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第一篇：推进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推进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xx镇财政所扎实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全面促进粮食生产，降低农业自然灾害风险，保障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

一是全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动员会后，我所积极行动，召开了专题会，安排包村责任制，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责任；各包村责任人配合村召开了农业保险政策宣传会，引导种粮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利用过街横幅、有线电视、张贴标语、印发政策宣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农业保险工作，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让种粮农民明白农业保险工作是国家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增强农民防灾减灾能力，稳定粮食生产，保证农民增收。

通过以上工作扎实的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已经圆满结束，有效地保障了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

xxx镇财政所 2012年9月13日

第二篇：政策性农业保险如何贴近农业生产实际的思考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何贴近农业生产实际的思考

邹友才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从长宁县2007年先后试点能繁母猪、育肥猪、水稻、玉米、油菜、烤烟等种植和养殖业险种的推行情况看，普遍反映存在农民投保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大，社会效益不明显等问题。就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业生产实际存在较大差距。

一、原因分析

（一）保险条款操作性不强、可接受度低。如水稻、玉米按“一般灾害险”和“旱灾险”制定不同保险金额，其中“旱灾险”规定最高赔偿标准仅为100元，并对应“移栽成活至分蘖期”、“拔节期至抽穗期/抽雄期”、“扬花灌浆期至成熟期”三个阶段分别为40%、70%、100%的赔偿，每个阶段还要折算具体的损失程度，此外还要按损失金额的10%作为“绝对免赔率”予以扣除。由此计算，如果1亩水稻因干旱在拔节期造成死苗无收，农民获得的赔偿最多不过63元。又如对“风灾”的定义，四川省《政策性水稻、玉米种植一般灾害保险条款（2008版）》规定：“本条款的风灾责任是指8级以上大风，即

1风速在17.2米/秒以上即构成风灾责任”，诸如此类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认定。再如，一些流行性、暴发性的病虫灾害未列入保险范围。

（二）投保时间与生产实际脱节。现行的政策是当年10月就要承保下年的险种，在种植业上除油菜等小春作物可以相对准确外，水稻和玉米等大春作物要次年3月才播种，承保数量（面积、地块、品种）只能“预计”，往往与来年的生产实际脱节；养殖业方面则人为地割裂了养殖周期，特别是育肥猪仅4—5月，造成只能“保一槽”的格局，缺乏连续性。

（三）保险运行成本过高。一家一户收、缴保费的做法，占据了基层干部和农户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上定损、赔付手续繁杂（要提供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存折，申请、签字、盖章等），农民往往是“路都跑大了”，花费时间、精力和路费的付出大大超出了得到的保险收入，有的农民说：“还不如不要”。

（四）保费偏高、保额偏低。按照2010年的标准，除开财政补贴外，农民每亩缴纳保费：水稻6.26元，玉米6.15元，油菜3.85元；而水稻的保额每亩最高只有300元，玉米292元，油菜280元，并且分段定损，农户到手的赔付款少之又少。有的农民觉得这几元、几十元钱“无关痛痒”，反到认为麻烦。

二、对策建议

（一）实行综合保险。农业生产主要是与自然灾害斗争，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应该涵盖所有的自然灾害（除人为故意或不作为造成的），包括水灾、旱灾、风灾、火灾、虫灾、病灾等，都应列入保险范围；同时简化程序，统一费率，按损失比例该赔多少就赔多少（如水稻1亩绝收赔300元，如果因灾损失50%，直接赔付150元），实行综合保险，提高可接受度和可操作性。

（二）调整政策。可将政策设定为上年10 月初至当年9月底，补贴政策10月前发布，并随之启动油菜等小春险种；3—4月启动水稻、玉米等大春险种；常年按实际开展育肥猪等养殖险种。从而增强保险标的的针对性、确定性和连续性。

（三）降低保险运行成本。在坚持“自主自愿”的前提下，鼓励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授权委托乡镇在其对应的良种、肥料等补贴款中代缴保费，降低收、缴保费的繁重工作运行成本；自然灾害是明摆着的事实，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清楚，充分依靠专业队伍和基层干部，严格按损失程度和赔付比例，把赔付款直接打入受灾农户账户，简化定损、理赔的手续程序、降低运行成本。

（四）提高保额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负担的比例要逐年增大；同时，要适度加大保险的赔付额度，增强赔付金的吸引力和震撼力，从现实的角度提高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作者单位：长宁县政协机关；地址：长宁县长宁镇竹都大道二段116号；邮编：644300）

第三篇：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建议

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建议

自2007年以来，国家启动实施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建立和完善了农牧业灾害补偿机制，减少了生产经营风险，保障农牧民经济利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1.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也为稳定农民收入奠定了基础。尽管农牧民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时，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了其可获得的最大纯收入。但同时，农业风险损失发生后的保险赔偿也减少了因损失发生而引起的收入大幅度减少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一方面通过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等规避农业风险，尤其是农业受灾风险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改变“因灾致贫”的困境;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补贴农民与扶持农业的有效工具，进而成为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载体。而且，当农民收入得到稳步提高后又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

2.促进农业生产，引导农业健康持续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农业风险预期，农民通过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将不确定性的农业风险损失转移了出去，稳定了农业预期收益，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还借助农技和气象等部门专业技术指导与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规避和减少了农民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农业投资预期收益，加速发展以高效、生态和精准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二是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有效引导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政府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优惠政策等内容，可以有效诱导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同时通过保险运作机制，转移与消减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农业风险及其损失，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壮大保驾护航，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3.激发参保积极性，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撬动作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行对转移农业风险、减轻政府负担、引导农民积极参保等方面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属于政策性保险，其在展业、承保、查勘理赔等方面的复杂性，还存在着一些的问题。由于春季气候变化无常，给农业保险带来一定压力。穆棱市气候变化较大，连续2-3年春季低温寡照，降水略多，土壤含水量较高，发生春涝。这时大部分作物尚没有出苗，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期限是从出苗期开始理赔，导致大部分受灾作物得不到赔偿。物化成本未纳入农业保险。给农业保险推广工作带来了一定阻力。农民在播种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物化成本，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农牧民经济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政策性保险条款没有将农业生产的物化成本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内，造成农牧民物化成本得不到保障。农民风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是农业保险推广的主要问题。农业生产长期“靠天吃饭”，农民大部分没有风险防范意识，农民普遍对农业保险理解不透、认识不足，抱存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农业保险是向农民变相收费。

二、影响种植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

1.保险机制体制相对简单。保险公司主要依托农业经营管理站开展种植业保险工作，2013年，全市种植业总面积为240万亩，实际参保总面积110万亩，保费1650万元，受灾农户35412户，受灾土地49万亩，支付赔款1223万元。从总体看，发展种植业保险对于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具有明显作用。但是，保险工作并不顺利，部分农民的参保意愿不强，种植业保险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因素。

2.种植业保险经营管理难度大。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种植业灾害本身的复杂性使种植业保险损失率测定困难。二是灾后经济损失的评定难。三是业务管理难。特别是农村交通不便，保险标的分散，不便于防灾防损和查勘理赔。由于查勘理赔存在难度，有时容易引发争议。四是地级差异导致种植业参保率低。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低洼易涝地不允许参保。作出这种规定，主要（下转10页）（上接8页）是因为如果允许地级差的地参保，保险公司可能赔付不起。但这给农民造成了保险公司只想赚钱、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感觉。在实际操作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只愿保地级差的地，不愿保地级好的地。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想保的保险公司不接保、保险公司承保的农民不愿保的矛盾局面。

3.保险业务难以满足农民需求。一是保险品种较少。目前，穆棱市种植业保险只保水稻、大豆、玉米。而除了这三大作物，经济作物如蔬菜等的种植面积也在逐年扩大。种植经济作物对农民增收有很大帮助，农民也有参保意愿，但保险公司却没有提供相应险种。二是理赔金额低。大豆、玉米根据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给予补偿，理赔金额尚不足以完全补偿农民投入成本。

4.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保费补贴资金。为推行种植业保险，国家对种植业实行保费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地方财政补贴15%，其余20%的保费由参保户承担。受财政资金补贴制约农民对种植三大作物的土地不能应保尽保，这种情况全国普遍存在，国家也在研究对粮食大省种植业补贴资金的优惠或减免政策。没有能力按政策要求进行资金配套。各级财政补贴不能及时到位，致使好政策无法完全落实。

三、加快种植业保险发展的几点建议

1.调整种植业保险的基本单位。目前，种植业保险以户为基本单位，参保户数越多，基本单位就越多，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也就越大。可以考虑将以户为基本单位调整为以屯（组）为基本单位，各屯（组）成立保险理事会，具体负责本屯（组）的保险工作。如因灾需要赔付的，由市、乡、村三级共同进行查勘定损和测产，确定出该屯（组）的综合赔付率以进行赔付。

2.推行“保险公司+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与农业龙头企业签订保险合同，保费由企业来承担。发生灾害后，保险公司向龙头企业理赔，龙头企业再对农民进行补偿。这样做，可以解决农业保险直接面对农民存在的保险标的小、分布广、查勘难、理赔难，保险公司运营成本过高等问题。

3.提高农业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农业保险公司一方面应合理确定保费、规范理赔流程，另一方面应增加种植业保险作物品种。政府和社会应加强对种植业保险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欺瞒、误导和出险后惜赔、少赔、拖延不赔等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4.合理确定地方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根据不同地区的财力状况，确定地方财政保费补贴的分担比例，提高经济强县的分担比例，降低欠发达县的分担比例。同时，增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别是增加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使其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切实解决种粮大县种植业保费补贴资金难以到位的问题。

5.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借鉴国外经验，由国内专业再保险公司和其他经营农业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联合建立种植业巨灾风险保险联合体，共同承担巨灾风险，提供保险保障。

（编辑/李舶）

第四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补贴频频遭险企联手地方

政府瓜分

2012年11月05日 09:29 经济参考报

补贴被骗取巨灾风险大险企“下乡难”

农业保险三大症结待破

记者白田田李唐宁周勉毛海峰北京湖南陕西报道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和覆盖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部10月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陕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农业保险面临着保费定价失灵、巨灾风险大、保险公司“下乡难”等问题。更有行业人士指出，农业保险补贴遭到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瓜分，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出现。

以往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国家财政补贴以后，那些曾经制约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彻底解决的话，势必将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农业保险补贴成为“肥肉”？

上月，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增长41.9%。截至9月底，中央财政已安排拨付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95.5亿元，比2011年全年增长43.2%，带动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000亿元。

“商业保险公司过去退出农业保险，现在抢着做农业保险，就是为了补贴。”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农林部首席专家郭永利说，补贴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保障到农民头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直言，确实有的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看作是一块肥肉。广东肇庆市一位曾经在商业保险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说，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有财政补贴才开办农业保险，而且风险大的险种不做。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360亿元。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1.84亿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亿元，年均增长37.8%。

除了中央财政的补贴之外，各级财政还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补贴资金。以湖南省为例，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近几年，农业保险被曝出的问题大多与保险补贴这块“肥肉”有关。农业保险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过去讲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指的是农民骗保，事实上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很严重，农业保险成为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险公司投机取巧、套取资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来，阳光农险公司、人保财险[微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多地分支机构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套取粮食保险保费资金、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问题。

庹国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他遇到过的案例：某地保险公司与一家养猪场谈农业保险业务，一头猪100元的保费中政府补贴80元，保险公司告诉猪场负责人说只要交20元保费，保险公司再返还40元，不过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样，保险公司等于将60元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庹国柱认为，农业保险成为“盛宴”，还表现为“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封顶赔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费总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赔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顶，浙江省是5倍封顶，这样农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实际上是保障了保险公司利益。协议赔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财政补贴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法律法规中应该制定限制性条款，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在罚则里也要作出明确规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宁松认为，承办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能靠农业保险来撑规模、撑利润。如果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对政府、公众和公司的“不负责”。

庹国柱说，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不仅是企业骗取补贴，也包括农民骗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资金等，关键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

大公司能否对接小农户？

“2007年、2008年刚开始做农业保险的时候，感觉到没办法完全深入到农户中去。”宁松说，即使保险公司在县一级设有机构，也就20个人左右，而湖南省每个县一般都有20至30个乡镇，两三百个行政村，仅靠保险公司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承保和理赔到户。

“体量巨大”的保险公司下乡从事农业保险，如何与小农户对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从事互助保险的郭永利看来，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风险，让他们和大保险公司来对接，两者不对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要服务这么多的农民，存在风险高、成本高、亏损高的问题。

宁松认为，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户均农田3.6亩左右，有的地方户均才几分田，靠保险公司收取保费，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钱；二是农民认识的差异性，很多农民只有遇到灾害才愿意投保，这是明显的逆选择，而保险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万亩左右投保，涉及1000万户，而政府的贴补方案又下达得迟，保险公司必须在相应的作物生产期内完成承保服务，任务很重。四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广大农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灾后救济，对保险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农业保险开展初期，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感十分明显。

人保财险长沙支公司经理助理李军今年上半年进行水稻承保工作时，天天要下乡宣传介绍农业保险，嗓子都嘶哑了。他说，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费难，长沙县参加水稻保险的有10万多户，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4亩农田，涉及面太广。

理赔的问题同样复杂，保险公司因此和农户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宁松说，农业保险的赔款，是以农作物损失的30%为起赔点，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个作物的生长期限的赔偿标准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是在临界点上；特别是损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赔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关注。由此可能出现是非，如果没有政府行政力量和专业部门技术的参与，单独由保险公司很难搞定。

低保费如何应对高风险？

农业保险本身属于高风险的险种，加之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国内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巨灾保险的损失基本上只能由直接保险公司自行消化，导致难以提升巨灾补偿水平。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虽然当前农业保险经营情况较好，一旦发生大的灾害，这块到嘴的肥肉可能又得“吐出来”。

陕西省杨凌区是我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农业保险创新实验区。除了奶牛，育肥猪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品种，2010年开始，人保财险开始在当时试点“银保富”设施蔬菜大棚保险这一特色险种，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两年下来，试点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个品种去年收取保费240万元，但赔款就达到330万元。”人保财险杨凌支公司经理余党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当地遭遇了60年一遇的连阴雨，大棚受灾严重，导致设施蔬菜大棚保险亏损。“但这一块没有获得财政上的补贴，只能用其他险种的利润来填上这个窟窿。”

当地的情况并非个例，自然灾害导致的巨额赔付是商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宁松介绍，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就是巨灾风险。湖南人保8个亿的农业保险保费，如果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3倍以上，将直接影响湖南省分公司的经营稳定性。

宁松说，不支持大幅度地降低保费，因为前几年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益不能真实地反映农业保险的本来面貌。第一是灾害的周期性和损失的巨大性，灾害一般10年一个大的周期，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灾害；第二是农民的保险认知程度、维权意识在增强。

“巨灾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打击很大。”庹国柱清楚地记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时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办的保险公司从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间经营都比较平稳，但1986年到1988年发生大旱灾，导致保险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积累的钱全部赔过去，还要借外债来进行赔付。

由于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而再保费率高、门槛高，支持力度有限，保险公司接受的巨灾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难以提升巨灾损失补偿水平。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郭金龙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出资对再保险集团的经营管理费用给予补贴，或者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补贴。同时，减免再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此外，对于保费的确定，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也有分歧，地方政府希望压低费率，可以减少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则担心亏损而希望保费定得更高。郭永利说，保费制定存在定价失灵的问题，比如政

府将保费定得过低，让保险公司按商业化的办法来经营，而保险公司接受不了这样低的保费，只能不予推行，比如目前拖拉机交强险的参保率就不足10%。

庹国柱建议，应该成立类似美国风险管理局的这样机构，有政府背景但保持相对独立，负责厘定费率和起草条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过去十年间，农业保险成绩有目共睹，但上述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保费收入不多，点多面广，业务风险大，保险经营成本高等问题仅仅凭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政治热情显然是解决不了的。不仅如此，在目前巨灾保险缺失、相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在经营逻辑上，是否真正具有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热情和冲动，同样需要重新审视。

此外，试图借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带动其他盈利险种的快速跟进，在目前来看，要取得效果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商业性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上，是否真正能将之作为有效益的业务来进行开展呢？其动力何在？这些问题，还需要实践和积累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

第五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分析

学 生 姓 名： 汪莹 学 号： 22014110828 学 院（系）： 金融学院 专业（方向）： 保险学 成 绩：

2015年1月

摘要 ······························· 1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 1

（一）保险价值难以确定 ···················· 1

（二）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 ·············· 1

（三）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 ····· 1

（四）种类繁多 ························ 1

（五）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 ················· 2

（六）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 ····· 2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 2

（一）可保性差 ························ 2

（二）风险单位大 ······················· 2

（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 2

（四）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 ··············· 3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 3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 ··········· 3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 ············· 3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 ·········· 4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 ····· 4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 4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 5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 ············ 5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 5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 6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 ················· 6 参考文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要】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本文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风险性质、商品性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及其对农业保险经营的影响。【关键字】农业保险；农业风险；保险经营

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正处于新一轮的试验阶段，深入研究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

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虽然在短期内农业保险产品的供需双方可以确切计算利益，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受到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引进农业保险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全社会受益。保险公司和农户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是主要的利益。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其边际社会收益，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即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是外溢的。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在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普通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竞争性私人物品，一般采用商业性经营方式；农业保险商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公共部分”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农业保险必须采用政策性保险经营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质就是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净投入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以上，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以美国为例，按照2000年通过的《农业风险保护法》，政府每年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30亿美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实现。我国长期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几乎是纯商业性经营。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政府投入。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等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产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保费补贴，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适当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同时，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二是尽快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予以行政支持，包括保险宣传、协调各方关系等。但是，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要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第一，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要求的)，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二，农业保险实施必然使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减少，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第三，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家应着眼长远，适当增加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国家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有利于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制度体系。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的政策性决定了其组织形式有别于普通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七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中国保监会提出，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主要包括：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实行的奶牛、水稻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上述两家公司经历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实践，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业务较易开展。

（二）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即专门或者主要经营农业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2004年相继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较适合于农业较发达地区，但要解决好股份公司的商业性与农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公司采用相互保险的形式但又吸收了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等多采用此形式，我国2005年也成立了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形式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低，有利于相互监督防范道德风险，有利于协调政府、公司、农户间的关系，比较适合

于农业生产经营比较集中，组织性较好的地区，如黑龙江农垦区、新疆建设兵团等。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原来由市农委主导的“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即为此种组织形式。“兜底”虽可解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但容易使其放松管理，滋生心理风险；并且，对于巨灾风险损失，地方政府也难以“兜底”。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如2004年10月成立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设立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引进先进经营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实践中具体采用那种组织形式，则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参考文献

[1]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J]．2003,(09)：88-99 [2]李军，段志煌.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庹国柱，朱俊生.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2014,(02)：44-53

[4]黎已铭.农业保险性质与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分析[J]．2005,(11)：22-25 [5]张祖荣.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2006,(10)：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