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研究与分析
浅析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杨军
一、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被告负担另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举证责任是因为事实真伪不明而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如果仅让一方当事人负担所有的举证责任显然有悖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程序的公正，因此有必要将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举证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才能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使诉讼较为迅速地得到解决。
二、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
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在罗马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经过无数实践的基础上，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伯格创立了法律要件分类学说。它被证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合理运用，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采纳了其基本观点，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据规定》第一、二条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据此分清：(1)案件的哪些事实需要证明，即证明对象;(2)需要证明的事实由哪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3)明确在哪一点上进行举证责任的转换，保障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的基本平衡。)
2、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运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唯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唯一证据灭失的。
在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
(1)综合、客观地考量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举证能力是指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能力。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当事人使用了一切救济手段也无法平衡彼此之间的举证能力。由于出现这种举证能力强弱的情况，可能导致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法官对此要进行综合的考量。举证能力往往与证据距离有密切联系。证据距离即是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受证据一方本来就是有举证方面的优势，举证能力相对而言要强些，让其承担举证责任，可以节省举证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大减少举证不能的情况出现。
(2)盖然性证明标准—— 当事人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上的一种证明标准，曾一度为我国法学界关注和热烈讨论。盖然性标准主要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理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该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与统计学上的概率适用于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情形，提高诉讼效率。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时对某一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已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无疑应根据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但实体法和司法解释中直接规定举证责任的终究是少数，在未作规定的大多数情形下，仍有必要设定一定的原则来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我国司法实务中通常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并参照其他分配举证责任的学说，对按此标准不能获得公正分配结果的少数例外情形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当是：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是件事实(如订立合同，应有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行为人无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欺诈、胁迫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2)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法律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的免除等)负举证责任，一般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1、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条文规定很简单，该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进行规定，只是到后来的司法解释，才规定了一些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4条规定了五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和一个兜底条款，从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是《意见》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不完善的。首先，它只是确立了五种特殊侵权案件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却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些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即原告和被告各自应对诉讼中的哪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些困惑。其次，《意见》遗漏了一些常见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比如医疗纠纷案件等。最高法院在《证据规定》中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作出了进一步完善。首先，该《证据规定》增加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的种类，把产品缺陷侵权诉讼、共同危险侵权诉讼和医疗侵权诉讼囊括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其次，《证据规定》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种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了以下8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1、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经被告证明，原告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
2、《证据规定》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限制在8种特殊侵权案件当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侵权案件。
根据《证据规定》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8种比较典型的案例，但它们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中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所有情形。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如果社会公众由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受到伤害而提起诉讼，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法律上需要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受到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被告才能免除责任，因为不论从收集与案件有关证据的难易程度还是从双方进行诉讼的经济实力来看，社会公众(服务的接受者与被管理者)都是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证据规定》对有关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侵权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只有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与医疗侵权案件的两种，并不能包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是不完善的，那么，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精神，提供证据的责任应当由主张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出于审理案件的需要认为有必要调查取证时，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应当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是：(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
方提出的影响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法院认为需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调查收集证据，在一定程序上分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一)人民法院依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程序事项。(二)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第二篇：浅析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浅析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摘要: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构成了责任的概念。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对象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实体法问题则是举证责任的主要分配问题。审判实务中最有意义的是对分配举例责任的基本原则的规定。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通过对民事诉讼中的举例责任制度进行描述，对目前的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的缺点用自己的观点进行研究。关键词：民事诉状；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完善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履行举证责任所遵循的规章制度就是举证责任制度。当事人如果不能再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中提出证据，其栽培的结果将会不利，这就是举证责任。当不能确定当事人是谁时，谁来对败诉风险进行承担的问题或不知道案件举证的负责人是谁的研究既是举证责任。设立举证制度的作用是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对当事人权益的合法保证以及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的裁决公正的保证。
一、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一，证据对于民事诉讼来说起着关键的作用，是诉讼的核心，所以当事人诉讼的胜败就和举证责任分配有很大关系。其二，在法官主导整个民事诉讼时，要想诉讼进行的顺畅，法官就需要清楚对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我国的司法解释和现行法律中已经对举证责任分配做了明确的规定，中国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是由这几个规定构成，以法院调查收集起来的证据为辅，以“谁举证，谁主张”为主。当事人完成一大半的举证工作，而以法院的取证工作为辅，体现了取证的核心人物是当事人。要想提高审判效率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分配好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二、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目前中国的不足之处
（一）对《意见》的制定和不足
一些举证责任的规定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并没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七十四条制度表示，“被告要是否认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由其自己提供证据。”并且有六种情况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适应。有很多的缺陷存在于这条规定中：第一，并没有严格规定在侵权责任
3个或者4个构件中，被告究竟对哪个重要案件的事实进行举证。要是从表面看，那些侵权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事实举证责任就不复存在，而且侵权事实似乎就被被告否定了。第二，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并没有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侵权诉讼。第三，里面没有包含那些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诉讼的规定。
（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规定的优缺点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律没有依本规定、具体规定或举证责任的承担无法被司法确定时，依据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举证责任的承担由当事人的综合举证能力等决定。裁量权由法官自由运用。这点规定有优缺点。第一，为了解决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的困难，当事人可以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第二，但是这样当事人会依赖于法院，法院会经常调查取证一些本应该是当事人收集的证据，诉讼成本也增加了，周期也延长了。
（三）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的不全面
在中国的采用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并没有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出现在《民事诉讼法》中，经常会出现“证据突袭”，即“有新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现”这样就会破坏裁判的公正性，让当事人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败诉。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中的举证时限之义表现的并不明显。而且举证时限的具体设置也不怎么完善。如：如果只是把原告提供的材料作为举例时限；在时间上太死板；对于证据交换和指证的举证期限的关系比较模糊。
三、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
（一）对举证责任倒置的重新审视及运用
1．对举证责任倒置的重新审视
在证据呈递的责任进行倒置的领域我们国家研究并不是很多，就像有的专家说的:当前国家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界里，还没有针对于证据呈递有关职责划分做出大中国认可的科学说法，倒置的说法也就没有依据了。根据别的对于举证进行划分的说法，通常的说法而言，证据的呈递进行责任的倒置需要被告方低于相关的责任义务做出担待，它的法律作用是，假如被控告一方没有行使相关的义务，就要接受对它没有利处的法律责任。在对于证据呈递的责任倒置的理解中要小心两点：第一，倒置是正置的对立说法，第二，责任的正置和倒置是相同的，都在证据呈递的有关职责安排准则的范围内。实际上，因为倒置产生的有效说明功能，才让证据呈递的职责分派机制可以良好的运用在各类繁琐的案子在。
2．举证着责任倒置适用的建议
倒置的证据呈递责任制度预示着把由于事情的真相不清楚而产生的诉讼失败行为将一边的事件人和对方的事件人进行配置，这种方式和当事人的利益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假如倒置的不合适，不仅对于证据提供者的权利与利益有很大的不利影响，而且会消弱法律所具有的公正力量。所以，虽然倒置的证据收集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仅限用在具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否则不可以使用。对于证据呈递的责任进行倒置的时候务必要考虑到证据收集的困难度和对于有关法律目标可不可以完成。对于证据收集的责任倒置案子，在法律上国家应该运用陈列的方式进行清楚地界定。
（二）完善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司法救济制度
1．为当事人举证提供司法救济
在法律给予当事人呈递证据权利的同时并不代表着法官不需要行使有关的调查职能。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出于当事人没有办法收集证据，所以赐予法院具有证据收集的权利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所谓的法院进行证据信息收集的行为是针对于在申诉行为中对于证据的收集方面能力不足的当事人给予的法律意义上的帮扶，而不是一种法律的职责。
2．调查取证要制度化、规范化
不管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范围，越过这个范围的限制，就会产生出新的变化，这正是过而不及的具体化。当代社会中提倡的公平公正，是利用对于审判的权利利和当做诉讼的外在体现的的权益维护才得以出现的，所以，尽管法院拥有取证调查的职能，然而怎样更好地行使权利与对于职责的完全执行同样是要不断加强的（三）明确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
在举证的过程中，对于限制度能够存在并且发展的基础是对于超出证据呈递时间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假如超过时间进行证据的陈述而不需要接受相应的法律惩治，这就会让举证具有的时间限制制度没有意义可言。如果当时人由于客观因素而没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提交证据，而是在初次审理的中途做出提交，法院可以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受理，但是应当要求补偿给对方的当事人相关的诉讼花费，比如交通费和误工费等。对于证据失去有效力没有设置有关的法律责任是因为由于在开庭前实现证据的换取可能具有着一定的难度，此外当事人对于证据的呈递能力也会有不足的地方。依照面向对象看，二次审理是事实与法律的审理。因此不应当提倡顺应式的审理，认为二次审理只是对于一审结果的监督审查，二次审理所具有的作用只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在初审之后确定了案件的实施过程，因此二次审理不应当根据由于证据的改变而对于案子具有的实情进行新的审定。所以，倘若在二次审理的过程中有新的证据证词提出，法院应该不进行接收。在法院对于案件再审时产生的新证词，法院需要不采取任何的进行理睬。
结束语
在有关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制度的一部分，证据呈递的责任划分方面问题具有着深刻的内涵。然而由于传统化关于审判制度观念的束缚，没有引起人们对于民事举证责任涵盖的分配制度的重视度。不健全的立法制度，导致在审判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不足之处依旧不能有效地做出处理。所以笔者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期盼对于有关的制度法规立法机关能够加以完备，真正的去充当人们合法权益的保护伞，树立国家法规具有的威严力和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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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合同纠纷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谁来承担？
合同纠纷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谁来承担？
一般来说，案件所涉及的全部事实的证明责任不能只由一方当事人来承担，那样会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失衡，因此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举证的基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谁就负有举证责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在诉讼过程中，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无法举证，就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最终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法律对某些类型的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但为了便于法官掌握案情，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按照公平、诚信的原则，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来分配举证责任。
那么，合同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的规定，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理：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有关合同其他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进行分配。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研究
[摘要]：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没有举证责任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不但不利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对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辩解，而且，还往往让人们对国家法庭判案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本文正是处于这一目的，谈一谈笔者的认识。
[关键词]：被告人举证责任 责任分配 定义 研究
举证责任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典中。古罗马法从当事人举证活动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和负担。但 [1]“人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所以是主观责任观点。后来欧洲大陆国家承袭了这一观点。自从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提出客观举证责任概念后,举证责任的主客观双重含义说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赞同举证责任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虽然不同国家对举证责任的内涵表述不一,但仔细分析,发现各国对此存在共识性理解,即都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1)举证责任同程序法上主张方的诉讼行为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主张方必须提出证据支持其主张。这也即是举证之负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观举证责任、行为举证责任的内涵。(2)举证责任同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有争议的实体法上的事实得不到证明时，对它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原理
合理的分配证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谁主张，谁举证”。古罗马法初期,法学家就曾提出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之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裁判被告胜诉;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义务。这两条原则的概括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据此，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必须对其指控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人也应对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主张进行证明。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才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2、“无罪推定” 规则。根据这一刑事法基本规则，在法院判定为有罪前，被告人应被推定为无罪。因此，公诉方应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即客观的证明责任，证明被控犯罪的每个因素和因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自始至终归于起诉方。而且起诉方还要使陪审团相信对所指控的犯罪全部要素的证明都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刑事诉讼构造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公诉机关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为保障诉讼能够公平地进行，应使证明责任的承担与证明主体的证明能力相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状态加以平衡，使追诉方负有特定义务，同时使处于被追诉地位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立法规定由公诉机关负 “客观的证明责任”正体现了这种诉讼价值观。在犯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要求控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所有的刑事案件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既不可能也不科学，在特殊领域里要求被告人在其证明能力范围内就特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公正价值的合理选择。
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特征
1、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
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2]“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 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2、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 由于控方拥有独立的诉讼主张才启动诉讼程序，因而必须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能被法官接受而开始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方举证具有绝对性。而辩方若无独立的主张则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可以对控方提出的全部事实或其中一部分事实提出独立的主张举证，相对于控方显示出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而无需达到客观真实标准。
[3]“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 大多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控诉方和被告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仍存在不对等性，所以，法律应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即可。
3、对谁有利谁举证
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人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人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有利时,被告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人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处罚。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人证明则相对容易。
4、不能因为举证责任的倒置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必须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因为从理论上讲不能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他对客观外界没有影响，往往很难举出证据，此时要求被告人举证就违背了法律精神。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基本“犯罪”事实的存在。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中，控方必须首先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在非法持有型犯罪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持有某种特定物品。在正当防卫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存在等等。只有在被告人对上述行为作“积极抗辩”时,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告人身上。
四、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首先，被告人应就其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应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被告人没有进行合理的证明，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程序法事实上的主张不被采纳。其次，被告人应对刑事诉讼中有关的实体法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定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对其主张的特定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当被告人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辩护主张时，他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被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承担的这类证明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根据实体法，某种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并非违法，此时被告人如果主张“免除行为违法性”，就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等；第二，如果被告人主张行为免责，应就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如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行为时精神失常或未成年时，应当提出证据予以论证。其三，当法律允许作 “罪错推定”时，被告人应负客观的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为维护某种更为重要的利益，同时根据被告人的证明能力，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由公诉方首先进行基础证明后，证明无罪的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或没有合理证明，则可能承担有罪的诉讼结果。
1、非法持有性的犯罪。如刑法所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职务经济犯罪中对赃款去向的证明。
3、共同犯罪中，案件的主要事实或基本事实业已查清，且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认定全案已无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进一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如谁提出犯罪意图，如何纠集同伙，如何分工、分赃，谁是主犯等,应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否则，均依主犯处断。
4、在刑讯逼供案件中，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由被告人(即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进行举证时，主张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一些表面证据，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刑讯逼供存在的可能，如果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即刑讯逼供案的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样可以强化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约束机制，五、对我国有关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建议和思考
被告人能否切实行使举证权、有效地履行举证义务,还需要有配套措施,尤其是要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实现举证责任所必须的权利，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其一,举证以调查取证为前提，被告人的举证责任通常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复杂，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条件与法律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借助法定权利。但从现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控辩双方并不享有同等的调查取证权。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而根据该法第37条,律师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必须“经过证人或有关机关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显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有法律保障,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不然,甚至受到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的约束。这种现象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被告人实现举证责任的可能性将大大下降。
其二,刑事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需要借助于辩护律师的帮助。但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支付由此所应当支付的费用。我国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不能解决律师办案经费的困难，于是接受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往往无法深入调查取证，投入保障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法庭应予协助。即对被告人的抗辩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应负举证责任：一是在被告人被羁押中且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证据线索即可，法官要充分行使庭外调查权，根据被告人提出的证据线索深入调查，并将调查的证据经控辩双方质证。二是在被告人未被羁押或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针对有关证据调取不能且向法庭申请帮助时，法官要给予协助。三是法庭对被告人的证明标准应作较低的要求，并应及时将被告人反驳公诉方的证据意见转移至公诉方，要求公诉方作出回应。注释：
[1](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Z].台北:台湾大学法律丛书编辑部.6.)[2]（卞建林,郭志嫒.刑事证明主体新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3]（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3～164）
第五篇：试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研究与分析
试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
李小民
摘要：本文以崭新的视角，论述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和内容，并简略分析了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举证时限制度作了立法上的比较，在结合审判实践，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制度上的不足后，提出在我国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正文：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举证时限问题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也是影响人民法院办案效率与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全部败诉或部分败诉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利后果。笔者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有实际意义。因此，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重点应在第二层含义上，它不单是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更是一项证据排除制度，即强调举证责任的“危险负担”性质，举证责任并不是一项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的权利，而是一种败诉风险的负担。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手段之一，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
之一。具体讲，举证时限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主体。在一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体是当事人，作出举证时限限制的主体是人民法院。
2、对象。举证时限指向的对象是具有举证责任能力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在此，对当事人“具有举证责任能力”的限定，就排除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而必须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
3、客体。举证时限限定的客体是一定的合理的期限。
4、法律后果。举证时限的法律后果是指在限定的期限内不举证，诉讼主体将承担不利于己的后果即全部败诉或部分败诉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利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却没有规定举证时限，即没有对提供证据的最后期限做出规定，这对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无疑是一缺陷，也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一些弊端。诸如有的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这不仅会打破审判人员预定的审判计划，影响到案件的审理进度，也会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以期达到“后发制人”甚至规避法律的效果，这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增加了诉讼成本。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对举证时限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首要价值，应当将其为诉讼过程追求的目标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
(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民事诉讼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间的对抗，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如果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法官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禁止逾期提出的新证据)。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纵向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弃。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临界点，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横向比较
1、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
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
2、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即设立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法国。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4、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这里的“查清事
实”，不排除当事人在二审中举证。由此可见，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在二审中继续举证，且没有规定举证终结的时限。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至少有三个弊端：一是影响诉讼的效率。举证无时限，不仅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而且客观上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限，影响人民法院审判效率的提高;二是使人民法院的裁判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三是易导致伪证增多，影响人民法院判案的公正性。由于立法上的不足，客观上给当事人提供了规避法律的条件，司法实践中由于未规定举证时限，使得一些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拼凑材料，甚至串通、贿买、指使他人作伪证，而后不断向人民法院提交所谓的“新证据”，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应当对当事人举证时间做严格规定。可以在在司法解释中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在二审中原则上不应该接受新证据，而在终审后，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应禁止发现新证据而申请再审。之所以把这种规定先放在司法解释中，是考虑到证据法(下转第105页)(上接第103页)制定的时机问题，因为建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和配套制度须假以时日。把举证时限先规定在司法解释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法院的执行立即缓解举证制度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积累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可行性的措施，成为立法之鉴。之所以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是考虑到规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太过仓促，其它保障制度无法跟上，因而设置过渡性的目标，以此为最终立法的一个尝试阶段。
(二)应当明确举证责任人在规定期间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真正推行谁主张谁举证，不举证承担败诉责任的原则。但应当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因为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如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的证据的质量成为一种隐忧。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当事人举证行为严格规制的同时，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为其调查证据的活动给予更多的自由和便利。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程序的不可逆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制度设置一定要考虑影响证据提出的原因，避免失权的绝对化。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如不可抗力和其他条件限制。例如美国，也并非以一刀切的方式规定任何证据超过举证时限的皆不予接受，而是有诸多例外，值得借鉴。笔者认为，在当事人非因恶意而举证不能时，不能一味排除逾期提出的证据，而应给予适当的补救。一则法院在涉及专门知识和借助专门技术手段才能收集证据时给予当事人帮助，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二则在当事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长举证期间时予以酌情放宽限制，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虽然对例外情况作了类似规定，但其不明确性却导致实践中当事人以此为依据多次申请延期，拖延诉讼。因此，法律应对举证时限的例外情况作出明确规定，防止当事人滥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举证时限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
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是一个不小的变动，在构思改革方案时应综合考虑其可行性，采取稳妥的步骤。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综上，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认为只要立法上作了如是规定就可以迅速扭转传统做法的观念忽视了立法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从当前广泛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改为把证据提出限定在开庭之前，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必须考虑以中间的过渡性步骤来支撑。任何试图一步到位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原来程序的紊乱，而只有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举证时限制度才能真正随着立法的完善而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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