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担保制度中保证期间有关问题探讨范文合集

第一篇：我国现行担保制度中保证期间有关问题探讨

【题目】我国现行担保制度中保证期间有关问题探讨

【摘要】保证期间是担保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制度，决定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限制。保证期间事关保证责任的承担实现，在保证制度中处于关键地位。保证期间制度一直是我国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综合诸多争议，本文以保证期间性质为基础，通过对比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并结合我国法规情形，对保证期间的计算起点进行简单的阐述。最后，探讨保证期间较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问题。

【关键词】保证期间诉讼时效起算点中断

【正文】

一、保证期间的确立与发展：

保证期间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为我国所确认始于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此时对保证期限的规定虽然十分简单，但已经将保证期限作为保证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保证期间制度作了较为完备的规定，至此正式确立债权人超过保证期间未依法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可以免责，此时保证期间制度采取的是当事人约定主义。

1995年出台的《担保法》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保证期间制度的内容，保证期间这一提法正是在该法中得以确认。《担保法》还确立了保证期间约定主义与法定主义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合同，强制认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至此不适用保证期间制度的保证退出历史舞台，保证期间真正成为所有保证合同的必备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实施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在《担保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未约定保证期间与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不同法律后果。该司法解释还规定了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对长期争论不休的保证期间的性质问题给出了司法机关的态度。

二、关于对保证期间的理解和认识

（一）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

保证期间的性质一直是理论界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我国《担保法》出台后，我国法学界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众说纷纭。总结起来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因为保证期间届满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归于消灭;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是诉讼时效，此观点依据“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担保法》第25条六个月之规定应属特殊的诉讼时效，而第26条之保证期间则属除斥期间；第四种观点则在前述观点基础上认为保证期间是有别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一种特殊期间。本人认同第 1

四种观点。理由如下：

1、保证期间不属于诉讼时效期间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区别较为明显：

（1）规范目的不同：诉讼时效期间起源于罗马法裁判官法上出诉期限，目的在于通过对民事权利的限制，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加快民事流转，并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保证期间的设立则是基于保证制度中平衡当事人利益的考虑，立法上向保证人倾斜以维护保证人利益的结果，避免债权人因怠于行使权利而加大保证人的风险。（2）规范的性质不同：诉讼时效期间属于法定期间，当事人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缩短诉讼时效，也不得预先抛弃时效的适用；然而保证期间属于约定期间。（3）起算点不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而保证期间的起算点一般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时。（4）是否适用中断、中止、延长方面不同：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可变期间，可以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发生中断、中止或延长；而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5）法律效力不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消灭的仅是胜诉权或产生抗辩权而已，实体权本身并不因此丧失；而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尚未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丧失的是实体权。

2、保证期间亦不是除斥期间。

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先存在的期间，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变期间，期间不适用中断、中止或延长。除斥期间与保证期间虽均会因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效果，然二者规范方式、性质等大有不同。具体表现为：

（1）规范性质不同：虽然二者均属不变期间，但除斥期间为“法定不变期间”；而保证期间为约定保证期间，即使适用法律推定的期间，也只是法律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正，本质上仍当事人意思自治。（2）就期间起算点而言：除斥期间自权利发生之时计算；而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3）就客体而言：因除斥期间而消灭的，均为撤消权、解除权等形成权；而因保证期间而免除的是一种可能的保证责任，即保证期间所指向的是请求权。

（二）关于保证期间起始点

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当债务人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不履行债务，由保证人代为履行或承担责任。

1对于一般保证：债权人在未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或未对其提起诉讼、申请仲裁之前，保证人可以先诉抗辩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25条规定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开始计算。

2对于连带责任保证：所谓连带性，就是在债权人提出债务履行要求时保证人与债务人的地位应当是同等的。因此，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同时也可要求保证人履行，从二者选其一。此时即为保证责任的产生之时，保证期间的起算点。由此可得，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起算点应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3、对于最高额保证：当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履行责任的期间开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受单个形式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的限制。最高额保证是保证人在其承诺的额度范围内，对债务人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额的确定应当以决算期为准。在当事人对最高额保证存续期间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担保法》第27条规定，“保

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达债权人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的书面通知到达债权人之日，即为债权额的决算期。

三，我国关于保证期间的现行立法较有争议的问题

我国关于保证期间的现行立法有争议的问题不少，如关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的问题、关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的问题、保证期间是否受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等。其中较具有争议性的是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问题。

众所周知，保证债务与主债务相比具有从属性，即保证债务随主债务的发生、转移、消灭而发生、移转、消灭。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法正是从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出发，规定主债务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保证债务。《担保法》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理解《担保法》第25条第2款，不能仅从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着眼，而应从诉讼时效本身中断的特点和《担保法》把保证区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这一特点入手。所谓诉讼时效中断，学者通常认为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一定事由的发生阻碍时的进行，致使以前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从中断时起，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换句话说，没有诉讼时效的起算肯定就不会有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对第25条第2款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中断的只能是保证期间而决不是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因此，《担保法》并未一概承认主债务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保证债务。它仅仅是借用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概念来说明一般保证期间可以中断，是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保证期间。当然，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保证期间，应理解为债权人对主债务人提起的诉讼或仲裁结束之时，而不应理解为受理之时。因为如果是很短的保证期间，如法定的6个月，若从诉讼或仲裁受理时开始计算，在6个月内诉讼或仲裁可能尚未结束，而保证期间就已经届满。当诉讼或仲裁结束时，债权人已经丧失对保证人的请求权，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有违《担保法》保障债权实现的立法宗旨。

以上论述的是一般保证中保证期间的中断问题，至于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是否也有“中断”，《担保法》未作规定。笔者认为，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并不存在“中断”与否的问题。在连带保证中，当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保证人与债务人即处于同等地位，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债权人于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可以不经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直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债权人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后，紧接着是保证债务履行期限的确定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计算问题，并无“中断”保证期间的必要，而是以一种期间代替了另一种期间，因为只要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后，保证期间存续的意义即已经完成。因此，《担保法》对第25条和第26条作不同规定，并非是立法疏漏，恰恰是因为《担保法》对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作了严格区分的缘故。

【参考文献】

1、《我国当代保证期间制度新论探究》来源：中顾法律网

2、《主合同的变更与保证》作者：王利明

3、《我国现行担保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作者：陈奇伟

4、《浅论最高额保证的期间》作者：范李瑛来源：中顾法律网

5、《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理解与运用》来源：中顾法律网

6、《保证期间有关问题探讨》作者：滕厚峰

第二篇：我国现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

取保候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强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对未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不逃避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时，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制度。

取保候审制度在我国自古有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和内涵，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不断充实和完善。反映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是根据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最高法院的解释），在充分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该制度主要由取保候审的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形式（包括保证人和保证金）、提起程序、决定程序、执行程序及监督程序组成，相对于原来的规定，更趋近科学、民主。这对于正确执行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取保候审制度，又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分析该制度在立法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谈谈看法，以供探讨。

一、取保候审制度立法缺陷

实行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可以不必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能够照顾家庭或者从事原来的工作和劳动，体现了人性化；同时，也可减轻羁押场所的工作压力，减少国家财政用于在押人犯的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开支。司法实践表明，正确实施取保候审措施，对于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任务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施取保候审措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正确实施。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与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有关。

1、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和最高法院的解释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是：犯轻罪并能足以防止其再发生社会危害性，两者缺一不可。对犯重罪者，由于犯罪本身的严重性及其预计可能受到的惩罚程度决定了担保约束措施很难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对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者，不应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内涵与外延，法律及司法解释缺乏准确的界定。从刑诉法51条的立法本意来看，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其被判处刑期的长短并不是主要依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要结合犯罪的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案件的复杂程度、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由于《刑事诉讼法》中对社会危险性的 的规定不够明确，有可能出现应当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却被羁押，不应被取保候审的却脱离监管的情况，甚至造成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外逃，出现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这就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初衷。

2、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过窄。《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既具有授权性，也具有排他性。这里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取保候

审，在这一问题上，司法机关的解释并不一一致。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8条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没有将“其他辩护人”列入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之内。但是《刑事诉讼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他们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这里已将“其他辩护人”列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既然“其他辩护人”对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有权要求解除，那么为什么不能赋予他们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呢？

3、对“严重疾病”的内涵缺乏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患有严重疾病，可以解除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然而，何为严重疾病，《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1990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只列出了准予保外就医的30多种疾病，而对于什么是严重疾病，并没有做具体的限定。司法机关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普遍感到不好*作，监督机关更难以监控。

二、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取保候审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其实施过程直接决定着其立法目的的实现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笔者结合司法实务，提出该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宣传不够。法的实施需要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目前由于我国大部分民众法律知识比较贫乏，再加上有关部门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宣传力度不够，从而使得我国有部分民众对保证金担保方式的适用产生误解，误认为取保候审是一种有利于有钱人的强制措施。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妥善解决，那么保证金担保方式的继续适用无疑将动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我国民众固有的某些优秀传统法律观念，并且可能导致部分民众为追逐物质利益而不惜以身试法。

2、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不力。在司法实践中，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翻供、串供、潜逃情形等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

（1）公、检、法机关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把关不严。据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检、法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第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第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第三，罪该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从上述规定可看出，我国刑诉法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较原则化，再加上我国目前并无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细则规定，因而致使某些公、检、法在具体*作过程中对刑诉法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立法原意理解不

一、或因其他认为因素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把关不严。

（2）对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打击力度薄弱。据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如违反规定进行潜逃，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有：如被取保候审人潜逃后仍被抓获，则他可能被责令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供保证人或者被监视居住、逮捕。上述规定不足以防止被取保候审人进行潜逃行为，即使被取保候审人潜逃后被拘

捕归案，其潜逃行为也仅仅被视为是一种认罪、悔罪的不良表现而不是一种新的犯罪，打击不力。

三、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发展和充实了取保候审制度，加大了司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标志着我国诉讼民主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取保候审制度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对此做出了一些粗浅的评价，下面将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英国的保释制度，从立法与实施的角度对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1、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立法完善。

（1）针对“社会危害性”界定含糊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建议有关部门对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和适用条件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取保候审问题时有法可依，确保“社会危险性”最小化。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列举的立法方法界定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例如：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惯犯、流窜作案或犯罪集团的主犯；可能对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或财产进行侵害的；可能逃跑、自残、自杀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2）针对取保候审申请主体限制过窄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将律师以外的“其他辩护人”列入有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

（3）针对有关法律、有权解释对“严重疾病”未作出严格界定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在司法解释中，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有关规定，界定“严重疾病”为：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疾病。

2、对于现行法律对保证形式的适用规定不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关机关应该明确规定保证人担保与保证金担保是否可以并用。其次，在选用取保候审方式时，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性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情况、品质、信用、保证人的职业、身份、品质、信用及保证能力等因素，对于适合于保证人担保的则用保证人担保方式，适合于保证金担保的则用保证金担保方式。第三，明确保证金数额的决定权、收取权等问题，防止刑罚权的滥用和有损司法公正的现象发生。

3、严格规定保证人的资格，强化保证人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保证人除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考虑以下条件：本人必须自愿，不能强迫；与被取保人具有重要的依赖关系，如亲朋好友等；守信用且道德良好。这是对被取保人产生一定约束力，使其不逃避、阻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笔者认为，单位不宜作为担保人。因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常常因种种原因产生人员变动，而后者很可能对前任遗留的某些事务进行推诿，加之单位是抽象的人格化的组织，从而无法使保证义务落到实处。关于保证人的义务与法律责任，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如英国的保释制度。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55条和最高法院的解释中对被保证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与法律责任，因此，今后应该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将保证人的义务落到实处，对保证人违反法定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给予严厉的惩罚。

4、加大对潜逃的被取保候审人的刑事惩罚力度。为督促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严格遵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设逃保罪，以加大对潜逃的被取保候审人刑事打击力度。即规定：被取保候审人故意违反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逃匿在外，长期不归，不能及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审判，严重妨碍公、检、法机关顺利进行刑诉活动的行为为逃保罪。以此维护刑罚的威慑力，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5、为了加大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宣传力度，笔者建议各地公、检、法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可在被取保候审人日常活动范围内以召开群众大会或张榜公告等方式将被取保候审人获得取保候审的原因、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后的处理方法等有关事项详告周围群众，并注明：被取保候审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换取的是一种附加条件的暂时不羁押；保释期并不用来折抵刑期；保证金的适用并不涉及以钱赎刑等问题。此举既可避免群众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又可将被取保候审人的言行置于周围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被取保候审人实施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

综上所述，惩罚犯罪，保证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取保候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体现。应该肯定，作为强制措施之一的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际中的正确适用，一方面能有效地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押或被延期羁押，能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另一方面也能为国家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能更好地贯彻诉讼经济原则。同时对于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应妥善解决，使取保候审制度功效充分发挥，促进我国诉讼民主化发展进程。

第三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小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小议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似乎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目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问题，主要分析如下：

（一）现行税制模式欠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欠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欠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了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几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35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适当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也是可以的。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

小结

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必须进行，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篇：浅析我国现行廉租房制度存在问题与政策改进（本站推荐）

浅析我国现行廉租房制度存在问题与政策改进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建立和完善住房制度是解决住房不公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关注他们的住房问题是当前住房保障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廉祖房就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的一种保障政策。近年来，虽然我国廉租房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廉租房制度的比较、探索，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廉租房制度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廉租房制度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廉租房制度 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障性住房政策 住房保障

一、引言

住房是涉及民生的重要内容，购买住房的支出巨大，因而，即使在最发达的福利国家，也尚未实现人人拥有完全产权的住房。这表明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彻底解决国民住房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随着城市居民住房困难逐渐加剧，各国政府积极制定住房政策，以弥补市场机制在满足住房需要方面的不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住房政策在许多国家成为了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一传统就使得住房政策成为了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一般来说，在商品住房以外，政府的住房政策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住房津贴。在中国，住房政策也主要是由三大形式构成，即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公积金。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中国的廉租房制度。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廉租房制度 1 英国

英国是公共住房制度的发源地，住房保障体系较为完善。英国与廉租房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建设议会住房(Council Housing)出租和房租补贴两方面。建设议会住房出租方面，英国的公共住房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私人企业和住房协会，其中最具英国特色的产物是住房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从2O世纪开始，住房供应部门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从地方政府向私有企业的转移，同时住房协会逐步接替地方政府，担负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住 房和出租住房的责任。

目前英国中央政府的住房保障预算资金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拨给住房协会，作为房租补贴。因为住房协会虽然是一个非赢利性机构，但房屋维持、修缮需要大笔的费用，而公共住房低廉的租金是承担不起的，因此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财政支持。2美国

美国的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户型多样，适合各种大小家庭的需要；分布区域也多样，既有集中建设在城中某一区域内，也有零星分布的为私人所有但接受政府补贴的住房。美国要求低收人家庭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提供其真实的收人情况以供审批，审批制度相对严格，但有审批过程过长之嫌。同英国一样，美国也是逐渐从由政府主要承担建筑公共房屋的责任到以国家控制的私营机构为主体过渡。住房补贴方面，目前美国主要采用现金补贴方式，达到规定标准的家庭只需支付其收人的30％作为租金，其他70％~1政府补 足。

可以说，美国廉租房制度的形成与其经济制度有关，通过实行廉租房市场化，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政府对低收入居民进行补贴，较少进行直接干预。3中国香港

香港政府早在1954年就开始实施公屋制度，在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策略，如“临时房屋区计划”、“租者置其屋计划”、“夹心阶层住宅计划”。香港公屋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综合配套、严格管理，特别是对入住公屋住户的资格给予严格的限定，以确保享受优惠的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居民。房委会对轮候者的收入及资产限额进行年检，以确保限额符合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确保申请人符合资格申请条件。另外，香港对虚报财产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罚款5万港币及监禁6个月。4 日本

日本的公营住宅起步于上世纪20 年代，1921 年建造的横浜市营中村町共同住宅、1923 年建造的东京市营真砂町住宅以及清和寮都是早期的代表。二战后，东京、大阪等地的返乡者剧增，为解决住宅困难，大量营造公营住宅。以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平来看，依靠国民自身的能力，保有健康生活必须的住宅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入住公营住宅是提高国民整体生活水平所不可缺的。其中1953年建造的大阪市营古市中团地，作为当时最大规模的公营住宅解决了835 户的居住问题而闻名。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公营住宅的建设出现减少趋势，2000 年以后，公营住宅的申请数量增多，但多数自治体控制新建公营住宅，而采取重建的方法应对。

三、中国廉租房政策以及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廉租房政策在国家住宅制度改革政策中是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意义不再仅仅是出租，而是让低收入者能居有其所。以往低价的租房住宿条件都较差，而廉租房则是国家为了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而建造的专门用途住宅，具有浓厚的社会公共福祉气息。廉租房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出资建造后，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低收入家庭；另一种是政府给低收入者拨发租房补助金，再由低收入者自己租住入公寓社区。

廉租房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的具体化，廉租房大部分由政府出资建造，低收入者通过一定的程序，能够取得适用资格。其次，廉租房政策是中国住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租房是针对特殊群体的政策，对中国住宅体制的完善以及社会的安定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廉租房政策的保障对象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对象家庭必须是在城市或城镇居住的低收入家庭；二，对象必须是住房有困难的家庭。此外，家庭成员中必须至少有一人拥有非农业常住户口。具体的基准由各市县的人民政府、土地局等行政机关制定。

(一)廉租房面临的问题 1.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足

在增加廉租房供给的方面，价格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如廉租房的供给若增加5%，住房价格就必须下调3%至4%，同时地价贬值，这会影响到现地土地转让费的收益。对于有着利害关系的地方政府来说，就可能背离中央对廉租房政策的要求。廉租房的供给增加，会影响GDP 的稳定，对地方公务员的审核有着一定影响。明确的问责追究制度结构尚未形成，地方公务员贯彻廉租房政策的积极性也就不高了。至2006 年底，有4 地的城市、141 个县级市仍未导入廉租房机制，166 个地区的城市实际上都没有将土地收益出让给廉租房制度的建设。2.相关法律的建设基本停滞

廉租房建设在几年前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尽管确立了发展目标，实际上现在相关住宅的法案只有建设部等9 个部门在2007 年颁布的《廉租房保障办法》，可以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系列的措施并未完备，长远的计划不够充分，再加上重要的统计系统和监督机制不够完整，要想准确地调查被保障对象的收入难上加难。这是廉租房制度的建设不够全面，准确的基础性数据不足所造成的。政府财政政策在对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也受到了限制。3.廉租房供给不足

根据当前的形势和规定，廉租房的分配对象主要是城市户口持有者。廉租房适用的对象有着严格的限定，非低收入居民的家庭将不能享受此政策的优厚待遇。现在各地出台的廉租房政策大多是以保障城市和城镇户口的低保户为主，不能解决非“低保”群体的住房问题。城市中的农民工，城乡结合部被征收土地者，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逐渐形成了又一批住房难群体。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同样是全社会的责任。廉租房的缺少使廉租房的供给受到了制约，只有扩大廉租房的受益面，才能为更多贫困的人提供安心舒适的城市生活。4.建设资金的不确定性

根据《廉租住宅保障办法》，城市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资金，包括廉租房财政预算的支出、土地转让的收益、租金收入以及其他形式募集的社会资金等。公共基金的资金毕竟有限，社会对廉租房所捐赠的资金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廉租房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财政。

四、推动中国廉租房对策实施的建议

（一）拓展资金的收入渠道

要利用闲置资金。建造廉租房时，可以导入市场上的闲置资金来支持廉租房建设。既解决住房困难者的入住问题，政府又能利用回收的租金投入到建设中去。第二，可发行住宅建设的债券。采取发行定额债券作为融资方法，并确定一个合理的还款期限和利息，通过债券的发行，用以缓解廉租房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政府发行住房建设债券后，还必须偿还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第三，可由民间公司建造廉租房。将廉租房工程交给民间的建筑公司，公司以公司个人的投资模式进行投资，享受低税或免税的优惠政策。竣工后，在特殊的经营权限内，公司提供服务给政府认定的困难家庭，有关租金由租户与政府共同承担。当特别许可到期后，全部的廉租房工程由政府引导过渡并最终接管。第四、设立一个特殊的廉租房财政资金。东部发达地区的省、市、县，只要从土地转让费中抽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就能足以解决欠发达地区廉租房的建设问题。与此相对的，中部财政资金不足的地区，应在全省范围内调节。西部落后地区则需要中央调配资金去补足。

（二）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

第一、完善有关廉租房的法律法规，是规范廉租房资金来源的必要措施。要强化住宅的建设，保证低收入家庭也能拥有不错的住房，就必须制定与之相应的法律。廉租房的建设关乎社会的稳定，必须重视起来。第二要落实有关廉租房的入住、迁出的规定。制定公示制度、个人所得申告制度、廉租房按顺序分配等有效制度。严格地对被保障方进行审查，创立合理的迁出制度结构。若受惠方的收入状况好转，不再满足廉租房保障条件时，即看作合同到期，不能再继续履行该合同。廉租房要一直保持一个既合理的动态，才能确保政府有限的廉租房资源公平而迅速地达到优化配置。

（三）建立合理的准入、退出机制

完善的廉租住房制度，关键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廉租房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保障对象的确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主要包括廉租房的申请、受理、审批及轮候制度等内容。因地制宜制定科学合理的准入标准和公正的程序是必须，如财产公示制度和审核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公众监督制度、申请轮候和特困户优先相结合等方式，严格界定廉租住房保障的对象，使廉租住房真正成为政府对弱势群体雪中送炭的民心工程。另外，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保障方式，在实物配给不足时，对符合条件的被保障者采取租赁补贴方式，及时解决被保障者的困难。同时，严防廉租住房准入过程中滥用行政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行政违法行为。

政府主管部门对被保障者的财产状况应该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明确财产审报制度及主动退出制机，确立诚信制度，鼓励群众举报监督，严惩转租的行为，对于不具备保障条件者，若不愿退出住房的，应当提高租金，或是视情况责令其搬出，对于采用租金补贴的应该停止补贴租金的发放。(四）建立专门的廉租房管理机构

廉租房的开发、运营、管理等专业性较强，如果完全靠政府管理，容易造成低效率、严重官僚化等问题。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现状，可在建设部下设立住房保障司，由其领导地方建设部门旗下的住房保障科处等。应通过立法明确廉租住房管理机构的职能和义务，具体包括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廉租住房的保障标准和保障对象的具体条件、审查申请人资格、监督住房补贴和廉租住房的使用情况等。

五、结束语

如何建设廉租房制度，使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保障居民需求，又避免保障程度过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只有不断结合我国同情，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先进经验，才能使我同廉租房制度的建设发展朝向正确的方向，保障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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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引言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还是在征税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情况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主要分为综合税制、分类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也称为混合税制）三种类型。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而我国实行的则是分类税制，具体如下：

1、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2、征税模式：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制度，应税所得分为11项，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

3、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4、费用扣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比较简明易行，但对于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家庭难以完全兼顾。

5、减免税：为鼓励特定纳税人或照顾部分特殊人群，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若干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军级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利息；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镇居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两种征税方式。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利息、股息、红利等各项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对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等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则要求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征税额与纳税人收入水平相适应以保证各纳税人之间税负水平均衡。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与综合税制模式相比，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纳税意识逐渐减弱，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不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没有随收入和物价提高而调整，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再次，我国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每月税前扣除额为4800元，比我国普通居民纳税人多了2800元。这种形式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形式是为了吸引外资和外国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违背了税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 %的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虽有加成征收，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这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劳保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免费午餐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健身俱乐部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侵蚀税基。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税务代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违法现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四、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吸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既体现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来源实行综合课征，又体现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按照这种混合所得税模式，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

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三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20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可以刺激我国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应在2000元的基础的再次调高费用扣除标准。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减少税率级次，以简化个人所得税税制。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应充分发挥累进税率的调节作用，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要使税负比较“温和”地增长。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再次，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五、结语

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