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支持公诉的角度看侦查阶段之证据收集
从支持公诉的角度看侦查阶段之证据收集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由控诉、辩护、审判三大职能构成的。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认为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时，由检察长或其指派的检察员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所谓支持公诉，就是检察人员在法庭上根据事实和法律，支持检察院对被告人的诉讼主
张，揭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监督法院依法进行审判，最终使被告人获得应有的刑事惩罚。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时，人民检察院均应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但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不派员出席法庭。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法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证据证明自已的诉讼主张并要达到一定的证明程度，具体表现为：a、宣读起诉书，代表国家指控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审判；b、讯问被告人；c、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d、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末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检查、勘验笔录及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向法院提供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e、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全面阐述公诉意见、反驳不正确的辩护意见；f、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g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况予以证明；h依法从事其它诉讼活动。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公诉人）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公诉人举证应围绕下列案件事实进行：a、被告人的身份；b、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为被告人所为；c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结果，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d、儿罪集团或共同犯罪案件中参与犯罪人员的各自地位、作用和应负的责任；e、被告人有无责任能力、有无故意或过失、动机、目的；f、有无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有无法定的从重或从轻、减轻及免除处罚的情节；g、犯罪对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去向和数量；h被告人若全部或部分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其否认的根据和理由能否成立；i、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查清上述案件事实，是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向法庭举证和论证所举证据的证明作用。证据是支持公诉的基础。公诉人用以支持公诉的证据基本上都是来自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通过讯问、询问、检查、勘验、搜查、聘请专家鉴定等手段获得。能否成功地支持公诉，取决于侦查取证质量的高低，高质量的侦查取证是成功地支持公诉的基础，归根结底就是侦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应符合支持公诉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既对公诉证据提出了质的要求，也提出了量的要求。同时该法第43条还规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因此，支持公诉对证据的基本要求是确实、充分、合法。所谓证据确褥，就是指证据如实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实真相，是客观存在的，是与犯罪事实关联的、具有明确针对性，对犯事实的全部或某个部份有其证明作用；所谓证据充分就是指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即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据齐备，能够证明构成犯罪事实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目的、行为、情节、结果等。证据确实充分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从证明个案来说是质和量的统一。但是，无论如何确实、充分的证据，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说，其来源还必须合法。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顺利实施的法律。如果取证程序违法，势必影响所取证据的客观性，必然要加入侦查人员的主观成分，这样得来的证据，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从而起不到其应有的证明作用。
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时应注意：
1、树立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均要收集的观念。由于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相当多的侦查人员一般只强调收集有罪证据，忽略“无罪证据”的收集，有的甚至回避收集“无罪证据”，省得给自已添乱。这样做是很不利于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因为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个体差异性，有时侦查人员认为是“无罪证据”而公诉人可能会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有罪证据，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证据，如果末收集，那也是不利于公诉人对案情的了解，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的，若该无罪证据被辩方出示，往往会造成毫无心理准备的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被动。
2、言词证据的收集要注意创造取证的环境，只能稍加提示，让证人（疑犯、被害人）自然流露心迹。切忌套取证供，更不得采取暴力、胁迫的手段逼取证供，因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刑讯逼供。逼、套取的证供对于案件的侦破也许有点作用，但公诉人是不能拿逼、套取的证供作证据便使用的，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证人（被告人、被害人）是会被要求出庭的，公诉人在法庭上哪怕是有一点套取证供的倾向都会遭到辩方的反对。因此，侦查人员切不可套取、逼取证供，更不可将套取、逼取的证供经加工
后放在案件材料中，这样做容易误导公诉人作出不利于支持公诉的判断，进而有损支持公诉的效果，甚至会使公诉活动遭到全面的失败。
3、对证供所作的文字记录，应详略得当，应注意体现取证环境，切忌生硬，不应省略的地方如省略了，没有逻辑性，就会给人造成一种突兀感。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是取证的一大忌。这样的证供笔录是靠不住的，给翻供、翻证留
下了可趁之机，其合法性、真实性往往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
4、对证人的取证时间，往往滞后于案发时间，这期间证人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因此，侦查人员不但要了解取时的证人情况，更要了解证人在案发时的基本情况。若笔录过于简单，也会造成支持公诉的被动。如某证人为女性，案发时住在某地其父母家，取证时已出嫁，住在另一地其夫家，若开庭时该证人末能到庭的话，公诉人宣读只记明其住址为其夫家的证言笔录时，则辩方可能会提出此人不具备证人资格，其理由是此人与XX证人只是同名而已。中国人同名同姓者实在是太多了。由于公诉人并不知道该证人因出嫁改变住址的情况，就会造成该证词无效，从而影响支持公诉的效果。
5、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鉴定结论，检查、勘验笔录为我国刑事证据的重要种类，这些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在法庭上成为辩论焦点的原因却几乎一致——即物证、书证、和用于鉴定的检材、样本的提取及检查、勘验活动是否公正合法，具体操作上是否有纰漏，证物的提取、保管、笔录的制作，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都可能导致公诉举证不力或举证不被采信。美国辛普森一案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因此，为了保证公诉人举证有力，就要求侦查人员在提取证物、制作笔录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要有见证人、证物保管人或其近亲属在埸，提取的证物要用证据袋（最好是透明的）封装好，制作好搜查笔录，笔录应详细载明证物特征，用于鉴定的消耗性检材应留有备份，证据袋一经封装好，就只有到开庭出示物证时才能开拆，案件移交时，对证物应细心核对，然后办理交接手续，严格区分责任。侦查人员要秉公执法，不能将任何私心杂念带入侦查工作，要认真执行回避制度，尽可能避免出现工作上的纰漏，避免对侦查工作可靠性的怀疑。
6、侦查和支持公诉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实践证明：侦查是为支持公诉服务的，反过来公诉人员又可根据出庭支持公诉的经验和需要指导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对此，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公诉人员提前介入侦查。这个办法的实施，可使公诉人员及时掌握案件情况，并以支持公诉对证据的要求来指导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使侦查人员少走弯路，避免做无用功。鉴于侦查和支持公诉目前的体制状况，加强侦诉联系，充分发挥机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作用是达到侦诉共同目的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第二篇：从公诉视角看两个证据规定和量刑建议疑难问题
从公诉视角看两个证据规定和量刑建议疑
难问题
2011年05月31日 来源：检察日报
近期公诉工作有哪些热点、难点?量刑建议工作推进和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的证据审查当属其中。近日，第二届直辖市检察一分院公诉论坛暨公诉辩论赛在重庆市召开，论坛以“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刑事证据审查与量刑规范化实务问题研讨”为主题，京、津、沪、渝四地检察机关围绕司法实务，探讨两个证据规则及量刑规范化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承办本次论坛。
一、“两个证据规定”实践操作中认识各有不同
关于引诱、欺骗获取的口供应否绝对排除的问题。对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陈胜才、公诉一处副处长孙琳认为，对于言词证据中的口供，引诱、欺骗获取口供的，必须达到明显违反法律的程度才属于应排除的对象。对于暴力取供，无论是轻微还是严重，均应予以排除;对于威胁取供，只要达到强制犯罪嫌疑人意志，迫使其作出不自愿供述的程度则予以排除。对于物证和书证，要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达到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程度，并解释或补正无效的，才予以排除。对于电子证据，其来源的合法性、载体形式的合法性与电子证据内容本身的合法性同等重要。
关于毒品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如何排除的问题。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韩鲁红等认为，在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受过刑讯逼供问题上，要区分“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两种不同情况，对于“先证后供”的情况，往往是已经搜集到相关证据，然后根据证据去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无法与证据吻合，那么侦查人员极有可能认为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刑讯逼供。对这种情况，要审查口供形成的时间，是在传唤还是拘留抑或逮捕具体哪个阶段形成的;形成的过程是一次性的，还是“挤牙膏式”逐步形成，被羁押与首次口供形成之间有无时间间隔;还要比照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的取证时间与犯罪嫌疑人相关供述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查。
关于瑕疵证据如何补正的问题。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杨慎鹏认为，瑕疵证据作为轻微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应一概排除，而应允许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事后补救，将其转化为可以采信的证据。瑕疵证据的转化方法包括重新制作、补正、明示同意、合理解释。在“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和上诉、抗诉案件时，应同时审查侦查机关的取证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证据是否存在瑕疵，并在审查报告中就以下内容进行说明:是否存在瑕疵证据、该瑕疵证据的内容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大小、瑕疵证据转化方法的建议、是否转化成功的结果以及是否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张广超认为，证据材料的主观性表现为诉讼证据被发现、阅读、理解、认识、掌握、筛选、塑造、提供、质证的过程，体现在当事人和公安、司法机关对诉讼证据的判断。而定案证据是必须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它体现了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如果一审所谓定案证据经二审发现有误，则不应纳入定案证据的范畴。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昌林认为，应当构建瑕疵证据的发现机制，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同时建议在批捕环节尽量完善瑕疵证据，避免进入公诉环节后的被动局面。
二、理性面对量刑建议的实务难题
关于量刑建议如何开展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叶青、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副处长刘金泽介绍了上海市检察系统开展量刑建议的基本情况。叶青指出，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一些主要问题为:量刑建议工作的共识有待进一步增强，量刑建议工作的制度不够完善，量刑建议与规范量刑尚未有效衔接，量刑建议的质量有待提升，量刑标准暂时难以统一。他认为，全面推进量刑建议工作，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进一步加强对量刑事实和证据的侦查取证工作。二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量刑建议工作。正确把握量刑建议的原则，明确界定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合理确定量刑建议的内容，统一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议审批程序，加强对量刑裁判的审查监督。三是进一步加强量刑建议和规范量刑工作的衔接。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庭审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两简案件”，法庭审理可以设置独立的量刑程序，开展量刑事实调查和辩论;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如果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可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先调查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再分别进行答辩;对犯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紧密关联难以区分的，考虑刑事诉讼效率，可以不严格区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裁判文书对是否采纳量刑建议以及相应的理由和依据应予以评析说明。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陈忠林认为，采取哪种模式应该从司法机关的改革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主张绝对的定罪量刑分立的模式并不合适具体的实践。实现量刑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案件情节、事实展示的程序设计。
关于如何保障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的问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车明珠认为，当前量刑程序改革存在如侦查主体仅注重收集和审查有罪证据，对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则不太关注，有关的量刑情节和证据难以充分展现在法庭上等突出问题。关于如何看待量刑建议的采纳率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金贵认为，量刑建议权和量刑权两种权利属性不同，量刑建议权系公诉权的有机组成，本质是请求权，因此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提出可以更大胆一些，至于法院是否采纳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司法实践应当着重研究量刑建议形式化的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高公诉人对量刑证据的搜集、审查、判断能力、对量刑建议的说理能力以及对法院判决的预判能力。另外，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工作考评机制。不能以法院判决为准绳，对量刑建议工作进行评价的考核机制，应通过综合考虑量刑建议的开展情况、采纳情况、与法院判决的差异幅度、差异原因等多种因素，设置合理的考核标准和科学的容错率。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公安、法院、案件当事人对量刑建议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创建一套多方参与、联动配合的工作机制，为量刑建议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于公诉人建议适用死刑是否适宜的问题。有与会代表提出，死刑案件也应提出量刑建议的问题。也有代表认为，基于少杀慎杀的司法理念，公诉人不宜在法庭上提出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建议，可以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方式提出具体建议。
关仕新 陈荣鹏
第三篇：从侦查的角度破解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从侦查的角度破解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取证难”
冯昌燕
渎职侵权犯罪实际上就是职务犯罪的一部分，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致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受到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国家机关信誉遭受严重损害的行为。具体包括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九章28个法律条文之中，共涉及42个罪名，其中渎职犯罪35个，侵权犯罪7个。
一、当前渎职侵权犯罪的特点
一是权钱交易愈来愈明显，与贪污贿赂犯罪相交织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从而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这种通过权利和金钱的交换，以牺牲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个人或小团体的贪欲的拙劣行为，既是渎职侵权犯罪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又是这个时代经济、道德和个人心理的集中反映。如张某、欧某、任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张某、欧某、任某分别是重庆市某治安管理分局民警，主要职责是从事“反扒”工作,其工作范围是我市所有车站、码头以及公交线路。“反扒”过程中，三位民警先后结识了长期在菜园坝火车站一带从事扒窃犯罪活动的王小五等人，在几年的时间内，三民警先后多次接受王小五等人宴请和礼金。其中，欧某共收受
1.75万元、张某收受1.1万元、任某收受1.7万元。在收钱过程中，三人分别多次将警方的打击行动透露给王小五等扒窃团伙。2008年上半年，张某还将众多“反扒”民警的照片给了王小五及扒窃人员邹平安、欧亚莉夫妇。王小五将张某提供的反扒民警相片交给团伙成员辨认和记忆，以便在扒窃活动中能一眼认出躲藏在身边的反扒民警。
二是渎职侵权犯罪日益群体化，窝案、串案增多。主要表现在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隶属关系共同作案；有的司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各个诉讼环节弄虚作假，包庇犯罪；有的司法人员甚至和非司法人员私下串通，沆瀣一气。如重庆市公安局某治安管理支队原民警欧阳剑等3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涉案人员达到3人。该窝案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严重败坏了政法队伍的声誊和形象。
三是渎职侵权犯罪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当前，检察机关已查处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几乎涉及所有的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的渎职侵权犯罪越来越严重，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据统计，2009年重庆市查办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渎职犯罪突出，两类案件共有92件，被查处的人达到116人，占了去年查办的该类案件数量的一半多，其中立案查办司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40件42人，立查行政执法人员52件74人。如原渝中区房地产管理局南纪门原房管所所长孔庆然等人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四是犯罪分子对抗侦查的手段更加隐蔽。由于渎职侵权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较高，社会接触较多，他们的作案手段都十分狡猾，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①另外，由于查处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领导干部，他们位高权重，社会影响大，活动能力强;还有些司法人员，精通法律和侦查谋略，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如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
二、当前制约渎职侵权案件侦查的主要因素
当前，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仍然存在“三难一大”（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干扰阻力大）的问题。通过检察机关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检察机关介入重大事故的手段逐步加强，获取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线索逐年增加，“发现难”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出现了“有米下锅”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基层检察机关人才流失等原因，“巧妇难为有米之炊”的局面又成为当前制约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在：
（一）侦查整体合力不强
一是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关系在侦查中没有彻底理顺。我国对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以当地党委领导为主，检察系统内部的领导为辅，实际上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人、财、物基本无权管理，双重领导有名无实。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不少基层检察院往往采取“各自为战”的办案方法，使本已有限的、分散的侦查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难以增强办案的整体合力。二是在检察机关内部，渎职侵权案件侦查部门与反贪、公诉、侦监、民行、监所等部门协调配合不够。三是在外部资源共享方面，与公安、法院、司法以及税务、农业、林业、交通、土地、环保等行政执法部门联系也不够密切，严重影响了整体合力的形成。○
2（二）技术侦查手段空缺
技术侦查是指采用秘密手段或其他高科技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或其他信息的一种侦查手段，它包括秘密监听、电子跟踪等，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实物证据少，主要是言词证据。因此，采取秘密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是破获案件所必须的，然而，目前实践中检察机关在侦查中自己没有技术侦查决定权和
实施权，进行技术侦查只能商请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行使，这样一来就大大制约了渎职侵权案件的成功侦查。
（三）侦查水平亟待提高
一是侦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于渎职侵权案件侦查工作而言，侦查人员爱岗敬业精神、侦查水平和业务技能是侦查工作成败的关键。目前基层检察院检察机关侦查力量严重不足，不少检察院一般只配备1至2名侦查人员，有的院甚至没有专门办理渎职侵权案件的侦查人员。同时，现有的侦查人员在年龄及知识、能力结构方面不尽合理，难以形成战斗力。虽然近几年尽管渎职侵权案件侦查工作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但侦查队伍并没有像反贪侦查队伍那样得到锻炼，实战能力及经验积累尚存在差距。在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工作中，还大量存在“不敢办”的消极情绪和“不会办”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不少办理渎职侵权案件侦查人员整体精神状态不佳、畏难情绪严重，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与实际工作需要尚有较大差距。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对工商、税务、海关、土地、环保、林业、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专业知识。不少人缺乏实际办案经验，平时又不愿学习钻研，业务技能不强，遇到案件无所适从，不能胜任侦查工作。
二是审讯工作不容乐观。实践中，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审讯工作仍是侦查过程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特别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审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拘传、传唤不得超过12小时，时间紧，任务重，而且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审人的对抗心理，由此给审讯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一般都有一定的关系网、保护层比较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具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另外，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与工作失误纠缠在一起，容易产生一些模糊认识。这些问题在一般群众中有，一般干部中有，甚至很多领导干部中也严重存在。所有这些，使得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审讯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三、多管齐下，破解“取证难”
针对渎职侵权案件的特点及制约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侦查的主要因素，应该多管齐下，才能破解渎职侵权案件“取证难”。
（一）全面整合侦查力量
一是建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即“各级检机关、检察官依法构成统一的整体，各级检机关、检察官在履行职权、职务中，应当根据上级检察机关、检察官的指示和命令进行工作和活动”，目的是为了强化检察指挥令的直线性，确保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二是构建高效的侦查一体化运行机制。针对当前形势，侦查机制必须由单独作战向整体作战转变。要进一步整合侦查资源，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充分发挥整体优势，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组织侦查活动，统一调度侦查力量和侦查装备，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协作，形成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运转高效有序的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提高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整体能力○3。如重庆市某县原林业局局长杜某涉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件就是在上级检察机关直接指挥下汇同基层检察机关共同侦破的要案。杜某在担任某县林业局长期间，违规给加工实木地板的通达公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900余立方米森林被采伐，引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高度关注。实施侦查工作一体化，坚持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原则，在侦查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办案、各司其职、密切配合○4。在实践中，遇到案情重大复杂、下级检察院查办确有困难或者需要跨区域侦查的案件，上级院就可以启动侦查一体化机制查办案件。上级院可以从本辖区内各级检察院抽调侦查人员，成立专门的办案组织，也可以调集若干下级院的侦查力量，统一进行侦查，还可以将案件指定管辖给本辖区其它院办理，以减少或排除各种干扰。如2009年重庆的“打黑风暴”中不少侵权渎职案件的查处都是在重庆市院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各区县通力合作下取得的成果。另外，我们要针对当前渎职侵权犯罪与贿赂犯罪相交织的特点，加强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部门的协作配合，实现在人力物力上的互相支持，侦查过程中优势互补，整合内部侦查资源，集中使用侦查力量，用好用活侦查策略，提高侦破案件能力。再有，渎职侵权案件侦查部门还要与检察机关内部的侦监、公诉、控中、民行、监所等部门以及外部的公安、法院、工商、税务、海关、林业、交通、土地、环保等司法、行政执法部门密切联系，建立健全配合协作制度，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5。
（二）尽快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拥有侦查权。技术侦查手段是侦查权的应有之义。法律既然赋予了检察机关侦查权，为了保证对犯罪侦查的有效进行，也应该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手段。但是，法律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查办案件，这应是法律的一个漏洞○6。渎职侵权犯罪是一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这些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一旦他们发现检察机关对其犯罪进行侦查，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干预和破坏，阻挠侦查活动的进行。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十社会交往广泛，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来保护自己，如果其罪行被发现，他们就会动用各种关系，对检察机关施加压力，干扰和阻挠
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此外，由于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多为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因为知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怕得罪领导而不愿作证，普通群众因害怕打击报复往往不敢作证。由此可见，与普通犯罪相比，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具有更大的难度和风险，因此要保证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赋予其一定的技术侦查权。
(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侦查队伍
首先，2007年，高检院制定了《加强反渎职侵权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为反渎工作强基固本、科学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也为解决好制约反渎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措施。为了使反渎工作取得新的业绩和效果，当前应当着力培养干警增强突破案件的能力。一要组织好学习和培训，系统学习侦查学方面的知识，提高侦查技能和侦查水平。二要研究思维方式和侦查策略方法，运用侦查的思维和侦查的理念指导侦查工作；三要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组织反渎职侵权检察人员加强计算机、先进侦查设备的运用培训，提高科技强侦水平；四要在实践中提高反渎职侵权检察人员的能力，通过侦查实践提高发现、搜集、固定证据的能力和深挖细查的能力，培养、锻炼一批反渎职侵权侦查人才和侦查骨干。
其次，由于渎职侵权案件侦查工作的特殊性，还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侦查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要对法律专业知识，特别是与读职侵权工作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将所学内容应用到侦查实践中去，用实践去检验学习效果，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要边学习边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侦查水平。
再次，重点加强审讯工作。审讯也称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真相，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和话问，以获取供述或辩解的侦查活动。审讯是一项专门性工作，是侦查和破案的主要手段，是审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双方口才、心理、智力、意志等方面的较量，也是审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流。讯问对象真实和全面的供述，是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它对十侦破案件，特别是收集其他证据的线索和印证其他证据，以形成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都有重要作用。如果抛开一些外部因素，单纯谈侦查的话，凡参加过侦查实践的同志都很清楚，实际上侦查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审讯，实际上也是案件成败的核心和关键。侵权渎职案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其身份特殊或涉案金额较大，反侦查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等特点，一般都会拒不供认以企图逃避处罚。他们在接受审讯时的心理变化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和供述认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侦查人员必须善于抓住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正确施压，审讯前先准确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善于利
用其复杂矛盾的心情，灵活采取不同的审讯谋略，攻其要害，迫使其在心理上认罪悔罪。
参考文献
○1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罗业华，钟勇，廖鹏.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互涉案件侦查协助机制的重构.人民检察，2006(17)
○3陈波.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思考.人民检察，2005(3)
○4童建明，万春，高景峰.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5严青，张黎明.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中侦查协作机制的完善.中国
检察论坛，2005(2)
○6王建明.健全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要论.人民检察,2005(6)
（作者系城口县人民检察院
研究室主任）
第四篇：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
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发展
文化与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政治互信、文明进步以及两国人民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是彼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作为纽带作用的文化交流自然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笔者认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很多困境需要破除，否则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两国良好关系缺乏文化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中俄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它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而其后来的发展也一直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以中国的角度为例，从中苏蜜月期苏联文化作品大量引进，到中苏交恶后对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到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现在中俄基于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而有官方推动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升温，中俄文化交流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发展较快。政府主导、顶层推动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1992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5年，中俄达成《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平台。这些都是两国政府努力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维系作用有限，在中苏交恶时期，两国相互妖魔化的背景下，之前由政府主导的两国文化交流对维系两国关系起的作用有限。
下面，我将从两国文化传统、科技、文艺、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其历史文化具有两面性，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文化，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时代的典型表现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国际地位的巨大落差，则催生了排外情绪。同时，俄罗斯文化产生于无地理屏障的平原地区，历史上战乱不断，形成了尚武精神，喜欢走极端路线，缺乏妥协精神。而中国则传统文化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强调中庸之道。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文化交流面临挑战。
科学技术是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重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国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科技合作，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且在能源、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领域成果丰硕。但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以其中典型的军事科技合作为例，其合作形式多为中国提供资金，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的形式。而中国科技实力逐渐上升，俄罗斯则继续吃苏联遗产，进步缓慢，俄罗斯军事技术对中国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甚至对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构成威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也日益加重，不愿与中国分享最高端的军事科技。两国科技合作在未来面临挑战。
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对中国影响巨大，苏联电影、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国力的下降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近年来，虽然有中俄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但也面临着文化交流的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两国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的支撑，也没有实现对对方优秀文化的吸收。，从整个社会层面，民众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有限。这显示出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面临的困境。
从地域上看，中俄文化交流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程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交流程度有限。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基于地缘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这些要素在其他地区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
中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前，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两国政府推动下进行的，两国文化交流缺乏文化源动力，这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当前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表现，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两国文化交流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深度和广度相对不深，两国人民还存在着对彼此的偏见和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两国文化方面的摩擦在将来也会不可避免。文化交流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附庸，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文化交流对增进政治互信的作用却极其微弱，甚至因为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缺乏而导致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在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难以担负起增进两国互信，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最终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艰巨使命。必须实现中俄文化交流形式转型，由至上而下政府推动变为自下而上民间主导。这样才能发挥文化在维系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发展的纽带作用。
第五篇：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目 录
摘要................................................................................................................................1
Abstract.........................................................................................................................2
第1章
民俗概述........................................................................................................3
第2章
《水浒传》中的民俗现象............................................................................5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草”习俗描写.......................................................5 《水浒传》中的婚俗介绍...................................................................7 《水浒传》中的酒俗体现...................................................................8 第二节
第三节
第3章
《水浒传》与民俗......................................................................................10
第一节
《水浒传》与历史文化民俗...............................................................10
第二节 《水浒传》与社会经济民俗.................................................................12
参考文献......................................................................................................................15
致谢..............................................................................................................................16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摘要
被称为“北宋人民生活画卷”的《水浒传》是中国伟大的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研究历来的研究角度层出不穷，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停留在艺术手法、写作技巧、人物形象分析和政治历史意蕴层面上，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水浒传》之一伟大的历史小说还是很少的。但是《水浒传》中的的民俗，不管是以“草”为标，还是婚俗的详略介绍，或是酒俗的再现，都是北宋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篇论文我将挖掘小说中的一些民俗现象，反映南宋人民的民俗生活，挖掘小说中的民俗内涵，从而丰富对《水浒传》的研究。
关键词：民俗 ； 水浒传
；习俗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See “Water Margin” from the folklore
Abstrac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our classic is a monument, for the study of one of the four famous “Water Margin”,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also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but their research is mostly stay in the artistic skills, writing skills, character image analysis and political historical meaning level, the “Water Margin” one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novels from the angle of the folk custom is very few, this article I will dig and analysis of some phenomenon of folk customs in the novel, and then show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life, rich on the “Water Margin” of research.Keyword：folklore
；
Water Margin ；
Custom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第1章
民俗概述
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是几千年来一个地方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日常中我们通常称之为风俗习惯。一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隔绝或是长期与外界的沟通减少，及在经济上受到制约，政治上受到其影响等原因，通常会形成本地区或是本民族独具特色的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就是风俗习惯，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地域中由历代人民共同形成而后又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者是行为规范。
“风俗”一词是“风”和“俗”两个字的合称，习惯上人们把由于自然条件，如地形、地势、自然景观等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上的不同或是差异称之为“风”。而把由于是社会条件，如：政治、经济、制度等的社会原因的不同而产生的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称之为“俗”。后来汉民族造字将其合在一起叫“风俗”，一开始这一词并不是中国文字，是由英文翻译成日文，然后由日文翻译成中文而来的，最终就形成了风俗。
中国是一个地形地势多样，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各地的风俗习惯也是各种各样。就比如说汉民族传统的五月初五端午节，虽然关于其来源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比较普遍还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在这一天因为在楚国遭小人谗害被排挤出国，在他离开之时怀着对楚王和楚国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不舍离开，心情极其的忧郁烦闷，看着那滚滚的汨罗江恰似自己的愁怨一样，便投江而死。后来人又说屈原投江后被蛟龙所困，为了驱赶蛟龙人民在这一天就往江中投粽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粽子就成了汉民族端午节的一项习俗了。但是同时五月初五的粽子节，傣族人却又不同的解释，在傣族人民生活的地方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不仅要吃粽子还要过粽子节。特别是未成婚的男孩还要手提粽子在菩提树下与成群的男女朋友跳舞唱歌，最后男孩将粽子送给自己喜欢的姑娘，这就算是表白了。傣族的这一习俗听起来比汉民族的要浪漫多了，据说他们这样是为了纪念一对深深相爱却遭到父母反对而双双殉情的恋人。同时一种习俗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说明，这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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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吧！
风俗和文化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不能像具体的实物那样直接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它可以通过一定的载体表现出来，通过这些载体我们可以了解到生活中的风俗习惯。这种用来表达风俗的载体有很多，常见的比如说饮食，中国人看待饮食是遵循“崇尚节俭，反对浪费”的，这些可以再一些词语中看见，如成语“暴殄天物”就是说糟蹋东西，尤其是指糟蹋食物方面的东西。当然，除了饮食外，习俗的不同还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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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水浒传》中的民俗现象
翻开《水浒传》，小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当时处于内忧外患境遇下的宋朝各个城市和乡村人民的生活，尤其是从经济和政治中心京都到国家的各个大小城镇的“宋朝人民社会生活习俗画卷”。就如武松杀潘金莲为哥哥报仇一般，把当时阳谷县的这么一个小县城的人们生活习俗习惯，各大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大人物之间往来的矛盾纠葛和利益上的冲突等事态民情和民风习俗写得一览无遗，就连何九叔、郓哥、王婆等这样的小人物也在作者的笔下呼之欲出。
《水浒传》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故事片段的描写都蕴含着对宋朝社会人们生活习俗的反应和体现。一部小说是一段历史、一群人物和一种思想的倒影，打开小说的扉页，细细品味的是这段时期内的人们生活中的民风民俗。历来对小说的研究层出不穷，各大学者的观点也是纷繁芜杂，有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宋朝政治的腐败，有的从官场思想出发来研究宋江最后招安的原因，那么这篇论文我将从民俗学的角度来对《水浒传》这篇小说的民风民俗现象进行解析，从而揭示文学与民俗的关系。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草”习俗描写
关于“草”的描写自古以来便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中它的身影随处可见。白居易曾在它的古诗《草》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来。”作者借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和情感也是非常明显的，无非是借草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赞赏草生命力的顽强。再如乐府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描写，也是用草这么一个一看到就让人产生无限生机和活力的意象来展现作者的赞美之情，从而抒发诗人心中的情感。
在施耐庵的《水浒传》里，草这一意象却没有往常诗人笔下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而是在受传统的风俗的影响下被看成是某一行为的标志或是某一名称的代名词。在《水浒传》这部小说中“落草”、“落草为寇”等词的出现频率很高，且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听见落草两个字的，要是被人说是落草为寇那更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就如各大梁山英雄在上山之前也是对落草二字怀有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不情愿的抵抗心理。之所以宋朝人民会对落草二字怀有不好情绪是因为落草在当时是强盗、贼寇等的代名词，因此大家都不愿意被认为甚至是被说成是落草为寇的。
“落草”它是满族小孩子出生的另一种叫法，历史记载满族人是由女真族发展而来的，他们生活在冬季严寒气候条件恶劣的北方，为了在晚上抵御严寒安稳入睡，他们就想到了用炕这种卧具并在上面铺一块卷席，这样既可以抵御寒冷又可以睡的舒服。平时这样可以，但是妇女快要临产的时候，为了不把卷席弄脏就会把炕上的卷席卷起来并且放一块石头在上面压住卷席，再拿一些谷草铺垫在炕上，孩子出生后就落在谷草上，干的谷草不仅可以防寒，而且具有防湿功效，这样有利于新生儿的健康，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孩子出生叫做“落草”，落草这个词就这样产生了。这里用谷草而不用其他植物不仅取决于干草本身所具有的的防寒防湿功能，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传统就有一种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谷草意味着粮食，有了粮食意味着可以生存，这也就是对新生儿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孩子长大以后可以衣食无忧。
“落草”这个 “草”是指“山林、草莽”的意思，代指现实中的“民间”，因此这里的“落草”就是说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流落到了山林和草莽之中。因为古代的贼寇经常是躲在丛林深处的地方，看到路过者形单影只，同时又包袱等值钱物品时便现身劫取，这样落草就有了贼寇和强盗的意思。因此“落草为寇”就可以说成是：原来一个好好地走正道的人，离开了原来生活的现实社会，流落到了山林之中草莽里面，成为贼寇。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和中国自古自然经济的影响，人们大多都认为贼寇是一个贬义词，因此落草这一个在当时被人们普遍的接受并认为是贼寇的代名词时也就会被人们排挤了。从“落草”这一满族习俗而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变成了贼寇的另一种叫法。
关于“草”这个意象的习俗，除了“落草为寇”成语的习俗来源外，小说中还有两处写到了草这一意象的习俗。《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堂”中陆虞侯献计给高俅陷害林教头中写到“那一日，两个人同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个草标儿，立在街上„„”这几句便是描写街上卖刀人的部分，自是在卖刀但不见其吆喝卖刀，甚是奇怪。再看《水浒传》第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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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写到了杨志在酒店住了些日子，盘缠用尽又不想上山与王伦同道，于是只能出卖自己的家传宝刀投靠他地，在卖刀时作者是这样写的“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这两处都是在描写卖刀，但是匪夷所思的是都没有见到卖刀者吆喝，只是都在刀的上面插了一根草标儿，这与我们现代的买卖现象有很大差异，卖东西自然是要大声吆喝，使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听到，但是这里杨志和那个卖刀者却只在刀上插一根草标儿。关于在所要出售的东西上插根草标儿的现象还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人民在买卖关系上的一个习俗，古人在要出售的东西上面插根草，把这根插在所要出售的商品上的草叫做“标草”，之所以插草是因为古人认为草是“贱”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件要出售的东西自己不用了，对自己没有价值了，要低价出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贱卖。到了后来这样的习俗就演变为了出售的意思。
“草”本是一种普通的草本植物，但是在《水浒传》里，作者多次运用，而且都赋予了特定的民俗文化含义，“草”这一简单的意象也就有了丰富的内涵。它的深刻内涵来源于传统习俗、传统习惯及传统的历史人民生活方式，它在文学中的多次出现表明了民俗这一边缘学科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第二节
《水浒传》中的婚俗介绍
婚姻乃是人生大事，古代人崇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结婚的一对新人结婚当天也是第一天见面的日子。中国是一个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国家，婚姻从来都是由不得自己，父母也把替晚辈选配偶的权利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不管是结婚双方在相貌、地位、才能上有任何差别或是不满，只要是家长认为合适的，晚辈的是很少有选择的余地的。
宋代的婚俗，大都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婚俗，它实际就是把这种婚姻关系合法化了，并加以公开化，其途径就是“花红财礼”、“明媒正娶”的把喜事办大办热闹，让四邻街坊、男女老少等都知晓并加以肯定，这样既确定并承认了新娘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也宣布一个新的家庭正式成立。《水浒传》四十八回中也有相关婚俗的描写，且说宋江三打祝家庄生擒了一丈青扈三娘，宋江对扈三娘好生招待还结拜为义妹，之后又将其许配给矮脚虎王英。这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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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被扈三娘活捉回祝家庄的，他们两无论是在相貌还是在能力上，王英都是败于扈三娘的，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当宋江提出将她嫁与王英时扈三娘也是满脸的不情愿，但是无奈自己已经认了宋公明为义兄，在中国古代若父母不在，长兄便是大如父了，因此没有其他的选择又只有勉强的答应。当夜梁山大办酒席欢庆两人结婚，婚后两人也是夫唱妇随，共同为梁山出力。扈三娘本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子，外表美丽内在又有聪明才干，可是竟嫁与了王英这样一个既长相矮小又武功和才能都不如自己的人。这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父母、父兄为大的习俗，古代的女子没有婚姻的自主权，更谈不上什么婚姻自由，人生大事有父母做主、兄长做主。
关于结婚的习俗在小说的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也有相关的描写，当时的桃花山的大王是周通，因看上了桃花村的刘太公的女儿，于是便留下二十两金子和一匹红绸作为定礼，并自己选好了日子，当夜来入赘。周通本是山大王，按照习惯的说法那就是山大王看上的女子便要押回山做压寨夫人的，可是这里周通却没有把刘太公的女儿押回山做压寨夫人，却是自己来入赘。这与当时的宋朝的入赘婚俗有关了，刘太公本是桃花村的地主之一，有权有势可是却只有一个女儿，按照那时的习惯，如果是只有一个女儿的为了承继香火，那么男子愿意是可以入赘到女方家里了，但是即使是入赘结婚的聘礼和聘金还是少不了的，因此在小说中还写到了周通扔下的金子和丝绸锦绣。这就是宋朝入赘的习俗了，这也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人希望后继有人的思想[4]。
第三节
《水浒传》中的酒俗体现
“酒”是水浒传中随处可见的东西，祭祀天地要用酒，兄弟结拜更要酒，庆祝成功、战前助威更是离不开酒，作为古代的英雄他们与酒有着不解的情缘，会喝酒、能喝酒似乎又是评价一位英雄的标准之一了。
小说之中对酒的描写细节有很多，最为详细的要数当时武松拜别宋江回阳谷县找哥哥那一回。《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中写到武松自柴进那里出来后拜别宋江，径直往阳谷县走，“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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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三碗不过岗’„„”这里的招旗就是酒旗，酒旗在中国古代史最常见的一种东西，酒旗因其制成的材料和颜色的不同有不同的叫法，如因是缝布制成的称为酒帘、青帘、杏帘等，因酒旗的制成颜色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青旗、素旗、彩帜等[5]。古代的酒旗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店门口关在上面的招牌，往往是上面画酒壶等实物来表示此处有酒可卖，或者是在酒旗上面写上一个大大的“酒”字以此来告诉行人我这里是出售酒的。《水浒传》中武松看到店门口外挂着一条“三碗不过岗”的招旗，这个三碗不过岗就是酒旗，三碗不过岗即是在说这家店是卖酒，又在含蓄的说明自家店里的酒极好，喝了三碗便过不了景阳冈。这种挂在店外面的酒旗实质上是古代的一种广告形式，这种古老的广告在很久以前的中国便有了，它也因此进入了不少文人骚客的诗词歌文当中，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就写到“酒旗斜矗，星河鹭起”，在某种程度上酒旗也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稳定状况的经济的繁华程度的。酒旗作为古代酒习俗中的代表之一，或多或少的承载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习俗沿用至今，只不过现代人在科技的推动下对其加以改造，使其不仅美观而且又不失其根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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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水浒传》与民俗
第一节 《水浒传》与历史文化民俗
一部小说是一段人民生活的缩微型反映，小说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场景的描绘都与一定的民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的样式之一，它集中的反应了人们的生活的生产活动，习俗作为一定地方人民几百年几千年来人们习惯的反应，这注定它与文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风俗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小说而是用文字语言表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小说也担当了习俗表现的载体。
北宋有位著名的画家叫张择端，他用精细的笔墨绘制了古今闻名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全画仅仅长528厘米，宽24.8厘米，却描绘出了当时的汴京一带繁华的经济，人们的生活，其中动物牛羊马畜的生动描绘，房屋桥梁的特色特征跃然于这短短的绢上。张择端用细致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展现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习惯，描绘了当时开封一带的买卖习俗，人情交往习俗和房屋建筑的习俗，整张画是整个北宋繁华的汴京人们生活习俗的缩影。而时隔多年之后的施耐庵则用深刻的洞察力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小说的形式展现了当时以汴京为中心的宋朝各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建筑习俗和交通习俗等。虽然小说没有绘画般形象生动的将当地人的生活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但是小说区别于绘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细致的笔墨和微妙的语言，精细的勾画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一些习俗的来源等，将绘画所难以达到的地方展现出来。
民俗习惯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某一民俗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和某一地域所特有的，因而当我们看到一种习俗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一段历史或是某一地方，这一地方或是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这一独特习俗的代表和象征。例如：泼水节是傣族民族所独有的一种民族习俗，当人们听到泼水节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起傣族这一充满柔情和美丽的民族，其次是云南一带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秀丽可餐的景色。这一民俗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在《水浒传》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水浒传》中，婚俗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小说中的婚俗描写细致入微，着意的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风貌，对整个婚俗的场景描写也是恢宏壮阔。小说中写到了桃花山的山大王周通看上了桃花村的刘太公之女，当夜便撇下了几十两金子说改日来与刘太公女儿成婚。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男嫁女家被认为是男的无能无才，入赘便被认为是一件让人耻笑的事。但是在这里周通本是山大王却自己主动要求入刘太公家为婿，就是我们说的入赘。作为山大王的小霸王就不怕世人的耻笑吗？原来入赘的婚俗在宋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宋代以后，入赘变为“赘婿补代”和“赘婿养老”的性质，即若是女家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便要招婿来上门，以便延绵子嗣，补充必要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可以赡养老人，也恰好可以满足古人养儿防老的需求。小说中的刘太公即是当时的地主，家中拥有良田美宅，可惜家中并无男性子嗣，膝下只有女儿一个，周通便是顺应了当时的婚俗，为赡养老人上门入赘为婿。这一奇特的婚俗习惯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即宋代是它的开始时期。当然了也有些人会认为是周通贪图刘太公家的的财产和刘太公之女的美色，这一假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周通当时是桃花山的山大王，他若是想要刘太公家的财产一个“夺”字即可，若是唯独贪恋美色，作为山大王的他一个“抢”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周通在这里既没有夺也没用抢，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入刘太公家为婿了，他的入赘也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婚俗。
上门入赘为婿，小霸王周通并不以此为耻，这也是宋代特有的入赘习俗。自宋以后，入赘的习俗便开始了，男丁进入女家为婿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下耻的行为，这一独特的入赘习俗也成了宋代特有的婚俗。假若我们并不知道《水浒传》是描写的历史时期就是宋代，也不知道小说的事件就是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当我们仔细的观察到这一微妙的婚俗习惯变化时，深入的加以研究和理解，也可以借助相关的资料和古书得出小说的描写年代和背景，这就是民俗在小说中的作用。
尽管历来对于一些作品或是古籍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和怀疑的，其实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也是会留下一定的线索供后人研究探索，只是我们要善于发现作品中的微妙细节，以小见大，顺蔓摸瓜的找出作品中的历史文化信息，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而确定作品的年代和创作背景。民俗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对《水浒传》的研究，同时也是开辟了小说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第二节 《水浒传》与社会经济民俗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小说，其深刻的内涵不仅仅在于揭露的政治问题，还在于它所折射的社会风俗民情，整部小说一细腻的笔墨描写了宋朝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生动的语言记载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习惯。它是一部特殊的聚合累积型的成书方式，其分支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不同的分支也会有不同地域的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宋朝各地人民生活的风俗习惯，有人由此把《水浒传》称为是“社会生活民俗史”。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它不仅简单了概括了小说的描写对象和内容即社会生活，而且深刻的揭示了小说意义，在于体现了宋朝人民生活的风俗民情。
小说正是在描绘这一幅幅的民俗生活画卷时，不但将城市和乡村民众的生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和往来，人际关系上的礼尚往来和感情纠葛用逼真的笔墨描写出来以展现当时社会状况下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习俗[3]。而且通过这些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矛盾冲突来展现现实人生的生活状态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小说是一定时期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再现，《水浒传》中的的民俗，不管是以“草”为标，还是婚俗的详略介绍，亦或是酒俗的再现，都是北宋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而这些民俗习惯的背后则是当时当地人民的生活现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它的出现承载的是经济和社会的信息。
《水浒传》中很多的笔墨在写“草”习俗上，说到买卖就有杨志卖刀，其次就是林冲街上偶遇卖刀者。聪明的古代人他们的智慧并不亚于现代人，他们把自己所要出售的东西上插上草，以示意别人这是自己不需要的了，以此表达自己出售的意思。而购买者只要看到商品上的草就知道物主是想要将此物出售，若有需求则上前询问。这一看似简单的买卖表示方法，却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自古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物物交换也只是很偶然的，人们更不会想到用自己手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中的货币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当然当货币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用货币这一种特殊的商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时，这是货币出现后的事了。但是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安息民生，大多推行一种名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一些严重的年代，商人的地位是严重被歧视的，商人地位不高，商品经济可想而知也是不繁荣的[5]。
但是小说中却多次的写到了集市上热闹非凡的交易场面，“草”标这一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物品的大量出现也是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宋朝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宋代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业、丝织业、造船业等行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与南太平洋和欧洲各国的交流、通商也是达到了很高的地步，对外交易的繁荣，对内的商品经济交流也是和繁荣的。宋这一经济的繁荣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当时唐五代以来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变化，到了宋土地私有化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土地的私有化带动了封建剥削关系的变化，剥削减少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应的提高了，有了剩余的劳动产品便可以拿到集市去卖，也就丰富了市场的交换内容。出来土地制度的变化之外，另外一个推动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宋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惠商和恤商政策。宋统治者自统治开始就很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改以往政治政策中对商人的不平等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保护商人的私有财产。这一政策的规定保护了商人的利益，商人便可以自由的经商，商人的自由往来和经商活动的频繁便推动了整个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了在史料文献中有相关的记载外，其次就是文学作品了，《水浒传》这部小说恰到好处的展现了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草被系在所要出售的商品之上，可见当时商品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人民的交换意识得以提高，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小说中对酒的描写也是随处可见，在原始社会当人们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忧愁时，酒只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水浒传》中，人民喝酒吃肉却是极为普遍事，这一层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精神的享受也提高了。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一部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历史的浓缩，但作家毕竟是作家，不管是人物的塑造，还是形象的刻画，都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家不同于画家可以用色彩斑斓的笔绘出一定时期的一定人们生活，他也不同于政治家可以用直接的几个政治政策来讲述某一时代的社会现状，他唯一拥有的是一支书写文字的笔和苍白的纸，笔下的文字形成了活跃的人物，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有了典型的个性特征，而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又离不开典型环境，典型环境的描写归根结底是民俗的再现。小说离不开民俗，民俗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小说又是民俗的最好载体。
文学与民俗的关系很早以前便被人察觉，历史以来也有不少人在研究，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它就是典型的文学作品中含有着民俗成分，“风、雅、颂”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各地人民生活习俗的写照。《水浒传》故事发生在山东，故事中很多现象的描写也凸显出山东人民生活习俗的痕迹，整部小说处处闪烁着民俗光辉，构成小说的支撑点结合历史社会背景，是这部小说不仅思想深远而且内容充实贴切。
历来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水浒传》政治意识层面的挖掘上，但是作为一部社会历史小说，他在民俗方面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小说民俗层面的研究对于揭示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从民俗这一新的视角去研究《水浒传》也为小说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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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及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 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M］．南京: 南京正申书局，1934.[3] 欧阳健，萧相恺.《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A］．水浒新议［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 田同旭;论《水浒传》的多元婚姻文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5] 张建;《水浒传》与山东民俗[D];山东大学;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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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是在谌建波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毕业设计题目的选择、到选到课题的研究和论证，再到本毕业设计的编写、修改，每一步都有谌老师的细心指导和认真的解析。在此，谨向谌建波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除此之外，还要感谢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你们传授的专业知识和课外知识是我不断成长的源泉也是完成本论文的基础，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著的作者。由于经验匮乏，能力有限，设计中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希望各位老师多加指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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