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精选5篇]

第一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而，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包揽了所有证据的调查、收集，当事人的作用和积极性未能得到发挥，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又使办案效率受到了影响。为此，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法院系统也已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的颁布实施，对规范民事审判的举证、质证、认证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不同，在具体案件中，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要求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通过对《规定》的学习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谈一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

一、举证责任的渊源及内涵探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我们分配的是什么，即须对举证责任有个明确的定义。“举证责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即有关于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但当时的法学家并未给举证责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当时规定的举证责任来看，仅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自罗马法时期提出举证责任及其分担学说以来，两大法系的学者根据本国的司法特点及传统分别对举证责任的涵义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时至今日，法律的发展及法学理论的研究以远非夕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可比，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学者们对举证责任的概念或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英美法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大多数证据法学权威都认为举证责任是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认为在正式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或陪审团）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取决于实体法对争议事实的规定，所以，又被称为“法定的证明责任”或“法定的责任”。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含义的理解同样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德、日两国诉讼理论中的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之争。主张举证责任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念，该观点把举证责任看作是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从行为角度考察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德国法学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观举证责任，该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进行裁判的重要事实，真实或虚伪，不能得到心证时，规定其真伪不明的结果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就是举证责任。”把举证责任视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举证责任的研究较晚，大约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陆法系学者的影响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为责任说。即从当事人提供证据及用证据证明其主张这两方面行为来说明举证责任，从行为的内容不同，具体又可分为提证责任说和证明责任说。提证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所负有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侧重从证明的角度来说明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与提证责任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证明责任说中的证明不仅包含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行为，而且还包括用其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说明、解释其主张或主张的事实成立这一行为。证明责任说相当于英美法系的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2）结果责任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指当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称为“危险负担”也就是大陆法系的客观责任。（3）双层含义说。又称为提证责任与结果责任统一说，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内容，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后果的内容。（4）三层含义说。该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第二，是指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其主张具有真实性；第三，是指当事人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有真实性时，可能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以上对

第二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而事实的认定则又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要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首先要搞清诉讼主体中谁负有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即要明解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可见，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包揽了所有证据的调查、收集，当事人的作用和积极性未能得到发挥，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又使办案效率受到了影响。为此，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法院系统也已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的颁布实施，对规范民事审判的举证、质证、认证制度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不同，在具体案件中，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要求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通过对《规定》的学习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谈一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举证责任的内涵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众所周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法院的职责，依照通常的规则，法院在裁判时，首先必须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然后才能适用法律来判断其法律后果，并最后作出裁判。事实的认定是法院通过相关证据的判断来实现的。那么，这些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并加以证明以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当事人主张存在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哪一方承担不利的结果，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确定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过程，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据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可表述为：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使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民事诉讼之所以需要分配举证责任，其原因在于民事诉讼的复杂性，我们知道，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是紧紧围绕所指控的被告犯罪事实，证明结果也是存与否，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作用，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一般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民事诉讼则不然，作为证明活动主要对象的法律要件事实复杂多样，包括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且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不是传统诉讼中的“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非常繁杂、交错的状态，因此，诉讼中不仅要对各种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更需要对存在的状态作出细致的证明。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理应首先承担证明责任，但如果将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归于原告，也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原、被告诉讼地位失衡。原告不仅要对所有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且要独自承担全部败诉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只需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换言之，被告只需提出反证，使事实再度陷入不明状态便可胜诉。这样被告就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获利，这显然有悖于“依法裁判”的原则，对原告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举证责任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得诉讼双方在诉讼地位上处于平等状态，这也是法院公正与效率原则真正体现的根本要求。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法系的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我国的证据立法，受大陆法的影响较大，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应是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根本体现，《规定》也是在此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和对操作要求作一些具体的规定，由于成文法所固有的缺陷，《规定》第7条仍然要求法官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那么法官如何裁量，依什么标准裁量，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因此，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这里所说的“法”，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司法解释。要做到依法分配，首先应做到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加以确定。从举证责任的内涵中不难看出，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其履行举证责任的义务也是有区别的。首先，提证责任：

1、立案前的起诉受理阶段：原告起诉时就其诉讼主张成立的基础事实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108条、110条、《规定》第1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在立案前不履行提证责任，案件可能因不符合民诉法第108条、110条的规定而不被立案受理。

2、立案后到举证期限届满前阶段：立案后原、被告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负责提供证据；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2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立案后就其负有举证责任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时，其主张的事实不能被认定，从而以该事实所支持的诉请就可能得不到支持。其次，说服责任：主要表现在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庭辩论阶段：在该阶段，原、被告双方要对已方证据的来源等相关问题向法庭或对方加以解释说明并要回答对方的质疑，从而向法庭表明其所提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6条、《规定》第47条、48条、49条、50条；义务不履行的后果，主张的事实不被认定，从而导致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结果。第三，举证责任的免除。诉讼经济是除公正之外法院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第二大价值目标，证明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应力求以最低的费用，最少的时间取得最佳的效果，为此，对一些不必证明的事实，即可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于哪些事实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各国立法规定和理论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规定》第8条规定了当然免证事实，即对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第9条对无需举证的事实作了规定，即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正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上述情形（除第2种外）除非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该规定应是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的充分体现。第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的救济和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15条、第16条、第17条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或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作了界定，该规定是公平原则在证据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从根本上保障了诉讼当事人实体权益不受侵犯。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其收集和调取证据的能力往往是处于相对劣势的，特别是针对行政权或他～益时，这种劣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依据职权给予其支持，以确保法院能客观地查明事实，可见，当诉讼当事人发现有符合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出现时，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调查申请，应视为其已向法庭提供了证据，当然，申请调查的范围应有严格的限制，所调查的证据在质证中出现的结果也应由申请人承担，否则，法院又将回到包揽所有证据调查、收集及认证的老路上，也难免暗箱操作之嫌。第五，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所谓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应是指当待证事实真伪难

辩时，法官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义务一部或全部归于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判定。法官在行使裁量时，必须是该事实的举证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且是案件实体裁判必须查清的事实。多年来，由于我国证据立法原因，司法实践中对涉及举证责任载量问题上的理解千差万别，《规定》颁布施行以后，虽对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上不同，导致在操作上存在的差异较大，笔者认为，如何正确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从程序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是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能够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应包括：

1、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合格原告的事实；

2、被诉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民事权益争执，是本案合格被告的事实；

3、由代理人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时，是法定代理人或被授予代理权的事实；

4、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事实；

5、申请回避所依据的事实；

6、涉及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方面所依据的事实；

7、申请延期举证或存在不可抗力事由及其他正当理由所依据的事实等。以上列举的程序性事实不一定完全，有的以为《规定》所明确，但当涉及上述情形的争执出现时，法官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该项权利的当事人。因为，上述所列事实并不一定是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5、6、7三项则可能是原告方主张，也可能是被告方主张或抗辩。其次是实体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指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事实，以及那些妨碍权利和义务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笔者认为可从这几个方面来把握：

1、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2、变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3、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4、阻碍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上述四点应是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如原告A向法院起诉，称“被告B借其钱未还，请求判令被告归还”；被告B答辩称“已归还”；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证据，围绕该案的举证责任分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A诉称B借钱未还，B答辩称已归还，说明B已自认借钱事实的存在，原告A已无须举证，现B主张已归还，应向法庭提交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B的答辩不构成自认，A应就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负举证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原告A所主张的实质不是双方之间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的事实，而是A对B享有债权的事实，法官要查清的是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而不是双方是否发生过借贷关系的事实，被告B的答辩也只能确定原、被告之间曾发生过借贷关系，不能认为被告是对债权的自认。由此可见，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举证，应是以对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时，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上述案例中，原告A并无证据证明其对B亨有权利的事实存在，当然谈不上要求被告就其反驳的观点向法庭举证。第三是根据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对一切案件的举证责任都能作出公平的分配，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及按照实体和程序上的相关规定也无法判定时，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从举证的难易程度、双方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程度及从有助于公共利益方面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应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笔者曾看到这样的案例报道，原告A诉某超市对其非法搜身侵害名誉权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针对是否搜身的事实发生争执，根据一般的规定，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原告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其相对于超市来讲应是一个弱者，在其被超市人员带到办公室中检查时，面对的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双方强弱之分是显而易见的，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审理该案的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从而成功的审结了该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充分体现了上述公平、正义原则的分配理念。

四、确立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意义综上所述，举证责任是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特别是民事纠纷案件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规定》实施以后，当事人的取证、举证意识的提高，对于法院优质高效的审理各类纠纷案件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可分为如下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对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的意义。

1、能够指导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注意保全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

2、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指导当事人对诉讼前景作出正确预测，从而对是否提起诉讼作出正确抉择；

3、诉讼中，能够指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提供证据；

4、有利于当事人正确对待贩诉的结果，减少缠诉和上诉现象。其次，对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意义。

1、有利于人民法院转换审判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真正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2、为人民法院裁判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3、促进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

第三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第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的救济和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64条、《规定》第15条、第16条、第17条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或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作了界定，该规定是公平原则在证据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从根本上保障了诉讼当事人实体权益不受侵犯。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其收集和调取证据的能力往往是处于相对劣势的，特别是针对行政权或他人权益时，这种劣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依据职权给予其支持，以确保法院能客观地查明事实，可见，当诉讼当事人发现有符合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出现时，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调查申请，应视为其已向法庭提供了证据，当然，申请调查的范围应有严格的限制，所调查的证据在质证中出现的结果也应由申请人承担，否则，法院又将回到包揽所有证据调查、收集及认证的老路上，也难免暗箱操作之嫌。第五，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所谓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应是指当待证事实真伪难辩时，法官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义务一部或全部归于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判定。法官在行使裁量时，必须是该事实的举证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且是案件实体裁判必须查清的事实。多年来，由于我国证据立法原因，司法实践中对涉及举证责任载量问题上的理解千差万别，《规定》颁布施行以后，虽对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各个法官对《规定》的理解上不同，导致在操作上存在的差异较大，笔者认为，如何正确行使举证责任的自由裁量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从程序性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即是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能够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应包括：

1、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合格原告的事实；

2、被诉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民事权益争执，是本案合格被告的事实；

3、由代理人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时，是法定代理人或被授予代理权的事实；

4、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事实；

5、申请回避所依据的事实；

6、涉及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方面所依据的事实；

1、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2、变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3、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

1、能够指导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注意保全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

2、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指导当事人对诉讼前景作出正确预测，从而对是否提起诉讼作出正确抉择；

3、诉讼中，能够指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提供证据；

4、有利于当事人正确对待贩诉的结果，减少缠诉和上诉现

象。其次，对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意义。

1、有利于人民法院转换审判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真正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2、为人民法院裁判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3、促进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

第四篇：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摘要‟：民事审判实践中，几乎每一案件的审理都涉及“证人证言”证据的运用，证人证言有着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证人证言有别于其他证据，是客观现象经过人的感官、抽象思维、记忆，尔后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人际关系，时间推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地对此类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认定，便成为左右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的关键。在传统审判方式中，证人证言的收集认证存有证人不愿作证、不愿出庭，作伪证，法庭包揽取证庭上无人证等诸多弊端，不仅易引起当事误解，产生与法官的敌对情绪，而且影响了审判效率、质量，为了配合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对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完善。„关键词‟：民事诉讼责任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于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同时指在诉讼结束之间，如果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

民事审判实践中，几乎每一案件的审理都涉及“证人证言”证据的运用，证人证言有着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证人证言有别于其他证据，是客观现象经过人的感官、抽象思维、记忆，尔后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人际关系，时间推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地对此类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认定，便成为左右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的关键。在传统审判方式中，证人证言的收集认证存有证人不愿作证、不愿出庭，作伪证，法庭包揽取证庭上无人证等诸多弊端，不仅易引起当事误解，产生与法官的敌对情绪，而且影响了审判效率、质量，为了配合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对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完善。

一、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意见

（一）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律义务，而如何正确履行这一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法律没有规定。因此，改革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杜绝伪证。传统审判方式中，由当事人提供证人，法庭调查和作调查笔录，或者当事人直接提供某证人的证言，与其证人证言，不如说是“纸证人”。开庭时证人往往不到庭，由法官对“纸证人”进行审查。这样为当事人提供伪证开了方便之门。法官由于对证言效力的怀疑，往往会重新调查证人，导致重复劳动，不利于贯彻效率和效益原则。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和国际惯例接轨。西方多数国家对证人出庭出证都有严格规定，甚至不承认“纸证言”的效力。因此，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各国审判方式发展的趋势。

在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并非始终归当事人一方承担。相反，举证责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普遍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应就加害人有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这是根据一般举证原则所作的分配，然而在特殊侵权案件中，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因此，对于按一般原则应由受害人负责举证的一些事实，尤其是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事实及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直接由加害人承担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及相应的首先举证的责任。

二、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应当规范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而对证人由谁确定和通知出庭，由谁对证人发问，质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的认定。等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并无详尽的规定。传统的做法是当事人提供证人线索，法官调查，视情况通知证人出庭并在庭审中向证人发问或只宣读调查证人的笔录，不免产生法官包揽举证之嫌，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进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责任是有其客观基础和内在必要的，它是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当事人各方不仅要针对已方诉讼请求的依据的事实举证，也要为自己所提出的其他抗辩主张举证。此外，当原告提出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基本事实存在并合乎逻辑的，被告亦应举证反驳。据此，我进而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所言之“主张”并不是直接指对权利的主张或诉讼请求，而是指当事人各方对自己所提出的各种关系事实的积极主张否则举证责任就偏向了原告一方，走向了不合理。当然，举证责任的转移也必须有一个基点，这就是上轮举证方所举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的存在。

三、强制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措施审判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证人做伪证”的问题比较严重，应当认真加以解决。

（一）制定和完善强制证人出庭的措施

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人不愿出庭的情况普遍存在。不少法官为此只能再向证人一一进行调查、审核，并且在证人无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况下，亦听之任之，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而法律对如何保障证人到庭亦无明确规定，制约了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世界上许多国家诉讼立法及证据立法方面都十分重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且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证人到庭的法律责任条款，以约束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从理论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根据其性质制定同强制当事人到庭的措施是较为可行的，完善制裁措施，以求得实效。还应当注意在各类诉讼活动中，强化这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公民知法、守法、依法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二）建立和完善伪证的防治和惩罚制度

一般说来，伪证行为是发生在民事诉讼法过程中的，且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正常审理，对伪证行为的结果可不要求必须造成实际损害，若造成实际损害，可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惩罚伪证行为也是重视证人不作为的情况，若有其他证据证实某人实际了解案件的某一事实而该人又诈称不知，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证，既影响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也应当为“妨害司法”行为而承担相应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规定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其中第102条第一款规定，“伪造、毁灭主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第三项规定，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立法部门或司法部门有必要对伪证行为的具体特点，表现情节进行总结，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方法，对惩罚伪证行为具体的措施予以固定，指导人民法院的操作，以有效地打伪证行为，维护正常的司法程序”。

四、建立证人权益保障制度

当前普遍存在的证人不愿出庭，不愿作证的问题除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对证人义务制约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证人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出庭义务虽有规定，但对证人的权利没有具体规定，对打击报复证人侵犯证人人身财产权利等违法行为打击不力，证人出庭作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致使权利义务不能对等。因此，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必须建立完善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消除证人顾虑，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一）完善证人人身财产权利保障措施

证人人身财产权利同普通的公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侵犯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主要是指由于证人即将正在或已向法庭提供证词的作用，侵害人阻绕，破坏证人作证而对证人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打击报复及侵害其财产的违法行为。保障证人人身、财产权利，首先应在立法上堵塞保障不力的漏洞。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二、四项对有关的情况作了规定，当事人或其雇用的人对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人民法院依照民诉法第102条有关规定处理自然没有异议，但审判实践中，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往往发生在民事案件审理终结，执行终结之后，当事人片面地将自己败诉的诉讼结果归咎于证人的出庭作证，从而导致打击报复证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和业务素质严肃执法，严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当务之急。

（二）完善伪证的防治措施

首先，应建立具结宣誓制度。证人应当身法庭宣誓保证：“忠诚于法律，不作伪证”，否则，承担法律后果，其次，应建立伪证惩罚制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正常裁判，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必要求伪证行为必须造成实际损害。只要证人有伪证行为，就应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三）完善证人应得利益的补偿制度

证人应得到利益补偿是证人因在人民法院决定的日期内出庭作证而对其原先应得的物质利益及不应有的支出，给予经济补偿，使之不受损失的做法，证人应得的物质利益及支出一般主要包括：误之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证人的误工损失与其职业收入密切相关，证人是承包经营户或个体工商户的其误工损失可参照一定期限内平均收入的数额酌定，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损失不应低于平日工作的实际收入和奖金，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误工补偿标准一般应略高于当地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也应不低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同类差旅，补助待遇。

第五篇：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及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及举证责任

摘要：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经初步体系化。文章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作了一个简明的阐述，从宏观上表达了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宏观发展方向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现状

一、证据规则的一般界定

任何证明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不能保证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司法证明活动作为严格的国家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更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作为证据规则发展最为深远的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的证据规则重在指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即那些在庭审中或审理中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起支配作用的规则。其中，关联性证据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前提，而证据排除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例外。在我国则不同，鉴于我国的诉讼程序立法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证据规则的概念才在我国流行起来。故我国一般将证据规则界定为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和准则。具体概括为，关于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

证据规则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设臵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诉讼过程中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和准则。第三，证据规则并非某一个或几个证据规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

二、证据规则的法律属性

证据规则是程序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证据规则的许多内容规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规范。但是，作为程序法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证据规则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证据规则具有以下法律属性：

一是具有强制的效力，即约束力。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只要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行为就将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无效。

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为证据规则是具体的操作规程，执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从证据规则中得出自己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证据规则总体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是程序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实体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证据规则是执行实体法的手段之一。其着眼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过程，主要任务是为实体法提供必要的事实要件。另一方面，实体法规范是形成和确定证据规则的根据之一，在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实体法的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证据规则甚至规定在实体法中。

但是，总的来说，证据规则本质上是程序法，是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竞赛”的规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证据规则的立法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我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的历史不长，基本上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为主干的一切有关证据法律规范的多层次证据法律体系。它共分为四个层次，而证据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紧密依附于现行证据法律体系之中：第一层面是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层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则》、《刑法》等实体法。第三层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证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规则》等等，他们是最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第四层面是我国缔结的一些证据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等等。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基本确立的证据规则有：

(1)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所谓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是指开庭审理前由法院组织当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出示给对方，并由对方发表认可或不认可等意见的活动。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但是没有将庭前证据交换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对该规则予以具体的阐述。

(2)最佳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物证原物、书证原件的一项证据资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见，我国的这个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

(3)自认规则。所谓自认规则是指法院可将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作为证据予以采纳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规则作了很基本的规定，之所以说它规定得比较基本，是因为对其的规定不够全面、详尽。

(4)关联性规则。所谓关联性规则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在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虽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这方面享有足够的司法裁量权。

(5)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证据法上的可采性规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通常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可采性规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O条、《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意见》第98条的规定。该规则的设臵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官就证据采用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有利于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弊端。

(6)交叉询问规则。即由当事人或律师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询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交叉询问的做法，只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实质上与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和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不无关系。

(7)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来确定案情和作为裁判的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可见，这比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要广泛一些。

(8)推定规则。所谓推定规则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现存的事实，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假设。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尚无关于推定的规定，但1998年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和《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75条均作出了对“妨碍举证”的推定。

(9)司法认知规则。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某种特定的待证事实，不待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即确认为真实并作为判决依据的一种证明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的相关规定。

(10)盖然性规则。指由于受到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谈判之后而形成的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对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了初步规定，只是不够具体。

(11)补强证据规则。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保证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有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现存的证据规则可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创建的历史不长，许多内容还处在调整过程中，因此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证据规则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他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相互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

其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因为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多数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这种规定法律效力等级较低，难以在司法实践中确保统一的贯彻执行。

再次，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大部分规则是从正面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受限制的情形作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采性或原则性规范。

最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体系上缺乏协调性、完整性。一般程序性规则泛滥，而没有许多实用性的规则。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大的立法趋势上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立法重心必须做一个调整。民事诉讼的立法重心应该实现由偏重于程序性规则转向偏重于实体性规则，由偏重于证明力规则转向于偏重于证据能力规则。

第二，具体证据规则必须切实有效。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呈现“立法司法两张皮”的现象。因为这些证据规则大都是孤立的，没有搞好配套性保障规则的建立。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必须实行扎实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上必须重视规则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确保体系完整。因此，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应该以证明活动的环节为基础，以诉讼进程的阶段为依据。诉讼中的证明活动由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环节或阶段组成。与此相应，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和认证规则。

具体来说，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人询问规则、鉴定规则、证据保全规则、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以及律师、当事人、法官调查取证规则，等等。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庭前证据交换规则、举证时限规则、举证程序规则、特别是证人强制出庭作证规则、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规则和证人保护规则，等等。在质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质证的程序性规则、质证的方式规则、质证的保障性规则，如交叉询问规则，等等。在认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认证的方式规则，如当庭认证规则以及证据的各种采纳和采信规则。

五、结语

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经初呈体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人们逐步认识到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向西方学习，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初创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当然，其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笔者结合当前的立法现状谈了一下自己的浅见，只求我国的法制之路越走越宽。

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精选5篇]

第一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第二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第三篇：试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第四篇：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第五篇：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及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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