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五篇）

第一篇：谈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谈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从华盖公司诉重庆外运公司侵权案谈起

本文作者于晓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对于该案，请见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199号民事判决。）

侵犯著作权诉讼属于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

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原告提起著作权之诉，其不仅应提交其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的事实依据，同时还要提交被告构成侵权的事实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否认的，同样应就其否认的事实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以保证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但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上述证据规则，正确合理的分配当事人举证责任，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故而把握的原则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再审判决中对相关证据的认定，体现了对上述证据规则的适用原则，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

1、关于华盖公司能否依据GETTY公司授权主张权利的问题

本案华盖公司是从案外人GETTY公司处有偿取得涉案图片在中国境内的专有使用权。但GETTY公司是否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要有华盖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这也是华盖公司主张权利的基础。本案中，华盖公司为了证明其享有涉案图片的专有使用权，提交了GETTY公司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及GETTY公司出具的授权书等一系列证据，重庆外运如否认该等事实，必须提交相关证据，在其没有提供足以推翻华盖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华盖公司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原审法院认为华盖公司没有完成举证责任，要求华盖公司继续提供证据证明GETTY公司取得涉案图片著作权的具体时间，加重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的负担，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利于权利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2、关于重庆外运公司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

“接触加实质性相似”是司法实践中被用来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一般原则。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在具体侵权案件中，如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原告主张被告侵权，其除了应当提供权属的证据外，还

应提供被告有可能接触其作品，并构成侵权的事实进行举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入感规定》第九条之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就本案而言，重庆外运公司使用的涉案图片与华盖公司主张权利的图片完全相同，由于重庆外运公司既没有主张涉案图片是自己独创，或者来自公有领域或者来自第三方的证明，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行为具有合法性，据此，既可以推定涉案图片在重庆外运公司使用之前已经发表，重庆外运公司“接触”并使用了该图片的事实已经存在。至于该图片何时上传至互联网，以及GETTY何时享有著作权，对认定重庆外运公司是否构成侵权没有关系。

另外，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不以作品是否登记或者是否发表为前提，且发表权一次用尽。本案中，GETTY公司将涉案图片上传其网站的事件，可能是首次发表的时间，也可能不是，这都不影响其对该图片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在重庆外运对其被诉侵权行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进行抗辩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将涉案图片上传时间作为本案的“核心”事实进行严格的审查，不仅没有必要，且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对于华盖公司来说有失公允，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对此予以纠正正确。

第二篇：关于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关于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关于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陈锦川

一、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具体包含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层含义：其一，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其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凡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如订立合同、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否定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妨碍该权利的法律要件举证：主张权利消灭的人，应对权利已经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主张权利受制的人，应对权利受制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

第二，在实体法或者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按法律或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第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现有规则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二、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运用

著作权侵权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因此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负担时同样应贯彻执行上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当然，由于各类民事案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适用上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时，又要注意结合各类案件的特点来具体运用，审理著作权侵权案件时也同样如此。

(一)著作权权利人的证明

主张权利的人首先必须是标的物的权利所有人，原告应举证证明自己是所主张著作权的权利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应该如何提供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才算完成举证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原告首先必须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权利人，而且证据必须是充分的，足以证明的，否则不能就被告的行为是否侵权进行审理。对此，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理解首先应该了解著作权法对著作权权利归属的规定的本意，其次要注意结合著作权的特点。

我国相关法律对著作权权利归属证明问题做了规定。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可以看出，法律对如何证明著作权人规定了几个规则：

1.原告提交证据证明作品上署有其名的，即推定原告为著作权人，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也就是说，原告举出了其为作品的署名作者的证据，即完成了其为著作权人的证明责任，法官不得再要求原告进一步举证;被告否认原告为著作权人的，应由被告举出相反的证据证明。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作者即为著作权人，原告只要证明其为作者就达到证明其为著作权人的效果。

2.原告提交了所主张著作权的作品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查证属实的，可以认定原告为著作权人;被告否认原告为著作权人的，应由被告举出相反的证据反驳。

3.以署名的方式对权利人进行推定或者以上述证据对权利归属进行证明的，可以被逆转、被推翻。以署名的方式认定作者的身份毕竟是一种推定，在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署名人并非作者的情况下，这种推定可以被逆转。作品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证据，不能查证属实，或者被告举出了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的，也可以推翻原告的主张。

基于法律规定以及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关于权利人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是：权利人只要举出能证明自己是权利人的初步证据就达到了证明要求;对方对权利人提出异议的，应由对方举证证明;对方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的，应当确认主张权利人享有权利。

为什么对著作权权利人的证明采用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主要是针对著作权的特点，为了解决举证上的困难。作品具有无形性、分散性的特点，作者对作品也无法实际占有。

有些作品如摄影作品、口述作品、数字化作品，其创作过程一般不会伴随着相应的“资料”。因此要求主张权利的人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作者，客观上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如文字作品，其“底稿”、“原件”是创作的重要证据，但稍作追究，实际上所谓的“底稿”、“原件”是否就是客观的“底稿”、“原件”，本身都难以证明，因此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所以要求原告必须充分证明自己是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符合现实的。正是基于作品创作的这个特点，有关国际公约、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大都采用了作者身份推定制。这样做减轻了作者在行使著作权时对自己身份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为法官判定著作权人资格提供了依据;便于著作权的实际行使，便于处理著作权纠纷。在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针对可能不存在署名、著作权经常发生转让等实际，又规定涉及著作权的底稿等，可以作为证据。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主持审判案件的法官，也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采取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也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著作权应当受到尊重，即使在作者不明的情况下亦如此，这一思想贯穿在各国的著作权法中。德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作者没有按照第1款的规定署名时，就推定作品复制件上署名的编者有权行使作者的权利。当不存在编者时，就推定出版者取得了上述授权。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伯尔尼公约》第15条的第3款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一种思想尽管作者必然不为人所知，但他的著作权仍然必须受到尊重，占有人或者出版者承担起确保这类作品受到尊重的义务。

有形财产的权利认定方法也可以作为著作权权利认定的参考。“占有权利推定”是民法中占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其合法享有的权利。根据该制度，除了不动产及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的动产(如汽车)外，对于其他动产，主张权利人占有标的物即推定其享有该权利。也就是说，在诉讼中，动产的占有人无须对其就动产所享有的物权的存在加以证明，法律依据该人占有动产的事实推定其权利的存在，那些对此推定持有异议的人负有反证的义务。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迅速便捷的解决财产争议。因此。对于动产的权利证明，法律没有要求必须证据充分。当然，关于著作权权利认定的上述举证责任分配只是一般情况下应遵守的规则，在运用时还应注意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应注意的是，署名以及涉及著作权的底稿等，必须查证属实;其次，即使原告举出了涉及著作权的底稿等证据，但法官结合其他证据或者案情，对上述证据存在合理怀疑的，还可以要求原告进一步举证证明，这属于法官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问题。

(二)著作权侵权的证明

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前提，必须是被告未经授权以复制、发行、表演、改编、展览等方式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或者说，被控侵权作品复制了或来源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接触加实质性相似”是通过多年著作权保护实践总结出来的认定被控侵权作品复制了或来源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被告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一个规则，为司法实务所普遍运用。认定被告使用了原告的作品的前提之一，必须被告作品中有与原告作品相同的内容，被告作品与原告之间存在表达上的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但仅此还是不够的，不能仅依被告作品中有与原告作品相同的内容的事实就认定被告作品来自原告作品。因为，就相同部分，有可能属于创作巧合，也可能均来自公有领域或者第三方，等等。但是，在两者相同、相似的前提下，如果存在着后者曾经接触过前者的事实，就能推定在后的作品来自于在前的作品，即基于被告曾接触原告的作品、而被告作品又与原告作品有实质性相似的事实，可以推定被告复制了原告的作品。

根据这一规则，指控被告侵犯其著作权，原告应证明被告接触了原告的作品、被控侵权物与原告的作品实质性相似。

1.“接触”的证明

所谓“接触”，不限于以直接证据证明实际阅读，凡依社会通常情况，被告应有“合理之机会”或“合理之可能性”阅读或者听闻使用原告之著作，即足构成接触。

对于“接触”，可以直接证据来证明，比如证明被告曾阅读过、见到过、购买过、收到过、被告曾在原告处工作等等方式接触过原告的作品也可以间接证据予以证明，比如原告作品在被告作品之前已通过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等方式公之于众，原告之前已对其作品办理注册或者登记，而注册或者登记档案可供公众查阅，另外，被告不具有对被控侵权作品自行创作能力、被告以不平常速度完成作品创作等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被告接触原告作品的间接证据。下列情形下，也可以推定被告接触了原告的作品：被告的作品与原告的作品明显近似，足可合理排除被告独立创作的可能性;被告的作品中包含有与原告作品中相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作品毫无帮助;被告的作品中包含着与原告作品中相同的特点、相同的风格或者相同的技巧，而这些相同之处很难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

被告是否接触过原告的作品，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原告已举出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证明被告实际接触或者有“合理的机会”或“合理的可能性”接触过原告的作品，即完成证明责任;被告否认的，则举证责任转由被告负担。

2.实质性相似的证明

为证明被控侵权作品与原告的作品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主张，原告应提交被控侵权作品;如果原、被告作品篇幅不大、相同或相似之处一目了然，或者原、被告作品完全或基本相同，或者作品属于图案，等等，原告仅需提交原、被告作品即可;如果原、被告作品并非显而易见的相同，比如被告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抄袭原告的作品，或者被告仅仅使用了原告作品的一部分，等等，原告除了提交被控侵权作品外，还应指出被告使用其作品的具体出处，即应具体明确指明原、被告作品相同、相似的地方，以使法官、双方当事人明确争议部分，并通过举证、质证、辩论等查明事实，准确认定行为性质。

(三)否定著作权侵权的证明

原告已证明被告曾接触其作品、被告的作品与原告作品实质性相似后，被告否认侵权的，应对其主张举证证明。在司法实践中，被告通常会以以下理由否认侵权：原告不是作品的著作权人;原告主张权利的客体不构成作品：被控侵权作品为其独立创作;原、被告作品相同部分来自公有领域或者第三方，或者属于素材;或者两部作品相同部分属于“必要场景”或表达有限;两部作品相同是执行标准的结果，等，对于上述主张，被告均应举证证明。被告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在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的一起案件中，被告称原告主张权利的产品的“用途及使用方法”说明书不具备独创性，不构成作品，法院经审理判决认为，该说明书包含有产品的材质、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及优点等，其介绍角度的选择、文字语言的运用、叙述层次的安排都有其特点，有独创性，属于作品。被告认为该说明书是对产品一般操作步骤的客观描述，是国家规定的行业标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从而没有支持被告的主张。

除了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外，还应注意相关法律对著作权侵权诉讼一些具体情况所做的特别规定。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著作权法的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该解释的第七条对权利人认定的证明问题做了规定。

【作者介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注释与参考文献

韦之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7页。

刘波林、许超、孙建红著：《实用著作权知识问答》，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51页。

胡康生土编：《著作权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35页。蒋志培：《知识产权审判中证据认定应把握的几个问题》，《中国审判》，2006年第4期，第62页。

M·雷炳德著，张恩民译：《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713页。刘波林译：《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指南》，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75页。

程啸、尹飞：《物权法草案中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两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5日。

刘家瑞：《论知识产权与占有制度》，《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2期，第15页。罗明通著：《著作权法论(第三版)》，台英国际商务法律事务所2000年1月，第709页。

应明著：《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32页。陶凯元主编：《广东知识产权案例精选》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第三篇：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如果原告提供借条等证据，被告否认签字，被告要承担申请笔迹鉴定义务，是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还要注意签名的名字是否与身份证一样。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通常表现为原告要提供欠条、借据或者借款协议等证据，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据，被告要反驳原告的主张，声称其已履行还款义务或者并没有向原告借款，被告也负有提供相关证据的义务。

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原告提供了借条等证据，而被告否认借条上面的签名是其本人的签名。对由此产生的申请笔迹鉴定义务的承担问题，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一种意见是让原告承担，认为出借方不仅要对借贷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借款人是谁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在被告否认且确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申请鉴定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另一种意见是让被告承担，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告否认签字系其本人签字，即是对原告诉讼主张提出反驳意见，因此被告应当对笔迹真伪的鉴定负有举证的义务，应由被告申请字迹鉴定，预交鉴定费，并配合鉴定机关做好鉴定工作。

应由被告承担申请笔迹鉴定的义务。因为原告在提出主张并提交了签有被告名字的借条后就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称非其本人书写和签名，应相当于其提出了该证据系原告伪造的主张，那么被告就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候举证责任应转移给了被告，由被告就借条上的签名及书写内容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的预期结果被告心里最清楚，如果真是其本人所书写和签名，被告就很可能会放弃异议了，如果确实不是其本人书写和签名，那么，在法院将申请鉴定的责任分配给被告时，被告就会积极地配合鉴定机关搜集提供他本人同时期相关材料，这样更有利于鉴定机关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鉴定结论，才能将造成错案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还有个别借贷案件，借款人出具借条时的署名与其身份证名称不符，特别是有些同音不同字的签名，如果被告到庭应诉，被告否认借条是其出具或被告不到庭，被告的户籍档案没有曾用名记录，原告很难举证出具借条的人与其起诉的被告是同一人，其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保护，特别是有些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在出具借条时，隐瞒其署名与其身份证不一致的情况。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在必要情况下，法院可以采取拘传措施，将被告拘传到庭，如果被告否认借款事实，可以进行字迹鉴定，如果被告拒绝字迹鉴定，可以承担不利后果，而不能一味要求原告举证。

在审判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会经常遇到，被告辩解 “借条上的借款人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但是受原告胁迫写的，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案例一中被告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词，三份证人证词不能证明同一个事实，属于孤证，被告又不能提交其他证据来对证人证词予以佐证，遂判决被告败诉。案例二中被告同样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词，三个证人的证词一致，都证明原告并未借现金给被告，而是指未经清算的合伙利润，被告书写借条是原告胁迫所为，不是原告真实意思，故判决原告败诉。两个案子的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第四篇：污染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污染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更多资料请登录www.xiexiebang.com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就其损害事实进行举证，而被告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案情

被告福建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南靖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靖分公司）及原告张德新、吴小健于2001年间分别购买了南靖县山城镇荆江路29号荆江小区A-701室、702室、703室，并分别取得房产权证。南靖分公司购置701室后，被告福建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漳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分公司）在该室建设移动通信基站。2003年8月26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漳州市管理处批准，该基站取得“无线电台执照”。诉争的基站启用后，两原告不断到有关部门反映，该基站有“电磁辐射污染”和“噪声扰民”的问题，并向法院起诉，要求拆迁该基站。被告认为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并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该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强度进行鉴定，法院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进行鉴定，结论为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法院委托南靖县环境监测站对噪声进行监测，结论为昼间的噪声符合国家标准，夜间略超标准。

裁判

2005年11月3日，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客观上给他人造成了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且不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应以“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为前提。而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经检测，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至于原告主张被告设立的移动通信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有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则应由原告再进行进一步的举证，否则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依法驳回了原告张德新、吴小健的诉讼请求。

原告吴小健不服并仅就被告设立移动通信基站存在污染环境的电磁波辐射提起上诉，原告张德新没有提起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6年5月10日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析

本案是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就其损害事实进行举证即可；而被告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本案二原告提出因被告的移动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污染，导致患有“眩晕”和“神经性头痛”的疾病，对此被告予以否认，被告认为原告所患的疾病与移动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没有因果关系，并提供了辐射监测报告和噪声检测报告，根据两份监测报告的结论，表明讼争的移动基站发出的噪声及辐射均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至此被告已就其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所患的疾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完成举证责任。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应以“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为前提。而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波辐射经检测，该移动通信基站运行对二被告所居住的南靖县山城镇荆江路荆江小区A-702、703室产生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原告对该监测结论表示不服，但却又未提出重新鉴定，本院依此监测报告认定被告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并没不妥，至于原告主张被告设立的移动通信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有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则应由原告再进行进一步的举证，否则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本案二审案号为[2006]漳民终字第66号）

第五篇：从3起医疗纠纷案件谈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

【关键词】医疗纠纷；诉讼；举证责任

【中图分类号】i3915．13；r0

5【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3)02—0075—0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

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规定了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侵权诉

讼中的举证责任。这是中国司法中的巨大改革，有利于医

疗侵权的受害者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依法、依规范行医，并依法举证维护自己的权利，体现

了司法公正，充分保护弱者，是司法的一大进步。但在司法

实践中，医疗纠纷案件，是否都是医疗侵权案件，是否都由

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

题。有些法院，将医疗纠纷案件都作为医疗侵权诉讼立案

审理，都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虽说具有医学知识优势，也不能完全做到举证。

案例

【案例1】肖某，女，29岁。于1997年8月21日8时以

停经40周腹痛2小时入院待产，产前诊断：孕2产l孕40

周，右枕前位。当日9时40分破水，10时5分顺产一男活

婴，评9～10分，产程时间为第一期4 h，第二期5 min，第三

期5 rain。要儿身长55 cln，体重4．8 kg，吸痰吸氧后评10

分。并进行了双前臂的卡介苗、乙肝疫苗注射。住院观察6

h，产妇、新生儿良好，于下午4时出院。新生儿外祖母述：

当晚9时给新生儿洗澡发现新生儿右前臂运动障碍。于出

院后第二天上午就诊，诊断为右臂丛神经损伤。二年后新

生儿外祖母就此向医院提起医疗纠纷，未果，向法院提起诉

讼。在诉讼过程中，医院提出已超诉讼时效；法院要求医院

举证，医院在场接生、称体重、量身长、注射卡介苗、包裹要

儿及值班医护人员均证明，并有病历记载新生儿良好，观察h新生儿良好出院。因其母亲智力不健全，医院认为新生

儿离院后而造成的右臂丛神经损伤，与医院无关。但法院

则要求医院继续举证，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新生儿离院后的情况是举不出证据的。一审法院以医院举证不能，判决赔

偿患儿家属6万余元。目前此案仍在上诉之中。

【案例2】王某，男，28天。于2000年12月20日因右

斜疝嵌顿24 h入某医院，行急诊手术，术中切开疝囊见有

淡红色渗出液体，内容物为末端回肠，局部高度水肿，变紫

黑色，长15em，用普鲁卡因闭封，用盐水纱布热敷30 rain，见嵌顿的肠管蠕动，颜色变淡，表面出现光泽，动脉搏动良

好，还纳其入腹，行疝囊结扎，修补内环，行费格森氏法修补

前壁，手术顺利，住院l1天出院。术后两个月，家属发现右

睾丸缺如，5个月后，以患儿睾丸被切为由向医院提出医疗

纠纷。经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王某右睾

丸缺如原因可能为：(1)由于斜疝嵌顿时间较长(24 h)，精

索血管受压缺血致睾丸萎缩；(2)术中将右睾丸随肠管还纳

带入腹股沟或腹腔而萎缩；(3)切除远端疝囊将右睾丸误切

等；并建议手术探查右睾丸情况。据医院手术医生回忆，术

中见到患儿右睾丸并将其放于右阴囊入口处，确实没有切

除任何东西。法院认为鉴定结论不是惟一的，要求医院方

继续举证。而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探查，医疗机构举证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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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法院认为医疗机构不能举证，则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无奈医院又提出了省级医疗事故鉴定，本案仍在审理之中。

【案例3】冯某于2002年因高血压在本院住院，医生根

据病人叙述的病史记录病历，既往高血压病史2年。出院

后，保险公司根据病史拒绝给付保险费。病人家属要求医

生改病历中的病史，医生不能满足其要求。病人家属以医

生将病史2天误写为2年而侵权，将医院和医生告上法庭。

法院根据医院提供的病历，曾有3位医生及护士记录中先

后均有高血压病史2年的记载，一审法院认定高血压病史

2年，判决原告败诉。原告不服，正在上诉之中。

讨论

笔者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应首先确定医

疗纠纷案件为医疗侵权。医疗侵权是在医疗过程中，医疗

行为违反了医疗管理法律法规，医疗规章、常规，侵犯了患

者的权利，造成医疗后果。这里首先应认定有医疗后果，即

医疗行为所致的后果；其次应认定医疗行为有违反了医疗

管理法律，法规，医疗规章、常规，侵犯了患者的权利的情

形。而由于疾病和医疗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后果产生的纠

纷，如：案例1，新生儿出生住院观察6小时良好出院，这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10卷(第2期)

病历和医护人员证明。病人出院后发生的情况医务人员是

无法举证的，此类案件不应作为医疗侵权案件受理。在现

实司法过程中，多数法院把与医疗有关的案

件都以医疗侵

权案件立案受理显然不妥，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对在医疗

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举证证明在医疗过程中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管理法律法规、医疗规章、常规，或者

违反了有关法规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不能要求

医疗机构承担证明损害结果原因的责任。因为疾病本身具

有很大个体差异及医学发展对疾病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

性，医疗过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医务人员不可能都能

说得清楚，这是由医疗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此，在案

例2中让医疗机构继续举证，病人不配合实属困难。案例3

中，病史记录是医生的行为，是根据病人的叙述而记录的医

疗行为，病人家属认为医生记录有误而提出侵权诉讼，医院

也很难举证。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应以医疗机构

为主，但也应当考虑到医疗服务及对象的特殊性，注意其举

证的能力限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举证责任合理的分配，实

现医疗纠纷案件的司法公正。

(收稿：2002—12—09，修回：200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