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猝死的举证责任分配

第一篇：被保险人猝死的举证责任分配

被保险人猝死的举证责任分配

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2010)石民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2010年8月19日）

【案情】

2003年5月至2009年4月间，被保险人陈某由其子为其投保定期寿险、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均为其子。2009年10月20日晚8时左右，被保险人被发现倒在一引流渠中身亡。因死因不 明，且保额巨大，保险公司要求尸体解剖检验。司法鉴定中心尸检结论为：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保险公司正常赔付定期寿险、健康险，对意外伤害保险出具了拒赔决定通知 书。后受益人诉至法院。

【判决书正文】

原告：陈小某。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

原告陈小某与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5月 24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特别授权代 理人，被告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一般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小某、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中心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小某诉称，原告父亲陈某于2009年4月22日向被告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受益人为陈 小某，保睑金额为250 000元。2009年10月20日，原告父亲骑自行车不慎掉入路边小河里死亡。原 告向被告申请理赔，但被告拒赔，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赔付原告保险金250 0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辩称，2009年4月17日，陈某在前一保险已经届满的 情况下，再次投保被告的意外伤害保险。被告于同日签发了保险单，本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 陈某。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告已将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的保险凭证交付给陈某。本案的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意外伤 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保险条款第十九条 第三项对意外伤害明确解释为：“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使身体受到伤害的 客观事件”。保险责任的界定表明，保险人只对意外伤害导致的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非意外伤害事故所造成的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不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

2009年10月20日，原告报案称，被保险人陈某溺水身亡。因其死亡原因无法硝认，在征得原告 同意后，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做尸体解剖检验，其后该鉴定中心于2009年11月30日出 具检验结论为：“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猝死”。尸体解剖检验结论证明，陈某的死亡既 不是摔跌所致，也不是溺水身亡，这一自身疾病导致的猝死显然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据此，被告 对本案作拒赔处理合法有据，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根据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评判如下：

1．原告陈小某的主体资格。原告提交了身份证及户籍证明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保险人陈 某与原告系父子关系，陈某死亡后，陈小某是保险合同受益人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质证后对该两 份证据无异议，本院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陈小某享有原告资格。

2．陈某的投保、被告对陈某的保险情况。原告提交了被告经营的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人 身保险投保单一份、个人人身保险单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一份，用于证明陈某的投保情况、被告对 陈某的保险情况。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三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有投保人 陈某的亲笔签名，系陈某的意思表示。该证据证明陈某投保日期为2009年4月17日，投保的险种名 称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份数为25份，每份保险费14元。个人人身保险单系保险人签发给投保人的保险凭据，该保险单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陈某，身故受益人及分配方式为陈小某，险种名称及款 式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09年4月17日0时起至2010年4月16日24时止，保险费350 元，保险金额250 000元。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证明投保入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保险金给 付的条件以及其他事项。被告也提交了相同的三份证据，证明对象与原告相同，原告质证后无异议。因此，本院采信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陈某于2009年4月17日向被告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 金额250 000元，保险期间为2009年4月17日O时起至2010年4月16日24时止，投保人、被保险人 为陈某，身故受益人为陈小某。

3．被保险人陈某的死亡原因。原告提交了石城县公安局横江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信》、江西 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尸体检验意见书》、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事故证明》各 一份及陈某的四张照片，用于证明陈某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被告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交的《死亡证 明信》、《法医尸体检验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 陈某的死亡原因经鉴定机构鉴定属于心脏病猝死，不属于意外死亡。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不 具备出具事故证明资格，陈某是从1米高处摔跌倒地，而并非原告所说的3米高处摔跌倒地。原告没 有对陈某四张照片的来源作出说明，且照片不能证明陈某的死亡原因。本院审查认为，《死亡证明信》 系石城县公安局横江派出所出县的，证明陈某已经死亡。《事故证明》系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 出具的，证明陈某有从高处摔跌倒地，已于2009年10月20日死亡。陈某照片四张，只能证明陈某有 受伤的痕迹。这三份证据只能证明陈某死亡的结果，不能证明陈某死亡的原因。为查明陈某的死亡 原因，被告在征得原告陈小某同意对陈某尸体解剖检查及检验（有被告提交的陈小某于2009年10月 21日签名的意见书为凭）的情况下，于2009年10月21日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的死亡 原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同日对陈某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及解剖，并于2010年11月30日作出了赣济 司鉴中心[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检验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1)陈某全身多处擦挫伤，后枕部皮 下血肿，符合摔跌所致，但损伤尚轻，不足致死。(2)陈某的尸体解剖检查可见死者心脏外观钝圆，左 心室壁厚1.2cm，双侧心腔略扩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始段管壁增厚，管腔Ⅲ级狭窄，右冠状动脉扩 张，管壁弹性减弱；镜下检查见心肌细胞部分萎缩、部分代偿性肥大，心肌纤维断裂，心肌间质水肿，脂 肪组织浸润，血管扩张充血伴少量红细胞漏出；冠状动脉管壁增厚，纤维组织增生，脂质及泡沫细胞沉 积，管腔狭窄面积卣1/2以上，上述所见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的病理改变。(3)陈 某尸体中末发现溺死的征象及病理改变，不支持陈某溺死。(4)陈某尸体中未检出毒鼠强、有机磷农 药，安眠药成分，故不支持陈某中毒死亡。综上所述，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 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可能系导致其冠心病发作死亡的诱发因素。因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 何某、杨某具有鉴定资格，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陈某进行鉴定时经保险合同中受益人陈小某同意，鉴 定程序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材料真实、充分，鉴定结论科学，原、被告均无异议。因此，本院采信江西济 源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赣济司鉴中心[ 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检验意见书，认定被保险人陈某系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

4．被告受理原告陈小某保险理赔申请及作出拒绝赔偿决定。被告提交了原告陈小某的人身保险 理赔申请书及拒赔决定通知书，用于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间受理了原告的保险理赔申请并作出不予赔 偿的决定。原告质证后无异议。本院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原告已向被告申请了保险理赔，被告 作出拒绝保险赔偿的决定。

本院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09年4月17日，陈某向被告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份数25份，每份保险费14元。2009 年4月22日，被告出具个人人身保险单给陈某，保险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陈某，身故受益人 及分配方式为陈小某，险种名称及款式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09年4月17日0时起至 2010年4月16日24时止，保险费350元、保险金额250 000元。2009年10月20日，被保险人陈 某骑自行车不慎摔跌至路边小河中死亡。为查明陈某死亡的原因，2009年10月21日，原告陈小 某作出同意对陈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及检验的意思表示后，被告于同日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

中心对陈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同日在石城县殡仪馆对陈某的尸体进 行了检验及解剖。2009年11月30日，鉴定中心作出了赣济司鉴中心[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

检验意见书，认定陈某的死亡原因为冠状功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可 能导致冠心病发作死亡的诱发因素。原、被告收到鉴定机构的尸体检验意见书后均未提出异议。2009年12月2日，原告陈小某向被告提出了人身保险理赔申请，同年12月28日，被告以被保险人 陈某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不符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规定给付保险金的条 件为由，作出了拒绝赔偿保险金的决定。

本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事故是保险合同约定 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陈某向被告投保，被告向投保人出具了保险单，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 险种为意外伤害保险，双方形成了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合同充分体现了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受益人均应遵循保险合 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陈某，被告为保险人，双方约定的保险险种为意 外伤害保险，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以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该 保险条款第十九条第三款对恚外伤害明确解释为：“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 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陈某的死

亡原因进行了鉴定，认定陈某虽有摔跌损伤的事实，但其摔跌损伤较轻，不足引起其死亡，陈某死亡的 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只是可能引起陈某冠心病发作死 亡的诱发因素，而心脏病猝死是因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属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因此，被保险人陈某的死亡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范围内的事故，故原告以被保险人陈某意外死亡为由，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七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小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陈小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温永能

市判员朝阳

代理审判员杨仓仓

二O-O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蒙庆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在被保险人猝死的保险事故理赔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保险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适 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平常所说 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 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 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举证的第一阶段应由保险金请求人（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完成，证明事项基本包括：(1)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2)发生保险事故并且证明事故的性质；

(3)保险事故原因；(4)事故所造成的伤害；(5)被保险人依合同履行相关义务并具备理赔的条件。其

中，最为关键的是保险事故的发生、性质和原因。所谓对保险事故发生、性质提供证明和资料，就是对

客观事实进行举证，即提供事故发生的经过和所发生事故的性质证明文件。在被保险人存活的情况 下，由于被保险人亲身经历和感知了事故环境和致害物体，更接近客观真实昀事实，因而比保险公司 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但是，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对事发经过并不知情，出现了举证困难。正是考 虑到保险金请求人可能遇到的举证困难，《保险法》为其设定了举证责任的限度，即“所能提供的”。本案中，受益人提供了派出所《死亡证明信》、村委会《事故证明》以及照片，尽管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死 亡结果，但已经是受益人尽其所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进入第二阶段，由保险公司根据现有证据进一步调查事故性质和原因。本案 中，保险公司征得受益人同意后，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尸体进行解剖鉴定，得出心脏病猝死 的结论。因心脏病猝死属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与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不同，受益 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争议迎刃而解。

《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 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尸体检验是鉴别死亡原因的一种 有效的科学手段，但出于种种原因，会遭到部分家属的拒绝。本案系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明确约定，若保险金申请人与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死因有争议，双方均有权提请司法鉴定机构对被保险人进行 死因鉴定，另一方应当予以配合。本案芷是保险公司及时要求对被保险人进行尸体检验，被保险人的 真实死亡原因才得以明确，且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

关于由谁对意外伤害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部分法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把保险公司接受索 赔申请，当作保险公司接受并承认保险金请求人对事故发生的说明，把请求人对事故发生的陈述当成 事实证明，而免除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事实上，如果请求人不就其所能进行举证，保险公司是无法 对保险事故进行核定的，如事发地点没有一个很明确区域范围，保险公司就算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也 无法找到被保险人事故发生的确凿地点。当然，在要求保险金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同时，也应注意 到请求人的举证责任是有限度的。如何把握这一限度，关键在于保险金请求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的原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是因主观原因造成的，那么保险金请求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 后果；如果因客观原因所致，在保险金请求人初步证明发生保险事故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应根据现有 证据做下一步调查，若不能证明保险事故属于除外责任确定的情形，则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 责任。

第二篇：被保险人猝死原因的证明责任

被保险人猝死原因的证明责任

——江西新余中院判决新余农村合作银行诉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江西分公司等保险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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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被保险人家属、保险人、受益人在被保险人猝死的死因中均负有相应的证明责任。而被保险人家属、受益人仅需要完成初步证明责任，保险人则应承担此后完全的证明责任，保险人由于自身原因，对猝死原因的证明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案情

2009年1月22日，江西新余农村合作银行（下称合作银行）与肖继兵签订短期借款合同，肖继兵向该行借款200万元。次日，肖继兵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下称江西分公司）投保了200份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并约定肖继兵为被保险人，保险期间为一年，身故保险金在出险时如为借款余额内，则受益人为保险单载明的贷款人即合作银行；超出出险时借款余额部分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2009年2月16日凌晨，肖继兵呼吸困难经急救无效猝死。次日，肖继兵亲属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余中心支公司（下称新余支公司）工作人员到新余市公安局刑科所法医室，要求该所对肖继兵尸体进行解剖鉴定以查明死亡原因，新余支公司以该所的法医鉴定不一定有效为由称应先请示省公司。当晚，江西分公司人员来到新余，但对尸体鉴定的相关工作未作安排，以致尸体解剖鉴定未果。2月19日，肖继兵被土葬。2月27日，合作银行提出理赔申请，江西分公司以肖继兵的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为由，作出拒赔通知书。合作银行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西分公司、新余支公司承担200万元的理赔义务。另查明，肖继兵尚欠借款1432477.34元未归还。

裁判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肖继兵和江西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肖继兵的死亡虽经医院认定为猝死，但猝死仅是一种死亡的表现形式，而非真正的死亡原因。为查明死因，肖继兵家属曾在肖继兵死亡后及时通知江西分公司，该公司虽到医院对肖继兵的死亡经过进行了初步调查，但未明确答复是否同意法医鉴定，也未告知当事人应当进行鉴定及法律后果，因此，江西分公司在履行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时存在过错，最终导致肖继兵的死亡原因没有查明。在江西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肖继兵的死亡并非意外伤害死亡的情况下，应当对肖继兵的猝死承担理赔责任。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合作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的受益范围仅限于借款余额部分，应按截止至2009年3月16日的实际借款余额1432477.34元计算保险金；新余支公司并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渝水区人民法院判决：江西分公司给付合作银行保险金人民币1432477.34元，驳回合作银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

江西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7月12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格式条款中相关概念的理解与认定

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由保险人即保险公司提供，其中相关的一些概念和释义由保险公司确定。本案中，保险公司对“意外伤害”进行了定义：“意外伤害”指的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而关于“猝死”，一般认为，其因包括病理性和非病理性两个方面。但猝死只是一种死亡表现形式，而非死亡原因。导致猝死的原因，可能是疾病，也有可能是非疾病，不能将猝死简单等同于由于疾病死亡。

本案中，保险合同虽然没有对“猝死”进行定义和释义，但对免责条款进行了约定，对“意外伤害”进行了定义，而非病理性的“猝死”并没有排斥在保险合同所定义的“意外伤害”的内涵和外延之外。保险条款中“意外伤害”的释义存在瑕疵，对非病理性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未作出界定。而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当保险合同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时，法院应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本案中的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猝死是自身疾病引起，不属于意外伤害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猝死”死因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及后果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个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并不是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而在于猝死死因的证明责任。死者家属、受益人及保险公司均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只有证明责任人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证明责任，就视为完成了举证的责任，反之，证明责任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证明责任，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肖继兵猝死后，其亲属及受益人在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人，已经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下面应由保险人对肖继兵的死因进行调查和鉴定。如果肖继兵由于疾病，或免责条款列举的情况导致死亡，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反之，则保险人需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家属及时通知了保险人，履行了及时通知义务和初步责任。保险人接到受益人的通知后，理应积极协助、指导受益人收集和固定证据。但肖继兵家属及时通知保险人并申请了尸体解剖鉴定，保险人既未同意进行尸体解剖鉴定，亦未告知当事人相关法律后果，也没有要求和指导受益人进行尸检，更没有就死因调查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死因没有查明。因此，保险人在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在最终没有证据证明或者不能排除肖继兵不是由于意外伤害死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即赔付保险金。

本案案号：（2010）渝民初字第00035号；（2010）余民二终字第00034号

案例编写人：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陈宝亚

第三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而事实的认定则又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要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首先要搞清诉讼主体中谁负有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即要明解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可见，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包揽了所有证据的调查、收集，当事人的作用和积极性未能得到发挥，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又使办案效率受到了影响。为此，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法院系统也已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的颁布实施，对规范民事审判的举证、质证、认证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不同，在具体案件中，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要求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通过对《规定》的学习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谈一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

一、举证责任的渊源及内涵探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我们分配的是什么，即须对举证责任有个明确的定义。“举证责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即有关于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但当时的法学家并未给举证责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当时规定的举证责任来看，仅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自罗马法时期提出举证责任及其分担学说以来，两大法系的学者根据本国的司法特点及传统分别对举证责任的涵义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时至今日，法律的发展及法学理论的研究以远非夕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可比，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学者们对举证责任的概念或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英美法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大多数证据法学权威都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认为在正式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或陪审团）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取决于实体法对争议事实的规定，所以，又被称为“法定的证明责任”或“法定的责任”。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含义的理解同样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德、日两国诉讼理论中的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之争。主张举证责任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念，该观点把举证责任看作是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从行为角度考察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德国法学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观举证责任，该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进行裁判的重要事实，真实或虚伪，不能得到心证时，规定其真伪不明的结果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就是举证责任。”把举证责任视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举证责任的研究较晚，大约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陆法系学者的影响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为责任说。即从当事人提供证据及用证据证明其主张这两方面行为来说明举证责任，从行为的内容不同，具体又可分为提证责任说和证明责任说。提证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所负有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侧重从证明的角度来说明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与提证责任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证明责任说中的证明不仅包含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行为，而且还包括用其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说明、解释其主张或主张的事实成立这一行为。证明责任说相当于英美法系的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2）结果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指当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称为“危险负担”也就是大陆法系的客观责任。（3）双层含义说。又称为提证责任与结果责任统一说，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内容，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后果的内容。（4）三层含义说。该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第二，是指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其主张具有真实性；第三，是指当事人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有真实性时，可能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以上对举证责任涵义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国学者对举证责任的研究和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规定》，是我国证据立法中第一部关于证据方面系统的规范解释，《规定》对于举证责任的内涵基本采用了上述第四种观点，即三层含义说，同时又规定了证据提出的时间效力。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是指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中，即“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第2条、33条、34条也对上述定义作了阐述。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举证责任的内涵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众所周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法院的职责，依照通常的规则，法院在裁判时，首先必须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然后才能适用法律来判断其法律后果，并最后作出裁判。事实的认定是法院通过相关证据的判断来实现的。那么，这些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并加以证明以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当事人主张存在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哪一方承担不利的结果，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确定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过程，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据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可表述为：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使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民事诉讼之所以需要分配举证责任，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的复杂性，我们知道，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是紧紧围绕所指控的被告犯罪事实，证明结果也是存与否，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作用，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一般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民事诉讼则不然，作为证明活动主要对象的法律要件事实复杂多样，包括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且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不是传统诉讼中的“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非常繁杂、交错的状态，因此，诉讼中不仅要对各种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更需要对存在的状态作出细致的证明。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理应首先承担证明责任，但如果将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归于原告，也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原、被告诉讼地位失衡。原告不仅要对所有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且要独自承担全部败诉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只需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换言之，被告只需提出反证，使事实再度陷入不明状态便可胜诉。这样被告就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获利，这显然有悖于“依法裁判”的原则，对原告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举证责任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得诉讼双方在诉讼地位上处于平等状态，这也是法院公正与效率原则真正体现的根本要求。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法系的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我国的证据立法，受大陆法的影响较大，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应是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根本体现，《规定》也是在此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和对操作要求作一些具体的规定，由于成文法所固有的缺陷，《规定》第7条仍然要求法官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那么法官如何裁量，依什么标准裁量，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因此，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这里所说的“法”，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司法解释。要做到依法分配，首先应做到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加以确定。从举证责任的内涵中不难看出，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其履行举证责任的义务也是有区别的。首先，提证责任：

1、立案前的起诉受理阶段：原告起诉时就其诉讼主张成立的基础事实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108条、110条、《规定》第1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在立案前不履行提证责任，案件可能因不符合民诉法第108条、110条的规定而不被立案受理。

2、立案后到举证期限届满前阶段：立案后原、被告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负责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2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立案后就其负有举证责任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时，其主张的事实不能被认定，从而以该事实所支持的诉请就可能得不到支持。其次，说服责任：主要表现在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庭辩论阶段：在该阶段，原、被告双方要对已方证据的来源等相关问题向法庭或对方加以解释说明并要回答对方的质疑，从而向法庭表明其所提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6条、《规定》第47条、48条、49条、50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主张的事实不被认定，从而导致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结果。第三，举证责任的免除。诉讼经济是除公正之外法院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第二大价值目标，证明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应力求以最低的费用，最少的时间取得最佳的效果，为此，对一些不必证明的事实，即可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于哪些事实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各国立法规定和理论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规定》第8条规定了当然免证事实，即对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第9条对无需举证的事实作了规定，即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正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上述情形（除第2种外）除非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该规定应是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的充分体现。第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的救济和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15条、第16条、第17条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或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作了界定，该规定是公平原则在证据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从根本上保障了诉讼当事人实体权益不受侵犯。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其收集和调取证据的能力往往是处于相对劣势的，特别是针对行政权或他～益时，这种劣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依据职权给予其支持，以确保法院能客观地查明事实，可见，当诉讼当事人发现有符合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出现时，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调查申请，应视为其已向法庭提供了证据，当然，申请调查的范围应有严格的限制，所调查的证据在质证中出现的结果也应由申请人承担，否则，法院又将回到包揽所有证据调查、收集及认证的老路上，也难免暗箱操作之嫌。第五，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所谓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应是指当待证事实真伪难

辩时，法官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义务一部或全部归于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判定。法官在行使裁量时，必须是该事实的举证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且是案件实体裁判必须查清的事实。多年来，由于我国证据立法原因，司法实践中对涉及举证责任载量问题上的理解千差万别，《规定》颁布施行以后，虽对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上不同，导致在操作上存在的差异较大，笔者认为，如何正确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从程序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是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能够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应包括：

1、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合格原告的事实；

2、被诉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民事权益争执，是本案合格被告的事实；

3、由代理人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时，是法定代理人或被授予代理权的事实；

4、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事实；

5、申请回避所依据的事实；

6、涉及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方面所依据的事实；

7、申请延期举证或存在不可抗力事由及其他正当理由所依据的事实等。以上列举的程序性事实不一定完全，有的以为《规定》所明确，但当涉及上述情形的争执出现时，法官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该项权利的当事人。因为，上述所列事实并不一定是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5、6、7三项则可能是原告方主张，也可能是被告方主张或抗辩。其次是实体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指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事实，以及那些妨碍权利和义务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笔者认为可从这几个方面来把握：

1、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2、变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3、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4、阻碍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上述四点应是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如原告A向法院起诉，称“被告B借其钱未还，请求判令被告归还”；被告B答辩称“已归还”；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证据，围绕该案的举证责任分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A诉称B借钱未还，B答辩称已归还，说明B已自认借钱事实的存在，原告A已无须举证，现B主张已归还，应向法庭提交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B的答辩不构成自认，A应就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负举证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原告A所主张的实质不是双方之间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的事实，而是A对B享有债权的事实，法官要查清的是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而不是双方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的事实，被告B的答辩也只能确定原、被告之间曾发生过借贷关系，不能认为被告是对债权的自认。由此可见，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举证，应是以对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时，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上述案例中，原告A并无证据证明其对B亨有权利的事实存在，当然谈不上要求被告就其反驳的观点向法庭举证。第三是根据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对一切案件的举证责任都能作出公平的分配，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及按照实体和程序上的相关规定也无法判定时，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从举证的难易程度、双方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程度及从有助于公共利益方面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应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笔者曾看到这样的案例报道，原告A诉某超市对其非法搜身侵害名誉权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针对是否搜身的事实发生争执，根据一般的规定，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原告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其相对于超市来讲应是一个弱者，在其被超市人员带到办公室中检查时，面对的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双方强弱之分是显而易见的，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审理该案的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从而成功的审结了该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充分体现了上述公平、正义原则的分配理念。

四、确立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意义综上所述，举证责任是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特别是民事纠纷案件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规定》实施以后，当事人的取证、举证意识的提高，对于法院优质高效的审理各类纠纷案件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可分为如下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对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的意义。

1、能够指导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注意保全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

2、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指导当事人对诉讼前景作出正确预测，从而对是否提起诉讼作出正确抉择；

3、诉讼中，能够指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提供证据；

4、有利于当事人正确对待贩诉的结果，减少缠诉和上诉现象。其次，对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意义。

1、有利于人民法院转换审判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真正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2、为人民法院裁判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3、促进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

第四篇：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事实真伪不清时，法官必须进行裁判而采用的处理案件方法，而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如何适用举证责任或者将举证责任决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则是举证分担理论上的问题。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包括两种，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上的证明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它是一种无条件出现的、动态的、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互相转移的举证责任。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它由法律预选设定，是一种不能转移的、隐形存在的、附条件的证明责任。就举证责任的性质，一般认为有四种学说，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一项权利。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事实主张而生的义务。责任说，认为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个特殊责任。负担说，认为 举证责任对于诉讼当事人既非权利亦非义务，而是当事人为了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判，不得不承担的一种负担。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进行分配，原告、被告、第三人按照举证责任的指引，收集和提供有关要件事实的证据。源自于古罗马法的最初的民事诉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遵循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当今的民事诉讼中仍以此原理为准则指导着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实际操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古罗马法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演变为“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不仅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准则，而且也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策略指明了方向。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不仅关系到实体法律的公正能否在诉讼中实现，还关系到能否构建一个有效率的诉讼程序。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是非常重要的。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法律上的预先分配，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是分配举证责任的重要因素。是法院判断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时，必须先确定与这个法律关系相联系的法律事实，这些法律事实要由当事人双方在一定的范围内各自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篇：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如果原告提供借条等证据，被告否认签字，被告要承担申请笔迹鉴定义务，是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还要注意签名的名字是否与身份证一样。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通常表现为原告要提供欠条、借据或者借款协议等证据，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据，被告要反驳原告的主张，声称其已履行还款义务或者并没有向原告借款，被告也负有提供相关证据的义务。

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原告提供了借条等证据，而被告否认借条上面的签名是其本人的签名。对由此产生的申请笔迹鉴定义务的承担问题，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一种意见是让原告承担，认为出借方不仅要对借贷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借款人是谁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在被告否认且确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申请鉴定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另一种意见是让被告承担，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告否认签字系其本人签字，即是对原告诉讼主张提出反驳意见，因此被告应当对笔迹真伪的鉴定负有举证的义务，应由被告申请字迹鉴定，预交鉴定费，并配合鉴定机关做好鉴定工作。

应由被告承担申请笔迹鉴定的义务。因为原告在提出主张并提交了签有被告名字的借条后就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称非其本人书写和签名，应相当于其提出了该证据系原告伪造的主张，那么被告就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候举证责任应转移给了被告，由被告就借条上的签名及书写内容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的预期结果被告心里最清楚，如果真是其本人所书写和签名，被告就很可能会放弃异议了，如果确实不是其本人书写和签名，那么，在法院将申请鉴定的责任分配给被告时，被告就会积极地配合鉴定机关搜集提供他本人同时期相关材料，这样更有利于鉴定机关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鉴定结论，才能将造成错案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还有个别借贷案件，借款人出具借条时的署名与其身份证名称不符，特别是有些同音不同字的签名，如果被告到庭应诉，被告否认借条是其出具或被告不到庭，被告的户籍档案没有曾用名记录，原告很难举证出具借条的人与其起诉的被告是同一人，其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保护，特别是有些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在出具借条时，隐瞒其署名与其身份证不一致的情况。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在必要情况下，法院可以采取拘传措施，将被告拘传到庭，如果被告否认借款事实，可以进行字迹鉴定，如果被告拒绝字迹鉴定，可以承担不利后果，而不能一味要求原告举证。

在审判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会经常遇到，被告辩解 “借条上的借款人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但是受原告胁迫写的，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案例一中被告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词，三份证人证词不能证明同一个事实，属于孤证，被告又不能提交其他证据来对证人证词予以佐证，遂判决被告败诉。案例二中被告同样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词，三个证人的证词一致，都证明原告并未借现金给被告，而是指未经清算的合伙利润，被告书写借条是原告胁迫所为，不是原告真实意思，故判决原告败诉。两个案子的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