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儒学的认识

第一篇：我对儒学的认识

我对儒学的认识

以前只知道儒学是一种深奥而又富有哲理的学问，并不清楚期中蕴含的的精神。通过这学期的学习，我对儒学有了新的认识和进一步的体会。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精神。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儒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断发展的。

儒家思想在春秋末期产生，创始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战国时期的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为儒学的进一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然而，秦朝时期，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这并未影响它日后的发展，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儒学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在与佛教、道教的相互辩驳中相互渗透。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对儒学的批判和继承，使传统文化思想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永恒的生命力；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千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儒家思想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洗礼，渗透到方方面面。

最让我影像深刻的是阮籍。他是竹林七贤之一。高中时学过滕王阁序，有这样一句话“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当时对他的这种行为非常不理解，认为他是个疯子。不过现在我似乎明白了，他表面上看起来行为放浪，不尊礼法，任意而为，实际上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经常驾着车出行，到了没有路的地方就下车痛哭，表面看好像是在哭无路可行，实际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悲哀

第二篇：我心中的儒学

我心中的儒学

说到儒学，首先想到的还是《论语》。在中学时期，《论语》一直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名字。在语文试卷中，考官尤其喜欢在古文默写中出到《论语》名句的默写，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们，虽说并不十分知道其真正意义却还是绞尽脑汁地背诵着拗口的名句。离开考卷，脑子里留下的《论语》就只剩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这样从小即烂熟于心的句子。但渐渐地，我越发觉得《论语》就像一部人生信条一样，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给人以不同的指导。即使整本《论语》放在面前，每个人看到的与真正领悟的却是不同的句子。在学生阶段，“学而不思则罔”、“敏而好学”等等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格外令人印象深刻；而成长到青少年，开始对生命有些许思考的时候，脑中渐渐浮现出“逝者如斯夫”、“一石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吾日三省吾身”等那些对于人生的思考与指导。而当人渐渐往前走，才开始思考着“三十而不惑„„”。

偶然读到过余秋雨先生一篇关于孔子与他的学生们的文章，于是《论语》便更加有了一股温暖的味道。它再也不只是一本书，看到那些句子，反倒像是看到一个睿智的老师对学生们谆谆教导的样子，给他的学生们对人生的启迪与指导。甚至孔子也不再是个圣人，他也有自己钟爱的学生，也会对不争气的学子严厉批评。他是良师，亦是良友。现下倒是越发觉得《论语》可爱。

自然，《论语》并不是全部的儒学，或者说只是儒学很小的一部分。自先秦至今，儒学也在不断发展，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但儒学的发展，或者说儒学的历史所包含的理学等等对我而言还只是历史书上僵硬的知识点，因此暂且不想多谈。或许该等到真正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自己的体会在来谈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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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鑫

第三篇：论儒学对汉代政治（范文模版）

论儒学对汉代政治、经济、礼仪制度的影响

汉代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于汉代封建大统一。

西汉前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初儒家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也对秦朝时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加以反思，儒生认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西汉中期，一代大师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黄老、法家、阴阳等各家思想，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特别是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也，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确立儒学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自此以后，汉武帝更是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从而使儒学实现了由“在野”到“在官”的转变，从而对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儒学与汉代君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直接提高了专制君主的素质，同时又对专制君主有着约束作用。儒学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汉代儒学非常注重君主教育。比如“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礼记·郊特性》）从理论上肯定了君主教育的必要性。博士晁错也十分强调君主教育。《汉书·晁错传》曾经提到“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这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以其所学施于政治是其最终的目的，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政治效应主要表现为训政和施政两个方面。汉代皇帝依循经义以施政：君主依循儒家政治文化学说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汉武帝“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又东汉的郊祀制度、宗庙制度、百神祭祀，从而确定了汉代的礼仪制度；依循儒家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君主重视朝议制度，所以西汉时期，皇帝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之前，一般先交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员集议，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朝臣的智慧，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从而减少了决策盲目和失误，有利于合理方案的拟定，加强统治，减少弊端；依循儒家的屈君申天，谴告理论，君主常常下诏“罪己”，按照汉儒的“谴告”理论就是如果君主失德无道，上天便会降灾异以示谴责警告，直至“更命有德”，这样就对君主的人格有所抑制，有利于政治开明；依循儒家民本、德治思想，君主大多重农务本，爱民利民，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春季劝农桑、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赈济贫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薄赋税亦是汉政的特点，汉赋一直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皇帝引儒经以训政：主要表现在君主自己动手撰写诏令以及君主征引儒经发布诏令这两个方面。

汉代的经济同样受到儒学的影响。无论是在经济思想还是在经济政策上，儒学都对经济起着重要的钳制作用。在思想上，汉初盛行的是自由经济思想。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又鼓励商业的发展，故西汉前期重利主义思想极为盛行，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士农工商，大都以追求财富和权欲作为自己的思想动机，所以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作用之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古往今来的逐利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功利主义的最终动摇是在西汉中期，这时，由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重利观念在思想上受到严峻挑战，被称为汉代儒宗的董仲舒就在这时公开提出：“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正是在这种重义主义潮流的推动下，班固撰写《司马迁传》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就使得汉代的经济思想由最初的自由主义到重义轻利的转变。自从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汉代的经济政策也随之而改变，汉代的经济政策可以从限田、重农、工商贸易和禁民二业这四个方面加以概括。在限田方面，自秦朝“令黔首自实田”对土地私有制加以承认和肯定，秦亡后，汉承秦制，对土地私有制进一步确认和加以发展，再到汉初的“黄老思想”对土地兼并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所以，汉代儒宗董仲舒最先利用儒家经学理论，提出关于限民名田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构想，他建议“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与此同时，汉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汉初统治者虽然也以农为本，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朴素的农本思想，“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的重农政策的立论则具有经学的浓厚色彩，武帝时期，董仲舒直接从儒家经义出发，阐述了重农思想，他提倡“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并且强烈呼吁汉武帝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减少赋税，“薄赋敛”，减少劳役，使人民感到宽松，努力耕作。由于董仲舒在思想和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此后，最高统治者更积极地推行重农政策，将其视为治国之要，为使重农政策落实到实处，汉代政府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制定了轻徭薄赋政策，这一政策在“独尊儒术”之后也具有了经学的浓厚色彩，汉代统治者还用经学直接指导农田水利，如《汉书·平当传》：“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这是以《禹贡》来指导治河。汉代的重农政策，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诏令和劝勉，儒学之士的呼吁和率先垂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业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在工商贸易政策方面，汉初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彻底放弃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很多儒生都把经学引入到抑商政策的理论中去，他们从重义轻利的角度着眼，认为抑末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所谓重本即重农，更重要的是还关系到重义还是重利的问题。另一重要的经济政策便是禁民二业，简单的说就是禁止百姓同时从事两种职业，这个政策是直接根据儒家经学的观点制定的，具体而言，就是它以儒学的四民分工论作为制定和推行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对重农抑末政策的一种补充。

儒学对汉代的礼仪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重礼，主张礼治。董仲舒认为，礼是继天地，体阴阳，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极者也”。汉朝开国之初，就十分重礼，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实行以礼治国，礼成了政治、社会活动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与指南，因此，汉代国家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加强封建统治。汉代的皇帝礼制是明清时代礼仪制度的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一直到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对与皇帝有关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得东汉礼仪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朝觐、封禅和祭祀之礼。

汉代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儒家在经历了春秋战国不为国君所重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在汉代儒者的不断改造之下取得了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从而与整个汉代的社会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深刻的影响了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制度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使得汉代社会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儒家经学的烙印。儒学影响着汉代社会，同时汉代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也对儒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汉儒学家们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补充发展、改造，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儒学顺应时代潮流，从而保证了儒学在整个汉朝以及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居于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四篇：我对建筑认识

我对建筑的认识

真武阁是一座布局精巧，技术高超，风格独特的木构建筑物，显现出中华古时代文明，今天，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真武阁的壮丽奇观吧！

真武阁曾有一个传说．．．．．．古时候，人们还处于迷信当中，他们住的地方也非常的干燥，稍微不留神，就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的损失．由于起火多次，他们就开始怀疑是上天的火神与他们过不去．于是就修筑了真武阁赈

灾．．．．．．．真武阁就这样建成了，至今保留容县．

真武阁始建于明万历元年，（也就是1573年）．阁楼下有一座石台，它被人们称为”古经略台”．阁楼平面为矩行，一共高三层．真武阁既是周围区域观赏对象，也是人们旅游最佳选择的风水宝地．

如果你登上阁楼极目远眺，整个城市便尽收眼底，还可以望见东南远处的都桥山和绣江景色，真不愧是有一种”上天入地”般的感觉．

真武阁的第二，第三层比最底层（第一层）收小了很多，三重屋檐出挑深远而楼层特别低，比一般的阁楼的出檐节奏更快，会有一种强烈的韵律感以及动势，使得它在人们眼中不像是一做三层的建筑物，为而更像一座雄伟的单层建筑有的三重屋檐特色．但是它又与一般重叠屋檐建筑物更为较小，更为从容了，而且层次特别鲜明．

它的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增加了真武阁舒展大度的气概，非常清新飘逸，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国建筑的屋顶美丽的佳作．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而取胜，而是以轻灵素雅的见长；灰黑色的铁黎木不加任何快乐阅读网油漆的典雅装饰；屋面为小青瓦镶上的绿脊，色调极清雅柔和而取胜的．

在二楼的四根内柱，柱脚空悬空，离开楼面二到三厘米，更为奇特的是全阁柱脚不落地，而是搁在一个方形的沙盘上，这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技术上有着卓越的才能！

400多年来真武阁经理了多次地震与暴风雨的袭击，仍然岿然不动，安然无恙．真武阁在木头结构中，主要依靠一种杠杆来维持一座像建筑的平衡，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真武阁还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知识，科学，精神上的完美结合．

怎么样？听了我的介绍之后，是不是也想去看一下”久经风雨不知寒”的真武阁？

第五篇：我对材料的认识

我对材料的认识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定义是：研究有关金属、无机非金属、有机高分子等材料的组成/结构、测试/表征、制备/合成、性能/应用四要素及其关系的科学技术与应用。

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材料是物质，但不是所有物质都可以称为材料。如燃料和化学原料、工业化学品、食物和药物，一般都不算是材料。但是这个定义并不那么严格，如炸药、固体火箭推进剂，一般称之为“含能材料”，因为它属于火炮或火箭的组成部分。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以材料为主要标志的。100万年以前，原始人以石头作为工具，称旧石器时代。1万年以前，人类对石器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器皿和精致的工具，从而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利用粘土烧制的陶器。人类在寻找石器过程中认识了矿石，并在烧陶生产中发展了冶铜术，开创了冶金技术。公元前5000年，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公元前1200年，人类开始使用铸铁，从而进入了铁器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又发展了钢的制造技术。18世纪，钢铁工业的发展，成为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19世纪中叶，现代平炉和转炉炼钢技术的出现，使人类真正进入了钢铁时代。与此同时，铜、铅、锌也大量得到应用，铝、镁、钛等金属相继问世并得到应用。直到20世纪中叶，金属材料在材料工业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作为发明之母和产业粮食的新材料又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首先是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问世，并得到广泛应用。先后出现尼龙、聚乙烯、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等塑料，以及维尼纶、合成橡胶、新型工程塑料、高分子合金和功能高分子材料等。仅半个世纪时间，高分子材料已与有上千年历史的金属材料并驾齐驱，并在年产量的体积上已超过了钢，成为国民经济、国防尖端科学和高科技领域不可缺少的材料。其次是陶瓷材料的发展。陶瓷是人类最早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原料制造而成的材料。50年代，合成化工原料和特殊制备工艺的发展，使陶瓷材料产生了一个飞跃，出现了从传统陶瓷向先进陶瓷的转变，许多新型功能陶瓷形成了产业，满足了电力、电子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和需要。

结构材料的发展，推动了功能材料的进步。20世纪初，开始对半导体材料进行研究。50年代，制备出锗单晶，后又制备出硅单晶和化合物半导体等，使电子技术领域由电子管发展到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和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

现代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金属、非金属无机材料和高分子材料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材料领域——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以一种材料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为增强体，可获得比单一材料更优越的性能。复合材料作为高性能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不仅用于航空航天领域，而且在现代民用工业、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方面不断扩大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