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政分开与合一》

第一篇：《论党政分开与合一》

《论党政分开与合一》 首先，党政分开是指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其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真正发挥党的总揽全局的作用，管好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管好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的分开，不仅包括执政党与政府，还包括与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分开，党政分离是实现自由民主的一项重要举措。实行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并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的水平。领导者直接包揽被领导者的事情，是把自己降低到被领导者的地位。党委包揽政府事务，就把自己变成了政府；包揽企业事务，就把自己变成了企业。党是政治领导者，应当做政治领导的工作。所以，党的领导应该是思想上的领导，而不是一切包办。其次，党政分开能够使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好自身的建设，做好党的事情。当然，党政合一是党委领导制的一种基本存在形式，执政党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对国家机构的领导。而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这种形式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党政分开与合一一起，才能解决好党政关系，才能有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果只讲党政合一不讲党政分开，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导致腐败行为的出现和蔓延；就会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使政府的依法行政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同样，无条件的党政分开不符合我国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过分地强调党政分开，就会出现淡化党的领导。

第二篇：准确把握“党政分开”内涵

一段时间以来，对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思想存在误读，这样的误读不是把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思想理解为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模式，就是

理解为党政要绝对分开——

准确把握“党政分开”内涵

2013年03月25日08:12 来源：北京日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涉及到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党政关系问题。所谓党政关系，就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30多年来，围绕着党政关系，人们主要形成了“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两种模式之争，其中包含着很多正确的观点，但也存有失之偏颇的看法。这其中就包括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政分开”思想的误读。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的政权结构以及党政之间的关系和苏联大体相同，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因而，中国的党政关系也是苏联的“党政合一”模式。由于苏联实行的“党政合一”弊端太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吃尽苦头之后，应在总体上放弃这一党政关系模式。对于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我们已经了解了其中有着很多的借鉴启发之处，这种党政关系的模式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内能够进行良性的运转，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照搬照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现有“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之外的第三种党政关系模式，即建立“党政分合”的新模式。

“党政分合”的新模式，就是党政关系既分也合的关系，有分有合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合”的新模式，要求我们对原有的党政关系进行一番分开和整合的重构，该分的坚决分出去，该合的坚决合起来。

首先，要进行“党政分合”中的“分”。“分”，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原有“党政合一”带来的弊端。1978年，邓小平根据几十年党政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党政合一”和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他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主题报告中指出，过去“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对此，必须进行改革，实行党政分开。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系统论述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指出，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发指示、作决定。”同年12月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邓小平说：“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职能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就只有最为基本的两项，一是提出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政治方向和目标；二是决定国家机关的重要人选。1986年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这说明，党政分开的基本要求，就是科学地认清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范围，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党委不再对行政进行干预，集中精力管好大事，从而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简而言之，“党政分合”的“分”，就是必须把政府的行政权从原来的“党政合一”那里分出来，确切保证政府职能的独立，让政府能够独立地进行行政的全过程工作。党和政府的关系应该这样“分”，党同司法系统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关系也应该这样“分”。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其次，重构党政关系要进行“党政分合”中的“合”。“合”，就是要坚持和保持党政关系中那些必须联系的部分，并要坚决地把这些部分整合起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提出党政关系的“合”呢？难道邓小平不是明明白白地主张“党政分开”吗？的确，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也要实行“党政分开”，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提出来的，而且在其后的80、90年代都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但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党政分开”思想，既不是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模式，更不是要把党和政绝对地“分开”来。过去，人们对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思想的解读，恰恰是错误的解读。这样的误读，不是把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思想理解为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模式，就是理解为党政之间的关系要绝对地“分开”。其实，邓小平讲的“党政分开”思想，第一，它不是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模式。因为，正是邓小平本人始终坚定不移地主张，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所有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团体组织中，必须保证加强和发展而不是削弱党的组织。邓小平从来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谈论“党政分开”问题的。第二，他也不是认为党政之间的关系要绝对地“分开”，邓小平只是强调要把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自治权等从过去的“党政合一”中分出来。而对于党来说，要始终掌握关于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确立政治方向和目标的权力，即重大政策的决策权；也要掌握决定国家机关的重要人选和出任重要职务的权力，即重大人事的推荐权。由此可知，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思想，不是单方面的、片面的思想，它实际上包含了党政关系既可“分”又可“合”的全面的认识观点。

从邓小平关于党政关系可“合”的认识观点出发，重构“党政分合”中“合”的部分，就是要在重大政策的决策权、重大人事的推荐权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和监督权这些领域，把党和政的关系更好地整合起来。这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党要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通过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工作，掌握国家的立法决策权和重大人事任命的推荐权；二是党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检察监督工作，党在政府、司法、学校、医院、企业、公司以及社会团体组织中的各级组织，主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检察监督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在各行业和社会组织中起着思想教育和监督制约作用的思想，是列宁和邓小平提出来的。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企业管理要实行“一长制”，厂长全权负责，党的组织不干预工厂中的生产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而只起到监督的作用。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坚决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等责任制，而让党委做好监督和保障的工作。党要通过掌握监督权和解释说服权，保证和实现党的领导。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三篇：教学合一与教学相长

教学合一与教学相长

大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教学合一”的基本要求：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教学相长”不仅被用以阐释教师“为教而学”的个人意义，还被用来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当前的教学改革话语中，“教学相长”中“长”的主体、内容、方式等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衍生了不少新意。就“教学相长”中“长”的主题而言，当前不仅看重教师成长，更看重学生成长。也就是说，“长”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教师主体，而是教师、学生两个主体。就“教学相长”中“长”的内容而言，当前不仅看重教师知识、学问的增长，而且看重教师拥有怎样的教育理想、教育激情、教育智慧和教育良知，也包括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教学相长”中“长”的方式而言，当前不仅看重教师的个人进步、自我修炼，而且要看重团队学习和专业发展共同体，同时也包括学生的学习方式、合作意识和能力。现在，用通俗的话说，教学相长是学生在茁壮成长，也应该推动教师茁壮成才。

第四篇：多规合一论论文

多规合一——我们要怎么做

121105035

尹雪梦

12城市规划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摘要近年来，“三规合一”，“四规叠合”等最后派生出的“多规合一”，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热点。最深层次的背景是从十八大以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实，不断影响着国家的规划体系的变革。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一张蓝图干到底”。2014年初，国务院正式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联合启动了市县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2014]1971号）》提出开展市县空间规划改革试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多规合一”，是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相呼应的是，近些年全国各地纷纷根据自身在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需要，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实践工作。其中以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河源、云浮等城市的实践较为突出。关于多规合一的理论探讨有很多，正式发表的论文也以指数增长。规划师们也热衷于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但是作为规划师本身这一群体来说，多规合一对我们或者是当今的规划师们是有怎样的的启示和要求是什么？

对我来说思考主要有一下四点：第一，多规合一要怎么合？以往的两规合一、三规合一、四规叠合等上海，深圳，广州，重庆等都积极地在尝试、探索，但客观的讲，影响并不大。至于“多规合一”和其他规划的关系，是不是用一个规划把三规、四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是不太可能、不太容易的。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多规合一”，多出来的这个“一”和其他规划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些地方的规划过多、过滥，搞了那么多规划却没有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地方政府对规划，尤其是空间规划的实际管控能力并不强，已经在说这个问题了，现在又冒出一个规划，那这不是在做加法么，这是很大一个悖论。这1和2、3、4、和其他规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讨论、去研究的。第二，多规有谁来做？据目前了解的一些情况，在市县层面，“多规合一”的牵头组织多是市政府或者“多规合一”工作小组等等。这个很好理解，不管哪个部门如何强势，真正在协调各个区县、各个乡镇、各个部门的时候，它的综合协调能力总是有限的。各地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市级层面，怎样去搭建这样一个构架去领导这个工作是必要的，逃不开的。即便有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具体在牵头组织的时候往往还是一个部门去做，那么像发改、住建、国土、环保等都在考虑之列。如果现在强调“多规合一”，如果把“经、城、土、环”各个规划都融进来的话，那么单靠以往规划院做城市总体规划的技术力量，还是有些不足的，那么在多专业的协调合作上还是很有必要要针对各方面相应的加强。第三，要做些什么？首先就是规划期限一定要统一。各种规划近期、远期什么的都不样，合一必需先统一规划期限。然后就是编制内容，以往的两，三，四都是在城规和土地以及协调方面下功夫。具体多规合一的内容，在深浅上一定要掌控好，过深，完成不了，过浅，起不了控制引导的作用。第四，就是有谁来批？这个合一是以什么形式存在，法定还是非法定呢？如果是法定的，那又有谁来批呢？如果把这个“多规合一”放在上级政府或地方政府来批的话，那么另外几个规划经、城、土、环由谁来批？一场创新，一场改革，实施起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层面的。

对于规划师的要求我大概有五点体会：首先，多规合一的出现：对传统规划模式的反思。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多规合一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现有的这些规划它在内涵和外延有重叠，那么在实施上产生一定冲突。而多规合一它本身就是对传统规划模式的一种修正，或者叫纠偏。像各类传统规划，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些规划相应的立法，包括各类规划的具体编制办法，由规划师编制出来并且得到审批的。那么这样一种规划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我们一定思考背后存在的根本性的原因，我们才能知道现有这些规划它如何进行一种协同。

其次，多规合一需要从地方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多元化的解决策略，构筑开放的体系。从实践上来看，通过和地方政府座谈以及一些项目可以发现，多规合一的出现，完全是目标导向型的。就是说地方政府作为规划实施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城市做的土规和城规的图斑比对，是因为其建设部门和国土部门在具体规划中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因素，更多的会联系到具体业务上。地方政府的诉求是更多样的。在这样一种规划背景下，多规合一并没有一个立法来指导，也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划编制办法。实质上大家都在摸索之中。规划师如果要做具体的某一个地方的多规合一规划，也需要构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在这种动态过程中不断摸索。所以多规合一规划的编制需要一种多元化的解决策略，就是说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第三点是规划师需要对市场前景进行理性的展望。从规划编制的市场的前景来说，多规合一规划是一种新兴业务，但是最后会不会成为各大规划院的一块主体业务？现在有些多规合一的信息平台，试图在今后所有的规划数据自动在系统里进行捏合，不会产生冲突。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今后还会继续有多规合一的必要？另一方面，如果规划的这种编制以及这种实施的体质机制有所变化，今后是不是还会有像今天这种多规合一的规划？这个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来进而对行业趋势有一个深入的把握。

第四点是规划师需要在多规合一的热议下对其进行冷思考。多规合一现在看上去非常火，但我们一定保持一种冷静、有理性思考。因为我们作为规划编制工作者，长期以来有一种宏伟式蓝图这种工具性的思路，就一定是做出一种蓝图，一定要让它落地，但是为什么规划没有落地，背后就是很多国家管理体系的问题。从多规合一的诸多案例来看，其编制与实施都有鲜明的地方性的特点。特别是在规划领域，纵观全球，规划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那如果说规划界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那就说国内外专家都认可的一句话，就是“规划是政治（planning is politics）”。规划本身不是一个技术工种，而是一种社会治理途径。我们一定要把多规合一放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来看，其构成要素有前端后端，有不同层次的内涵和外延。在这种背景下，尤其需要联系到我国存量规划的发展趋势的核心，规划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一是基于海量数据，二是基于现有的各类规划资料。如何通过多规合一的手段实现存量规划下城市发展精细化管理，这是今后管理发展的思路。

最后联系到规划师本身，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在这一领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第一点是技术。现在有很多新型技术不断涌现，规划师应合理应对，不一定要掌握各种新技术，但一定要了解技术发展的方向，一定要了解行业的前沿趋势。第二点是理念，特别是需要联系到国家治理能力。规划师不止是画图，一定要懂整个政治背后运作的模式。如果规划师只局限于规划编制本身那一小块知识，编出来的规划一定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完全不具备可实施性。第三点是对市场和行业的认知。多规合一是一种非法定规划，没有资质要求。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规划师一定要思考自己有什么核心行业竞争力。如果数据处理或信息咨询公司掌握了相关技术手段，又掌握了规划的编制方法，还能嵌入各种新的理念，那么传统规划院应该在这个业务领域如何应对？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却是关系到行业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多规合一是对现有规划体系的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协调。我们以及规划师需要跳出现有编制规划的知识结构的小圈子，以更开阔的视野去看问题，从而把握住该业务的发展方向，并动态的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篇：论强化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与思考

论强化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与思考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权力的制约应与权力同生共存。而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就必须建立起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求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负效应。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把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事求是是个关键，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个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新历史责任。我们的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是本级领导班子的中枢，在决策中属于核心地位，对一个地区、部门、部位的全局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重要的组织保证。但在历史的转型期间，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由于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的各种诱惑不断冲击，广大党员干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党政主要领导更是首当其中，面临着严峻考验。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处理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党政主要领导所占比例独占鳌头。据有关资料显示，某省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省县级以上党政“一把手”因经济问题受处分的就有32人，其中，有21人被判刑，占65.6%，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的趋势，由此可见其社会影响力和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是各级党组织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大事。

一、强化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是新历史时期我党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1、加强党政“一把手”监督，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执政党，其领导干部的领导素质直接关系到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政“一把手”长期受党的培养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是实现党的文革政策，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十分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团结带领群众去开拓创新，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贡献。如果对党政主要领导监督管理不严，导致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既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党事业的损失。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的监督管理，是对领导干部本人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是保护党的财富、健全党的肢体、推动党的事业需要。

2、加强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党政“一把手”是班子之首，事业之帅，在领导全局工作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负有重大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一个班子的权威、形象和战斗力，决定着一个地方三个文明建设的成就，影响着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党政“一把手”自觉接受监督，群众口碑好，就能为整个班子树立好的榜样，增强班子团战斗力，才能提高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水平，上下形成合力。反之，如果自律意识不强，组织又对其监督管理不力，就可能造成一言堂，影响班子团结和班子整体形象，降低班了科学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造成工作重大失误。

3、加强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各种法规和制度还不是十分严密和健全。同时，在“四个多样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的今天，迫使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必须集中于经济建设，需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加上党政“一把手”位高权重，一些人往往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拉拢和引诱，寻求自己的保护伞和谋求不正当利益。干部和理想信念受到严峻考验，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如果领导自律意识不强，经受不住各种考验和诱惑，就会产生以权谋私的想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党政“一把手”把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原则套用到手中的权力上，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商品化，导致权力腐败，违法乱纪。更严重的是由于自硬，出现上行下效，导致集体腐败、串案、窝案的发生，严重干扰党的事业。近几年查处的“一把手”经济受贿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人放松政治素养的提高，党性原则不强，长时间把握一个部门的决策权力，且集中在一个身上，属地社会关系网严密，隐蔽性强，犯罪数额大，一时难以发现，都是在日后因其他案件暴露而牵出来的。

二、当前对党政主要领导监督面临的困难

;在社会主义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制约、政府职能转变、干部监督机制相对比较滞后，“官本位”的文化积淀依然存在，个别地方存在“一把手”一支笔签字，一张嘴说了算，民主决策流于形式现象。同样，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对权力的监督也很难落在实处。在基层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纪检监督部门，一概都由“一把手”领导，稍有不满，就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实际上，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是当前干部工作的瓶颈，也是我们党内反腐败工作的制高点。当前，在对“一把手”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有：一是监督制度较多，但执行力度不够。任何制度就其本身实质来讲，是一种手段，它因人而存在，也因为人才使制度成为规矩。应该说当前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制度已建立不少，且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但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落后难等较多缺陷。一些制度规定原则性要求多，实际操作具体条款较少，成了挂在墙上、锁在柜里的台帐，如规定重大事情由集体研究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个分工相结合，但哪些是重大事情，什么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什么情况下由个人分工负责，没有具有规定。一旦规章制度制订以后，执行起来就缺乏严肃性，基本流于形式，有的形同虚设，未能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有关部门也缺乏新形势下权力运作模式的总体研究和党政“一把手”赋权和约束用权的综合措施，“消防队”作用明显，出了问题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权力的健康运作。二是上级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目前我们普遍实行以上级党委、政府和专门机关监督下一级党政“一把手”自上而下的监督体制，纪检监察部门独立职责发挥欠缺。实践证明，这种监督体制在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这种监督体制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由于监督对象多、监督内容广以及不正之风的干扰等原因，上级对下一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本来可以进行直接、有效监督的专门机关，难以对同级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三是群众监督难度较大。首先，政务不公开，群众无法监督。一些“一把手”群众观念淡薄，不愿接受群众的监督，重大事项群众知情权少，群众参与不了决策，无法实施监督。同时，缺乏群众监督的制度保障。政务公开和办事透明度还不够高，群众不能实施决策前和执行中的监督，即使群众进行监督也往往受到当事者的打击报复，影响了群众监督的社会环境。四是自我监督意识不够强。个别“一把手”位高权大，民主意识淡薄，第二人称“你”用得较多，意识中只有你们要如何如何，可能很少想自己应该如何，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养尊处优，独断专行，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扭曲，挡不住金钱、物质和美色的诱惑，经不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喜欢居高临下，听不进不同意见，在重大问题决策和干部任用上，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有的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自己不错，别人无可挑剔，用不着监督。工作中做出一点成绩，便飘飘然然，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拒人于千里。还有的认为接受监督会影响自己的面子和威信，喜欢听赞美之声，不愿听逆耳之言，把上级的监督视为对自己的不信任、不放心，把同级监督视为跟自己过不去、找别扭，把下级监督视为自己丢面子、失威信，从而有意无意地抵制或回避各方面的监督。

三、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1、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执政为民”教育，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最重要的是提高党政“一把手”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关管理职能部门要教育其真正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清醒认识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资本，权力同时也有较强的腐蚀作用，要做千锤百炼的“不锈纲”，切实提高素质，这是强化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最基础性的工作。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马，明确“入党为什么、岗位干什么、为民做什么”问题。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旧体制交替的条件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如果对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丧失警觉，放松思想改造，发生变化和错位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所以，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的问题，要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了服务的思想，坚决反对金钱至上的奢糜享乐的思想，把实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和最高价值。要不断提高对自我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按照“自尊、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经常反思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自我警钟长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上级党组织要切实改变征选拔轻教育的倾向，通过典型示范等方式，督促和鼓励党政“一把手”加强自我监督。

2、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突出监督重点。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重点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所以，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廉洁自律的方面，而且要对重要决策实施监督。在重要问题决策、干部人事安排、投资立项的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直的损失，比公款吃喝、多占住房等腐败行为造成的损失大得多，有的甚至是无法估量的。一是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实施监督。主要监督在制定发展规划等决策时是否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是否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客观公正地选贤任能；是否按程序办事；充分发扬民主，不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是否带头抵制和制止拉关系、走后门、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等恶劣作风。要坚决防止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不按程序办事、搞不正之风等行为。三是对项目的立项、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实施监督。主要监督在大额度资金使用、工程立项和其它经济活动中是否遵守财经法规和制度，是否以人民的长远利益为重，有无乱收乱支、挤占挪用、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等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行为。

3、以改革的魄力，创新监督机制。目前监督机构实行的是以横向同级领导为产，纵向上级领导为辅的体制，这种体制已经不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强化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监督的需要，也不适应党的监督机构所承担的职责与任务，必须加以改革。相对独立性是监督机构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和作用的前提条件，对监督机构的领导只能是上一级的授权机关，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指挥、干涉监督机构的工作，一定要独立于被监督者之外，他们的选任、调动、奖惩以及各种福利、报酬的获得必须分离于被监督者，由授权机关决定。监督职能垂直管理，独立行使职权，减少来自横向面的各种干扰，调动专职干部的积极性，这样，监督效果会有质飞跃。

4、各级领导班子形成责任合力。一是领导班子内部要形成一种原则制约，使“一把手”置身于班子之中。领导班子成员经常在一起，其思想、工作、廉政等方面的情况比较清楚，大家心中都有数。班子成员的相互监督，比其他监督形式更直接、更有效。要克服各种消极心理，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民主制中制，在人财物等重大问题拍板决策时，做到集体决策、集体把关，从组织原则上将党政“一把手”置于集体监督之中，防止独断专行。另外，民主生活会是班子内部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进行监督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有效途径。二是加强群众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具有广泛怀、敏锐性、自觉性等特点，从而决定了这种监督制约能够有效地避免权力被滥用。要推行政务公开，方便群众监督，同时要严肃处理对监督群众的打击报复行为，创造群众监督的良好社会环境。三是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社会舆论具有公开性、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因而它在监督制约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依法保障社会舆论的调查、报道做到以内容真实准确为宗旨，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正确有效在发挥监督制约的作用。

5、查处力度要加大，保证监督有效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在重视和完善现有制度在监督中作用的同时，要落实主要领导责任人制度、审计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任期交流制度、能上能下制度、思想工作汇报制度、诫勉谈话制度、民主评议干部、推荐干部和用人失策追究制度，以及财务审批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收受礼品登记制度、群众举报制度等。更重要的是还要逐步建立健全党政“一把手”施政行为为公开制度，哪些工作应向社会公开，什么时间公开，都应有严格的规定。要注意抓好对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加在检查督促的力度，切实纠正在执行规章制度上搞特殊人、“制人不制己”的行为。要认真做好对违法乱纪的查处工作，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徇私情，不管涉及什么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阻力，都应坚决一查到底，以显示法制和纪律的不可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