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小论文

第一篇：合同法小论文

课堂思考题讨论记录表1

参加讨论人员：毛美霞贾新刚李更华张春霞蒋凯

发言提纲：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协商解决订立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条款的意思或订立合同的目的解释。在此不能适用合同文字含解释，不能适用合同条款原则解释，也不能适用合同上下文的意思解释。只能适用交易习惯原则解释，按照交易习惯原则，甲公司与乙公司经常有提供蔬菜的合作关系，平常如何供应蔬菜的，在本合同争议中也应当参照平时交易习惯确定合同的标的。

其他人发言摘要：

（1）蒋凯：本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合同的标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应当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此做出解释。甲公司的主张也缺少法律依据和合法依据，只是强调自己的炊事员少并不能成为自己单方面指定合同标的理由。

（2）李更华：乙公司对合同做出的解释有点过于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合同，严格按照合同的条款看其也无大的过错。但是乙公司的行为与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太符合。

（3）张春霞：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当事人对合同条款不清楚之处应当本着协商的精神履行合同，而不应该自己单方面解释合同，给对方造成被动。

（4）贾新刚：根据甲公司与乙公司长期合作的事实，乙公司应当考虑到甲公司的具体情况，在提供蔬菜前征求甲公司的意见。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就按照合同法规定的解释原则解决双方争议。

课堂思考题讨论记录表2

参加讨论人员：毛美霞贾新刚李更华张春霞蒋凯

发言提纲：代位权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尚未完全履行之前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者的到期债权，可以以自己名义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的权利。撤销权指债权人在债务放弃对第三人到期债权实施无偿处分财产，财产或以非正常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妨害其债权实现时，依法享有的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上述行为的权利。代位权主要针对的是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消极行为。撤销权时由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行使。其他人发言摘要：

（1）李更华：代位权时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的权利，因此，它不是代理权。代位权的产生、行使条件和程序皆源于法律的规定。

（2）张春霞：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债权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债权人的债权受到限制，即摘取人不得再对自己的债权行使处分权。

（3）贾新刚：债权人的撤销权一经法院以判决确定，即对债务人、债权人和第三人发生效力。债务人的不当行为被撤销后，该行为视为自始不存在，应着手恢复原状。

（4）蒋凯：债务人的行为被依法撤销后即归于消灭，视为自始无效。而第三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债务人；不能返还的，应折价赔偿；已向债务人支付了代价的，克同时请求债务人返还对价。

主要观点概括：代位权和撤销权的共同点都是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利，都是因为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引起的。代位权的行使主体是债权人以债务人的名义行使对第三人的权利，而撤销权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必须依靠人民法院才能保障债权人的权益。

第二篇：合同法小论文

浅论物业管理合同与相似民法制度

【摘要】物业管理合同系无名合同之一种，其主要规范的是物业管理关系双方当事人就特定物业的管理事项而合意设定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浅析物业管理合同与相似民法制度。

【关键字】管理合同

委托合同

代理权授予行为 【正文】

依现行合同法，物业管理合同系无名合同之一种，其主要规范的是物业管理关系双方当事人就特定物业的管理事项而合意设定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物业管理合同的大量出现是中国实行住房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一方面生活中物业管理关系日益增多，物业管理合同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理论界和现行立法并没有对物业管理合同的特殊性有足够的认识、进行系统的规制，这直接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大量物业管理纠纷的出现和难以解决。拟就对物业管理合同的属性进行分析，区分其与民法中的相似制度，并就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规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应有的关注。

（一）、物业管理合同与委托合同

先看委托合同。按《合同法》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该章的其他条款的规定，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明确委托合同的特征。

1、合同由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签定，此两方当事人为委托合同的主体。

2、受委托人的主要义务是处理委托人的事务。

3、受委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

4、委托合同有有偿、无偿之分。

5、受委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6、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对应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和特征，不难看出二者存在以下主要区别：

1、委托合同的目的是以处理委托人事务为目的。所谓委托人的事务，一般是指与委托人有利害关系。反观物业管理关系中的管理服务，其实质是作为管理服务人的物业管理公司所提供的专业化、技术化的有偿服务，作为业主、业主委员会并不都能够亲自来处理，如果每一个业主都事必亲躬，那么住宅区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2、《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这实质上是规定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但物业管理的管理服务并不是完全按照业主、业主委员会的指示处理的，在物业管理公司开展的物业管理服务的经营活动中，业主、业主委员会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涉和指挥权。

3、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因此委托合同由委托人承担责任。而物业管理则不同，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一般都要由物业管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各自分别承担自己的责任。

4、委托合同是诺成合同、非要式合同。委托合同的成立只须双方当事人达成意思一致即可，无须以一定物的交付或一定行为的完成为要件，订立合同也无须遵循固定的形式；而物业管理合同则是要式合同、格式合同，必须依照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招标投标的方式来确定物业管理公司，签署物业管理合同。

5、委托合同与物业管理合同在合同存续期限上有较大差异，被委托人处理的事务往往比较单一，时间比较短；而物业管理则不同，物业管理公司所提供的是系统的、专业化的服务，这个服务是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反复进行的。此外，出于物业管理关系的特殊性，物业管理一方当事人不得象委托合同当事人那样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6、委托合同一般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特别信任为前提条件建立的；而物业管理合同则是通过招标投标之后获得的，物业管理人一般皆需要获得一定的资格认定证书方可以成为物业管理合同的招标对象。

7、委托合同可以为有偿合同，也可以为无偿合同，而物业管理合同一般皆为有偿合同。

从以上的诸多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物业管理合同与委托合同存有若干重大差异，物业管理合同远非委托合同之一种，现在实践和理论中以委托合同为物业管理合同定性的做法曲解了物业管理合同的本质特征，混淆了基本的法律关系。

（二）物业管理合同与代理权授予行为

代理，指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被代理人）名义向第三人所为意思表示或由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对本人直接发生效力的行为。代理为一项民法上扩张和补充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重要制度。在代理的分类中，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而发生的代理，即委托代理（意定代理），是最常见、最广泛适用的一种代理形式。实践中有些人认物业管理合同为代理的委托合同，也有人认为物业管理合同为代理权设定行为之一种，并得出物业管理行为为代理行为的结论，这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对物业管理合同性质的误解，以下从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和物业管理行为的具体内容两个方面予以澄清。

首先，一般情形下，委托合同是产生委托代理授权的原因和基础，其二，理论通说皆认委托合同并不必然地产生代理权，只有在委托人作出授权的单方行为后，代理权方才发生。因此物业管理合同与代理权授予行为自当不同。

其次，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物业管理公司通常都是没有代理权的。物业管理活动中虽然有涉及到法律行为，但一般都不需要物业管理公司来代理，而且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大量活动是根本就不涉及法律行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代理。因此，代理行为与物业管理活动不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用代理的概念来解释物业管理活动。

最后，在物业管理关系中，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签定物业管理合同后，物业管理公司从事的物业管理活动是以自己的独立意志为前提的，在具体事项的 管理操作中并不需要依照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的意思行事，这一点也与代理存在重大差异。

第三篇：合同法小论文

浅议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司法适

用之困境和补足

【摘 要】：侵权和违约的竞合是责任竞合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我国关于侵权和违约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规定在《合同法》第 122 条。本条所确立的“择一选择”的诉讼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择一选择”却面临着某些情况下不能使债权人得到全额补偿的现实困境。鉴于此，尝试引入“一并选择”的方法加以解决。

【关键词】：《合同法》第 122 条；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竞合；择一选择

一、我国处理侵权和违约竞合的现行规定

《合同法》第 122 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此条可以发现，我国不仅明确承认了侵权与违约竞合的存在，还将其解决办法明文规定。

从此规定来看，我国针对侵权和违约竞合的处理倾向于请求权自由竞合说，但我国法律之规定与此学说似乎又略有不同，可以认为是“有限制的自由竞合说”（处理侵权和违约竞合的通说有三种，即法条竞合说、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又分为请求权自有竞合理论、请求权相互影响理论）、请求权规范竞合说）。一方面，合同法明确规定在发生竞合之时，所产生的两种请求权两种请求权各自独立，受各自的法律所约束，彼此不相干扰，但受害人在诉讼时不得同时诉讼，只得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中择一选择，这一点与“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并无大异；但另一方面，对其有所限制，主要是对请求权处分的限制，在请求权自由竞合说中，认为既然两个请求权是两个独立的权利，自然可以进行包括转移在内的处分，但如果我国社会也同样允许这样的肆意处分，必然会引发社会的混乱和不公正。因此，我国法律禁止了这种请求权的转移，对权利人处分请求权进行了限制。

我国对于请求权的自由竞合的限制还体现在，请求权选择并未完全排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当事人之约定。事上，在一般情况下，任凭当事人自由选择是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但是，当事人在选择时如果得以任意选择，那么便可能对于法律的相关强制性规定（比如诉讼时效、精神损害赔偿等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事前约定（比如明确约定请求权的选择）置若罔闻。为了保护法律的强制性权威和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完整性，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应当优先做如下考量：第一，在造成人身损害并可能引发精神损害赔偿之时，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的约定，也应当适用侵权责任处理；第二，当事人之间如果存在合同约定，并且一方的违约仅仅给对方当事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则适用合同责任较为合适；第三，假如2 当事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虽然一方行为并未造成人身损害的情况下，自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这里比较典型的情况就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串通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对第三人的追究自然不能以违约责任进行追究，这是基于合同相对性的限制；第四，在产生竞合之时，如果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则原则上依当事人的约定处理，当然，当事人一般在约定之时大多约定仅承担违约责任；第五，法律明确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减轻当事人之注意义务之时，比如在无偿保管、赠与合同之中，应当从法律规定；第六，当事人事先约定的减责或免责条款，若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应当给予减责或免责的考虑。

二、我国《合同法》中处理侵权和违约竞合时“择一选择”的现实困境

《合同法》第 122 条的规定对于侵权和违约的竞合处以了“择一选择”的方式，但是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竞合的问题在对其现实困境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责任竞合的不同情况做一下说明。

侵权和违约竞合发生时，所产生的责任范围有四种情况。其一是二者所引发的责任范围完全重合；其二是一者的责任范围完全被另一个所包含；其三是二者的责任范围虽有所交叉，亦有所不同；其四是二者的责任范围完全不同，毫无交叉。对于这四种情况中，由于“择一选择”选择一个请 求权起诉之后，所得以请求的责任形式就此确定，即使将来法院可以判决债权人胜诉，也只能在这一请求权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内主张，如此，对于情况三和情况四这种情况，一个责任并不能包含所有的受到的损害，因此《合同法》所规定的“择一选择”制度有其固有的逻辑缺陷的。由于“择一选择”的处理方式对于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中，债权人不能得到全额的赔偿，故不能妥善处理，对于这两种情况各举一例说明。

对于第三种情况来说，比如甲公交公司驾驶员明知前边有红灯而硬闯红灯，与来车相撞，造成车内乘客的重伤。此时，基于侵权请求权和违约请求权所得以主张的赔偿范围即有不同之处，即前者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后者只可主张车票损失；也有交叉之处，即都可以主张医疗费用。

对于第四种情况来说，假设乙从甲处花 1 万购买的电视存在瑕疵，使用中发生爆炸，造成乙 1 万元的医疗损失和精神损害。此时，如果乙主张违约责任，则不能主张 1 万元医疗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主张侵权，则对电视所产生的 1万元合同损失则无法追偿。上述情况是对于遭受人生损害之时的情况，对于合同标的意外的财产性损失，亦有此种情况。比如乙在使用带有瑕疵的电视时发生爆炸，炸坏了放在电视旁边的名贵瓷器，则对于瓷器的损失，违约责任无法主张；对于电视机本身的合同价值，侵权责任无法主张。对于这种触犯两种不同利益的情况，正确的处理顺序应当是：两种给付利益，进而产生了两种请求权，同时主张两种请求权，获得两种赔偿，获得两种给付利益。而不是现行法律中，对于固有利益或者履行利益择一选择的无奈。事实上，权利人为了想尽办法弥补另一种损失，往往都会进行双重起诉，造成不必要的诉累，并浪费司法资源。总之，对于以上两种情况，进行“择一选择”时无论主张哪一种请求权都难以全额赔付，造成必然的损失，这就是《合同法》第 122 条的现实困境。

三、在处理侵权和违约责任竞合时尝试引入“一并请求”的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我国的《合同法》第 122 条所规定的处理原则过于片面。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完全相同或者互相全部包含的情况通常称为责任的竞合；而二者责任范围完全不同或者相互交叉的竞合情况通常称之为责任的聚合。很明显，当下第 122 条的规定可以应对责任竞合的情况，而对于责任聚合的情况则无力解决。鉴于此，在处理侵权和违约责任聚合时可以尝试引入“一并请求”的方法。

对于责任的竞合，应当依立法例，择一行使请求权；而对于责任的聚合，则可以一并请求。将“一并请求”引入我国的《合同法》，不仅更加符合民法理论的要求，同样也顺应了当代立法中的趋势。首先，一并请求的理论和民法的根本任务相适应。民法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民法的核心。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一 违约行为所触犯的是对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所取得的履行利益和已经既得的固有利益，“择一请求”理论在责任聚合的情况下，并不能使这两种利益都得到满足，“择一请求”为了将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二者区分开来，以公民应得权利得不到充足的保护的代价未免过大。而“一并请求”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两种利益均可以得到保护。这同样也是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的考虑。

其次，得以一并请求的理论使义务和责任相一致。在法律适用时，所追求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其未能履行的义务应当相互一致。在侵权和违约聚合发生之时，当事人一方不仅违反了合同义务，这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义务，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既然违反了双重义务，就毫无争议的应当承担双重责任。“择一请求”下，当事人最终责任只为其中一个违反义务负责，而对另一责任得以逃避。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由债权人承担，使得义务和责任难以一致；而一并请求则可以对违反的双重义务都可以追究，才是做到了义务与责任相统一。

最后，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例，虽然对于责任竞合之规定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是可以一并请求，比如英国的“有限制的选择诉讼”模式，当事人得以选择的仅仅提6 出侵权之诉，或者是契约之诉，这仅仅涉及到程序上的区别，而对于实体中，如何承担责任，赔偿损失，法院则是既可以判其获得侵权之诉的附属利益，也可以获得合同之诉的附属利益。由此可见，英国法上，当事人仅仅是诉因的择一选择，而具体的责任承担和赔偿，不受“择一选择”的限制。

至于我国应当如何引入“一并请求”的制度，也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一是仿效英国的制度，当事人对于诉因则是侵权或违约择一选择，而对于具体诉求，则可以就违约或侵权之诉的各自附属利益一并请求（英国在处理侵权和违约责任竞合时采取的是请求权规范竞合说）；二是延续现在第 122 条的立法，但要做出进一步完善或补充，当侵权和违约发生责任竞合，即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完全相同或者互相全部包含之时，请求权应当一并请求；当侵权和违约发生责任聚合，即二者责任范围完全不同或者相互交叉之时，允许两请求权一并请求。

本文认为第一种方案较佳。首先，第一种方案所提出的是一个诉，而两种附属利益都可以在一个诉中主张；第二种 方案就两个请求权分别起诉，所提出的是两个诉，纵然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但毕竟已经造成了不必要的诉累。其次，从可产生的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当事人只得提出一个诉，而能否追求两种附属利益则是法院依职权进行审判，比较具有专业性与合理性；而第二种方案，将两诉的权利放给个人，这 样可能会被当事人恶意利用，引发不必要的恶意诉讼，反而可能引起混乱。最后，法条的设置还要考虑到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平衡，第二种方案将两诉的可能赋予债权人，一旦一诉未能填补损害，债权人可能就会就另一请求权再行起诉，这和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相违背；而方案一中债权人仅享有一诉的权利，不存在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 杨立新.论竞合侵权行为[J].清华法学，2013，(1).[4] 伍艳.浅议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之实质与司法适用———兼评《合同法》第 122 条之适用问题[J].南方论刊，2011，(1).[5] 周清林.理性的困惑：请求权竞合理论解构———兼评我国《合同法》第 122 条[J].现代法学，2003，(1).

第四篇：合同法小论文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执行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合同法的灵魂。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区别其他法律的标志，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根据法学理论和合同法的规定，在订立和履行合同时有以下原则：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的平等原则指的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包括订立合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平等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区别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法其他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愿”。

（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讲的公平，既表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公平处理，既要切实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违约方因较小的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还表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因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履行合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诚实，要表里如一，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三是从当事人协商合同条款时起，就处于特殊的合作关系中，当事人应当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

(三)公共利益的原则，即遵守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条规定，集中表明二层含义，一是遵守法律（包括行政法规），二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四）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

《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规定主要适用于合同履行。

第五篇：合同法小论文

关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

(小论文)

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应包括哪些？是仅限于实物还是包括未来之物和权利？对此，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则没有明确规定。实体物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在各国立法上的规定是一致的。但对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否包括将来之物，以及是否包括权利的问题，国外立法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国内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不同认识。

1.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否包括将来之物

将来物，是相对于现在物而言的，在德国民法中，它被称为“将来财产”。它是指“现时不存在，将来才能存在的物，有时也指事实上已存在，不过订约时还不属于当事人所有的物。”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立法明确规定买卖标的物的，当以日本和俄罗斯为代表。如日本民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有取得该权利并转移于买受人的义务。”日本的学者和判例也都认为，以他人权利为标的之买卖有效。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5条则明确规定：“买卖合同可对卖方现有的商品签订，也可以对卖方将来制造或将来取得的商品签订。”就英美法国家而言，在立法和判例中也大都承认将来物可以成为买卖标的物。如1979年颁布的英国货物买卖法中就将“货物”的定义扩展到正在制造中和卖方在买卖合同订立后将占有的物之上。而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05条也将货物

分为现货和期货两种，规定：“不是现实存在并已特定化的货物称为期货。对期货或期货中任何权益作出的现售，效力上相当于销售合同”。不仅如此，将来物为买卖标的的观点已为有关的国际公约所接受。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应视为销售合同。”

在我国，买卖合同标的物是否包括将来之物呢？依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实质是买卖双方进行所有权交换的合同；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有权处分。据此，从理论上，法律并不承认正在制造中和合同订立后将有的物能够成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但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着大量以将来之物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农副产品预购合同，都是以合同订立时并不存在、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为标的物的；许多工业制品定购合同，也是要在合同订立后再组织进行生产加工的；许多技术开发合同，也是要在合同订立后才进行研制开发的。对于这些合同，不论是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还是合同法，都是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因此，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我国实际上是承认未来之物可以成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

基于上述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出卖人在订立时并不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以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合同，不能以标的物不合法为由否认合同的法律效力，而要依法予以确认并保护。如

关于“期货”买卖的合同，只要不违背其他有关法律的特别规定，就要予以确认、保护。否则，就违反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2.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否包括权利

对于买卖合同标的物是否应当包括权利，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指具有特定物或种类物特征，并允许进入民事流转的有体物；其他类型的财产流转（如有价证券、智力创作成果、请求权和使用权的转让等），则归入其他合同类型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买卖的标的包括物和权利两种，物指有体物，物附着所有权，物的买卖即是所有权买卖；权利指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包括其他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不含人身权和继承权。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其各自的道理，世界各国立法对此也有不同的规定，大体上有两种观点。英美法系国家大都认为，买卖合同是关于有体物移转财产所有权的活动，权利不能成为一般买卖合同的标的，而需接受其他法律的调整。大陆法系国家，大都承认权利作为买卖合同标的物。如德国民法典第433条规定：“因契约买卖，物的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交付其物，并使其取得该物所有权的义务。权利的出卖人负有使买受人取得权利的义务。”法国民法典第1598条在对有体物买卖标的物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后，在第1607条也对无形财产的买卖作了明确的规定。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编第54条规定：“本节（指批发买卖合同一节）规定的原则适用于财产权利买卖。但如果该权利的内容和性质有其他不同的除外。”日本民法典则完全抛弃了将有

体物买卖与其他财产权利分别定义的繁琐做法，将买卖标的统一于“财产权”这一概念里。

我国合同法基本上沿用了英美法上的规定，其所规定的买卖合同制度基本上只调整以有体物为标的的买卖合同活动，而不调整以权利为标的的买卖合同活动。而有关权利的转让、买卖分别由特别法予以调整和规范，如专利法调整有关专利转让合同、证券法调整股票和债券的买卖活动、商标法调整商标的转让活动、技术转让合同则在合同法中列出专章作出专门的规定。这就形成了将实物买卖与权利买卖区分开来的，实物买卖由合同法调整，权利买卖则由其他特别法来调整的立法格局。对于没有特别法或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则参照适用买卖合同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合同法第174条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述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以权利为标的的转让、买卖合同，应当首先适用有关专门法律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在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没有具体规定和处理原则时，才参照适用合同法中买卖合同的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