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问题研究电大公司法论文

第一篇：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问题研究电大公司法论文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问题的研究

股份转让是指通过转移股票所有权而转移股东权利的法律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采用股票形式，股份的转让表现为股票转让。

作为现代化社会中重要的财产运用方式，投资者向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是永久性的，因此，在公司经营期间股东不能退股。与此同时，基于股票投资行为，投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其所有权即在此基础上转化为股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权。从公司对股东权的具体规定看，股东不能直接占有、也不能直接支配自己的投资所构成的公司财产。在股东不具有公司业务执行权力的条件下，股份的不可兑回性以及股份投资的风险性，是股份的占有和处分---尤其在金融、信用及股票市场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股东对证券化股份的占有和处分成为股东保护其利益的有效手段。如果投资者不能依其意思处分所持有的股份，则他们必然因利益无法保障而放弃此类投资方式。因此，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公司章程不得禁止就成为各国公司法的一项原则，这也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股份的自由转让一方面可以保持投资者资本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此外，可以促进资金在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之间流动，为市场机制调节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创造了条件。

股份的自由转让虽然具有上述的积极功能，但同时可能影响公司的稳定，也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甚至带来股票投机。因此为了保护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中另外对股份的转让规定了一些限制。依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的转让限制主要

有以下几点：

1、发起人所持有股份的转让限制。由于发起人对公司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保护公司和其他股东、公众的利益，防止发起人利用设立公司进行投机活动，保证公司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的稳定经营，各国公司法规定发起人的股份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转让。《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发起人股份的转让，须在公司设立登记三年后进行，并经公司原审批机关批准。”

2、对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前已发行股份的转让进行限制。我国《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转让的限制。《公司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这一限制，一方面为了防止该类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股票交易非法牟利；另一方面可以将其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联系，促使

其尽力经营公司事业。

4、对公司收购自身股份的限制和接受本公司股票为质押标的的限制。《公司法》第143条第1款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第4款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限制公司收购自身股份主要是因为如果公司持有自身股份将导致公司资本减少，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如果允许公司收购自身的股份，会影响证券交易的安全。限制公司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为质押权的标的同样是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公司资本的减少。

第二篇：用地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建设用地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因专业性强且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条文之中，为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和依法行政带来不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纠纷会大量出现。因此，通俗而又系统地分析涉及建设用地的有关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设用地的依据-规划和“三证”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2、“三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用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批准证明（批准文件）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行文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证”是建设用地合法化和开工建设的必备要件。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已占用土地由政府责令退回；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属违章建筑，予以处罚。

二、建设用地的前提-土地的征用和申请取得

1、征为国有土地

土地的权属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此属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须先征用为国有，使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在批准权限上，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大型项目和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另外征用基本农田，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或者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也由国务院批准；二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三是一二项规定之外的农用地转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当然，批准农用地转用后，是否另行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也有明确规定。

2、征用土地的公示

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3、征用土地的补偿

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其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4、建设用地的取得方式

建设单位持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审查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建设单位以出让（如招标、拍卖）等有偿使用的方式取得土地，属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或者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定情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可以划拔给建设单位使用。因此，建设用地的取得主要包括出让和划拨两种形式，具体的操作要求有明确规定。

三、建设用地的难点-拆迁

1、拆迁的程序要求

被拆迁房屋土地权属为国有 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才能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国有化是拆迁的前提。

拆迁人的资质 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方案以及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等五项法定资料，并经审查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才具有拆迁人资格。拆迁许可证是进行房屋拆迁的资格证明。当然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这里的“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应该理解为与领取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订立委托合同，且具有一定人财物控制权的单位。

2、拆迁的途径

一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申请仲裁，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民事拆迁”。

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或者予以安置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当然，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期限法律已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拆迁”。

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凡在裁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市县的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3、拆迁的补偿

拆迁的补偿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基本做法是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给予适当补偿。关于证照不全的房屋补偿问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符合规划要求或者规划制定实施前建成未办理证照的，应予以补偿但应扣除办证费用；不符合规划要求又未办理证照，不予补偿。

4、拆迁纠纷的处理程序

一是行政诉讼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处理。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四、建设用地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诉讼

调解、仲裁、诉讼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途径，而诉讼则因最具权威性和终局性，被法治社会普遍接受并广泛采用。人民法院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类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涉及建设用地的诉讼，主要有以权力制约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和以权益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最为常见。

1、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对于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为由直接作为一审行政案件管辖。

2、行政诉讼的应诉与举证

人民法院立案后将在5日内向行政机关送达起诉状副本，送达可以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法定方式，均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在10日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应诉答辩将减轻对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解决，被动消极不仅不利于解决行政纠纷，而且会处于被动，因为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行政机关不应诉，或者不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没有举证；行政机关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这些应引起重视。

3、行政诉讼的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四种处理：

一是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予以维持。

二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以及滥用职权，符合其中之一情形的，将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是判决限期履行.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将作如此判决。

四是判变更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一则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损行政机关的执法形象；二则增加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难度；三则容易引起行政赔偿。因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一定要慎重从事，依法进行。

4.行政赔偿及其他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国家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将依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计算标准，判决行政机关以赔偿金的形式支付。其中的人身损害以日计算，财产损害以直接损失计算。以建设用地拆迁纠纷为例，如果拆迁行为违法，而这种行为使一座位于闹市区的四间两层楼房被拆除，那么，行政机关的赔偿金额将是这座楼房的实际价值10余万元甚至更多，与这座楼房的拆迁补偿费用不足3万元相比，实在是损失惨重。

鉴于建设用地纠纷增多，建议人民政府对城市改造、公路建设严格实行项目法人等四项制度，加大监管力度；增强配齐法制办公室力量，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提高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改善执法态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讼累。

第三篇：公司法论文

论最低资本注册制度

-----201406136 倪裳

探讨最低注册资本，首先要先搞清楚公司注册资本的定义，美国Fletcher公司法百科全书指出：公司资本，是指股东出资作为公司商事企业成立的资金和基础的货币、房地产和财产，该货币、房地产和财产通常意味着出资以支付发行给出资人的股份。注册资本是指公司成立时，公司向登记机关登记并且记载与公司章程的全体股东认缴或实缴的资本总额。公司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法律条件，不仅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义务，而且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前提；公司资本也是公司财产的首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存在的前提。

而关于最低注册资本，新、旧公司法有着不同的规定：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并要求一次缴清。”根据旧公司法的规定，我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并在该制度的基础下形成了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资本原则。而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旧公司法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规定数额过高，即民间资本准入市场的条件过高。大多数的创业集体或个人，一开始很难拿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注册。而且加上要求一次性缴足就更难了，这样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很容易造成资金闲散浪费。同时，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公司经营内容不同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并没有很大意义，运用起来也比较混乱。注册资本是公司资本信用的源头，并且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一直被我国之前的公司法所严格限制，我们企图通过事前监督的方式限制公司的设立条件，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规模和内容的企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要求不尽相同，对最低注册资本额度“一刀切”的做法根本无法适应现阶段市场的需要，反而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浪费，并且阻碍现阶段我国公司的发展前景。

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新出台的《公司法》取消了这一制度。原因在于：

首先，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仅是公司成立时注册登记的一个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时刻都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无法代表公司的经营能力或是信用能力。倘若债权人仅根据公司注册资本额的大小来判断预测公司的偿债能力，而并不关注资本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经营管理能力、公司信用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等对公司发展的巨大贡献，那么其债权极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并不能有效的保证交易安全。

其次，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标榜，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的同时，反而导致了由于设立成本过高而出现的资本缴纳和验资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的“流行”。激发违规行为的发生，增加监督的成本。高额法定资本的要求使一些投资者铤而走险，在公司设立时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或是通过借贷资本进行验资，待公司成立后再抽逃资本，使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形同虚设。

最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会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长久以来，我们对公司法定最低资本制度过度依赖，并用其来保障公司资本的信用和权人的利益。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法定最低资本额越高，就越具有对债权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能力。然而，较高的注册资本额会对新公司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构成障碍。特别是只拥有小额股本的投资人，希望利用有限责任制度分散投资风险。但是，过高的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只能使小资本投资人“望而却步”。为公司准入设置的高额的成本条件，阻碍了缺乏资金的投资者的投资，并且在公司成立后资本很有可能因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被浪费。同时，也容易造成资本浪费。较高的法定最低资本额在设计之时，就从全体公司对应有资本额的需要出发而考虑。特别是股份公司规定需要1000万元的最低资本额，使那些对资本需求量不高的公司出现大量资本闲置，造成浪费。

在分析完原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首先，我国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类型的改变，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仍然属于法定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性发行，最低注册资本是否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法定资本与授权资本的本质区别。授权资本制制度的特点是资本或股份不需一次性认缴发行完毕，而是授权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的数额和期限等，其理论基础是公司股权分散且董事会中心主义主导的公司治理。

其次，虽然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被取消，但是公司在注册登记时其注册资本额仍是登记的必要条件。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仍然存在，该义务源于出资人的认缴，出资人在保证出资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取得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且为了保证公司财产独立，股东必须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得抽回出资或虚假出资。

综上所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虽然有助于公司的设立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难避免公司股东利用这一点认缴较低的公司注册资本借以公司独立人格来滥用公司信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极易出现公司股东利用较少的资金设立公司，通过以出资额为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而规避自己对公司债权人的法律责任的情形。因此，在此基础上，综合一些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废除后的完善建议。

1.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随着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公司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也增加了交易相对人了解公司真实财务信息的困难，从而可能影响交易市场的活跃。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并非意味着主管机构放弃对公司的监管。因此有必要建立网上信息公开平台，将登记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事项统一登记于网络上并及时更新，便于交易相对人随时查询并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2.健全公司信用体系

在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一般都有一套十分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公司的资产信用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划分标准。法律既然放松了主体设立的管制，那么必须要加强营业监管。在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采取认缴资本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那些缺乏守信意识的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欺诈的现象。因此健全公司信用体系，将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提高公司的违反信用成本，可以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

第四篇：公司法论文

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一、中小股东的概念

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如果想明确界定“中小股东”，首先要搞清楚“控股股东”所要表达的意思。早期的公司法理论是单纯从资本控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就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股份的分散化，股东不必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可以控制公司。中小股东是指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决定董事会成员，无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在绝对控股的情况下，除控股股东以外，其余的股东均为中小股东。在相对控股的情况下，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但不管能对股权进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为一个或几个股东，其都为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为中小股东。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依据和意义

公司资本是由股东投资产生，股东权是股份制存在的基础，是公司发展的物质前提，对股东权的漠视必将极大地挫伤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将会极大地制约公司的发展，影响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作用的发挥。纵观我国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现状，已经历了十多年风雨洗礼的证券市场是

最好的一面镜子。大股东操纵公司侵害中小股东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现实来讲，大股东恶意罢免或无理阻挠中小股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恶意决议增加资本，迫使中小股东因无力认购新股而进一步削弱其股权;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迫使中小股东抛售所持股票;在董事、经理非法经营、违反职责损害公司权利时，拒绝以公司名义对他们的追究;违反公司章程，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附加不合理条件等事件不胜枚举。如五粮液分配方案，更让中小股东发出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世纪哀叹”。五粮液代表大会上演了堂吉诃德战风车的一幕。部分中小股东试图阻止被拥有75%股权的第一大股东所操控的股份公司的分配预案。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势同水火。此起彼伏的质询声中，董事会秘书几次将监票人请进场内意图表决了事。最终分配方案以近乎强行表决的方式被通过，赞成3.6亿多股，反对为零，弃权283万多股。因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已经刻不容缓。如果公司的发展壮大只对大股东有利，当然会严重挫伤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使在社会中本来就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可见，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东的分散凸显了对于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迫切需求。此外，我们知道，公司的生命源于资本，公司的运作依赖资本。在公司的资本中，尽管大股东所投入的资本量相当可观，但如果只有少数大股东参与，那么整个市场经济

就是不健全、不完整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中小股东权利，才能实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民主和谐，提高中小股东的投资信心，在人性和谐基础上实现资本的持续注入和高效运作，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现代公司法在承认和确立大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尊重他们对公司事务的个人见解，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赋予他们对公司的各种权力。

三、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现状分析

通常来讲，公司的中小股东权利受到的侵害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大股东。第二是来自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层。第三个方面是来自中介机构。承销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如果履行职务不当，也会给中小股东的权利遭造成损害。中小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不合理性，该原则存在的极大的缺陷。资本多数决妨碍了股东平等原则的实现，使股东民主丧失了基础。资本多数决的采用，却使股东间的这种不平等有了可能性。它在使大股东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的同时，却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变得毫无意义。由于中小股东的意志难以对公司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中小股东的意志与财产权利相脱节。第二方面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对控股股东有力的约束。从外部治理结构来看，证券监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企业强有力的监督。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首先股东大会难以发挥监控作用，流于形式。我国公司的股东大会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中小股东不能参加股东大会。其次董事会实质上常常沦为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工具。第三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贯彻落实，是中小股东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常常利用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剥夺、侵害中小股东对公司重大事务、财务会计资料等信息披露内容的知情权，甚至伪造和提供虚假的经营信息，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行为，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利。

四、完善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集合小股东股权，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 鉴于我国中小股东先天不足、缺乏凝聚力，应注重发展各类基金投资等机构。通过集合小股东的股权，行成一种合力。它可以集中中小股东的资金进行专业投资理财，避免受到某些公司虚假信息的诱惑，使小股东的股份稳中有增，在保值的基础上为中小股东增加财产收益；另一方面，也能集中中小股东的力量与大股东相抗争，维护共同的权利。中国作为腾飞的国家，经济文化正在迅猛发展，但是配套的法律却相对落后，这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中小股东也要紧密联系，自己

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从自身出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和优化股权结构

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有利于平衡“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实施，是公司中对公司重大事务持异议的中小股东享有的权利。这一规定较好地为那些在短时间内无法以合理价格转让其股份的少数派股东提供了法律援助。这一权利的行使，使在公司决议中与大股东意见相左的中小股东的权利不致受损得到保障，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的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平衡，中小股东的权利得以保护，公司股份平等的原则和基石也得到巩固，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良好治理局面。除此之外，针对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致使中小股东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现象。对公司来讲，当务之急是股权结构优化。为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解除“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而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将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资产重组等诸多方案，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通过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机制进一步将其演化为科学决策，以股东权利为中心，最终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目的。股权优化需要国家宏观的调控，比如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就是要打破一股独大的局面，改变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降低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增大市场流通股的份额，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投资，从而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股权结构。随着国有股比重的下降，非国有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将会上升，上市公司将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经营绩效亦将提高，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至于如何国有股减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国有股减持可以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其基本原则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减持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中小股东的介入使上市公司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治理主体“虚化”中找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而法人治理主体的重新确立将显著地改变上市公司原有权力机关的构造与功能，并有条件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内部人控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避免由内部人控制的失控所导致的对股东利益的损害。我国上市公司中暴露的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不胜枚举，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也时常被内部人所侵害（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小投资者实力有限，大多数采取“搭便车”策略，即使“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也难以对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为了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现象，需要在国有股减持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发展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才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在治理结构中才有自己的位置。

（三）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有效合理运作，形成相互制衡机制。首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股东积极参加股东大会，以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提倡广大中小股东采用信息技术远程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同时尽快建立征集投票表决权办法，任何机构或个人均可征集代理投票权，代表小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表决权，改变单个中小股东股微言轻的状况，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对于重大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监督经营者行为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还应当建立累积投票制和限制交叉持股表决权。其次，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使中小股东和重大债权人能够进入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重大投资、财产处置、利润分配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对于董事和经理人员，除总经理外，不得兼任，以保障董事会与经理的相互制衡与独立。另外，还要在董事会之下建立主要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控股股东和管理当局损害公司权利的行为。建立健全的监事会，监事会应真

正由股东大会选出，对股东大会负责，真正实现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监督，并保证监事会在实质上的独立性并赋予监事会更大的监督和起诉权。应当注意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我国应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制法规，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与质量，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同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准确性进行严格监督，并使证监会对这些中介机构进行集中监管。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罗光宇：“论公司治理结构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

第五篇：公司法论文

论《公司法》第5条中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问题

姓名：温馨

学号：3090100894

班级：法学0903 关键词：

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业道德、公司的价值和地位、股东提案制度

正文：

企业社会责任，GOOGLE之，映入眼帘的即是各种相关新闻报道、论文、百科知识，甚至还有阿里巴巴集团的社会责任部和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网。这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汪洋一片的搜索结果，足见当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一方面，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企业道德败坏丧尽天良的案件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企业唯利是图的本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渐高涨，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众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公司“审时度势”地认识到了公众对社会责任的需求，积极打出责任牌，趁此一表态度和决心以赢得大众的好感。

法律是平衡利益关系和调整社会现象的重要手段。在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上，我国立法已有明确。现行《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其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六个大字，表明了国家的立法态度，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板上钉钉，公司看来是躲不了、逃不掉的。然而，《公司法》中这简明而抽象的六个字，究竟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本文将试图围绕社会责任的含义、公司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及国外和我国的现状来分析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

公司的社会责任，包含在企业社会责任之中（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百度百科给企业社会责任下的定义如下：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综合各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我们可以提取以下关键词，它们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对职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解决就业，保护环境，缓解贫富差距，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等。

在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时候，先明确中心词“责任”含义。“责任”一词是指：分内应做的事；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1以此推理，“社会责任”的一般含义是指在社会方面分内应做的事以及因未做好这些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因而，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对其社会责任仍存在一下争议：第一，责任的存在前提在于分内，而联系上文谈到的诸如解决就业、缓解贫富差距的责任，是不是企业分内的事，尚有待商榷；另外，在我国，特别是逐步进行改制、公司化改革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的面貌纷繁复杂，企业所有制结构多种多样、鱼龙混杂，企业的规模不尽相同，市场地位各有差异，这样的情况并不便“一视同仁”的界定什么是企业分内的事，什么是分外的事。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命题，实际上还存在讨论的空间。美国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坚决反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认为在自由社会中，“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且自由的竞争。”2他认为鼓吹社会责任就是在摧毁自由主义的根基。他的理由是：第一，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人，公司业务的实际管理者（总经理）实际上是公司所有者（股东）的雇员。总经理作为代理人，他和雇主之间是否有契约去履行社会责任，通俗地说他能不能拿着股东的钱为社会办事呢？如果是肯定的话，那就意味着公司经理人将以某种方式行事，而以这种方式行事并不是出于他的雇主的利益。公司经理在为普遍的社会利益而花别人的钱。第二，如果股东个人有意愿为社会贡献力量，捐助贫困山区的儿童，为地区的就业问题出力，公司在决策中同意了他的意见，那么这样的行为实质上归属于股东个人，而并不是公司作为法人的行为。第三，弗里德曼以经济学原理证明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困难，公司对微观经济层面的承担的责任，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不一定起作用或者其正面作用。

上述理由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私人竞争性企业的一个伟大优点： 它迫使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行动负责，并使得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或非自私的目的而对其他人所进行的“剥削”成为困难。他们可以做好事但必须自己付出代价。3弗里德曼赞同亚当斯密对那种可以期望从“那些装作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贸易的人”那里能得到利益所抱有的怀疑态度。由于自由社会的公司有其内在责任去构建公司的信誉（Goodwill），公司以利益为出发点，自然要追求正当、合理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如果目光短浅地去将社会责任强加于公司，无疑是在说对利润的追求是罪恶的且不道德的，必须由外部力量来加以约束和控制。这反而瓦解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

弗里德曼的理论有其合理性。首先，公司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的信息掌握是及其有限的。除去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等规模庞大的公司，大多数公司的业务领域、能力范围是及其有限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已经让公司焦头烂额，现在又要开辟社会责任这样的新战场，必然会给公司的运行增加负担，而且其为宏观经济分忧的能力也是另人担心的；其次，公司分化自身的职能去办社会，这并不是出于商业原则和公司属性的内在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追求。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如果不是以利益驱动而是以一种五味杂陈的面貌运行，对其规制起来就会异常困难。

费里德曼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来考察美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当我们在法律层面考察中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时，视角要进行必要的转换。尽管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社会主义这个帽子盖在上面，美国的制度不能够照搬。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美国天然生根发芽成长的，在这完整历史进程中，商人阶层孕育壮大，同时产生了独特的商人阶层伦理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商誉机制完善，国家的社会福利工作也相对成熟发达。而在中国，现代 2 摘自《商业的社会责任》，米尔顿•弗里德曼，[美]，1991，《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原载《纽约时代杂志》，1970年9月13日，纽约时代公司。3 同上注。的公司制度的果实直接嫁接在原先计划经济传统的枝头，不得不通过人为施肥和农药来维持其生存。鲜明的表现是，中国的商人地位逊于美国，很多商事主体忽视商誉、信用的价值，商人本来就唯利是图的特点遭人唾弃。我国的文化传统倾向于混淆商业和其他事业的关系。在清末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真正能在中国的商场上占一席之地的往往是红顶商人。中国百姓历来就坚信“无商不奸”、“商人就是无情地伤害别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国的商人也的确没有让老百姓失望，在一次又一次的“苏丹红”、“三鹿奶粉”、“瘦肉精”等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中，商人牟利的可恶、可憎的嘴脸已经让人一览无余，连温总理都再三叮咛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的重要。由此得出，在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营建过程中，社会责任的提倡将是必要的、必须的，它将是一剂强行针，弥补我国市场经济构架之上所缺失的商人阶层精神内涵。

然而，社会责任上升到法律层面后的争议是：这个责任是否必要是法定的？是否应该由公司法调整？该如何操作？分析前文所述的社会责任的内容，对职工的部分可以有劳动法调整，对消费者的部分可以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环境保护的部分应由环境法来调整，而一些模糊的伦理问题不应由法律来调整，那么公司法来调整什么？笔者认为，公司法的第5条的规定并不是公司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用公司法的理论来做个不恰当的类比，此处的社会责任并不是《公司法》的绝对记载事项。理由如下：第一，公司是私法，兼具公法性质，但是不是社会法。尽管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而干预商事交易活动的规范，公司法仍然是要给公司以最大的自由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公法的手段在于保证私法权利的实现，而不是给公司另加责任。现行公司法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糅合了其他法律责任冠以社会责任的名号纳入公司法的范围，这与公司法的精神不相符。第二，尽管《公司法》第5条规定了社会责任，我们仍然无法回避这样的拷问：该款规定的道德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有实施力吗？因为“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法律乃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4美国法下的“股东提案制度，乃是为使股东得藉发行公司征求委托书之说明书（Corporation’s Proxy Statement），表达其对公司有关问题之意见，„„股东可要求发行公司之经营者，将其提案列入发行公司之征求说明书内，寄发各股东。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此项股东提案权所产生的费用，与准备征求委托书之说明书的费用，完全可

5一并归由发行公司负担。”从美国的实践看，股东提案制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贯彻，有着重要的意义。6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引进了这项制度，如果中国大陆要把企业的社会责任落到实处，而不是一纸空文的话，那么这个制度的援引和本土化需尽快放上议事日程。

企业社会责任伴随着社会问题的产生、解决，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解决，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形成、发展并完善。7一个可能的结论是：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道德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弥补法律的不足而产生的。企业环境责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许多企业生产活动并没有违反强制性规定，排污达标，但因其“自然地”产生了环境污染或者耗竭了自然资源而影响 4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09 5 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81—182。6 同上注，页183—205。7 张彩玲：“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及启示”，《经济纵横》2007年5月刊，页63—65。了人们长远的生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人们主张企业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以外的环境责任的理由。当然，这些道德责任中的有一些最终是会转变为法律责任的。

综合上文观点，《公司法》第5条关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是是社会对法律的乏力的一种回应，人们希望借助道德层面的呼唤，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往往在一段时间后被确认为法律层面的社会责任，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共同起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在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道德这只隐形的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当矛盾激化、日显突出的时候，法律就要伸出强势的手以弥补道德的不足。其次，这个社会责任的概念并不是新的责任概念，而是兼具多重责任，有和其他法律部门交叉的部分，也有填补法律空白的部分。再次，在公司法上提倡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抱以谨慎的态度，不仅要考虑公司法的内在属性，更不能给公司，特别是中小型公司造成过大压力，缚其手脚。最后，要使社会责任的具有实际的法律意义，还要尽快建立完善公司机制，特别是股东的提案等制度，把模糊的道德伦理概念推向可操作的层面上。

参考书目：

 《商业的社会责任》，米尔顿•弗里德曼，[美]，1991，《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 《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刘连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