交物业费；六是一些低收入群体经济承受能力有限；七是部分业主为物管服务买单的消费意识尚未建立，个别人存在恶意拖欠物业费的心理。
（三）物业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从物业纠纷的诉讼主体看，参与诉讼的既有业主、物业使用人或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也有物业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其他侵权主体。从物业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看，既可能涉及业主与使用人的关系、业主或使用人与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及保管合同关系、其他侵权主体与业主之间的侵权关系，又可能涉及到房地产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的关系，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业主、业主委员会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从诉讼法律关系的性质看，即有合同之诉，也有侵权之诉，还有违约与侵权竞合之诉。
（四）物业纠纷诉讼具有群体效应，审理结果具有示范效应。以一定的建筑物规模或社区建设划分区域是物业管理的基本特点，由此决定了同一物业管理覆盖的业主，通常都集中在同一区域或小区，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环境，接受相同的服务，面对同样或共性的问题，具有相同的合同地位，因此业主间很容易形成天然的利益同盟。在发生物业纠纷时，无论自身是否涉诉，业主们通常会产生通过关注他人诉讼来关心自家问题的心理，往往会群体讨论纠纷之是之非，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进而通过群体性的行为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向物业公司甚至法院施加影响。因此物业纠纷常常呈现出群体性纠纷的特点，一个案件处理不当都可能引发群体效应，成为新闻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不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基于同样的原因，物业纠纷的审理结果也有示范效应，一个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处理结果，很容易得到同一小区大多数业主的认同和接受。
三、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分析
（一）送达法律文书难。各院反映，送达法律文书难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小区的业主因种种原因并未实际入住，实际居住地点和工作单位难查，联系方式变更，难于找到并送达；二是物业纠纷的性质决定了文书送达都是到住宅送达，很多业户白天家里没有人，只能晚上送达，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送达的难度；三是部分业主对物业公司起诉抵触情绪较大，拒绝在送达证上签字，甚至连门都不开，使法院送达工作难于开展。
（二）衡平双方举证能力难。各基层法院反映，在物业纠纷案件审理中相对于物业公司，业主明显存在着举证不充分或举证不力的现象。与其他类型案件相比，在物业纠纷诉讼中，无论是业主当被告还是作原告，其举证的比例均普遍偏低，所举证据种类单一，证明力不强。究其原因，固然有业主自认物业服务不好可以拒交物业费的主观误区，因而不注意及时收集、固定有关证据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业主取证存在着诸多客观障碍。从取证能力看，相对物业服务企业有专门组织或专人负责以及掌握整个物业管理情况的强势地位和能力而言，业主毕竟属于个体，因工作繁忙，因精力和时间有限，因对物业管理的细节缺乏了解，在证据收集和固定上明显处于弱势，证据的收集能力差，收集手段匮乏，收集途径狭窄；从证明对象看，物业服务是一种持续性的、随时的、多方面的、分散的综合性服务，物业服务中的瑕疵和问题往往是非常态的、非具体的，较难固定和再现，比如要证明物业公司曾有两个月未打扫某楼洞卫生问题，让人颇费思量；从证明的标准看，物业服务合同常常约定的模棱两可，处于一种非标准化、非量化的状态，因此，业主常常不知要证明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法院的确信，既使法院在诉讼中发现业主举证不充分，及时给予了举证指导，但因事过境迁（如物业公司曾有两个月未打扫某楼洞卫生）或了解情况的业主也都是被告不能相互作为证人，业主往往也无法取证。这样就导致在物业纠纷诉讼中，物业公司与业主在举证能力上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审判实践中，许多法院对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物业欠费纠纷举轻若重，往往并不轻易下判，而是想方设法进行调解，不仅有来自于办案社会效果的考量，更有一种为弥补现有物业法律和物业诉讼衡平功能不足的无奈。
（三）认定物业公司是否违约及违约程度难。各基层法院反映，在审理住宅小区业主欠缴物业公司物业费案件中，不少业主以物业公司服务质量不达标，管理水平低下，物业公司先行违约为由进行抗辩，要求驳回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或按实际服务减免物业费。这种情况下，客观如实地查清物业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时是否存在违约，就成了法院审理案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在我国来说，物业管理服务质量指标尚属于软性指标，我国有关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对于物业管理没有制定明确和规范的标准，现实中物业公司与业主签订的物业合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没有形成具体的量化指标，而且不同的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难免带有个人主观因素，众多业主评价同一物业服务会产生不同的评判结果，因此法院要准确、客观地认定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的程度困难较大。此外，对于物业合同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项目，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是否属于服务内容的争议。例如物业管理法规中物业管理费的收取项目一般都包括了保安、维护公共秩序和小区安全，有的物业合同还明确写明了物业公司提供24小时保安巡逻，但当出现小区内业主车辆丢失、业主居室内财物被盗、业主在小区遭遇不法之徒人身侵害等情况时，物业合同是否约定了物业公司承担保证业主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双方又往往各执一词，法官面对模糊的合同条款和笼统的法律法规，很难对“保安”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及其所引申出的责任承担作出是否违约的认定。
（四）适用法律难。物业管理在我国是一个新兴行业，其管理模式还处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不够丰富，使立法条件受到限制。尽管2003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物业管理条例》，使我国有了一部专门规范物业管理单行法规，但其过于笼统，弹性条款多，操作性不强的特点，从施行之日起就给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带来了诸多棘手问题，虽然国务院又于2007年对《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但仍未能有效解决以上问题。据各基层法院反映，目前在物业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些突出的难题：例如，无物业服务合同而实际实施了物业管理如何确认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法律关系问题；如何确认物业合同的效力问题；物业公司是否有权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气等措施催收物业费的问题；业主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物业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问题；物业使用人能否直接列为物业纠纷的诉讼当事人问题；如何审查业主委员会的身份问题，如何确认其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业主委员会自身违法性是否影响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问题；如何理解业主超出专有物权范围私搭乱建问题等等。
（五）做到案结事了难。前文已述，物业纠纷的诉因不仅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审判实践中发现，业主们在参与物业诉讼时，普遍具有一次性解决所有涉及物业问题的心理，然而诉讼审理一般实行的是“一诉一理”原则，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提起具体诉讼请求的问题，除了涉及案件事实或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内的抗辩，一般不予审理。以物业公司索要物业费案件为例来说，如果业主以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未得到及时修复为由拒交物业费，一旦经法院审理查明房屋质量问题应由房屋开发商承担保修责任，那么法院就不会支持业主的主张，只能告知其另行向房屋开发商提起诉讼。如果房屋开发商已经人去楼空，则业主会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而憋着劲，与法官对着干，把对开发商的不满及怨气发泄到法院，个别人甚至可能抗拒裁判的执行，即使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物业费欠款案解决了，但对今后物业公司与业主的沟通也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和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物业费纠纷虽然解决了，但导致业主不交物业费的根本纠纷却没有解决。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亦引人注意，即业主以物业公司的服务质价不符为由拒交物业费的案件，因为同一小区同样情况的案件并不一定同时起诉，既便同时起诉承办法官也往往由不同法官担任，加上不同的业主举证能力参差不齐以及诉讼调解结果因人而异，因而即使物业公司在共性服务存在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明显违约，法院对此共性问题的裁判或调解结果也会存在不一致，有的可能因业主举证能力不强，法院没有认定物业公司存在服务质量问题，有的则可能因业主举证充分而被认定，这样当业主们发现对于同样的事实法院的处理结果并不一致时，就会产业怨言，个别业主会因此不服裁判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物业费纠纷似乎是解决了，但新的问题也产生了。
四、物业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商品房预售及前期物业的不规范操作是物业纠纷产生的现实原因。众所周知，我国商品房实行的是预售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商品房尚未竣工验收前，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就可以对房屋进行销售，也就是说，商品房尚没有合格证，购房者就要先交钱。由于缺乏有效与全面的监管, 加上销售利益的趋使，许多经营者并未按照诚信原则和市场规则参与竞争，商品房预售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夸大宣传，虚假承诺、变更设计、面积误差、逾期交工、后签合同等不规范现象，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法律和消费知识缺乏以及在商品房市场上所处的弱势地位，在购房过程中往往被房地产商设计的诸多花招牵着鼻子走，销售商说如何就得如何，否则就要承担定金违约责任，甚或要放弃千辛万苦选购来的房屋，消费者不得已承担了质量、计量、产权、不平等合同等多种风险，埋下了很多纠纷隐患。同时，我国实行的前期物业管理模式，虽然《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开发商应采取招标的形式选聘有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但现实中，一些开发商出于后续利益的需求，如将许多开发遗留问题转嫁给物业公司、把物业管理定位于自身后期嬴利，往往借用招投标的形式暗箱操作，指定与自身具有“父子关系”或受其控制的物业公司从事前期物业，造成开发商与物业公司责、权、利不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业主在入住时都会被要求签订物业合同，同时还要全额缴纳至少一年的物业费，才能领到房屋钥匙。这种近似于强迫签约的情况，导致业主与物业公司缺乏沟通、交流和理解，一开始就处于互相猜忌、互相怀疑之中，为今后双方发生更大的纠纷埋下了隐患。还有，开发商将钥匙交给物业公司，这一行为自然给业主造成了两者是一体的概念，此后也就会当然认为开发商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由物业公司来解决，由此会给业主和物业公司增添更多的矛盾。而物业公司由于与开发商的利益关系，其所承担的任务不仅是管理与服务问题，更包括了替开发商收拾残局，遇到业主反映房屋质量问题时常常与开发商“踢皮球”，导致一些住户投诉长期得不到解决，纠纷不断升级。同时，因开发商指定的前期物业企业往往缺乏住宅小区的实际物业管理和服务经验，管理和服务的质量难以得到业主认可，一些业主无奈之下便以拒交物业管理费“消极维权”，形成物业管理矛盾沉淀。
（二）业主委员会面临的成立难、运作难、监管难，是物业问题难于解决的制度原因。按照《物权法》及《物业管理条例》的制度设计，业主大会是行使全体业主共同管理权的主体，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发挥决定、主导作用，对物业服务企业服务不佳的，可以行使解除物业合同关系的权利。可以说，制度设计是好的，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其重要原因就是业主委员会要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三难”问题，即成立难、运作难、监管难。“三难”问题的产生，大体上有五个原因，一是《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组织成立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二是做任何事都得有个牵头的，有能力和精力的业主难找，缺乏“有能力、有权威”的组织者：三是多数小区业主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相互间不熟悉、不信任，信息沟通存在较大障碍，这种情况下共同进行选举、讨论等事务，并能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形成决策，本身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四是业主委员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场所和经费无以保障；五是现有物业公司会想方设法设置障碍。在上述原因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少数小区草草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因业主对其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也难以获得广大业主的信任和支持，甚至还会发生业主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合法性、运作程序的正当性提出质疑，进而否定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否定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的情况。
（三）物业服务范围和服务标准的模糊化是物业纠纷易于形成的社会原因。目前社会已逐渐认识到物业服务是一个持续性的、多方面的、分散性的动态综合服务，如果要就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强度、频率、效果、服务的附加值清楚地做出客观评价，必须建立一种分类定级、具体量化的物业服务评价标准与机制。然而国民社会由于受几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在人文深处总是摆脱不了一种笼而统之、概而论之的思维定势，导致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很难见到一种分类全面、系统具体、指标明确的物业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没有一套完善的质量管理标准，社会上也难以找到对物业服务标准、物业公司资质等级、物业管理费分级收取进行动态评估、监测的权威部门，导致物业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时，没有明确的遵循，物业公司缩减服务项目和内容时，业主不能进行有的放矢地进行监督，各有关部门在调处物业纠纷时，对服务水平难以量化，难以得到客观的评价依据，在服务水平与物业收费难以对应的情况下，必然引发物业纠纷。
（四）法律法规不完善、不配套导致监管缺失是加剧物业纠纷发生的法律原因。随着《物权法》的生效，《物业管理条例》的修订，规范物业服务的法律法规正不断的完善，虽然规定了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义务、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对业主大会的指导义务，但许多疑难问题和具体程序仍然被回避，相关制度的配套措施及具体操作细则尚没有制定，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无法可依，比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物业管理中的作用；其如何指导、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法律主体地位；物业服务企业进入和退出小区的程序问题；物业费制定的标准；住宅小区内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的界定;停车场地的所有权归属等等，至今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等等，造成行政管理和物业管理关系难以理顺，多头管理问题久拖不绝，相关监管部门难以深入开展监管工作，实践中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一揽子管理模式。
五、减少和化解物业纠纷的初步建议
物业管理是一项牵涉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持续时间长、涉及小区公共产品的综合性管理活动，其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某一主体单方面原因造成的。从上述对物业纠纷深层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物业纠纷恶性循环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多措并举，统一协调，综合治理，加强监管，完善法律，不能指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出台一两个措施就能得以根治。更不能指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物业纠纷的根源问题，诉讼解决往往都是事后救济，只能治标难以治本，诉讼的特性决定了它只擅长解决个别性的纠纷，对于带有根源性的普遍性的纠纷，诉讼往往是难以解决的。我们认为要真正减少和化解物业纠纷，至少要从以下四方面采取措施：
（一）高度重视并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在房屋开发和销售过程的监管，杜绝各类开发遗留隐患。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确实不应当过多插手经济领域。但对于一些涉及公共服务和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行业，政府必须加强管理，否则就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物业服务很大程度上涉及一个居住区域的公共性，它关系着小区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因此政府不能完全放任由业主与物业公司自行解决，必须从导致物业纠纷的源头问题进行严格监管。具体来说，要对开发商销售商品房过程中的虚假宣传、滥收诚意金、后签合同等行为，对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的质量、面积、规划及配套设施、物业用房（应区分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同房）等情况，对开发商就前期物业的招标过程及物业合同内容等等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对开发商承担的质量保修责任应在政府有关部门开立质保金帐户予以统一管理，对物业管理所需的资料、图纸予以统一保管或者由政府指定专门机构备份保管，从源头上杜绝各类开发遗留隐患的产生。
（二）政府职能部门要切实发挥指导作用，破解业主委员会“三难”问题。我国的物业管理立法，设立了物业管理业主自治的立法宗旨，物业管理区域的全体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两级自治机构，根据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治规范、自我管理本区域物业活动。有人说，物业自治这种结构模式实质就是简单模仿我国政治管理中的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甚至连村民自治都不如，因为村民自治中起码还有个党支部，还有一个支部书记能发挥很大的指导和监督作用，而物业自治中连党组织的影子都没有。但从法理上说，业主作为物业专有部分的所有权人和共同部分的共有人，拥有对物业管理的绝对权利，在物业管理中应当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因此，我们不能说对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有什么不妥。但如何解决众多业主对该物业有效行使管理权的问题，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自治组织成立和运作的带头人和组织者问题。我们认为由于众多业户都有自己的工作，一般都归属供职单位的党组织，因此要象村民自治那样成立党支部是不现实的，因此，就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发挥领导、指导、组织和协调作用。我国《物业管理条例》虽然规定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有指导义务，但现实中，落实的很不好，必须予以改变。政府部门必须主动、积极介入业主自治组织的建立，发挥牵头、指导的作用。在小区入住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当了解业主情况，及时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成员；对于小区业主大会难以及时召开的，政府部门应先暂时指定业主代表，防止因业主自治组织缺位而带来的法律上的不便。同时，政府部门同样应当对业主自治组织进行监管，业主大会召开时，政府部门可以应邀派员参加，进行必要的指导和见证；政府还应当受理业主或物业公司对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投诉，查明情况，对于有问题的业主委员会成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将其罢免，这样，通过解决好业主委员会“三难”问题，彻底解决物业自治的机构成立和运作问题。
（三）政府应制定并公开物业服务分类定级标准和指导价格，规范物业公司的经营和服务，理顺市场秩序。目前物业纠纷集中于收费和服务之间的冲突上，对此，社会上一致诟病的是政府文件大多清楚的规定了物业费指导价，而对于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却没有规定或者未明确和详尽规定，更没有规定判断物业服务情况的程序和机构。我们认为这是政府管理错位造成的，以二○○七年九月十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印发的《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为例，该办法明确规定了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遵循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对应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也就是说，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政府指导价时是要考虑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与价格的对应关系的，然而物价部门只对政府指导价进行公布，却不对物业收费对应的服务范围、内容和标准进行公布，就导致了物业公司索要物业费时有文件依据，但业主索要服务时却没有文件依据。对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该办法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工作”，从这里很难看到应不应该制定和公开物业收费对应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应由哪个部门去落实，所以出现收费有标准、服务无标准的情况实属必然。对于这个问题，有人主张采取市场化的办法放开经营，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物业服务水平。我们认为就目前我国物业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和条件来说，简单采取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尤其是物业服务关系百姓的日常生活，稍有异常就会引发群体性纠纷，危害社会稳定。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部门绝不能简单地将之推给业主与物业公司协商，因为目前尚没有良好的协商机制，业主们也不了解物业收费的各项成本，而政府应加大管理力度，规范服务，确保物业公司做到诚信经营。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必须把收费和服务对应起来，统一管理，什么样的收费标准就应对应什么样的服务标准，公布收费标准必须同时公布服务内容和标准，并对不同档次的物业进行分类定级，以适应不同小区的实际情况。其次，政府部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对物业公司进行长期监管，受理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投诉，同时定期主动征求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意见，对业主的投诉和意见，负责任的进行调查并做出答复，同时反馈给物业公司。对于物业公司经营中出现的任何违规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制止，责令其整改并予以处罚；对于严重缺乏诚信，造成小区内大多数业主不满意的物业公司，应当吊销其资质，同时吊销其主要负责人的从业资格。第三，政府还要积极培育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评判和监督，为今后物业管理大规模市场化打好基础。
（四）修订完善各项法规和政策，大力推进物业管理法治化进程。前文已述，现行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回避了许多疑难问题和具体程序，使许多关键的具体问题缺乏法定的解决办法和依据，必须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问题的立法规范，使物业管理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健康发展。
第四篇：2016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2016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近年来，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我国人多地少，户籍制度又极大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农村土地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且直接关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模糊不清，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合同意识淡薄，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缺位，加之国家近年来的惠农支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土地承包引发的诉讼和信访事件频发不断。及时掌握和准确处理此类纠纷，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起诉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起诉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诉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起诉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起诉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
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
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
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
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2002年出台。另外，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
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2004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
（二）案件类型多，成因复杂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依诉讼标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机动地或荒地发包或用以抵偿本集体经济组织陈欠的债务，后一方起诉要求缩短承包期限、提高价格或者解除合同。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包土地时本村村民无人承包，通过广告发包给其他村的农户后，本村村民要求收回土地，迫使发包方起诉请求解除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迁出后到居住地落户，迁出地发包方诉请解除合同，收回其承包地。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自行开荒使实际耕种的承包地面积多于承包合同约定的面积，发包方起诉要求农户将新增面积上交并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新增土地的承包费。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承包期内违法调整或收回承包地，农户诉请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等等。
2.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主要表现为农户之间抢种相邻争议地块，农民强种村机动地或强种其他农户承包经营的地块，新增人口农户强种村机动地、预留地。另有因发包方收回或调整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如人走家搬、户口未迁出的农户，服刑、劳教、被拘役的农户，躲避计划生育或村级债务的外出农户，农村妇女结婚、离婚、丧偶后村集体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造成这些农户二轮承包时无地可分而产生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缘于农户之间转让、转包、互换、出租或将土地委托给亲属或他人代耕后因国家农村税费改革，“一免两补”政策出台，使原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对一方而言显失公平，因而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引发纠纷。也有少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接受流转一方（主要是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引发的纠纷。
4.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此类纠纷多为继承人争种被继承人生前承包的土地，如公婆与丧偶儿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争种死者生前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还有的父母死亡后子女要求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除父母生前与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三）适用法律不统一
随着国务院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的出台，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对土地承包方及国家政策作出了具体解释。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概括性的法律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对相互矛盾的政策和法律也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突出表现为同样事实不同裁判，结果或意见分歧明显：
1.流转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同一市辖区内基层法院审理的案情基本相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中，有的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流转合同，有的法院则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2.承包或流转合同效力确认结果不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发包方违反这一程序与承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上，不同法院裁判结果相悖。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法院依据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或其他方式流转未报发包方备案的事实确认流转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确认同样的流转合同有效。
3.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有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后，其承包地是否按继承关系处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论述，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之一。除林地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有的法院判决耕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由继承人继续承包，有的法院则不支持当事人要求继承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
4.一户两籍者与原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黑龙江省农村中，不少农户持有两份户口簿且在两户籍地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依据公安机关就原户籍应否注销来确定原合同应否解除，另有意见认为应以一户一地为原则，依据这些农户在新户籍地是否取得承包地的事实确定原承包地应否收回。
（四）政策、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务院政策的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
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不变是我国为了维护土地承包稳定制定的政策，但这一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村委会土地的面积数量和农户的家庭人口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无论是土地被征用还是一段时间内农户家庭发生人口增减的变动，发包方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对发包的土地进行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机械套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而不及时调整，势必会使一部分新增农户丧失耕地无田可种。
3.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矛盾
在税改之前部分农民将土地撂荒，外出打工。村委会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一般都会找人代种或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税改后，外出农民开始返乡要田，农户与农户及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政策满足逃税户返乡要地的要求，是基于这部分人利益的考虑，但这只是部分民意，并且直接与其他依法纳税农民的利益相背，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四、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一）法律适用方面 1.诉讼主体的确定
一是农户之间经营权流转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的，村委会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应以流转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村委会不宜作为诉讼主体。若原告坚持以村委会为被告或第三人，则依诉状进入诉讼程序，但在判决主文中不判村委会承担民事责任或单独列项判决驳回原告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二是一地数包纠纷案件中发包方与实际占有使用土地的农户何者为被告。此类案件，各承包户均持有与发包方村委会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实际取得土地的承包方往往以村委会和实际占有者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一方面请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另一方面请求实际占有者退还土地承包经营权。
2.为承包地被收回的抛荒土地农户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收回的农户抛荒承包地，农户要求继续承包耕作原则上应允许。如果原承包土地发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员，应将土地重新承包给原承包户。但如果已将收回的土地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只能由村集体在机动地中调剂或者通过流转帮助解决。但是，如果现在村集体已经没有机动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其他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要地农户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应该明确，《通知》规定的“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耕地，并不具有强制性，不能强制其他农户将土地流转给要地农户。虽然现有法律和政策保护抛荒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但因其存在土地抛荒行为，应承担回来后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他的风险。否则如果强行从其他农户那里通过流转为其解决耕地，违背了民法最根本的公平原则，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土地承包纠纷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1.完善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一是科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前置程序。农村土地承包面广量大，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仲裁方式方便、快捷，既能克服信访渠道解决问题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又能克服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长的问题，便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二是制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深入农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操作定义，制订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本，将目前普遍缺少的合同标的物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用途等条款纳入范本，便于农村基层受众实际操作。
三是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
四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各地应结合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编制、职责范围、奖惩机制。对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和流转主体,经营和流转的程序及费用计算、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是健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制度。就现有法律来看，仲裁的性质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还缺乏相应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究竟是法定仲裁还是约定仲裁，没有定性。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缺少法律规定。因此，在立法上要明确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的组织原则、设立程序、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程序与实体要求，辅之以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考评、奖惩机制。应突出反应迅速、权责明确、程序简便的特点，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又可缓解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2.加强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服务行为直接涉及农村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些机关或组织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到位或服务跟不上是酿成纠纷的重要因素，故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纠正农村土地承包中侵犯农民权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二轮土地承包全面进行“回头看”，切实解决好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参照有关的示范文本补齐或调整合同条款。坚持“一户一证”的原则，规范土地经营权证的发放，没有发放经营权证的要补发经营权证，未发放到位的要逐级落实发放到户。发现二轮承包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坚决纠正。
二对农村土地进行普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级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规范
土地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未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依你更改依法进行土地普查，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及权属不明土地的权属。
三是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网络。由于户籍管理存在漏洞，有些农民在原居住地保有户籍和承包田，外出务工时又重建户籍并在新户籍地分得承包田，是引发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纠纷的直接原因。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应严格管理，建立城乡间、乡际间统一、联动的管理网络，尽可能扩大网络覆盖面并切实发挥联动功能，避免出现工作盲点，进而免除不必要的纠纷。
四是依法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体育的的现状及纠纷的原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各地的土地仲裁机构发展不平衡，没有建立的地方应当尽快建立。要解决好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编制、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经管站的调查、调处工作经费。
五是全面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的宣传力度。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通过组织法制宣传队、定期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设立法制咨询平台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承包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使发包方与承包方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六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无机动地或虽有机动地但不宜调整的，应妥善解决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各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五篇：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王晓丹
摘要
本篇文章针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建议等，以期能够对各位同仁带来一些具有参考性的意见。
关键词：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渐的转变当中。为此，离婚案件在近年来的发生率有着显著的提高，并且由于婚姻家庭所出现的纠纷类案件具有着法律关系广的特点，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等。下面笔者就结合自身经验，将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呈现给大家。
一、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离婚原因、夫妻双方的类型
造成如今婚姻出现纠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结婚时间短，婚姻基础较差，并且由于夫妻双方的年龄比较小，所以在处理吵架问题时比较冲动；
第二，由于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家庭生活拮据，夫妻双方难以抵挡外界灯红酒绿的诱惑，长此以往造成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第三，由于夫妻双方或者任意一方有外出务工的现象，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让两人的感情逐渐淡化，从而激化矛盾，让婚姻走向尽头；
第四，这一点主要针对女性来说，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致使让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二）夫妻双方的争议焦点
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而那些为了孩子、为了财产而不离婚的情况已经鲜有发生。而在双方离婚时，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纠纷事件的，有些人因为子女有残疾而不愿抚养，从而选择离婚；而有些人则是为了能够获得一部分家产而选择解体婚姻。
（三）法院结案方式 就如今的离婚案件来看，人们普遍都会去选择“和平分手”的方式，尤其是针对一些年龄较小且婚姻时间较短的夫妻双方来说，调解率就更高一些。由于年轻人的接受能力较快，所以当婚姻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都会自然的选择分开。当然也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夫妻，在长时间的争吵和猜疑中认为双方再不可能有和好的一天，所以采用法律途径来进行离婚，并且对子女和财产的分配上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一）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分割问题
在离婚案件中，由于夫妻双方会出现一些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那么在离婚时，就需要对这些债务进行有效的分割，其中具体的债务问题如下：
1.共同财产
（1）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前购买房产，并且选择的是首付购房，而后期的房贷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所以在离婚时会很难对房屋的性质进行定义；
（2）如果夫妻中任何一方为军人，其收到的复员费和择业费等将很难区分是否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3）在婚姻状态中，夫妻任意一方出现擅自挪用共同财产的现象；（4）房屋土地补偿款的认定；
（5）夫妻任意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在离婚时也比较难认定。2.共同债务
（1）夫妻中任意一方向对方写下欠条，但是没有实际的借钱行为；（2）夫妻私自向外界借钱，或者在借钱时没有征求另一方的同意。
（二）住房的分割问题
住房问题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双方离婚时，由于房子在财产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位置，所以往往会让夫妻二人争的面红耳赤。而针对法院一方来说，如何才能够在最为公正且让夫妻二人都能够不损失利益的前提下将房屋进行分割，的确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定义中，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当夫妻二人的感情破裂时，通常会为了得到房子而不择手段。例如在进行离婚诉讼之前将房子卖掉，或者当法院将房屋判给另一方时采取过激行为等。
（三）子女的抚养问题
俗话说的不错，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那么在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时，几乎都会想要得到自己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在争夺抚养权的问题上就会非常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具体如下：
1.双方的条件基本相同，并且都有得到孩子抚养权的意向； 2.孩子的年龄在10周岁以上，但选择的一方没有能力去抚养。
三、建议
（一）法院要秉承公平原则来对夫妻债务问题进行处理
在针对夫妻的债务纠纷进行解决时，应该遵从如下两个评判标准：第一，先询问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偿还债务的意向；第二，判定所产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的婚后生活。
在《婚姻法》中的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此条例，如果是用于夫妻二人婚后生活以及双方合意的债务是应该让夫妻进行共同偿还的。为此，在对此类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时，法官应该责令夫妻二人拿出债务款项的使用去处，在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避免出现恶意制造债务的现象出现。
（二）有关婚前按揭房的处理方法
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如果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还没有对按揭房屋的贷款全部偿还，则应该对房屋的产权按时间段进行分割，婚前支付的首付款为购房一方，而婚后缴纳的贷款则应该按照夫妻的共有财产进行划分。笔者认为，购房一方虽然拥有着房屋的产权证，但是实际上却是向银行借款而购买房屋，所以这一部分贷款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在离婚时，应该按照房屋的市价来对另一方给予一部分的补偿。
（三）依法处理子女的抚养权问题
首先需要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充分的考虑到孩子的利益和学习条件。为此，笔者总结了几点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抚养一方的经济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第二，针对失去生育能力的一方进行优先考虑；第三，如果是婴幼儿需要以母亲抚养为主；第四，针对10岁以上的儿童，需要先征求子女的意愿。针对那些较为顽固的夫妻，法院需要耐心的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效则可以考虑采用轮流抚养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袁鹏.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将更具法律支撑.中国妇女报，2014.5.28.[2]陈国华.婚姻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安徽大学，2012.1.01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