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法律问题研究

第一篇：污染环境罪法律问题研究

环境污染罪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 为了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准确理解其内容，正确适用法律，严格执法，严惩污染环境犯罪，进而促进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美丽中国梦增添强有力的法治支持。关键词: 环境刑事立法;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司法困境;出路

一、两高最新解释出台的背景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加强了环境法治建设。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已经制订了30 余部与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突出，未能达到立法的预期目的，环境刑事法治同样如此，作为最严厉、最有效惩治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环境刑法，未能及时有效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并且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认真研究分析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研究课题。

1997年刑法典第 338 条首次明确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 年 5 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作了修订，并将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期间，其他一些与环境有关的单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罪也有所规定&但是由于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极低，未能有效发挥预防和严惩污染环境犯罪、保障生态安全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于 2013 年 6 月 18日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2013年解释》结合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以期实现法律准确、统一适用，充分发挥环境刑事司法职能，严厉惩治、有效防范环境污染犯罪，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与刑罚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中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2013年解释》回应和明确了其中的部分争议，但在构成要件和司法适用上仍存在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进一步完善的办法。(一)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其犯罪构成包括: 1.污染环境罪的客体。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客体一直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客体是环境权，有的认为是环境法益，有的认为是环境行政管理秩序。由于在刑法典中，污染环境罪属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又放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因此通说的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是环境行政管理秩序，《2013年解释》并没有修改上述相关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从长远发展趋势考虑，将污染环境罪的客体明确为环境权，将环境类犯罪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章，更能全面和突出对环境的保护。

2.污染环境罪的客观方面。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是构成该罪的前提条件；第二，实施了向环境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污染物的行为。此处，《刑法修正案 八》将《1997年刑法》原有污染物作用领域即“土地、水体、大气”的限定取消，拓展到所有的环境要素，更有利于对所有环境要素的周延保护；第三，向环境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污染物是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此处也是《刑法修正案 八》修改后的内容，用“有害物质”代替了《1997年刑法》中的“危险废物”，这一修正填补了原条文用语上的漏洞，因“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容易鉴定、认定，不易产生争议，在《2013年解释》中未对此做专门解释，而“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范围则十分宽泛，难以具体界定）因此，《2013年解释》第10条列明了“有毒物质”的范围，这一解释拓展了污染物的外延，是污染环境罪在法律适用范围上的技术进步&第四，必须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刑法修正案八》将《1997年刑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不再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作为构成要件，突出了刑法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但是，由于当时并未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造成司法认定过程的困难&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即该罪究竟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在《2013年解释》出台前，主流观点认为，该罪是结果犯，必须有特定的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犯罪，《2013年解释》第 1 条规定了十四种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其中，只要违法者实施了其中第一种至第五种之一的行为，不管有否损害后果的发生即可构成该罪&这一重大变化修正了以往认为的污染环境罪属于结果犯，必须有特定的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犯罪的认识，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可以是行为犯的立法态度。同时，与以往定罪标准相比，认定标准更加明确，入罪门槛大大降低，有助于加大对惩治污染环境惩处的力度，有助于对潜在的犯罪者产生警示作用，从而预防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

3.污染环境罪主体。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已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即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践中企事业单位犯污染环境罪的情形很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强，《2013年解释》对单位环境犯罪采取了严厉的刑事政策，明确了单位犯罪的刑罚方式，是立法者重典治污的又一重要举措。

4.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一般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不包括故意，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严重污染环境，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2013年解释》出台后，过失说已经难以成立。比如，《2013年解释》规定只要有私设暗管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直接构成犯罪。实践中，对绝大多数违法者而言，私设暗管行为，间接故意的情形比较普遍，即违法者明知自己的排污行为会发生污染环境的后果，而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规避监管，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此外，《2013年解释》第 5 条规定违法者的行为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从一重罪处断，污染环境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最重要的区分之一就是后者是故意犯罪，如果违法者的一个行为，可以同时构成这两个罪名，也就间接证明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也可以是故意。所以，《2013年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已经是故意和过失均可构成。

综上，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2013年解释》降低和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明确了故意和过失共存的主观罪过形式，增加了行为犯的犯罪形态，减少了司法适用中的不确定性，体现了立法者重刑治污的目的。

（二)、司法适用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2013年解释》第 1条第 5款的适用。《2013年解释》第 1条第 5款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实践中，企业连续两年或多年连续多次违法违规而被查处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些违规企业里，很多企业符合这一规定。因此，必须审慎把握“两年以内”“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等内涵，避免执法过程中产生争议。首先，从执法人性化角度考虑，环境监管部门可以给企业发提示函，提醒两年内因违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有构成犯罪的风险，促使企业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其次，明确以下几点:(1)“两年”起止时间的计算。两年的起算时间应该从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截止时间应该是本项所指的违法行为实施开始之日&即第三次实施前列行为时，往以前推算两年，看是否存在两次相关的行政处罚，如果存在即构成污染环境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2）“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认定。此处的“行政处罚“仅指涉及违法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行政处罚。由于有排放、倾倒、处置等三种污染行为，有包括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种类在内的三种污染物，其中任何一个排列组合的行为只要受到过行政处罚，那么就构成“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中的一次；另外，“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应包括两次在内&而且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内容不需要相同，即处罚事由可以不同、处罚依据可以不同、处罚种类可以不同。即使行为人仅仅受到两次较轻的行政处罚，再犯同样的行为就该入罪&该条规定的目的是加大对屡查屡犯、屡教不改的违法行为人的打击力度，重典治污，遏制生态进一步恶化。

2.共同犯罪的适用。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不承认过失犯的共同犯罪，并明确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司法实践中，不乏二人以上犯污染环境罪的情形，《2013年解释》首次对其中一种污染环境罪的共犯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以规范今后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裁判。该解释第 7条规定: “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该条在司法适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共同犯罪针对的”行为人“仅指危险废物提供人或者委托人；二是危险废物提供人或者委托人须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当然，这里的”明知“应遵循客观标准来判断。由此看出，危险废物提供人或者委托人过失情形下不应按共同犯罪论处；三是存在事实上的提供或委托行为，即行为人提供或者委托无许可证或超出许可证经营范围的单位或个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四是受委托的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三)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适用

1.《2013年解释》关于刑罚的新规定。（1）明确了十三种“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根据修订后刑法第 338条的规定，犯污染环境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对于”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并未做明确规定。《2013年解释》第4 条列举了十三种”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使其认定标准更加明确和更具操作性，有利于加大惩处力度。（2）规定了酌情从重和从轻处罚的情形。《2013年解释》第 4条规定了四种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第5条规定了可以酌情从宽处罚的情形，即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大的，比如故意闲置环保设备，在整顿期间仍然屡教不改、非法排污、阻挠执法的等等行为，如果造成数罪，按照数罪处罚，不构成数罪，酌情从重处罚，对于有关人员在环境犯罪的行为发生后，由于良心发现等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切实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积极赔偿损失的，酌情从宽处罚。这样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加强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尽量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后果。（3）明确了单位犯罪的量刑办法。《2013年解释》第6条明确单位实施相关环境污染犯罪的，适用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这一规定有利于转变为单位谋利益造成污染不构成犯罪的错误理念，有利于遏制单位环境犯罪高发的态势。

2.污染环境罪刑罚体系的缺陷与完善。虽然《2013年解释》就污染环境罪的刑罚体系有所创新，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刑罚体系仍存在缺陷，仍需在将来刑法典修订时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刑罚力度不够、刑罚手段单

一、罚金刑为能发挥应有作用、管制刑的缺失。

参考文献: ［1］孙佑海，中国环境法治十一五回顾评价与十二五展望，中国环境法治［N］，法律出版社，2012 年卷(上).［2］廖斌，论环境问题与刑事法律保护，河北法学［S］2006（1）

［3］《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稿。［4］张式军，曹伟，环境资源保护法人犯罪浅析［S］，河北法学，2004（7）.［5］环境污染犯罪若干重要问题辨析——从环保部门的角度解读《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N］，中国环境报，2013-3-15.［6］如何理解多次处罚升格刑罚［N］，中国环境报，2013-7-26.［7］吴献萍，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8］赵秉志，环境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从比较法的角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第二篇：浅论危险驾驶罪法律问题

浅论危险驾驶罪法律问题

陈浮亚

摘要：今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增长，国人的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中国已成为汽车消费大国，汽车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平常百姓家中。但是，作为工业化产物的汽车，其危险性是与生俱来的，再加上以醉酒、超速竞技驾驶为主的危险驾驶现象越来越多，导致了交通事故的急剧增加，给公共交通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一系列因危险驾驶而造成的悲剧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各方热议。人们更多的关注是，如何预防和减少这类悲剧的发生，如何有效地减少“马路杀手”，保障出行安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刑法修正案

（八）》将“飙车”、“醉驾”行为入罪。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关键词：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

（八）；国内法律规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一、危险驾驶罪概述

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所谓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具有公共通行性的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管理法规中的道路也应包括在内。追逐竞驶包括三种具体的情形,但必须存在两辆以上的机动车,机动车驾驶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不影响追逐竞驶的成立。对醉酒的认定,应坚持以酒精含量为主、意识和行动能力判断为辅的标准。追逐竞驶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醉酒驾驶的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抽象危险犯是危险驾驶罪设立的理论基础,也是正确理解本罪法定刑设置以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别的重要前提。

二、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分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个类型。

（一）追逐竞驶。一般来说，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驶，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频繁、突然并线，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的危险驾驶行为。追逐竞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但刑法没有将本罪规定为具体的公共危险犯，而是以情节恶劣限制处罚范围。换言之，只要追逐竞驶行为具有类型化的抽象危险，并且情节恶劣，就构成犯罪。第一，本罪行为不要求发生在公共道路（公路）上，只需要发生在道路上。在校园内、大型厂矿内等道路上，以及在人行道上追逐竞驶的，因为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依然可能成立本罪。第二，追逐竞驶以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高速、超速驾驶为前提，低速驾驶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但是，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并不直接成立本罪。换言之，不能将本罪等同于国外的超速驾驶罪。第三，追逐竞驶要求以产生交通危险的方式驾驶，行为的基本方式是随意追逐、超载其他车辆，频繁并线、突然并线，或者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第四，追逐竞驶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其于意思联络而实施，也可能是单个人实施。例如，行为人驾驶机动车针对救护车、消防车等车辆实施追逐竞驶行为的，也可能成立本罪。第五，成立本罪要求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基本判断标准，是追逐竞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对此，应以道路上车辆与行人的多少、驾驶的路段与时间、驾驶的速度与方式、驾驶的次数等进行综合判断。在没有其他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追逐竞驶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追逐竞驶的罪过形式为故意，不要求行为人以赌博竞技或者追求刺激为目的。因为基于任何目的与动机的故意追逐竞驶行为，只要产生了抽象的公共危险且情节恶劣，就值得科处刑罚。

（二）醉酒驾驶。醉酒驾驶，是指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因此，一方面，抽象的危险犯实际上是类型化的危险犯，司法人员只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可。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例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不应以本罪论处。醉酒驾驶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但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识不需要十分具体（不需要认识到血液中的酒精具体含量），只要有大体上的认识即可。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驾驶机动车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认为自己只是酒后驾驶而不是醉酒驾驶的辩解，不能排除故意的成立。即使行为人没有主动饮酒（饮料中被他人掺入酒精），但驾驶机动车之前或者之时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也应认定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当然，如果没有主动饮酒，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排除故意的成立。

三、危险驾驶的危害

危险驾驶对社会公共安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让我们来回放一下那一幕幕悲惨的镜头。

2009年8月4日晚9时——浙江杭州一豪华越野车撞死一16岁女孩，后经公安机关鉴定，肇事司机属酒后驾驶。

2009年7月23日，醉酒驾驶致4人死亡、1人重伤的孙某被四川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后于2009年9月8日，被四川高院改判无期徒刑。

2009年6月30日，江苏南京张某醉酒驾驶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6辆车受损。

2009年5月7日8点30分左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竞舟路以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胡斌驾驶一辆红色三菱疑似改装车飙车，将在人行道上一名浙大毕业生谭卓撞飞20多米高后致其死亡。

2009年2009年4月7日，驾驶员陈某因边驾驶边拨打手机酿成湖北宜昌“4.7”特大交通事故。

2010年5月9日，陈家酒后超速驾车从后面猛烈撞上一辆等待红灯的轿车，导致车上一家三口2死1重伤

2011年10月29日下午，河南汝南县公安局梁祝镇派出所所长王银鹏酒后驾驶警车，行至汝南县汽车站附近车辆失控发生事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

„„

①交通事故的悲剧不断上演，使得以酒后驾驶为主的危险驾驶行为受到了公众普遍的关注，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日益担忧，危险驾驶不仅仅给当事人造成了巨大伤害，也给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四、正确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本罪与交通肇事罪、以驾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是以驾驶机动车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时容易混淆，因此，需要我们正确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一）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在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之前，刑法理论基本上没有争议地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表面上看，刑法修正案

（八）只是在交通肇事罪之外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事实上，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分为两种类型：（1）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即不以危险驾驶罪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如未取得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伤亡的，属于单纯的过失犯。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故意”的，但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既不是结果加重犯，也不是所谓复合罪过。（2）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是故意犯罪，但危险驾驶行为过失造成他人伤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时，行为人对基本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对加重结果为过失，从而成为结果加重犯。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逃逸方式也与危险驾驶罪相关联。例如，醉酒驾驶过失致人伤亡后驾车逃逸的，其逃逸行为是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中的法定刑升格的竞合，亦即，醉酒驾车逃跑的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又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由于适用交通肇事罪的升格法定刑重于危险驾驶罪，因此，对该行为不另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交通肇事后（包括追逐竞驶过失造成伤亡结果后），以追逐竞驶的方式逃逸的，原则上也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适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

（二）、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还存在距离。所以，笔者一直主张“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单纯造成多数人心理恐慌或者其他轻微后果，不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不得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以其他犯罪论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尽量认定为其他犯罪，不宜认定为本罪。

但是，这并不意味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均仅成立危险驾驶罪。相反，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刑法增加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合理扩大处罚范围，而不是为了限制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适用。其次，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与罚金，将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明显不当。最后，人们习惯于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称为“口袋罪”，进而对该罪持否定态度。其实，如果从适用的数量来说，最大的口袋罪是盗窃罪，但没有人对盗窃罪持否定态度。如果从适用的具体形态来说，盗窃罪、故意杀人罪都是最大的口袋罪。因为盗窃罪包括了盗窃形形色色的财物和形形色色的盗窃行为，故意杀人罪包含了杀害各式各样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杀人行为。所以，仅以某罪属于所谓口袋罪为由予以否定的做法，并不妥当。本文的观点是，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重大伤亡结果，且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时，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实上，以下三种危险驾驶行为，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而且造成了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此时属于故意的基本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例如，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此时属于故意的危险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客观上造成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具有过失（此时属于结果加重犯）。例如，因醉酒而丧失驾驶机动车的能力，却在大雾天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即使对伤亡结果仅有过失，也不能仅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量刑应与对伤亡结果有故意的情形相区别）。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相当的具体公共危险。在与危险驾驶相关联的意义上说，对于因醉酒而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长时间高速行驶的，因醉酒而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大雾天、暴雨时高速行驶的，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在大雾天、暴雨时且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追逐竞驶的，以及在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多次闯红灯追逐竞驶的，均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所以，在刑法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之后，依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

五、关于国内外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则

（一）国外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国规定了比较严厉的惩罚。如在美国，交通法规规定酒后驾车是故意犯罪，对酗酒后驾驶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造成交通事故，一律由警察先行羁押后交刑事法庭处理。又如英国道路交通安全的新法规甚至规定，开车打电话者的行为一旦被发现，最高可判入狱两年。

但是，国外有严厉的惩罚，也有相对轻松的惩罚措施，如美国的部分州对酒后驾车的司机进行心理感化，把肇事者押到医院专门照料那些住院的事故受害者。

（二）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是《刑法修正案

（八）》增补的新罪名之一：危险驾驶罪。

本罪是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轻罪，因此只规定了拘役与罚金两种刑罚。《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曾对本罪规定了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立法过程中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考虑到本罪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犯罪，因此在正式颁布前取消了有期徒刑，只保留了拘役与罚金。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

（八）》对本罪规定的刑罚是比较适当的。

本罪的最高刑期是拘役6个月，最低刑期是拘役一个月，并且一律并处罚金。根据刑法第37条、第72条的规定，还可以适用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和缓刑。

笔者初步考虑，对本罪适用刑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贯遵守交通规则，偶尔“飙车”、“醉驾”，认罪态度好，单位和家庭能够负起管教职责的，可以考虑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认罪态度好，单位或家庭确有实际困难，需要被告人参与单位的工作或者照料家中老弱病残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判处的罚金仍需执行。

第三，对多次违反交通法规，认罪态度不好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判处，且不适用缓刑。

笔者初步考虑，对本罪适用刑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贯遵守交通规则，偶尔“飙车”、“醉驾”，认罪态度好，单位和家庭能够负起管教职责的，可以考虑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认罪态度好，单位或家庭确有实际困难，需要被告人参与单位的工作或者照料家中老弱病残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判处的罚金仍需执行。

第三，对多次违反交通法规，认罪态度不好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判处，且不适用缓刑。

注释：

①详见各大网络电视媒体报道

②梅传强，胡江．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法学．2009（9）．第16-21页。③赵秉志：《“酒驾”肇事案件的刑法对策》，载2009年10月4日《人民法院报》④浅田和茂著：《刑法总论》，成文堂2005年版，第8页

参见马长生、田兴洪等著：《责任事故犯罪热点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6页。

第三篇：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关键字：婚约；法律；损害赔偿 1

目录 引言..............................................................................................................................................1 2 婚约的相关概念...........................................................................................................................2

2.1 婚约....................................................................................................................................2 2.2 婚约的性质........................................................................................................................2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3 3 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4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4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5 4 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7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7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8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9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9 结论................................................................................................................................................10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引言

自古以来婚约现象就存在，古代，孩子的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彼此的父母可以为子女订立婚约，子女必须按照父母订立的婚约履行结婚。因此，古时候订立婚约是结婚的必经之路，而且婚约对男女双方及其亲属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如约结婚，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明律、清律中就有这方面的写照，如女方悔婚，不仅自己要挨几十板子，主婚人都要接受笞刑，可见当时婚约在婚姻制度中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婚约在长年的历史沉淀中逐步被灌入了很多新的因素与要求，但可惜的是，我国法律没有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态度也很冷淡，所以本人决定对这一问题尽心深层次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使不了解婚约的人们对她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能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对婚约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上因为各种婚约而引起的纠纷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规制与调整，可以防止婚约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肆意发展，扰乱婚姻秩序，损害诚信社会环境，既有利于人们对婚姻的慎重与诚信，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妥善解决各种婚约纠纷。这既是保持我国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与世界接轨的一种需要，只有在小问题上解决了，才能保证大问题的顺利。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在中国的婚姻立法中，婚约制度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婚姻问题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没有条文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婚约纠纷问题。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判决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此类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引起矛盾激化，引起报复、情杀等犯罪行为发生，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

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婚约的相关概念

2.1 婚约

目前，关于婚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成立婚约的行为称订婚或定婚。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便可以未婚夫或未婚妻相称，实际生活中男女结婚并不是必须要经历订婚程序，但很多人却习惯在婚姻关系成立前订立婚约。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不管是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有订婚的习俗，然而对于婚姻的定义，多数学者还是达成一定的共识。

从婚约的作用及效力看，婚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早期型婚约；一种是晚期型婚约，早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古代，晚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近现代，无论是早期型婚约还是晚期型婚约，婚约都作为结婚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婚约的性质

目前，学术界对婚约的性质研究很久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法律对婚约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学者对婚约的性质展开一定探讨。

纵观国内外关于婚约的研究发自按，婚约的性质形成2种学说，学说一是契约说，认为婚约是债法及亲属法上的契约，是作为结婚契约的预约，在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婚约一般应适用双务契约的规定进行处理。”

亲属法中所规定的订婚、结婚、离婚的成立，都是民法上契约的一种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契约。

婚约作为结婚前的一种事实行为，并没有在法律上构成对婚姻的限制，且婚约的内容不是契约能够全部包含的，人们不能像诉请契约之债那样，对婚约提请类似的请求，违反婚约所产生的责任也绝不仅仅是契约之债能够解决和认定的。婚约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其产生效力的前提是法律对此的相关规定，婚约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必定会产生某些权利义务关系，违反婚约就是对这些权利义务的侵 犯，所以由此产生的应该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不是违反契约的合同责任。三是折中说，认为婚约虽是一种契约，但与一般的契约相比较而言，又有很大的区别。婚约内容包含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具有身份法的意义，因而与民法上的契约不同，法律不要求婚约必须履行，附加在婚约上的任何违约条款均无法律意义。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既非契约说，认为婚约只是一种事实，而不是实在的婚姻行为，不具有契约的性质。表面上看，当事人的确是基于婚约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但该权利义务的实现会因为婚约的内容包含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与一般的契约不同，这种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之内容具有身份性，法律一般都对其有特殊规定，是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的，所以应主要受亲属法的调整。世界上许多承认婚约法律效力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正是如此，对婚约的规制都是通过民法亲属编来完成的。婚约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但法律一般对这些协议的内容都有特殊规定，如成立的条件、法律效力、解除和赔偿责任等，是不允许婚约当事人自由约定的。从表面上来看，缔结婚约是基于双方共同自愿达成的共同协议，但协议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是不能由契约法来调整的。另外，婚姻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契约，这些内容是契约说所不能涵盖的。值得注意的是，婚约和婚约法律效力不能混为一谈，能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能不能在不履行婚约时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都取决于法律对婚约的态度，看法律是否承认婚约的效力。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

目前，关于婚约是否具有约束力一直备受学者研究，总所周知，婚约并没有人身的约束力，不是由于订立婚约必须结婚的责任与义务。但婚约有无其它法律拘束力，抑或只有道德拘束力而无法律拘束力，不无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婚约的现行规则在文义与逻辑上并不排斥婚约有拘束力，婚约有拘束力是现行规则逻辑演绎的结果。

本文认为婚约既有道德拘束力，也有法律拘束力。道德拘束力表现为社会舆论的正反评价及传统习俗在道义上的制约。法律拘束力即为婚约的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发生身份关系，二是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男女在法律上尚未发生配偶关系或姻亲关系，亦不负同居之义务。婚约基于尊重当事人之 3 人格性，故法律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附加违约金条款者，该条款无效。男女婚约人，一旦发现彼此不宜结婚时，自不得诉请法院强制执行，致失其意思自由。如因强制结婚，缔结恶缘，将达成终身不幸之后果。

解除婚约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订立婚约的直接结果，也不表现为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因为婚约一方在订婚时或婚约期间实施了某种行为，这些行为有的是权利滥用；有的纯粹是披着婚约的外衣，经剥离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侵权行为。这些行为则与婚约难脱干系，在处理时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解除婚约时的赠与物返还，不是基于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基于赠与行为的本身效力使然。置身于婚约中的赠与和一般赠与有所差别，在处理这些赠与行为时在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上同样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

从婚约历史发展沿革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婚约无处不在，已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前订立婚约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风俗，“无婚约则无婚姻”的原则是古代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规定与指导，婚前订婚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当前我国婚姻法早已不再有此要求，但婚约作为一种习俗被继承下来，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我国现在的婚约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包办强迫型婚约，二是基本自愿型婚约，三是完全自愿型婚约，以下便对这三种婚约形式作简单介绍。包办强迫型婚约，顾名思义，是由父母或其他家长自己作主为子女订立的婚约。这种类型的婚约虽然不多，但在一些落后偏远地区仍然存在，此种婚约严格继承了我国古代时候的买卖包办婚姻制度，显然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相违背，时至今日仍被法律明令禁止，所以此处不再过多阐述。

基本自愿型婚约，也称基本自主婚，是经他人介绍，本人同意而订立的婚约，但男方家庭仍然须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作为订婚的前提。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婚约自主权，但婚约的订立并没有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情投意合的感情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以双方及双方家庭的外在客观条件为基础，这在很大 4 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婚约的习俗。农村中绝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的婚约，农村中的订婚，虽然不再按“六礼”进行，但在订立婚约过程中仍能表现出“六礼”的一些痕迹。首先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亲朋好友或者是民间的“介绍人”前往女方家中提亲，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女方及女方家长同意后，男方便托介绍人或媒人到女方家中询问女方生辰八字，审查男女双方阴阳命相是否相合，相当于“六礼”中的“问名”。如果命相相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议婚，既由介绍人或媒人从中联系，男女当事人及双方家长约定时间见面，男女当事人便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进行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解。经过了“议婚”阶段，男女双方如果都对对方比较满意的话，便可以正式订立婚约，不过依照习俗，订婚时男方大多需要前往女方家中送去一定的彩礼或聘礼以示喜庆和诚意，彩礼费用主要由男方父母承担，数额大小一般视男方家境而定，一般在同一地区数额相差不大，彩礼的形式也

基本相同，这相当于“六礼”中的“纳征”。所以，在这种订婚形式当中，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形式上仍很大程度的沿袭了传统聘娶婚的模式。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虽然不承认婚约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婚约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且还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具体的作用，增加了缔结婚姻的确定性，从而使婚姻缔结进入实质性阶段，男女双方开始认真为婚姻的最终缔结做准备。但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的态度不明确，所以在当前的婚约制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父母未经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的现象仍然存在，既危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妨碍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父母不经过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近代以来，子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决定权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逐步变化而变化。但是，仍有不少父母不考虑子女的意见和情感，擅自决定子女的婚姻问题，尤其在农村，父母完全为子女包办婚姻的现象此起彼伏，法律不承认婚约的效力，对于这种父母擅自为子女订立的婚约，法律更不会予以认可。但法律不承认不代表社会习俗也不承认，相反，婚约是被社会习俗所认可的，而不管这种婚约是不是由本人亲自订立。所以，父母为子女订立的婚约，5 在习惯法中是有效力的，如果子女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是对此种婚约的默认，这样的婚约与其他婚约一样，同样会发展成婚姻，而当事人有可能陷入一个不幸的婚姻当中，还有可能带来悲剧；如果子女反抗，往往会引来双方家长的反对和社会习俗的谴责，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即便最终婚约得以解除，当事人也经历了一番周折，付出了一定代价。另外，早婚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普遍的一个陋习，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娃娃亲”、“指腹为婚”、“襁褓婚”便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法都对法定婚龄作了较高规定，并明令禁止童养媳陋习。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但早婚现象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习俗的遗留物，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父母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的行为一方面妨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干涉了子女的婚姻自由，因为未成年子女在心智上尚未成熟，还不懂得诸如感情、家庭、责任、婚姻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情感概念。为他们订婚，不见得会带来很多好处。

（2）由于婚约问题的存在，会产生许多财产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既可能损害有关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婚约一旦订立便意味着婚姻基本成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理由不会出现一方悔婚的情形。但总会有例外情况的发生，如订婚后一方提出新的要求而对方不能接受，男女双方进一步接触后一方本性暴露，一方失踪或死亡，第三方的涉入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婚约的解除，引起财产上的纠纷。这类财产纠纷大多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有关费用的分担、补偿问题，如一方在另一方家中吃住的费用、男女日常往来的费用、举办订婚宴席的费用、外出旅游的费用等；二是赠与物返还纠纷，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婚约解除以后，赠与财物的一方往往要求另一方返还，而另一方则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辞或拒绝。当今社会由于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越来越多，且财产的数量也越来越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彩礼纠纷的解决作出了规定，但彩礼纠纷的解决基于婚约的有效性，否则，包办婚姻和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的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会按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这无疑是不行的。而且婚约只存在于传统与习惯当中，现代人又往往喜欢将传统的婚约于现代婚约相结合，使得婚约的有效性更难得到确定。正是由于婚约标准的不确定性，给法院审理因婚约问题引起的财产纠纷带来一定的难度，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认定婚约，从而划定彩礼的范围，解决此类案件，则难免 6 会出现不同判决的情形。使得法律的威严被亵渎，司法活动也继而混乱。

（3）对婚约关系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存在空白。我国历史悠久，思想文化渊远流长，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在农村由于受各种传播媒介、途径的限制，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大，与之相反的是，城市中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们自我意识较高，婚姻注重的是个人感情，更重视婚姻的质量，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很多农村青年纷纷选择到城市打工，新思想、新观念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农村青年结婚大多还遵循先订婚的习惯，他们缔结婚姻的目的和追求更多的是基于人的本能和人类的延续，对个人情感、婚姻质量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当一个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订立婚约后，他们俨然已经成为“准夫妻”，虽不是夫妻，却比一般的朋友、恋人的关系更紧密，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产关系，也有可能会发生性关系，有的干脆直接生活到对方家庭中，成为另一方的家庭成员，承担一定的家庭义务、赡养老人，而这往往是以女方居多。虽然身处城市，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是一旦哪天解除婚约，这些妇女在再次选择配偶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因为双方不具有婚姻关系，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女方在婚约存续期间所尽的义务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这就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婚约的愰子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留下可乘之机。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社会中的婚约习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我国有关婚约问题的法律规定极其缺乏，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婚约习俗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让很多问题在进入司法领域之后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婚姻法上设立完整的婚约制度，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重要举措。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

关于婚约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严格说来，并不涉及彩礼是否返还问题，只涉及过失方自有财产因赔偿对方而发生财产流转问题。婚约财产返还问题所涉及 7 的是物权变动问题，而因婚约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是债的发生问题。这种损害赔偿不在彩礼返还范围之内，其财产因赔偿而发生的流转与彩礼返还而发生的流转乃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法理依据。

关于此类损害赔偿的性质，各国立法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侵权行为之债。二是契约不履行之债。三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抑或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无疑问。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涉及允诺的执行，侵权则涉及填补损害。合同的基本规则是，原告有权处于合同如果履行了的状态，而在侵权中，他应处于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的状态。婚约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赔偿抑或侵权损害赔偿，不无问题。违反婚约之责任建立在婚约不履行之法理上，造成滥用诉权之恶果。

婚约有无效、可撤销、解除等几种情形。婚约无效不涉及损害赔偿问题，婚约可撤销可涉及损害赔偿，婚约解除又分为单方解除和合意解除，单方解除又分为无正当理由解除和有正当理由解除两种情况。婚约解除都可能涉及到婚约损害赔偿问题。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

至于婚约中损害赔偿机制，视不同情况而异。本文认为对婚约损害赔偿机制的整体构架就是，对婚约可撤销情形及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或不履行婚约，或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重大理由而致使对方解除婚约的行为可沿用流传已久且与习俗相容的聘礼定金罚则作为替代方案加以处理。适用聘礼定金罚则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害的则补偿与信赖利益的差额部分。对了骗取钱财、玩弄异性或其它不正当目的订立婚约，或以婚约为借口诱使同居等侵权行为则分别视其情况按照侵权损害赔偿规定处理。上述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如有严重精神损害事实，还应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如果是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等情形发生，则是解除方的权利滥用行为。只要解除方不能确切说明解除婚约之动机就足以认定为滥用解除权。适用聘礼定金罚则，就是一个较好的替代性救济方案。婚约订立后男方违反婚约，而女方无过错的，女方不必返还聘礼；女方违反婚约，而男方无过错的，女方必须双倍返还聘礼。聘礼自不为婚约解除之损害赔偿标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聘礼适用定 8 金罚则不是损害赔偿范围。为何有此聘礼定金罚则之适用，则可解释为在授受聘礼之始，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如此默示之条款。这也为民间习俗与传统习惯所认可。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

依据一般财产法上损害赔偿之范围来说，一般债权人可请求之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前者又称积极损害，即实际遭受之损害，又称信赖利益。后者为期待利益，即预期契约之履行而所能获得之利益，又称为履行利益。“违约人，以为信赖利益之赔偿为已足。即赔偿相对人及其父母因信赖婚约所为之支出费用为已足。-----履行利益之赔偿，则无必要。”例如父母之预定礼服，预定酒席，新郎因新婚生活而租房，新妇于准备为妻的预想之下抛弃女教员之职务是。婚约中损害赔偿的范围，学者认为应解释“为限于所受损害”，“而不及于所失利益”。

所受损害应予赔偿。所受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纪念活动，如拍摄结婚照片；置办新婚生活用品的活动，如置办服装、首饰、日常生活用品等；筹备婚宴的活动，如散发请柬、签订聘请主持人合同、签订婚宴合同等。

还如因订婚而购置嫁妆、辞去职业、租赁房屋等，均可求偿。所失利益不予赔偿。例如将来结婚后可能取得之继承权、财产管理使用收益权、抚养费等期待利益等，均不能请求。此外，若因订婚而失去与其他方订婚或结婚的机会所应得之利益，非现实的损害，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

对是否要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少数国家有规定。在我国，对是否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婚约解除后，应不发生精神损害的问题。因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解除，只要不违背善良风俗，损害对方利益，即使给对方造成了某种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律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则有可能会间接的干涉婚约自由，从而给对方造成必须结婚的压力。还有认为，采用聘礼习惯，一切按照习惯行事，不张扬，可以避免女子受到第二次伤害。也就是说依据传统的聘礼习惯就可以把 9 一切安排妥帖，没必要再去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来招惹是非。

严格意义上的婚约解除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在于因为婚约的解除引起的名誉上的严重贬损、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人格上的极度贬低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且名誉上的贬损、人格上的贬低与精神上的痛苦或其它严重后果必须与婚约的解除有相当之因果关系，且解除婚约的一方有重大过错。对于此点，应严格加以把握。至于台湾地区民法认为非财产上的损害，以被害人无过失为限。笔者对此不予苟同。比较双方之有责性，是否可适用过失相抵之原则，本文不去讨论。但如果被害方有轻微过失，或有责比例较低，但有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单纯的以其有责性而否定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于情于理不合。

结论

本文从辨析婚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的角度分析了婚约的性质，认为婚约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亲属法上之契约说，兼具亲属法和债法的双重属性。分析了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论述了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简要的介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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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四篇：重大环境污染罪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重大环境污染罪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

（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三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六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四）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一万五千人以上的；

（六）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七）致使十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八）致使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九）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并致使五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十一）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的；

（二）闲置、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三）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四）在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实施前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的，以污染环境罪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第六条 单位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七条 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第十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

（一）危险废物，包括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以及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二）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

（三）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

（四）《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

（五）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第十一条 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十二条 本解释发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4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第五篇：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定

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严重，依照法律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月13日晚，天空下着滂沱大雨。这样的天气，往往也是有些企业偷排污染物的“好时机”。

当晚，临安市环保局的环境监察人员冒着大雨，展开了仔细的巡查。

晚上9点10分，当巡查到位于於潜镇昔口村的杭州亚中铝业有限公司时，进入厂区，监察人员发现了问题。表面看起来，该公司生产正常，但是污水处理设施却没有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监察人员发现一名企业操作员正用水泵和软管，将一股黄色浑浊的水排入污水池边上的雨水井里。走近后他们发现，雨水井的内井壁上，有一个圆形的口子，黄色的污水就从这个直径约半米的水泥涵管中流出去了，浑浊的污水还泛起一股异味。经过现场查看，监察人员确定，这是污水的偷排口，通过雨水管排放至厂外水渠，最终汇入约

2.5公里外的太阳溪(太阳溪是临安天目溪的一条支流)。

经现场检查，初步判定该污水池废水为含铬废水，监察人员在雨水窨井处和企业厂界外西南面500米左右的水渠内分别进行采样送检。

根据调查，前几天钝化车间产生的含铬废水收集池满溢，污水操作工将该废水抽到污水处理设施中的含铬废水处理池内。12日晚，污水操作工按照常规的含铬废水处置流程，加盐酸、加焦亚硫酸钠以及片碱，进行自然沉淀，但由于处理不得当，废水始终无法达到排放标准。13日傍晚，污水操作工擅自决定趁下大雨将处理未达标的含铬废水通过水泵和软管抽到污水池边上的雨水井排放。经测算，当晚排入太阳溪的含铬废水约有23吨。

据介绍，该公司主要从事高档铝合金型材的生产和销售。生产废水主要来自氧化工艺和铬酸钝化工艺，建有配套的污水治理设施，该公司偷排的废水经过厂外水渠排入太阳溪，直接威胁到附近民众的饮用水安全。

临安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当天晚上，雨水井污水所含有的总铬和六价铬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63倍和127倍；西南面水渠内总铬、六价铬分别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412倍和352倍，临安市环保局以涉嫌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决定对杭州亚中铝业有限公司当事人立案调查。根据调查取证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环保局认为该案涉嫌污染环境罪，并已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