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文献综述（合集五篇）

第一篇：中国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中国养老模式的现状与展望

摘要：养老产业，也称“银色产业”，是以产品消费对象的指向性类群作为界定的依据和标准，从第一、二、三产业派生出来的新兴的综合性的特殊行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或集合。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在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养老保险制度所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面临的老年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步履维艰的旧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1）家庭养老阶段

家庭养老，即由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功能。在传统社会里，无论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东方家庭，还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西方家庭，都在承担着“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及抵御家庭成员社会风险的功能。社会学意义上的扩大家庭(三代或者三代以上)承担着保障、再分配甚至储蓄的全部功能。

（2）国家养老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养老保险是从德国开始的。1889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其对象仅仅是生活困难的伤残老工人，缴费与给付水平极低。虽然这一制度最初覆盖的范围很窄，但它已包括了国家养老保险模式的基本要素。劳动者在职时缴费，并得到承诺在年老时可以得到退休金。国家在其中通过立法形式承担了兑现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贝弗里奇计划》的实施以及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以公共年金计划为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国家纷纷建立和日臻完善。继德国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有些国家将养老金扩展到全体公民，同其是否就业及工资收入无关。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一开始建立的是职业或行业年金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开始实施“新政”，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美国“新政”所建立的养老保险，是一种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在待遇标准上实行累退式的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制度，以照顾低工资劳动者。此后，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工业化国家普遍覆盖全体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

（3）社会养老保险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国家养老保险模式先后遇到问题。特别是现收现付模式，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面临着入不敷出的窘境。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应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的问题，已出现争论。有些国家的财政承受沉重的负担，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却因“优厚”的福利而下降。为了消除国家养老保险模式的弊病，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还有像中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

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便和新中国相伴相随。但长期实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新老企业负担畸轻畸重、苦乐不均。进入80年代中期，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其几次改革举措在养老保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到1998年底，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国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7％。有2727．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5％。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459亿元，支付全国离退休退职费总额为2073．7亿元。

社会统筹——均衡企业负担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对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使退休人员多的老企业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将社会统筹确定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使企业从各自负担退休人员的“自我保险”变为社会互济、共担风险的保险。到目前为止，全国己全部实行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三方负担——权利和义务的体现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个人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的费率从1991年标准工资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缴费工资的4％，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财政建立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在必要时给予补贴。实行三方负担，不仅扭转了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缓解了国家和企业双方负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增强了个人的参与意识，使参保者个人始终关注着养老问题。

三个层次——责任的重新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单—的退休金制度。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本人工资75％～90％的退休金，这是职工退休后生活的唯—来源。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责任开始了重新定位，从而产生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统一组织，基本保险建立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待遇水平以满足基本需求为标准。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60％。补充保险的建立是在国家政策规范下，由用人单位具体实施，重在使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的改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地区发展水平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个人储蓄性保险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依赖商业保险类机构进行的自愿性养老储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体现

1992年前后，当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个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养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效率，突出激励机制。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个人账户规模为本人工资的11％。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待遇支付分为两部分：—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全国统一制度——系统的管理体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区域性管理，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劳动力难以跨地区流动，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观上的调控权，地区横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风险的能力却很弱；极易导致资金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至此，完成了50年来由企业保险到区域保险再到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的演变，从而在我国养老保险史上写下了最完美的一笔。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标志为：统一和规范企业个人缴费率比例；统—个人账户规模；统一基本养老金支付结构和标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保险自身规律所决定，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业统筹顺利移交地方管理，为统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财务危机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在国际上,养老保险财务危机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及现实原因,这一危机尤其突出,已经威胁到我国现行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本文将在对危机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根本的对策在于转变建制理念.关键词: 养老保险基金, 财务危机, 建制理念, 新隐性债务

当前，在全球172个已经建立并且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基金财务危机。而在我国，这一危机又尤为突出，严重威胁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不能及时应对这一危机，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流产之虞，并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障制度的破产。因此，梳理当前危机成因，找出应对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

调查显示，2001年平均每3.65名在职职工“养活”1个退休职工，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是1.87∶1。到那时怎样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社会保险研究所和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书中指出，我国养老保险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财务危机。主要包括基金收不抵支且缺口逐年上升，风险赔付能力下降以及养老保险基金陷入危机的省市正逐

渐蔓延和加重等。据调查显示，在我国，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基金缺口1999年为187亿元，2000年为357亿元。据专家预测，统筹基金在未来25年间将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年均717亿元，总缺口1.8万亿元；按现行退休年龄推算，赤字运行年限将延长28年，年平均1030亿元，总缺口扩大至2.88万亿元。

尽管当前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是全世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根源以及目前的现实条件，我国的这一财务危机显得尤为严重。

二、我国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财务危机中，一个主要危机就是偿还历史债务的压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制成本”。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本”。这一历史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还存在争议。①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这种空账运行就使得统账结合的新制度又回归到本质上的现收现付制。据专家测算，截止到2002年底，国内养老保险累计的个人空账规模为4800多亿元，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3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空账规模达14万亿元。

导致这一债务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采取了急于求成的推进方式。改革前，由于“文革”的破坏，职工养老保险已经退化为单位保障，虽然在“文革”结束后也出台了一些恢复性的制度规定，但是单位自保的状态并没有改变，还未实现社会统筹。另外，对于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问题也还未找到有效的化解办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从传统的、由单位负责的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一步跨入全新的部分积累模式，显然操之过急。尽管新制度的框架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却因缺乏现实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扎实准备与预案筹划，不仅未能真正解决原有体制下存在的基金不足问题，而且还带来了沉重的转制成本。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根据《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调查，广东一些地方为暂时缓解眼前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个体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员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即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50％征收养老保险金。从表面上看，眼前的支付危机暂时避免了，但是从长期看，“新人”的养老保险在财务上难以达到平衡，这就形成了“新隐性债务”。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1999年因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不到位一项，就造成欠收养老基金472亿元。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其三，企业少报、漏报、瞒报上缴基数。按照现行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职工工资总额是我国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由于我国劳动报酬非工资化、工资非货币化严重以及劳动保险统计不够规范、准确和完善，就形成了统计工资总额大大小于实际工资总额。另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稳定的缴费工资总额又少于统计工资总额，综合这两种情况，可能使缴费工资总额缩小33％左右。据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检查，1993年漏报733.6万元违纪款中，其中有534.6万元，占72.8％是因企业漏报工资总额所造成的。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老龄人抚养比②的快速提高使养老基金的支付增加，收缴减少，加重了入不敷出的矛盾。如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老龄人抚养比分别为7.43％、6.39％、7.98％、8.33％和9．92％。据推算，今后30年我国老龄人抚养比将继续快速升高，到2030年将会超过20％。另一方面，对现行的个人账户积累基金发放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个人账户养老金现行的支付方式假设职工退休后平均只活10年，而且制度规定，10年后个人账户支付给退休者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如果未满10年退休者去世了，则家属可以继承其剩余部分。当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高寿老人越来越多时，这种只有补贴、没有任何结余的个人养老保险积累制度显然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据对上海、广东、山东等13个省、市的调查，从1995至1997年3年间，新增离退休人员164.4万人，其中提前退休人员为51.7万人，占当期离退休人员总数的31.4％，年均支付提前退休的养老金为18.8亿元，占当期离退休金总额的23.5％。③

允许提前退休主要是出于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其他国家也曾经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用鼓励提前退休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但后来都被实践证明这对解决失业问题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却对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侵蚀，致使养老保险发生危机。1982年出版的由美国劳工部就业标准局就业与退休问题专家M·H·莫里森撰写的《老龄经济学——退休的前景》反对提前退休，他强调“退休年龄对退休金费用有相当大的影响。在60岁开始退休，所领退休金的每一美元现值，大约要比65岁退休的高15％；如果55岁退休则将近高30％”。1985年出版的由著名老年经济学家J·H·舒尔茨撰写的《老年经济学》则指出“一旦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60岁，退休金费用就要增加50％左右”。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的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自1992年开始，各地相继进行了两次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改革，导致退休金水平上升。另外，为弥补物价和工资指数增长建立的调整机制，也极大地提高了养老基金的需求总量。尤其是2004年上半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通货膨胀率为3％，这给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在基金支付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却依然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投资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对滚存结

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都比较严重。

第二篇：中国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浅谈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研究与改革

文章摘要：老年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养老制度是大多数国家老年保障的基本形式，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在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养老保险制度所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面临的老年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步履维艰的旧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探索与理论

关于两种筹资模式的运行机制的研究，经济学界大都借助于萨缪尔逊引进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和论证。Samuelson 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个纯储蓄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此后 Aaron 在迭代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得出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袁志刚利用两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伦的结论，另外指出在完全积累制下，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金融市场的资本报酬率即市场利率，而索洛增长模型推导出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表明，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因而完全积累制下的养老金增长也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孙树菡对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进行总结，其形式概括起来有两大类：小调整和大改革。小调整是指，在不对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着力缓解该制度财务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其主要趋势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延长享受退休待遇应满足的服务年限来调整领取退休待遇的资格条件；通过提高缴费率和放宽缴费基数的限制来改变缴费结构；通过减低缴费基数和改变调整养老金的指数化方式来降低退休待遇的支付水平；以及通过改进基金的管理方式，增大基金管理者的管理权限，扩大基金的投资范围，来促进基金更有效地增值。大改革则是对现行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包括基金筹措方式和待遇计发方式的变革。具体形式包括：筹资方式由现收先现付制转为完全积累制，或者相反，养老金的计发方式由待遇确定型转为缴费确定型，或者相反。在实际中，实行“大改革”国家的改革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现收先付式、待遇确定型制度转为现收先付式、缴费确定型制度;二是由现收先付式、待遇确定型制度转为完全积累式、缴费确定型制度。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研究

穆怀中认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体制阶段（1951-1980年）、社会统筹试点及实施阶段（1981-1990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阶段（1991-2000年）。他指出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养老保险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按其成因分，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环境因素，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第二类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隐性债务；第三类是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不健全。同时还存在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技术手段不先进等问题。

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保险费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Prescott 更是论证了在劳动力供给弹性很高的情况下，即使对现有工作人员加税，也解决不了养老金支付危机问题。同时，他们都认为个人储蓄账户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一制度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冲击将缩小。

肖严华则通过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长率越低，越难以证明一个养老保险基金为零的完全现收现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长率越低，要达到修正黄金规律所需要的最优养老保险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过管理最优养老保险基金，才可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程永宏反驳了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观点，他构造了一个以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关系来反映在职者养老金负担率的模型，数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发生支付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他运用预测的 2001 ～ 206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下，只要人均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3%，或总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4%，现收现付制就不会发生支付危机。Nicholas Barr 论证了基金制同样不能解决人口变化带来的冲击，因为人口变化带来的根本问题是整个产出的下降，如果养老金领取者的消费需求超过工人的储蓄需求，商品市场上物价的上涨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的年金购买力，资本市场上的供给过剩则会引起资本价格的下降，导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对减少。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度下，直接用于当期支付的缴费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而个人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门的储蓄减少了。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公共养老金制度通过“挤出储蓄”和“挤进储蓄”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他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资产替代效应远远大于引致退休效应，导致私人储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而引进个人积累制的养老计划，将提高私人储蓄，进而改进经济的效率，即使现收现付制度不会减少储蓄，由它向基金积累制转变也必然会引起个人储蓄的增加。费尔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国当前的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为完全积累的缴费确定型制度，会在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给 GDP 带来年均 0.1% 增长。考特里可夫（Kotlikoff）则认为，这种变化将使美国资本总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GDP 增加 11%，实际工资水平增长 317%。

宋健敏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养老保险的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将个人储蓄转变为社会共同的储蓄，社会储蓄量和总资本存量不发生改变，完全基金积累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现收现付制下，个人的养老保险保费支付与养老金领取是分离的，个人扩大消费倾向会导致储蓄下降，进而使得社会总资本存量减少，由此引发经济增长率下降。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发出三个文件，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纲领。在此背景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也加大了中国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杨翠迎指出中国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较为全面，而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缺位，目前多数农村人口仍然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进行养老。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承担财政责任，学者达成一致。陆解芬认为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财政责任。李迎生认为国家应兑现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根本需要来看，财政责任是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第一责任，并指出国家的投入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的一部分运行成本和承担给付养老金的不足部分。

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并认为如果经济确如所预测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长，全国性的、真正的农民年金保险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

马利敏从世界经验着手，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以吸引绝大多数农民参加该计划。梁鸿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趋势与改革

劳伦斯·汤普森（Lawrence Thompson）说改变养老保险成本的政策有以下三种方式:改变公共计划中的退休年龄；调整公共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或将成本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穆怀中、柳清瑞认为养老保险有实行省级统筹的必要性。根据辽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市级统筹范围小、层次低，基金管理分散，调剂力度小，抗风险能力弱。为建立和完善长期稳定的养老保障机制，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是完全必要的。

袁志刚则指出从理论上来讲，两大体系对储蓄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只要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当现收现付制下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通过个人积累制的引进，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恢复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因此，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的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的改进。

据尚长风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进的做法，只要以财政收入总额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够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对资金的需求。卢海元认为只要对现行农村发展政策进行微调，政府就能既承担起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责任，又收到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等多重政策效果。基于改变目前占中国人口 70% 的农民基本没有老年社会保障的现状，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最低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构想。该构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费，开始时养老金额要低，并考虑到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这一构想的实施将加快农村脱贫的进程，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并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弊端和问题提出以下策略：扩大基金来源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对养老金投资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资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经过严密的精算之后将资金投资于风险相对比较大的投资工具，以期获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沈士仓认为要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以确保其保值增值。对“老人”而言，国家必须明确责任，建立各级政府负责的养老金财政补助制度，保证其养老金的发放。对“中人”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可采用名义账户或发行认证债券。同时，要积极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发展机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朱青就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对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筹资模式的转轨必须解决“隐性养老金负债”问题。这种隐性负债无论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偿还都会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国可以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办法来解决转轨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和国有企业普遍的资产质量状况，这种做法很可能是“能卖的卖不掉，能卖掉的不能卖”。也有人提出可借鉴智利等国的做法通过发行“承认债券”来为转轨融资，但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将政府的隐性负债变成了显性负债，仍然缓解不了政府的偿债压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障体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养老保险应逐步全面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体，而农民工正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庞大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应该立即建立有关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框架之内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因为一旦农民工为社保网络所覆盖，他们才会有“精力”去考虑如何提高父母辈老人的福利水平问题。袁春瑛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参考文献：

朱青：《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构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劳伦斯·汤普森：《老而弥智——养老保险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版 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2001 袁志刚、葛劲峰：《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 [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杨翠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何去何从》 [J].商业研究 ,2005 陈彩霞：《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 [J].人口研究 ,2000

陆解芬：《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建设中的任用》 [J].理论探讨 ,2004 汪柱旺：《农村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职责分析 》[J].软科学 ,2006 张晖：《我国农村应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 [J].人口学刊 ,1997 沈士仓：《养老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的目标风险及对策》.浙江学刊 袁春瑛：《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更改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 [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2;(6)马利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请缓行》 [J].探索与争鸣 ,1999 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刘俊霞：《收入分配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穆怀中、柳清瑞：《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第三篇：中国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浅谈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研究与改革

摘要：老年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养老制度是大多数国家老年保障的基本形式，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在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养老保险制度所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面临的老年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步履维艰的旧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探索与理论

关于两种筹资模式的运行机制的研究，经济学界大都借助于萨缪尔逊引进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和论证。Samuelson（1958）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个纯储蓄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此后 Aaron（1996）在迭代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得出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袁志刚利用两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伦的结论，另外指出在完全积累制下，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金融市场的资本报酬率即市场利率，而索洛增长模型推导出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表明，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因而完全积累制下的养老金增长也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孙树菡对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进行总结，其形式概括起来有两大类：小调整和大改革。小调整是指，在不对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着力缓解该制度财务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其主要趋势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延长享受退休待遇应满足的服务年限来调整领取退休待遇的资格条件；通过提高缴费率和放宽缴费基数的限制来改变缴费结构；通过减低缴费基数和改变调整养老金的指数化方式来降低退休待遇的支付水平；以及通过改进基金的管理方式，增大基金管理者的管理权限，扩大基金的投资范围，来促进基金更有效地增值。大改革则是对现行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包括基金筹措方式和待遇计发方式的变革。具体形式包括：筹资方式由现收先现付制转为完全积累制，或者相反，养老金的计发方式由待遇确定型转为缴费确定型，或者相反。在实际中，实行“大改革”国家的改革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现收先付式、待遇确定型制度转为现收先付式、缴费确定型制度;二是由现收先付式、待遇确定型制度转为完全积累式、缴费确定型制度。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研究 穆怀中认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体制阶段（1951-1980年）、社会统筹试点及实施阶段（1981-1990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阶段（1991-2000年）。他指出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养老保险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按其成因分，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环境因素，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第二类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隐性债务；第三类是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不健全。同时还存在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技术手段不先进等问题。

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保险费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Prescott 更是论证了在劳动力供给弹性很高的情况下，即使对现有工作人员加税，也解决不了养老金支付危机问题。同时，他们都认为个人储蓄账户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一制度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冲击将缩小。

肖严华则通过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长率越低，越难以证明一个养老保险基金为零的完全现收现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长率越低，要达到修正黄金规律所需要的最优养老保险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过管理最优养老保险基金，才可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肖严华，2004）

程永宏（2005）反驳了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观点，他构造了一个以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关系来反映在职者养老金负担率的模型，数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发生支付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他运用预测的 2001 ～ 206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下，只要人均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3%，或总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4%，现收现付制就不会发生支付危机。

Barr 论证了基金制同样不能解决人口变化带来的冲击，因为人口变化带来的根本问题是整个产出的下降，如果养老金领取者的消费需求超过工人的储蓄需求，商品市场上物价的上涨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的年金购买力，资本市场上的供给过剩则会引起资本价格的下降，导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对减少（Nicholas Barr，2000）。

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度下，直接用于当期支付的缴费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而个人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门的储蓄减少了。费尔德斯坦认为，公共养老金制度通过“挤出储蓄”和“挤进储蓄”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Martin Feldstein，1974）。他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资产替代效应远远大于引致退休效应，导致私人储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而引进个人积累制的养老计划，将提高私人储蓄，进而改进经济的效率，即使现收现付制度不会减少储蓄，由它向基金积累制转变也必然会引起个人储蓄的增加。费尔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国当前的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为完全积累的缴费确定型制度，会在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给 GDP 带来年均 0.1% 增长。考特里可夫等人则认为，这种变化将使美国资本总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GDP 增加 11%，实际工资水平增长 317%（Kotlikoff，1979）。

宋健敏（2002）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养老保险的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将个人储蓄转变为社会共同的储蓄，社会储蓄量和总资本存量不发生改变，完全基金积累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现收现付制下，个人的养老保险保费支付与养老金领取是分离的，个人扩大消费倾向会导致储蓄下降，进而使得社会总资本存量减少，由此引发经济增长率下降。

改良主义学派的巴罗则提出了生命周期模型，认为每一代人都通过他们的孩子与下一代人发生关系，现收现付制减少私人储蓄的结论就值得怀疑（Barro，1974）。Diamond 等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被自愿性储蓄减少所抵消的程度才是关键。实践也证明，在实施基金积累制的智利，由于强制性养老储蓄代替了其他自愿形式的储蓄，国民收入中的储蓄率总体上并没有变化，只是储蓄形式发生了转移。另外，Diamond 还认为养老基金投资与资本市场回报率高于 GDP 的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Diamond，1965）。Barr 则认为积累制下的未来产出高于现收现付制这一论证过程至少需要三个环节（Barr，2000）：积累制带来比现收现付制高的储蓄率→较高的储蓄转变成更多更好的投资→投资又带来产出的提高。但是，储蓄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新的投资，投资也不能自动带来增长。此外，储蓄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时期面临更复杂的状况。

袁志刚则指出从理论上来讲，两大体系对储蓄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只要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当现收现付制下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通过个人积累制的引进，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恢复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因此，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的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的改进。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发出三个文件，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纲领。在此背景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也加大了中国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杨翠迎指出中国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较为全面，而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缺位，目前多数农村人口仍然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进行养老。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承担财政责任，学者达成一致。陆解芬（2004）认为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财政责任。李迎生（2005）认为国家应兑现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2006）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根本需要来看，财政责任是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第一责任，并指出国家的投入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的一部分运行成本和承担给付养老金的不足部分。

据尚长风（2001）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进的做法，只要以财政收入总额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够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对资金的需求。卢海元认为只要对现行农村发展政策进行微调，政府就能既承担起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责任，又收到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等多重政策效果（卢海元 2003a）。基于改变目前占中国人口 70% 的农民基本没有老年社会保障的现状，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最低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构想。该构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费，开始时养老金额要低，并考虑到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这一构想的实施将加快农村脱贫的进程，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并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申策、John Williamson，2006）

张晖（1997）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并认为如果经济确如所预测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长，全国性的、真正的农民年金保险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

马利敏（1999）从世界经验着手，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以吸引绝大多数农民参加该计划。梁鸿（1999）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趋势与改革 ？就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弊端和问题提出以下策略：

1.扩大基金来源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对养老金投资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资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经过严密的精算之后将资金投资于风险相对比较大的投资工具，以期获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2.阶段性提高退休年龄尤其是妇女的退休年龄。降低老年抚养比例，减轻养老金发放的沉重压力。提高退休年龄还可以在减少退休人口的同时相应地增加在职人口的数量，从而可以降低赡养比率。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如果各提高5岁的话，当前退休人口会减少1000万，在支付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养老金的支出可以减少1／3。

3.积极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即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强化个人自保的意识，加强企业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使得养老保险的各个支柱都得以发展和完善，为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打好基础，为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促进个人账户实账运行创造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4.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1)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2)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以确保其保值增值。(3)对“老人”而言，国家必须明确责任，建立各级政府负责的养老金财政补助制度，保证其养老金的发放。(4)对“中人”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可采用名义账户或发行认证债券。同时，要积极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发展机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5.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实行收支两条线，保证专款专用，建立省级或省级以上的管理系统，做到统一管理。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监管，应由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机构来进行监管。对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险的监管，也应该由政府直属机构进行监管，实行统一集中的监管模式。

6.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障体系。一项社保计划应该和能否覆盖哪些人群，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所决定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养老保险应逐步全面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体，而农民工正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庞大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应该立即建立有关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框架之内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因为一旦农民工为社保网络所覆盖，他们才会有“精力”去考虑如何提高父母辈老人的福利水平问题。

朱青（中国人大教授）就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 对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1)目前我国财政对养老社会保险计划进行补贴的方式仅为弥补其出现的赤字，但考虑到我国企业的养老社会保险缴费率已经很高，而且还有提高的压力，所以今后财政应加大对养老保险计划的补贴力度。可以考虑按养老社会保险计划支出的一定比例进行定期补贴。增加补贴的力度意味着政府加大用一般预算收入为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筹资。为了提高养老社会保险缴费的收缴率，我国目前正在探讨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我国养老社会保险计划具有个人账户的成分，而企业和个人向个人账户的缴费具有明显的返还性，所以将这种缴费称为“社会保险税”是不恰当的。

(2)出于以下几点考虑，我国当前并没有必要将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筹资模式转为基金式：1)我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很高，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因而从理论上说我国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筹资模式没有转轨的必要性；2)我国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少儿负担率也趋于下降，未来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将保持平稳，这十分有利于我国从资源和财力上应付人口老化；3)从各方面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有可能满足“艾隆条件”；4)未来人口老化高峰来临时可以通过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调整来降低老年人的制度性依赖率；5)通过增加政府的一般预算补贴可以减轻养老社会保险缴费增长的压力。

(3)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筹资模式的转轨必须解决“隐性养老金负债”问题。这种隐性负债无论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偿还都会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国可以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办法来解决转轨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和国有企业普遍的资产质量状况，这种做法很可能是“能卖的卖不掉，能卖掉的不能卖”。也有人提出可借鉴智利等国的做法通过发行“承认债券”来为转轨融资，但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将政府的隐性负债变成了显性负债，仍然缓解不了政府的偿债压力。

(4)我国当前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方面基本上还属于空白，但在我国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具有重要意义：1)它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家只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一发展战略的必要的配套措施；2)它可以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造以及证券市场的完善创造有利条件。但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目前亟须国家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还需要明确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经办机构。现阶段，企业举办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可以来取参加人寿保险公司团体养老保险的方式；大中型企业举办补充养老保险还可以来取“自身保险”的办法，但应实行“外部积累法”，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今后，随着我国《信托法》等相关法规的出台，企业还可以采取加入养老基金会的方式举办补充养老保险。

(5)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配套环节，国有企业长期依附在国有商业银行身上获取资金的状况必须得到扭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是今后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主要以散户投资者为主，这种局面既不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也不利于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是发展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而从国外的经验看，发展机构投资者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等私人养老金计划。

(6)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市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股市风险过大，不适宜退休职工“保命钱”的投资；二是公共养老基金规模较大，如果由政府集中投资，容易对股票市场形成冲击。另外，从我国的情况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中存在着个人账户成分，这部分养老金属于确定缴费型，如果政府将职工个人账户上的养老储备基金委托给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负责投资，而这些金融机构一般又不会承诺最低的投资收益率，这时如果政府不向退休职工提供最低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担保，则投资风险全部要由职工个人来承担；如果政府提供最低养老金的担保，投资风险就要由政府承担。出于上述考虑，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以投资国债为主。目前我国国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购买国债实质上是国家用养老保险基金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这在当前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趋势探讨

一般来讲，养老金的筹资模式有三种：一是现收现付制，即用年轻在职一代人的收入来支付当代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其实质是收入在代际之间重新分配；二是完全积累制，即把当代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强制储存起来，放入个人账户，为将来的养老之需做储备，当代人供养当代人，其实质是个人生命周期内资产的时序转移；三是部分积累制，即将当代人养老费用的一部分由社会统筹即代际转移来支付，一部分由当代人工资的部分储蓄来支付，其实质是代际转移的“横向分配”和代内转移的“纵向分配”相结合的筹资模式

中国政府选择部分积累制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将带来的冲击和压力，最主要的是由本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而决定的。世界各国的实践也证明，在老龄化的冲击下现收现付制已经纷纷陷入养老金的清偿危机，而完全积累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来说实施起来又不符合实际，惟有部分积累制一方面顾及了社会公平——代际转移支付，强化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有利于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又兼顾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有利于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三者责任共担的机制。责任主体是国家、企业和个人。由企业和个人分担保险费，政府承担社保机构的管理和运营费用，在基金不足的情况下由财政拨款加以补贴，分散了原来只有企业养老的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保意识淡薄的现状。另外，强化了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不缴费者不受益，多缴费者多受益，增强了人们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促进了公平和效率的共同发展，以及多层次社保体系的形成。

三、中国现行养老体制存在的弊端

现行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这对即将进入老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同时又正值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尽快完善现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完成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转移的过程，将养老保险推向高效、快速、健康发展的轨迹。

要对现行体制进行完善与改进，必须首先明确当前中国现行养老保险体制所存在的弊病和问题：

1.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保费欠缴的情况非常严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保费收不抵支，原有的积累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却不断减少。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2.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我国当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到统账结合制的转变是一次根本性的体制变革。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却形成了一种在资金流程上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空账”运行机制。1997年《决定》指出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由企业缴费形成的社会统筹部分解决。这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退休职工养老之需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速，除去个人账户积累的“社会统筹”部分根本不足以用来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再加上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资金的“混账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挪用”个人账户中的基金来填补养老金支付空缺的现象，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当前个人账户空账累计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

3.退休年龄偏低，且男女性别在退休年龄上差距太大。退休年龄的高低决定着领取养老金时间的长短，退休年龄越高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短，即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基金需求就会越少。而退休年龄越低，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长，即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基金需求就会越多。所以退休年龄这一变量也是关系到养老保险制度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我国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偏低的退休年龄是导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加上生活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国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有关专家预测我国2000年老年抚养比为 10%，2010年为18.6%，2020年为26.3%，2030年为40.2%，2050年为58.7%，2060年为 60.3%。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要明显高于男性，而且在老龄人口中女性占的比例也远远大于男性，在我国，女性要比男性早5年退休，这不仅导致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加重，而且也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障。

4.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居高不下。养老金的替代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公共养老金水平的高低，即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越高，公共养老的支出水平就越高。我国当前已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替代率为80%，有时甚至高达90%以上，这个水平远高于 40%—60%的国际水平。

5.基金管理效率低下。我国规定养老金在留足2个月的支付以外，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企业债券、投资股市，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但是目前我国养老金仍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银行储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无法满足老龄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在基金的使用、投资、运营等方面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基金管理监管机制的缺位导致基金的挪用、贪污，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6.尽管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狭窄，但是将所有人全部纳入养老保险范围之内，未免操之过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现状仍然不具备将所有人都纳入老年“安全网”的条件。因为经济条件是社会保障运行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如何发展和完善社保体系就犹如纸上谈兵。所以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言，在当前正处于转型的当口，由转制所带来的高昂的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正困扰着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此时若再将农村老人也纳入养老保险的体系，会使养老金入不敷出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起城镇的老龄化程度要严重得多，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21世纪中叶，农村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将达到城镇的1.2倍，农村的老年抚养比要比城镇的高出 31.4%。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当前仍应当以家庭养老为主，待各方面条件成熟以后，再考虑将其纳入养老保险的框架之内。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工作为当代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大都由青壮年组成的，将其划入养老保险的范围之内，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危机问题，而我国当前尚没有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任何规章制度的建立。

四、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所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扩大基金来源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对养老金投资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资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经过严密的精算之后将资金投资于风险相对比较大的投资工具，以期获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2.阶段性提高退休年龄尤其是妇女的退休年龄。降低老年抚养比例，减轻养老金发放的沉重压力。提高退休年龄还可以在减少退休人口的同时相应地增加在职人口的数量，从而可以降低赡养比率。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如果各提高5岁的话，当前退休人口会减少1000万，在支付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养老金的支出可以减少1／3。

3.积极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即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强化个人自保的意识，加强企业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使得养老保险的各个支柱都得以发展和完善，为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打好基础，为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促进个人账户实账运行创造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4.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1)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2)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以确保其保值增值。(3)对“老人”而言，国家必须明确责任，建立各级政府负责的养老金财政补助制度，保证其养老金的发放。(4)对“中人”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可采用名义账户或发行认证债券。同时，要积极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发展机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5.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实行收支两条线，保证专款专用，建立省级或省级以上的管理系统，做到统一管理。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监管，应由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机构来进行监管。对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险的监管，也应该由政府直属机构进行监管，实行统一集中的监管模式。

6.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障体系。一项社保计划应该和能否覆盖哪些人群，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所决定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养老保险应逐步全面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体，而农民工正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庞大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应该立即建立有关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框架之内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因为一旦农民工为社保网络所覆盖，他们才会有“精力”去考虑如何提高父母辈老人的福利水平问题。

太原日报关于养老保险的历史和现http://epaper.tynews.com.cn/shtml/tyrb/20090226/197441.shtml

状的评论解决办法1.朱青（中国人大教授）《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 关于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本书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1)目前我国财政对养老社会保险计划进行补贴的方式仅为弥补其出现的赤字，但考虑到我国企业的养老社会保险缴费率已经很高，而且还有提高的压力，所以今后财政应加大对养老保险计划的补贴力度。可以考虑按养老社会保险计划支出的一定比例进行定期补贴。增加补贴的力度意味着政府加大用一般预算收入为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筹资。为了提高养老社会保险缴费的收缴率，我国目前正在探讨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我国养老社会保险计划具有个人账户的成分，而企业和个人向个人账户的缴费具有明显的返还性，所以将这种缴费称为“社会保险税”是不恰当的。

(2)出于以下几点考虑，我国当前并没有必要将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筹资模式转为基金式：1)我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很高，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因而从理论上说我国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筹资模式没有转轨的必要性；2)我国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少儿负担率也趋于下降，未来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将保持平稳，这十分有利于我国从资源和财力上应付人口老化；3)从各方面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有可能满足“艾隆条件”；4)未来人口老化高峰来临时可以通过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调整来降低老年人的制度性依赖率；5)通过增加政府的一般预算补贴可以减轻养老社会保险缴费增长的压力。

(3)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筹资模式的转轨必须解决“隐性养老金负债”问题。这种隐性负债无论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偿还都会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国可以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办法来解决转轨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和国有企业普遍的资产质量状况，这种做法很可能是“能卖的卖不掉，能卖掉的不能卖”。也有人提出可借鉴智利等国的做法通过发行“承认债券”来为转轨融资，但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将政府的隐性负债变成了显性负债，仍然缓解不了政府的偿债压力。

(4)我国当前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方面基本上还属于空白，但在我国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具有重要意义：1)它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家只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一发展战略的必要的配套措施；2)它可以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造以及证券市场的完善创造有利条件。但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目前亟须国家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还需要明确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经办机构。现阶段，企业举办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可以来取参加人寿保险公司团体养老保险的方式；大中型企业举办补充养老保险还可以来取“自身保险”的办法，但应实行“外部积累法”，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今后，随着我国《信托法》等相关法规的出台，企业还可以采取加入养老基金会的方式举办补充养老保险。

(5)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配套环节，国有企业长期依附在国有商业银行身上获取资金的状况必须得到扭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是今后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主要以散户投资者为主，这种局面既不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也不利于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是发展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而从国外的经验看，发展机构投资者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等私人养老金计划。

(6)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市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股市风险过大，不适宜退休职工“保命钱”的投资；二是公共养老基金规模较大，如果由政府集中投资，容易对股票市场形成冲击。另外，从我国的情况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中存在着个人账户成分，这部分养老金属于确定缴费型，如果政府将职工个人账户上的养老储备基金委托给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负责投资，而这些金融机构一般又不会承诺最低的投资收益率，这时如果政府不向退休职工提供最低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担保，则投资风险全部要由职工个人来承担；如果政府提供最低养老金的担保，投资风险就要由政府承担。出于上述考虑，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以投资国债为主。目前我国国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购买国债实质上是国家用养老保险基金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这在当前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作者： 添加：08/11/05 访问量：3797

不论社会养老保险今后是否能完全取代家庭养老，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行性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承担财政责任，学者达成一致。陆解芬（2004）认为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财政责任。李迎生（2005）认为国家应兑现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2006）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根本需要来看，财政责任是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第一责任，并指出国家的投入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的一部分运行成本和承担给付养老金的不足部分。

但面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负担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有水平甚至更高水平的责任的问题，则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已具备。

据尚长风（2001）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进的做法，只要以财政收入总额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够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对资金的需求。卢海元认为只要对现行农村发展政策进行微调，政府就能既承担起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责任，又收到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等多重政策效果（卢海元 2003a）。基于改变目前占中国人口 70% 的农民基本没有老年社会保障的现状，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最低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构想。该构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费，开始时养老金额要低，并考虑到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这一构想的实施将加快农村脱贫的进程，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并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申策、John Williamson，2006）。

观点二：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尚不具备。

马利敏（1999）从世界经验着手，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以吸引绝大多数农民参加该计划。

梁鸿（1999）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杨翠迎（1997）、张晖（1997）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并认为如果经济确如所预测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长，全国性的、真正的农民年金保险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

不难发现，进入 21 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我国已具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

四、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

第一个观点：分类分层。郑功成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臵，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郑功成，2002a）。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目前农村既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实施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农村中等收入地区，农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金产品来实现。总而言之，在一种渐进的动态整合中，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陈志国，2005）。

第二个观点：“三结合保障”。杨翠迎（2005）认为，面对庞大的农村人口群，单纯地靠哪一种养老方式都难以担此重任。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袁春瑛（2002）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

第三个观点：创新制度。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进城农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 + “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 + “产品换保障” + “土地换保障”（卢海元 2003b）。闫艾茹（2003）和孙洁（2004）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目前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选择，也符合国际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

五、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比较

养老保险有两种基本的筹资模式，即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scheme）和基金制（funding scheme）。现收现付制是通过征收收入税的方式为养老金进行融资，并以在职工人的缴费支付当前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因而具有较强的代内与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基金制是职工在工作期间缴费，建立一个专门的延期支付的养老基金，从退休时开始支付，直至其生命周期终结，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较强的储蓄与经济增长功能（何樟勇、袁志刚，2004a）。

（一）、两种模式的运行机制。关于两种筹资模式的运行机制的研究，经济学界大都借助于萨缪尔逊引进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和论证。Samuelson（1958）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个纯储蓄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此后 Aaron（1996）在迭代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得出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袁志刚利用两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伦的结论，另外指出在完全积累制下，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金融市场的资本报酬率即市场利率，而索洛增长模型推导出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表明，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因而完全积累制下的养老金增长也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袁志刚，2001a）。

（二）、两种筹资模式的比较。学术界对这两种筹资模式的优劣各执一词，本文将从应对人口变化冲击的能力，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1、应对人口变化冲击的能力。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保险费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Prescott 更是论证了在劳动力供给弹性很高的情况下，即使对现有工作人员加税，也解决不了养老金支付危机问题。同时，他们都认为个人储蓄账户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一制度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冲击将缩小。肖严华则通过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长率越低，越难以证明一个养老保险基金为零的完全现收现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长率越低，要达到修正黄金规律所需要的最优养老保险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过管理最优养老保险基金，才可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肖严华，2004）。

程永宏（2005）反驳了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观点，他构造了一个以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关系来反映在职者养老金负担率的模型，数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发生支付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他运用预测的 2001 ～ 206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下，只要人均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3%，或总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4%，现收现付制就不会发生支付危机。

Barr 则论证了基金制同样不能解决人口变化带来的冲击，因为人口变化带来的根本问题是整个产出的下降，如果养老金领取者的消费需求超过工人的储蓄需求，商品市场上物价的上涨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的年金购买力，资本市场上的供给过剩则会引起资本价格的下降，导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对减少（Nicholas Barr，2000）。

可见，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究竟史适合采用哪种模式，学界还没能给出一致的答案。

2、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度下，直接用于当期支付的缴费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而个人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门的储蓄减少了。费尔德斯坦认为，公共养老金制度通过“挤出储蓄”和“挤进储蓄”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Martin Feldstein，1974）。他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资产替代效应远远大于引致退休效应，导致私人储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而引进个人积累制的养老计划，将提高私人储蓄，进而改进经济的效率，即使现收现付制度不会减少储蓄，由它向基金积累制转变也必然会引起个人储蓄的增加。费尔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国当前的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为完全积累的缴费确定型制度，会在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给 GDP 带来年均 0.1% 增长。考特里可夫等人则认为，这种变化将使美国资本总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GDP 增加 11%，实际工资水平增长 317%（Kotlikoff，1979）。宋健敏（2002）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养老保险的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将个人储蓄转变为社会共同的储蓄，社会储蓄量和总资本存量不发生改变，完全基金积累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现收现付制下，个人的养老保险保费支付与养老金领取是分离的，个人扩大消费倾向会导致储蓄下降，进而使得社会总资本存量减少，由此引发经济增长率下降。

而改良主义学派的巴罗则提出了生命周期模型，认为每一代人都通过他们的孩子与下一代人发生关系，现收现付制减少私人储蓄的结论就值得怀疑（Barro，1974）。Diamond 等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被自愿性储蓄减少所抵消的程度才是关键。实践也证明，在实施基金积累制的智利，由于强制性养老储蓄代替了其他自愿形式的储蓄，国民收入中的储蓄率总体上并没有变化，只是储蓄形式发生了转移。另外，Diamond 还认为养老基金投资与资本市场回报率高于 GDP 的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此（Diamond，1965）。Barr 则认为积累制下的未来产出高于现收现付制这一论证过程至少需要三个环节（Barr，2000）：积累制带来比现收现付制高的储蓄率→较高的储蓄转变成更多更好的投资→投资又带来产出的提高。但是，储蓄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新的投资，投资也不能自动带来增长。此外，储蓄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时期面临更复杂的状况。

袁志刚（袁志刚，2001b）则指出从理论上来讲，两大体系对储蓄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只要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当现收现付制下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通过个人积累制的引进，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恢复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因此，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的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的改进。

一、目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层次缺失

我国养老金制度模式从1993年提出实施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但作为养老保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年金养老制度推进缓慢，覆盖率小，大部分城镇职工依然仅有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我国政策规定企业只有加入了基本养老保障之后，才允许按政策规定设立企业年金。所以，只有少部分经济效益较好的能源、金融和通讯的企业设立企业年金，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一般只有基本养老金保障，形成企业年金缺位。

（二）基本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低

2006年我国就业人口为76990万人，其中城市就业人数为28310万人，城市就业人口比例为36.77%.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理论覆盖率从2001年的38.8%增长到2006年的42.8%，覆盖率仍不足50%.显示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有效覆盖面较狭窄。

（三）养老保险基金“所有者缺位”

当前，我国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基金实质上是缴费人的资本或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所以，从经济学上产权明晰这一原则出发，理应成立一个代表缴费人利益的组织来对这部分基金进行管理。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是由政府代管，政府成为养老基金的托管人。所以，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上就处于“所有者缺位”继而“所有权悬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发生融资困难和基金被挪用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健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使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不同养老保障制度。与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项目少，社会救助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内容，作为现代社会保障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村才刚刚开始发展，保障制度亟待健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政策的影响，以及农村人口结构逐步老化，农村家庭保障日益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农村人口对政府组织的社会保障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趋势探讨

（一）全面推进多层次养老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多层次养老制度制度体系，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保险机制的要求，应全面覆盖无力缴费的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社会基本养老、企业年金、商业寿险、家庭保障等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模式。

第一层次：加大基本养老保险的执行力度。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供款的模式，即企业和个人为主，政府提供补贴，实行现收现付筹资方式。通过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参保意识、加大执法力度等措施，不断提高参保率。由国家行政部门管理，执行保障和再分配功能。推行激励机制，对于多缴费者可以多领取相应的养老金。

第二层次：鼓励企业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保障。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实行劳动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由企业为主，个人为辅供款，实行积累制筹资方式。对象为企业职工，执行保障和储蓄功能。实行激励机制，保证缴费者退休后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为充分的保障。

第三层次：积极发展商业寿险保障。采用自愿性，由政府提供政策，个人具有经济能力和偏好选择，实行积累制筹资方式。对象为高收入人群，是在具有了基础保障之上的更高层次的保障。执行保障和储蓄功能。政府可视经济发展需要，给予政策扶持。

第四层次：传承家庭养老保障。家庭成员对老人的赡养是互惠互利关系的体现。年轻一代对父母提供照顾，也为自己将来获得子女照顾创造了道德基础，这种供养与反哺的循环使家庭养老能够延续。

（二）扩大非缴费型和基本养老覆盖范围

扩大覆盖范围，是基本社会养老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目前扩大覆盖范围的政策是出于制度内的资金不平衡的需求，缺少统筹机制。这种以扩大覆盖面为手段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压力的政策背景，使非国有企业产生了其缴费将被用作于退休人员较多的国有企业，进行实质上是现收现付性质的收入转移支付的预期，而与此同时，国家又没有对非国有企业及其缴费相对应的养老金承诺做出制度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证。制度漏洞是造成覆盖率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国有、集体企业使用农村、外来劳动力临时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城镇自由职业者、农民工，大部分没有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因为，其中的很多制度规定是很难执行的，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国家规定个体户按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18%～20%缴费，其中的10%～11%记入个人账户，8%～9%记作社会统筹部分。个体户的雇工也是这个总比例，只是个人缴8%～9%，其余由雇主缴纳。自由职业者按这个总比例，全部由个人缴纳。由于操作很麻烦，而且很难得到这些人的理解和信任。更重要的是，规定中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例如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本来是个人全部缴纳的，但是进入社会统筹部分其所有权则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的了，如果他们中途出现意外，继承人只能继承记入个人账户的那部分，很难吸引他们入保，这种规定不被理解。这是非国有经济不愿意参加目前的养老金计划的背景原因，也是扩大覆盖面工作难以推进的原因。

（三）重新界定政府在养老保险体制中的职能

造成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出现“所有者缺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管理过度的结果。当前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基金完全是由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管理的，政府既是监管者，同时又是帐户的直接管理者。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帐户中积累的基金难以得到有效地运作。因此，应当将政府的管理职能限制在社会统筹这一大块，即现收现付部分；而个人帐户中的基金部分，则可考虑借鉴国外管理养老基金的成功经验，成立养老基金会组织来管理个人帐户中的基金，基金会组织应当是专业化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且，为了保证养老基金的管理效率，这样的基金会应当是竞争性的，即成立多个基金会组织，职工可自主地选择决定加入哪一个基金会，也可自由地退出。政府间接作用的增强则表现在加强监管职能方面。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应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督，定期考核其绩效和风险管理水平。

（四）建立城乡有别的养老保障模式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由非缴费普惠性养老模式、缴费性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企业年金及个人寿险储蓄性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等多层次构成。其中缴费性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寿险产品的目标主要是城镇从业人员，是养老保障是发展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寿险储蓄安排的养老保障将成为城镇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补充性质资金来源，也是提高退休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非缴费普惠性养老保障目标是贫困老人，利于消除贫困。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是主体。同时，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均是有效的养老模式，在有条件的地方亦可发展社区养老。

中国当前实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基本上是符合现实国情的。由于改革方案很难尽善尽美，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还存在着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改革进程中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才可能获得成功。

第四篇：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摘要：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农村 城镇 养老保险制度 保险基金 人口老龄化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真正发展是从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对养老保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经历了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个过程。经过近30 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管理服务不断细化，对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深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逐年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伴随市场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养老保障的任务越来越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管理的压力越来越大，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

一、目前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层次缺失

我国总人口的70%多是农村人口，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8000多万人，人口老龄化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矛盾。而农村和城镇又采取不同的养老制度，这又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现阶段，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城镇和乡村不同的制度模式和管理方式，在城镇，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分别实施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主要是家庭养老。我国养老金制度模式从1993 年提出实施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但作为养老保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年金养老制度推进缓慢，覆盖率小，大部分城镇职工依然仅有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我国政策规定企业只有加入了基本养老保障之后，才允许按政策规定设立企业年金。所以，只有少部分经济效益较好的能源、金融和通讯的企业设立企业年金，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一般只有基本养老金保障，形成企业年金缺位。2008 年末全国仅有3.3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数仅为0.1 亿人，占参保人数的5%。

2、基本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低

截至2008 年底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2.19 亿人（含0.5 亿退休金领取者）。农民工参保人数0.24 亿，农村参保人数0.56 亿（含0.05 亿养老金领取者），减去养老金领取者，全国参保人口合计2.44 亿。按2008 年末我国就业人口7.7 亿人计算，其覆盖率仅为32%，68%的就业人口裸露在社保制度之外。显示出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有效覆盖面较狭窄。

3、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实行现收现付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退休人口比重逐年增加，现收现付制必然面临入不敷出的巨大支付风险。因此，我国养老保险体制自1993 年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转轨中的一个困难是在实施基金积累前已退休的老职工（“老人”），以及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中人”），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没有直接为自己进行养老金积累。制度转轨后这批“老人”和“中人”过去的养老金积累，事实上就形成了国家对他们数以万亿计的“隐形债务”。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大多数由企业负担的，以至于由于企业经营效益不好而出现拒缴和拖欠的现象。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报告称：从养老保险的长期运行情景分析，这项基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世界银行2005 年公布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指出，包括4000 多万已退休人员在内，我国2004 年末的参保人数只有1.6 亿多人，仅占城镇人口的30%左右，不及劳动力人口的15%，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让人担忧的是，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仅2001 年到2075 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 万亿元。

4、人口老龄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挑战

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短期财政压力导致的养老金改革虽然并不是由于人口老龄化或与之相关的人口赡养率恶化的结果，但长期财务压力确实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改革养老金制度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是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长期问题。1997 年中国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框架，也就是部分积累制。虽然公共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轨的必要性一直受到置疑，但在制度转轨已经进行到今天，再回到现收现付制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考虑到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有必要立足于现有的制度设计，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当前制度的具体影响。特别是2005 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同时，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个人账户规模和养老金月标准都有所变化。此后，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经不再是20%，整个制度的目标替代率也略有提高中国近年来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本文的测算表明，在整个测算期内，人口老龄化一直要求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保持上升，确实会对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中国经济未来长期保持较快增长（从而保证一定的工资增长率），同时考虑到当前养老保险覆盖面较低，未来还有较大提高余地等因素，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人口老龄化对缴费率升高的要求将会被综合缴费率之比的变化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实际下降所化解。因此，如果考虑到一些参数变化（或调整）的可能性，目前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测算期内是一个财务盈余的制度，这种盈余状况不仅使该制度在测算期内具备了较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而且将为中国2050 年以后应对人口老龄化奠定很

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改进当前的制度设计提供一定的条件。

二、解决的对策

1、建立城乡有别的养老保障模式。城镇从业人员主要是靠缴费性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寿险进行养老保障。非缴费型养老保障目标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贫困老人。同时，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均是有效的养老模式，在有条件的地方亦可发展社区养老。随着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将有差别的养老模式统一向城乡一体化的模式转变。

2、“十一五”期间，要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95％，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60％，同时完成改革公费医疗制度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王岐山说，“十一五”期间要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了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调整最低缴费标准，还要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95%，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60%；同时完成公费医疗制度向医疗保险制度并轨，逐步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向全市统筹过渡。另外，还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化进程。

3、虽然，目前养老保险金收不抵支的情况尚不严重，还未完全“病 入膏肓”，但危机近在咫尺，由于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较大，而且呈现迅速扩大趋势，已有的一点积累将很快告罄，全国性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将接踵而来。若这种局面真的出现，将会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地震”。因此，现在紧急采取相应对策已迫在眉睫，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官员领导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危机感，认真研究现状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通过标本合治的方法，抵御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金收不抵支的危机出现，制止该基金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要阻止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局面出现，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就必须要做到“开源”和“截流”，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见效。

实行更高层次的统筹，是一种解决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有效手段。当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不抵支的危机时，在更大统筹范围内给予基金一定的转移支付，以破解危机，实现社会共济和社会互济功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养老保险的优越性，确保社会稳定，保障离退休人员生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并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注入新的活力。

4、解决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挑战可以考虑在未来适当降低缴费率。尽管我们要偿还转轨成本，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以20%的缴费率而只提供35%的替代率仍然显得缴费率过高①。同时，高缴费率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根据测算，在工资增长率按照方案

二、逐渐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至2050年达到80%、提高退休年龄②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缴费率，标准是以使2016 年以后资金余额大于零的缴费率下降幅度为下限，以使期末累计资金余额大于零的缴费率下降幅度为上限，在养老金指数化水平维持在60%的情况下，可以从2016 年开始降低缴费率2～4 个百分点①。

其次，也可以考虑给城镇无保障老年人发放养老金。由于当前的低覆盖率和制度要求领取基础养老金者的缴费年限必须达到15 年，有大批老年人在未来将无法领到养老金，因此在制度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为城镇无保障老年人发放部分基础养老金。采用与降低缴费率相同的假设，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是使2016 年以后资金余额大于零为下限，以期末累计资金余额大于零为上限。根据测算，养老金指数化水平维持在60%时，可以从2016 年开始为城镇无保障老年人提供平均工资替代率为5%～11%的养老金待遇。当然，无论是降低缴费率还是给城镇无保障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都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

养老保险肩负稳定社会和保障生活的双重职能，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核心任务。中国当前实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基本上是符合现实国情的。由于改革方案很难尽善尽美，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还存在着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认真解决好养老保险体制中现存的问题，才能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1]林宝《人口老龄化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0 年第1 期

[2]赵艳《老保险制度改革存在问题分析》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0 第2期

[3] 张帅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及完善措施》行政与法

[4]尚永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城乡统筹发展》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第五篇：养老保险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2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2.1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养老保障制度则是老年社 会保障制度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养老问题研究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文献 中，自西方现代福利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并经历了数年的快速发展以来，关于养老 保险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效率研究则更加盛行，出现了大量关于养老保险理论的经 典性文献。

1.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普遍认为农民应该同 城市职工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实际上，也是把农民直接纳入全民基本保障制度之中 ①，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期达到福利公平。所以，对养老保险制 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涵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理论是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西方国家有两个主要流派对养老保险理论进行研 究:政治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前者以经验描述的方法重点研究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的变迁过程，指出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后者运用新 古典主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养老金制度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和各种养老金制 度安排产生的经济绩效。在遭遇改革和实践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两派理论出现汲取 对方精华，相互融合、互相补充之趋势。目前，西方国家关于养老保险的基础理论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和市场职能问题、养老保险效应研究、关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财政支持等。

关于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和市场职能问题，政治经济学派以政治因素在养老保险 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政治因素赋予公民养老的 社会权利，提出工业制度论、社会民主论、国家中心论等。工业制度论认为，经济发 展促使社会对服务以及提供这些服务的劳动需求增加导致公共支出包括养老金支出 增加，而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社会民主论认为，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和其他社会 福利计划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社会养老金政策反映了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与政 党之间斗争的结果。国家中心论认为，民主水平对社会保障支出有积极影响。新古典 经济学派以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人在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为出发 点，注重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及政府介入的起源，提出市场失 灵论、个人短视与父爱主义论、再分配论等。市场失灵论认为，逆向选择引起市场失