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第一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年度“《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年度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分点；反过来，在外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则是“一般”，比例高达56.3％，整整比中资企业的36.1％高出了20.2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资企业较外资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带来的变化，这表明，从“应对入世”的角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外资企业。履行入世承诺：一个复杂的话题对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基本满意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降低关税，逐步减少和取消对进口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废除或更改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实施统一、透明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中国在入世前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出的承诺。一年间，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表现如何呢？73.1％和4.3％的被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和“相当满意”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么满意”，约有5.4％的被访者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在103份有效问卷中，没有出现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大多数（65.6％）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大。有两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执行入世承诺的力度比自己预期的要大，仅有11.8％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得“不如预期的好”。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企业的态度比较接近，大多数企业（70％的中资企业和61.3％的外资企业）均认为执行情况与预期相差不大，但认为现实好于预期的外资企业（25.8％）要多于中资企业（18.3％）。相比中资企业，一些外资公司在事前更倾向于低估中国在入世后的作为。虽然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业还是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努力，执行力度也与企业的预期基本吻合。立法走向透明，垄断依旧严重有关执行入世承诺的具体方面，调查要求被访者就“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和“执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项”进行排序，通过对入选“最好”的前三项和“最差”的前三项分别进行赋值（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最不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经过加权统计分析后得到最后的结果。入选“最好三项”的是“加强立法透明度”、“开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咨询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曾在入世时郑重承诺：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网站上公布所有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未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并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等等。在入世的头一年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当明显的改进，得到了中外企业的充分肯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为“加强立法透明度”这一选项打出了最高分。入选“最差三项”的分别是“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消除歧视政策，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看来，这些在入世前后被大家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入世的第一年里依旧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中外企业态度接近，在多数企业眼里，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政府入世前路尚长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3.3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

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可以看出，2002年间，中资企业的业务较外资企业发展得更为迅猛，这也许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不无关系，相比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较少地受到了来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中外企业经营状况变化情况”与“入世相关度”这两个变量的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从外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到的信息是，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企100％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康明斯东亚地区国际分销市场总经理苏武源认为：“中国入世为外资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实现缓慢长的企业中，63.6％的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而在那些业务有所下降的外企中，仅有25％的企业表示与中国入世有关，高达75％的企业表示在华业务的缩减与中国入世没有关系。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02年一批外资保险公司和银行撤出中国市场，主要是与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并非因为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相对而言，中资企业却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况。在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样本中，数据显示业务上的增长与中国入世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各有一半的企业表示这种变化与入世有关或者无关。而在业务维持现状不变的企业样本中，入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明显。约有71.4％的企业表示，业务的停滞不前与中国入世有关。在业务下降的企业中，有40％表示这种变化受到了入世的影响。2002年，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入世的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却因为入世而获得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从未来一年外资企业发展在华业务的计划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对”和“进攻”：不同的主题词入世一年来,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中获益不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者扮演着两种不同角色：中资企业倾向于“应对”，而外资企业则更热衷于“进攻”。通过对中选率最高的前五项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入世给中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企业更快地了解国际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金和更先进的管理、研发经验;提高中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第一年对于中资企业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年”。对外资企业来讲，中国入世以来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它们进入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赢取更丰厚的利润。统计表明，入世头一年，中国的出口和引资增长强劲。2002年的前8个月，中国出口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贸易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实际吸收外资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事实证明，中国入世让企业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繁荣。面对入世，中资企业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图十五显示了中外企业在中国入世第一年里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消极影响。中资企业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企业竞争力有限”和“外企冲击，竞争加剧”。另外两项“无法享受平等的商业机会”和“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也或多或少与外企的冲击有关。排在后面的两项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与国内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共同的担忧：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调查说明&

nbsp;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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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最终版）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

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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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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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

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

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

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

“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

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

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

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

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

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

政府入世前路尚长

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

“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

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

3.3算不

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

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

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

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

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

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

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

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

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

入世对企业的影响

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

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

 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

共同的担忧：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

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

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调查说明

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

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

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

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

第三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xiexiebang推荐）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分点；反过来，在外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则是“一般”，比例高达56.3％，整整比中资企业的36.1％高出了20.2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资企业较外资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带来的变化，这表明，从“应对入世”的角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外资企业。履行入世承诺：一个复杂的话题对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基本满意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降低关税，逐步减少和取消对进口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废除或更改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实施统一、透明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中国在入世前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出的承诺。一年间，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表现如何呢？73.1％和4.3％的被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和“相当满意”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么满意”，约有5.4％的被访者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在103份有效问卷中，没有出现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大多数（65.6％）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大。有两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执行入世承诺的力度比自己预期的要大，仅有11.8％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得“不如预期的好”。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企业的态度比较接近，大多数企业（70％的中资企业和61.3％的外资企业）均认为执行情况与预期相差不大，但认为现实好于预期的外资企业（25.8％）要多于中资企业（18.3％）。相比中资企业，一些外资公司在事前更倾向于低估中国在入世后的作为。虽然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业还是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努力，执行力度也与企业的预期基本吻合。 

;立法走向透明，垄断依旧严重有关执行入世承诺的具体方面，调查要求被访者就“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和“执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项”进行排序，通过对入选“最好”的前三项和“最差”的前三项分别进行赋值（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最不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经过加权统计分析后得到最后的结果。入选“最好三项”的是“加强立法透明度”、“开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咨询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曾在入世时郑重承诺：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网站上公布所有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未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并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等等。在入世的头一年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当明显的改进，得到了中外企业的充分肯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为“加强立法透明度”这一选项打出了最高分。入选“最差三项”的分别是“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消除歧视政策，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看来，这些在入世前后被大家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入世的第一年里依旧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中外企业态度接近，在多数企业眼里，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政府入世前路尚长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3.3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

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可以看出，2002年间，中资企业的业务较外资企业发展得更为迅猛，这也许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不无关系，相比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较少地受到了来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中外企业经营状况变化情况”与“入世相关度”这两个变量的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从外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到的信息是，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企100％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康明斯东亚地区国际分销市场总经理苏武源认为：“中国入世为外资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实现缓慢长的企业中，63.6％的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而在那些业务有所下降的外企中，仅有25％的企业表示与中国入世有关，高达75％的企业表示在华业务的缩减与中国入世没有关系。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02年一批外资保险公司和银行撤出中国市场，主要是与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并非因为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相对而言，中资企业却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况。在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样本中，数据显示业务上的增长与中国入世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各有一半的企业表示这种变化与入世有关或者无关。而在业务维持现状不变的企业样本中，入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明显。约有71.4％的企业表示，业务的停滞不前与中国入世有关。在业务下降的企业中，有40％表示这种变化受到了入世的影响。2002年，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入世的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却因为入世而获得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从未来一年外资企业发展在华业务的计划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对”和“进攻”：不同的主题词入世一年来,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中获益不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者扮演着两种不同角色：中资企业倾向于“应对”，而外资企业则更热衷于“进攻”。通过对中选率最高的前五项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入世给中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企业更快地了解国际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金和更先进的管理、研发经验;提高中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第一年对于中资企业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年”。对外资企业来讲，中国入世以来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它们进入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赢取更丰厚的利润。统计表明，入世头一年，中国的出口和引资增长强劲。2002年的前8个月，中国出口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贸易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实际吸收外资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事实证明，中国入世让企业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繁荣。面对入世，中资企业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图十五显示了中外企业在中国入世第一年里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消极影响。中资企业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企业竞争力有限”和“外

第四篇：浅析中国入世后的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浅析中国入世后的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张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务日语专业，南京 21004

4摘要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商业制度环境明显改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三位贸易大国。贸易顺差连年扩大，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大量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贸易大国地位得以确立。然而，这些繁荣所伴随的贸易摩擦增多、外贸经济效益低下、环境代价高昂等不和谐音也日益突出。在此，本文将通通过浅析我国外贸发展中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外贸依存度、贸易条件以及产业竞争力等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计量检验和比较研究来分析入世前后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变化状况，进而探寻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为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献策。

关键字 贸易 WTO 外贸

1.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大力改革外贸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对原有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也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是对国有外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核定地方和外贸总公司的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各专业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与大部分省市外贸专业分公司脱钩;取消对出口的财政补贴，大力推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比例办法，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对国有外贸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1.1 我国的对外贸易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5097亿美元，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8年达到2561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4倍多。2002-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以年均25.9%的速度增长，7年进出口总值合计10.5万亿美元，占我国60年进出口总值的71%以上。

我国从小额逆差转变为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发展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1950-1977年，由于各年的进出口规模较小，各年的贸易差额也较小，其中新中国成立的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每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随着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和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相应的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67亿美元。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货物贸易的大额顺差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了长期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六十年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95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其中，我国的出口总值在1950年全球排名列第27位，经过30年徘徊到1980年上升到第26位，此后排名直线上升，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稳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

1.2 加入WTO

2001年9月12日至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提交总理事会审议。会议宣布结束中国工作组的工作。随后与会代表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中国的祝贺。这标志着中国将被这一世界最大的经济贸易组织正式接纳为成员。

1.2.1 WTO的定义

WTO是世贸组织的英文简称。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

2.入世前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及其比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化的加强直接促使了我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2.1 入世之前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外贸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主要是从政府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过渡，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国家逐步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20世纪90年代后，将外贸体制改革与调整汇率和 关税 等配套进行，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官方汇率与市场浮动汇率并轨。外贸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外经贸协调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2.2 入世之后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系统调整、清理原有法律法规，按世贸规则建立了新《外贸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配套部门规章的三级法律框架体系，使货物进出口管理实现了法律化和规范化;降低了 关税 与非 关税 壁垒，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等等。我国外贸体制在更加开放稳定透明、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日臻成熟。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的轨道;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外贸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涉外法规日益健全;外贸中介服务体系开始形成;外贸经营的领域和渠道进一步拓宽，总体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2.3变化趋势

2.3.1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5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其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平均为42.2%；进口主要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其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高达92%。60至70年代，我国农副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30%左右，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其中轻纺产品到70年代末所占比重上升至35%以上；同时，由于60年代初我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量进口粮食、棉花和食糖等生活资料，其进口约占进口总额4O%左右，对保障供给、解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要补充作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生活资料进口比重基本上维持在20％左右。

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断扩大，进口与出口相应增长。整个80年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进口所占比重都有大幅度提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达到49.7%，1989年上升到71.3%；同期，工业制成品进口也快速增长。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为65.2%，1983年提高到72.8%，1984-1989年，一直保持在80%以上。

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商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进口，对加快我国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110.9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扩大到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更多，1990年进口214.4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40.2%，1998年机电产品进口638.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5.6%。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进出口产品构成进一步发生变化，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高速增长，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2.3.2贸易方式不断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政府间签订协定、进行记帐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同少数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现汇贸易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的发展，在大力开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我国采用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进料加工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在技术进出口中还采取了提供技术许可、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对销贸易，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展边境贸易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在各种新型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发展最为突出。1981年加工贸易只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6%，一般贸易占93.5%。此后，一般贸易比重逐步下降，加工贸易则逐年上升，到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50.6%，1998年最高上升到53.4%，此后又开始缓慢下降，2008年回归到41.1%。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加工贸易从较小规模发展成长起来，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为推动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3.3 贸易伙伴多元化

建国初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51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2.9%，1952年至50年代末，都在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当时我国通过贸易和使用苏联政府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80年代末我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目前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我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78.4％。

2.3.4 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进入新千年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自2003年以来，我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迄今，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涵盖2008年我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等等，促进了双边与多边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同时，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秘鲁等的谈判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3.总结与展望

六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历了曲折艰难，也创造了辉煌成绩，在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虽然已成为贸易大国，但是距离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我国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扭转；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无力继续支撑大规模出口。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国际贸易实务 周连忠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1日

[2]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沈坤荣2003

[3] 中国区际贸易壁垒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王雷2003

第五篇：中国入世利与弊(精华)

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利与弊

【摘要】中国加入WTO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国际大财团的竞争，中国国内始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从十年的实践来看，权衡利弊，本人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看，仍然是长期利好。

【关键词】 入世 改革 发展 行业 利弊

一、入世十年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1、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世界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解决对边贸易争端的最重要场所，其成员贸易总额占全球95%以上。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诞生于1948年，经过60多年发展，特别是其间全球性贸易谈判，其成员从开始时的23个发展到目前130多个，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传统的货物贸易基础上，又进入服务贸易、只是产权和投资措施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相关领域的决议和措施经过反复的争论、实验、修补、日趋完善。可以说，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制定的一系列决议、规章、程序、办法、以及互惠互利、互相约束的机制已成为国家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加入WTO完全符合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加入WTO，从根本上说，就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是彻底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遵守“游戏规则”，并从中受益。中国加入WTO十年来，对世界经济体系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是长期利好

有人担心，加入WTO会冲垮民族经济。但事实证明，虽然短期的确受到了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但十年来，民族经济非但并没有垮，反而愈发的蓬勃向上，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所以，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利益仍然远远大于弊。

世界贸易组织现有130多个成员，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其中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入关”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但没有一个因为“入关”而导致经济冲垮。相反，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入关”，增强了竞争意识，学会了“与狼共舞”，竞争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很快就上了一个新台阶，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也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复。

中国曾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环境中，过去国家对企业的帮扶是有目共睹。虽然经过改革30年的磨练，但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很多方面还差得很多。加入WTO可以说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中国企业更多的接触国家市场，接触国外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当然，同时还有合作。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一个基本特征。

加入WTO对于解决国有企业困难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入世之前，国外曾有学者预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两个百分点。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从这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起到了非常显著，其作用之大，远远超过1000万个就业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无法衡量。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也学习到了国外大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经验，这是入世之前所无法想象的。

加入WTO，同时也使得中国开始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争取到了一定的发言权。入世之前，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现象很普遍，加入WTO后，合理的利用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这一问题公平地解决，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望，当然反倾销调查仍然存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同时，入世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国一年一度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审查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国际市场密不可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外贸易中外来直接投资。200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4743亿美元，年均增长13.5%，远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6.5%的增长速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增长到5%。，表明入世时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交往与贸易依存度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近十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十分显著。早在1992年，中国就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投资最多的国家，就世界范围比较，仅

次于美国。根据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1年9月底，入世之前三个月，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企业32.8万个，合资外贸金额7260.6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808.32亿美元。说明那时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经过了十年的入世发展，我国现在在某些产业方面也具有了世界级的竞争力，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入世对中国主要行业影响的利与弊

1．农业 加入WTO以后，提高“大宗商品配额”，即每年进口粮食的“配额”增加到2100万吨。在这2100万吨进口的数额之内实行的是1％一3％的低关税；2100万吨配额以上的进口继续实行高关税，但逐步从目前30％一40％水平降到2004年17％的水平。对中国经济影响比较大的首先是这2100万吨的配额，因为我国目前每年只进口300多万吨粮食，即使在最初两年进口配额只有700－1200万吨，进口的增幅仍然较大，这在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困难、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和我国农民收入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第一，2100万吨的进口仍然只占我国粮食总消费量的2％－3％左右，占市场交易量10％左右，不会左右我国粮食市场。第二，粮价下降，对农民收入有影响，但目前70％的粮食属于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受影响的主要是市场上30％的商品粮，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还是有限的。第三，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会对农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农业结构的调整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四，较低的国际粮价抑制国内粮价的提高，对于农民当前的收入是会有影响，但是对于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中去则会有用积极的影响。因为粮食价格降低，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降低，有利于工业的发展；通过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目前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第三产业的速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太可能继续依靠农业收入的增加，而主要将靠工业、非农产业的发展的话从中、长期来讲，对3亿农业劳动力和7亿农村人口是有好处的。

2．汽车业 入世前，许多人认为一加入WTO，汽车的关税就会降到0，从而对中国的汽车业将是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加入WTO，汽车价格并没有马上下降。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轿车价格也只比国际市场高出20％－50％。投资、服务方面的冲击可能要大于价格冲击。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另外，与汽车制造相比，中国在销售服务方面与国外差距更大。在研究开发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国外像丰田、通用这样的大公司，每年研究开发经费高达50－60亿美元，而中国整个汽车行业的研发经费加起来才不过十几亿元人民币。设计开发一个全新的车型需要研发经费20亿美元，改型要1一2亿美元，中国的研发经费只够改型，可以说，虽然近十年汽车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方面还无法与国外竞争。如此看来，我们唯一可以与国外竞争的可能是汽车的维修服务方面。台湾由于有了很健全的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因而在汽车保护关税降得很低的情况下，其汽车进口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总之，WTO对汽车行业的冲击是全面的、但也决不会一下子被冲垮。我国汽车企业抓住这个十年发展的时机，完成转型，使中国的汽车业上一个新台阶。

3．电信业 电信业实际上也并没有让外国公司长驱直人。我国入世时承诺的条件是在6年内取消对流动电话进口的限制，在2年内允许外资进入移动电信业务，4年内可以进入基本电信业务。在基础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25％；增值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30％。但是这些“进入”在品种、地区、程度、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移动电讯、基本电讯业务这个领域里，不是让外资独家经营，而只是允许他们参加合资企业的投资。因此，我们承诺的主要还是允许他们参股办合资公司，而不是由他们来控制我国的电信业。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利大于弊。当然外国公司会得到一定的收入，但这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并不是很大，相反可加速我国电信业发展，跟上国际信息产业发展步伐。

4．金融业 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领域是金融业，金融业实际上和电信业的情况差不多。在银行业，首先是在各地允许外商开展业务，主要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各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业务主要是他们能对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做外币的业务。一定时期之后，会允许他们经营三资企业和外国人的一些人民币业务，目前在上海、深训已经在逐步放开。但这种人民币业务，主要是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而如果外币不能和人民币直接兑换，很多人还会愿意把外币存在中国银行。而且，外资银行在什么地方可以开展业务，还是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限制是很大的。第二，金融领域里的另一个开放是允许外资搞

合资银行，股份可以占到50％，也有一定的限制。

5．保险业 保险业的开放速度稍微快一点。人寿保险公司外商持股比例入关时达到50％，一年以后达到51％；在非人寿保险和再保险领域，外商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且在两年内成立了全资的分支机构，经营一定范围内的保险品种，也不是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可以由他们来经营。

6．关税 这是另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领域。中国同意降低农产品的关税，在有些领域里降得比较多，比如化工业、医药产品降到跟其他国家一样5％－6％的关税。应该说降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这个影响我们也要通盘考虑。中国过去名义关税比较高，但实际征收关税的比重很低，每年只有3％－5％。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由于我们实行了各种关税的减免、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大中型企业进口先进设备的优惠政策等等，以及对原材料、来料加工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实际上我们关税征收的比重并不大。并不是说降低关税就没有影响，而是说它的实际影响比起数字所显示的程度可能要小。比如，象汽车这样的工业，关税的下降，对整车组装业的冲击较大，但对零部件生产厂家可能有利，整个汽车工业的就业可能会有较大的增加。

现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为14％，发达国家为3％，WTO成员国为6％。可见，中国的降税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的，不是让步；而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关税的保护作用在逐步下降。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全球化要求其零部件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如果关税不降到0，人家就不会到你这儿来生产，也就谈不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努力赶超的国家。

三、入世对我国改革和发展影响深远

从各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入世是有成本的，对有些领域是有冲击的，但是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对我们国内的体制进行改革，加快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各个领域，加强在各个领域里发展国内的竞争，提高各个领域的管理能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加入WTO对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各个领域市场竞争的发展很有意义，而且现在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业增长有积极的、正面的促进和推动。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市场对我国的产品更

加开放，贸易会有所增长、出口会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际市场做出了承诺，外国投资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对国内经济有好处。中国要走向世界，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

四、结束语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十二周年，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加入WTO的十年来成绩显著，加入WTO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有弊，但总的看，利大于弊。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利与弊、机遇与挑战、压力与动力, 我们都应坦然接受。从长远看, 我国“入世”所产生的不利因素都会转化为有利因素, 最终成为推动我国企业进步, 推动价格机制改革,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大动力。步入21世纪的中华民族, 必将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以开放的胸襟, 吸收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全面走向世界经济大舞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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