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第一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至第342页。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339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对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评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

340

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

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当前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批注}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341

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实际上是它的最大的短处。——批注}

写于1877年10—11月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民意导报》第5期,原文是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

第二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简介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简介

(1877年11月左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写作背景

马克思这封信是在《祖国纪事》杂志1877年第10期登载了自由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这篇文章对《资本论》进行了歪曲。11月马克思看到此文，毅然给该杂志编辑部写了这封答辫信，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批判来纠正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解释。但这封信写好后没有寄出公开发表．因为马克思认为信中表达的关于历史发展和俄国公社的新观点以及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观点的不够成熟有关，即还没有“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的程度。1

在马克恩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档案和文稿中发现它，并将抄本和1884年3月9日的信一起寄给在日内瓦的俄国女革命家、“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一方面对她说：“您可以酌情处理”，另一方面提出马克思没把这封信寄到彼得堡发表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当时的俄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即“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释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2马克思的这封信在俄国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可法通报》杂志上第一次发表。

中心思想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驳斥米海洛夫斯基强加给他的荒谬观点，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指明每个民族所要走的特殊道路及其根据。

主要内容

首先，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提出对俄国进行多年研究的结论。在信中马克思说他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中评论了赫尔岑，但决不能由此得出他反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全集》第126页）同样，马克思说他在《资本论》德文本第2版的跋里以极大的尊敬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他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具有生命力，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要直截了当地讲经过许多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第129页）

其次，马克思指明《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的中心点是描述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概要地总结了生产的发展趋势，即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并给社会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们全面发展以推动；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假如俄国想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它民族一样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最后，马克思强调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第l30页）同时举例讲明罗马平民白己耕种的小块土地被剥夺以后，变成了除白己的劳动力以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在他们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第131页）这样在研究问题时“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1

2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7页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4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3页

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同上）。“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同上）

意义

马克思这封信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指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提供的条件来决定，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第三篇：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63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64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论战性的意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65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66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④。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67）。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①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②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③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话，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转述的。——编者注 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左右原文是法文 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出版的“民意道报”杂志第5期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P126—131 63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第10期，“时评”第320—356页）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包含有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126页。

K.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I , Hamburg , 1867 , S.763.——第126页。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Ⅰ—Ⅲ册。——第126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1页）。——第126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8页。这一段引文和第23卷这个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马克思援引的“资本论”第1卷是根据1875年的法文版，而俄译本第23卷是根据1890年的德文第4版（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5页）。——第130页。

第四篇：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论战性的意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６５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６６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①。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OST页６７）。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

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第五篇：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63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64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论战性的意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65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66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④。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①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②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③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话，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转述的。——编者注 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

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

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

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

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

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

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

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

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

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

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

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

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

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

本论”法文版第315页67）。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

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

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

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

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

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

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

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

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

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

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

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

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

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

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

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

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

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

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

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

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

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

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

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

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左右原文是法文

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出版的“民意道报”杂志第5期俄文是

按手稿译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P126—131 63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

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

事”第10期，“时评”第320—356页）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包含有对“资本论”的错

误的解释。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

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

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126页。

K.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I , Hamburg , 1867 , S.763.——第126页。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诺威—柏林版第Ⅰ—Ⅲ册。——第126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1卷第11页）。——第126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8页。这一段引文和第23卷这个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马克思援引的“资本论”第1卷是根据1875年的法文版，而俄译本第23卷是根据1890年的德文第4版（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5页）。——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