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发展看新绦例>出台的历史必然性范文

第一篇：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发展看新绦例>出台的历史必然性范文

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发展看新条例出台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栾照钧栾瑞光

口栾照钧栾瑞光

伴随着国家标准《党政机关公文格式》（以下简称新《国标格式》）的发布，《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已于2012年7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公文处理工作已实现历史性转变，步入了统一规范的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这一转变、适应这一转变，学习、贯彻好新《条例》，是摆在公文实务工作者和公文研究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由不规范到基本规范，再到今天的统一规范，经历了数十年的演进。这使我们深感新《条例》来之不易，它的出台是我国当代公文法规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笔者十年前曾运用纵横比较和分析综合等方法，对新中国狭义法定公文种类沿革情况、文种适用范围沿革情况、公文格式沿革情况、公文标题沿革情况等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在研究中，将我国公文处理工作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期试行阶段、矫正探索阶段、力求规范阶段和修订完善阶段。这次出台的新《条例》，可谓是我国公文处理工作步入第五个阶段即统一规范阶段的标志。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历经了“试行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各自完善，在互补互促中发展——积弊凸显，在前进中寻求改革——殊路同归，在新时期实现突破”的漫长发展过程。同时，我们感到新绦例》的出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一、试行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属于初期试行和矫正探索阶段，公文处理方面标志性文件的不规范性显而易见，这从对公文种类、文种使用、公文标题等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首先，看公文种类规定。1951年9月政务院发布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1951年《暂行办法》）规定的文种为7类12种：

（一）报告、签报

（二）命令

（三）指示

（四）批复

（五）通报、通知

（六）布告、公告、通告

（七）公函、便函。当时没有请示文种，请示和报告是不分的；规定签报和便函均为文种。1957年10月国务院秘书厅发出的《关于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稿）》（以下简称1957年《意见（稿）》）正式规定的文种为7类12种：

（一）命令、令

（二）指示

（三）报告、请示

（四）批复、批示

（五）通知、通报

（六）布告、通告

（七）函。当时将请示从报告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文种；增加了令和批示，取消了签报和便函；同时提出公告、公报、决议、决定、规定均为文种（公文种类实际上为8类17种）。

其次，看文种使用规定。以典型文种为例，1951年《暂行办法》规定：“对上级陈述或请示事项用报告。”此规定明显请报不分。“对于使特定的机关或人员知道的事项用通知。对于使各机关（不分上行、平行、下行）周知的事项用通报。”此规定适用范围单一，行文方向混乱。1957年<意见（稿）》作了必要的纠正和补充，但仍带有一定的探索性。

再次，看公文标题规定。20世纪50年代前期，公文标题经历了由无规定到规定模棱两可的发展过程。1951年《暂行办法》规定：“公文用纸第一页须包括文种、发文字号、事由、附件、主送机关、抄送机关、拟办、批示等栏。受文机关填写在规定栏内，文前、文尾不另写受文机关。”这种无标题的公文版式（公文格式各项要素基本标注在首页）在当时是正确的。1955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发文须加注‘标题’或‘事由’（便函除外），并在第一页规定的地方填明‘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两套主要格式：有的加标题，有的仍标注事由。当然，不时也有无标题的公文出现。有标题的公文也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发文机关、事由和文种三者齐全的完整标题，有的是缺一项或两项的不完整标题。1957年《意见（稿）》中，提出取消“事由”，改为“标题”，改变了以往把“发文机关”“事由”“公文种类”三者分割的现象。同时，较明确地提出了标题的概念及其构成，“所谓‘标题’，就是由发文机关、公文事由和公文种类三者所构成的文件名称。”这一阶段后期，中央一级机关的许多公文标题日趋完整，省以下机关先后效仿而改变了原来的做法。然而，也有不少地方公文常常出现不完整标题，或者还有三者分割的现象。

十年“文革”期间，公文处理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各级机关公文不规范问题均比较突出。“文革”结束，公文处理工作才迎来了新生。经过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终于为正式出台公文处理法规奠定了基础。

二、各自完善，在互补互促中发展

力求规范阶段的标志性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1981年2月27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1981年《暂行办渤），1987年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1987年《办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1989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试行）》）。1981年《暂行办法》规定的文种为9类15种：

（一）命令、令、指令

（二）决定、决议

（三）指示

（四）布告、公告、通告

（五）通知

（六）通报

（七）报告、请示

（八）批复

（九）函。当时增加了指令文种；删去了1957年《意见（稿）》中的批示文种；将公告、决定、决议、指示列为法定文种；将通知、通报分为两类不同文种。1987年《办法》规定的文种为10类15种：

（一）命令（令）、指令

（二）决定、决议

（三）指示

（四）布告、公告、通告

（五）通知

（六）通报

（七）报告、请示

（八）批复

（九）函

（十）会议纪要。当时将令并人命令文种中，仍可单独使用；增加了会议纪要文种。1989年《条例（试行）》规定的文种为13类13种：

（一）公报

（二）决议

（三）决定

（四）指示

（五）条例

（六）规定

（七）通知

（八）通报

（九）请示

（十）报告

（十一）批复

（十二）会议纪要

（十三）函。比较党政公文，除决议、决定、指示、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十个相同文种外，党的公文没有命令（令）、指令、布告、公告、通告，但比行政公文多了公报、条例、规定三个文种。

修改完善阶段的标志性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1993年11月21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1993年《办法》），中央办公厅1996年5月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以下简称1996年《条例》），国务院2000年8月24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2000年协法》）。1993年《办法》规定的文种为12类13种：

（一）命令（令）

（二）议案

（三）决定

（四）指示

（五）公告、通告

（六）通知

（七）通报

（八）报告

（九）请示

（十）批复

（十一）函

（十二）会议纪要。同1987年的《办法》比较，增加了议案文种，取消了指令、决议、布告文种；将报告、请示分离成为两类文种，有利于纠正报告和请示不分的情况。1996年《条例>规定的文种为14类14种：

（一）决议

（二）决定

（三）指示

（四）意见

（五）通知

（六）通报

（七）公报

（八）报告

（九）请示

（十）批复

（十一）条例

（十二）规定

（十三）函

（十四）会议纪要。同《条例（试行）》比较，增加了意见文种；文种排列顺序作了适当调整。2000年《办法》规定的文种为13类13种：

（一）命令（令）

（二）决定

（三）公告

（四）通告

（五）通知

（六）通报

（七）议案

（八）报告

（九）请示

（十）批复

（十一）意见

（十二）函

（十三）会议纪要。同1993年《办法》比较，取消了指示文种，将公告、通告分离成为两类文种，增加了意见文种。

对四个阶段党政公文各自的文种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行政公文始终保留的文种有命令（令）、报告、批复、通知、通报、公告、通告、函，后增保留的文种有请示、决定、会议纪要、议案、意见，先后删去的文种有签报、便函、布告、指示，先增后删的文种有批示、指令、决议；党的公文始终保留的文种有决议、决定、指示、通知、通报、公报、报告、请示、批复、条例、规定、函、会议纪要，后增保留的仅意见一种。这样就会发现：党政机关相同的文种是决

定、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行政机关有、党的机关没有的文种是命令（令）、公告、通告、议案，党的机关有、行政机关没有的文种是决议、指示、公报、条例、规定。

公文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从历史来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他机关在制定本系统公文处理规定时历来以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为参照范本。1996年出台的《条例》也有所创新，比如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增加了意见文种，国务院在2000年发布《办法》时则借鉴了这一做法。回顾每次出台的公文处理法规性文件，可以看出党政机关公文在文种及其适用范围、公文格式和行文规则等方面相互借鉴和完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积弊凸显，在前进中寻求改革

党政公文处理法规在施行过程中均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除自身的瑕疵外，两者之间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在文种规定科学性方面的差异或许最能说明问题。1996年《条例》发布时，我国相关立法尚不完善，将法规名称等同于狭义公文一并纳入公文处理法规，可以理解但欠科学；在党内法规已明确规定法规名称的情况下又重复规定条例和规定这两个文种，尤为不妥。公文处理法规所指的公文应当是可独立行文的狭义公文，所规定的文种属于狭义公文文种，而不应包括法规和规章名称。狭义公文的突出特点是行文方式上的独立性和公文格式上的规范性，其中的文种均可直接编排发文字号而用红色版头独立行文。2000年《办法》发布时具有明显的时间优势，文种规定比较科学。发布时间上的差异，导致党政公文处理法规对文种的规定不一致，反映到实践和理论研究上，便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和异议。

1996年的《条例》和2000年的《办法》在对文种适用范围和公文格式的规定上也有许多不一致之处，文种适用范围规定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函、报告和决定等文种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发布时间上的差异也有一定关系。以函为例，1993年《办法》规定：“函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1996年《条例》规定：“函用于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无隶属关系的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2000年协法>规定：“函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1996年《条例》对函的规定在“机关之间”前面未加“不相隶属”的限制，但在“行文规则”一章第十二条第（五）项中规定“不相隶属机关之间一般用函行文”。由于“一般”的不确定性，则出现了对1996年《条例》和2000年《办渤如何正确理解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正确使用函的问题。

两者的差异，导致函的使用以及理论研究工作较长时间的混乱。公文格式上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公文用纸幅面不同，版头样式不同，项目构成和要素称谓不同，秘密等级和紧急程度标注位置不同，成文日期标注不同等方面。原党政公文处理法规存在的这些差异，导致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不便甚至矛盾。

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上述问题均是前进中的问题。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多年来广泛调研，为寻求改革、出台新《条例》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殊路同归，在新时期实现突破

2011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新时期，党政公文处理法规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新《条例》将党政公文原文种合一后仍保留15个文种，即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和纪要（“会议纪要”改为了“纪要”），删去了不常使用的指示文种以及不宜作为狭义文种的条例、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对文种的规定更科学、规范。

毋庸置疑，原党政公文处理法规规定上的诸多不一致主要源自发布时间上的差异。新《条例》的出台，使党政机关公文文种适用范围达到了高度统一。

新《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文的版式按照《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新《条例》和新《国际格式》的配套实施，使原党政公文处理法规中存在的许多格式上的差异基本消除，种种矛盾得到了较好解决。

除此之外，新《条例》在行文规则、公文拟制、公文办理、公文管理等方面也作了许多新的明确细密的规定，如删掉了主题词要素，增加了页码要素，补充了不得以本机关负责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和不得将请示原文转报上级机关以及属于党政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不得联合行文等规定，程序更为严格，更加强调保密，等等。

综观新《条例》全篇，品味各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表述取原党政公文处理法规之长，简明、精准。1996年《条例》中“不相隶属机关之间一般用函行文”之类的不确切、不规范表述，在新《条例》中已不复存在。新《条例》将1996年《条例》中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上级机关的指示”的表述改为了“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绝非语序上的简单调整，而是突出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文的理念。

新《条例》还矫正了一些不确切、不规范的用语，如将1996年《条例》发文字号中的“发文年度”改为了“年份”，标题中的“公文主题”改为了“事由”；将2000年《办法》中的“发文机关标识”改为了“发文机关标志”等。

新《条例》内容翔实、结构严谨、语言简明，其科学与规范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预期。从宏观来看，新《条例》的出台，开启了历史的新阶段，对于我国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建设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然，新《条例》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作为党政公文处理法规，发布形式值得商榷和探讨。它在施行过程中，自然还需接受实践的检验。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也自然是今后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二篇：参加《新条例》《新格式》及《自治区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实施细则》专题培训班学习心得体会

参加《新条例》《新格式》及《自治区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实施细则》专题培训班学习心得体会

在XXX市委的组织和本单位的安排下，本人参加了《新条例》《新格式》及《自治区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实施细则》专题培训班，接受了五天的公文写作理论知识培训，感觉收获很大。

这次公文写作培训班的举办，对我们从事文秘工作的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参加培训的有X州、XX州、和田、哈密、兵团农4师、农5师等地区的学员。参加培训的学员有老有少，热情很高，期望很高，都迫切希望通过培训提高自己的公文写作水平，事实上通过此次培训也确实达到了培训目的。

在五天的学习中，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新格式》）、《自治区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实施细则》、常用公文文种的写作要求、行文规范、写作技巧等。培训期间，我认真听课，做好学习笔记，遵守校纪校规，顺利完成了所有学习内容。

五天的学习时间很短，但学到的内容很多。培训班上的几位老师，都是公文写作方面的专家，有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秘书长、自治区党校教授李传来老师、新疆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武晓凤老师、国家公文写作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岳海翔老师等，他们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很高。通过他们的讲解，我对公文写作有了基本的认识，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公文写作理论知识。

培训期间，几位老师不同的讲课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秘书长岳海翔先生学识渊博，讲课时深入浅出，例证丰富，他提出要想写好公文应当注意6个方面：了解思路框架、提高政策水平、多读经典公文、正确使用文种、强化文字表达、注意格式规范，短短36字包含了公文写作最重要的技巧，归纳精辟，讲得很精彩。戴敬雨老师从事文秘工作多年，实践经验丰富，讲课内容紧密联系实践，可操作性强，对于督察与信息工作有独到的见解，他强调：督查工作要适应新时期、新形势要求, 一是在督查工作范围上，由单纯办文办事的“小督办”向办理党委决议决定的“大督办”方向发展；二是在督查人员组成上，由办公部门秘书同志构成的“低层次”向党委领导同志构成的“高层次”方向发展；三是在督查工作本质特征上，从偏于注重工作过程单纯督查政治性工作的务“虚”型，向注重实际效果综合督查政治经济工作的务“实”型方向发展。张广田老师严肃认真，讲课内容实践指导性强，详细的为我们解读了2012年7月开始执行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相比较已经停止执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具有“首创性”、“简约性”、“规范性”、“先进性”等四个方面的特点；李传来老师讲课幽默风趣，通过鲜活生动的案列和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使我们明白了“先做人，后为文—秘书的职业道德修养”，开放活泼的授课方式，时常能引起学员的阵阵笑声。作为参训学员之一，我觉得这次学习很有收获，不虚此行。

总的来说，这次学习很成功，无论是培训活动的组织还是正常学习都开展得有条不紊，几名领队同志认真负责，在培训开始之前和培训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行程安排、食宿安排、活动组织等方面都很

细致、很到位，保证了学习的顺利进行。

要做好文秘工作，不仅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功底，还要具备较强的业务理论素质。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公文写作实践相结合，在干中学，边干边学，不断提高自己的公文写作水平，更好地履行好文秘工作的职责，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为本单位的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城乡综合改革办公室

冯韬宁

第三篇：从农机合作社看农村专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从农机合作社看农村专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前不久，笔者应邀到吉林省敦化市，考察了敦化市农机合作情况，联系国内外农村专业合作发展情况，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农机合作社节约燃油势在必行，有利缓解能源涨价带来的中国石油危机

中国农机总动力2003年就超过6亿千瓦，农机大量消耗柴油、汽油，是消耗能源的大户。全球能源价格大幅度持续上涨，2008年6月6日，美国油价已达139美元/桶。有人估计年底可能达到150，甚至200美元/桶。在油价高涨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农业机械化战略必须考虑，节约燃油的对策，一项重要决策就是支持农机合作。因为上世纪50~60年代，联合国专业会议上就认定，农机适于多农户使用，才能节约能源，提高经济效益。

有专家估计，2008年中国直接和间接进口石油总量将达到4亿吨，仅仅由于石油涨价，2008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将上涨1272亿美元，相当于8800亿元人民币，等于2007年GDP增量部分的32%。（《南方周末》，2008.06.05）中国1993年开始又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4年进口突破1亿吨，原油进口1.22亿。2006原油进口1.452亿吨，2007年进口原油1.63亿吨及成品油3380万吨。2008年有人估计将进口1.8亿吨，支付1453亿美元。原因是中国以加工制造参与全球化经济结构，相当“世界工厂”，就要承担世界工厂的能源消耗。因此，必须考虑节约能源问题，包括节约农机用油。

有人提出，低能源价格的政策究竟补贴了谁？主要补贴了富人和国外消费者。（2008.06.05《南方周末》）现在的政策是补贴中石油，中石化等国营垄断企业，2006年财政补贴中石化50亿元，2007年补贴49亿元，2008年一季度补贴71亿元。中石化认为，补贴连亏损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对石油生产者补贴，不能影响终端消费者，国外油价涨，国内不涨，等于鼓励和放大无效消费，加大能源稀缺和价格压力。实际上财政补贴等于全民买单，而能源消费以富人消费更多为特征，所以全民纳税后，用财政收入作能源补贴，等于补贴富人，进入富裕阶层的腰包。另一方面，中国出品商品多为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工业制成品，因此2005年出口产品的能源含量约为5亿吨标准油，考虑进口后，实际净出口2亿吨标准油，都获得了能源补贴。相当于中石化得到财政补贴以维持中国的低能源价格，而这种政策的受益者是外国消费者，他们获得了中国的间接能源补贴。

这样，能源补贴的不公平成了国内、国际和代际之间不公平的新问题。低能源价格补贴政策，使开车的富人和农村有农机的富裕群体受益更多，并没实现社会公平。能源环境的破坏为后代人留下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影响后代人的生活质量，成为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发达国家本应承担能源和气候变化的更多责任，但是，中国的低能源价格政策和现实的贸易结构，使中国却承担着更大的能源环境责任，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能源环境责任承担上的不公平。因此，油价上涨受打击最大的是中国。而中国采取的低能源价格、高补贴企业的政策，实质上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国际竞争、代际公平以及当代贫困阶层的。所以，这种能源价格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将被迫改变的，将与国际接轨，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

农机部门需要有远虑与远见，预计到能源价格上涨，节约能源的必然趋势，有预案与对策，其中包括合作使用农机的正确选择。当然也要按WTO的规定，争取合理的农用柴油、汽油补贴以支持农业和农民。

农机专业合作是必然发展趋势，推进农村专业合作是客观经济规律

发达国家农村经济的一条共同规律是发展专业合作，包括农机合作，而不是土地集中于集体的产中共耕式合作。国外经验证明专业合作，包括农机合作都是成功的。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式的土地集中的共耕制集体化合作全是失败的。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恰雅诺夫院士提出苏联适宜发展中小规模家庭农场，加上纵向的合作化服务，用农机、化肥、农技、农产品销售、加工等专业性合作社为农场提供专项服务。主要原因是农业与工业不同，规模效益也不同，不能将100亩的太阳能集中于1亩土地上，规模太大的集体农庄运距太长，经营成本高，管理也困难，因此建议发展中小家庭农场加上纵向合作社。恰雅诺夫的纵向合作化理论受到列宁的重视，并在临终前写下了《论合作制》。但是，斯大林坚持实行农业集体化，推广土地公有制为基础，共耕制为特点，产中集体劳动为标志的集体农庄形式，批判恰雅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河流上的泡沫”、“反对农业集体化”，最后把恰雅诺夫定为“人民公敌”，以莫须有的“农民党”领导人的罪名，在1935年判处死刑，1937年被枪杀。所有同意、支持恰维诺夫的学者、官员，被定为“恰雅诺夫分子”遭受迫害，被枪杀或流放。恰雅诺夫的着作在苏联被禁，中国也无从知晓恰氏纵向合作化理论。只知道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摆不脱斯大林集体经济理论的阴影。

但是，恰雅诺夫全集，八卷本，四卷本，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版，盛赞恰雅诺夫为“农民的马克思”，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钥匙”、“被自己人遗忘的农村问题专家。”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贯彻，实行恰雅诺夫的纵向合作社的理论，大量发展专业合作社，包括农机合作社，适应与推动规模大小不等的家庭农场不断提高机械化、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区域化水平。事实证明，恰雅诺夫的纵向合作化，即专业合作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是成功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毛泽东的横向合作化，即集体农庄、人民公社的理论是错误的，实践是失败的。

由于思维惯性作怪，单维思索和唯上、唯书的习惯，中国长期以来不敢否定集体经济，回避合作经济。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台“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以后逐步好转。农民对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侵吞私人财产，心有余悸，也不热心于合作，习惯于自留地、自留畜和自己购买农机。日本农林水产省负责农机化的专家曾对我国访日的官方代表团说过：“日本一家一户买农机，不是经验，而是教训。你们中国千万不要走这条错误的成本很高的道路。”日中农协理事长阪本楠彦教授也写信回答我的问题：“日本如何解决机械化贫困问题的？”他说，日本是用收购大米的价格比国际价格高9倍的办法，为农户提供购买农机的资金。日本农协也可以得到农林水产省一半资助，以购置茶叶加工设备等。至于德国有“农机环”、“农机银行”等多种农机合作形式，产权私有，调剂使用，有偿服务，独立核算。农机环（合作社）的理事长为义务性。干事长的50%工资，由政府提供，其余50%由会员交会费中开支。因此，发展农机、化肥、植保生产性服务直到农产品销售、加工的专业性合作是世界各国发达农业的正确选择，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

因此，农机合作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行新农村建设，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河北保定、吉林敦化等对农机协会的探索十分可贵，选择的道路正确

20年前河北保定等地发展了一批农机协会，包括敦化市的经验显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国内外农机协会、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农机合作有利于克服农机保有量大、投资大，而利用率低、成本高、作业市场无序的问题。农机合作可组织农机户、整合农机资源，提高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水平。可有效防止过量配备的浪费和降低作业成本。

农机合作社有利于扩大农机经营规模。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和承包制前提下，逐步推进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利于缓解大机器与小地块的矛盾，增加农机户与用机户的经济效益。在改变与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有一定困难时，可提倡生产要素之一的农机的经营规模，包括跨区作业。

农机合作社有利于挖掘农村组织资源潜力。以合作社、协会协助农机管理部门宣传与落实扶持农机政策，会员优先享受国家对农机的各项补贴、优惠政策，有组织地为会员提供政策、市场、技术信息，组织会员进行生产作业、为当地与跨区作业服务，并提供维修与配件服务。

农机合作社通过技术交流、培训、年检年审等工作，提高成员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合作社可以邀请专家、技术人员与农机厂商对会员讲课、交流与售后服务。合作社、协会成为会员自己的技术学校。

农机合作社可成为农机管理部门的助手，上传下达。及时反映社员的合理要求，将真情实况及时传达上级，把上级的方针、政策、措施及时与高度分散的农机户沟通，作政府与会员间沟通的桥梁。政府办不好、办不了的事通过协会落实。农机化有政府机构（GO）与非政府组织（NGO）两只手来推动、组织、管理，则更为有力。

农机合作社协助农民适应市场竞争，调整生产结构。敦化农机作业协会完成粮食作物耕、播、收作业以外，还开展烟叶施耕起垄、中药材收获等作业，促进农民致富。

农机合作社促进规范的农民合作社的组建、完善与发展。敦化市农机合作社中，有的用机械、资金或土地入股，并在条件具备时，发展二、三产业，有民间组织（农机合作社）带领农民走向合作化，使土地、劳力、资金市场化，并实现有机结合，推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机合作社建立了理事会、社员大会的制度和章程，提高了分散农户的组织水平。

农机合作社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壮大与发展。农机合作社帮助贫困群体中的无机农户，是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具体措施。有利于农村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农机合作社的不断完善、壮大和发展，有助于探索符合国情民意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业机械化道路。根据欧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合作化、专业化、市场化、区域化、社会化、城市化等相应地协调地基本同步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可能孤军深入。中国式农机化发展道路仍在探索中。

对进一步办好农机合作社的建议

坚持农机合作社的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和民办、民管、民有、民受益、民主管理、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组织原则。遵守合作社的按照交易额进行利润分配，不按股份分红的分配办法。充分运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各项法律依据和相应的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农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希望全国人大在民法中列入“合作社法人”的法律地位，使农机等合作社名正言顺。在合作社内部交易中免税。在财政、税收、国家项目立项、扶贫支农资金与科技项目问题等方面优先照顾合作社。改变农机等专业合作社、协会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团法人”时，不能从事经营业务；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时，又不能享受税收优惠等，这种尴尬局面。

允许建立农机合作社的纵向系统。参照山东省、地、县曾建立垂直的“农机使用者协会”的经验，逐步建立全国-省-地-县-乡-村农机合作社（协会）的系统的纵向组织，组成上下通气垂直领导系统，加强业务指导和技术交流。

扩大各级农机合作社、协会工作范围与权力。德国农业协会（DLG）下属农机鉴定站。农机用户更信任民间的农机鉴定机构的意见。对此，政府应给予支持。

加强对外国际交流。国际农机合作社联盟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每两年开一次大会。我们1985年曾访问过联盟主席。80年代，中国农机学会曾经发函，拟参加该会。该会的答复是“你们中国农机全部私有了，没有合作社了。因此不同意你们派代表参加农机合作社联盟。”建议建立农机合作社组织后，应该参加国际农机合作组织，借以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此事应该加紧进行。

应对国际油价飙升的新情况，加强发展农机合作社的工作。以节约油料、成本和减少不必要的过饱的配备和油料浪费，同时又是以合作缩小贫富差距，推进新农村建设。

相信农机合作社将有助于推进选择性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姚监复 作者系 我国资深农业机械化学者、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农机化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第四篇：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古情诗之点滴

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古情诗之点滴

在人类文明史上，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表现这个主题最为精练的文学形式便是爱情诗。古往今来都不乏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爱情诗歌精品，并且拥有大量的读者。我国的古典爱情诗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古代民歌中的爱情诗和文人创作的爱情诗。这两类爱情诗构成了中国古典爱情诗的主体。

爱情没有模式。有欢乐的爱情也有痛苦的爱情，有清纯的爱情也有压抑的爱情。爱情的多种多样，使得诗人笔下的爱情诗也千姿百态。不管怎样，这些爱情诗都是诗人的观念、诗人的诉求、诗人的愿望、诗人的评价等等的反映。古代民歌中的爱情诗较文人创作的爱情诗更为古老。从《诗经．国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再到唐代民间的曲子词，都有着大量歌唱爱情的诗篇。这部分诗歌大部分来源于人民大众，更多的体现了劳动者对爱情的普遍看法。如《诗歌》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汝）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汝）之为美，美人之贻。它们不只是个人爱情的体现，更是人民大众感情普遍的坦诚吐露。由于是劳动大众的智慧结晶，古代诗歌中的表现手法较为朴实，对爱情的宣泄更为直接。从某种角度看并没有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古代民歌并没有摆脱古代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父权的影响。因为作为古代民歌的创作者，劳动人民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封建教化在他们心中树立起的道德标准让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有所超越。

相较于古代民歌中的爱情诗，文人创作的爱情诗更多地反映了个人的爱情。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文人们有着更为活跃的思维，但比起“麻木的大众”，他们受的封建教化却又是多得多。他们对自己有着一套严格的处世准则（这套准则是建立在封建道德标准上的），甚至有些人是一种毫不怀疑的“愚忠”思想。因此思想的活跃性和自身严格的封建处世准则必然会有产生冲突的时候。于是，在文人创作的爱情诗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流露出一种无奈：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却因为与自己信仰的道德标准相冲突而不得不割舍。就如陆游在《钗头凤》唱到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游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大诗人，终于还是摆脱不了心中的那套封建道德标准而母命难违休了和他有深厚感情的妻子。而他并未对这一切做法的正确性有过真正的怀疑，心中有的只是那一丝的无奈和可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悲哀啊。而作为他们情感的写照，文人们创作的爱情诗便更多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无奈的心态，看似悲壮，实质上正是封建政治文化对文人思想严重束缚的体现。

如果我们从封建政治的发展和古典爱情诗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比较，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平行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刚刚建立，还不成熟。且中国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央集权强度不大，统治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教化也还不深入。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爱情诗最为纯朴，是人们最真挚情感的真实表现。这时期的爱情诗大多表现得大胆热烈，多姿多彩。【一】 相亲相爱篇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二】 情有独钟篇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三】 弃妇篇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

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四】 爱情危机篇

《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而这之后的两汉时期，封建统治加强。在两汉独尊儒术之后，封建教化的强度加大，人们对爱情诗的创作基本上要“发乎情，止乎礼”（《毛诗序》）。从汉以后，随着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对文人思想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大。以致一些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正统文人，把禁欲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自然对爱情诗更多地是采取蔑视和批判的态度。并且这种思想渐渐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导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统治者最好的统治武器。如陶渊明写了“闲情赋”，尽管还算是“止乎礼”，但仍被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讥为“一生创作中的‘白璧微瑕’”。而这之后，爱情诗比起那些壮怀激烈的怀古诗、咏志诗，便更是不登大雅之堂，为文人所不齿了。即使有人“闲时”赋上几首，敢署上其名者也不多了。于是，在这个时期，比起在西方爱情诗大行其道，中国的古典爱情诗似乎在走向没落。甚至于像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一生创作无数，但在爱情诗上的创作却实在少得可怜。

作为表达爱情的诗歌，爱情诗看似与“经世致用”毫无关系，实则不然。比起那些壮志凌云的咏志诗，朴素的爱情诗往往更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因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离一般大众实在遥远，而爱情却是作为人都能体会到的一种天生的情感。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正如流行音乐同古典音乐相比，前者显然在年轻一代中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同样爱情诗比起那些有点说教意味的诗歌相比更容易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这样一来，只要在爱情诗中渗透一种封建教化的思想，则统治者对广大人民作思想教化工作的目的就更容易达到。

第五篇：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最大可能地凝聚共识，需要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

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是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看的，有些则属于公民道德层面。可以说，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而公民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则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伦理规范，是用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二者既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着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前者是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人民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

尽管在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观”的概念，但并不是没有价值观。实际上，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价值观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在古代中国，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设想，后来出现了阶级差别，私有利益就成为人的行为的驱动力。在奴隶制条件下，统治阶级以遵从“天命”自居，奴隶则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甚至对他们拥有生杀之权。在那时，人和人不仅不同，有些人甚至不被当作人，这就是奴隶制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在奴隶主和自由人民之间也有道德价值观来调节他们的利益和行为，如中国的“忠”“勇”“节”“孝”，古希腊城邦的“勇敢”“理智”和“适度”等。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不仅有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五常），还有反映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规范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显然，历史地反映封建主义社会等级制的价值观是“三纲”，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而反映人民生活道德的是“五常”，即道德生活的规范性要求，以达到“怀仁义以相接”。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者也宣扬君权神授，认为人是分等级的，贵族是上帝的选民，地位天然高于平民。针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价值观，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价值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

在资本主义革命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希望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价值承诺，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贵贱价值观进行批判，由此顺理成章地举起动员各个阶层人民的旗帜，并在欧洲范围内逐渐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夺得了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获得确立，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也逐渐把其核心价值观调整为“民主、自由、人权”，从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制高点。

“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自由、人权”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力量相对较弱情况下提出的，要求统治者给自己以自由，要求获得平等相待的权利；后者则提出于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制度需要，即不仅要有资本的自由，还要有资本发展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为扩大权利而斗争的现实。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就提出了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但众所周知，当时的美国不仅还存在着蓄奴制，妇女也是此后很晚才获得了投票权。

社会主义价值观：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价值观的变迁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基础的。在奴隶制背景下，必定出现不把奴隶当作人而是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的价值观；在封建制背景下，社会的阶级构成必定以贵贱差别的等级区分的价值观为主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资本和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必定倡导抽象的民主、自由和权利的价值观。只有历史地看，我们才能理解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性，即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核心价值观的反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就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必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十分必要。

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往往与社会制度联系更加直接、更加紧密。譬如，在新中国，“三纲”显然不合时宜了，但“五常”却可以在加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后仍然有效。譬如，我们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仍然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同样，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新教伦理，如勤劳、节俭、自立、诚实，如果合理地理解，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有效。道德价值观在形式上似乎变化不大，但是概念的相同并不等于内涵的相同。例如，“礼”在封建社会是按照等级制来要求人的行为，而在当代中国则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和谐友善原则来设定的。又如，新教伦理的节俭、勤劳是对劳动者的道德要求，希望他们完全服从于资本的需要，这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大差异。

社会主义价值观试图也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崭新的价值理想而产生的，即建立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不抽象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价值观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不抽象地谈“人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而是实现让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方面当家做主，让窄化了的、仅有周期性投票权的民主变成具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反对自由价值观，而是让自由建立在社会公平的框架里，因为离开社会公正的自由，只能是强者压迫弱者的自由，即资本压榨劳动的自由；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人权，而且还让人民的权利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倡导人人尊重彼此权利的和谐价值观，这种和谐价值观包含人权价值观，且超越人权价值观。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了国家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后者是对善恶或好坏的看法。作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精髓的核心价值观，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诺或表达。譬如，像“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作为道德要求的价值观则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譬如，在古代中国有“仁义礼智信”，古希腊有“勇敢”“理智”和“适度”，欧洲中世纪有“虔诚”“谦卑”“服从”，近代资产阶级有所谓“勤俭”“劳作”“自律”等。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往往决定着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质和内涵，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须有自己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新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新的社会制度。反映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变了，道德价值观的内涵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也曾经基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而进行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尽管也取得了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成果，但都未能获得最终的和实质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观，激发了全世界人民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一时间，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曾经担心社会主义革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既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某些价值观蜕化为单纯口号，将“爱国”“忠诚”“守法”之类的道德生活价值观当成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从而遮蔽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质的价值取向，导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渐渐减弱。譬如，在柏林墙两边，东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过西柏林，东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墙来阻挡人民往另外一边跑。价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涣散了，内在认同出现了危机，问题终将暴露出来。价值认同出现问题了，靠外在的墙来阻挡往往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东剧变也是核心价值观失落的结果。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分清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与人民及公民价值观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价值观来替代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譬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所谓“礼义廉耻”的生活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以图整合中国社会，但显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压迫的公正社会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和公正的社会为价值取向，这是有社会变革方向感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廉耻”只是调节人们生活的道德价值观，没有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为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

总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必须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站在价值观竞争的制高点上，掌握文化竞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