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内借款行为的法律效力分析

第一篇：关于婚内借款行为的法律效力分析

关于婚内借款行为的法律效力分析

夫妻之间在婚内也会发生借款行为，我们也经常听说夫妻之间打借条的事例。对于此类借条的效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笔者现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夫妻之间打的借条是否有效？如果夫妻之间对债务的承担并没有异议，借条的效力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如果存在异议，因双方之间有着特殊的人身关系，笔者认为应从所借的资金的权属，资金的用途等方面分几种情况来分析。比如丈夫向妻子借了5万元钱，情况一：如果妻子是用自己个人的5万元钱借给丈夫，丈夫将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外，则这笔借款丈夫有义务全部偿还。情况二：如果妻子用自己个人的5万元借给丈夫，丈夫将钱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因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这笔债务由双方均担为宜，即丈夫有一半清偿义务。情况三：如果妻子用自己所占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借给丈夫，丈夫将钱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之外，这时丈夫实际上充当了债务人与共同债权人的双重角色，承担一半清偿义务为宜。情况四：如果妻子用自己所占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借给丈夫，丈夫将钱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这种情况下，双方的钱款用于共同生活，不宜认定债务关系成立，否则会有失公平。

笔者认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能狭隘的去理解，一方将钱款用于自身合理的开支也应视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对债务的处理时间问题，笔者认为，情况一应与离婚问题是分开的，不离婚的情况下可单独主张，离婚时或离婚后也都可以提出。后3种情况涉及到共同债权、共同债务问题，应在离婚诉讼中一并处理。

【案情】

马某与李某本是夫妻。2001年3月，李某向妻子马某借现金32000元。2002年5月23日，在马某的催促下，李某向妻子马某出具借条一张，其内容是：“2001年3月本人李某借马某现金叁万两千元整（32000元），定于2004年3月归还，如到期后未如数归还，愿承担法律责任。特立此字据为证。”

2003年5月，马某与李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上没有涉及该笔借款的任何内容。

2006年3月，马某向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某偿还本金及逾期利息。

在审理过程中，李某辩解：

一、出具的借条是夫妻之间感情尚好时所作的一个游戏，实际上不存在借贷的事实；

二、所谓的“借款”款项也来自于夫妻共同财产；

三、所谓的“借款”款项完全用于家庭的共同开支。

【分歧】

在审理该案时，存在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出具的借条其内容不具备真实性，应当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第二种看法认为借款是真实的，但是所借款项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也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支出，因此，不应当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第三种看法认为被告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借条”，应当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看法。原因有：

第一、李某所谓的“借条是夫妻游戏”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李某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其知道也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李某举出的证据也没有证明其“游戏”说法的真实性。再者，李某在庭审中也承认其从马某处拿走32000元现金是事实。因此，第一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二、所谓的“款项来源于共同财产，用于家庭支出”的说法也没有事实根据。在庭审中，虽然李某举出一些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32000元款项”来源于这些收入，也不足以证明“32000元款项”用于这些家庭支出。因此，第二种说法也是错误的。1

第三、借条足以证明李某与马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即使借条中的“32000元”的款项来源于家庭收入，但从借条内容上，也应当认定李某出具的“借条”是李某和马某对该笔款项归属的约定，即约定为马某所有。李某与马某的借贷关系仍然成立。

依据《民法通则》第108条、《合同法》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完全支持了笔者的意见。李某不服，上诉也被二审法院驳回。

案例：原被告原为夫妻，家庭存款当时由原告保管，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提出购买一旧艘拖轮用于经营，原告不同意，后又提出如被告坚持要买，须由被告出具借条给原告，被告于是书写了借到被告35000元的借条给原告。原告持该35000元将拖轮买回，投入经营后效益良好，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一年后，原被告由于其他原因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中住房及全部家具、电器、储蓄存款等归原告，拖轮一艘、摩托车一辆归被告。三月后，原告持借条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归还借款35000元。

本案例提出的问题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归属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出具了借条，双方的此种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一、夫妻婚内借条的形式效力

借条属于借款合同的一种记载形式，而借款合同是我国合同法中明确的列名合同，合同法对合同主体的规定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夫妻间婚内订立借款合同并不违背合同法的关于形式和主体的规定，问题在于：第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借款性质的认定，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如果没有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借条所约定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间其中一方的财产，从而使其有权出借给另一方。第二，对于借款的使用是否会使这种特殊的借贷关系的法律后果发生变化。第三，对用借条确定的借款购置的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时，该借条是否有效。

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并同时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从借条本身的性质看，借条应当是一方将其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时由对方出具的凭证，也就是说所借款项应当是属于一方所有的。本案中，夫妻双方并没有事先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作出任何约定，那么，这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出具的借条本身是否可以认定为隐含了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呢？依据借款关系的性质，笔者认为单纯从出具借条的行为看，可以认定这种隐含的含义的存在，否则就没有出具借条的前提。借条既然是以书面形式确定了的凭证，它显然也满足了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对处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属的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要求。因此，从形式上来说，对夫妻婚内借条效力应当认定是有效的，并且应当认定借条本身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明确的借条本身的效力，二是隐含的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

但是，婚姻法第十九条同时还规定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的规定”，即视为没有约定，而隐含的含义往往是不明确的或者可以作出多种解释，而且这种所谓的隐含的含义往往还不能仅依据夫妻双方当时的行为作出定论，也有可能会由双方事后的行为而推论出其他不同的解释，因而完全一概而论地认定这种借条包含着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而不加区别地否认夫妻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具这种借条也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复杂因素，这些因素实际上又有可能形成对隐含含义的其他解释，也会出现对事实认定的偏差，使案件本身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夫妻关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身份关系，在夫妻间往往存在着夫妻共同财产部分或全部交由一方保管的情况，夫妻间对于家庭共同财产的支配虽然从法律上说享有平等的支配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一方利用保管财产的便利而出现实际上在使用或支配家庭财产时的不平等，或者说不方便，因而出现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法律在认定这些复杂情况时应当注意必然的公平性和逻辑性，从而使我们对案件的事实得到更为合理的认定。

因此，笔者认为认定夫妻婚内借条的形式有效并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隐含含义的确定本身必须是明确的、毫无争议的，如果存在对隐含含义确定的其他因素，那么对借条本身的效力也当然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二、影响夫妻婚内借条效力的因素

从本案来说，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从原告保管的共有财产中拿了35000元购买了拖轮，拖轮买回后的经营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双方离婚时拖轮被当作夫妻共同财产处置，也就是说被告取得借条确定的款项后实际上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而没有将该款项用于个人用途，原告并且从该款项所购置财产的使用中获取了与被告同等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继续认定该借条隐含了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就是所说的隐含的含义出现了明显不明确或者说隐含的含义可以作出多种解释的情况。

本案中原告确实要求被告出具了借条才肯从其保管的共有财产中拿出35000元让被告购买拖轮，对其当时的本意我们已经难以查清，也许是出于担心风险，也许是其他原因，但其后来收取了拖轮的经营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离婚时又同意将拖轮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置，显然是认同了该35000元实际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排除原告当时要求被告出具借条的行为含有对夫妻共同财产归属的约定，否则难以理解原告后来收取经营收入和将拖轮作为共同财产处分的行为。既然这时借条并没有前面所说的含有隐含对夫妻共同财产归属的约定，借款行为就失去了本质意义上的依据，借条应当是没有效力的。这就是说，在借条确定的款项作为对价购置的财产由夫妻共同经营或使用并且收益由夫妻共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购置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这时如果继续认定借条的效力，让出具借条的一方独自承担借款责任，显然已经违背了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的规定，同时也显失公平。换句话说，如果借条确实可能隐含着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那么，原告后来收取拖轮经营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行为和原被告离婚时将拖轮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行为实际上恰是否定这种可能的行为。

这里存在着反对意见，其理由是借条是一种平等民事主体间依据借款合同出具的凭证，它

一旦成立生效后，不能因为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以后行为而否定它的效力，除非这种行为是明确表示否定借条的效力。

反对者的意见显然是没有弄清该借条生效的前提条件。该借条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借条本身隐含着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约定，并且这种约定是明确的、没有争议的。本案中纵观原告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其当时的行为含有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归属的含义，或者说原告后来的行为也有一种隐含的含义，那就是否定双方间存在对财产归属的约定。原告当时要求被告出具借条的目的也许是担心存在经营风险，也许有其他难以查明的原因，但原告规避经营风险却又共享经营利益的做法显然是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而被告实际上只是为了进行一种家庭经营，出具借条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这种家庭经营行为能够顺利实施，借贷不是出于原告的本意，被告在出具借条时根本不可能含有所谓的隐含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约定的含义，因而该借条的效力就从开始时就不能产生，而不是反对者认为的借条先产生了效力，后我们又根据双方事后的行为来否定借条的效力。

三、关于本案相关的法律思考

第一点思考是夫妻一方用属于自己的财产作为对价购置了夫妻共同财产，该方因此应承担的债务是否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本案而言，假定原被告双方在借条出具前已经约定了相关财产的归属，或者甚至被告在原告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仍坚持以自己单方的名义向第三人借贷了款项，所借款项仍用于购买了拖轮，拖轮后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拖轮也被当作了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是否还应独自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笔者认为由于拖轮无论是在原被告的实际共同经营、共同收益的意义上就应当被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在原被告离婚时将拖轮当做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实际上拖轮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无异议，那么原告对购买该拖轮形成的债务就应承担共同债务人的责任。对此，婚姻法已有明确的规定。但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原告事先并不同意该购买行为，只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是赠与行为，即认为是被告自己购买了拖轮而后赠与了家庭，因而债务应由被告一人承担。笔者以为此种说法有失偏颇。首先，赠与是一种明确的单务行为，而在夫妻关系中很难认定这种行为有明确性；其次，这种赠与行为的成立从逻辑上说是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的；第三，显失公平。因此笔者认为此种债务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种思考是夫妻间的相互债务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由于混同而归于消灭。我们以前的民法原理在论述债的消灭时曾有债可以因双方当事人结婚而混同，从而债因混同而归于消灭的说法，因而在本案中，原被告原本就为夫妻，在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相互之债。笔者以为随着婚姻法的修订，婚姻法实际上已否定了债可以因结婚而混同从而归于消灭的说法，因为修订后的婚姻法已经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归该方所有，这意味着一方的婚前债务也应由该方承担。既然婚姻法已经明确否定了这种债可以由于结婚而混同从而归于消灭的说法，那么也就不能否认夫妻间可以发生债的关系，混同说或不能发生说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夫妻婚内借条的效力在一般意义或者说形式意义上应当认定其是有效的，但对其的认定存在许多影响因素。其一，借条的出具是否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里由于夫妻关系这种特别的身份关系，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认定存在许多复杂的因素，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分析才能进行认定。其二，借条出具后如果借条所确定的款项所购置的财产完

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其使用、经营收益完全归夫妻共同享有，本着我国婚姻法第十三条关于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的规定和避免显失公平，应当认定借条无效。其三，借条确定的款项所购置的财产如果由可以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该借条应当自始就没有效力，因为它没有实际的意义。

第二篇：婚内保证书法律效力的浅析

婚内保证书法律效力的浅析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发生矛盾后，有过错的夫妻一方，为了和好，自己主动或者应无过错方及其近亲属的要求，向另一方出具保证书。该保证书内容通常主要涉及夫妻双方婚姻关系是否解除、子女抚养权归属及抚养费多少和夫妻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等问题。在双方协议离婚未果，进行诉讼离婚时，无过错方往往以此为据，要求法院按照保证书上的内容进行判决。因此，如何认定婚内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对于公正处理离婚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婚姻关系是否解除的保证

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对于离婚自由，《婚姻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分别就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作了专门规定。其中，夫妻双方协议离婚除了有离婚的合意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取得离婚证，双方的夫妻关系才能正式解除。因此，即使夫妻双方中的过错方违背了婚内保证书上的允诺，但之后双方并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或登记离婚未果，而是进行诉讼离婚，人民法院也只能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以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查明案件事实，判断双方是否达到法定离婚条件，判决是否准许离婚。

（二）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保证

虽然民法坚持意思自治的原则，《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也允许夫妻双方对哺乳期后的子女抚养问题，自行协议解决，但是此时的“协议”由于已经进入到了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应依职权对双方协议的结果进行审查。如果夫妻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协议的结果，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不予准许。例如，19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因此，夫妻双方在诉讼前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保证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的一个参考因素。

（三）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

在婚内保证书中，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本质上是过错方对无过错方所做的损害赔偿保证，即夫妻一方若违反保证，则要对另一方进行经济上的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只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情形，本文认为，对于夫妻双方就其他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如赌博、吸毒等），作出损害赔偿约定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系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可撤销情形，且不违法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除了直接以损害赔偿的形式所做的保证外，还存在夫妻财产约定或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两者的区别表现在：第一，生效的条件不同。以离婚为条

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只有在夫妻双方离婚后，才能生效。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夫妻双方的财产约定并不涉及离婚，更不以离婚为条件，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二，财产标的不同。夫妻之间对双方的财产约定范围，既可以是婚前的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而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的财产范围只能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应排除在外。如果涉及到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只能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对于这部分婚前财产，应当做夫妻财产约定来处理。按照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以及《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综上，婚内保证书中关于婚姻关系是否解除和子女抚养问题，在诉讼离婚中，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的法律效力，则要就是否属于损害赔偿，夫妻财产约定或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三篇：夫妻婚内借款协议

夫妻婚内借款协议

男方（借款人）：王某，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址：

市

区

小区

号楼

单元

室。

身份证号：。

女方（出借人）：李某，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址：

市

区

小区

号楼

单元

室。

身份证号：。

男、女双方于

****年**月**日在市

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兹就婚内男方向女方借款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订立协议如下，以期双方共同遵守：

一、借款资金来源

女方用婚前的个人房产（具体位置：

市

区

小区×

号楼×单元602室，房产证号：）向

银行作抵押，共计借款2000000元（大写：贰佰万元），由

银行将相应款项汇入下列账户：

开户行：

银行

支行

户名：李某

账户：

二、借款金额

男方向女方借款金额共计借款2000000元（大写：贰佰万

元），由男方持有女方的银行卡将相应款项转出。

三、借款用途

男方所借款项用于个人经营活动或其他个人事务，收益明确表示不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由此产生的债务系男方个人债务，女方所享有的债权为其个人债权。

四、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为不固定期限，女方有权随时主张债权。

五、还款方式

男方按月归还

银行的贷款，女方向男方主张相应权利时，从借款总额中扣除男方归还的贷款部分。

六、借款利息

男方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向女方支付利息。

七、特别约定条款

7.1

无论是何种原因（含：男女任何一方过错），导致男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男方必须在离婚前（含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一次性将借款的所有余款还清；

7.2

本合同仅为婚内借款合同，如将来涉及男、女双方离婚，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子女抚养费，且债务与抚养费不存在任何抵顶；

7.3

本协议系男、女双方自愿签订，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使合同无效或撤销之情形；

7.4

男、女双方在签字之前已充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均能完全理解本协议内容之含义及法律后果。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8.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

8.2

双方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

市

区人民法院起诉，市

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九、合同文本及效力

9.1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每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2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十、未尽事宜之约定

本合同未做约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

男方：

女方：

****年**月**日

****年**月**日

第四篇：婚内借款也要清偿（最终版）

宁夏君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律师任立华

婚内借款也要清偿

（刊发于中卫日报法制版 2009.08.04）

案件速递：

叶某与王某于1993年5月26日登记结婚，2006年1月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离婚后不久，叶某诉至法院，称在其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先后3次向其借款人民币共计12万元用于偿还赌债，有借条为据，至今未归还，其要求王某立即归还借款本金。王某辩称，3张借条均为自己出具，但该借款也是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形成的债务。同时，叶某称借款的钱是自己的父母在她婚前赠与她个人的。那么，本案被告王某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律师说法：

婚内借款合同的效力应予肯定，但是要认定婚内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取决于两点：第一，要有借款凭据。第二，要看是否实际发生过夫或妻一方将自己个人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的事实。第三，借款方没有将该款项或基于该款项而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下。

就本案而言，由于王某向叶某借款并出具了借条，同时，该借款用于王某个人事务。如果王某不能证明叶某的借款数额系用夫妻共同财产出借，而且不能反驳其用于偿还赌债的事实，就必须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

第五篇：婚内借款的效力认定

——浙江高院再审判决叶海英诉王鸿飞民间借贷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9-02-20 08:09:32 裁判要旨 要认定婚内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不能仅仅依据夫或妻出具的一纸“借条”，还要看是否实际发生过夫或妻一方将自己个人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的事实，婚内借款的效力认定。案情叶海英与王鸿飞于1996年5月6日登记结婚，2006年1月经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离婚后不久，叶海英又诉至法院，称在其与王鸿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鸿飞先后三次向其借款人民币共计160万元，有借条为据，至今未归还。其要求王鸿飞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130 万元。王鸿飞辩称，三份借条均为自己出具，但自己实际并未向叶海英借款、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叶海英与王鸿飞夫妻之间游戏的结果，在先前双方的离婚诉讼中叶海英也并未提到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借款关系成立，该借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叶海英提出该借款的资金来源是向他人所借，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裁判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经庭审质证认定以下事实：叶海英、王鸿飞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6年5月6日登记结婚，于2006年1月离婚。1997年5月28日，王鸿飞向叶海英借款40万元和50万元，出具借条两份，并在两张借条上分别约定利息计算方式。2002年4月30日王鸿飞又向叶海英借款7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利息一分。借款后王鸿飞未还本付息。叶海英于2006年7月3日诉至法院。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叶海英与王鸿飞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鸿飞向叶海英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王鸿飞主张该借款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辩称不予采纳。判决王鸿飞应当归还叶海英借款本金160万元，支付利息130万元。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于婚内借款，仅是夫妻双方管理共同财产的一种方法，而非夫妻双方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借条直接确认借条所载的款项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借条格式《婚内借款的效力认定》。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叶海英的诉讼请求。对此判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及叶海英申诉认为，婚内借款系合法民事行为，叶海英与王鸿飞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婚内所借款项应认定为叶海英个人财产，在王鸿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该款项或基于该款项而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王鸿飞应全额偿还该借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婚内借款合同的效力应予肯定，但是要认定婚内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不能仅仅依据夫或妻出具的一纸“借条”还要看是否实际发生过夫或妻一方将自己个人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的事实。在本案中，叶海英所述其借款系向亲戚朋友借得，但却又以保密为由拒绝进一步陈述，而叶海英本人又无如此巨额财产的可能，叶海英也未就此进行举证。因而，认定叶海英未向王鸿飞提供真实借款。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解析本案争议焦点有婚内夫妻互借合同的效力、叶海英与王鸿飞之间是否发生真实借款关系、以及款项的性质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四个问题。

一、婚内夫妻互借合同的效力关于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产生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即婚内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再审法院认为，婚内借款其实质仍是借贷关系，夫妻在婚内的借款合同并不违背合同法关于形式和主体的规定。笔者认为，正如再审法院判决所述，合同法并不禁止有夫妻身份的自然人作为借款合同的主体，并且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实行财产分别制，可以拥有个人专属的财产，这就为婚内借款合同可以成立并生效提供了前提，因而婚内借款合同的效力应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