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分配

第一篇：举证责任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分配

举证责任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分配

举证责任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经历了一个从“谁主张、谁举证”到举证责任倒置、免除等多种分配方式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更加合理、全面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商业秘密侵权案件越来越多。在诉讼过程中举证难则是该类案件尤其突出的问题。如何运用现在法律、法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是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关键一环。

《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只简单地规定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64条第一款）；《证据规则》将其完善，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以及在合同纠纷案件、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的具体细化。（第4、5、6条）对一些特殊案件，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第7条）比如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就可以利用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于一个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包括了纷繁复杂的事实，以及众多需待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运用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来对待它们，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以达到公正审判案件的目的。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证据规则》，结合审判实践，主要有如下几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

一、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证据规则》中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就说明无论是诉讼中的原告、被告还是共同诉讼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诉讼代表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只有法律规定无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方可不负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免除。

二、举证责任的免除。在《证据规则》中第九条、第八条第一款，均指出了举证责任免除的几种情形：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诉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然，这些范围内的事实并不一概想当然地无需举证证明，如果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以上事实，则其证明其证明力即不复存在。

三、举证责任的倒置。根据《证据规则》中第4条规定：对特殊侵权诉讼中有如下几种情形由被告负举证责任：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的诉讼；4.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7.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并未列入特殊侵权类型中，但在法律实践中，并不是不可应用，在最高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的某些主张，应当根据法律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一方对于自己的主张，由于证据被对方掌握而无法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对方当事人举证”。也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当事人的某一方可能因职权或某种优势掌握或接近证据、有条件或有能力提供证据而另一方远离或无条件提供这些证据的特定情况下，法官可以免除远离证据的一方主张者的举证责任而将之加于另一方当事人，使之承担举证不能所导致的败诉风险。

四、举证责任的推定。推定是借助于存在的事实，据此推出另一相关事实的存在的一种假设。举证责任的推定就是说“它可以免除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把证明不存在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于对方当事人。”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一种法定的推定，而事实上推定则是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来加以判断运用的。法官可以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或显著的事实对另一事实或依据实体法而产生的某些权利直接作出认定，从而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举证责任的推定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种应用，虽然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推定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应用，但在具有繁琐的事实材料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推定是大量存在的。

五、举证责任的转移。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在侵权诉讼中是指在原告完成对被告违法行为的合理证明之后，举证责任向被告转移，其必须对自己不违法进行合理证明。即当原告提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就可以不再举证。如果被告否认原告的主张或提出新主张，那么举证的责任就转移给被告。如果被告

能对自己的反诉或反驳提供证据，也可以不再举证，举证的责任又转移给原告，如此反复，直到一方举不出证据为止。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的倒置是不相同的。举证责任的转移是对主张者围绕争议的事实而提出不同方面的证据，同时对方具有对该证据提出反驳的举证责任，而举证责任倒置是对主张者举证责任的一种免除，而由对方当事人针对该事实提出反驳或足以推翻它的证据的责任，这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复杂、举证困难的特殊要求，通过举证责任的不断转移，促使当事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积极举证使案件事实逐渐清晰。

六、法院依职权取证。《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在《民诉意见》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①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②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③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④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证据规则》也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可以由当事人申请、确定调查收集证据。由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原告当事人对被告侵权行为的发生负举证责任，但许多证据由被告掌握或控制，原告取证较难，这时可由法院依职权帮助原告取证，从而有效地保护被侵害方的利益。此外，《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由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证据的易灭失性，及侵权行为的隐蔽性，有效地运用诉讼证据保全手段对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以上六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及运用方式，如何灵活应用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以下就案例谈谈我对该类案件诉讼的看法：被告李某受原告河南省新日建材厂（以下简称新日建材厂）之聘，担任该厂技术中员，从事新产品的试制与开发工作。双方签订合同约定：李某在解聘后若干年内不得将所掌握的聘用方的技术、业务和管理情况对外泄露，若有违反应赔偿聘用方由此造成的损失。”该合同附件规定的保密范围为：“生产技术、施工技术、业务和管理、包括配方等。”后李某因故离开新日建材厂，于第二年试制出一种混凝土外加剂——水泥早强剂，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安祥公司使用。新日建材厂随以李某制售给安祥公司的早强剂属其与李某签合同规定的保密范围，李的行为侵犯了该厂的技术秘密，并造成经济损失等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共计人民币100000元。依据《证据规则》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起诉时根据自己的诉讼请求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包括：1.确定自己商业秘密的详细内容，划定明确周界，并具体表述该秘密由何信息组成，其内容、数量范围及秘密点；2.证明自己主张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律规定的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管理性要求，应予保护；3.证明自己是该技术秘密的权利人，且被告对该技术不享有相应权利；4.证明被告有违反约定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侵犯；5.证明被告具有侵权的主观恶意；6.证明被告的该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了损失。由以上案例来看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举证的特点：原告要证明的基本事实点较多，若原告在其中任一个环节或方面上证据不足就要承担败诉风险，原告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其次，该类案件的客体是一种未经登记依靠持有人通过保密方式予以保持的无形资产，原告对自己的商业秘密的界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有，对被告违反约定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的举证因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基本上为被告所掌握，原告对证据的获取困难重重。那么如何应用前面所列举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来审理上述的案例呢？下面就此谈谈我的看法：对于第一个待证事实，1.先由原告新日建材厂明确其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具体指什么，即基础事实也是全案审理的立足点。由于在合同及附件中未明确详细规定，应要求原告陈述其商业秘密的内容，将其确定为被告在该厂帮助研制开发的混凝土外加剂系列产品的配方及工艺。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2.原告要证明自己是该技术秘密的权利人。本案原告主张这些技术秘密是其自行研制开发的，并提供有关研究、试验等方面的数据和参考资料来加以证明。原告还举证主张被告完全是利用该厂的技术及物质条件，未完成工作任务而参与开发，因此可以认定该技术归原告单独所有。这些主张的相关证据均在原告方，其应该能提供证据，因此也应运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3.该技术是否具备法律要求的商业秘密的四要素？价值性、实用性对原告来说不是难事，甚至无须证明，因为如果该技术不具有价值性、实用性，原告就不会费力气为此而打官司。管理性的证明，由于法律只要求权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合理的，因此本案中原告举出合同的保密条款即可证明。.然而对于秘密性即主张该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要求原告直接举证是不符合常理、难以完成的。但若反过来，由被告举证证明原告的技术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或为不特定多数人所知悉，对被告来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且较原告更容易获得相关证据，因此对该待证事实可以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理。若被告对此不能充分举证，就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秘密性存在。4.对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的证明，原告一般都能对被告外在的表面侵权行为提供证据，但再进一步要求其提供被告的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过程或结果结论，以及侵权程度等详细数据，由于这些内容均在被告处，若被告对这些材料进行毁灭，则原告就没有充分证据来证明侵权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法院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这时原告可以申请证据保全，要求法院依职权对被告享有或控制下的有利证据进行强制性隔离、保全证据、扣押被告的产品，若被告主张其产品的生产并未使用原告的技术秘密，就应由其对产品的生产工艺及其配方进行举证，否则就可以认定其违法使用行为的存在。在实际审理案件过程中，只要法院或原告能够拿到被告的产品，对其进行鉴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应该说不是很难，最难取证的要算对商业秘密界定四个环节中的“秘密性”的界定。原告只需证明其对该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如制定保密制度、保密程度等，以及对掌握该技术秘密的售货员的保密要求等，但若此时被告举出相关书籍证明该技术可以从书中获取，那么这时原告要证明该技术与书中的技术是不同的，具有一定的新颖性，这就运用到了举证责任的转移。举证责任因双方当事人均不断提出相应能够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而在原告、被告之间不断转移，直到双方证据全部举完，法官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经过质证，而产生一个确切的认定。对于被告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意，一般是不需要原告列举证据的，除非被告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不是故意或不存在过失的除外。对于原告提出赔偿的主张，一般应在起诉书中写明赔偿额的具体数字，即被告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利益的减损和多支出的费用。由于原告的现实损失不仅仅是由被告一方唯一原因造成，因此很难从实际损失中分离出哪些是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所以，法律规定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即按被告因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利润，然而，被告获得的利润只有被告最清楚，原告是不可能从被告处取得该证据的。被告很有可能因害怕自己赔偿数额大而故意毁灭证据，导致原告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数额而权利受损，因此这里就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无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这时，应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不愿举证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其制售相同产品的利润额乘上被告的销售数量来认定被告获利，即举证责任的推定。由以上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复杂性，如果只是简单运用“谁主张、谁举证”或唯一一种方法，很难将一个该类案件公正、高效地判决，使当事人的权益受到应有的保护。因此，举证责任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参考文献：[1]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9—145[2]张玉瑞.《商业秘密保护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9—102[3]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版，20xx—86[4]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版，20xx—134［5］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149onusprobandi’sdistributioninthecaseofinfringementofrightinbusinesssecretabstract:itisdifficulttoadjudgethecaseaboutinfringementofrightinbusinesssecret,andthekeyishowtousethewaysofonusprobandi’sdistributioninordertoprotectthelegalrightsandinterestsofbothparties.duetotheheavinessofaccuser’sonusprobandicomparingwithothercasesaboutinfringementofpatentrightandthecomplexityofthecase,itisnotenoughtoselectonlyonetousefromthewaysofonusprobandi’sdistribution.ifwewanttoensurethatthecase’sadjudgementinusinesssecretisfairandsquare,itishavenothingforitbutusingallwaysofonusprobandi’sdistributionandeasingtheaccuser’sburdenrightly,flexiblyandadequately.key:onusprobandi;prooford;businesssecret字数统计：5572e-mail:yingjunzhao@126.comtelephone:0373-2216412/3769608

第二篇：污染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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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就其损害事实进行举证，而被告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案情

被告福建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南靖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靖分公司）及原告张德新、吴小健于2001年间分别购买了南靖县山城镇荆江路29号荆江小区A-701室、702室、703室，并分别取得房产权证。南靖分公司购置701室后，被告福建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漳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分公司）在该室建设移动通信基站。2003年8月26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漳州市管理处批准，该基站取得“无线电台执照”。诉争的基站启用后，两原告不断到有关部门反映，该基站有“电磁辐射污染”和“噪声扰民”的问题，并向法院起诉，要求拆迁该基站。被告认为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并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该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强度进行鉴定，法院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进行鉴定，结论为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法院委托南靖县环境监测站对噪声进行监测，结论为昼间的噪声符合国家标准，夜间略超标准。

裁判

2005年11月3日，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客观上给他人造成了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且不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应以“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为前提。而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经检测，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至于原告主张被告设立的移动通信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有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则应由原告再进行进一步的举证，否则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依法驳回了原告张德新、吴小健的诉讼请求。

原告吴小健不服并仅就被告设立移动通信基站存在污染环境的电磁波辐射提起上诉，原告张德新没有提起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6年5月10日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析

本案是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就其损害事实进行举证即可；而被告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本案二原告提出因被告的移动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污染，导致患有“眩晕”和“神经性头痛”的疾病，对此被告予以否认，被告认为原告所患的疾病与移动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没有因果关系，并提供了辐射监测报告和噪声检测报告，根据两份监测报告的结论，表明讼争的移动基站发出的噪声及辐射均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至此被告已就其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所患的疾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完成举证责任。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应以“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为前提。而本案诉争的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波辐射经检测，该移动通信基站运行对二被告所居住的南靖县山城镇荆江路荆江小区A-702、703室产生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原告对该监测结论表示不服，但却又未提出重新鉴定，本院依此监测报告认定被告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并没不妥，至于原告主张被告设立的移动通信基站发出的噪声及电磁波辐射有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则应由原告再进行进一步的举证，否则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本案二审案号为[2006]漳民终字第66号）

第三篇：浅析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浅析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一、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诉讼中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分为二个层次，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行为意义上的举证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当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供证据，用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结果意义上的举证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和事实。只有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既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且所举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才算完成了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有两种情形：举证责任一般规则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这是举证责任的常态。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一般规则的例外，它的适用应基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规定则不应适用，防止出现举证责任分配的随意性。

二、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劳动争议是指存在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与义务问题而发生的纠纷。我们知道在劳动关系中，虽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但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属性，所以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与劳动关系有关的证据材料基本上都由用人单位保管，这使得劳动者在诉讼中对有些事实的举证存在困难，而用人单位提供这些证据则相对容易。因此，对于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们称之为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面就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作简要归纳。

1、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劳动争议案件当然也适用这一规则，例如劳动者对于相关事实有举证的义务，如时效、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加班的事实、被克扣工资等，如不完成举证责任，则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但如果劳动争议案件中仅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因用人单位占有和保管相关证据材料，可能导致劳动者举证不能，即使申请仲裁机构或法院调查，也可能遭遇到用人单位的不配合而承担不利后果，所以还需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加以补充。

2、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一规则最早体现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中：“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作出了与此相同的规定。有人认为用人单位掌握相关证据材料，由用人单位举证属于法定合理分配的举证责任，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笔者认为，同样是用人单位举证，举证责任一般规则和倒置规则所产生的意义和后果不同。在举证责任一般规则下，用人单位所举证据是为了证明己方的主张或反驳对方主张，通常产生对己方有利的后果；即使不举证，如果劳动者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其也未必承担不利的后果。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用人单位则需要按照条文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用人单位不提供证据或举证不到位，则可能推断劳动者主张成立，用人单位需承担不利的后果。从对本条文的理解，如用人单位举证不能需承担不利后果是应有之义，这一点从后来出台的法律中得以明确，因此该条应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一规则体现了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起到了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3、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和倒置规则相结合的条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这两条规定一方面规定了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另一方面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明确了其不

提供则承担不利后果。从这两条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劳动争议案件存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这并不等于免除了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同样也应承担不利后果。

三、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从1994年7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到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逐渐完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更加明晰。但我们还应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争议案件越来越复杂，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1、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的范围还不够明确。我们知道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用人单位对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负举证责任，虽列举了劳动争议的多种情形，并且用了“等”表明也可适用除此之外的情形，但这有可能导致在不符合上述情况下的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举证责任分配不一致的情况发生，也可能出现对条文的扩大解释，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但哪些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可能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2、没有考虑到用人单位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况。如用人单位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证据，应该如何处理？例如，劳动者提出其两年前的工资标准低于当时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主张权利，那么根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用人单位应提供工资单等证据证明工资支付情况。根据《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应发项目及数额、实发数额、支付日期、支付周期、依法扣除项目及数额、领取者的姓名等内容，并保存2年以上备查。（还有其他省份有类似规定）”按此规定用人单位相关工资材料只需保存2年，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保存两年前工资材料，导致客观上不能提供，是不是也要承担不利后果？另外如果用人单位因意外、不可抗力等导致材料损毁而不能提供，能否免除举证责任或减少举证责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

3、对用人单位不提供证据的不利后果未加以明确。对不利后果的理解有几种含义，可能是导致劳动者主张的事实成立，也可能是直接导致败诉的结果等等，理解不同导致案件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这个“度”该如何把握，还需要进行探讨。

总之，完善的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能够明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能够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这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关于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关于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关于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陈锦川

一、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具体包含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层含义：其一，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其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凡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如订立合同、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否定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妨碍该权利的法律要件举证：主张权利消灭的人，应对权利已经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主张权利受制的人，应对权利受制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

第二，在实体法或者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按法律或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第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现有规则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二、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运用

著作权侵权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因此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负担时同样应贯彻执行上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当然，由于各类民事案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适用上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时，又要注意结合各类案件的特点来具体运用，审理著作权侵权案件时也同样如此。

(一)著作权权利人的证明

主张权利的人首先必须是标的物的权利所有人，原告应举证证明自己是所主张著作权的权利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应该如何提供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才算完成举证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原告首先必须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权利人，而且证据必须是充分的，足以证明的，否则不能就被告的行为是否侵权进行审理。对此，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理解首先应该了解著作权法对著作权权利归属的规定的本意，其次要注意结合著作权的特点。

我国相关法律对著作权权利归属证明问题做了规定。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可以看出，法律对如何证明著作权人规定了几个规则：

1.原告提交证据证明作品上署有其名的，即推定原告为著作权人，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也就是说，原告举出了其为作品的署名作者的证据，即完成了其为著作权人的证明责任，法官不得再要求原告进一步举证;被告否认原告为著作权人的，应由被告举出相反的证据证明。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作者即为著作权人，原告只要证明其为作者就达到证明其为著作权人的效果。

2.原告提交了所主张著作权的作品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查证属实的，可以认定原告为著作权人;被告否认原告为著作权人的，应由被告举出相反的证据反驳。

3.以署名的方式对权利人进行推定或者以上述证据对权利归属进行证明的，可以被逆转、被推翻。以署名的方式认定作者的身份毕竟是一种推定，在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署名人并非作者的情况下，这种推定可以被逆转。作品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证据，不能查证属实，或者被告举出了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的，也可以推翻原告的主张。

基于法律规定以及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关于权利人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是：权利人只要举出能证明自己是权利人的初步证据就达到了证明要求;对方对权利人提出异议的，应由对方举证证明;对方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的，应当确认主张权利人享有权利。

为什么对著作权权利人的证明采用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主要是针对著作权的特点，为了解决举证上的困难。作品具有无形性、分散性的特点，作者对作品也无法实际占有。

有些作品如摄影作品、口述作品、数字化作品，其创作过程一般不会伴随着相应的“资料”。因此要求主张权利的人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作者，客观上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如文字作品，其“底稿”、“原件”是创作的重要证据，但稍作追究，实际上所谓的“底稿”、“原件”是否就是客观的“底稿”、“原件”，本身都难以证明，因此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所以要求原告必须充分证明自己是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符合现实的。正是基于作品创作的这个特点，有关国际公约、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大都采用了作者身份推定制。这样做减轻了作者在行使著作权时对自己身份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为法官判定著作权人资格提供了依据;便于著作权的实际行使，便于处理著作权纠纷。在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针对可能不存在署名、著作权经常发生转让等实际，又规定涉及著作权的底稿等，可以作为证据。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主持审判案件的法官，也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采取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也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著作权应当受到尊重，即使在作者不明的情况下亦如此，这一思想贯穿在各国的著作权法中。德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作者没有按照第1款的规定署名时，就推定作品复制件上署名的编者有权行使作者的权利。当不存在编者时，就推定出版者取得了上述授权。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伯尔尼公约》第15条的第3款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一种思想尽管作者必然不为人所知，但他的著作权仍然必须受到尊重，占有人或者出版者承担起确保这类作品受到尊重的义务。

有形财产的权利认定方法也可以作为著作权权利认定的参考。“占有权利推定”是民法中占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其合法享有的权利。根据该制度，除了不动产及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的动产(如汽车)外，对于其他动产，主张权利人占有标的物即推定其享有该权利。也就是说，在诉讼中，动产的占有人无须对其就动产所享有的物权的存在加以证明，法律依据该人占有动产的事实推定其权利的存在，那些对此推定持有异议的人负有反证的义务。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迅速便捷的解决财产争议。因此。对于动产的权利证明，法律没有要求必须证据充分。当然，关于著作权权利认定的上述举证责任分配只是一般情况下应遵守的规则，在运用时还应注意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应注意的是，署名以及涉及著作权的底稿等，必须查证属实;其次，即使原告举出了涉及著作权的底稿等证据，但法官结合其他证据或者案情，对上述证据存在合理怀疑的，还可以要求原告进一步举证证明，这属于法官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问题。

(二)著作权侵权的证明

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前提，必须是被告未经授权以复制、发行、表演、改编、展览等方式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或者说，被控侵权作品复制了或来源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接触加实质性相似”是通过多年著作权保护实践总结出来的认定被控侵权作品复制了或来源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被告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一个规则，为司法实务所普遍运用。认定被告使用了原告的作品的前提之一，必须被告作品中有与原告作品相同的内容，被告作品与原告之间存在表达上的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但仅此还是不够的，不能仅依被告作品中有与原告作品相同的内容的事实就认定被告作品来自原告作品。因为，就相同部分，有可能属于创作巧合，也可能均来自公有领域或者第三方，等等。但是，在两者相同、相似的前提下，如果存在着后者曾经接触过前者的事实，就能推定在后的作品来自于在前的作品，即基于被告曾接触原告的作品、而被告作品又与原告作品有实质性相似的事实，可以推定被告复制了原告的作品。

根据这一规则，指控被告侵犯其著作权，原告应证明被告接触了原告的作品、被控侵权物与原告的作品实质性相似。

1.“接触”的证明

所谓“接触”，不限于以直接证据证明实际阅读，凡依社会通常情况，被告应有“合理之机会”或“合理之可能性”阅读或者听闻使用原告之著作，即足构成接触。

对于“接触”，可以直接证据来证明，比如证明被告曾阅读过、见到过、购买过、收到过、被告曾在原告处工作等等方式接触过原告的作品也可以间接证据予以证明，比如原告作品在被告作品之前已通过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等方式公之于众，原告之前已对其作品办理注册或者登记，而注册或者登记档案可供公众查阅，另外，被告不具有对被控侵权作品自行创作能力、被告以不平常速度完成作品创作等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被告接触原告作品的间接证据。下列情形下，也可以推定被告接触了原告的作品：被告的作品与原告的作品明显近似，足可合理排除被告独立创作的可能性;被告的作品中包含有与原告作品中相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作品毫无帮助;被告的作品中包含着与原告作品中相同的特点、相同的风格或者相同的技巧，而这些相同之处很难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

被告是否接触过原告的作品，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原告已举出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证明被告实际接触或者有“合理的机会”或“合理的可能性”接触过原告的作品，即完成证明责任;被告否认的，则举证责任转由被告负担。

2.实质性相似的证明

为证明被控侵权作品与原告的作品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主张，原告应提交被控侵权作品;如果原、被告作品篇幅不大、相同或相似之处一目了然，或者原、被告作品完全或基本相同，或者作品属于图案，等等，原告仅需提交原、被告作品即可;如果原、被告作品并非显而易见的相同，比如被告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抄袭原告的作品，或者被告仅仅使用了原告作品的一部分，等等，原告除了提交被控侵权作品外，还应指出被告使用其作品的具体出处，即应具体明确指明原、被告作品相同、相似的地方，以使法官、双方当事人明确争议部分，并通过举证、质证、辩论等查明事实，准确认定行为性质。

(三)否定著作权侵权的证明

原告已证明被告曾接触其作品、被告的作品与原告作品实质性相似后，被告否认侵权的，应对其主张举证证明。在司法实践中，被告通常会以以下理由否认侵权：原告不是作品的著作权人;原告主张权利的客体不构成作品：被控侵权作品为其独立创作;原、被告作品相同部分来自公有领域或者第三方，或者属于素材;或者两部作品相同部分属于“必要场景”或表达有限;两部作品相同是执行标准的结果，等，对于上述主张，被告均应举证证明。被告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在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的一起案件中，被告称原告主张权利的产品的“用途及使用方法”说明书不具备独创性，不构成作品，法院经审理判决认为，该说明书包含有产品的材质、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及优点等，其介绍角度的选择、文字语言的运用、叙述层次的安排都有其特点，有独创性，属于作品。被告认为该说明书是对产品一般操作步骤的客观描述，是国家规定的行业标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从而没有支持被告的主张。

除了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外，还应注意相关法律对著作权侵权诉讼一些具体情况所做的特别规定。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著作权法的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该解释的第七条对权利人认定的证明问题做了规定。

【作者介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注释与参考文献

韦之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7页。

刘波林、许超、孙建红著：《实用著作权知识问答》，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51页。

胡康生土编：《著作权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35页。蒋志培：《知识产权审判中证据认定应把握的几个问题》，《中国审判》，2006年第4期，第62页。

M·雷炳德著，张恩民译：《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713页。刘波林译：《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指南》，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75页。

程啸、尹飞：《物权法草案中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两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5日。

刘家瑞：《论知识产权与占有制度》，《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2期，第15页。罗明通著：《著作权法论(第三版)》，台英国际商务法律事务所2000年1月，第709页。

应明著：《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32页。陶凯元主编：《广东知识产权案例精选》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第五篇：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 伴随着经济发展，民间借贷活动异常活跃，而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一些借贷活动发生在亲朋好友熟人之间，很多时候碍于情面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或者虽然签了书面协议但约定不够详细。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很难举出说服力很强的证据。司法实务中，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特别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不仅仅是个证据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和法律责任认定。本文仅就实践中常遇的几类借贷案件情形谈谈举证责任的分配。」

| 对借据等债权凭证的举证责任分配

原告持借条等债权凭证起诉，被告对债权凭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否认借据上的签名系被告所签。此时如何确定举证责任，特别是申请鉴定义务承担？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理由是出借方不仅要对借贷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借款人是谁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应由原告申请鉴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由被告申请笔迹鉴定，以此证明自己的抗辨事由。原告提出主张，并提交了签有被告名字的借条，就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主张非其本人书写和签名，相当于提出了“该证据系原告伪造”的主张，那么被告就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此时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被告，由被告就借条上的签名及书写内容与被告本人的签名及书写习惯是否一致申请司法鉴定。

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法院应释明由被告申请鉴定。通常情形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是：分配给与证据距离近而且能够控制证据的一方当事人。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司法鉴定的特殊要求，进行笔迹鉴定，都需要提取异议人的笔迹进行对比。由于人的书写习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差异，加上异议人为了逃避鉴定，在提供书写材料时往往会有意识避免与对方提供证据上书写习惯的同一，给鉴定机关的鉴定制造困难。为了辨明真伪，鉴定机关往往要求异议人提供同期书写的相关书面材料和异议人的签名。

如果法院将申请鉴定责任分配给原告，而原告在占有被告本人书写和签名的材料方面明显可能性小，甚至除了该证据外无法找到被告本人签名和书写的相关材料。在此情形下，如果仅让被告配合提供同时期的材料，则被告可能会为了逃避鉴定而找出诸如“我当时就没写什么字”或“当时书写的材料没有保存，无法提供”等等理由予以拒绝。而在没有同一时期材料的情况下，只有异议人现在书写的材料与需鉴定材料对比，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鉴定失误的比率要大大高于有同时期材料的情况。

而如果将申请鉴定的责任分配给被告，鉴定的预期结果被告心里最清楚，如果真是其本人所书写和签名，被告就很可能会放弃异议了，如果确实不是其本人书写和签名，那么，在法院将申请鉴定的责任分配给被告时，被告就会积极地配合鉴定机关搜集提供他本人同时期相关材料，这样更有利于鉴定机关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鉴定结论，能够将错案风险降到最低限。

当然，如果被告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债权凭证的真实性存在疑点，或原告提供的债权凭证内容存在瑕疵，足以形成合理怀疑时，此时原告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法院应释明原告申请司法鉴定，以进一步加强证据效力。

| 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时举证责任的分配 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间存在借贷关系，仅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现金交付或其他足以证明被告收到款项的证据，而未提供借条等债权凭证，被告对借贷关系予以否认，只认可双方存在资金往来。此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资金的事实不存争议，则原告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如被告否认借贷关系，必须说明双方存在什么关系，上述资金往来的性质，是借款、对价给付、赠与、还款等或者是其它什么，并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虽然原告提供了资金流转的证明，但该款属于何种性质尚处于不确定状态，需要原告进一步补强。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首先，根据《证据规则》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作为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向法院提供其权利发生并已经届期的法律事实成立的证据。其次，借贷案件的证明要求较高，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4、5条的规定，只有借贷关系明确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如借贷事实存在疑问或不明确时，则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可通过其他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第三，从举证能力来分析，如果是借款，原告完全能够要求被告出具借据，没有借据系原告未尽充分注意义务所致；而对于被告而言，一般在原告交付款项时，不一定要求原告出具手续，故在原告举证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有失公允。

| 借款支付方式模糊时举证责任的分配

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合同的特征，借贷合同成立，除借款合意外还要有给付钱款的事实。由于当事人证据意识淡薄及民间借贷手续简化等原因，原告往往仅出示被告出具的借条主张债权，其中大部分借条未载明支付方式是现金或是转账。被告则往往以未收到借款、约定的借款中包含了部分利息等理由抗辩，此时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笔者认为，应区分借款金额的大小分别确定。金额较小的借贷案件，可以从宽掌握，原告出具借条，既能证明存在借贷合意，又能证明实际履行了给付行为。而对于大额的借贷案件，如有的地方法院就规定了50万以上属于大额，仅凭借条不足以证明原告给付钱款的事实，原告举证责任并未完成，特别是原告主张现金给付时，其应进一步对资金来源、交付过程、交付细节（地点、经办人员、在场证人等）进一步举证证明，直至形成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和逻辑的证据链条为止。此外，即使出现被告自认收到大额借款情况时，法院也应当对双方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及实际交付的事实进行主动、严格审查，避免当事人串通虚构巨额债务的情况发生。

证明责任的分配，实际上是一个跨越了实体法、诉讼法领域的交叉问题，是任何一类案件都会遇到的，而不仅仅是民间借贷纠纷。长期以来，由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了许多案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特别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难以确定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