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申论热点标准表述：二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最终版）

第一篇：2012年申论热点标准表述：二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最终版）

申论热点标准表述：二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背景链接】

自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关停24所农民工子弟小学，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事实上，这类事情当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宜孤立的看待。对城市里迁移来的贫民（农民工）“犁庭扫穴”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关闭学校只是其中一环。

【理论背景】

在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

2010年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标准表述】

[现状]

朝阳区措施

朝阳采取两种方式分流学生：如果分流孩子可以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如果没有借读证明，教委会将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学校。今年的收费标准为350元/学期，教材免费。

海淀区措施

海淀区红星小学、新希望小学关停后，其所在地东升乡政府工作人员告知家长，要求家长自行办理“五证”，随后可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

所谓“五证”是指，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五证’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是一道高门槛。”多名学校负责人直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家长，大多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不少靠拾荒为生，根本无法做到“五证”齐全。

截至昨日，红星小学1400余名学生中，只有70余人的家长办齐“五证”，申请进入公办学校。新希望小学800余名学生中，只有100余人申请。

“还有100多名学生家长，无奈地表示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剩下的600名孩子，还不知道学校已经被拆了。”

[深度分析]

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一方面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另一方面为打工子弟入读公办学校设立障碍，甚至宁愿压缩公办学校数量，也不让打工子弟就读。另外，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也不均衡。市区内的公办学校生源不足，打工子弟集中的城乡接合部的公办学校，供不应求。

[措施]

中公教育专家总结如下措施：

第一，取消城市学校对就读学生的户籍要求，凡是在当地居住满一定年限（例如一年以上）的学生，均可就近入学和参加升学考试，外来人口子女与城市学生平等地享受城市教育资源。

第二，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大中城市，继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努力实现包容辖区内所有适龄学生的目标。

第三，解决法规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矛盾，农民工流入地的政府有义务为农民工提供义务性的教育，要规范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要减免相关的费用，做到收费基本上和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第二篇：申论热点-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初探

申论热点范文-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初探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和尽快解决。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的问题，虽然逐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收效甚微。那么，原因何在呢？一是长期形成和执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致使地方政府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办学经费不落实。二是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政策较难操作。三是教育公平发生偏差，部分学校和教师歧视农民工子女学生，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工子女学生与城市学生同等的一些受教育权利。如农民工子女学生不能参加学校或当地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不能参加“三好学生”评选，甚至不能参加体育比赛，等等。四是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弱、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有的地方甚至百般阻挠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兴办，或武断地加以取消。五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大部分还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面对城市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昂贵的求学成本，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把“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无奈地藏于心间。

(二)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2003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北京市接受务工农民子女学校时写下的，深切地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农民工子女的无限关怀。农民工子女应和城市儿童少年一样得到同等的尊重，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益。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难问题。

1.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首先是要认识到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要认识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正成千上万地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再次要认识到农民工子女非常懂事，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总之，农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建设者，政府义不容辞地有为他们提供教育的责任。

第三篇：38篇申论标准表述 汇聚申论热点-农民工就业问题

“农民工就业问题”背景：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1.3亿人。2008年末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经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对农民工就业造成影响，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工作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就业信息不对称。由于规范的农民工劳动力的市场中介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工主要是从亲朋好友、熟人关系那里获得就业信息，信息来源有限，有些甚至是误导。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主要是以熟人群体为基础的，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不充分。由于政府行为的缺位，加之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就业中介体系，这种以“投亲靠友”为主要特征的就业渠道，使农民工择业缺少确定性，随之不断地更换工作，在不同工作间、单位间、行业间、城市间频繁流动。由此带来的是：农民工在单位内的身份是临时工，没有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工龄也不被累计，难以享受连续性的社会保障政策；习惯于短期行为而不断“跳槽”，心理上没有归属感，使农民工难以建立一个较长的人生预期，形成不了工作经验、职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累积，走出不了城市中的底层环境。

二、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工种受到限制。一些城市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工种限制、先城后乡控制等。有的城市规定用工单位招用外劳力，必须先公开招聘本市的劳动力，招聘不足，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方可招用外劳力。有的城市将行业工种分为可使用、控制使用、禁止使用外来劳力三类进行管理。由于就业歧视的存在，农民工群体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三、农民工就业技能障碍突出。除了外力限制，农民工就业最大的障碍来源于自身的缺乏技能。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而在西方国家中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中级工占50%左右，初级技工占15%。实际上，大多数初次出门的农民工都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力气活，初级工也是城市居民多。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的主要原因，除了输出地职业教育跟不上、用工单位不重视工人培训之外，与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也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一、强化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就业有门路，求职有信息。针对农民工节前返乡时间提前的情况，一方面，要求各地加强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各地要大力开发本地岗位，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二、开展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储备技术人才。针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用工需求带来冲击的影响，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因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和尚在城镇继续找工作的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并按规定给予相应补贴。

三、落实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形势稳定。针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允许阶段性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允许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等等，鼓励困难企业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实现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

四、制定落实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对有资金技术和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各种创业服务。

五、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保障农民工求职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以职业中介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取缔“黑中介”和加强对职业中介的监管，规范用人单位招工行为，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创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

六、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农民工是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耕地仍然是他们的基本保障。违法流转的农民工承包地，农民工要求退还的要坚决退还；因长期占用不能退还的，要负责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返乡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收益。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

（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主要从事与产业工人一样的工作，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考察，我国明代中后期在江浙出现的从事纺织业的雇佣劳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具备了现在农民工的性质。在古代，农业属绝对的第一产业。当时绝大部分的人都从事农业生产，那时候工业还没出现。即使到了清代有所萌芽，由于其规模很小，也不可能有“农民工”的产生。所以随着后来第三产业的发展，有部分闲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就形成了早期的“农民工”。随之“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很少，对当时的科举考试并无大的影响。科举制度并没有像现在的教育体制一样划分地域，而且农民工子女数量很少，所以问题并不突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农民工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住所后，开始将孩子带到身边，于是在城市里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经历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拒绝排斥，到后来的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被有限接纳，经历了10多年。据估计，全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超过1．3亿，约有300多万农民工子女面临受教育的问题。

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1．农民工子女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前不久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一年，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在调查中，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 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有的临时租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便，学校与家庭联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脱离父母监护问题非常突出，课余时间及往返学校途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充分保障。此外，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入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4．民办学校境况堪忧。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学生安全和办学质量都没有保障。这类学校的办学者多为初、高中毕业生，其目的多以营利为主，授课教师多数是劳动市场的招募人员。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消防隐患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

第五篇：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现状：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权利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对农民工子女发出的100份调查问卷中发现，70.41%的孩子是在家长先行安顿好后再到城市的，56.12%的孩子是与父母一起住，并有稳定住房。这其中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环境的上已有所改善。但在针对家长的问卷调查中同时显示，受访农民工夫妻双方都在外务工的占58.33％，经常更换地点租房的占37.5%。有4.17%的家长表示其子女曾有过停学或休学的情况。在农民工子女择校时，16.67%的家长表示“做了多方面努力学校才接受”，4.17%农民工表示孩子在选择学校时曾“遭受到学校拒绝”且情况很严重。并且在有的学校甚至存在“择优录取”的现象，这也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一个障碍。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经济收入微薄，社会地位较低，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闭塞的偏僻农村，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与父母一起无稳定住房的比例也占到了40.82%。这些都揭示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中存在的种种十分艰难的问题。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超出了许多城市公办学校的承受能力，民办学校仍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一个主要渠道。而因为涌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迅速增多，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公办学校难以敞开接受全部前来报名的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的教育条件又令人堪忧。此外，在入学问题上，费用是首当其冲的。在针对家长的问卷调查中显示，24名家长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25％的家长认为学杂费用收费较高，4.17%的人提出有学校收取借读费或赞助费且费用偏高。按照现行标准，农民工子女不管上什么学校，都是要交费的。在公办学校借读，要交借读费。至于私立学校，收费标准不一，也不透明，很难统计。在费用问题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面临三大难问题：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一般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就读公办学校却因为户口的问题，使得孩子根本不能和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第三是一些为农民工子女专门办的学校却因为工商部门对于学校的定性和自身办学经费的问题而常常出现运转困难，这一类学校的本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而在是否愿意将孩子送入政府开设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或者学校建立专门的班级问题上，37.5%的家长愿意，41.67%家长表现为无所谓的态度，20.83%的家长明确表示不愿意。而33.67%的孩子表示愿意入读此类学校或班级，52.04%表示无所谓，有14.29%明确表示不愿意。

原因：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采取回避态度。

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还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当地主管部门只得采取排斥和关闭的办法，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出于对农民工进城数量增加的担忧。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于单身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因为他们只提供廉价劳动，来去自由，由于没有子女和家庭的负担。可是一旦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日常工作，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甚至对于城镇公共设施供给的压力。我国义务教育体质城乡分割，影响农民工子女教育。

尽管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在对农民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而且也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逐步加以解决。但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

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的受害者就是这些在城市打工就业的农民的下一代。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农民工子女教育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享受义务教育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这完全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

那么，就上述体制矛盾上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各级政府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否能够从心理上把他们与城里人公平对待，并逐步从体制环节上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矛盾。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教育造成困境。城市中学校数量不足，难以完全容纳农民工子女就学，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以及一些城市户籍的开放，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流入城市，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需要城市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但现实情况却是城市中的中小学数量很有限，难以完全满足这一群体的就读需求。同时城市农民工子女转学时面临高额“择校”赞助费的问题也使很大一部分人不得不做出辍学的选择，从而失去了再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目前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市、县、乡财政管理，城市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没有户籍，无法享有到这部分教育经费，因此，城市农民工子女上学所需要的额外增加部分的教育费用，公办学校自然难以承受。一定时间与范围内，在流入地政府公办教育资源有限、财政无法转嫁、较好的办学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要满足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对教育的需求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流入地政府对其辖区内公办学校的许多额外收费和变相拒绝农民工子女求学的行为不得不采取默许的态度。这就使得一些低收入的农民工子女仍然无法到公办学校就学，只能选择到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另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来到城市工作生活，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但其户籍毕竟还在农村，这就使得其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断裂的真空地带，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孩子享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监管机制不健全，乱收费现象仍比较严重；政策法规不完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得不到良好保证。国家对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问题的规范,开始是在1996年颁发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中体现的。其中的部分条款,明显地反映了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城镇流动人口子女与流入地的城市居民子女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性。如第六条规定:“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凡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流动期间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流入地学校或教学班、组,可以向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两条规定限定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两个基本条件:户籍与缴费。反映出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即使他们进了城上了学,仍然被拒之于优质教育之外。这种情况直至2003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才有了转机。文件明确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接收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学校不得违规乱收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酌情减免费用。

但实际上,现有关于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保护的法律由于规定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也没有明确的制约和惩处措施，使农民工子女的城市教育得不到保障。

政策、制度的不健全是很多流动儿童失、辍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农民工子女在离开农村

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动,其直接后果是流入地接收的流动儿童越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就越大,所以往往以地方财政困难为由,排斥外来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民工的不稳定性，导致其子女受教育的不稳定。城乡教育差距以及来自城市的歧视偏见。

一般来说,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大多是从农村的学校转入城市学校,他们在进城前的文化基础较差,城乡之间所采用的教材版本不同,教学进度不同、教学方法不同以及学习环境不同导致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适应的现象。一些心理问题也随之产生。农村工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家庭经济相对比较拮据。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报告,要使这种背景下的儿童获得与环境背景较好的儿童同样的发展,就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更好地对他们实施体现差异的教育,以便实现实质上的教育公平。但我国对待农村儿童的教育,却常常采用降低资源配置标准的做法,放任差距的扩大,致使最需要接受优质教育的农民子女,只能得到比较差的教育资源。如农村学校的教师编制标准、城镇流动人口子女的教学条件和授课要求等都比城市学校低。那些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由于“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而被排斥在城市的教育体系之外,他们入读城市的公办学校需交纳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或者只能进入条件低劣的打工子弟学校,无法享受和城市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公办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在缴费、教育教学、评奖评优、入队入团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据调查,很多已进入公立学校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享受到的教育待遇和流入地孩子相比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校把流动人口子女单独编班、不计入考评的对象。二是在处理城乡学生的矛盾冲突中,偏袒城市孩子;在学习辅导上,对农民工子女缺乏耐心。三是由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本地学生经常会从他们身上寻找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因此,在学校、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负面环境中,许多农民工子女产生了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扰和压力。

在城市所遭遇的不公待遇,城乡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使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强烈不平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因此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有些教师因为利益驱动,对借读生的学习放任不管,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学习起跑线上就输给城市孩子。他们无法改变现实,只好以消极的方式——厌学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歧视是对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插班到公办学校读书,或多或少的歧视让刚刚萌生思想的孩子对自身的贫困有了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他们因此与社会产生隔膜、对抗甚至仇恨。一些地方专门设立的“民工子弟学校”或在公办学校内部单独编设“民工子弟班”更是对农民工子女贴上了“标签”,这些孩子会意识到自己是城市里的“异类”,是需要“隔离”起来的特殊群体。心理专家认为,十二三岁以前的孩子心智很不稳定,本身自我认识能力差,容易夸大问题的性质,凭自己想象走入心理“死胡同”。而13～18岁又是青少年的心理危险期。这个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心理容易趋向偏激逆反。

城乡物质条件的差距,很可能对初进城的孩子形成较大的心理冲击。未成年人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获得自我肯定,在本能地与外界、同龄人的比较中容易陷入心理落差的困扰中。有的学生为了缩小差距,竭力从外表上改变自己,染头发、穿奇装异服,有的则自暴自弃,在打架、玩电子游戏等事情上显示“另类”能力。

不安全感、对环境的不适应、爱的缺失造成他们情感的匮乏。如果缺乏及时疏导和治疗,可能造成他们成年后生活的痛苦,重则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社会行为。

四、解决措施 1 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教育体质。

允许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 户口，尽快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逐步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 籍制度，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在政策上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性，降低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门槛，创造有利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多的向“上”流动的 机会。同时配套改革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制度，淡化包括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规定中对户口的特殊要求，逐步剥离在“城市户口”这一身份标签上附着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实现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主体平等。

要建立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义务教育体制，而不能只从政府利益、行政管理方便不方便角度出发。以人为本就是以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为本，他们到哪里，就由那里的政府解决义务教育问题，防止两地政府互相推委。义务教育是国家的意志和行为，每个地区、各级政府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范和扶持。加强农民工子女幼儿教育，减少与城市儿童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